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玉敏：饥荒年代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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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荒年代的梦想


－－作者：崔玉敏





A文 历史纪实：


采访人：崔玉敏                  


受访人：姥姥


采访日期：2014年1月30日下午   


地点：安徽省濉溪县临涣镇


一


一九五八年夏天，十四岁的姥姥站在自家门前，望着村头人群聚集的地方，浓烟从攒动的人头上空升腾起来，像一只青面獠牙的恶鬼。姥姥手里牵着四岁的弟弟，也就是我的舅姥爷。舅姥爷不知什么时候养成不断舔衬衣领子的习惯，他饿。下巴上舌头经常舔过的地方，风干得更快些，久而久之，那一小块皮肤又薄又透明，好似贴着一片枯柳叶。


“姐，那是谁家在烧饭？”


姥姥没应声，只盯住映得火红火红的天空。


村子里被拆下百十口大锅一起捣在小高炉里，大炼钢铁。


这是狂热的一九五八年。中国大地被一股不知来向、诡谲燥热的风吹拂着，“大跃进”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8月，中央号召全国人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全国各地迅速组织起大炼钢铁的大军，几千万人集结在钢铁生产线上，到处建起小高炉，炉火日夜不熄。人们毁掉山林，伐木，砸锅炼钢，连铁锨、锄头，甚至秤砣也不放过。……与此同时，农村普遍建立起人民公社，许多地方大办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


“赶英超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喧嚣的口号像热闹的风一样，鼓噪着，吹得人耳根发痒，头脑发热。姥姥说，那时候的人生产积极性很高，好像不知道累。农忙时节有人可以接连几天不眠不休地干活，依旧情绪饱满，目光灼灼。然而建设国家的激情一旦演变成不加分辨的全民蛮干，历史的河道承载不了那么多慌不择路的热情，就可能有决口的风险；工业上大炼钢铁，农业上大放卫星，报上的粮食亩产量从四万拔高到八万，中央的征粮政策依据地方上报的农业数据而定，征粮标准水涨船高。实际上，因为大办工业造成农业荒废，人民公社体制造成农民生产积极性下降，粮食产量已是不增反降。农村基层干部需完成下达任务，最后连农民的种粮和口粮也被拿走。


一九五八年秋，饥荒的苗头已经浮现。地荒了，上交完公粮，粮仓就空了，公社食堂的粥越来越稀了，姥姥一家和村里所有人一样隐隐察觉到了危险，但报上会上，各地经济形势一片大好，人们也就安心地做着共产梦。


而对于姥姥，更重要的是，邻村高湖亩中学成立了。


除了女性天性里不如男性对政治生活的热情外，姥姥有她更为直白的对政治不热心的原因。姥姥的父亲是地主，叔叔是国民党员，在抗日战争中都随着某一支军队去了台湾。这两顶政治帽子压得姥姥一家人在全村抬不起头来。文革时期有“黑五类”的说法，即“地主、富农、反动派、坏蛋、右派”，而他们的子女，早在文革之前，已然是一种政治贱民身份。因此，正在读六年级的姥姥，很可能被中学拒之门外。


比起全国性的声势浩大的政治风暴，姥姥更在意的是她们一家的现世安稳。因为每掀起一次政治运动，总有大大小小的雨点打在这个风雨飘摇的地主家庭身上。她相信是中国共产党解放了全中国，但她的政治身份似乎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对立面的；她眼见许多人受益于1949年后独立民主的新中国，可她偏偏是被专政的那一小部分；她也欢喜地将报上鼓舞人心的好消息念给不识字的奶奶听，弟弟就站在一边，惯性地伸舌头舔着嘴角，他那一张小脸上瘦得只剩下一双凹陷的大眼睛了；她是班上成绩前三的学生，可是，她却日日为初中的入学资格忧心，然而即便是懒散地连字都写不对几个的贫下中农子女，也能毫无悬念地走进她梦寐以求的中学大门。


我问姥姥，“你恨吗？”


她混浊的眼睛短暂地定住了几秒，“没恨过谁，就想着要能继续上学，多好啊。”


我们需要理解这“不恨”背后更为复杂深刻的缘由。它不仅仅源于一个柔弱的十四岁性格里的卑怯与避让，也不仅仅印证了人性里质地柔软的善良与包容；更不应忽视，在那个连思想情感都在集中指导下，被支配得整齐划一的年代里，姥姥所受的来自书本、社会和人群的教育里，她的态度应该是服从与领受。她委屈但不抱怨，因为她也认为那是她应得的结果；她或许会恨自己的出身及命运，但想不起来去恨体制与体制内推波助澜的那些人，因为她心底也觉得它是对的。


