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玉祥：我经历的汉中南郑县山沟里的社教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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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场运动政治观点不是我所述说的内容，仅是回忆自己的故事）
本文简介：
    一九六六年春天，我被抽调到汉中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队，在南郑县白马六队领导农民进行“四清”，七个月的时间，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中，体验了毛主席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热火朝天的农民社教运动，及了解那里风土人情。更重要的是我在那里留下我的狂热和温情。

我经历的汉中南郑县山沟里的社教运动
大连老人回忆之陕西核工业二一一地质大队生活片段(五)
一九六六年陕西省掀起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高潮，我也参加这次运动，当了一名社教队员，经风雨见世面，也受到了锻炼。
一九六五年九月，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大西北核工业陕西二一一地质大队工作。首先是劳动实习一年，但是实习六个月后，即一九六六年三月份，单位抽调我们同期刚参加工作的大学生二十多人与地质队部分干部一起加入西安市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队，我被分配到汉中南郑县山区白马公社白马大队第六小队，成了一名农村社教干部，领导小农村搞“社教”。
南方山区让我有了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机会，了解地方风俗习惯，也学会了水田劳动的技能，也尝受了可爱的“小虱子”骚扰。
更重要的是在农村生产小队里，我是领导农民搞运动的西安市派来的“大干部”，就像来到毛泽东的著作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热火朝天农民运动中，也像先驱者一样在农村呐喊：“打倒四不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那里受到锻炼，也留下了我的一份狂热。
（一）汉中集训
陕西省组成的社教队集中于汉中市，进行一个月的集训，主要学习毛主席著作武装头脑，也学习一些有关社教运动和当前农村形势教育的资料。
庞大的社教队涌进汉中市，立刻让这个历史名城热闹起来，全市的中小学校全部停课，放假。将教室腾空，成了我们办公、居住的房间。211地质大队三十多名社教干部也住进了一所小学校。
我们在汉中集训了一个多月。社教队首先对我们这些要下乡工作的干部们进行培训，集中学习，除了学习“毛选”、当前国内外的形势及农村基本知识教育外，我们也经常讨论当前政治问题。讨论中也是也争得面红耳赤。
晚上休息，我们五、六个大学生一起到汉中的大街小巷散步，观赏那里的古迹、民间风俗及品尝那里的特色小吃。
那里有很多三国时期的古迹，如：汉高祖刘邦的府邸——古汉台、韩信拜将台及汉军的饮马池，还有市中心的古建筑——钟楼、鼓楼。
汉中的土特产也很多，尤其是种类繁多的竹制品和棕制品。我特别看上那里五颜六色的棕箱子，它是用棕榈树的皮编织上各种美丽的图案，装饰在木箱的外层。图案花纹也可以根据顾客的要求编制各种花纹图案或有纪念意义的词汇。我工作已快一年，也没有装衣服的箱子，我的衣物就是存放在地质队员必备的帆布大口袋里。老同学魏志成建议我定做一棕箱子，出门、探亲、搬动时，手提着箱子行动方便。于是我真的花了八元钱定做了一个棕色棕箱子，它的尺寸60×40×20立方厘米。在正面编制上黑色六个大字“玉祥汉中留念”，大蝴蝶形状的箱门扣是用铸铝材料制成，门扣分成上下两半装饰在箱子的上下盖子上，配上钢条的提手。门扣一侧是“玉祥”两个大字,这是我的名字，下方还绣编着日期“1966年”。另一侧四个小一点的字“汉中留念”。当我社教结束时，我可以提着它回西安了。这也是我在汉中工作大半年留下唯一的纪念物，它跟随我走南闯北，直到二零零三年大连市福兴里大院拆迁时，那个陈旧棕箱子被一些收破烂的人偷走。这样汉中的纪念物没有了，但是汉中的暴风骤雨般农民运动却永远留在我的心里。
汉中也属于陕南汉中盆地，那里的小吃也是以甜食为主，晚上我们也经常到街道上品尝夜宵，我第一次吃到鸡蛋醪糟，味道好极了。醪糟与我大学生活过五年的湖南长沙的米酒相似，但这里将鸡蛋打入煮沸醪糟里，也是别有风味。
集训结束后，一千多人的社教工作团，像一个军队团级编制的大军，大队人马排着队背着行李，浩浩荡荡地向南郑县开拔。我一个人用一条扁担挑着两个人的行李，急行军，步行十几里路，累得我满头水淋淋，来到南郑县的白马公社大门口，才停下脚步，暂短休息片刻。就到白马大队第六生产队的社教运动负责人的岗位上任。成了一位小不点能指挥农民“村官”。
（二）、白马大队社教工作组
白马（现在白马寺村）大队社教工作组总共38人，其中，第四军医大学老师学生6人、我211地质大队干部4人、西安市工业局干部10人、城固县干部6人和已搞过社教的喜神坝等地农村积极分子12人。城固县工业局干部姚家仁是“四清”解放干部，他有社教经验，被任命为工作组长。
四军医大学人员中，有一位营级军官和五个大学三年级学生，其中男生二人女生三人。六六年八月爆发文化大革命，他们奉军令回西安学校，离开社教工作组。
