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亭事件与王洪文其人（陈丕显）（转载）

lrm2222 · 发表于 2010-4-4 17:29:15

                              安亭事件与王洪文其人


                                 陈丕显 ? 来源：易文网

  1966年年底，上海发生了“安亭事件”。“安亭事件”成了全面炮打上海市委，导致后来轰动全国的所谓“一月革命”的导火。

安亭，是京沪线上上海以北嘉定县境内的一个小站。几十年来我多少次乘着列车从它身边经过，却几乎没有注意到它的存在。谁能想到它会在1966年年底的一天，突然成了一个政治舞台，居然在一夜之间闻名全国了？

有一个人这个舞台上上演了他一生中最“得意”的一幕。

这个人就是王洪文。

讲到“安亭事件，不能不先讲讲王洪文。

王洪文是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的干部，党员，当过兵，打过仗，用那的说法就是“根红苗正”。这个人有很强烈的政治野心，“文化大革命” 了他个人野心膨胀的最好温床，而“根红苗正”又恰恰成为他实现个人野心的有利条件。

1966年11月9日，在首都红卫兵驻沪联络站的策划和导演下，以王洪文为头头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了，这就后来臭名远扬的“工总司”。

工总司的头头们是经过北京大学的聂元梓等人串连、煽动而聚集起来的。他们中有上棉七厂的王洪文，上海良工阀门厂的陈阿大，上棉三十一厂的黄金海，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的叶昌明……这伙人于11月6日在愚园路“首都红卫兵驻沪联络站”召开了一个“上海工学串连交流经验会”，在北京来的红卫兵的煽动下，控诉上海市委“镇压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线，提出“上海市委有严重问题，陈丕、曹荻秋要罢官”。王洪文发言说：“我在四清运动中贴过一张大字报，揭发党委包庇反革命，被他们打成右派、反党分子，所以我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认识是比较深的，因为我是受压的。”会上有人提出建立一个上海的工人造反组织，名称叫“上海工人造反司令部”。有人补充说，要加上“革命”两个字，以免别人误解。野心勃勃的王洪文则感到不满足，提出在司令部前面还要加一个“总”字，他说：“叫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全上海的工人就都归我们管了。”造反派们推举谁当总司令时，王洪文又自我吹嘘地向大家介绍说，他当过兵、入党早，是厂里保卫科部一贯表现好等等。于是，大家就推举王洪文当头头，官瘾十足的王洪文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当上了“工总司”的“总司令”。

11月8日，在上海市区大小街道上，贴出了许多“工总司”的海报：

我们上海工人革命造反队定于1966年11月9日(星期三)中午12点在文化广场举行“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大会”。会上将批判和控上海市委压制革命运动，迫害革命群众的罪行，粉碎上海市委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

我们通令上海市委以及各工矿企业的领导，不得用任何借口阻止、刁难革命造反派来参加这次大会，不准戴帽子、扣工资，不准挑动群众斗群众。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筹备组

这个海报一上来就用“通令”的口气与上海市最高一级党委对话，可 “文化革命”一开始，各级党委就处在被动挨打的地位，哪里谈得上什么领导、组、教育群众？

8日上午，“工总司”的代表来到康平路165号上海市委书记处，提出三项条件

一、市委必须承认工总司；

二、曹荻秋必须参加9日的大会，接受批判；

三、提供宣传工具。

工总司头头们限令当天下午2点钟前答复。

市委召开紧急会议，对“工总司”的“勒令”进行了讨论，并给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中央常务书记陶铸同志打电话请示，得到陶铸同志明确答：“不得成立全市性工人造反组织。”市委根据中央1966年9月14日“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精神和陶铸同志的电话答复，决定对“工总司”的要求采取三不方针，即：

不参加“工总司”9日的成立大会；

不承认“工总司”这个造反组织；

不支持“工总司”的活动。

曹荻秋和魏文伯白天开完会，晚上到西郊宾馆来看我。我那时身体还未完全复原，因城里太乱，找的人又多，所以一直在西郊养病。听了曹荻秋他们谈的情况，我表示坚决支持市委的决定坚决支持曹荻秋、魏文伯同志的工作。荻秋表示：工总司这些为首的分子，都是一些有严重问题的社会渣滓，我们不能去参加大会，参加了就要犯错误。

11月9日，工总司在文化广场召开成立大会，宣读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宣言”，宣言声称工总司的任务是“要大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大造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大造一牛鬼蛇神的反！我们要夺权，就是要把人民的权力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中夺回来，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