这逆来顺受，更值得我们深思。


二


1959年，姥姥因为成绩优秀，作为镇里四个小学的六年级生中唯一一个黑五类子女终于如愿以偿进入了初中。


也是在这一年，大饥荒来了。


上学就意味着要在学校食堂吃饭。那时候公共食堂的配给已被减成一天一餐。姥姥的父亲常年在外村接受劳动改造，家里只剩下自己和母亲，年迈的奶奶和年幼的弟弟。因为家庭成分是地主，公社食堂只配给姥姥一家四口一个人的份额。姥姥每月交四块五毛钱伙食费，当时高湖庙中学食堂的饭菜分甲、乙、丙三等，甲等一个月九块钱，丙类则四块五毛钱，学校每天发一个馍馍和一碗稀菜汤。姥姥伸出手比划，甲类的馍馍如手掌般大小厚薄，丙类体积是甲类的三分之一。姥姥一天只吃半块馍馍，剩下一半揣在怀里带回家给奶奶。那是她和母亲心照不宣的约定，母亲和弟弟吃公共食堂的那一份，她和奶奶吃学校食堂的那一份。有一回她把馍馍给奶奶的时候被弟弟看见了，他责骂我，“你把饭给咱奶奶了，你吃啥？你不是还要上学吗？！”


姥姥眼里有泪。


有时候，让人落泪的不是灾难，而是灾难中平凡而琐碎的温情。“我知道他怕，母亲和奶奶是在家的，他怕我哪天死在上学的路上不回来了。”村里有出去拾野菜充饥的人，跪在田里头身子一歪，死了。而姥姥为了祖孙俩一天合吃的一块馍馍，月底要走一次往返三十里的路。每到月底父亲会给她三、四块钱交伙食费，剩下的，她要去找大伯要。那时候，大伯在距学校十八里地之外的青疃集教书，姥姥下了晚自习，再开半小时班会，在班会的结尾默默承受老师或同学们含沙射影或直戳脊梁的挖苦，她是学校里唯一一个地主的女儿，因此代替镇上所有“黑五类”家庭在学校里接受镇上所有贫下中农子弟的耻笑，他们用毛主席语录、批斗右派的口号，张冠李戴的成语，子虚乌有地批判她的父亲或爷爷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怎样剥削过他们，而她现在是他们之中唯一的一个吃丙等饭菜的人。


而后，姥姥依旧揣着留给奶奶的半块馍馍，带着那些还未消散的口水气味与恶言恶语，步行十八里路去找大伯，然后再折回十二里路回家，每次来回三十里的夜路。她孤身走过那些夜晚，为了抄近路，她必须渡过一条河，夏秋之交，河里涨满雨水，淹至腰际，十五岁的姥姥深一脚浅一脚渡过河。夏天还好，秋天，水透骨的凉，将整个人都泡得脸色发白，心里绝望。


三


河沿上就是远近闻名的乱死岗。


1960年，树皮和野菜被哄抢而空的乙寨村，饥饿的人们开始对死去的同类下手。中国几千年来在乡村根深蒂固的伦理纲常，此时在人们难耐的饥饿与求生的渴望里顷刻崩塌。道德和尊严，是活下去的人才有气力去想的事。树枝上斜挂着尸骸，头骨森然地垂在那儿，真的是头骨，就连牙缝里的牙龈，也被人细致地剔出来。有月光的晚上，枝桠间的白骨幽幽地反着光；若是下了雪的冬夜，长天大地亮如白昼，平日里，夜色掩盖下的罪恶，白天被粉饰的羞耻感再也无所遁形。而十六岁的姥姥，已经可以做到目不斜视地穿行其中了。


“真不害怕？”


“没觉着害怕。脑子里全是第二天的饭钱，我，还有你老姥姥的饭钱。”


姥姥的目光落在地板上。她的神情很平静，又带有一点思索着的茫然。


是真的不害怕吗？是时过境迁忘记了当时的感觉，还是司空见惯了这些惨烈的景象，姥姥已经麻木了。我希望是前者，不仅仅是因为这样我的姥姥可以少一点苦痛，更因为我害怕这些日益常态化的现象，慢慢地让姥姥一样的过路人麻木起来，哪一天也加入食人者的行列，面无表情地从死去的同类身上，分一杯羹供自己苟延残喘。


但是－－


姥姥村子里，有一位孩子饿死了的母亲，几天不葬，用花布包住孩子的头去公社食堂领饭，神态自若，眼角干枯，只为能多领一份饭；还有一位死了小女儿的母亲，邻居及亲属竟劝她把孩子分食，保住活下去的人的命。这位母亲没有照做，等到了深夜，她拼着力气将女儿用浮土掩上，直到确信没有人看见才回家。


