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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5-8 01:0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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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写真——我的“文革”经历兼及陕西省林业学校“文革”史(七)
顽固不化的极左堡垒8 C9 {7 S. _/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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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 [' e& R6 }, o# J就在我被遣送回到家不到两个月,潘玉丽春节放假,从她工作的韩城县回到华县家中,渡过渭河到我们家来看我。潘玉丽似乎压根儿就不在意我当时的处境,继续谈论婚姻大事接下来怎么办,我当然求之不得。我们商定离开我的富农家庭,先把我的户口搬到她家去,她家是中农。当时也没有讲清楚我是入赘当上门女婿,还是过继给她的父亲当儿子,于是也没有改名换姓。我从1972年3月以后成了华县人,一直待到1974年6月安排工作去镇安县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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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 `* o$ x/ t2 i" b; c& I无独有偶,熊永庆也和我不约而同走了同一条路。熊永庆父母只有他一个亲生儿子,却让熊永庆回到家不长时间,从陕南来到关中平原,与林校同班同学王志刚原来介绍给他的他们村一位贫农家姑娘结了婚,这是忍受着多么大的痛苦而做出的选择!熊永庆大概讲定是入赘当上门女婿,一度还曾随爱人改姓蔡。6 }) e6 k7 r9 `2 z
, N4 W# k* ~8 y. ` A( d9 [. t/ [我原来想着这辈子是彻底完蛋了!我的罪状首条就是“恶毒攻击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林彪是上了《党章》的接班人。叶剑英曾经讲话说毛主席和林彪都能活到150岁,我想自己可能到死林彪还活着,这辈子还能有什么指望呢?不料在我被开除回家不到两年,林彪却于1971年9月13日在蒙古温都尔罕自我爆炸。不管当时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是一种什么心情,我自己心中的高兴是不言而喻的。林彪成了坏人,我“恶毒攻击”他不能说有功,但至少无罪,我的出头之日该到了!然而,我真正开始翻案却已是“九·一三”事件大半年之后。6 b* d/ ^& c1 H
. P5 H0 s' l1 z& [* ~7 h0 T我和熊永庆被开除后一直保持着联系,我把准备翻案的打算写信告诉了他,要他和我一起行动。熊永庆回信表示同意,又担心会不会成功怕再惹出什么麻烦来。为了万无一失,我于1972年3月去了眉县县城东边的蔡家庄熊永庆家,与他详细研究了怎样共同提出翻案要求。我材料中写事实原来是什么样子,李贵明威逼利诱变成了什么样子,他又是怎样按着要求把原来写的东西改来改去,这样我们在口径上就达到了完全一,不会再出现相互矛盾。总之,我认为关于林彪的那一条肯定不再是问题,这就奠定了成功的基础。我那时看到的熊嫂,两条长辫子,脸庞儿很俊俏,觉得熊永庆还是很有福气的。& Y8 {9 ^. D+ K. J
4 {; e6 S4 h' v8 A- y$ P) s1 M+ A人一旦被极左思想彻底俘虏,说出来的就可能不是人话。我原以为关于“恶毒攻击”林彪的问题,在林彪成为坏人后就不攻自破,不料到了学校却被李天葆碰了一鼻子灰。那时候农林学校已经合并,李天葆是学校办公室主任。我事先把写好的申诉材料寄给了学校,一直没有音讯而找到学校。李天葆接待了我,直截了当就说:“你以为林彪现在倒台了,你攻击林彪就没有问题了?要知道,你过去攻击的不只是林彪个人,而是党中央的副主席,说明你骨子里就是仇恨共产党的。这个案你永远都翻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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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李天葆的逻辑,足以说明其极左思想根深蒂固到了什么程度!然而令人奇怪的是,这个不说人话的东西,后来竟担任了重新分开来的陕西省林业学校党委书记、校长,而且一直干到年龄过线为止。这就说明,改革开放的政策不断受到抵制和干扰,正是因为在全国各级党政机关内,都存在着大大小小的李天葆,他们不会从内心里拥护改革开放。听说原来的陕西省林业学校,一直存在着压制知识分子的态势,还是那些曾经大搞极左的“文革”前的政治处干部掌握实权,相互勾结在一起,使得整个学校政治气氛处于一种极不正常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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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天葆的答复并没有让我灰心,我在回家路过西安时,去了设立在建国路的省革委会来信来访接待站,一时弄不清杨凌归谁管,进了宝鸡地区接待室。恰巧这天上班的是一位刚从部队转业的军队干部,听了我的诉说后拍案而起,说:“这算什么问题?就是林彪再当副主席,这都不是问题!说他是赫鲁晓夫,他就是赫鲁晓夫了?”我听了后感动得哭了起来。这位同志拿出一张表来让我仔细填写后,又说:“我马上批给你们学校去,再让领导过目一下,你过几天就去学校找他们。”我庆幸自己遇到了包青天,要不是这位可敬的转业领导干部,我的问题不知还要被拖到什么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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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二次去学校的时候,在大门口遇到了时任陕西省农林学校党委书记兼校长马伯援。这位刚解放时就担任过县长的老革命,“文革”前一直是陕西省武功农校党委书记兼校长,因为我留校审查一年多,认识马伯援是哪一个人。此时我快步迎上前去叫了声“马书记”,然后自我介绍说叫马剑涛。还没有等到我再说什么,马伯援就说了:“你的事情我知道,你去找张志栋,他是党委常委,你们林校好多问题他都不表态,学校党委也不好做决定。你先找找他,随后再说,好吧?”9 C9 f' w; z ]! t( z3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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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伯援不言而喻和十分客气的态度,使我心里不但高兴而且有了底。我到学校后直接去找了张志栋,张志栋冷着脸,说:“我现在只是党委常委,你去找学校领导,我不管你这事。”我因为有马佰援说的话,并且对张志栋这种态度顿感气愤,便也毫不怯懦地回答说:“是你开除我的,又不是人家马伯援开除我的,我为啥要去找人家?我现在谁都不找,就专门找你,你不给我解决我就跟着你,你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张志栋不再吭声,恰巧到了吃饭时刻,拿起碗筷不管不顾地走了,我随即跟着他也走到饭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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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1 c, w6 L6 [9 |1 Q4 [, l此时农林学校合并后教职工又都在农校原来的灶房一起吃饭,进了饭堂有很多人熙熙攘攘。张志栋走到卖饭的桌子前,掏出饭票打了饭菜,正要端着走时,被我挡住了去路,大声说道:“你先别走哩,我还没地方吃饭呢!”顿时吸引来整个饭堂的目光,张志栋登时满脸胀红,一句话都说不上来,扔下饭碗扭回头空着手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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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e/ g; P' o. b% h下午上班后我到学校办公大楼政治处,一位原农校的同志接待了我,说到我的申诉和省革委会信访办的批文都看到了,又说学校党委正在研究解决,让我耐心等待一下,态度非常好。我问大概要多长时间,要不我就在学校住下来等着。接待的同志说具体时间他说不准,劝我先回去,不会是一天两天就能解决的。于是这一次我就当天下午返回家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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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y- z4 |. S2 L, t& J& w时隔不久,果然有两位我不认识的同志,来到我在华县下庙公社西周村家中,说是农林学校派来的,跟我谈了话,还找大队党支部写了份我在农村的表现,当然村里人全都说的是好话。眼看着问题就要解决了,可是又等了三个多月毫无消息,于是我再次去了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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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我去学校时带了被子,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和姿态。政治处接待我的同志看见我带着被子,笑着说要住下来咱们有接待室,还用你带被子来?我说我这次来就是要等到问题解决了再走,学校不接待我就在走廊上打个地铺,到了吃饭时去灶房讨饭吃。政治处同志当即就说,那好,先给你把食宿问题解决了,住下来之后再说。于是,我就被安排在大楼南边那排纵向房子的接待室,接待员是个年龄挺大的老头子,说话老是喘不上气来,但是态度很好。吃饭在学校灶房,炊事员大都认识我,拿给一副碗筷,要吃多少打多少,他们把账记下来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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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X8 S1 X0 c& l9 f8 i0 o9 R这次我去学校的时间大约是1973年6月上旬,除了找学校政治处外,还是揪住张志栋不放。政治处接待我的人始终都是原来农校的同志,连原来林校的人一个都没有再见到,也许是这些人一看见我来都躲开了。政治处的同志隐隐告诉我,还是张志栋在从中作梗。农林学校党委常委大约四五个人,只有张志栋一个是原林校的。对于讨论原林校的问题,张志栋始终保持不吭声,既不表示反对,也不表示同意,搞得马伯援很反感。但是,除了重要事项例如接收张岂凡入党,马伯援采取少数服从多数一锤定音外,其他事则要想方设法迫使张志栋表态。1 p# {4 @: ?; J/ Y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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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这种情况,我便把功夫主要下在张志栋身上。在学校住下来的几天里,我每天不再去找政治处,而是只要看见了张志栋,他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尤其是在人多的地方,还故意说几句“恶心”他的话。反正光脚不怕穿鞋的,你张志栋也再把我怎么不了,我也不怕有什么影响。终于张志栋有一天看见我时对我说,研究过了,文件没有人打印,打字员要收麦子。此时夏收开始了,农校原来的土地上种着好多麦子,没有了学生,全靠教职工上阵。张志栋要我夏收过后再来,我说我可以代替打字员去割麦子,腾出他来打印文件。张志栋想想没吭声,走了。) f4 ]5 |+ q& R6 V0 l1 V# R
$ A2 A6 J& r) @$ k当天下午,政治处同志找我到办公室,文件打印出来了,撤销对我的开除学籍决定。《决定》虽然撤销了开除学籍的处分,但却尽可能地把我说成还是很有问题,除了关于林彪的话明确讲不作为问题外,而和熊永庆谈话的其他内容,则说成证据不确不予认定。还有初中同学刘天喜揭发我的几句话,继续保留了下来。总之是撤销了开除处分,我当时就很满足了,当即在文件上签了字,表示同意。可是说到安排分配工作,政治处同志说现在正在精减机构,原来的分配方案林校的人说已经作废了。时值三夏大忙,家里自留地上的麦子要我去收割,我拿到撤销处分的决定便就回家去了。2 ?( L1 V9 K( B1 ]5 h( r
& o4 ^8 B- c" E我最终被安排分配去镇安县工作,那已是做出撤销开除学籍决定整整一年之后。在这一年时间里,我往返于华县与杨凌之间又达四五次。刚开始我还只是到学校哀求,希望能够得到同情解决问题。我曾经提出留在学校农场当一名工人,学校说那也要有安置指标,现在学校没有学生,教师都无事可干,上级不会给这个指标。' }5 ?5 r% t5 C9 N% j8 C