这个宣言，杀气腾腾，一口一个“夺权”，把江青、张春桥一伙假“文化大革 ”之手，妄图篡权篡位的罪恶阴谋大白于天下，把王洪文一伙靠造反起家的小兄弟们急不可耐要坐江山当皇帝的狼子野心大白于天下。这个宣言是上海第一个公开发出的反革命夺权的动员令，在全国也是最早发出的反革命夺权的信号。
大会进行中，工总司筹备组多次打电话到市委，勒令曹荻秋同到会接受批判，都被曹荻秋同志拒绝了。当晚9点钟，王洪文等人煽动群众游行，要求曹荻秋接见，答应工总的条件，仍被拒绝。于是，王洪文率领部分造反派于第二天晨冲向上海北火车站，声言要“北上告状”。

11月10日凌晨，王洪文、潘国平等人在上海北站采取了“革命行动”。潘国平带二百多人，行登上两节客车，5点钟时北上。王洪文率领了三四百人，强行登上602次列车，命令车站调度室于7点钟发车北上。

严格按照正点运行的火车这时却成了农村里车把式手里的马车，想开就开，想停就停。

602次列车发出后，上海铁路局接到周总理指示，不允许截车北上，不允许破坏全国铁路交通运输。

当天中午，潘国平等人被拦阻在南京车站，602次列车上的王洪文等人于上午8点被拦阻于安亭车站的岔道。

当天清晨，《人民日报》发表了《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要求广大工人按照《十六条》的规定，绝对不允许停止生产闹革命。《人民日》社论发表后，上海市委立即派出大批干部，由华东局书记韩哲一带队赶往安亭，向造反队员宣传社论精神，劝他们返厂生产。

陈伯达受命于周总理，一方面电告韩哲一，要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顶住，决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一方面发出致安亭的上海工人电。电文上说：“你们这次的行动，不但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了全国的交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们立即改正，立即回到上海去，有问题就地解决。”通知还说中央文革将派张春桥即日赴沪处理此事。

有总理的指示，有《人民日报》社论，有市委内部的统一，加上陈伯达受命于总理的指示，本来形势应该是能够得到控制的。一些工人在听了市委派来的干部的劝说后，已经陆续乘上卡车返回上海。然而，这个大好形势却在王洪文造反行动的蓄意升级和阴谋家、野心家张春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导演下，酿成了轰动全国的重大事件，把上海市委逼入绝境。

当时，王洪文、黄金海等人感到形势不妙，再拖下去队伍就会瓦解，便决定孤注一掷拦截北上的列车。王洪文说：“要拦就要拦在国内外能造成重大影响的列车。只有事态闹大了，才能迫使中央解决问题。”于是他们决定拦截上海开往北京的第14次快车。他们派出一部分人站到安亭通往上海的铁轨上，示意火车停车；另一部分亡命徒则在安亭站卧轨拦车。中午12点，14次列车被拦阻在安亭车站，造成沪宁线铁路中断。从11月10日上午9点12分起，这条南北大动脉被迫中断31小时34分。

事件发生后，市委十分焦急，一方面要说服工人回沪回厂，另一方面又要对这些造自己反的工人群众的安全和健康负责。10日上午，市委组织送去一万五千个面包以及棉大衣、被等御寒物资，并且动员安亭车站的广大职工不分昼夜烧水烧饭送衣，有些年老体弱的工人因为饥寒交迫，连日疲惫，已至气息奄奄的危险境地。可是，王洪文他们硬逼着工人不准离开，以便造成事端，给上海市委制造“罪证”。

市委感到单靠市委已经无力回天，盼望能借中央力量扭转局势。

11月11日晚10点钟，张春桥自北京乘空军专机飞抵上海。照道理讲，张春桥应该先跟市委同志见个面，至应该通一个电话，了解一下情况。可是张春桥却不，刚下飞机便一头扎到造反派堆里去了。

张春桥下飞机后，事先等候在上海机场的市委工作人员要求张先与市委负责人见面或通话张置之不理，却径直与首都红卫兵驻沪联络站通了话，要他们派人协助解决“安亭事件”。

张春桥在处理“安亭事件”的整个过程中，耍尽了政治手腕，阴一套，阳一套，利用中央文革的特殊地位把市委一步步逼向绝境。

张春桥到安亭后，一方面连哄带吓，假意给王洪文出主意说：“你们拦阻列车，造成铁路交通中断，引起上上下下满，使你们自己陷入被动局面。你们这样干，是要杀头的。”又说：“这次我来上海，一定要把问题解决，不解决问题不北京。”他暗示王洪文先把队伍带回上海，然后再解决“工总司”提出的各项要求。王洪文等人在仔细权衡利弊之后同意率队回上海。这一手，既让王洪文下了台，又为张春桥捞了一笔政治资本。可以说，两个人都足足了一笔。从此，张春桥和王洪文就开始了他们之间的反革命勾结。

