吉敬容：女附中劳动日记1954-1960 （六）

fuqiangqiang

高  三
（1959.9—1960.8）
1959年10月17日（星期六）
在上周的校办工厂劳动中，我的个人主义虚荣心再现了。去变压器车间劳动，我是小组长。车间的严格劳动纪律是“不准出废品”。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我画的十几个领圈都短了一截，不能用了。同学们都以责备的眼光看着我。我为生产造成的损失而难过，很怕大家对自己产生不好的看法。

后来查清领圈并没画错，情绪一下子又轻松了。我想，自己这么不镇定，这么患得患失，将来国家不会把什么重大工程交给我的。

1959年12月31日（星期四）
五十年代最后一天了。
这个月学校搞了一个“向党献礼”运动，就是向党交心，涌现了一批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我因爸爸的“右倾”问题，自知不够条件。
到处是“红到底，开门红，满堂红”的口号。各班敲锣打鼓向校党委报喜。
传来了好消息，钢铁生产完成了1300万吨，超过1958年的指标60%以上。真是漂亮一仗！校园一片欢呼声（我们也参与了呀）！

1960年1月2日（星期六）
崭新的六十年代开始了。各条战线捷报频传。青年铣工魏高厚，在今年第一天就做完了一年零两天的工作。
在大跃进的祖国面前，我们贡献太少，像罪人一样抬不起头来。

1960年1月6日（星期三）
梅树民先生、童直人先生先后找我谈话，中心都是挖掘小资产阶级思想根源，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今天下午又听军区首长关于毛主席的历史作用的报告，深受教育：一个人只有在群众性的生产斗争中锻炼，才能背叛原阶级；只有和工农群众在一起，才可能有卓越成就。我虽然多少次被祖国大跃进的形势激动，被劳动者的优秀品质感动，被党组织的教育提醒，但是脑子里还有丑恶的东西，世界观没有彻底改变。
不够格，没写入党申请书。

1960年1月23日（星期六）
晚上，传来令人振奋的好消息，祖国第二个五年计划两年就完成了！1959年的工农业生产值比1958年增长31.1%，钢产量达1335万吨！
这真是特大跃进！
上晚自习时，大家在教室里禁不住激动得喊起“祖国万岁！”的口号。

1960年1月30日（星期六）
今天我们在建成的人民大会堂和工人、技术设计人员联欢。我生平第一次见到人民大会堂这样辉煌宏伟的建筑，非常为祖国骄傲！
进到宴会厅，感到十分亲切。记得前年（1958年）11月，我们曾在人民大会堂工地义务劳动，参加挖地基，和建筑工人合作，干得热火朝天。休息时，我们一边吃着馒头，一边畅想着天安门广场西侧的未来。那时，还幻想有一天自己能在人民大会堂里坐坐，走走，没想到这个“未来”来得太快了，今天就成了现实！
前年的新年，我们是在天安门人民大会堂工地和建设者共过的，表演了自己创作的节目，合唱了《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的心》《咱们工人有力量》等。
我们和工人们建立了友谊，今天一提起“实验中学”，他们都还记得，很感亲切。
现在，大会堂建成了，这批建设和创造者又要转战何方呢？

1960年2月7日（星期日）
高三毕业班去体育馆听了教育局孙局长的动员报告，很感亲切，有种动力。他很详细地告诉我们党和国家的要求，及怎样安排好毕业前的五个月。
大家回校纷纷制订了计划（学习、思想、工作、劳动各方面）。在劳动方面，我对自己提了六项要求：
1). 劳动生产课上不出废品，产品率要高，不推卸责任；
2). 不怕脏累，要挑最累、最难、最麻烦的活干；
3). 联系书本知识，至少改进一种操作技术或方法；
4). 每次班值日，都要坚持到全部清扫完，最后干好再走；
5). 星期日干好家务劳动（洗衣、扫地、收拾屋子）；
6). 下乡劳动向农民学习，注意知识理论的实际运用，挑最能锻炼自己的活干。

1960年2月21日（星期日）
我校三十七名同学参加了区三好学生大会。区委韩书记在报告中指出，毛主席说现在我们是“东风压倒西风”，“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要进一步掀起更大跃进高潮。他提了各方面的具体要求，其中关于生产劳动，要三好学生学好党的政策，树立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三个万岁不动摇”（注：人民公社、大跃进、总路线万岁），在劳动中加深工农情感。
我们听着都入了神。追上去，不停步！

1960年3月2日（星期三）
上月24日报纸社论就发出了“种蓖麻”号召，当时认为和自己关系不大。中午吃饭时，校广播站通知大家12：30听团委会广播。有个同学问我什么事儿，我猜是关于“种蓖麻”吧。她当着许多人做了一个鬼脸：“我当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呢！”老实说，我也这样想过，但没表现出来。
中午广播，团委会做了全校种油料支援国家的总动员，说这是党交给青少年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之后，班支委会对个别同学的轻视作了严肃的批评，一个同学还学了那个同学的鬼脸，搞得那个同学气乎乎地说：“好像我的错误严重到反对党，反对党的号召和政策似的！”
对这事我很难过、自责，因为我和她有同样的“一闪念”。

1960年3月5日（星期六）
下午全校开了“班班做先进集体，人人做三好学生”的誓师大会。梅树民先生作了市文教群英会的传达。群英中有位我校去年高三毕业的学生华绍林，打破了世界女子定点跳伞纪录。今天她也返校讲了话。谁会想到，这个梳着小辫的矮胖的小姑娘，义务劳动也很出色，她在校时曾整天为学校印歌本忙碌着！