余下的人员坚持到十月底，社教工作组解散，我们回归故里。我完成历史上给予我深入农村参入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的使命。
（三）白马大队第六生产队
社教工作组于一九六六年四月初进驻农村各个生产队，开展工作，发动群众。我和农村积极分子杨全福被分配到白马第六生产队，我是负责人。自己背着行李来到该队的刘家大院，住在五十多岁的孤老头刘大老汉家里的堂屋。
第六小队
第六生产队位于白马大队北部丘陵地的小山沟里，仅有八家农户，他们分散居住四处，其中刘家大院住房最集中，四户刘姓人家连成一片。他们家庭人员复杂，虽然他们的名字分别刘文玉、刘文华、刘发清和刘发章，“文”字是长辈，“发”为晚辈，看起来冒是刘家族人，实际男主人不是完全有血缘关系。另四家是李氏家族，分散居住四处，虽然他们相距几十米，但是处在山区沟坎之中的房屋，又被房前屋后竹林遮挡，农户不能相望。小队长是大字不识一个的刘文玉。
小队长刘文玉是个大字不识粗犷农夫
刘文玉的家庭成员关系很复杂，他原是住在靠近四川的大巴山区喜神坝公社光棍农民姓王，五十年代末入赘上门当上老寡妇邬大美的丈夫，邬大美死去的丈夫是刘家“玉”字辈人，为此他上门也按刘家的家规改名为刘文玉。他们都无儿女，就从外村过继一个孤苦女孩为女儿，起名为刘素兰，当女儿二十岁时又招了个上门女婿付明贵，他上门后改名叫刘发贵，他也是外村孤苦伶仃大男孩。他们全家里没有一个刘家人血缘关系的人，一家杂姓，却撑起刘家的门庭。孤立无援的小夫妻在这个家庭里是受气包、出气筒，因而刘发贵经常被打，被迫只身到处流浪，在社教后期，由于我的干预，刘发贵才勉强重回到这个家生活。这样复杂的家庭关系也是这个山区特有的风俗。
五十多岁的刘文玉五大三粗，大嘴叉，说话粗鲁，好像只会说“是”或“不是”，我询问他的事情，他也说不出完整的一句话。但是他一登眼就像凶煞恶神，他经常将刘发贵打跑，但是村里人都不怕他这个外乡人，都骂他是大巴山区里的“棒老儿”，那是当地人把土匪称为“棒老儿”。他在社教前一年接替下台“四不清”小队长刘发章的职务。由于当队长时间不长，也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根据“棒老儿”的称呼，让我上了一趟人烟稀少的大巴山区喜神坝公社外调，查无实据，也算是给他摘下“棒老儿”的帽子。
我在那里学种田
那里一年两季庄稼，他们与五队共有一处大水塘，孕育它们的水稻。沿着山坡分布着不规整的层层水稻梯田。农作物主要是水稻，也有小麦、豆类。
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平生第一次下水田干农活，也非常好奇。经过我的努力，学会了插秧、放水、除草、施肥、割水稻、用拌桶打稻穗、晒场，用连夹打黄豆荚等农活。
特别是收割水稻让我耳目一新。夏收时节，黄澄澄水稻穗编织成一块块大地毯布满层层梯田里，我与喜悦的农民一起挽起裤腿赤脚下到水田里，挥动镰刀收割水稻，当割出一间房子大小空地时，他们将拌桶抬到水田里，拌桶呈梯形立方体的桶状，梯形的小个桶底在下，大桶口向上，农民双手掐着一大把水稻桔杆抡过头顶后，再用力甩起，向拌桶内壁砸去，稻谷粒纷纷落入拌桶内，一下、二下，直到稻桔杆的谷粒甩干净，再换一把刚割下水稻秸秆，重复摔打。一块地收完后，水田的拌桶像漂浮在浅水表面上的小船被人推着，浮滑到下一块水稻田里。当收获了半拌桶的稻谷粒时，农民将谷粒装入箩筐里，他们挑着箩筐，运到场院里晾晒。我也学会甩水稻，那真是力气活，干一天我的胳膊就酸痛难忍。我曾试着挑起两大箩筐稻谷，走那湿滑的一尺宽田埂，走了两步，差一点滑倒跌入水田之中，让农民们见笑，只好作罢。
与农民一起劳动中，也时刻不忘调查民情，为掀起农民运动的浪潮，做前期的发动工作。
初到异乡，搞阶级斗争，难免能遇到地头蛇的下马威，我必须勇敢面对。
暴打恶狗震住狗主人
生产队出纳是老奸巨猾的李自秦。他放狗咬我，让我痛打恶狗之后，他也蔫了。
社教运动初期，一天傍晚，在刘大老汉的门前小场院招开社员动员大会，我站在大门外招呼社员，清点人数，最后到场的是本队出纳李自秦，五十多岁，枯瘦如柴，拖着两条不愿挪动双腿，慢腾腾地走来，我看着他，刚想与他打招呼时，突然从他身后，窜出一条高五十公分的黑白相间毛皮的大狼狗，冲着我的大腿，就是一口。突如其来的袭击，我反应神速，急速飞起有功夫的右脚，踢到狗头之上，大狼狗被踢得在地上打了一个滚，爬起来，连一声狗叫都没有发出，跑得无影无踪。我不知道是谁家的恶狗，我也追出去，看个究竟。它跑过一条小沟，又窜到高坡上，狗头冲我盯着，喘粗气，也不敢叫唤。
我鞋子是地质队发的劳保鞋——土黄色高腰翻毛皮鞋。它受用我的这一脚，它反应都不及，被我踢懵了。从此以后，它再不敢登刘大老汉的场院，我不管走到那里，它见到我就跑得远远的地方，不声不响的站在高处望着我。我制服了恶狗，就连狗的主人也再不敢藐视我。
后来我知道李自秦带着看家狗进入会场，就是要吓唬我，谁知我这个刚刚走上社会的大学生也是个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主。自从猛踢狗头之后，生产队里的一霸——李自秦在我面前总是装出一副可怜相，唯唯诺诺。
众多“小虱子”吸取纯真青年鲜血
农民不讲卫生，身上的虱子也传播到我身上，我发动群众消灭害人虫。
前期工作安排就是组织社员学习有关文件和毛主席着作，武装头脑、提高思想。经常在收工晚饭后，集中在我住的堂屋里开会。几天之后，我身上刺痒，尤其是晚上，钻到被窝里更让人难受，我查找原因发现，我的被子里多了一群小动物——“小虱子”。一九四五年，也就是小日本投降前后的那段日子，我少年时住在东北大连市遭过小虱子叮咬，解放后就把它们全部干净彻底消灭掉。二十多年之后，在汉中，我又遭遇老对手的光临，我又得自卫。
开会时，社员就坐在我的床上，将他们身上的小宝贝送到我的床上，几天后，我的衣服、被子里爬满小动物，另外在衣服缝隙里还窝藏着白色的小虮子——虱子的卵。它们吃够农村大老爷们的血，不过瘾，就品赏青春小伙的鲜红的血浆，解馋，真香呀。但是我受不了。我开始进行第二次灭绝虱子的战斗。于是我用开水泡烫洗衣服和被褥，也用了杀虫剂。再次将它们消灭干净。