; n* d/ W) B' V2 e8 |0 h看起来学校确实无法解决我的工作问题,我只好去其顶头上司省革委会农林局反映情况。省革委会农林局政治处接待我的同志好象是原来林业厅的,他说省林业厅过去根本不知道我们被开除了,告诉我学校没有权力直接开除学生,必须报省林业厅批准。并且说到我这种言论问题,当时报上来就批不了,哪里还有这种后遗症?最后,接待我的那位政治处同志气愤地说:“你去找张志栋,他有本事开除你,就应该有本事给你安排工作。”看起来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正直的人都有,张志栋那样的人是被唾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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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又一次理直气壮地去学校专门找张志栋。记得那天到学校后是在农校西门外的果园里找到张志栋的,学校的老师都在果园里锄草,还有打农药的,人很多。我直接走到张志栋跟前,大声说:“张书记,我又得来找你,我的工作问题你啥时候给解决?”张志栋似乎不想搭理我,没有停下手里的活儿,说:“你找我干啥?我又不管学生分配。”我说:“那你是只管开除学生?可你本来就没有这权利,我去省农林局了,你开除我就没有上报批准,是你私自决定的,你说怎么办?”张志栋顿时满脸胀红,停下干活儿,一句话都泛不上来。我不管不顾,更加放大声对所有的人说:“这就是原来林校干的事!开除学生要报省林业厅批准,张志栋根本没有报批就把我和熊永庆开除了。省农林局让我来找张志栋,说他有本事开除你,就应该有本事给你安排工作。”: v3 r0 T- D- A% s! Q- |3 l# u#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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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栋不等我把话说完,早就感到无地自容,扔下手里的农具径自走了。我把要说的话给大家说完,又嘲弄般地说了林校一些情况。原来林校政治处或跟党支部近乎的人,都低着头不停地干着活儿,好象没有听。林校那些老教师,则偷偷地笑着不吭声。而农校的教职工大都停下手里的活儿,仰起头来听我讲说,不少人还发出各种惊讶之声。我说完话后,礼貌地对大家说:“你们忙吧,我还要去找张志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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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c# B) e. @+ n& K, i这一次到学校我好象再没有找到张志栋,张志栋真怕和我打照面,彻底躲了起来。我后来找到学校政治处,把我到省革委会农林局的情况讲了讲,说是我被开除根本就没有报批。政治处同志说那很可能安置指标还没有作废,学校再联系一下,争取按原分配方案解决。马伯援主政下的陕西省农林学校党委,对于原林校一系列极左做法都非常反感,所以倾向于为我们解决问题,让我感到了温暖。# U& B6 R \% p
8 t4 X) ]; E4 j5 k8 K% Q0 b3 p果然时隔不久,我接到了学校通知,安排我去镇安县委组织部报到。我立即赶往学校,拿到了派遣证,又回到华县办理了户口迁移等手续,于1974年6月到了秦岭大山中的镇安县报到。镇安县委组织部的同志说我的名字早就分配到镇安,一直没有见来报到,还以为是因为镇安山区条件差而不愿意来。在县招待所没有住两天,我就被通知去结子公社,做了一名农业干部。当年跟我一起分配到镇安县工作的林校同学共七名,我们林业专业25班就有三名,其他六人除我们班兰海楼安排在距县城200多里的腰庄公社外,其余都在林业局系统。林业系统五个人中,有两个分别在条件更为艰苦的木王林场和黑窑沟林场,而我去的结子公社则是除城关公社外距县城最近的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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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2 {( [" v! l( ^7 c5 V. o我虽然被撤销了开除学籍处分,走上工作岗位,但是留在《决定》中的某些内容,仍然对我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我在结子公社的工作很出色,1976年,我所蹲点包队的结子公社农科站夏粮产量比上年翻了两番,在年终全县四级干部大会上被评为“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第一名,我和农科站党支部书记邓富山一起披红戴花,走在游行队伍最前头。可是,我却一直未能被接收入党。1977年12月,我参加了“文革”后恢复的第一次高考,成绩是镇安县唯一各科平均及格者,却因为政审不合格而未被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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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平反冤、假、错案中,我再次向学校提出申诉,要求彻底予以平反。因为镇安县结子公社农科站在科学种田方面成绩显著,我曾经作为代表参加过省革委会农林局召开的全省农业科技工作会议,张志栋代表农林学校参加了会议,看到我脸色很不好,冷冰冰始终没有说过一句话。我在会上发言介绍了经验,据说曾经担任过舒同秘书的农林局科教处处长亲自和我谈了话,鼓励我继续为全省农村科学种田创造经验。后来我在向学校申诉彻底平反时,给那位科教处长也寄了份申诉材料,写了请求给予协助的话。科教处长很重视,给我回了信,说他已经批转马伯援校长,相信一定能够得到解决。果然时间不长,我就接到了学校通知,去杨凌在平反决定上签了字,给我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的磨难画上了完整的句号。* a( J+ V; r+ L
- W2 r ] t, E% i$ ?" {人的一生不管事业上成功与否,对于当年母校生活总是觉得十分美好而留恋。可是我一想到陕西省林业学校,身上却似乎要起鸡皮疙瘩,因为它留给我的不仅不是美好,而且是痛苦。20多年前补发毕业证,我看到陕西省林业学校毕业证上,校长的名字竟然是李天葆,便觉得恶心一直未去领取。好多年来我听到关于林校的各种信息,都是说那些过去搞极左的人继续抱成一团,依然用极左的目光看待一切,压制和打击真正的知识分子,使得重新分开来的林校始终笼罩在一种不正常的政治气氛下。直到李天葆下台后,这一切才逐渐改变了过来,再到杨凌职业技术学院成立,这块顽固不化的极左堡垒终于彻底土崩瓦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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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y+ [3 D7 s: d; [* C" v- y) s陕西省林业学校这座极左堡垒的长期存在是一个奇迹,但也可能是一种没有引起人高度注视的普遍现象。改革开放的步履始终非常艰难,大概皆由此而产生。然而,历史车轮不可逆转,改革是人心所向,任何想要继续坚持极左那一套的大鬼小鬼,终久都会被抛进历史的垃圾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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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瀛的传奇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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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X" B; K. _! g! w按说关于我的“文革”经历抑或陕西省林业学校“文革”史到此就该结束了,可是我还想专门用一个章节来说说张文瀛。张文瀛是陕西省林业学校一个众所瞩目的人物,他那种卑视一切把神圣的“文化大革命”当做儿戏的态度和举动,让当时的所有人都无法理解。* K/ D; w+ {4 `
" Y; r6 @. R/ b5 U6 q4 A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中,我有“幸”和张文瀛一起被关押在学校监狱,共同度过了200多个日日夜夜。在最后阶段松散关押期间,我们这一老一少两个忘年交无所不谈。张文瀛完全向我敞开了心扉,把他大半生里的经历毫无保留地告诉了我,使我对这位有着不凡人人生经历的老人有了一个深刻的理解。同时,从张文瀛身上也折射出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人生轨迹,在那种特殊的年代注定会有的共同的悲惨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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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瀛对我说过:“你不是在学着写小说吗?其实我的一生就是一部精采的小说,等你将来会写小说了,一定要把它写出来。”我当时一口答应了下来。多少年来,我曾无数次想以张文瀛为模特儿,写一部中篇以至长篇小说,有几次已经动笔写了好多万字,但是始终都感到没有达到满意的效果,直至如今仍未拿得出来。因此,我想利用这个机会,把张文瀛告诉我的关于他的一切,原原本本记录下来。一来可以满足一下当年林校同学的好奇心,让大家知道张文瀛原来是这么一个人;二来供水平更高者以此为素材,也许可以描绘出张文瀛精采的人生,以告慰老人家在天之灵。- d# j& R3 {: d
" E7 ?5 R4 r2 ^( O; _0 x( W4 n9 [* [( d' e几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进入了张文瀛儿子张磊的博客,看到了张磊写他的父亲如何为革命做出重大贡献的系列文章。据文章介绍,张磊还是在张文瀛去世前几年才听父亲告诉他的。这里,我把张磊的文章作为参考,企望能够更全面地描绘出张文瀛的人生经历来,故此特对张磊表示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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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瀛原籍陕西省渭南县(今临渭区)固市镇,距我的家乡沙苑地区只有20多公里。早年间的固市中学(又称渭南简易师范学校),曾经是中共陕东地下特委活动频繁的地点之一。我曾经看到过渭南地区一篇党史资料中,记录了张文瀛在固市地区发动群众抗击政府苛捐杂税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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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T2 u' H# z* g张文瀛家应当说是属于农村知识分子家庭,几代人都是农村私塾的教书先生,谈不上是贫下中农,但也绝对不是地主富农。教书先生再穷也要设法让自己的子女读书识字,张文瀛小学则是在父亲的亲自教育下读的,到了中学以至大学,却是以优异的成绩考取的“官费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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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 }8 b# e& T3 m9 `' d. r张文瀛的中学首先在固市中学读初中,那时候县以下大多只有初中,到了高中则要到省城西安去读,张文瀛是在西安中山中学读的高中。1932年,张文瀛高中毕业后,考入在苏州的江苏教育学院,所学专业是当时很热门的乡村教育和乡村建设,曾师从著名教育家俞庆棠先生。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担任了固市中学(又称渭南简易师范学校)教务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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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x/ j9 t" T8 a0 A$ ?张文瀛的革命生涯早在1927年于西安中山中学读高中时就开始了。他读了很多进步书籍,思想激进,很快就被中共地下党所注意。当时直接影响张文瀛的是三个人,一个是刘秉琳,原名王嘉祯,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县人,战争年代曾任第二野战军政治部保卫部部长,建国后直任至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刘秉琳1926年10月考入在西安的西北军事政治学校,1927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另一个是宋文梅,陕西省三原县人,1926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加入共产党,任三原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团支部书记,在此期间作为介绍人接收习仲勋入团,1936年“西安事变”中任西安绥靖公署特务营营长,拘留了来西安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并守护蒋介石,后被以“劫持统帅”罪逮捕关押在苏州监狱,1949年1月由地下党组织营救出狱;再一个是蔡学周,陕西渭南人,1927年在西安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次年参加了渭华暴动,1934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后,奉中共地下党指示在西安北郊渭河林场建立秘密联络站,利用林场场长的合法身份从事情报收集,人员、物资转送等工作,直至1949年西安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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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瀛告诉我,介绍他加入共产党的是蔡学周。那是1928年暑假的一天,他们俩从一起读高中的西安中山中学回到渭南家乡,躺在渭河边的沙滩上。蔡学周问他是要上中学还是上大学?他说,要上就直接上大学。中学是指共青团,大学指共产党,这样就算他提出了入党申请。暑假后回到学校不久的一天早上,起床后去上早操,队伍在操场上刚刚站好,突然从他身后走来两个身穿便衣的人,架着他拉了出去。与此同时,也有两个同学被同样带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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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1 L& [% k) B+ W) q: S原来是地下党的交通员被捕了,从身上搜出蔡学周介绍他们三个人入党上报省委的材料。那天蔡学周起床后发现学校里情况有点异常,来不及告诉他们,只身匆忙翻后墙逃跑了。他们三个却被糊里糊涂抓了起来,关在西华门监狱即军法裁判处。入狱后一开始他们都说自己没有干什么违法的事儿,不知道为什么被抓了起来。审判他们的人反复告诫要他们老实交待无效后,便揭穿说:“蔡学周那小子溜得快,可是我们想什么时候抓他就什么时候抓他!我们也知道他藏在什么地方。”蔡学周的哥哥时任国民党部队营长,蔡学周藏在哥哥那里。+ Q6 q k& f, n' F