1960年3月7日（星期一）
报纸上大篇幅登着“三八红旗手”的事迹。3月6日开了广播大会，全国奖励了1万个红旗手和单位。会上提出，妇女要“人人快马加鞭，顶起跃进半边天”。
下午，同学们参加了广播局完成年计划的誓师大会。工人们的誓师像烈火，像钢铁。很受鼓舞，决心作一个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

1960年4月5日（星期二）
街道共产主义化，办起了大食堂，连保姆们也进工厂劳动去了。这样，不少家庭的同学要自己作家务，快毕业了，负担有点重。但这是挖掘劳动力的社会改革，人民公社城市化的第一步，应当支持呀！

1960年5月1日（星期日）
到处是“人民公社城市化”挂牌的报喜锣鼓声。
今年，改变了“五一”庆祝方式，没有统一举办天安门游行，各校自行组织安排。我们班则用“帮厨”劳动过了这个劳动节。全班热情之极，干起活来人声欢腾。团委书记刘秀莹主任洗菜、切菜、炒菜的麻利熟练，令我们吃惊。尤其是切土豆丝的技术，真像技艺表演。听说她家境清贫，要做很重的家务劳动。这套本事一定是长期练出来的！我们住校生和她一起回宿舍时，她颇有感触地说：“咱们忙了一天，真像在家里一样……”我也有同感。

1960年5月20日（星期五）
今天，党总支讨论毕业班的马宴然、刘菊芬、金戈入党。介绍人在介绍中，都强调了她们在参加下乡、工厂和大炼钢铁的劳动中，“能自觉地和自己的错误思想展开斗争”，努力锻炼自己。
我和刘菊芬一起合作编过校团史，喜欢她的朴实，虽是高干子弟，但身上具有劳动人民的特点。

1960年7月27日（星期五）
明天是中学时代最后一次下乡活动，去和平人民公社，任务是拔草除荒，抢种秋菜。根据党中央指示，要千方百计保证秋冬蔬菜的充分供给。我们去劳动，也是为了自己的父老兄弟；秋菜的供给，这是人民公社免费大食堂能否办下去并办好的条件。所以，这次是政治任务。
今年天灾不少，北京前些时旱，现在又要涝。听说全国各地都要“防灾备荒”了。
参加这种生产劳动，又是一次考验。

1960年7月28日~8月5日
我们住在和平公社的农垦技校里。领导让我负责宣传工作，油印《前列报》，半脱产。
我们的备荒军歌诞生了：
劳动大军奔赴最前线，
支援农业个个勇争先，
劳动锻炼全面红又专，
攻坚克险勇敢冲在前……
同来和平公社的，还有女二中和二十三中的，他们也有战地小报。《前列》《前线》《前哨》三份小报相互学习、激励。公社为我们找了个小仓库编稿子、刻蜡版。我们满脸满手全沾了油墨。第一期出来后，质量较差，但举着它像宝贝似的——终归是第一步！
送小报到八班，梅先生对我说：“看看这个活儿吧，体验一下最艰苦的。”原来，八班热火朝天，干的是填坑，要抬土挑筐。梅先生让八班一同学与我合作抬筐。雨后的湿土和野草压着筐底，死沉死沉。一筐，两筐，三筐……脚步开始晃悠了。梅先生给我肩上垫了块毛巾问：“是不是快挺不住了？”我咬咬牙，挺到了最后。
31日，我们班的任务是垫鸭厩，用土把鸭屎鸭尿盖上，又脏又臭，进去就想吐。但班团干部都冲在了前面。
有个同学带病工作不肯回城，不听从休息的决定，还要“上诉”。真让人哭笑不得，耽误了不少时间劝解。汪主任批评我们说，“身在福中不知福。解放前我病了三天，都没人管我。”她又给我们讲将来人民公社机械化的前景，说这是一场伟大的革命。京郊有十一个公社要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这样，共产主义的农村雏形就基本形成了。我们很受鼓舞！
《前列》的“丰收刊”，有多少丰富的内容可写进去呀！结束前一天，我一直干到晚上。同学们热情地接过了这两张红纸——这是我们八天劳动的总结记录！
再见了，中学最后一次难忘的劳动生活！

fuqiangqiang

1960年8月，我从女附中毕业。那年全国高校招生走的是“阶级路线”，即劳动表现和考试成绩并不是第一位的，家庭政治成份和本人思想表现才最为重要。我由于父亲“右倾”、亲友“右派”，自己又曾经“认识不清，立场模糊”，被列入“重点大学不宜录取”之列，分到了第十志愿的北京师范学院。我们这届一批学习劳动尖子也遭到同样境遇，有的比我更惨。但这些同学大多后来成了教学或其他工作单位的骨干，业绩优异。
七十七岁，已进入人生尾末了。回首复看六十多年前的日记，归宁的心绪重又翻腾起来。
教育是什么？在我现在看来，就是教人学会怎样“对外看懂世界，对内明白自己”，从而知道个人该做什么、能做什么以及怎样去做。那么，我们在母校被塑造成了什么样的人？是怎样被塑造的？进入大学和社会后，在我们的人生里，中学刻下了怎样磨灭不了的痕迹？还有哪些又在社会中被生活改变了？今天我们来反观省视校史，有没有想过“双刃剑”的问题？即：是国家、社会、家庭和学校共同铸造了一把“双刃剑”，它雕塑了我们，也割伤了我们！例如唯上唯书、非白即黑这种绝对化的直线型思维教育，就是一把“双刃剑”，在五十年代我的劳动日记中就有具体表现。这也是“文革”在校学妹们为什么会群体参与悲剧制造的一个重要根源。它日积月累，滴水成冰；负面灵魂一旦被诱发，立即会“以革命的名义”惊暴于世！
以上是个人孔见，供研究者参考。

（2017年4月整理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