11月12日上午8点，张春桥在王洪文等人陪同下，坐着一辆大卡车驶达安亭车站。张春桥站在卡车上又一次宣读了陈伯达给安亭上海工人的电报，动员工人返回上海，王洪文在一旁帮腔。造反派见王洪文变了态度，有人爬上卡车抢过话筒大骂：王洪文滚他妈的蛋!”一通乱哄哄的吵闹之后，王洪文带着大部分造反队员返回上海。耿金章不服气，率领一千余人继续步行北上。

下午4点多，张春桥也返回上海。

市委为了团结造反队员，稳定局势，发专门的文件，要求各单位对回厂工人“表示欢迎”，对他们“不要指责，不要扣帽子”。

事情该平息了吧？不，更大的风波还在后头。
11月13日晨，张春桥的心腹、原市委写作班子支部书记徐景贤找到张春桥，说黄金海等带领的那批造反队员不肯回厂，集中在文广场，要求和张春桥谈判。张春桥接受了谈判求。

市委得知张春桥要谈判的消息后，立即召开了常委会，张春桥也参加了。会上，市委对“工总司”可能提出的各种要求逐一行了设想和研究，得出一致意见：

决不能承认由一小撮社会渣滓控制的全市性跨行业的“工总司”是革命群众组织；

决不能承认这些人在北站强行登车、在安亭卧轨拦截第14次列车是革命行动。

会上，张春桥没有示任何不同意见。

荻秋同志对张春桥一贯阴一套阳一套的作风是早有警惕的，因此在会议进行当中，他给北京当时主持中央书记处常务工作的陶铸同志打电话，汇报了市委处理“工总司”问题的意见，并请中央指示。在获得了陶铸同志的肯定后，荻秋同志一边听电话，一边作了记录，又特地叫张春桥直听了一遍陶铸同志的指示，免得他日后又不认账。

张春桥在电话中表示，要按陶铸同志指示和市委意办。可是话音未落，一离开会场，他搞的完全是另一套了。

下午2点，张春桥来到文化广场，与潘国平、王洪文、首都红卫兵和交大代表十余人进行了谈判。张先吹嘘自己是中央革派来的，执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接着吹嘘陈伯达是“马列主义理论家”，陈给安亭车站的电报是在听了上海市委的片面汇报后发的，是受骗上当。他声称自己这次到上海，到安亭车站，接触了大量造反工人，亲听了他们的“控诉”，看了安亭车站现场，才了解了全面的情况。他表示回北京后，一定向陈伯达说明他所看到的情况，相信他们对此会有一致看法。在“工总司”头头王洪文、潘国平等的要求下，张春桥在“工总司”提出的五项要求上签了名，写上“同意”字样。

“工总司”的五项要求是：

一、承认“上海工人命造反总司令部”是革命的合法组织；

二、承认11月9日大会以及工人被迫上京控告是革命行动；

三、这次事件所造成的后果，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

四、曹荻秋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

五、对“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今后的活动提供各方面的方便。

这是完全无理的五项要求，是贼喊捉贼的五项要求，是充满盗逻辑的五项要求，它与中央指示、与市委讨论的精神原则是完全相悖的。参加了市委会并在会上同意了市委决定的张春桥，居然大笔一挥：“同意”。

签完名还不够，张春桥又登台对台下的造反队员讲了话。他说：“我完全同意'工总司’的五项要求”，“有的同志关心我的安全问题，不认为你们是坏人，如果认为你们是坏人，我就不会一个人到安亭去啦!”

张春桥就这样把他与上海市委的分歧，公开地赤裸裸地暴露给了造反派，他把自己装扮成群众运动的领袖，却把市委领导一个个往炮口上推，他煽动说：“曹荻秋的检查一次不行，要让他来第二次，第三次……”

我是于当天晚上在西郊宾馆从曹荻秋、魏文伯他们那里得知这一消息的。大家对张春桥的卑劣行径十分气愤。当场我就又给陈伯达打了电话。王力接的电话，他经常给陈伯达当翻译，因为很多人听不懂陈伯达的福建土话。我对王力讲，我也是福建人，不要你做翻译。在电话中我把处理“安亭事件”的情况先向他作了简要汇报，特别提到了张春桥背着市委同意上海工总司提出的五条无理要求。接着，我非常生气地质问陈伯达：为什么中央文革原来说不承认这样的全市性工人造反组织，现在怎么又突然转为承认了呢？为什么张桥在签字之前不同华东局、上海市委商量一下呢？中央文革究竟给了张春桥多大的权力？为什么一切后果反而要华东局和上海市委承担呢？”陈伯达和王力被我问得无话可说。陈伯达只好讲 “对张春桥，是想让他锻炼锻炼的。事情发生在上海，你们负一点责任吧。”可是后来我的这些话却成了我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我们强烈感到有一种来自上边与下边的合力在向我们压来，我们有可能最终是顶不住的。我们只有市委班子内部团结一致，齐心协力渡过难关。我们商量，不管外面压力多大，我们内部要统一，要顶住。但究前途会怎样，则是吉凶未卜了。