我手边的资料上也有大饥荒时期拍摄的照片，抱住榆树仰头啃所剩无几的树皮的男人，惊悸地仰面倒地、半张的嘴里含一根难以消化而最终致其丧命的稻草的女人，还有孩子挽起的裤脚下，拧细的笔直的小腿，像地上插着的两根了无生气的枯死的竹竿。有一张照片上许多灾民面对相机整齐划一地坐着，表情模糊不清。我稍稍拿远些，黑白照片上黑压压的人头，像厚实的乌云，沉甸甸地搁在心口。


四


又或者那一天，姥姥照例揣着半块馍馍往家赶，路上碰到一队饥肠辘辘的民兵，馍馍被他们截去了。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民兵早已不做除暴安良的事了，他们用暴力制造事件。那时候各家不许私自开伙，看见有人家冒烟，过去砸抢烧的是他们；后来无休无止地批斗大伯、逼得一个温良耿直的读书人不堪折磨一头撞向镰刀刃的，也是他们。姥姥看到其他人翻她书包时有一个远远站着，没抢，也没阻拦，最后，在队伍离开时闪身插了进去。姥姥脑海里装着那样一个犹疑的背影，他没有为虎作伥，该感谢。姥姥想着，捡起书包，继续走路。突然她顿住了，她想起来，那是早些年间逢年过节来家里做客的一个远房表叔。


这时候在田垄上挖野菜的邻居大娘起身时看见了她，大娘扯着饿哑了的嗓子喊：“快家去啊，你娘死了，你快去，看能不能见她最后一面……”


我记录着的笔打滑了，一小块墨渍洇开。我迅速地低下头盯住那片墨迹，不去看姥姥布满血丝的眼睛，混浊的泪。此时是二零一四年除夕，外面此起彼落的鞭炮声与浮动的烟火气息，我中午吃的团圆饭里，有舅妈做的可口的清蒸鱼。汤料沁人心脾的清香还在舌间里挥散不去，这是幸福闲适得过分了的新年。


而姥姥的母亲，在地方话里是我“老姥姥”，这样一位为了省下一口冷冰冰的饭菜给儿子，却使自己身陷鬼门关的母亲，任凭我怎样努力想像，也看不清她的脸。


我一开始就知道这场两代人的谈话，会扒拉出故纸堆里老一辈们努力避免回望的往事。我知道过程一定是艰涩的、疼痛的，但我还是低估了这疼痛。


好在姥姥的母亲没有死，公社食堂的人听说后下了半斤面给她灌进去，她活了过来。母亲不省人事，弟弟和奶奶都需要安抚，姥姥赶回学校请假。那时候请四天假，学校能批四斤红薯面，因为姥姥是地主的女儿，学校只许三天假，食堂不会配给任何粮食。姥姥苦苦哀求不得，她抖抖索索地回想着一天遭逢的变故，终于放声大哭。


五


或许是这个十六岁的女孩子太过委屈了，叫人再也硬不起心肠。学校破例准了四天假给她，姥姥拎着四斤红薯面回家，从公社食堂借了口锅给一家老小熬了热气腾腾的红薯粥。看着脸上又有了血色，她惦记着学校拉下的功课，过了一天半就回学校上课。那天下午下了大雪，姥姥沿着沟沿走，沟沿上的雪也已经没至腰际了，雪天路滑，她走了几步就跌到沟里，姥姥也不在意，爬起来继续走。


我问姥姥为什么那么爱读书。


姥姥说，也不全喜欢，语文跟思想政治不喜欢。


姥姥那时候成绩很好，但拼音拼写之类总是出错。这种公然的偏科，其实是对现实隐秘的发泄。这是一个地主家庭出身的孩子在那个年代里可以想到的自由表达出内心喜恶的唯一方式。那时候的语文课，不过是变相的政治课罢了。理科的世界简单纯粹，加减乘除，稍难的借公式定理辅助线，不管千头万绪，尽头总有一个结果，心平气和地等在那里，不像残酷而迷乱的世界，饥饿无解，地主女儿的身份无解。初中侥幸上上了，那高中呢？


这个答案有解。一九六一年，初三第二学期，消息传来，家庭成份不好的同学，考上了也不能念。


“就觉得没希望了。那我还拼什么呢？”


五十多年后的今天，姥姥这样对我说。她脸上写满一种宿命的无奈，眼神黯淡，脸色苍白。为了外孙女一份仓促的课外作业，她逼着自己重回五十年前的夜晚，再走一遍风雪载途尸横荒野的路。我们和她一样，满以为一切都过去了。五十年前的乱死岗现在种满了杨树，那些油绿的美丽叶子在夏天簌簌作响，再也听不到地下的亡灵沉重的叹息。然而从姥姥如大病一场的脸色上，我知道，那些伤痛与阴影并没有消散。五十年前的风雨依然不时地在午夜梦回，打湿她的枕头。