% t* S- {0 c8 y, v% B这一下纸里包不住火了,但是他们三个人都还死不认账。那时正是蒋介石“四·一二”公开屠杀共产党之后不久,与共产党沾上边就有生命危险。这样死抗着几天后,监狱来人把时任陕西省长宋哲元亲笔写的一张纸扔在他们牢房地上,上边写着“我以诚相待诸君,诸君仍如此顽冥不化,那就……”,几个大大的省略号墨迹未干。这就说明再不认账就死到临头了,那时候已听到许多人被半夜三更装在麻袋里杀害。张文瀛说他看过宋哲元的手书后,靠在墙壁上闭起眼晴一声未吭,而那两个人却顿时吓得哭了起来。7 g' e3 C; m+ P- L3 K; I8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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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监狱当局认为他们还没有加入到共产党内,也没有什么活动,便要他们三人各写一份表示悔过的声明,表示年幼无知被共产党宣传所盅惑,今后则专心读书不再参加共产党。他们照办了,张文瀛开始时还写着“今后不再参加任何政党”,人家看了说这把国民党也包括进去了,不行,只得又改成“不再参加共产党。”于是,他们三人就被释放回了学校。让他们三人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他们获释的第二天,他们的声明被全文刊登在《新秦日报》上。中国共产党有一条始终执行的严格规定,凡是公开声明反共自首者,一律不准重新入党。这种规定成为张文瀛一心一意为共产党的事业奋斗不已,而却再不能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的最大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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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瀛这次被捕入狱后有一个最大的收获,那就是亲耳聆听了中共陕西省委组建者之一的李子健讲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李子健是陕西省三原县人,1922年考入上海大学,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1月受共青团中央派遣回三原,在三原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建立团组织,同年10月奉中共组织指派赴苏联学习,1926年11月回国,次年5月协助耿炳光等组建中共陕西省委,9月26日在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上被选为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1928年初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张文瀛等人被捕后曾与李子健关在一起。李子健知识渊博经历丰富,用通俗的语言向他们讲解了马列主义革命理论,使张文瀛非常佩服受益匪浅而终生难忘。可惜的是,李子健1929年5月出狱后却脱了党。直到1942年又与杜斌丞、杨明轩等一起创建民主同盟西北地方组织,而后任中国民主同盟西北总支部宣传部副部长,曾陪同杨虎城一家游览过杭州西湖边上的岳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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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瀛这次被捕入狱后聆听了李子健的教导,从而更加坚定了他对共产主义学说的信仰。此后,他虽然没有有组织地从事革命活动,却又在共产党员刘秉琳的直接指示下,继续冒着各种风险,为共产党的事业做着极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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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B3 d3 S' K( }# T 在江西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时,正在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中做兵运工作的刘秉琳,被党中央调往南昌做情报工作。此时张文瀛正在江苏教育学院上学,与东吴大学附中学生胡希仲(陕西辛亥革命元老胡景翼将军之子)一同租住在苏州一户居民家里。1934年的一天,刘秉琳在把一件重要情报送往上海途中,由于叛徒出卖在南京火车站上车时被特务盯了梢。为了摆脱特务,刘秉琳在苏州下了车,去张文瀛所住的地方躲藏。特务带着警察跟踪追捕来到张文瀛住的地方,刘秉琳在胡希仲和张文瀛安排下出后门走了,而后成功地将情报送到党中央留驻上海的情报机构。% d4 `* T! V* V4 B2 O# B8 T
4 e$ e# \( j1 t0 h; m 特务带着警察冲进来时,胡希仲和张文瀛提前做好了准备,都说是刚从学校回来的,故意拖延时间,后来被抓到警察局审问。张文瀛个子高,被当成了刘秉琳,特务和警察叫来房东辨认,才知道抓错了人。张文瀛被放了,胡希仲因为年轻气盛,怒斥国民党被关起来,后来经上层人士说情才得以获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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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中,刘秉琳在山东被“四人帮”爪牙诬陷为“叛徒”、“特务”、“历史反革命”,进行了长达四年多的监护审查。山东省革委会专案组曾派两名军人到眉县林校,要张文瀛作证刘秉琳那次在苏州时被捕过,被捕过就意味着是叛徒,为此对张文瀛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残酷批斗。配合山东来人调查的是李贵明,把张文瀛折磨得死去活来,张文瀛始终坚持“刘秉琳没有被捕”的历史事实,最终使得“四人帮”在山东省的爪牙对刘秉琳的诬陷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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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x9 X2 f5 m# b+ F! B1 U1936年12月,张文瀛在渭南县固市中学担任教务主任不久,“西安事变”爆发,社会各方反应强烈。此前刘秉琳于1932年被党中央派到西安,在陕西省建设厅任庶务主任,主要做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工作,与张文瀛曾经有过交往而成为知己。此时因为要及时全面地向党中央正确处理“事变”提供有价值的情报,刘秉琳的工作量大增,便立即唤张文瀛来到西安协助。周恩来在西安期间,多次听取刘秉琳的汇报。张文瀛曾在刘秉琳住处见到周恩来,还多次聆听周恩来的演讲和答记者问,使他对中共和平解决事变的决策有了深刻的认识,后来在很多地方和场合,积极向乡绅、群众和学生解释共产党的和平解决事变的正确主张。7 s2 r- c H$ q,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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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元月,张学良在南京遭软禁,国民党亲日派指挥中央军进攻潼关,进逼西安,内战危险一触即发。为了稳定局势,应杨虎城、王以哲两将军请求,中共中央派遣红军南下,在渭北一带布防,协助东北军及十七路军抵御中央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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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u' p m2 ]( H7 c! G& n当时关中地区有很多实力较强的地方武装,为了保证南下红军的安全,周恩来在西安时特别指示刘秉琳带领胡希仲和张文瀛赴富平县迎接南下红军,向红军提供关中地区地方民团武装的情况和情报,协调红军与地方武装及当地民众的关系防止遭受暗算。行前,杨虎城将军就这项任务的重要性和注意事项向胡希仲作了叮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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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月,刘秉琳遵照周恩来指示,带着胡希仲和张文瀛抵达富平县庄里镇,向贺龙、王震、陈伯钧等红军将领详细介绍了附近各县地方民团武装的情况。张文瀛陪同红军将领拜访社会名人,向各界人士和群众解释党的和平解决事变,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策、方针,还组织群众开展拥军活动,组织召开拥军爱民大会,并在拥军大会上代表老百姓讲了话。张文瀛与刘秉琳、胡希仲的富平之行,不但圆满完成了周恩来交付的任务,还推动了当地上层人士和普通群众拥军的热潮,胡希仲家族带头向红军捐粮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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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富平县庄里镇期间,张文瀛和王震有一段终生难忘的友谊。张文瀛自小于私塾读书,在父辈私塾教书先生的严格教育下,精通诗文和四书五经,读中学和大学时又刻苦努力,是以优异成绩考取“官费生”,因而知识渊博,是那个年代少有的知识分子。王震特别器重张文瀛,让他搬来一起住。白天忙于工作,每天晚上两人说话到半夜甚至凌晨,内容有国内国际时局和经济、哲学等。王震谈到自己当铁路工人和参加红军的经历,介绍了陕北延安的情况,并请张文瀛介绍了西安的情况。王震时常谦虚地提出一些理论问题向张文瀛请教,让张文瀛系统地给他讲了哲学知识,每天晚上休息前还请张文瀛教他说几句英语。临别时,王震给红军大学刘伯承校长写了一封推荐信,推荐张文瀛去延安。! H7 N3 Q7 f% s2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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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震将军尊重知识分子,迫切希望提高军队文化教育水平的精神,使张文瀛非常感动。他决定将自己全部藏书包括马列著作、经济类书籍及辞典、古诗文等赠送给王震,写了字条并留下渭南老家的详细地址,请王震派人去取。后来王震派人两次到张文瀛家里取了书。0 B) T2 q; q$ M$ c" H- c, d%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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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瀛最终没有去延安。张文瀛对我说到这件事时并没有流露出遗憾的情绪。他说他回家去和母亲商量,兄弟分家后由他赡养母亲,母亲说要靠他挣钱养家,去了延安就顾不了家了,不同意他去。实际上他心里也不想去,听说延安啥都没有,生活非常苦。后来又听说延安抓“特务”,凡是从国统区的人都不放过,像他这种在报纸上刊登过“反共自首”声明的人,肯定要被当做特务对待,浑身有嘴都说不清,于是便彻底打消了去延安的念头。后来张文瀛让亲弟张文澄去了延安,当时张文澄在西安当汽车修理学徒工,开着一辆卡车去了,曾往返延安和位于甘肃兰州附近的苏联红军飞机场运送人员和物资。张文瀛对我讲这些事时,关于延安整风中扩大化问题尚很少有人提及,说明张文瀛对我的信任,我们之间是什么话都可以讲的。 T: E2 Q. q& x: o9 n
