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金贵：文革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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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纪事（一）一九六六



   1966年五月，报纸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把文化大革命运动推向全国。大学、中学更是首当其冲，先是北京红卫兵闹起来了，然后到全国各地煽风点火。


  Z4 l1 O) y9 v9 _, q2 F* M1 @      我扪学校一夜之间成立了几十个战斗队，红五类参加红卫兵，黑五类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界于二者之间的同学，参加赤卫队之类的红外围组织。一时间，大字报在校园里铺天盖地，矛头直指一个叫沙作洪的老师。他是北大中文系的毕业生，57年前在团中央给胡耀邦当秘书，后被贬到共青团陕西省委、省团报社......最后到了55中学，教语文。每次政治运动都有他的份，这次就成了一个现成的“黑帮”。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黑帮越来越多，不到一个月，揪了三十几个，一大半老师都是黑帮。造反派把他（她）们集中关在一间教室里，（那时叫牛棚），无人身自由，上厕所都有造反派押着。早请示、晚汇报，吃饭前要向毛主席认罪。这样闹了个把月，学校来了工作组，矛头变成走资派。于是，校长、书记也关进去了。八月初，惨案发生了。王仙叶（女）老师，用剪刀剪断喉咙，自杀而死，当时叫自决于人民。不久，十六条（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发表，说工作组是刘少奇派的，是来镇压群众运动的。工作组又成了革命的对象，组长乔生唤（老干部）也进了牛棚。真是哭笑不得！那时，人人自危，提心吊胆，生怕明天轮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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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7 I- v0 @2 _, u" Y- E      随着革命的发展，运动从学校扩大到整个社会，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下，打、砸、抢，教室玻璃砸得一块不剩，公家东西随便往家拿。队伍因观点不同分成造反派、保皇派。在江青“文攻武卫”的指挥下，开始武斗了。谁也管不了谁了，学校停课，高考也停了。人都象疯了似的，一片红色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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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j- u) K1 A  R文革纪事（二）经历抄家
66年8月的一天下午，天气闷热。我放学回家，见房门大开，屋内一片狼藉，门口贴了一张通知：经查，你家系反动资产阶级分子，现对你家进行“破四旧”，落款是西北电建四公司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吓得我不知所措，心想：革命终于革到我家头上了。事后，听说月工资超过150元（当时八级工的月工资是90元）全抄，共抄了六十多家，规模之大，可想而知。南方来的工程技术人员家里几乎全抄了（号称四公司的“牛”多。当时，我父亲已调往兰州，并不是四公司的职工。可谁又敢问呢？我家并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家俱都是公司发的。翻箱倒柜之后，被造反派拿走的有：皮箱一只、大米一袋、鸡蛋若干、收音机一台......最可气的是，姐姐从北京带给我的一把小刀（工艺品）也拿跑了。我心想，这不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吗？当晚让我门从大楼里滚出去，并到公司食堂向毛主席老人家低头认罪。两个红卫兵把我这个狗崽子押解到那里。一看，黑压压一片，有一百多人，小孩就有二十多。大人胸前每人挂块牌子，头上带了只两尺高的帽子，名字上画了个大叉叉。小孩没挂牌子、带帽子（区别对待），但也要低头弯腰。人多了，我心里反倒不怕了。我那时16岁，还算大的，小的只有八、九岁，低头弯腰站到天黑，有三个钟头吧，腰疼得我十几天没直起来。当晚，我家从一号楼滚到了东村236号的一间平房里，一住就是十三年，女儿也生在那里。参加抄家的造反派里有个叫王福的家伙最坏，拿什么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他说：“资本家还吃鸡蛋，资本家还听收音机，是不是想偷听敌台？拿走！”六十几家被没收的东西集中堆放在办公楼的一间空房里。67年，公司发生武斗。事后王福讲：“抄家物资被抢光了。”知情人说：好东西早被王偷回家了（王是保管员），监守自盗。我相信此说法，否则，他家这么快就富起来了？在平反冤假错案时，退还抄家物资便成了一句空话。此事不了了之，成为四公司的一大迷案。好在上海家里平安无事，因父亲只发30元生活费，家里断了经济来源，母亲小弟（12岁）在上海胆战心惊，只得变卖旧家当，聊以度日，那时真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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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x' x; X& ?9 U5 |4 e8 s2 u文革纪事（三）邬妈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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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进行到68年的秋天，运动已从学校发展到社会的各个角落。西北电建四公司往家属院派了一个“工宣队”，目的是在家属中深挖资产阶级残渣余孽。邬妈是我的一个好同学邬某的妈妈，抗战时在重庆参加了国民党医院工作，当看护。45年抗战胜利后，嫁给了一个在重庆避难的小学教师，当起了家庭妇女。这原本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可在文革中成了一件天大的大事。说她是国民党特务，要她回来（人在陕南女儿处），接受审查。还发了一个“通缉令”，限她三天回来报到。她是个非常胆小怕事、要面子的人，第二天就回到了西安。由于害怕带高帽子、游街，当晚在家中上吊自杀。十年后，四公司为她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并认定她参加抗战是革命行为。真是滑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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