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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晋峰:1979年的人大学潮(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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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4-29 17:59:5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上篇】37年前今天,新三届人发起的那一次集体活动



校学生会主席张晋峰(右一)。        
   
        老编注:37年前的1979年10月10日,  中国人民大学爆发了新时期以来的第一次学 潮,主因是要求归还校舍,无关政治诉求。学潮从肇起、酝酿、爆发、高潮、解决、落幕,前后不满一周,打了个漂亮的短平快。




        对于这次大规模的集体活动,该校77、78、79级2000多名学生,都有属于自己的难忘记忆。科社系78级学生、时任校学生主席张晋峰,新闻系78级学生、时为校广播站记者徐世平,站在不同的视角,对此事有更为翔实、准确的记录和叙述。《新观察》杂志摄影记者李晓斌、工经系78级学生王小工等,也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现场画面。




       为了完整回顾人大“新三届”人共同经历的这段历史,本号征集了相关文图稿件,分上、下两集推送。




        特别鸣谢:衷心感谢原《新观察》杂志摄影记者李晓斌先生,为本专题上集贡献一批首度公开的珍藏历史图片。












原题:一段终身难忘的经历


            


张晋峰


                 


        又是一个金色的十月。1979年10月初,800多名79级的新生跨入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大门。作为中国人民大学学生中的一员,我与全校师生一样,兴奋劲儿真是难以言表。是啊,新生不久的中国人民大学总算有了三届学生,2500多人的在校生规模。






        今天看来,这样的规模实在不值得一提。但是,在当时重建被“文革”摧毁的高等教育的情况下,对一所刚刚复校不久的大学来说,已经是一件特大的好消息了。


               


        可是,大家的兴奋劲儿还没有过,烦心事就来了。由于“二炮”占用的大批人大校舍迟迟退不出来,可供师生使用的房源没有着落。原先供全校师生就餐的唯一的十八间房大食堂已经人满为患,79级的新生只得在当时全校唯一的大阅览室外的一片空地上露天就餐,有些新生难过得吃不下饭。














        看到这一景象,全校师生也无不动容,喜悦的心情立时被荡涤得干干净净。当时已经84岁的成仿吾老校长在视察校园时看到了这一幕,内心被深深地刺痛了。他无奈地对身边的校领导说,能不能先将阅览室改为食堂,以解决79级新生的就餐之急。


               


        成仿吾老校长的话迅速在师生中传开,大家的情绪一下子沸腾了。站在大阅览室前的台阶上,看着眼前蹲在地上吃饭的79级新生,再看一看稍远处原属人大的“二炮”军官食堂中铺着雪白桌布的餐桌,同学们纷纷在问:为什么人大有一个美丽的校园,有几十万平方米的校舍,却没有一个可供自己的2000学子吃饭的地方?






        如果再将阅览室改为食堂,那么,我们就要失去唯一的自修场所,还怎么学下去?为什么中央已经三令五申、“二炮”已经作出逐步归还人大校舍的承诺,却不能立即归还一个使用效率极低的军官食堂……














        10月9日起,一批批建议意见被贴出来。其中,“张晋峰主席勿负众望!”一句话格外刺痛了我:“既然同学们不久前选举我当学生会主席,那么,在这个关键时刻我就应该为同学们做点实在的事情。否则,那就太说不过去了。”


               


        9日晚,由校学生会出面,召开77、78级的班长联席会议,专题讨论如何促使“二炮”尽快归还所占人大校舍问题。为了保证各班的意见都能表达,并保证每班只有一票表决权,我们在会前给每位出席者发了出席证。会场有专人把门,认证不认人。


               


        班长联席会议一开始,大家就达成了要共同行动的共识。但是,在如何行动的问题上却意见分歧。有的代表提出,“这个问题非常简单。明天,我们就组织人去把‘二炮’军官食堂收回来,谅‘二炮’也不能把我们怎么样了。”














        但是,马上就有人反对,表示,“组织人去抢回食堂容易,但是,这样一来,我们反倒违法了,由有理变成无理了。宪法赋予了我们游行的权利,我们为什么不能运用这一权利去争取自己的学习、生活的基本条件呢?”这种意见立即得到大多数代表的赞同。