新中国成立那么多年，汉中农民还受虱子叮咬，让人不解。
我要在社教运动的初期先打一场消灭虱子的战斗。社员会上，我动员大家将虱子消灭干净。这次我提出彻底大扫除，把害人虫扫进历史的垃圾里。让这里的农民再不受虱子的骚扰。先把自己身上的吸血虫消灭，才更有精力打倒当时被称为的“农村新生剥削阶级”。
小学校 和老师
一间房子的小学校，一个老师给不同年级的八、九个学生上课。
生产队里有一所小学校舍，也就是一间盖在晒谷场上库房，那间瓦房的墙体是用土坯垒成，窗户也很小。在农闲时，那是学校。收割稻谷时，那是存放稻谷的仓库。当然操场就是那个不大的场院。
教员仅有一名小学毕业生的男青年秦汉有，他也是兼职教员，他是生产四小队会计，也兼任六小队会计。
六队与四队一共有八、九个从一年到四年级的学生，都在这里上课。老师分别讲授各年级的课程，学生们只听自己的年级课程，其他学生做自己年级的课堂作业。
当时，这两个生产队里没有培养出一名中学生。就是成年农民当中的文化程度也只有一、两个小学毕业生。几乎全是文盲。让我从城市来的大学生感到惊奇，这里离汉中市不过十几里的路程，又是解放十多年后的地方，文化教育就这样落后，也让人太不可思议。
（四）愚昧落后风俗习惯
这里文化教育落后，因而也存在愚昧落后风俗习惯。列举一、二。
特殊家庭组成和称呼
这里上门女婿特比多，除了孤老人刘大老汉外，还有两户社员刘发清和李盛堂是本家人，其它五户全是招女婿上门，上门就得改姓。像小队长刘文玉家庭里的五个成员中没有一个刘氏血缘关系的人却都得姓刘。还有一家是和尚还俗上门当上李家的女婿。
家庭辈分称呼也有独到之处，汉人的晚辈一般将父亲兄弟称为叔伯，将母亲的妈妈称为姥姥或者外婆，而这里将叔叔称为姥姥，安排行称为一姥姥、二姥姥、三姥姥……。本队出纳李自秦是会计秦汉有的亲四叔叔，过继到李家，改姓为李自秦，秦汉有将他四叔叔叫四姥姥，让我听起来特别扭。他们将妈妈的母亲还是叫外婆。
蒸大米饭的误区
这里的大米是主要食粮，几乎顿顿是吃蒸米饭，不是焖米饭。他们蒸米饭的习惯做法就是现代的营养学家所批评的那种习惯。
他们做米饭时，先是将米淘洗干净，放到锅里煮成半生后，再用竹子编织的笊篱将米捞出来。锅里一边炖菜或者烧开水，一边将捞出来的半生不熟米粒重新放到锅里的箅子上蒸，菜炖好了或者水烧开后，米饭也就蒸熟了。他们将剩下米汤拌猪食喂猪，一般情况下人是不喝米汤。现代营养学家告诉我们，米汤里有很多人们必须的维生素和营养，他们却将米汤白白地倒掉了，不能被人们吸收，对人的健康非常不利。因而那里农民脸色发黄，特别是男性寿命较短，寡妇自然就多，才有那么多上门女婿。
我也是轮流到各社员家吃饭，就吃这种米饭和清淡的小菜，生活了七个月后，将我靠得也是皮包骨的瘦人。从一九六六年九月六日社教工作组的合影照中就能见到我的小模样。
社员们很少吃面食，更不会蒸馒头。一九六六年夏天，我要到汉中参观文化大革命的誓师大会，我带的中午饭就是社员李成林婆姨做的黑面馒头。做馒头难为她了，我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黑面粉，面里放水搅成面团后，也不放发面引子，而放置一天后，也不对上碱面，就蒸出很酸的硬馒头。当我饥饿时咬上一口，实在难以咽下……
那里的主食太单一，也是造成身体欠佳的原因之一。
养在家里的大肥猪
家家户户都养猪，但是不讲究卫生。
社员家的猪就养在房子内的侧室或者灶房的套间里。进到社员家里，就能听到肥猪哼哼的声音，也有时能闻到猪圈里发出的臊味。有一次，我到李成林家吃饭，刚一进门，见到一头大肥猪跑到厨房窜门，他家婆娘看到我时，赶紧将大猪轰回厨房套间的猪舍。
这种养猪的方法，人居住的房间空气质量太差，卫生条件更差。这也是那里的人们身体状况不好，多生疾病，寿命短的原因之一吧。这和我们东北人的院内圈养猪的方法太不一样了。
东北农村男人们身体魁梧，女人们脸颊上总挂着两团红晕。白马六队的社员，不管男女多数都是面黄肌瘦。
四十多年过去了，我也不知道这个不良习惯改掉没有。这也是我写回忆录时所挂在心中一件事。但愿他们那里随着社会的发展也过上温饱新生活。
（五）、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简介
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为“四清”运动。就是在农村“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后来演变成“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即“四清”。
按着领导的“四清”步骤，首先是“四清”的工作组进村，进行扎根串连。就是依靠发动不担任何干部的贫下中农揭发干部们的“四不清”问题，最后找出重点打击对象，进行批斗，也就是掀起开展对敌斗争高潮，斗争对象主要是地、富、反、坏、右分子和新生的“四不清”干部。在这个基础之上建立新的各级领导班子， 这就完成农村的“组织建设”。也就完成了“四清”的使命。
我参加的一九六六年“四清”运动，到了后期，受到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巨大浪潮的冲击，也只好草草收场了，工作组解散，我们也回到自己的单位闹革命去了。
（六）、我领导白马第六生产队的“四清”运动
我受白马大队社教组的委派，成为白马大队第六小队的“四清”队负责人，还给我配备一个助手——小青年杨全福，他是搞过社教地区的喜神坝公社农村的积极分子。我领导农民社员按着上级的部署搞运动，也有过暴风骤雨般的斗争场面和让人感到怜悯的往事……
社教工作组出奇招整“四不清”干部
工作组进村就是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依靠不当干部的贫下中农社员和团结干部的子女，揭发干部的“四不清”问题，掀起阶级斗争的高潮。
大队首先将老牌的“地富反坏右”集中关押批斗，为今后的运动鸣锣开道。
