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辉：《芦荡小舟的故事》节录（有关吴荻舟和张佩华的纪实）

fuqiangqiang

第六章初回北京
4政治发行


母亲张佩华留下在中影公司的工作记录不多，不过其中有一个残缺的笔记本，是母亲手抄的《中影对港澳地区发行方面所执行的修正主义黑线》黑材料，由中影“红色造反团”和“长征战斗团”1967年9月整理，作为“内部批判材料”。母亲多年后旁注：“回头再欣赏一下变色龙的本色”，“这个反面材料幸未及出笼，也就保全了‘作者’们的名节，呜呼！如何总结？但材料可以正面使用，HK演出。”感谢母亲留下的资料及提示，我也“正面使用”一下，了解当年港澳电影发行有些什么具体业务，顺便看看造反派怎样“大批判”。


（图一：母亲手抄《中影对港澳地区发行方面所执行的修正主义黑线》黑材料首页。）
材料从1958年开始罗列罪行，那时母亲还在香港的南方公司做经理室秘书，没有直接从事发行业务，故略过，从1962年起撮要如下：


1962年
反革命分子洪臧于四月召开南方公司（香港南方影业公司）业务黑会，提出提高业务质量，做好演出节目安排，以加强政治影响和争取更多的外汇收入（至少争取不低于1961年的结汇数），规划为90-100万港元。南方公司提出书面报告：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和《刘三姐》两片收入估计均可超过50万；国产片《梁祝》、《追鱼》、《杨门女将》、《搜书院》、《秦香莲》、《天仙配》等都在港澳和海外取得不俗成绩，如果每月能够出口一部影片，则估计每年国家外汇收入可以达到港币240万，南方份内也可以增加60万元收入。


洪借口“支持”香港“进步”电影事业，缓和国内制片的困难，与HK制片商大搞合作拍片。当时“珠影”已与香港合拍了《韩江花似锦》和《荔镜缘》，洪破例预先支付给珠影35万元人民币的版权费。


洪6月间积极参与了夏（衍）、陈（荒煤）、孔筱、辛冠洁等在外办召开的合拍片黑会，确定具体方案，实际上就是一个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和所谓30年代文艺的黑纲领、宣言书，是投靠资本家的卖身契。


1962-1964共与香港合拍19部影片，国家的投资共达（即公司支付的版权费）人民币966万余元，而港元投资（即 进口胶片和零星器材的折价）约为人民币88万元，仅及全部投资额十分之一。港商坐享其成，国家损失几百万。


1962年7月在香港展出的“中国美术电影展览”，宣扬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盘踞电影界的所谓功绩。用被歪曲的孙悟空形象，“强调不怕一切，不被正统压服”的反革命精神，为被罢官的反党分子摇幡招魂，《伏虎神童》宣扬阶级调和。


香港国泰戏院，过去是我们映出的基地，但因当时南方没有控制更多的放映单位，国泰时常在排片上挑剔找茬，甚至故意拒绝排映如《黄河飞渡》这样一些反映我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影片，而故意选择一些黄色影片映出。另方面则继续积压拖欠南方的片款，向其催收时就故意非难南方，甚至以卖掉戏院相威胁！洪等投降主义！一再迁就让步这样唯利是图、骄横跋扈的资本家，所以国泰老板动辄以到北京找他们解决问题威胁南方。


这一年，南方发行的10部长片中还有歪曲民警形象的《今天我休息》，宣扬资产阶级人情味的《凉山明珠（达吉和她的父亲）》，歪曲阶级斗争反对武装革命的《刘三姐》，鼓吹个人复仇的《秦娘美》等。


1963年
由反革命组织“二流堂”骨干唐瑜撮合，于五月间与香港福禄公司签订合同，将一批30年代的影片和一批解放后的舞台戏曲片经由该公司发行港澳、东南亚各地放毒。1963-65年，共输出30年代和日伪时期的毒草影片16部，如《家》、《春》、《秋》、《船家女》、《夜半歌声》、《大路》、《姐妹花》等，其中《马路天使》、《十字街头》、《还乡日记》、《万家灯火》等由资料馆直接提供。解放后的戏曲片有《百岁挂帅》、《双推磨》、《一文钱》、《武松》等8部。


福禄公司是中侨委走资派筹集的侨商资金、打着所谓“爱国”、“统战”的招牌，以所谓“灰色姿态出现”的第二线发行机构。


63年1月，洪把南方副经理找到北京来，直接与陈（荒煤）商谈国内制片厂和香港方面合拍片，对抗康生、江青同志，用合拍片向党向无产阶级专政进攻。南方副经理写了一个关于“目前在发行上存在的困难及对合拍影片的建议”，说什么：“1961年开始，国内因胶片困难，产量减少，加上制片题材内容，多不适应输出港澳及南洋各地，部分戏曲片制作，转为与香港各有关制片单位合作，没有安排给南方公司”，“由于排片减少，工作清闲，内部矛盾也越来越多，加上公司收入少，支出大，国家外汇任务无法完成，职工思想就更波动。对公司生存、个人工作前途都产生怀疑和不安。”
本年在香港演出的七部影片中有宣扬所谓“和平、幸福生活”的《花儿朵朵》，丑化劳动人民、充满低级趣味的所谓喜剧片《女理发师》，抹杀阶级斗争、宣扬人性论的《李双双》等。