        于是,在绝大多数代表的赞同下会议做出决定:第一,第二天全校罢课,并立即组织校学生会代表团与“二炮”领导谈判。第二,拟定谈判的最低条件,如果我们的最低条件得不到满足,就组织全体学生于第二天下午2时在木樨地集合,游行到天安广场和新华门,向华国锋主席递交请愿书。






        会议就归还校舍问题拟定了低、中、高三个方案。最低方案是立即归还“二炮”军官食堂;中等方案是除立即归还“二炮”军官食堂外,还要同时尽快归还少量学生宿舍和教室;最高方案是,全面落实中央精神,尽快将中国人民大学的校园全部归还学校。














        第三,将“哀兵必胜”作为我们行动的基本策略,强调,我们的行动仅仅是为了争取学习、生活的基本条件,而不是政治行动或其他行动。因此,必须如实向中央领导和全社会讲清我们的困境,以取得社会的理解和支持,以打动政府和各级领导。






        在这一点上,全校师生的意见是一致的,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会支持我们,政府也会理解我们,包括“二炮”官兵在内,最终也会理解我们的。如果我们的行动离开“争取学习、生活的基本条件”这一主旨,转化为政治行动或其他行动,就将失去代表全体学生的资格,就会失去社会上的支持,失去政府的理解,必然导致失败。






        第四,按照行动的主旨,会议又进一步确定了组织和管理方案:要按照“哀兵必胜”的策略原则制定统一的口号、标语;要严格我们自己队伍的管理,不允许任何外人和组织混进我们的队伍,不允许有任何人呼喊统一口号外的口号。














        为此,决定组织纠察队,负责维护游行队伍的秩序。决定按国际惯例(因当时我国还没有游行示威法)向游行途径的所有岗亭通报我们将游行的信息。还决定了请愿书的草拟,游行口号、标语的草拟,校旗的借出,以及第三天上午的记者招待会等具体事宜,并由第二天清晨班长联席会最后敲定。






        最后,决定由我立即向学校党委通报会议决议,并带领学生会的干部在第二天中午前与“二炮”领导谈判。为了保证在最低条件没有被满足的情况下行动不被任何人所终止,会议特别决定,决议是29人(我和77、78级的28个班的班长)做出的,只有29人的班长联席会议才能做出撤消行动的决定。会议的每一项决定也都是投票表决通过。


               


        当晚,我立即向校党委汇报了会议情况。党委领导说:能不能不游行?我们现在已经与“二炮”取得了联系,并向市委作了汇报。明天情况可能会有变化。我回答,班长联席会议已经共同决定,只要最低条件得不到满足,任何人无权改变罢课、游行的决定。如果今天晚上能有一个好的变化,我可以明天一早就宣布取消罢课和游行。否则,我宣布了也没有用,罢课和游行会照常举行。


               










        10月10日一早,在得知昨晚没有出现什么实质性进展的情况后,班长联席会议通过了请愿书、标语、口号等事宜。在原本应该上课的时间,全体学生集会,由我宣布罢课开始,并列队从“二炮”司令部大楼(现在的教学楼)前游行通过,但是,与“二炮”领导的交涉却迟迟没有进行。卫兵一直声称领导正在开会。






        直到11时前后,“二炮”领导才允许我们进入会议室。在我们代表全体同学向他们提出了要求后,“二炮”的一位副司令员始终强调他们的困难,冗长的讲话中一直没说一点实质性的意见。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现场一商量,由我宣布:谈判破裂,我们将履行宪法赋予我们的权利。谈判一结束,我们立即向全体同学通报情况,宣布下午2时准时由木樨地集合出发游行。


               










        午饭后,在一些教师特别是一些德高望重的老教师的欢送或注目下,同学们或骑自行车、或乘公共汽车、或徒步,一批批离开学校,前往木樨地。这时,哲学系的同学已经在木樨地的一块空地上开辟了一个大型自行车停车场,停了数以千计的自行车。(在以后的游行和静坐期间,他们一直守卫在这里,直到同学们回来。)


               


