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京雪：“归来”的杜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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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来”的杜高


－－作者：王京雪

张艺谋的电影《归来》开拍前，演员陈道明专程来请杜高吃饭，跟他请教劳教经历的点滴细节，为塑造老“右派”知识分子陆焉识的角色做功课。

片子上映后，杜高的妻子李欲晓观影归来如此解读：“你人回来了，那个年轻人回不来了，那个时代回不来了，爱情回不来了，没有归来。”

对“归来”的含义，他们是很懂的。杜高就是“归来”过的人，从1955年，这个当时25岁的青年编剧、文艺评论家被牵扯进“反胡风”运动，紧接着肃反、反右，被送去劳动教养十二载，1969年释放，1979年平反，1980年成家。

结婚半年多，有一次，杜高说到什么大笑开来，李欲晓在旁边掉泪，“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你真正的笑”。“你很长时间都不会笑，真的。”她侧头注视如今已84岁、一头华发的丈夫。

倚靠在沙发里，微垂着眼睛，杜高的声音跟眉目一样平和舒展。他有些好奇，我们如何注意到他和他的新书，不久前，他的随笔集《生命在我》出版，所收录的文章都在同一个主题下：已日渐远去的那一代艺术家跟文艺青年们的命运。

旧日档案

杜高上回出书是10年前的2004年。那一年，一部本应销毁多年、几乎不可能有机会流出的个人档案得以出版，被原封不动地公之于世－－杜高档案。为这部档案，杜高写了系列回忆文章，作为补充说明一道推出。

“1979年，我平反时就告诉我，根据规定，我运动时期的档案已全部销毁，因为是不实之词。不只是我，全国50多万右派都是这样。”他全然不曾料到，在被告知这话的20年后，会亲手触摸、翻阅自己被“销毁”的档案，那一刻，杜高觉得“神秘又可怕”。

杜高档案完整厚重得惊人，从1955年开始，到1969年杜高结束劳教，横跨十余载，囊括各种交代、揭发、批判、检讨、评语、表格乃至上级规定的发言提示、专案组的秘密报告、批斗会领导人随手写下的小纸条……未经文饰的几十万字材料里，躺着一个知识分子的青春岁月跟一个时代最赤裸的气息。

档案开始那年，25岁的杜高是当时文化部设立的剧本创作室的一员。创作室组织了贺敬之、路翎、安娥等老中青三代优秀作家，承担写出好剧本，带动全国戏剧创作繁荣的使命。

那时的杜高年少得志、激情满怀，12岁起陆续发表散文、剧评，19岁已担任《新少年报》文艺版主编、出版文艺评论集，23岁成为创作室最年轻的成员……

他交往密切的好友也多是文艺界小有名气、才华横溢的青年，比如同在剧本创作室的剧作家汪明、电影工作者田庄，中央歌剧院乐队队长罗坚，徐悲鸿爱徒蔡亮，一群人常一同探讨对艺术的看法，互相批评鼓励，声名显赫的著名戏剧家吴祖光和妻子新凤霞是他们敬重而亲密的大哥大嫂。那是一段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阳光遍野的好时光。

但很快，这群青年的命运骤然转向，从前途闪亮的文艺界新星，变成时人不齿的负罪之徒，一路跟目不暇接的各种运动和大人物名字钩挂，“罪行”层层加身，级级拔升。

1955年，以胡风为首的一批作家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深受胡风推崇的作家路翎成了“集团骨干”。因为跟路翎交好，杜高和他的朋友们受到牵连，相继被隔离审查，并给安上“小家族集团”的名号。

待他们刚勉强挣扎脱身，1957年5月底，他们的“大哥”吴祖光应邀为戏剧工作提意见，发言在报上发表后，成了无可抵赖的“反党罪证”，吴祖光、黄苗子、丁聪等被迅速打成“二流堂”右派集团。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反右”运动在全国展开。“小家族”的青年们随即被定性为“二流堂”培养的第二代、“反革命”的接班人。黑名单上，杜高的名字高居首位。


