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追忆历史褶皱与边缘中的“上海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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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日期：2018年04月09日 来源：《社会科学报》总第1602期6版


　　在“上海”这个概念中，挖掘过去被遮蔽的现代性与揭示被这一概念所遮蔽的其他区域的现代性，都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在重返“上海叙事”之后还是要“走出上海”，才能更清楚地认识“上海叙事”在整个中国现代历史叙事中的影响与意义。

　　在历史研究的发展中，高亢的时代之音时常会淹没那些“执拗的低音”，形成历史叙事中的褶皱与视域中的边缘地带。也正因如此，在浪涛翻滚之后“重返”历史现场亦是必然。所谓“重返”，无非是重新认识和“重写”之意。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重写文学史”的口号提出以来，以“世纪”为时间跨度的“重写”已成为重要的叙事视角；而在左右冲突的思想光谱映照之下，“重写”本身也不断被重写。无论在视角上或方法论上，问题的展开早已超越出破除政治决定论和文学进化论而进入了纷繁复杂的历史现场。以地域景观和时代地标为中心的地方叙事也不断受到研究者重视，以“上海摩登”为代表的现代都市文化研究异军突起、蔚为大观，至今仍可以说是方兴未艾。

上海叙事的“红色地标”

　　“上海叙事”进入中国现代文艺史研究的核心视域，并没有因此而弱化国家叙事、政治叙事，而是在研究视角和范式的转换中更清晰地呈现出国家力量和政治叙事在历史语境和文艺现场中的真实存在。即使是在中国现代革命史的主旋律叙事之中，只要真正重返历史现场、置身于历史语境之中，“上海叙事”的红色地标仍然会显露出来。1998年由叶大鹰导演、张国荣主演的《红色恋人》在全国上映，在广州首映后，我在接受广东电视台采访的时候，猛然想到和谈起了大革命之后的“上海叙事”，虽然当时还没有明确用这个概念。张国荣的出色表演和革命加恋爱的另类桥段（信仰、病中幻觉的情欲、生命交换……）固然让人印象深刻，但让我更着迷的是“上海”这个历史现场的现代性和国际性。故事以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租界为背景，叙述框架是从美国人佩恩的回忆视角切入。在英租界豪华酒吧里，佩恩结识了曾经是红军军官、时为上海地下党领导人的靳，还有变节投敌的国民党特务皓明的女儿秋秋，春风沉醉的上海与血雨腥风的上海交织在一起。靳像一名前线指挥官那样，在家里跪在铺开满地的地图上关心着红军的战事进展，想到要在国际舆论上宣传中国革命与红军，所以冒着危险与佩恩见面。这种国际视野无疑是他曾留学巴黎的经历所决定的。一个更重要、但容易被忽视的是影片中的“交换”情节：秋秋因在父亲设下圈套的聚会上亲手击毙了他而被捕，靳决定牺牲自己而把秋秋交换出来。有观众质疑这情节是否违背了历史真实，导演说他调查了1936年上海的监狱历史，当时在押的政治犯分别关在国民党监狱和租界监狱，所谓的交换是克拉克代表的租界监狱把靳交换给国民党监狱以换取秋秋的生命。这就是红色叙事中的“上海叙事”，是被遗忘在历史皱褶中的真实现场。影片结尾出现的今天上海外滩的“东方明珠”画面，似乎是对这条潜在的叙事线索的最后呼应。“A Time To Remember”，这是张国荣亲自为《红色恋人》起的英文名字，在我看来那值得追忆的时光中包含着这座国际大都市的光荣与梦想。

摩登叙事与左翼激进叙事紧密相连

　　要重返“上海叙事”，视觉文本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近年来金石声（1910—2000年，中国现代城市规划教育的奠基人和杰出的现代摄影家）的摄影艺术重新引起国际学界的关注，是因为他的上海影像和德国影像作品凸显了一个曾留学德国的上海知识分子的现代主义与国际化情结。金石声和其他活跃在那个时代的上海的摄影人一样，是“来自上海”的历史视觉文本的记录者与见证人。在金石声所记录的“上海叙事”视觉文本中，传统主义与现代主义两种特质并存交错，华洋杂处的都市空间凝聚着本土文化与国际文化的交相影响，呈现出斑驳陆离、五光十色的文化底色。毫无疑问，国际化与现代性的中国极为丰富地隐含在“来自上海”的视觉文本之中，早期中国都市的活力与国际化紧密联系，视觉图像由此可以改变长期以来人们被“压迫叙事”或“屈辱叙事”所禁锢的目光。如何认识中国现代民族主义与国际都市背景中的现代性之间的关系，这是“上海叙事”中必然遭遇的重要议题，也是都市摩登与左翼文艺研究的重要思想背景。