        下午2时,中国人民大学学生的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地从木樨地出发了。二千多人的队伍,打着校旗和系旗,打着“还我学习、生活的基本条件”等横幅、标语,呼喊着“还我教室、还我食堂、还我宿舍,还我学习、生活的基本条件”等口号,拉出了三四里地,蔚为壮观。队伍的两旁,是清一色的带着红箍的纠察队。校旗队和我们几个学生会的干部走在队伍的最前面。














        当时,不时有一些中外记者前来拍照、询问我们游行的事由。我们非常坚决地回答:“我们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我们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只是因为我们的学习、生活的基本条件受到某些不按照党和政府精神办事的人的侵害,因而运用宪法赋予我们的权利,表达我们的意见。”对一些挑动性言论,我们也明确予以回击。


               


        在到达天安门广场并绕场游行一周后,大约于下午4时前后,队伍走到新华门前。我们学生会的几个干部走到新华门大门口,要求向中央领导同志直接呈送我们给华国锋主席的《请愿书》。但是,新华门的工作人员表示要请示一下。






        于是,队伍就地坐下,挤满了新华门前的空场。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新华门前的工作人员答复说,《请愿书》只能交给他们,由他们予以转呈。我们表示,没有中央领导或中办的主要负责人来接,我们不能交出《请愿书》。否则,同学们不答应。他们又表示要请示。














        事情再一次耽搁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是留是撤的问题逐渐突出起来。于是,我们在新华门前临时召开了班长联席会,专门研究撤留问题。一部分代表表示,我们已经游行并向社会宣传了我们的要求,目的已经达到,队伍应该撤离;另一部分代表则表示,只要中央没有人来接我们的《请愿书》,我们就不能撤。






        会议开了一、两个小时,意见始终不能统一。中间,几经辩论,几次表决,都是不主张撤离的代表稍多一些。新华门前的工作人员也始终没有领导同志能否前来的表示。眼看,时间越来越晚,二千多人的队伍已经在新华门前坐了四、五个小时。必须立即决断。






        这时,一些代表提议,由我出面作一个态度鲜明的表态后,还是将队伍拉回去。会议表示同意。这样,在晚上8时许,由我出面,在新华门前向全体同学宣布:由于中南海门前的官僚主义者阻隔了我们与华国锋主席的联系,我们为了首都的秩序和同学们的健康,决定暂时撤离新华门,用电报的形式向华主席表达我们的意愿。














        同学们都表示同意。于是,队伍就马上主动撤离了新华门。(事后,我们考虑到,中央应该早就知道了我们的要求,就没有再给中央发电。)


               


        当我们回到学校后,已经是半夜了。当时,守侯在校门口的食堂大师傅们马上送上了热腾腾的姜汤水,同学们感动得一时说不上话。我也很快从党委的同志那里得知,中央已经知道了这事并高度重视我们的问题,市委也采取了紧急措施,问题有望能尽快得到解决。






        我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我们学生会的几个干部立即决定,明天记者招待会的主调,由继续大造声势转变为向社会说明情况。


               


        第二天,全校学生继续罢课。上午9时,记者招待会如期召开。来了不少记者以及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大约近百人。按照昨夜研究的方案,我在向记者们介绍了我们罢课、游行的背景和我们的要求后,宣布:我们的要求已经得到中央和北京市委的高度重视,问题有望能很快得到解决。一旦我们的要求得到满足,我们就会立即复课。我们绝不想把事情弄大,也没有任何政治目的。接着,学生会的同学回答了一些记者的提问。记者招待会就平稳结束。










               


        可是,这时有些同学已经对事情的发展有了不满意见。于是,他们自发地集会讨论下一步行动方案。得到这一消息后,我们马上到场做工作。我们向在场的同学说明,我们的行动已经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市委也在做工作,相信,很快就能够满足我们的要求。我们的行动,目的已经基本达到。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谁,都无权转变行动的性质。转变性质的任何举动,都是对广大学生利益的背叛,都可能导致我们努力的失败。我们的说明得到在场的大多数同学的理解和支持。


               