左起：罗坚、田庄、杜高、蔡亮、汪明。摄于1954年春

1958年4月18日，在今天王府井大街上的商务印书馆、当时的文联大楼，杜高被押上公安局的卡车，在公安局照了相、按了指纹掌印，就这样开始了他最初定期三年的劳教生涯。

监禁、苦役、饥饿……在很长一段时间，这些都没能改变杜高。他仍对生活抱有希望，会轻易向人袒露自己的真实感情和思想。

曾有个因盗窃入狱的大学生跟他说想上学，杜高十分赞成，说将来出去了要替他给上面领导写信。看到这学生在读托尔斯泰的《复活》，正读到女主人公在监狱里，杜高随口说小说中的“狱卒”就相当于现在监管我们的人。这些言论都被这名学生写进告密材料，说杜高要给谁谁写信，还说管教人员以前叫狱卒，是最下等的工作……原应在1961年结束劳教的杜高因此又被延长了三年的劳教期限。之后，三年复三年。

1967年年底的一个早上，仍热切盼望早日被释放的杜高扛着锹去上工，听到大喇叭里正广播《人民日报》的文章，提到“小家族集团”，不再说他们以吴祖光为首，而改说是以被打倒的文化部副部长夏衍为首，后台老板是刘少奇了。他不能不感到绝望和恐惧，不能不重新审视自己的境遇。

杜高档案完整记录了杜高如何在12年时光中，由一个生气蓬勃、活泼爽朗的青年成为一个寡言老实，不断写检讨自我批判、向毛主席请罪的中年人，用杜高的话说，变成了“一个世故的人，一个学会了应付周围环境的人，一个没有表情的人，一个被贫穷折磨得衰老的人，一个外表显得老实可怜而内心一直在用力压抑着情感的人，一个虚假的人。”

纸上苍凉

档案中有段故事，直到今天提起，仍能逗得李欲晓哈哈大笑，把一句话笑成几截。

1960年冬，正是三年困难时期，饥饿无可避免地席卷了劳教所。劳教犯们终日饥肠辘辘，每顿饭只有两个小窝窝头，“红薯面跟棒子面混合的，好吃极了”。一次，杜高去给大家领饭，发现有人没来，多了俩窝窝头没人要，“产生了想法”，他想吃得很，却没有吃的胆子－－没胆吃，又没把窝窝头退还伙房，没退给伙房，可也没吃，就这样满心矛盾地把俩窝窝头搁一边放着、看着。结果被管教干部发现，开会批判，责令他交代思想。

“现在看可太逗了！”李欲晓憋住笑说，“开会让他交代，说他认识不深刻，要写检讨，他写了还没通过，又开会，又让他写，不停地检讨。我看了就想这可有完没完啊？就俩想吃没吃的窝窝头，上升到破坏三面红旗了……”

杜高关于窝窝头的检讨是在1960年的除夕夜，趴在监舍炕上写的，他一字一句地写自己如何自私卑下，经不住窝窝头诱惑，有资产阶级的贪婪思想，反人民、反社会主义……

“发现这部档案的李辉也说这个窝窝头的故事是出时代喜剧，我说这个喜剧是充满眼泪的。那个年代，人失去的是什么呢？是尊严。”杜高平静地看着我们笑，“如果一个民族的人都成天这么检讨，都丧失尊严，那这个民族也不会有尊严。”档案中，这类故事还有很多。

上世纪90年代，《人民日报》编辑李辉在潘家园旧货市场上意外地淘到一箱子上世纪50、60年代的档案材料，从中奇迹般地发现了杜高十分完整的个人政治档案。与杜高取得联系后，李辉带着顾虑，提出将档案出版的想法，经过一番内心挣扎，杜高同意并对此全力配合。“我愿意袒露我所有的难堪，连同屈辱、过错和丑恶，把真实的时代和人的经历告诉你们，告诉下一代”。