11月15日晚，张春桥和“交大”红卫兵又胁迫韩哲一和曹荻秋到苏州，解决“工总司”另一个头头耿金章回沪的问题。张春桥与耿金章举行了谈判，很快就同意了耿金章等提出的又一个无理的五项要求。让荻秋同志签字时，荻秋同志表示不能同意，拒绝签字，张春桥威胁说：“你不签！我签！我代表中央文革签字！”荻秋同志最后被迫表示：“我组织上服从，思想上保留意见!”

张春桥在谈判中，又大了一通陈伯达和他自己，他说：“伯达是一个很革命的同志，是一个很虚心的同志。陈伯达和我都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接着又一次挑拨说，“陈丕显、曹荻秋说你们是社会渣滓，我说你们是无产阶级革命派，你们要争气啊!”从此以后，耿金章的二兵团也成了他的凶恶打手。

二兵团于18日返回上海。

“安亭事件”就这样在中央文革、张春桥的直接操纵下，按照造反的意愿结束了。
“工总司”胜利了。

上海工总司的成立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从此上海出现了大量各种名目的全市性造反组织。

上海的大乱从此开始了。

张春桥这个阴谋家在“安亭事件”中也是捞足了政治资本。

张春桥的政治牌一向打得费尽心机。上海的“文革”是他和江青一手策划导演，派聂元梓到上海煽动起来的。“安亭事件”闹大以后，形势对他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他一开始心里也没有底。张春桥深知“安亭事件”的棘手，稍有差池，一着不慎，就会满盘皆输。他和王洪文一样，借“安亭事件”押宝，搞政治赌博，押准了，封官晋爵；押输了，坐牢杀头。事后张春桥曾对王洪文说：“对'安亭事件’的处理，中央是有争论的，我参加了。陶铸是反对的。陶铸叫我来，就是想把工人由安亭撤回去。中央对此没有决定，我是提着'颗郎头’（沪语，意即脑袋)签字的。我想过，可能弄不好坐房，真想不到以后主席肯定了。”“处理这件事，要么立一大功，要么犯一大罪。”连张春桥自己都没想到，这一宝押得那么准，此他一步登天，一度成了上海的太上皇。张春桥借口江青要文艺座谈会稿子，急着要赶回北京。去之前，他来西郊向我汇报，反映说市委常委围攻他，并讲要对群众运动慢慢来。

这一切表明了“文化大革命” 性质，决不是什么文化的革命的运动，决不是党领导下的群众教育干部或群众教育自己的运动，而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大动乱。

张桥签字同意的“工总司”的五项要求，与上海市委、华东局、陶铸同志的意见截然相反，与中央一系列文件的精神截然相反，这激起了上海市广大干部群众的强烈不满。当晚，我、曹荻秋、魏文伯三人就碰了个头，对张春桥这种背叛党委另搞一套无耻行径十分气愤，当即决定由我打电话给陶铸，曹荻秋打电话给陈伯达，向他们反映情况和我们的意见。陶铸同志在电话中明确指出：“张春桥签署'五项要求’是错误的！”然而同样是这件事，迅速地得到了中央文革的同意。11月16日，在苏州铁路中学接见“工总司”工人时，张春桥说：“我组手续并不完备，没有和华东局同志商量，也没有和市委同志商量，更没有和中央文革小组打电话，因为来不及就下了决心。事后从文化广场回到住处，我才给陈伯达打电话……把五条协议以及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报告了他。这样文革小就讨论我在文化广场所讲的五条。到了晚上，文革小组给我打电话来，认为我在文化广场对这个问题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可见，一直到11月16日晚上，中央领导对处理“安亭事件”还是两种意见。

可是，事情很快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1月16日，毛主席在听取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之后，针对“安亭事件”张春桥的处说了这么一句话：“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显然，毛主席在本不平衡的政治天平上，为中央文革加重了砝码。

天命难违，毛主席的指示无异于终审判决，中止了关于“安亭事件的一切争论。王洪文、张春桥胜利了，上海市委却被推上了审判台。也许，这是对我上次在北京时“不识时务”，不听他们的“劝告”，不愿站出来的一个报复，对我“晓以厉害”。

从此，上海“文革”的局势如失去缰绳的烈马，急转直下，一系列动乱事件接连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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