        在这一期间,不断有校外的人来找。例如,有的人对我们说,我们非常理解你们的行动,也为你们着急。为什么没有更多的人加入你们的游行行列,就是因为你们没有喊出人民关心的民主、自由等口号。






        我们答复说,我们只是要争取自己学习、生活的基本条件,同学们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授权我们来领导。离开这一点,就是对广大同学的背叛,就必然导致行动的失败。我们决不做任何可能导致行动性质改变的事。














        北京林学院的同学来找我们,要求我们支持他们的收回校园的行动。我们答复说,各校有各校的具体情况。你们部分校园在“文革”中被清华大学占用,可以和他们协商。我们这个第三者就不必参与了。


               


        当我们得知,与“二炮”的交涉已经取得积极的成果,就要最后敲定的消息后,就着手准备再一次召开班长联席会,决定复课问题。我们已经知道,解决方案大体与我们的中等方案差不多,心里基本有底。






        但是,我们也怕一是最后会不会有一定的变数,二是有人又想趁热打铁,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将罢课拖下去。于是,我们将班长联席会上的策略定为,用最低方案统一思想,并且,可以讨论最低方案没有实现时应该采取的措施。










     


        11日晚,班长联席会再次召开。与前几次一样,各班代表凭证入场。会议基本上没有怎么讨论就认可了最低方案,而将焦点集中在最低方案不能实现时采取什么行动上。争论也是非常激烈:有的主张通电全国高校,再次上街游行,并请求各校声援;有的主张和平进驻“二炮”所占校舍;也有的主张长期罢课,等等。






        由于我们已经心里有底,面对争论我们也并不紧张。一些同学,特别是刘克崮等同学的发言有着很高的政策水平,得到在场同学的高度认可。克崮同学表示,我们身在事中可能没有太多的感觉。但是,你想一下,如果莫斯科大学发生了罢课、游行,我们会有什么样的震撼!我们要相信政府,在法律的框架下展开行动。            






        会议就要结束的时候,正式消息来了。“二炮”决定立即归还军官食堂和东风楼的一些宿舍,并正积极与有关方面请示和协商,争取尽快全部归还人大的其他校舍。这样的消息使在场的代表异常兴奋,当场决定明天上午8时召开复课大会,全面复课。














        12日上午8时,复课大会召开。中国人民大学全面复课。


               


        复课后,校学生会不断有一些人来访。我印象最深的是两起,一起是,一个年轻人拿来厚厚一摞写满字的稿纸,题目是《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希望我们帮助他出版。我一看,什么“革命的对象是官僚主义者阶级”,什么其学说的“哲学基础是两斗出三”,等等。我立即答复说,“文化大革命”的苦头我们已经吃够了,怎么你还要搞这些。我们不能支持。






        另一起是,一天,一位村妇模样的中年妇女走进来,自报家门是原来的人大学生林希翎。她说,你们这一代可比我们强多了,向你们学习。然后又说,她最近找过耀邦同志。耀邦同志说,她的问题应该解决,并鼓励她要抬起头、挺起胸,继续向前走。但是,人大就是不给她平反。希望学生会能帮她向学校施加压力。






        在请示党委后,我们答复,你的问题我们20多年前就知道,学校的意见也非常明确,不属于平反的范围。因此,我们不能表示支持。她走后,又来电话想约我们出去谈。我们也就不再理睬她了。以后听说,她到了法国。类似的事情也困扰了我们一段时间。








               


        复课后过了一段时间,一些老师找到我们反映:现在,新闻媒体对我们学校采取了封杀政策。人大的消息不报道,人大教师的文章不给刊登。这样下去,对人大的发展极为不利。他们希望我们想一想办法。


               


        正好,已经快到春节。我们几个在校的学生会干部一商量,可以利用春节开展拥军爱民活动之机,打开局面。于是,我们决定开展两项活动,大造声势,促使新闻媒体报道人大,冲破对人大的新闻封锁。






        一项活动是组织在校的部分同学成立了一个鼓乐队,准备在大年初一早上敲锣打鼓去给“二炮”官兵拜年;另一项活动是,除夕夜在校内组织一场大型军民游艺会,让“二炮”官兵及家属与我们的留校同学同欢乐。