“在那个年代，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命运。”杜高说。

故人背影

李欲晓认识杜高时，他“改造好”已有十多年，“又黑又瘦，战战兢兢，说话特别客套。”

1969年，“摘帽”后的杜高被送回原籍，在街道上做了八、九年临时工，直到1979年平反，被调回北京工作，这时，杜高已49岁。

他们订婚后，杜高的好友、与他同属“小家族集团”的田庄托人把一张照片送给杜高的未婚妻。打开包照片的信纸，李欲晓看到了年轻时杜高的脸，信纸上写着一行字：“还你一个真实的杜高。”

“他是怕我的妻子嫌弃我老，那时我非常衰老憔悴，所以他送了这样一件礼物。”这张照片原本是1955年杜高赠给田庄的，却以这种方式回到主人身旁。

杜高不止一次感叹，当年“小家族”集团的主要成员已经只剩自己一人。在随笔集《生命在我》中，他一篇又一篇地写对老朋友们的怀念，写他们是怎样的人，遇到怎样的事，最后怎样离开。

他说田庄是电影界公认的才子，才华横溢，“在北影厂做编辑时，他帮过很多人，改过很多剧本，包括帮当时的无名青年苏叔阳完成剧本《丹心谱》。完全是无私的，什么报酬没有，也不挂名，就是很热情的帮忙。”

1979年，接到平反通知，田庄飞快地蹬着自行车去北影厂拿右派改正书，当晚呕了一脸盆的血，被抬进医院。他在病床上听说杜高要结婚了，颤抖着写下那行送给李欲晓的字，几天后，离开人世。

“小家族”的剧作家汪明在粉碎“四人帮”的前两个月，孤独地死在劳改农场；中央歌剧院的罗坚平反后没两年，因心脏病猝死；创作《延安火炬》等经典油画、被柳青指名为《创业史》画插图、为恩师徐悲鸿誊画遗作草稿的画家蔡亮在动荡年代磨坏了身体，六十出头就因心脏病过世。“反胡风”时期牵连到的作家、被誉为“文学天才”的路翎，在运动中精神受创，安静沉默地度过了晚年。

1980年春，杜高结婚。已在“文革”中瘫痪的新凤霞叫儿子背着她出席婚宴。服务员和厨师们围住她，请她唱几句评戏，久不唱戏的新凤霞唱了两句“好人遭罪，苦尽甘来”便泪如雨下，由女儿替她唱了支歌。

人生如戏。

“文革”结束后，很多人开始写“右派”回忆，杜高不曾动笔。“我很尊敬的前辈、文艺界重要领导人夏衍在监狱里被绑在麻袋里打断了腿，恢复工作后，我见到他，他说美国之音德国之音好多媒体要采访他，但他绝不讲，一个字也不讲，不要损害我们的党，要把我们国家赶紧建设好。”他的声音微微颤抖，“这给我的印象非常深，这种感情……你知道吧？”

不负苦难

上一代艺术家们的背影渐渐远去，这些年，杜高终究拾起了笔。他渐渐觉悟到不反思历史、直面苦难的民族不可能取得真正的进步，决心尽自己所能，不加夸张、虚构，老实而坦白地写写过去。“不是为悲悼我那个被毁掉的青春年代写作，而是为了下一代人，为了他们的青春年代不要再被毁灭。这就是我写作的目的。”

审阅过杜高的书稿后，责编石湾说这是一个曾被毁灭了自我的杜高，又顽强地复活了自我。

是的，这是再度归来的杜高。从劳教农场、从湖南老家、从不会笑的僵硬面孔、从不愿回忆的昔日噩梦……这一生，多少回，他一次又一次地归来。

编《生命在我》时，杜高没有写序，开篇只用了一则简短题记：“我时时记在心里的，是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的一句话。他说：‘我只担心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自己受的苦难。’

(注：这是篇多年前的文章)


转自《360doc个人图书馆》


http://mjlsh.usc.cuhk.edu.hk/Book.aspx?cid=4&tid=4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