/ t& X, r$ Z5 S a, X$ O5 \1937年,张文瀛离开了固市中学,到西安小学教师训练所教书。西安小学教师训练所所长是西安地区救国会主要领导人杨明轩(1961年任民盟中央主席),实际上是一位老共产党员,因此这里也是地下党控制的地方。张文瀛在课堂上向学生讲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批评国民党的消极抗战行为,受到了学员们的热烈欢迎。当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形成,学员们要求派代表去延安参加西北青年抗日救国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张文瀛公开表示支持。这一切都被国民党当局视为不法,1938年6月,陕西省教育厅通令西安所有学校不准聘用张文瀛等一批进步教员,使他在西安无法立足。不得已于1938年秋离开西安到了华县,在省立华县农校教书。据说华县农校就是解放后的眉县林校的前身,从华县迁到了眉县齐家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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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B) {$ e7 F& a' S张文瀛在西安教师训练所和华县农校期间,一直积极地组织和领导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陕西分队的活动,鼓动学生去延安,多次介绍并亲自护送民先队成员去泾阳县安吴青训班学习。安吴青训班是中共中央为适应抗战需要,组织沦陷区和国统区有志青年投身抗日救亡而建立的战时干部学校,校址设在国统区进入陕北根据地的交界处——泾阳县蒋路乡安吴堡。那时候缺少交通工具,往来全靠步行,从华县到泾阳安吴青训班至少要走两天,从西安到安吴堡也要走1~2天,途中还要过渭河。作为一名教员,有着相当不错的薪水,却勇于吃这么多的苦,可见张文瀛有着多么执着的信念,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与国民党的训育主任作争夺青年学生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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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7 q+ ~( h; |: B) r5 h+ _ 华县农校的学生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在张文瀛的宣传鼓动下参加了“民先队”,积极拥护共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另一些“民先队”成员在安吴青训班学习后去了延安,成为了党的骨干分子。张文瀛在华县农校期间因为领导和组织“民先队”活动,遭到军警武装威吓。就在宪兵前来逮捕他时,“民先队”进步学生搬来梯子帮他翻墙逃脱。农校校长李天笃(解放后任西北农学院教授)因支持和“包庇”张文瀛,也被当局撤了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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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张文瀛逃离华县后先到西安,因为教育厅下过通令,各校不敢聘用他,只好再到兰州,在兰州师范学校教书。1940年,张文瀛又因为向学生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批评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受到学校训育主任的攻击,随后被校长解除了聘约。张文瀛只好又离开兰州重新回到西安,因为是陕西知名的知识分子,于是被陕西省银行聘任为经济研究专员,直至1946年整整6年时间。“文革”清理阶级队伍时,工宣队听说张文瀛解放前当过专员,便和专区一级的专员职务联系了起来,说属于反动官僚。张文赢瀛费了好大的劲才解释清楚,说那是银行的一种业务职务,研究分析社会经济状况,为制订金融政策服务。张文瀛告诉我,他当陕西银行经济调查专员时,每个月就写那么几篇文章,薪水却是200块大洋,比普通职员一年的薪水都要多,那时候的知识分子待遇相当优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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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S% Q( K$ j- T! P1946年4月,西安发生了有名的《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被反动当局捣毁,几位名报人遭杀害的事件。《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原本是两家,即《秦风日报》和《工商日报》,都是陕西地方性名报。《秦风日报》创刊于1937年5月,董事长为杜斌丞,发行人是成柏仁;《工商日报》创刊于1934年4月,发行人是刘文伯。这两家报纸在抗日战争初期都曾尽力于联合统一战线的抗日斗争,反对封建,反对贪污腐化,反对蒋介石独裁专制,早就在社会上有相当的影响。1943年民盟西北总支部接受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建议,为促进民主运动,由杜斌丞、杨明轩等人提议,主张秦风、工商两报合版。两报联合后,改组并加强了领导和编辑力量,成为民盟西北总支部的机关报,杜斌丞担任董事长。“联合版”的社务由成柏仁、刘文伯领导,由梁益堂、张性初、李敷仁、关梦觉、耿坚白、李子健、葛凤梧等当时的名报人分担编辑、经理、采访等职。报纸名声大振,日出一大张,平均发行8000份。秦风工商“联合版”出刊后,坚持两报持论公允的一贯立场,在本省新闻报道中,经常揭露省、县行政当局贪污舞弊及有关施政方面种种黑幕,对此当局一直很恼火。特别是抗战胜利以后,该报不但不反苏反共,而且在1946年旧政协会议前后,不断发表响应中共“要求团结、和平、民主”的文章,坚持“反对内战”,呼吁释放全国政治犯,释放杨虎城将军,揭露国民党当局在旧政协会议期间破坏和平、制造惨案的诸多行径,这就更加触怒了陕西国民党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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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国民党特务捣毁报社营业部的那天早晨,报社同仁就是在张文瀛家开的会。张文瀛家住在柴家什字22号,离五味什字的《秦风·工商报》营业部很近。张文瀛那天去银行上班的路上,发现特务们来势凶猛,就立即返回家中派爱人张婉容去向杨明轩通报消息,让他躲避一下免遭迫害,同时在半路上拦截了几位报社同仁,在张文瀛家里开会商量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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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这天在张文瀛家召开会议的人有耿炳光,即耿坚白,报社主要创办人,1927年带领在陕的中共早期党员创建第一届陕西省委并任书记,做过《扫荡报》记者。毛泽东在延安接受三位记者采访时发出“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著名论断,耿坚白就是其中的一位。还有李子健、张性初、葛凤梧等,都是早期著名的共产党员。张文瀛爱人向杨明轩通报回来时拿个板凳坐在门口,一边纳鞋底一边注意望风,防备特务来抓人。后来,杨明轩等一部分人去了延安,李子健、葛凤梧等先去西安北郊草滩渭河林场躲避,后流亡到了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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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瀛因为协助《秦风·工商报》几位人士逃离追捕,受到了国民党省党部的恐吓,恐吓他的人叫武蔚华,富平县人,还被胡宗南宪兵队抓了去,经过其他报纸进步记者出面担保才于当天被释放。后来有消息说国民党准备逮捕进步人士,张文瀛上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黑名单。张文瀛夫妇这才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张磊和哥哥匆忙逃离西安。在《秦风·工商报》事件中,国民党杀气腾腾,先后杀害了王任、李敷仁、杜斌丞等多名进步人士。张文瀛和朋友们曾经策划过投奔延安,无奈通往延安的路被胡宗南军队严密封锁无法成行,张文瀛一家只能先乘火车南下,再设法乘船赴东北解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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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1 X3 L; Z4 H 1946年冬天,张文瀛一家在逃亡的路上,于南京火车站偶遇马志超。马志超是陕西省华阴县人,祖籍甘肃平凉,出身贫寒,1924年经于右任介绍考入黄埔军校一期,参加过北伐,1936年曾任西安市警察局长、军统陕西站长。张文瀛与马志超是通过于右任认识的。早在1936年“西安事变”前,在西安做地下工作的刘秉琳,就指示张文瀛要和警察局长马志超维持好朋友关系,以便了解国民党内部情况。蒋介石被张、杨抓起来后,马志超化装成乞丐逃出西安,到河南洛阳向南京政府报告了详细情况,因此而受到国民党以至蒋介石的青睐。据张文瀛对我说,马志超是国民党的特殊党员,有相当大的权力。“西安事变”后不久,马志超调任国民党忠义救国军总指挥,在沦陷区抗击过日寇,解放战争期间又被委任为国民党军统交通警察总局局长,后被授予国民党陆军中将。正是因为这个马志超,让张文瀛解放后一直摆脱不了特务嫌疑,“文革”中更是遭尽了罪。1 Q7 h: b' @1 a1 x, j; n7 q. E5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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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别十多年,马志超此时已经升任国民党交通警察总局驻山东办事处主任,他邀请张文瀛去青岛游玩。张文瀛和爱人商量,可以利用这个关系作掩护,先到青岛,再从青岛乘船前往东北解放区,于是便答应了马志超的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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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m% g% X* p1 ?: ~$ E$ ]( \- b 1947年元旦前后,张文瀛一家到达青岛,因为港口封冻轮船停航,张文瀛在马志超处做了两个多月的座上宾。那时候国民党高官都在经商做生意,马志超便要张文瀛利用不是他部下的关系,帮他做一些投机谋利的生意和管理私人钱财。张文瀛告诉我,马志超在青岛有一处果园,他还去那里指导过修剪和管理。有时也假冒秘书的名义去套购一些紧缺商品拿回来倒卖,具体曾去过华纱布局套购棉布,华纱布局的老板听说是交通警察局办事处马主任的“秘书”非常客气。实际上张文瀛从来没有被马志超委任过,也没有领过他们的薪饷,更不是交通警察系统的任何成员。- f# C9 ?, q8 c3 U) g9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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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瀛为人耿直,帮着马志超做生意和私人理财时赚了钱自己却一文不贪,马志超就更加敬重张文瀛的才华和人品。张文瀛与马志超的关系只是朋友关系决没有任何组织关系,这一点张文瀛解放初期就向组织谈过,刘秉琳也做过证明。在宋任穷、苏毅然和刘复之合写的《忠心为党正气长存——回忆刘秉琳同志》一文中,曾举有一例:“有一次,造反派威逼他证明一个老同志是‘特务’,他直言相对:‘这个同志是党派遣到敌占区工作的,是我跟他谈的话。他不是特务,是党的好同志。’”这个老同志指的就是张文瀛。, I3 [+ |0 o;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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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3月,由于战事日趋紧张,到处盘查都很严,东北去不成了,张文瀛一家只好离开青岛流亡上海。离开青岛时,马志超送给张文瀛两根金条和一块手表作为酬谢。不久,马志超也离开青岛赴南京,任军统交通警察总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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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的江苏区监察使署是监察院的派出机构,监察使严庄是陕西省渭南县孝义镇人,距张文瀛家所在的固市镇不远,张文瀛到上海后就来找这个乡党。严庄热情地接纳了张文瀛,征求他想做何工作时,张文瀛说:“不问政治,只谋个饭碗。”意思是“不为国民党做事”。严庄于是就安排他当了总务科长,管理房屋、汽车、勤杂卫生等。这就是张文瀛旧社会在国民党政府机构里做过的最大的“官”,也是陕西省农林学校“文革”中关于审查张文瀛的最终结论里所说的“历任要职”,却又无可奈何地说“但查无重大罪恶活动”。6 `3 T K, C) T5 Z9 P" S- Z
0 W) `- e' G) q6 T" F7 m于右任先生是一位饱受称赞的民主爱国人士,素与蒋介石不和,虽然担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长,却大多时间住在上海的江苏区监察使署。张文瀛是1930年前后经李子健、耿柄光介绍认识于右任先生的,张文瀛的到来,让于右任先生很高兴。张文瀛一家先是住在汾阳路79号江苏监察使署,被当地人称作“海上小白宫”里,1948年底原监察使严庄调南京任监察院常务委员,新监察使一上任张文瀛即遭解聘后,就搬到林森路1829号1829弄于右任先生住所。于右任先生家的小型三层楼房里,于右任夫人沈建华女士及小儿子住二层,一层住的是于右任外甥周伯敏,张文瀛一家住三层。于右任先生对张文瀛支持《秦风·工商报》的做法和流亡上海的遭遇非常同情,挥笔抄录了自己的《生日诗》赠张文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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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瀛仁弟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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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z' e& s; Q( z+ I B1 q4 L, S 耕牧河山愿未酬,渡江亡命作春秋。今年偶遇劳工节,做炮孤儿已白头。诞降之辰罹百忧,中山世系削琉球。同盟争起全人类,不独歌呼为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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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四年生日诗/ X0 @/ _1 }: n% v/ S% t%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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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七年六月 于右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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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 H* M! a' L& E1 Y 张文瀛在上海江苏区监察使署期间,因其招牌和家里住所的特殊性,使其成为陕西流亡上海进步人士的避风港。