洪于1963年2、3月间途经香港去印尼时，对南方负责人和全体职工说：今后国内影片的生产，现代题材较多，但不一定都适合海外市场，特别是能卖座的戏曲片，又多作为合拍片给别人。因此，要解决南方目前的困难，除了现有储备下来的节目外，每年应该争取三四部合拍片给南方。将来如能解决专为输出拍片，南方的困难就更好解决。


1964年
洪又给南方开了一条渠道，由南方供应胶片，中影担付国内拍摄经费，由局安排每年拍摄几部适合于海外市场需要的较高质量的影片（如大型纪录片、戏曲片或其他种类的影片），对外仍以国产片名义输出发行。对外发行的影片，仍然是不要毛泽东思想，不要无产阶级政治。


洪给南方提供了这样一张1964年的黑货单：所谓软性歌舞、杂技片如《彩蝶春燕》，贩卖投降主义、借古讽今、为右派分子翻案的《桃花扇》，以神奇幻想手法毒害青少年的《宝葫芦》、《小铃铛》，歪曲劳动人民、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满意不满意》，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柳毅传书》、《三滴血》、《窦娥冤》、《孔雀公主》，爱情至上的色情片《阿诗玛》等。此外还有“离经叛道”论的标本、集资产阶级、人情味、人性论之大成的《早春二月》、《舞台姐妹》等。


经过将近一年准备的科教片展览，6月以“今古奇观”为名展出。这是历年来在香港搞过的“优秀影片展览”、“百花齐放戏曲影片展览”、“美术影片展览”的继续，是一系列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的罪行。“今古奇观”节目中包括毒草片《猫头鹰值夜班》和《花为谁开》。


报给旧电影局一批供香港（主要是过往华侨）做内部招待映出的影片名单上，别有用心地开列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访问越南、印尼、缅甸、柬埔寨和朝鲜等五部毒片。


1965年
中影公司走资派以“突出政治”掩盖过去推行的文艺黑线，竟强调说香港是“瞭望台”，是交际处，是国际码头，争取自由外汇，进行国际宣传的地方，但是“香港95%以上是中国人，有进步、中间落后的群众，所以宣传上是高、中、低调大合唱”，“香港究竟发行什么片子，凡是健康无毒的片子都可以放映，高中低调都有观众。由于观众的觉悟还不高，必须等待”。“南方应以政治发行为主，不是为了赚钱”，根据这个调子，当然决口不谈毛主席1963、1964对文艺问题的两个伟大批示，公然肯定1964年，对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旧舞台戏曲片力加维护，说什么其中“也有反恶霸、反封建、宣传爱国主义和教人向上向善好的一面，对于港澳观众来说，还有其进步的意义”。


1965年输往港澳的影片中有极力美化统治阶级、侮辱劳动人民、宣扬才子佳人的《孔雀公主》，歪曲农村青年精神面貌、丑化革命干部的《我们村里的年轻人 下集》。为中国赫鲁晓夫树碑立传的《燎原》，宣扬锦标主义、个人奋斗、名利思想的《女跳水队员》，为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牛鬼蛇神叫冤的《窦娥冤》，还有把汉奸写成正义爱国、歪曲革命同志和革命母亲的《野火春风斗古城》。还有第二个“今古奇观”科教片展览。


1966年
4月，洪批准把《一江春水向东流》这个美化国民党反动统治阶级、丑化劳动人民形象、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大毒草继续寄供拷贝给南方发行。革命群众对当时还在港澳及海外地区发行的大批有严重问题的毒草、坏片，提出必要进行清理，要求参照江青同志在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分类批判的影片处理。


在京观礼的HK进步新闻界对南方还在继续上映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以及其他坏片很有意见，并指出不久前在港映出的《孔雀公主》、《冰山上的来客》等片影响很不好，他们说“不了解南方为什么和国内完全不一样？”后来才在革命群众的坚持下通知南方撤下一批坏片、毒草片。


就在这个时期，港澳地区还在上映为旧北京市委彭真等一伙反革命集团涂脂抹粉、歌功颂德的《红色背篓》，其他还有《柳毅传书》、《画中人》、《刘三姐》、《风筝》、《乘风破浪》等毒草，这种现象直到1967年1月，中影公司革命造反派起来夺权，才得以制止。


公司领导丧心病狂地在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小将的电影上突出刘、邓，送到港澳地区映出，直到外地来京串联的电影界革命群众和中影公司的革命群众起来造反，才制止了在国内外映出。


这一年输往港澳的影片中，还有美化旧北京市委的《山村姐妹》，攻击人民公社、歪曲农村阶级斗争、污蔑党的领导的《龙马精神》，美化敌人、歪曲我军英雄形象的《三进山城》以及《苦菜花》等。