第六小队仅有八户社员的小生产队里，他们各家都是四壁皆空的农户，家里除了简单生活必备的用具和一头猪之外，几乎没有一件衣柜，有的家连一个小不点的饭桌都没有，吃饭端着饭碗蹲门外。大人孩子穿的旧衣服就是没有裸露肉皮而已。小队长又是才上任一、两年，也是只会吆喝，而又是讲不完整一句话的粗人。这样的村里那有富裕户，都是穷人。
在这次运动中，经过工作组一个多月的发动之后，社员们揭发问题不过是多拿多占的小事和一些说不清的男女关系问题，这个穷乡僻壤的丘陵地区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大问题。这个村又没有“地富反坏右”分子，也就没有批斗会，也就掀不起高潮。
我这个革命的热血青年，身为社教的小“领导”为这个小队没有大问题，而着急。比我更着急的人是大队的姚工作组长，他出点子，委派社教队员到粮食收购站查收粮存根，将各生产队卖粮发票存根的号码、队名、数量和金额，列清单抄回来，交到各小队，让我们对账。我也收到一份对账清单，立刻清查本队账目，就有了巨大“收获”，也让我有了终身难忘的暴风骤雨般农民运动的亲身经历，也有了一次当 “清官”的快乐……
我当了一回比“七品芝麻官”还小得多的“清官”
社教时，查出生产队出纳是“四不清”干部，进行批斗，让这个男“姥姥”遭了罪。复查时，我又给他平反，让我当了一回“清官”。
农村社教运动在二个月时间里，经过发动、排查阶段后，进入下一个阶段，掀起批斗“四不清”干部的小高潮。我所管的第六小队也有了批判目标，那就是小队出纳李自秦和会计秦汉有，前者是后者的四叔，后者称他为“四姥姥”，农民们对阴阳怪气的五十多岁出纳有很大意见，但是查不出大问题，就不能揪出批斗，生产队也就掀不起运动的高潮。这时，大队部送来核对生产队卖粮食发票的清单，这些清单是大队的社教队员到汉中收购粮站查发票存根抄写下来的。我用它对照六小队的账本核对，发现有二张单据，没有记账，就是少了二笔卖粮的发票，金额一百多元钱。这个钱就应该被他们贪污了。找他俩人谈话，做思想工作，让他们坦白，走从宽的道路，小会计心动了，把问题推给他的“四姥姥”，说发票可能出纳没有给他，就没有计帐。但出纳顽固到底死不认账。
开社员大会揭发批斗。当我把大队转来的那二张单据向大家展示时，顿时会场上掀起激烈地斗争，社员们非要让他将卖粮款吐出来，出纳却大喊冤枉，越斗越激烈，有的社员高喊：“把他绑起来！”他硬着头皮说：“你们打死我，也没有拿。”这时，小杨带头喊：“打倒四不清的李自秦，他不交代，我们社员不答应！”社员们也跟着喊起口号，时起彼伏。我这个热血青年——社教的“大领导”对这个顽固分子更为恼火，也喊着：“他不承认就按社员的意见，把他捆起来。”这时，上来几个人就把他捆起来了，人捆起来干什么？又能往哪里送呢？当时已是晚上十一点多钟，又能找谁呢？让我骑虎难下。最后我考虑再三，还是把人放了，等第二天再说。天亮后，我急速到大队向领导汇报，姚大队长瞪着大眼喊着说：“你胡闹！你有多大的权力绑人？他有多大的罪过吗？你随便绑人！”我只好委屈的低头不语，当头一棒，让我揪出批斗分子的兴奋憋回去，不敢吭声，悄悄地回到第六小队。那两张卖粮存根的存在，他贪污就是事实，必须退赔。在我和社员们的逼迫下，他只好把家里的唯一的财产——一头还没有养肥的大猪卖了，又借了一些钱，就算是退赔了。
又过了一个多月，“四清”工作到了落实政策阶段。我在社员大会上，说：“前一阶段，有四不清问题的人，认为你自己的问题不实的，你就可以申述。错了就更正平反，共产党不会冤枉一个好人。”当时，出纳就说没有贪污那个卖粮款。他带着悲声拉着长音的对我说：“窦同志，那个钱我真的没有呀！”后来，我又找他的子女谈话，他家前窝的十八岁的大儿子挺老实，对我说：“我家确实没有黑下那个钱。”，李自秦亲生十六岁女儿也说“他在家里叫苦，说没有那个事。”这时，我的思想产生了一个大问号，难道错了？想起小时候听武侠评书“施公案”中清官施公，出生入死地深入恶霸之中查清案情，为人民平反申冤的事迹。我那时就立志当一名正直、仁义的人，把清官当榜样。想到这些，我就凭工作组人员抄来的卖粮清单给人家定案，是太轻率了。
对李自秦贪污卖粮款一案，我非要查个水落石出，要当个“清官”。给生产队和他本人都有一个交代。首先仔细研究工作组抄来的查账清单，那份清单也是经过反复抄写的，一张稿纸上的首页顶端写着白马六队，下面便是存根的号码、数量及金额。也没抄写人的个人签名和单位公章。我想这样简单的清单，能准确吗？必须将原始存根找到，才能定案。
我与小杨到大队开了到收购粮站查账的证明后，就去查存根。
汉中市与南郑县交界的大河坎粮食收购站里的工作人员看了我的介绍信后，就将我们领到一个十多平方米的房子前，说：“那里面都是存根，你们查吧。”当我推门进去后，就傻了眼，那里存放着近十个麻袋的存根，还有零散在地上的一些存根本和撕下来的单张存根，几乎满屋子都是。这从哪查起，为难了。这时，我说什么也不能回去，我要做个“清官”就得横下心来查，先查地上的零存根本，一张一张的查找，而后又逐个将麻袋里的存根本倒出来一本一本的查找。到下午三点多钟，就真的找着了，这也是老天爷有眼，助我一臂之力，让我看到那二张发票存根的号码与大队给我的清单上号码完全一样，但是它们不是我们白马公社白马大队第六小队的，而分别是白马公社权家湾大队六小队和白马大队三小队的。我别提多高兴了，有了这些证据我也可以当一回“清官”了，于是我让粮站工作人员查看，盖了公章，拿到这个证据，就忘记了蹲在地上近一天查账的辛苦。兴匆匆回来，第二天又到白马公社权家湾大队六小队和白马大队三小队核对落实后，这才确实的证明了出纳的冤案。
我回到队上，先向大队领导汇报后，就给出纳“四姥姥”平反退款。平反后的“四姥姥”对我也不是感恩戴德，甚至都不愿意多看我一眼。让他遭罪了，我也很内疚。他的孩子们见到我是笑脸相迎。我知足了，因为在当时，我做了一个比“七品芝麻官”还小的多得“清官”。让我这一辈子中难得有这样的一次经历。也就足够了。
稀里糊涂地断不清的强奸案
断不清的强奸案——女社员穿着裤子被“强奸”。这也是多少年来在我心中一件不愿与他人叙述的笑谈，那是一件让人戏弄的“强奸案”。