我们没有忘却，我们也不该忘却。


七十岁的姥姥已经很多年不看书了。她当然也看报，看老年养生杂志，但她不太看书，除了因为要忙于料理儿孙们细碎又马虎不得的生活起居，无暇看书，她也怕那些曾经永载着少年时代梦想的书本里，哪一个笔画又勾起她不愿回首的往事。


初三下学期的姥姥心里没了之前那股学习的劲头，她突然对读书这件事提不起兴趣了。落榜后，不到一年，十九岁的她就嫁给了我的外公。迎亲那天，她的公公仰脖灌下一杯酒：“地主的女儿怎么了，这儿媳妇我认定了！”


三年后我的母亲已经两岁，外公想去当兵，但因为姥姥的家庭成分，去不成了。那一天紧急召开家庭会议，外公家里十八口人，姥姥一个人在灶台烧柴禾，另外十七口人在堂屋里开会，要外公与姥姥离婚。


说到这，姥姥和身旁的外公都笑了，那是共度了五十多年风雨依然携手不离不弃的笑容。磨难越深重，笑容就越有底气。姥姥指着我，或者是我脚下的地面，“就在你现在坐的这间屋里。”


但我知道，这劫后余生的笑容有多平静，姥姥独自留守在这里时就有多紧张。那已是一九六五年，外公最后放弃去当兵的意愿，与姥姥离婚这件事就再没人提起。


好在一切都过去了，好在我姥姥正安然地坐在这里。谈话结束了，姥姥得以从湿淋淋的回忆中抽身，她的目光一一掠过围坐在一起包饺子的一大家子人，神情慢慢松弛下来，眼睛里重新有了落日般的暖意。我姥姥多数时候，是用这样的目光平静地注视纷扰的世界与人群的。尽管她在大半辈子的岁月里目睹了太多的天灾人祸造成的困境与悲剧，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太多美梦永远逝去了。好在有一些不朽不灭的东西支撑着她，不管在饥荒岁月还是幸福年代，总有亲人爱人彼此依靠相互取暖，心脏才不致于变成一颗冷冰冰的石头。或许也正是因为这些，我们人类才得以在历史的寒冬炎夏里，勇敢无畏地前行！


B文 历史感悟：


记录在历史洪流中挣扎的人生


苦难从来不是财富，对苦难的思索才是财富。


采访后的第二天，我见到明显神情悒郁的姥姥，她只说睡得不好，又做噩梦了，我心里更加不安。三年饥荒几乎是所有幸存者的噩梦，更何况当时姥姥家还背负着地主和国民党亲属的双重历史包袱，并因此而葬送了她人生第一个梦想－－读书。姥姥更加抗拒和惧怕回忆。


“心里难过。”姥姥说。


我不明白老人们语气平淡地说着“心里难过”的时候，可能意味着心里压着一辈子的重量。


可我还是坚持，我说姥姥，这些事，您不说出来，我便不会知道；如果像您一样的老人都选择沉默，可能就再也不会有人知道。我们之所以忍着痛含着泪回望历史，就是要把那些浸着血和泪的真相曝光，让惨烈的真相刺痛理性和良知。因为痛，我们才会反思；只有反思，才能避免历史再次上演。这才是回顾历史的意义。


自始至终我都知道这对于姥姥有多残酷，但我还是低估了这残酷，是不是因为我低估了这段历史的惨烈呢？


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生理上的饥饿和绝望逼得人类直接退化成兽类，比起道德和尊严，活下去是更重要的事；伦理道德大厦的崩塌，人与人之间相互倾轧，引发的心灵地震，很可能让一代人都生活在对他人、对社会的猜疑与不信任当中；死去亲人的惨状，失去亲情的寂寞与苍凉，也将成为无法引渡的痛点，扰得他们再也无法安度余生。


所以说苦难只能是苦难。整个采访过程中，姥姥几度落泪：讲到舅姥爷因她将馍馍留给奶奶而责怪她的时候；讲到“老姥姥”差一点撒手人寰的时候；讲到中考落榜的时候。她讲到某些细节，若是阶级斗争的部分就停下来告诫我，这个不要写，以防以后有人翻旧帐。建国以来到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断断续续，反反复复。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姥姥依然如履薄冰。


三年饥荒，我们探寻，不是为了问责；我们疼痛，但也不应回避，否则就无法从中寻找救赎和意义。当史书上含混的注解和冰冷的数字无法释疑时，不妨掉转方向，以更具体的个体生命的回顾为切入口，一点点还原细节，探究意义。


沿着灾难爆发的道路，去感知已逝的亡灵，再问问活下来的人，你们看到了什么，你们感受和经历过什么。每一个在历史洪流中挣扎的人的一生，都是一部史诗，虽不恢弘不灿烂，但更真实，更有打动人心的温度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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