当时民盟流亡人员秘密联络处就设在葛凤梧的公司驻沪办事处,离张文瀛家不远。先后逃离西安流亡上海的葛凤梧、李子健、张性初、耿炳光、杨晓初、李馥清等人常在这里商讨时局和对策,用张文瀛家的收音机收听新华电台广播。张文瀛夫妇每天把收听到的新华广播电台消息及时告知各位同仁,自始至终参加了民盟流亡人员的各种会议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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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3 U- O/ Y6 h) x3 R3 x' C 杨晓初、李馥清夫妇都是陕西早期著名共产党人。杨晓初曾经担任渭华起义主要领导人,受中共派遣长期做兵运工作,解放后任西安市副市长。李长期做地下工作,是陕西省妇女革命运动的优秀领导者,解放后任民盟陕西省副主委,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其前夫雷晋笙于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任中共山东省委秘书长时被捕,1931年4月被军阀韩复榘杀害于济南。内战全面爆发后,胡宗南在陕西掀起反共高潮,1947年杨晓初夫妇在西安受到迫害逃出陕西。他们刚到上海时处境困难,张文瀛安排他们住进监察使署院内,并在经济上给予资助。1948年,国民党特务到处搜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监察使署内出现了一些异常情况,张文瀛立即帮助他们转移到陕西南路李子健先生住处。因为处境十分危险,杨晓初夫妇决定到解放区去。为了能够安全通过军警和特务在上海周边设立的层层关卡,张文瀛通过私人关系开了监察使署出差证(也就是通行证),并派机关的小轿车把他们送到苏北的安全地点。送走他们后,张文瀛和爱人特别注意收听新华广播电台,直到听到他们到达西柏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接见才放下心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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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初,国共和谈破裂,毛泽东、朱德向解放军发出解放全中国的命令,国民党要员陆续逃往或者被迫去台湾,尚未离开大陆的国民党高官和立法委员都受到军统特务的监视。据王方南在《保密局在上海的罪恶活动》一书中披露,国民党保密局长毛人凤交给王方南一张有吴蕴初、刘鸿生、王晓籁、武和轩、周伯敏等8人名单,说:“不要让他们留在上海,将来为共产党所用。”周伯敏是于右任先生外甥,早在担任陕西省教育厅长和西北农学院院长时曾压制过进步师生的革命活动,以后又长期担任国民党高官,担心共产党来了受冲击,在“走”与“留”之间犹豫不决。张文瀛夫妇与周伯敏谈论形势发展情况,介绍从新华广播电台听到的党的政策和新政协等情况,还专门请来李子健先生一起动员周伯敏打消顾虑,与国民党决裂,留在大陆迎接解放。周伯敏终于转变了立场,不顾特务的监视和威胁毅然留在上海,并于1949年5月与其他立法委员共53人共同发表了《脱离国民党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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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g$ X" \2 T张文瀛对我说,于右任先生有个小老婆,住在另外一个地方。他是监察使署总务科长,于右任小老婆处的日常生活事宜皆由他安排照料。1947年到1949年期间,刘秉琳曾两次秘密潜入上海搞情报,都和张文瀛取得了联系。刘秉琳每次一到上海,很快就被国民党当局获知消息,说是共产党二野保卫部长进了上海,全城大搜捕。于是刘秉琳就来找张文瀛,张文瀛第一次把刘秉琳藏在自己家里,第二次竟让刘秉琳藏在于右任小老婆家里,两次都是张文瀛弄到监察使署的特别通行证,用小轿车把刘秉琳安全送出城。刘秉琳与张文瀛之间的深厚友情,就是这样用身家性命的危险建立起来的,刘秉琳从中深刻体会到了张文瀛对于共产党的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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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 ]; M( E% R: G4 d张文瀛还对我说到,于右任先生对于国民党的最终失败早有预感。1948年的一天,他在于右任家客厅和先生一起闲聊,于右任突然问他:你对国民政府的未来有什么看法?他没有立即回答,低头沉思片刻,想着实话实说后会有什么后果?最终大着胆子说:“大厦将倾,恐无回天之力!”因为说谎话逃不过于右任的眼睛,也不合于他的性格。于右任先生听了后一声未吭,既未表示赞成,也未斥责张文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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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4月,面临人民解放军大兵压境上海解放前夕,于右任被国民党裹胁着离开上海,登上轮船先去了南京,而后由蒋介石派专机送往台湾。临行前几天,于右任先生曾问过张文瀛去不去台湾,张文瀛摇了摇头。于右任便说:“那你就在我这里一直住下去吧!”1949年初,准备逃往台湾的马志超在机票非常紧张的情况下,派人给张文瀛送来了飞往台湾的机票,却被张文瀛断然拒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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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l0 j+ F2 Y3 v& `实际上张文瀛在于右任家并没有再住多久。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宣告了蒋家王朝的最终灭亡。几天后,张文瀛在新华广播电台听到的一条新闻中说到,刘秉琳任南京市公安局局长,便当即打电话过去。刘秉琳问他现在在哪里,他说在上海,问干什么事,他说无事可干在家,刘秉琳当即就说,那你马上到南京来,这里正需要你。+ p# t" v3 w; r8 U6 \
' y7 }7 ^$ A; L: M张文瀛到了南京,被刘秉琳安排在市公安局外事处工作。南京解放后,原来与国民党政府建交的各国大使馆以及外国侨民,每天都有到公安局外事处办理各种事务的,张文瀛的英语水平不错,此时派上了大用场。张文瀛说他虽然没有被公开任命为外事处处长,但是由于刘秉琳的特殊信任,外事处的大小事基本上都是他说了算。另外还有二野联络部长杨松青,“西安事变”前后和刘秉琳一起在西安做地下工作,与张文瀛也是老熟人老朋友,他们的工作任务多有联系。张文瀛说这一时期是他一生中最为开心最为忙碌的好时光,工作如鱼得水,满腹才华和智慧此时全都发挥了出来。 B! C4 r# [( N) J) ] x*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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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一生往往有很多岔路口,往左往右常常结果大不相同。假如张文瀛从此在二野干下去,随后又跟着刘邓大军挺进大西南,抑或说一直就在刘秉琳手下工作,那后半生肯定会是另一番风光。可是就在1949年10月,二野上下正在动身开赴大西南之际,张文瀛的弟弟张文澄来到南京,带来杨明轩和杨晓初的信,要他立即回到西安去,参加建设陕西家乡的事业。0 N1 h& T2 }9 N. Y1 @-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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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瀛具体对我讲过这是怎么一回事。那时候人民解放军挺进大西北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西安作为西北军政委员会所在地,正在热议着建设新中国大计。曾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杨明轩,此时担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文教委员会主任,后来又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在一次开会时,坐在主席台上的杨明轩突然看见张文瀛在会场,当即对着大喊:“张文瀛!张文瀛!”其实参加会议的是张文瀛的弟弟张文澄,弟兄俩长得十分相像。我曾为张文瀛捎过东西到过西安张文澄家,见过张文澄,弟兄俩确实长得很像。张文澄听杨明轩喊哥哥名字,便走了过去说:“我是张文澄,张文瀛是我哥。”杨明轩急忙问:“你哥现在在哪儿?”张文澄说:“在南京,跟二野刘秉琳干着。”杨明轩说:“那还不赶快叫回来?过去咱不敢待在西安跑出去了,现在还赶紧往回走等啥呢?回到西安要大干哩!”于是,张文澄不久便带着杨明轩和杨晓初的信来到南京。渭华起义领导人之一的杨晓初,西安解放时随军入城,任西安市军管会副秘书长,后任西北军政委员会财委副秘书长兼计划局局长、西安市副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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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张文瀛离开了二野回到了西安,用张文瀛自己的话说就是,走了人生中最臭的一步棋。1949年11月,张文瀛携带一家大小回到西安,被任命为西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人事处教育科长。张文瀛对我说,那时候他管着西北地区农林教育,坐的是屁股冒烟的小汽车,到了武功农校,马伯援见了他也点头哈腰,为他打开和关上小汽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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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i/ N+ k; w6 N+ ^1954年,西北军政委员会撤销后,张文瀛被派去甘肃省农林厅做领导工作。1956年国家决定筹建西安林学院,又调张文瀛担任西安林学院筹备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办公室设在西安北大街通济坊,负责选址、征地、建设、招生、选教材及参与全国教材审定等工作。当时校址选定在小雁塔苗圃一带,已经面向全国招来第一届学生,暂时送西北农学院林学系代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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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西安林学院各项筹备工作全面开展时,全国上下的整风运动开始了。张文瀛告诉过我他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具体过程,说他那时候忙得团团转,哪里还顾得上呜放提意见?省委召开知识分子座谈会,非要他去参加不可。他去了,在会上表态说,人家都不敢提意见怕被说成不怀好意,我就不怕,因为我张文瀛的底细共产党比我自己都清楚。座谈会上发言的人不少,他只提了一条,是针对建国以来“肃反”等政治运动中的过火行为,提出了“有运动,无法制”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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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d( ~4 U. _+ D7 `/ P8 u l张文瀛说主要是在省林业厅那次呜放,他说的多了一些,而且言辞有点尖刻。省林业厅厅长亲自来邀请了好多次,他都说忙顾不上。人家说张老是咱省农林界名人,你要不呜放谁敢鸣放?并且说他们把会组织好后,再来车接他,他去了一鸣放就回来,不会耽误他多少时间,他实在推辞不过答应了。那天是个星期六,下午上班时,他在办公室正要安排人去秦岭山里边调运一批木材,省林业厅的小车来了。他对听他安排工作的同志说,等一下,最多一个小时就回来了,随即坐上接他的小车去了省林业厅。省林业厅会堂里坐满了人,他一走进去掌声就响了起来,直到他走上台子开口讲话才停止。那天他在省林业厅鸣放的内容有三条,头一条跟在省委知识分子座谈会上讲的差不多,具体做了些解释,说到一个村的民兵连长,就敢随便把人捆绑起来斗争,好多单位也是随随便便抓人拘人,整个社会没有一个健全的法制。另外又讲了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国家定个价,你就非得把粮食卖给我,这就出现了马克思经济学说中的剪刀差问题,对农民不公平。还有一个问题是干部作风问题,一解放就换老婆,有没有能力都要做个官。我们是共产党,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不是农民起义,为自个儿打天下。我每讲一个问题,台下拍一次手,全讲完了,又被拍着手送上停在会堂外边的小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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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q0 p( h' f1 w, N; H- O大约半年后的1958年3月,张文瀛被定为“右派分子”,而且据说是省委直接定的“极右”,撤销职务,行政降六级。1958年,张文瀛被下放到陕北定边县牧场放羊;1959年又到陕南平利县水利工地劳动。直到1961年11月,摘掉了右派帽子,调回西安,在省林业厅苗圃栽花;1964年又调往眉县林校,当了一名图书管理员。+ `8 s* K( a' d: ?% K) F