这个生产队小队长刘发章，也是刘家的上门女婿，他的岳父是拐子腿刘文贵，家庭成份是富裕中农。他嘴巴下有稀稀拉拉的几根胡须，体魄健壮，个儿不高，脸总是绷得很紧，像似满脸横肉。他已下台二年多，在这次“四清”当中表现得很老实，他与我说话时，他的眼珠不断的乱转，好像心不在焉，又让人认为他心怀鬼胎，怀疑他可能有问题。又好像被人整怕了，就怕再挨整的样子。
“四清’开始，他就是我要清查的对象之一。经过两个月的工作，也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大问题，但是社员还是告诉我，他很凶，有奸淫妇女之嫌。受害人可能就是刘素兰。我进村这么长时间，我看到弱小青年妇女刘素兰在养父刘文玉家没有任何地位，她的丈夫被她的养父打跑在外，很长时间也不回家。二十二岁瘦小枯干的小媳妇虽然是个跑前跑后，是个积极分子，但很少揭发他人的问题。我为了落实刘发章的问题，就找刘素兰谈话，经过我的一番开导之后，她羞羞答答的断断续续说道：“刘发章不是好东西。他对我……”她羞臊地说不下去，我又开导：“不要怕大胆讲，她与你……”“他、他、他这个背时的龟儿子，抓住我就要……”“有过几回。”“他力气大，只要没有人看见，他就强迫我。”“那第一次在那里”“就在这个房后。”我现在办公的房子是四家相连房子中的刘大老汉家，东侧就是刘发章，西侧是刘发清，再向西就是刘素兰家。当地房子全没有后窗户，他（她）们干事还得绕到房后，也真是干龌龊事的秘密场所，但是房后乱七八糟，也没有一块干净的地方。我有点疑问：“你们怎么干？”“站着。”我听人说过，凡是强奸犯都是主动扒下被害人的裤子，再奸。又问：“裤子谁脱的？”“没有脱。”我在心里“嗷”一声，她好像提醒了我，让我才明白男女性生活穿着裤子也能完成，原来强奸不用脱裤子！？我记完录，认为这是铁案如山的强奸案。我赶紧跑到大队向姚队长汇报。
姚队长听后，用手指着我的鼻子说：“那是不可能的！她胡说！”我一下子愣住了，也糊涂了。我这个二十六周岁大男孩，那时候从没有与任何女孩亲密接触过，都没有握过一次女人的手，大学之中有过初恋的同乡女同学，和她在一起相处也没有握一次过手，更不可能有现代青年人的接吻。我一直在学校生活，也从没有听到过同学们议论男女性生活的黄色艳事。当然听到刘素兰说的强奸案，信以为真。直到一九六七年十月我结婚后才明白了人的那点事。社员同志当时耍弄我这个初出茅庐大处男，我自然中招。可笑、可笑！
经过六个月“四清”运动，到末期，我才弄明白这个村社员的男女之间普遍存在男女关系，根本不当回事。这正反应了这个地区当时的贫穷落后愚昧无知的特征。
背时的李成全当上军婚犯
社员检举大队团书记李成全强奸妇女，被逮捕，家中留下孤独老母，让我怜悯。
李成全是四队还没有对象的青年社员，兼任白马大队青年团书记，也是社教运动的积极分子。我们进村后，我也与他接触过，对他的认象很好，长相、身材、说话、办事都不错。四队和六队地界相连，原是一个生产队，分成两个队的时间，也只有一、二年。所以他是这两个队青年活动的带头人。突然有人反映他的问题,我深感意外。
我进村一个多月后一天傍晚，我发现大门外有的女青年倚门而站，往里窥视。“你有事，进来说吧。”她这才低着头慢慢腾腾进来，让她坐在我的对面，我才看清，是四队的一个十七、八岁小个子女青年秦风风，很精干，平常说话巴巴的。“你有什么事？”“我、我、我，”她今天却吞吞吐吐、羞羞答答不愿意直接说。“你有什么事，大胆说，不要怕，我们社教队会给你做主。”“我告李成全。”我心想那么好小伙，又是团干部，有人告他？“他怎么了？”“他把我……”我这个处男听到这突来事件，心里咯噔一下，“他把你怎么了？”“他把我摁倒地上，就那个了。”她在我的追问下，羞羞答答地叙说，我费了很大劲听明白了，她（他）们两人到大队开完会，回来，走到六队水塘边，趁着月色把她强奸。她最后又说：“四队里还有一个女孩也被他那个。”我让她先回去，明天将那个女孩带来。
第二天又在傍晚，听到窗外有女人唧唧小声嘀咕。我知道她们来了，把她们叫进来，她带来一个我没有见过的姑娘，个子虽然比她高，但是穿着打扮较随意，衣服挺好，好像眼睛有说不清的小毛病。二十岁左右，她倒没有羞涩，嘴上始终带着笑容，说话颠三倒四，说不了一个完整的句子。还是小秦姑娘做翻译，我才能听清大概意思。她也是四队青年，好像正与外地现役军人谈对象，也是被李成全收拾了。从她的外貌和语言的表达能力来看，她的智力较为低下，但是还不属于傻子范围内的。她们反映事情就是李成全强暴她们。从她们陈述中可以看出小秦好像对李成全怀恨在心，下决心收拾李成全，而那个姑娘则不然，对李没有一点憎恨，反映问题时还带着笑容，没有小秦拉她来，根本不会来。也好像是秦姑娘教她说话，让我半信半疑。这里面有我这大处男不能理解的秘密。但是不管她们动机如何，这个牵扯军婚大事，立刻向工作组姚队长汇报。
随后公安局办案专干便衣警察，来到我的住处，他在询问她们时，我远远地回避了，当然更不知道他们怎么处理这个案子。
一个月之后，在白马公社召开全公社公审大会上，将李成全五花大绑从白马大队押到会场，当散会时，我怀着说不清的感情，专程看望他，当看到他反绑的双手已发青，我心里立刻产生怜悯，他的手不能坏死吗？我去找办他案子的警察讲情，能松一下绳子吗？他说不要紧。在生产队里表现那么好的青年，又是大孝子，犯那样的错误，遭此大罪，今后让他老妈一个人的日子又怎么过呢？不敢想象。
后来我听说他被判了五年徒刑，这漫长的五年，他那白发苍苍老母亲只能以泪洗面了。我的房东刘大老汉的大儿媳就是李成全亲姐姐，这时的老汉见了我，也是低头不语，再也看不到老人的笑容，使我更加自责，我又自责什么呢？又不是我伪造事实，又不是我要整他，案子也不是我办的。但我想起他老母亲要艰难度日时，更感到不安。
社教结束后，我才对他们村里的不严肃男女作风，有所了解，那样落后愚昧村庄里，只有李成全碰上硬茬子，认倒霉吧。但是他的老母亲一直让我挂牵，以至于现在我这个七十多岁的白发苍苍老人写这段回忆时，还是有些说不清的感慨。
（七）农村让我见义勇为一把