借一句当年大批判的流行语——“是可忍，孰不可忍”，叹一声，造反派的批判其实更像“歌功颂德”，佐证了在翻云覆雨的政治风浪中做电影发行有多难。尤记得父亲在香港时一些创作人员和演员担心“白开水方针”将来会“被批判，不得了”，没有几年，他们的担心果然应验。


母亲在上述业务中的角色我只可以自行想象[1] 。


有一件事，这份黑材料绝口未提。


1963年，香港南方影业公司王逸鹏在香港从办公室跳楼自杀。根据母亲1986年4月应中共中央办公厅第一局人事处要求给他写的证明，他是民盟成员，母亲于1958年调任南方经理室秘书後，即是以民盟身份联系他。他和许敦乐分任南方正副经理，领导他们的是中共党员杨少任。南方虽然是在香港注册的公司，实际上是中影的分支机构，业务由中影领导，人事、政治则由港澳工委领导。

（图二：母亲为王逸鹏写的证明首页。）


母亲调离南方公司时，港澳工委成员陈昌明（任职中调部、国家安全部）、李学曾（公安部）都是当时南方公司的挂名副经理，只是偶然参予业务。
跳楼事件就发生在黑材料提及的1963年3月中影公司总经理洪臧、科长许蔚文赴香港和印尼视察业务期间。事后母亲听说，3月7日洪臧召集南方正副经理讨论上年工作总结和当年工作规划，参加会议的除洪臧、许蔚文外，还有王逸鹏、许敦乐、陈昌明、李学曾。会议结束时，已近中午。王逸鹏回到办公室，即开窗跳下（他的办公室紧靠临街的窗），跌在中国银行门楼顶上死去。据说他没有吸完的香烟仍在办公桌上燃烧，会议参加者当即撬开王的办公桌抽屉（洪臧的文件放在里面）取出文件离开。港英警察曾来现场搜查，没有发现可疑，王的妻子也没有提出疑问和指控，顺利下葬。


母亲在香港和王逸鹏共事三年，到中影後继续负责管理南方公司业务，对他有所了解，力证他是旧社会过来的爱国商人，他爱新中国，靠近党，一心想做好南方的发行业务。他对于当时影片业务以政治发行为主、不强调赚钱的政策不能理解，为打开海外市场，内地支持香港某些国语粤语公司和内地合作制片，不让南方公司参加，很不理解（见黑材料“南方副经理”写的“目前在发行上存在的困难及对合拍影片的建议”）。思想包袱很重，曾吐露担心组织不信任他。


他和许敦乐一向有矛盾，每年一起来北京汇报工作，几乎都发生互相指责的事，有关领导总是教育王逸鹏，批评许敦乐，要他帮助王逸鹏，搞好和王的团结，但是两个人始终存在距离。对此王曾流过眼泪，觉得国家不了解他为国家做生意赚外汇的心意，又担心是不是不信任他，产生自卑。


母亲说王许互相向中影告状的信件，中影公司均有归档保管，有文字可查。中影老一辈的领导也都可以作证。


母亲说：在和王共事期间，没有听说组织对王有任何政治上的怀疑，也没有发现王有政治问题，他爱党爱国忠实于南方业务，但是经营性跟不上当时党的政策。

（图三：中共中央办公厅第一局人事处函。母亲旁注：应该给王一个清白的结论，以免其亲戚儿女将来背“黑锅”。）


联系到“造反派”黑材料所透露的情况，不论“政治发行”是对是错，不论正副经理谁是谁非，可以肯定的是，内地政治对南方公司的业务乃至人事影响十分重大，王逸鹏正是这种局面的牺牲品。两份材料对照，更感可悲的是，这一个生命被消陨，并没有惊扰到任何人，甚至不够资格列为“走资派”的罪行。


再看母亲另一本笔记（1965年11月11日至1966年4月21日），不禁哑然失笑，那些年月，各行各业包括我们在学校都有很多这样的“开会”、“学习”：
1965年
11月11日，上午传达文化部政治会议总结，下午讨论。
11月12日，上午洪经理召集会议，布置年终总结，年中评奖。
11月26日，一个上午听了七位同志谈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经验和心得。
12月2日，搞年终总结。
12月22日，学习《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12月23日，座谈会，讨论五个问题：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
12月29日，下午讨论“座谈会”的前言部分。
1966年
1月5日，学习“座谈会”。
1月17日，评奖会。
2月4日，薛经理传达陈总讲话精神。
2月11日，向洪臧同志汇报思想。


1966年2月17日笔记显示，母亲到了邢台。她是1966年2月16日离京去邢台参加四清、1966年7月4日回京的，这就是妹妹前面所讲，“妈妈去四清了，爸爸暂时负责我们的日常生活”那段时期。


[1] 根据廖一原夫人编著《思前想后》一书提供的数据，文革前，三间左派电影公司长城，凤凰和新联每年平均拍片16部，追求导人向上，叫好叫座。文革业务停顿十年，人心和经营受到严重破坏。1982年成立银都机构，把长凤新剩下的人员集合起来重新出发。新联1952年成立至加盟银都前，拍片110部；长城1950年成立至加盟银都前，拍片160余部；凤凰1953年成立至加入银都前，拍片110多部。借机会立此存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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