2 K4 D$ y; ]9 _0 X张文瀛是在被正式定为“右派分子”后,才打电话告诉在山东省委工作的刘秉琳的。刘秉琳听了后直后悔,说是我整天忙得不可开交,没想到给你打个招呼,那是“引蛇出洞”,你说那些话干啥嘛!又说,现在定了就定了,不要紧,随后我跟陕西打个招呼。刘秉琳当即写信给陕西省委,证明张文瀛解放前确实为党做过很多工作,不会对共产党有什么二心。也许是刘秉琳这封信发挥了作用,张文瀛没有被送去劳改,而且还保留了公职,并且在不长的三年多时间里摘掉了帽子。不像当年很多右派分子那样遭受了更大的折磨,甚至最后丢了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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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F5 c& u' @' h6 f9 O张文瀛在“文革”中的遭遇和行为,我已在前边章节做了叙述。1979年初,当平反冤、假、错案涉及到1957年的右派问题时,张文瀛就提出了申诉,而且紧紧抓住不放松。我在1979年10月去杨凌解决我的最终平反问题时见到了张文瀛,那时张文瀛的问题已经解决,关系又转到正在筹建中的西北林学院,恢复了原来的职务。( A1 X+ J$ q: X8 i#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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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我听说张文瀛在杨凌医院住院,据说是看到省林业厅纠正右派问题的决定后突患心肌梗塞,特地赶往医院去看望张文瀛。我走近张文瀛病房的楼道里时,有个女护士挡住了我,问我找谁?我说找张文瀛。女护士当即说,张老正在休息,请不要打扰,也不告诉我张文瀛在哪个房间。大概是探视的人太多,张文瀛不厌其烦给护士打了招呼。我估计张文瀛就在附近,大声喊道:“张文瀛!张文瀛!”话音刚落就听到旁边病房里传出张文瀛的声音:“剑涛,快来!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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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推门走了进去,张文瀛正从床上坐了起来,高兴地直让我坐到他身边去。过去我在申诉翻案时多次去学校,好多人都避着不和我接触,唯独一见到张文瀛,他总是毫不在乎地跟我谝上一阵子,有一次还带我去了他在西北农学院的家,见到了在图书馆工作的他的爱人张婉容。这一次我们见面谈的都是高兴事,心情十分愉悦。张文瀛说到他申诉右派问题,学校里根本就不当一回事,认为全国的右派都平反了,看还轮得到轮不到张文瀛。于是他就去找省林业厅,省林业厅政治处的人说他的右派是省委直接定的,要省委表态才行。他就说你们省林业厅先表个态,报上去,省委不批我就去找省委,不会再来找你们。省林业厅政治处还想再拖下去,他就拿条被子,上班时坐在政治处办公室,下班时拉出办公室的排椅到外边,被子拉开睡在楼道里。丝毫不妨碍机关办公秩序,不可能叫来警察把他拖出去。就这样紧催慢赶,当张文瀛接到错划右派问题被纠正的通知,办理好补发工资手续准备第二天去领取时,中央通知工资不再补发而泡了汤。张文瀛十分可惜地说:“两万多元呀!”说着咬咬牙直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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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 m+ s2 t. a+ ?那天张文瀛还说到,他现在到了西北林学院筹备办公室,林校好多人都来找他“走后门”,请他帮助调到正式建成后的西北林学院去。张文瀛说这些话时显得有点得意,又问我愿不愿意到西北林学院工作?我说我一个中专生,“文化革命”又没有学习专业,到林学院能干啥?张文瀛说搞行政嘛,办公室后勤处都需要人干。我笑了笑说:“那好,等你在西北林学院掌了权,把我调去当你的部下。”张文瀛哈哈大笑着说:“那就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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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不遂人愿,我也没有想到,当我从杨凌回到镇安不到一个月,却接到张文瀛爱人张婉容写的信,告诉我张文瀛因心肌梗塞再次发作抢救无效不幸去世了!呜呼哀哉,苍天不公!张文瀛熬过了苦难,迎来了光明,享受到了祖国大地回春后和绚阳光的温暖,然而时间实在是太短暂了!张文瀛逝世后,1948年参加革命的好友老干部尚侠先生送来一幅挽联:“有志伏枥奈未遂能不顿足?无端蒙垢幸已雪犹可瞑目”,当是张文瀛传奇人生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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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瀛是个人物,张文瀛的人生经历像是一个传说,但却是真实的存在。张文瀛为了他所挚着的共产主义,在旧中国奋斗了大半生。而在建国后的遭遇,有他个人性格独特的因素,但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共同的命运而难逃一劫。庆幸的这已经成为历史,今后的中国知识分子尽可甩开膀子,为振兴中华而大展宏图。1 ^. D; P! B" d4 t7 W, f8 `# @- X.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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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不清道不完的“文革”0 }2 W2 v8 c; k$ S!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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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记述我的“文革”经历的书,到此就算结尾了。按照官方正统说法,“文革十年”还包括1976年10月以前的岁月。对于一般普通群众来说,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之后,可以说就不再有多少实际内容。“庐山会议”林彪想当国家主席,批陈整风陈伯达倒台,“九·一三”事件林彪自我爆炸,那是上层权力斗争与老百姓无关。紧接其后的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导致邓小平再一次被打倒,也是上边说什么大家就都说什么,弄不清真相也没有发言权。随着一些人的回忆录相继面世,这些问题都已明朗化,“文革”研究者的分歧似乎不是很大,只是尚存在着“为尊者讳”,有些事儿没有直截了当地去说而已。( M# P$ U2 ^; ~' o! x
" U( h4 S5 q3 D+ Z8 w所谓“文革”之谜,集中“谜”在1966年5月到1971年之前这段时间所发生的一切。全国大乱,党政机关瘫痪,以至专政工具都失去了作用;以学生为领头羊,工、农、商、学、兵齐参与,把矛头直接指向执政党各级领导;所谓的大民主逾越了各种清规戒律,把除毛泽东之外的任何权威,都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这种“乱”象在迄今为止古今中外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人类社会发展到当今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都达到相对高度发达的时候,竟会出现这种现象而且持续数年之久,却还没有撼动一个政权的稳固存在。实在让全世界几乎所有的社会学家,都难以给出让人心悦诚服的解释。因而说研究中国“文革”,是世界范围内一个重大的社会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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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遗憾的是,“文革”事发中国却在中国一直被视为“禁区”。早期揭发和控诉“四人帮”罪行,是彻底否定“文革”的需要,深层次的探索则嘎然而止。后来的“文革”研究被严格地控制在《关于建国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精神之内,任何逾越都被视为不端。使得好多身在事中者长期保持沉默,并且渐渐被遗忘。等到我们这些亲历亲为者,一个个都从地球上消失之后,很难想象将来的人们对于中国“文革”的解释会是一种什么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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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86年,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巴金就曾建议建立“文革”博物馆,认为“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记得清清楚楚,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况,说明20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如今25年过去了,巴金老人活到101岁都还没有看到“文革”博物馆的影子,而今又似乎越来越遥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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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许多著名的中外学者围绕着“文革”进行了大量的考证与研究,合法或半合法地出版了不少专著,阐述了他们的见解和结论。国内比较有影响的综合性著作有:1986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88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1995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等。严家其是有名的民运分子,现流亡美国,王年一是国防大学中共党史教授,现已去世,金春明系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另外还有大量资料性的东西出版,2001年美国《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编委会、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合作编辑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主编:宋永毅)是有关研究“文化大革命”最权威、最大规模的数据库,内容翔实、资料庞大,包括中央文件、指示、公报、领袖讲话、重要报刊社论及当时异端思潮文献等共3000多万字的第一手文字资料。! |# _, W' j+ E(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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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全部认真阅读过上述有关“文革”研究的著作和资料,但是浏览过其中的一些章节,对其基本观点有所了解。我认为这些专家们大都是根据所掌握的尽可能多的资料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而且不乏独到新颖之说,但是最终都没有得到完全的证实,让人难以心服口服。譬如王年一晚年提出林彪在温都尔罕自我爆炸是“不惜一死粉碎文革”,彻底否定了林彪反党叛国的罪行,似乎不无道理却又难以置信。大量的研究者围绕着高层之间的历史恩怨,把毛泽东发动“文革”说成是权力之争,也是一种传统的猜测,缺乏足够的说服力。9 Q1 z: g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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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想鹦鹉学舌地说说我对“文革”的认识,不是标新立异,也拿不出确凿的证据,只是根据浏览过的汗如牛栋般的“文革”资料,生发出的感觉。也许是谬论供大家批判,也许能够启发人们深思或者驳得读者一笑,即可非常之满意。; s6 J. u& S, v$ `" F" V/ ^#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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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承认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最伟大的领袖,其功绩无人可比,可以说没有毛泽东就没有共产党的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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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 W3 y; U! B关于毛泽东的评价,《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有过初步的结论。之所以说是初步的结论,是因为据说在全党高级干部4000人的讨论中,大多数人想要像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那样,彻底否定毛泽东未被邓小平接受。