我从小就立志自己要成为艰苦朴素、仁义正直、见义勇为，就像评书武侠故事里的侠士。这次在这里真的遇见了他（她）人的险情，我毫不犹豫，奋不顾身的施救，化险为安，让我大显侠士身手，也得农民赞誉。
汉中的水库让我救了农民的一条命
搞社教是很辛苦的，白天要与社员同劳动，晚上开会搞运动，我累得瘦了一圈。那里的农作物主要是水稻，大大小小的水库真不少，盛夏，能在水塘里游泳的人可不多。有一老者到水塘洗澡溺水，被我救起。
有一天，我外出办事回来的路上，看到一个小学生在一个大水库里游泳，他的姿势不好看，但游得挺快。我的兴头来了，我要与他比游泳，我下到水里，我们两人游了一大圈，我被他拉下一大截，深感体力不支，我只好认输，在农村搞社教太劳累，我体力下降，没有劲，那能游过他，输给小孩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但是我很不服气，我这个在大海泡大的青年在这时输给小孩多没有面子。
随后，我闷着头往六队走，刚走到本队的大水塘边，就听到有人喊救命，我急忙奔过来，一个社员对我喊：“社教同志，刘拐子掉水里啦！他快不行了。”我看到对岸的水里有人挣扎，我忘记了疲劳，一把扯下草帽，把手表丢到地上，我憋一口气，一个猛子就扎水里，游过去，用双手推那人的后背，一直把他推上岸，他得救了。我救的是五十多岁的中上农成分的刘文贵，他的腿有点癫，农民都把他叫刘拐子，他的女婿是生产队里“四不清”的小队长刘发章。我救得很及时，帮助他把肚中的水吐出来，就没有事了。我可累得坐在地上，喘大气，休息一下。这件事，自己感到救他一命是很平常事，不让社员向大队反映。另外我救的是“四不清”小干部的岳父，又不是贫下中农，就更不能张扬了。因而这件事没有被社教队宣扬，仅有刘文贵的女儿千恩万谢。当时是宣传英雄事迹的时代，但我这个事就这样平淡的过去了，这样挺好的。
我用蛇药救助农村大嫂
山上的一农妇的脚背让毒蛇咬了，病情严重，我及时用蛇药抢救，并送往医院，她得救。
丘陵地区的生产队，农民散住在山沟的窝窝里，户与户之间有一定的距离，个别的场地上住着二、三户。阶梯状的稻田就像楼梯一样，一节比一节高，直到地形最高的人家房前屋后，最低与最高住户的高差有三百多米。
当时的土地是生产队公有，上工时，小队长敲打悬挂在树上破铁罗，社员听到声响就上工。这时，大家都得集中在一块田地里做活，才能见面。我住在中部的一个老贫农刘大老汉家里。我与他们见面主要在开大会或在田里。
盛夏的一天，上午到水田干活时，住在最高处的邵东臣的老婆没有来，我刚要问时，一个社员主动对我说：“她早晨打猪草时，被毒蛇咬了，不能来上工了。”我急忙问：“咬在哪里，伤的重吗？”“咬在脚背上，腿都肿了。”“为什么不上医院？”“他家人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我马上放下农活，跑回我的住处，把我保存的一小玻璃管“季德胜蛇药片”拿在手里。让人带着我爬坡直奔她家，进到她家，我已累得气喘嘘嘘，顾不得累，马上查看她左脚背上的伤口，她已抹上她自己采的草药，我立刻用水清洗她的伤口，看到伤口流着黑血，脚腕至小腿已经红肿，脚背肿得很高，我用手往外挤黑血后，再用水化开二片“季德胜蛇药片”，抹在伤口的周围，再将剩下的所有药片让她服用。
我吩咐她家人组织人将她抬着，送往县医院。因为他们住得分散，召集人都需要很长的时间，在这个时间内，我观察她的病情已好转了，她自己也说疼痛很轻了，精神也好多，这个神药片起作用了。当时药瓶里还剩下八片，我全部给她用上，使她缓解病疼，赢得到医院抢救的时间。
几天之后，她康复回家，很幸运。我也感到很幸运，因为人的一生还能再遇到这样的事情吗？我不是医生，也从来没有给别人治过病，更没有治过被毒蛇咬的病人，但这次用中国著名的季德胜老先生祖传蛇药片救治了农村大嫂，让我这个不是白衣天使的人当了一回治病救人的“大夫”，这要感谢已失传季老先生的蛇药。它给我这次机遇，让我又在人生的征途上多了一份精彩而且又是惊险一幕。
失传的季德胜蛇药片
自从我当上地质队员就有两种自备药品：“季德胜蛇药片”和“云南白药”，随时带着，遇到蚊子叮咬或野蜜蜂叮着身体时，就会红肿又疼又痒，我拿一片蛇药片用水化开，抹到患处，很快消肿止疼。
六十年代，江苏南通老中医季德胜老先生祖传秘方，制成的药品名就叫“季德胜蛇药片”，十几片药片装在直径一厘米长十厘米的玻璃瓶里。
“文化大革命”期间，“季德胜蛇药片”改名为“南通蛇药片”，在药店里还可以买到。八十年代后，我无论走到哪里都要到各地药房里寻找它，可惜的是再也找不到了。什么原因让它消失，对我来说就是个谜。这么好的药消失的无影无踪太可惜了！现在我手里只有云南白药了。
（八）、我的麻木让女兵从我的视线中消失
一九六六年夏天，中国刮起了“文化大革命”的狂风，也吹到山区农村社教地区，在大队社教工作组大辩论会上，我的发言引起社教队队伍中第四军医大学女学生注意，但我这个二十六岁小伙子毫无察觉，女兵从我身边溜走。
白马大队全体社教队干部队伍是由已搞过社教的地方抽调干部、西安市干部、中国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教员和三年级学生及部分农村积极分子组成，这样的一个队伍思想水平相差太大，但在辩论会上也是争先恐后发言，有的言词让人难以接受。
六六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初期，“文革”的政治思想斗争也在农村社教队员们之中掀起政治思想形态的大辩论。我在高中时，就对哲学感兴趣，尤其是六十年代，在大学校园里，饱读当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的政治讨论文章和社论，例如：有关“评中间人物”、“英雄人物”、“一分为二和合二为一”等文章，培养了我有了独立的政治理论观点。在一次全体队员参加辩论大会上，大家的发言也是争论不休，也激起我的情绪。于是我站起来，慷慨激昂地发言，滔滔不绝的说，就像说对口词一样背台词，不打磕的一口气说完。这时全场气氛凝聚，没有人再发言。姚组长也小声说了一声“散会”。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样激动，还撕开我衣襟。散会时，好像我的灵魂才回到身体里，清醒了，赶紧合上衣襟。这一切就引起了一位女兵小齐的注意……