　　1923年第一次来上海的日本平民作家村松梢风创造了“摩都”这个概念，以表述上海给他的极端深刻印象，而他自己也迷失放纵在这华美淫荡的“摩都”之中。昭和时代，在日本国内传唱着许多憧憬上海的流行歌曲，咏叹的多是浪漫自由的爱情，有点像“文革”时期我们在广州读中学的时候偷偷唱着“Hongkong、Hongkong”的流行曲。不管中国或者世界、东方还是西方、摩登还是保守、左翼还是右翼……这些概念在当时上海人的头脑中恐怕远没有我们今天看得那么重要，那时人们要的只是摩登，享受的尽是风情。但是在风月的吹拂之下，欲望冲突与社会意识的转型同样使上海的摩登叙事与左翼激进叙事紧密相连。叶凯蒂认为，“上海的娱乐文化处于触手可及的、开放的公共空间中，一种现代而独特的都市感从底层发育起来，超越了那些政治家和革命者的宏论”；“今天这一切都太清楚了，娱乐业及其背后的娱乐经济真是形塑社会欲望和意识的最重要力量”。应该说，左翼文艺中的“革命加恋爱”小说正是在这种“上海叙事”中才有可能出现。

　　陈建华教授在他的《陆小曼·1927·上海》（商务印书馆，2017年5月）中以图、文、史互证的方法把《上海画报》和有“四金刚”之称的四份上海小报——《晶报》、《金钢钻》、《福尔摩斯》和《罗宾汉》中的陆小曼与摩登上海过滤了一遍，得出的结论是“陆小曼的1927年，从时装公司到戏装舞台，万花筒般映现上海文化的无限风光，切入时尚、文艺、政治、经济、法律等脉络，更由其违和甚或叛逆的异质而激起阵阵浪花，某种意义上可看作一场新旧之间的‘文化之战’”。（223页）这才是潜藏在“上海叙事”的云裳之下的历史肌理，也正是自晚清以来一边走向共和、一边对现代性迎拒无定的“压抑性转型”。对于从革命话语的研究出发的陈教授来说，我相信在魔都魅影、情海恨天之上更令他着迷并且低徊不忍的是共和之后历史的急速转型与冲突：“二十年代末政治上动乱走向秩序乍暖还寒之际，将烬的火花尽情迸放，云裳如漩涡里一朵浪花，从中折射出新旧京沪文化潮流的辏辐折冲的投影，然而一种新的可能开始即终结，令人慨叹。”（88—89页）摩登都市与左翼漩涡的重重叠影，使“上海叙事”散发着激进的现代性审美气息，很容易令人陶醉。

不看小报就进入不了“上海叙事”

　　说到重返“上海叙事”的文艺现场，当然离不开当年上海滩的八卦小报。直令我们今天汗颜的是，1930年上海的登记人口是314万5千人，但在1926至1932年间自由发行的上海小报却达七百多种！陈建华在书中说，“上海以愈益急速的步伐与欧美现代主义接轨，同时也传来了北伐的铁骑声，店铺街头换上了青天白日旗。而小报仍是市民大众的嘉年华狂欢世界……在日益高涨的民族解放与社会革命的浪潮中，其维多利亚式的中产阶级私密空间及保守的文化底线即将涣散消解于现代空气里。时尚与谣诼、礼仪与装逼，上海滩勿要忒闹猛好看！”（自序）的确，不看小报就进入不了“上海叙事”，就无法探触和表述上海都市社会的丰富质地及其日常生活与情感结构的复杂性。更让当年吃瓜群众受教的是，在摩都小报关于云裳公司的时尚八卦中同样有“政治正确”的舆论导向问题，在“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为谁服务等旗号之下其实还是利益相争。但是，正如作者所深刻指出的，“二十年代末的小报是上海文化奇观之一……小报以‘名人消费’为特征，榨取明星的剩余价值，迎合大众追星或吐槽心理，给不同经济阶层提供了宣泄情绪的平台，面对市民社会自身的问题，起到暴露社会机制的缺陷及调解不同经济社团之间关系的功能。