而今围绕着毛泽东,又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是全面肯定继续神化,认为毛泽东一直都是正确的,除了“文革”之外其他都没有错,个别的则认为连发动和领导“文革”都是对的;另一种则是彻底否定,从中国革命战争时期的一些事件和做法,到毛泽东个人私生活极尽丑化之能事,呈现出来的完全是一个暴君形象,让过去无限崇拜毛泽东的人实在难以接受进而表示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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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毛泽东在革命战争期间的做为,虽然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但是其路线和方向始终都是围绕着共产党的胜利而竭尽全力努力奋斗。早期的陈独秀、瞿秋白、张闻天以至周恩来,作为知识分子的革命家,本质上接受的是民主思想,他们所要建立的新中国是民主制度下的政体。可是在中国这个长期受皇权思想控制下的国度里,谁上台都想独裁统治,抗战胜利后,美国千方百计促成国共建立联合政府,蒋介石根本就不答应,这就决定了他最终失败的命运。毛泽东是在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和尚搭伞无法无天”,信奉枪杆子里边出政权,采取各种手段扩大共产党实力。对于共产党内不按照这一套行事者,排除异己加以肃清,不断把全党上下的思想统一到自己的观点上来。毛泽东硬是靠着逐步发展起来的共产党武装力量,战胜了国民党,打出了共产党的天下。至于打AB团、井冈山清除王佐、袁文才、延安整风抓特务等等,那都是不得已而为之;长征中四渡赤水过来过去躲避蒋介石围追堵截,抗日战争中避开日军锋芒发展根据地,这些奇招怪才超越了普通人的思维;解放战争中“三大战役”后共产党已完全坐大,便拒不接受斯大林的意见隔江而治,坚决把国民党蒋介石赶出中国大陆。这一切如果要按照那些知识分子的想法去办,哪里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因此,不应当因为有错打AS团、延安整风以及其他什么历史遗留问题,就否定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一代领袖和开国元勋的巨大功绩。李锐曾经评价毛泽东的前半句“功高盖世”,是当之无愧的。当然,新中国的建立究竟为中国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带来的是什么?那是另外一个话题。' i5 Z0 | F3 }) E3 [, J( c- Q h-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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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终生是一个职业革命家,彻头彻尾地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新中国成立后,本该遵循经济客观规律,发展生产,造福人民,使国家不断强盛富裕而立于世界之林。令人遗憾的是,他却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不断强化阶级斗争理论。毛泽东一直都在讲,相信90%~95%以上的人是好的和比较好的,那么就是说人群中有5%~10%的人连比较好都不是,而是斗争的对象。中国有10亿人,5%~10%就是5000万到1个亿,把这么多的人视为敌对势力,就会对整个思想路线和工作方针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T" b/ Y& w N3 b
+ [8 Y, z! v6 m8 ]# g# R4 ?1 B回过头来看,解放后全国上下正是按照这种奇怪逻辑的路子走着,一个政治运动接着一个政治运动。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民族资产阶级改造、合作化运动、反右派斗争、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社教运动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先是搞倒了农村富裕户,接着搞垮民族工业先行者,再到把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一棍子打死。搞了党外又搞党内,从农村基层干部搞起,直到打倒大大小小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仅次于毛泽东的刘少奇打倒。因此说,“文化大革命”实质上就是毛泽东建国后领导全党全国不断革命思想路线的继续。所不同的只是形式,过去是有组织有领导的进行,而“文革”是自下而上发动群众,把矛头指向了共产党内部各级政权。 H5 {6 ]! Y* t/ w9 o#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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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整肃的对象,悲惨遭遇远远超出“文革”中受迫害的老干部无数倍。“文革”中被关进监狱以至致死者只是极少数,家破人亡者更是不多,群众专政关进“牛棚”,那是历次政治运动的普遍做法。“文革”之所以似乎让大家深恶痛绝,并非残忍度超出了以往,而是因为整到了领导者头上,甚至是过去高高在上的整人者,接受不了一下子从天上到地上的巨大落差,因而一提起“文革”就咬牙切齿。“文革”后他们有了广泛的话语权,便一再声称一定不能让“文革”悲剧重演。可是说到纠正历次政治运动的极左做法,他们又不愿意,害怕亮出自己的丑来。这大概就是现阶段不能深究“文革”渊源,认真加以研究并彻底肃清其流毒的根本思想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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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不能庸俗地把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革”,看做那种封建帝王为巩固家天下而排除异己的狭隘之举,而是领导共产党和治理国家战略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 Y$ U$ T7 p* d,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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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毛泽东的一生,自始至终都在思谋着干大事。小时候父亲想让他学点文化会打算盘做生意,毛泽东却离开并不缺吃少穿的家庭走出去,在长沙师范学校读书。后来又只身到北京闯荡,结识了李大钊、陈独秀等早期共产主义者,从此他把为实现共产主义作为终生奋斗目标。革命胜利后,毛泽东是把共产党掌权看做建设心中理想社会制度的保证条件,开始了新的长征。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除了镇压反革命是为了巩固新生政权而采取的必要手段外,其余都是主动向一切阻碍他实现远大目标的敌对势力发起进攻。; ^. v, o: s+ Y7 d2 v1 r
2 e" L- l5 p1 l# D3 h, j& J可以说毛泽东在发动和领导开展各种政治运动时,并没有掺杂任何私人利益,完全都是从革命的需要出发。解放后毛泽东在党内和国家的领袖地位,自始至终都坚不可摧,从来不存在可能导致他下台的任何隐患。朝鲜金家父子完全沿袭了封建王朝的代代相传制度,我们不能相信如果毛岸英活着,毛泽东就一定会把主席位置传给儿子的臆猜,因为永远无法证实。那么毛泽东在痛失大有作为的大儿子之后,还有必要为着毛家天下处心积虑操劳吗?如果说为了个人私利,毛泽东应当考虑的是自己长寿,享用人世间的一切幸福。然而就从丑化毛泽东目的出发的一些文字揭露出来的内容看,也就是有那么几个女人在身边伺候,吃过山珍海味也以薯片和红烧肉充饥,住房不见得如何豪华,出行专列那是安保的需要。他是无产阶级领袖,我们不能与封建皇帝相比,就是民主制度下的总统大概在享受方面也比毛泽东奢华得多。至于和几个女人的事儿,即使确有其事也是个人私生活,别人干预不上。从披露的内容看,没有超越男人爱美之心范畴,算不上荒淫无耻。1949年建国时毛泽东已经55岁,如果再操劳上一届两届退下来,享受生活,颐养千年,那将是一个完满辉煌的人生!同时也肯定不只活到83岁,活过百岁都是完全可能的,什么样的荣华富贵应有尽有。7 t! @5 i2 Z t(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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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话讲,人活七十古来稀。毛泽东是在1966年73岁时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而且冒天下之大不韪,把全国上下各级政权领导人作为对象。虽然可能得到广大群众拥护,但是群众是什么?主宰命运的是掌权者,难道他就不怕死无葬身之地吗?毛泽东没有考虑个人的安危得失,从反修防修的迫切需要出发,要把他认为有点走上邪道的共产党,通过发动群众群起而攻之的方式进行整肃,引上正道。因而他把亲自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与推翻蒋家王朝相提并论,说成是他一生中所干的两件大事之一。因此,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是排除异己权力之争的结论,既缺乏有力的证据又让人难以认同。但是要说他是好心办了坏事,也不十分准确,其中的因素错综复杂,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得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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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l' N, N9 O4 ~0 u6 R再次要清醒地看到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封建思想意识的严重影响,加之从延安整风时期开始对毛泽东的神化宣传,使得人们把毛泽东看做了“大救星”。这既使毛泽东一呼即应想要干什么就能干什么,又使得毛泽东陷入一种误区,似乎自己被广大群众真心拥戴而铸下大错,即“成亦肖何,败亦肖何”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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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作家柏杨出版过一本称之为《丑陋的中国人》的书,其中指出中国人的丑陋有“脏、乱、吵”、“窝里斗”、“死不认错”、“喜欢装腔作势”等等,但是我认为中国人最大的丑陋在于头脑里的封建残余意识,习惯于由一个皇帝来主宰自己的命运,只要是领导干什么都是正确的。这种现象时至今日仍随处可见,你要表示出对领导正确性怀疑,就被视为大逆不道。“文革”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发生,正是因为全国人民心目中有一个比任何神灵都还要英明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是人类智慧的化身,是正确路线的代表,封建时代的皇帝只是“君子口中无戏言”,而毛泽东的话却是“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于是,毛泽东指到哪里,全国人民就打到哪里,毛泽东说打倒谁,全国上下就群起而攻之,把他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不要说是普通的老百姓,就是国务院总理和仅次于毛泽东的二号人物,似乎都从来没有怀疑过毛泽东的正确性,就连这种怀疑也被视为犯了逆天大罪!试问世界各国领导人,有多少在国内民众中的威望达到了这种至高无上的程度?而且是完全自发的、不被强迫的、争相竭尽全力做到的。这就是“文革”在中国发生的土圵条件,毛泽东之所以敢于在中国发动“文革”,依靠的就是这一条。: W4 I: _) M3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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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要想不使“文革”悲剧在中国重演,就应当高度重视封建思想意识的严重影响,从我们每个人做起深刻反省,而不是单纯去指责谁是“文革”中的作恶者。任何人都首先是人而不是神,是肉胎凡身,五藏六肺各种器官大致相同,毛泽东也一样。人的大脑思维随时都在变化,存在着老化问题,不可能永远处在高度灵敏状态,即便过去一直正确,也有可能突然间糊涂起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之际,毛泽东抛出打倒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已经让不少高级干部心中一头雾水。继尔又“炮打司令部”,要打倒刘少奇、邓小平,更加让人莫名其妙。最后又来个全国上下“一锅烩”,全都成了“走资派”,纯粹就是如同儿戏般的胡闹。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有对共产党前途命运高度负责的大多数高级干部奋起抗争,毛泽东还能继续胡闹下去吗?可惜的是,不仅仅只是林彪,包括周恩来在内很多人,墨守封建意识的愚忠,拥护毛泽东的决定,推波助澜,使得毛泽东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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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9 _- m/ G$ @令人遗憾的是毛泽东也一直自视为“人民的大救星”,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的正确性。要说毛泽东是想打下自己的江山当皇上可能难以成立,但是说毛泽东也有帝王思想则肯定无疑。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有着严格的章程和纪律,不允许任何人凌驾于党组织之上。可是毛泽东从来都把这些不当一回事,就连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也想什么时候开什么时候才能开。毛泽东领导中央政治局,完全像是清朝皇帝指挥上书房,半夜三更一个电话就把周恩来唤去开会,党中央做出的任何决定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这种长期弥漫在中央委员会里的封建思想意识遗害,导致了毛泽东一人独尊令行天下畅行无阻,违背了无产阶级政党起码的组织原则。这样以来,“文革”的发生就是不可避免的。/ `* o/ H; @$ f) {