第二天，我起床将我的内衣换下来，泡到水盆里，再倒了一点滴滴涕杀虫液，这是为了杀死衣服里喝人血的小虱子，就到田地里跟农民干农活。快到吃饭时间，我回到驻地的农院，看到小齐把我的内衣洗好了，正要往绳子上挂，晾晒。我很惊讶，我与她没有打过任何交道，怎么能给我洗衣服？我不好意思地马上说：“小齐，你怎么到我们队上来，还给我洗衣服，谢谢你啦。”“我没有事，过来转转，不用谢。”随后我们又随便说了几句话，我也不知道再说些什么，很尴尬静了一会，她也找不出要说言词，就起身低着头，慢慢地走下山去，回大队部了。她走后，我站在房头，看着她的背影，摇着头，感到不解，她到这里干什么呢？当时，我并没有认识到自己是二十六岁单身小伙子，需要找对象。
她是第四军医大学三年级学生，也是我们白马大队部社教队员，她个头有一米七，也是个大个，身体很匀称，脸面长得端正，一身军装，也是让人羡慕的威严戎装的女兵。她虽然长得不是小巧玲珑小女孩，但是她也是能拿的出手的女兵。后来听说她的父亲是上海驻军少将副司令。对于这样出身的女兵，我当时想不出这是为什么，她平日根本不可能到我这边远小生产队办事，更不可能来给我洗衣服。想不通……
当我在水库游泳时，一个农村会游泳的小男孩告诉我，社教队里的高个女兵也游的很好。在大城市里家庭条件好，也有很多会游泳的女孩子，小齐也是其中之一。
八月份后，第四军医大学的学生因“文化大革命”提前离开社教队都回学校了。我们也在十月底，结束社教，返回西安的二一一地质大队部驻地——西安大差市附近的马厂子。小齐与另外一个女兵听说我们回来了，就到队部找到我，我们几个男生与她们简单聊一会儿，她还告诉我们，周六晚饭后，在新城广场拉琴。那天，我和魏志成两个人一起到新城广场，见到小齐与她的同学在拉琴，就问候几句客气话，也没有新鲜的词汇，就木木孜孜地走了。后来，我们也到四军大看望她们，当时小齐上课，我没有见到她。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见到小齐与四军大的其他社教队友。我对那批女兵文革后期的去向是一无所知，永远失去联系。
当时，她没有引起我注意的原因是我还不知道自己应该是找对象的二十六岁大小伙子了。另一个原因是大学时与奇遇、初恋、同乡的初恋决裂，让我还没有转过弯来，考虑找另对象的问题。当时我只能感到小齐有点奇怪，也没有多想。就没有回访小齐，更不可能追女兵……
多少年以后回味那段故事，感到自己对一个女兵大学生太没有礼貌了，也是没有缘分吧。
(九)、文化大革命对社教运动的冲击
一九六六年夏天，“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也席卷汉中大地，也影响了社教队的工作，社教工作组一度中断，也到汉中参观批斗大会。毕竟是山沟的消息闭塞，我们还是默默地为“四清”运动工作。
白马大队（白马寺村）虽然距离汉中仅有十几公里，但身处丘陵山区的生产队看不到报纸，也听不到广播，就不了解全国的形势。我们只有每一周要到大队工作组开会学习，才了解一点山沟外面的情况。突然有一天，接到通知让我们社教人员和农村积极分子到汉中体育场参加“文化大革命”誓师大会。
第二天一大早，我带社员李成林家给我准备的干粮——黑面酸馒头，与几个社员步行十几公里，赶到汉中体育场。那里已积聚了上万人，人山人海、红旗招展。人们的口号时起彼伏，扩音喇叭高唱“造反有理”等有时代特色的歌曲。我很好奇，看着、听着。也是弄不明白怎么回事，稀里糊涂站在那里。后来有一股人马到汉中褒城镇653工地，观看批斗大会，我也就跟着去。
汉中褒城镇653工地批斗“狄华”大会
距离汉中十几里的褒城镇653工地是新建的北京大学分校的一个山沟里建筑工地。当时国际紧张，面临与苏联战争的一触即发时候，国家为备战，将沿海地区重要工业厂矿和国家重要科研、学校迁移到中国的大后方——号称“大三线”。北京大学也在这里建分校。当时的校长是物理学家周培源。
我跟随着人群来到653工地，看到主席台上领导们也落座了，台下的人们也盘腿坐于黄土地上，我和外单位支援群众的队伍到来，使会场的人数爆满。我就站立在人群后边，观望批斗大会。
处于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批斗会没有激烈的场面，更没有武力批斗，只是语言争辩。一会儿，工程公司总经理狄华被几个人连拉带扯，来到台上。他长得非常体面，四十几岁，中上等个，一张长方脸，已将络腮胡须刮光，露出青色嘴巴，一幅大义凛然的样子站在台前。我站得远听不清他与主持人对答着什么。过一会狄华被推下去。这时，包括一女人在内四个工人被押到台前，看样子他（她）们也不服气，也敢与台上的那帮人争论着。我傍边的人议论说，这几个人是保狄华的，也被揪上去了。我平生第一次看到批斗大会，这些新鲜的玩意让我有些不解其意?我觉得没有什么意思，刚想走时，看台上又上来一位六十来岁的老者，他个子较高，一脸正气，有人介绍他就是北大校长周培源。我立刻停住脚步，遥望我所敬仰的北大校长——伟大的物理学家周培源，他也讲了几句话，我还是听不不清，弄不清批斗的内容，感到没有意思，还是走出会场。
路过一排简易平房，房门大开，我往里望一眼，就有一个工人将我招呼到屋里，听他的口音是大连人——我的老乡，与他攀起老乡情，自然亲切，他主动向我介绍这里发生的一切，我也就明白了大概情况。
     这里支援三线建设者都是东北的两个大城市抚顺和大连的建筑公司派来的工人，他们就分成两派，大连派是少数，而占主导地位的是大多数的抚顺人。抚顺人借文化革命初期批判大会，就批判偏袒大连人的总经理狄华，自然大连人也就是保皇派，那四个人敢于说话，就成了陪着狄华挨批判的人，这个工地大连人少，自然吃亏。他还告诉我，他是大连第一建筑公司的工人，我们两人家在大连仅相距一条街道，他还认识我弟弟。这样我在异乡遇乡党，也是格外亲切，但是这里不是能让人述说乡情的场合，我只好请他多保重，就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再往回走的路上，才想起肚子在叫唤，拿出那块干裂黑面馒头咬上一口，酸得难咽，我实在饥肠辘辘，也就强忍着吃了几口。在回白马生产队路上在想653工地老乡们的命运以后又会怎样呢？