重返“上海叙事”还是要“走出上海”

　　回顾20世纪上半叶的“上海叙事”，都市摩登与左翼激进的共生关系不仅令人难忘，也不仅仅带来一种历史认知的补偿，而且更有价值关怀上的深刻反思：在现代性叙事与革命叙事的并行交错中，存在着一种真实的信仰和理想主义，其思想背景是国际性和现代性的潮流，这样的共生关系重塑着我们关于中国革命的价值认知。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现代性进程中，“上海”毋庸置疑是一个最高端的核心地标。但是在大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现代史整体叙事中，“上海”的意义已经在不同的现代史研究领域中越来越显露出来。这个核心地标的首要意义是揭示出现代性叙事与革命叙事并行的客观存在，以及两者均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其次是把中国的现代性叙事纳入到国际性、全球性的叙事中，中国“与国际接轨”的进程以及其“全球化”特征比人们通常以为的来得更早。但是也应该警惕的是，类似“上海摩登”或“来自上海”这样的主题论述在努力还原这个核心地标的历史景观的同时，也难免在反对固化的主流史观的过程中呈现出某种优越感，由此形成新的中心论，并且似乎也正在产生对区域差异性和整体发展中的多元性的遮蔽。尤其是在民国文化艺术史的研究视野中，“上海”的光荣与骄傲既重构了一个过去被遗忘的“摩登时代”，但同时也在中国文艺的现代性图景中吸引了过多的目光。当然，中心的颠覆与反颠覆也正是现代史研究不断深化的过程，在“上海”这个概念中挖掘过去被遮蔽的现代性与揭示被“上海”这个概念所遮蔽的其他区域的现代性，都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在这里应该提到的是荷兰学者冯客（Frank,D.）的《简明中国现代史》（陈瑶译，九州出版社，2016年3 月），该书以“开放性”作为重新解读1912——1949年民国历史的关键词，以“民国时期的全球化经验”为主题，虽然其论述框架与“简明中国现代史”这顶大帽子并不吻合，但是作为一种重新解读民国史的角度，与“上海叙事”却是有紧密的内在性关联。而且，作者在论述开放性的时候并没有局限在上海等都市的精英知识分子范围内，而是在地方上的小学校、在乡村的宗教运动中都以世界性的视野与全球问题相联系。（102—103页）对于“开放性”与“全球性”传统，他在“结论”中提出的问题是：“我们能够将1978年以来的开放政策理解为对于这一传统的回归吗？”（132页）说是“回归”显然多有错位，很多触点恐怕难以对接，但的确可以启发我们思考通过曲折的历史轨迹挖掘“上海叙事”的真实价值，同时也要挖掘在不同区域的多元化历史景观中被遗忘的开放性，这真的是现代中国史研究中意味深长的议题。

　　因此，在重返“上海叙事”之后还是要“走出上海”，才能更清楚地认识“上海叙事”在整个中国现代历史叙事中的影响与意义。前年我在上海参加一个关于现代摄影的研讨会，在发言中谈到从“来自上海”到“来自延安”的两条历史轨迹，中心的位移取决于现实中两种叙事力量的升降变化，因此也触到了“上海”概念中的历史隐痛。《走出上海: 早期电影的另类景观》（叶月瑜、冯筱才、刘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10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给我们带来新的挑战性和研究视角。这个书名把关于“上海”作为一个电影史书写的核心符号的被建构与被固化的问题意识强烈地凸显出来，但是在叙述策略上仍然首先通过三个区域例子肯定了上海在广义的华语电影史论的中心位置。我的理解是，一方面这是中国现代电影史上“上海地标”的客观图景，另一方面则表达了对固化的上海电影中心论的反思和突破意图，针对的是单一视角所造成的中心论和模糊不实的、虚泛的早期电影多元性论述。编著者们也意识到有学者提出“上海电影”概念的用意是把“上海电影”从官方电影通史叙事的压制下释放出来，但是又不能止步于此。因此该书有意“突破中国电影史向来以上海为中心的叙事起点，以民国报纸作为研究的新起点，关注香港、广州、杭州、天津这些城市的早期影业生态，并勾勒以城市为框架的早期电影史。”应该说，这正是从历史褶皱与边缘中重返“上海叙事”到“走出上海”的研究心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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