3 g& {% ^" x+ G/ x8 p基于上述论点,要想使“文革”悲剧在中国不再重演,我以为必须深刻地认识和解决几个根本性的问题。- H4 [9 A; n2 }. D& k$ T)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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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要彻底打破共产主义乌托邦,回到正常的人类社会发展轨道认识上来。马克思曾经解构人类社会最终会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但是提出了必要的前提条件,那就是科技无限发达物质极大丰富之后,全世界共同一起进入这个理想的境界。是否真有这么一天?肯定或者否定都是没有依据的。然而迄今为止从整个地球人类发展现状来看,这只能是一种幻想。列宁想要在俄国推翻沙皇专制制度,提出社会主义有可能在一国或几个国家实现,颠覆了马克思理论的前提条件。将近一百年过去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土崩瓦解,走上世界大多数国家实行的民主宪政制度,这就证明了列宁颠覆马克思的前提条件是错误的。中国开始时完全以苏联为榜样,后来毛泽东曾经吸取苏联的“修正主义”教训,继续虔诚地按照列宁指出的路子走下去,实际上也是以不成功而告终。至今仍然号称社会主义的越南、古巴以至朝鲜,其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相去更远,更不要说显示出让人对社会主义充满希望的任何迹象。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虽然没有改旗易帜,但是所走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与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已经大相径庭,也就是说彻底地抛弃了共产主义乌托邦。我认为只要始终按照这样的方针路线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任何再想在中国搞“文革”的人,都注定是不能够得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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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要彻底地在一切领域清除封建主义思想意识的残余影响,反对一切造“神”运动,树立“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的正常思维观。“文化革命”中召开大会,结束时高唱《国际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我们自己”,而会议却是在《东方红》歌声中开始的,“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是人民的大救星”,前后矛盾,可笑之至。过去我们造出的一个“神”来,已经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灾难,这种深刻教训应当永远记取。新的领袖人物权威性的建立,要靠他自己的才干和工作实绩去赢得人们的信任和拥戴。像朝鲜那样宣传当今领导人“三岁会弹钢琴,五岁会开汽车”,早就是个“神童”,这样人为制造出来的权威,只能是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妖怪,决不会给党和人民大众带来福荫,也为最终倒台埋下隐患。不光是领袖人物,也包括各级领导,不要去一味歌功颂德,要建立正常的上下级关系。不少地方的贪官过去青云直上,一查却是数百上千万元的大贪污犯,便是封建思想意识影响下的恶果。如果中国再不出现“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的毛泽东,还会有谁再能够发动起“文化大革命”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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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要严格执行共产党的组织原则,建立一套完整的党内民主制度,从总书记做起,不允许有任何一个凌驾于党组织之上的人物存在。我常常想,不论是西方的民主制度,还是一党执政的社会主义,领导和治理国家的总还是人。中国的事情靠我们中国人自己来办,中国共产党拥有8000万党员,除了未成年人和痴呆傻外,在中国13亿人口中大概占有五分之一以上,从绝对数字上讲也是全世界政治集团之最。其中不能说囊括了中国的全部精英,至少说中国的大部分精英都在共产党内。如果说共产党还不能把中国的事情办好,那么还有哪一种政治派别能够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呢?关键是要按照共产党的宗旨和规矩办事,建立起党内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共产党的《党章》除了某个时期的个别改动不具有科学性外,整体上是严密而卓有成效的,只要不折不扣地去执行,就会无往而不胜。十八大以后高压惩腐,十八届三中全会坚定不移深化改革,让人们看到了希望。如果这样一如既往地走下去,建设一个不同于世界各国政治体制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是没有可能,因为世界本身就是多种多样的,民主宪政制度不可能是唯一。那样以来,“文革”悲剧作为一种不正常状态下的社会现象,只能永远深藏于世界历史博物馆,不可能再在人们面前出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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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f3 M: |: K9 f我这样胡说八道了一通,是否就把“文革”的事儿说清楚了?远远没有。“文革”是个说不清道不尽的话题,在当今大量史实资料不能完全解密公开的情况下,只能是雾里看花,很多猜测也可能是一种戏说。2 {. Z) b# d: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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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关于“文革”的书是我个人的经历,但也是陕西省林业学校“文革”史,以个人经历贯穿始终只是一种较为顺畅的叙述方法,由此及彼,反映整个学校在“文革”中的全貌。最初提及要写作一本关于陕西省林业学校“文革”史的书的是林校同学马宽厚,后又得到林业专业20班任君礼同学的支持。原来我们打算联络林校有兴趣的老同学,采访当年在学校比较有影响的同学和老师,分头执笔写出一部较为完整的陕西省林业学校“文革”史来。后来因为工作量较大,接触了个别同学却因为不堪回首而引起伤感,如今都已大把年纪,为此而造成不测得不偿失。在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后,我决定自己先行动手,写出一部书稿出来,然后传阅给有兴趣的老同学征求意见,不断加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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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7月,当我的初稿刚好过半之时,马宽厚和任君礼提出搞一个林校同学纳凉聚会。我紧赶慢赶,直至到了7月31日去太白时,才写出了总共18个章节中的12个章节,匆忙打印出来带了去。太白林校同学聚会由于组织工作上的失误搞得不尽如人意,我一直感到很愧疚。但是对于完成这部书稿的写作,却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凡是看到我的半成品书稿的同学,都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和称赞,并且会中会后以各种方式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见,让我甚为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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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2 V( W, u. E, [! ~0 c在这里,我尤其要感谢原采运专业9班王克华同学,现在叫王国华,把他写于上世纪70年代关于林校“文革”的回忆录,特地打出来传给了我,又提供了十分珍贵的照片,我放在了开头,为这本书增色不少。我曾经想把王克华的回忆录作为本书的一部分,全书为我们二人合写。王克华一再声明那是四十多年前写的东西,观点和用语带有那个时代的特点,如今已被扔进垃圾堆,最好不要原文引用,一定要运用必须予以说明。后来我亦觉得作为全书一部分,和我写的很难协调一致,也就打消了原来的想法,引用部分遵嘱予以特别说明。因此,我要对王克华同学的帮助表示特别的感谢!# Y# @- r& s' H4 }1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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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我总的原则是不伤害过去林校任何一位同学,包括不同观点同学在内。除了极个别者外,我一般尽量不写出同学名字。但是为了保持真实性,在绕不过去的情况下,还是出现了很多同学的名字。我相信不会对他们造成什么不良影响,但是如果仍然不高兴,我只能表示歉意,请他们谅解。但是对教职工,不管是说对还是错,我都毫不客气地直呼其名,尤其是对少数作恶多端者,以鄙视以至诅咒的语气,具体罗列了他们的恶行。有同学提出他们也是受害者,望我笔下留点情,我没有采纳这条意见。我以为他们的作恶已经给他人造成了灾难,然而却始终没有受到惩治,其中不少人继续青云直上,这就是不公平!我以这种方式暴露一下其本来面目的丑恶,让他们不要过于得意洋洋,甚或灵魂深处得到谴责而永不得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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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总的思想倾向,我以为并不有悖于党和国家大政方针,但是很可能在大陆找不到出版社敢出版,只好寻找一个香港出版社。不管采取什么办法,只要能够与读者见面,留存于世就行了。同时我还要把书稿永远保存在网络的某个角落,作为历史的见证。希望读到这本书的林校老同学,对于书中的事实谬误,及时予以指正并尽可能地告诉我。出版后的书已无法修改,我可以把网络上的书稿修改过来,把真实留给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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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B( e& s. B+ g" l& H3 a
3 r9 M3 R! v) t! c: [ 改定于2014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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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 s' k0 p4 T玉山樵夫, M/ \) H5 c! K$ W: @& h5 M
* I; @9 g/ L" t5 J感谢望眼世界真实系统地记录了先父的传奇经历,读罢不觉泫然。历史风云诡谲,人生亦无常。无限感慨,何可道哉!+ [9 t5 [! a6 Z5 E; w
2014-4-22 17:05举报分享回复(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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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c+ {% `5 V4 @1 N/ R. I新浪网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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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Z# Z# U E: J: {. ?7 `& C" g马剑涛先生:用了几天时间,分批拜读了你的大作,情景浮现,感慨系之。虽然没有华丽的词藻,虽然讲述的是眉县林校及您本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境况,但那真实的如同纪录片般情景再现的描述,令我们一下子回忆起那些岁月,仿佛如同置身于噩梦般的昨天。我虽年龄比您小,但因曾在眉县下过乡,家又在宝鸡,对您书中说的地方较熟悉、对一些大事件也有印象,所以读来又有另一番亲切感。好在哪一页永远翻过了,善恶有报,出来混的,该还的终究还是还了。希望您能写出更精彩的作品,也祝您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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