一九六七年春节，我回到大连探亲，也随我弟弟参加大连一建公司的批斗大会，在那里，我见到从汉中回来的工人，也就知道汉中的一建工人的命运，汉中武斗非常激烈，大连人都集中到城固山沟里的工地，与汉中的那部分抚顺工人对立，形成两大对立面，大搞武斗。远离家乡东北的人们在遥远异乡进行武斗，也让东北的家人提心吊胆，这样让支援大三线工人阶级在异乡饱受折磨，他们日子过得太苦了，这是为什么？只有粉碎“四人帮”之后，他们才能如梦初醒，才知道他们自己在那一场残酷斗争中，也跟着胡作非为。
（十）白马小队社教运动的收尾工作
汉中社教工作团也要紧跟形势，于是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底，将所有社教人员收拢到汉中市小学校集中学习。我背上行李，没有与社员告别，匆忙离开生产队，回到汉中。
在汉中学习一个多星期，也是稀里糊涂，不太明白当前的革命斗争是针对谁。先不管那个,我们姚组长组织全大队社教队员照相留念，我就很幸运的有了1966年9月6日的这张“汉中地区社教工作团东风（白马）大队工作组全体同志合影”。


这张具有时代意义的相片让我一直珍藏，它给我留下永久的记念。从相片里看到我那消瘦的皮包骨的身躯里，却包涵着旺盛精气神。深深地体会一把毛泽东著作“湖南农民考察报告”里热火朝天地农民运动，我也在运动中扮演着一个热血青年，也为农民做出自己毫无保留的贡献。
     学习的后期，上级认为这次“四清”运动的工作，目前只进行到批判斗争阶段，原有的生产队干部被罢官，生产队领导班子瘫痪，这样继续下去，农村就乱了套。为此让我们继续回到农村，将运动进行到底。于是我又自己背着行李返回小山沟。
拖着虚弱身体回生产队
一九六六年九月的一天，我又背着自己的行李袋从汉中来到南郑县的公路边，剩下路就要沿着水渠岸边上的小路，回生产队。
天下着毛毛雨，已在山沟“犒劳”六个月的小伙，只有一副已成为虚弱小身板的空架子，背着自己的行李在湿滑水渠沿上行走，磕磕绊绊象个醉汉，跐溜一滑，身体倾斜于水渠里，好在水只有四十公分深，裤腿湿了，地质队发的帆布行李袋也滑落水边，我赶紧爬起来，把它扯出来，行李卷没有进水。.这时我腿还在轻微的发抖，好像没有一点力，我干脆淋着毛毛雨，坐在行李包上休息。一会儿，接到通知的几个社员把我接回驻地。我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身体那样虚弱，与三月份进村时，我一个人能挑着二个人的行李奔走相比，简直现在就是空架子的懦夫。六个月的生活、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将我折磨成那样。当时，我并有感到沮丧，我为了共产主义革命理想，而奋斗的意志坚定不移，仍然满怀着革命激情投入社教运动的收尾工作。
默默无闻的收尾工作
收尾工作主要是重新组建领导班子，建立生产队的各种档案、账目和规章制度。
大队工作组长认为我这个刚参加工作的大学生没有农村工作经验，于是派来城固县农业干部近五十岁的巨徳英为负责人，我就成他的助手。我与巨德英也拍照留念。


这时，将六队和四队合并为一个队。队长由原四队青年邵东陈担任。秦汉有仍为会计。我帮助会计整理各种账目和制度。我还负责民兵建设，训练民兵。
十月底，社教运动队就告别山沟,离别时，没有农民相送，没有掌声，更没有离别时的热泪，而是默默无闻的离去。因为那场社教运动虽然场面宏大，斗争也很激烈，但是没有给农民带来多大的实惠，反而折腾人民群众的热情，搅乱他们的生活次序。更不像土改时，农民斗地主分田地，得到土地的实惠。既然社教运动没有给他们带来多大好处，当然得不到人民的掌声，这是很自然了。
但是我对那里的人民始终怀着一个善良、怜悯的心，当我离开时，也经常挂念那一片落后贫穷土地，希望他们的生活早日得到改善。
十七年后重访那片土地
一九八三年夏天，我是核工业西北地质局的西安地质技校老师，到汉中二一四地质大队进行录取新生工作。我有机会探望阔别十七年的白马生产队六小队。
我乘上汉中至南郑县大巴车，在草源站下车，沿着昔日我曾经跌落的那条水渠上的小路走到那熟悉的小山沟，见到第一户人家就是李自秦家，正赶上吃午饭，李自秦的儿子还是热情地招待我，给我端上一碗米饭，吃着那还是撇去米汤的米饭和小菜，让我联想十七年过去了，他们吃饭的习惯没有任何变化。饭后我又拜访四家。交谈、参观的结论，这个村在这些年的生活状况没有多大变化，家里仍是四壁空空，猪还是养在家里，吃的还是干巴巴、沙楞楞的米饭。学校还是那一间瓦房……。打灯笼照旧，老样子。只有人也还是生养繁衍，但是老人的寿命只有六十来岁，当年队长刘文玉夫妇、我的房东刘大老汉、上中农刘文贵（曾经溺水被我救助的）和李自秦都早不在人世。
当时，我去村里目的就是看社员家庭生活和农村的变化，人是见到了，但是小山村无多大变化，让我只有感叹，这里还是老样子！
结束语
八十年代后，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进一步深入全国各地，国家颁布了若干有利于农村经济发展的政策，农村也逐步地富裕起来。我相信他们那里也和全国广大农村一样，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如果在我有生之年，再能回到那个小山村，参观那里的新气象，就能使我这个老头写这段回忆时，再添上一笔精彩的现代农村发展的小故事。
作者：窦玉祥 笔名：祥玉网名：老人与海，原创2012年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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