        为此,我们准备了锣鼓,我们从学生会经费中拿出四百元购买了丰富的小礼品(那时候,四百元可不是一个小数目,1毛钱就可以买一支当时高档的中华牌铅笔。我们也就将1毛钱作为一张奖票的标准,玩一项游戏,按难易程度给一张或数张奖票;奖品按照价值收取一张到数十张奖票),并发动留校同学自创了几十个游艺项目和担当游艺项目的工作人员。我们又将这些情况向主要的新闻媒体做了事前通报,并准备了新闻稿。


               


        1980年春节,人大校园里洋溢着一派拥军爱民的气象。一些新闻媒体纷纷做了报道。于是,对中国人民大学的报道逐渐多了起来,师生的文章和著作也可以发表了。这样,我们“争取学习、生活的基本条件”的行动也就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2008年8月29日














(原文载于《七七八八:中国人民大学77、78级入学30周年纪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图片由原《新观察》杂志摄影记者李晓斌独家提供。本号获文图作者授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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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4-29 18:00:52 | 显示全部楼层
徐世平 新三届


   
        老编注:37年前的1979年10月10日,  中国人民大学爆发了新时期以来的第一次学潮,主因是要求归还校舍,无关政治诉求。学潮从肇起、酝酿、爆发、高潮、解决、落幕,前后不满一周,打了个漂亮的短平快。


        对于这次大规模的集体活动,该校77、78、79级2000多名学生,都有属于自己的难忘记忆。科社系78级学生、时任校学生主席张晋峰,新闻系78级学生、时为校广播站记者徐世平,站在不同的视角,对此事有更为翔实、准确的记录和叙述。《新观察》杂志摄影记者李晓斌、工经系78级学生王小工等,也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现场画面。


       为了完整回顾人大“新三届”人共同经历的这段历史,本号征集了相关文图稿件,分上、下两集推送。

        昨晚,推送了张晋峰的回忆文字+李晓斌的珍藏图片,阅读请点击:【上篇】37年前的今天……



        今晨,推送徐世平的回忆文字+王小工首度披露的珍藏图片。







原题:经历学潮



徐世平



        (一)



        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三十周年国庆,在北京度过。虽是大庆,则没有印象。那些天的日记,似乎也没有记下什么。国庆之后,我们迎来了1979级的新生。新生的入学,对学校原本已十分困难的校舍用房,则如雪上加霜。一场冲突,已不可避免。



        中国人民大学,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自己创办的一所新型的社会主义综合性大学。在“ 文革”之前,中国人民大学几乎是革命干部的摇篮。文革之中,中国人民大学卷入了所谓的“二月逆流”,深受林彪等人的忌恨。1971年,中国人民大学停办,由解放军第二炮兵司令部进驻。于是,大学便成了兵营。







        “四人帮”倒台后,邓小平多次关心中国人民大学的复校问题。他曾经八次提及人大的复校事宜。最后,由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同志拍板,恢复中国人民大学,并在1978年开始重新招生。



        1978年,当时的国务院曾下发了两个文件,即129号和166号文件,就人大复校的事宜,作出明确的批复。



        但是,文件下达之后,第二炮兵在退还人大校舍的问题上,则有点拖延。在他们占据的七万八千多平米的学校用房中,仅仅退还了一万九千平米的用房。







        为此,人大与“二炮”一直就住房的归还问题进行了长达一年多的谈判。但是,此项谈判,则由于二炮方面提出的“施工量不足“等等方面的理由,而没有任何结果。



        当年,人大 1979新生的招生工作,也因此受到影响。当时曾计划招生二千人,最后减到了六百。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人民大学发生了“文革”结束后的第一次学潮。



        这次以罢课和示威游行为主要内容的学潮,其直接的导火线,则缘于一个十分偶然的事件。







        1979年10月8日上午,当时的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成仿吾同志,例行到阅览室去看望学生。这位校长,可是一位资历深厚的老革命。当年,他曾是“创造社”的主要成员之一,另两位则是郭沫渃和郁达夫。后来他参加革命,参加了长征,曾在解放区的陕北公学和华北联大任主要领导。



        成仿吾在看望学生的过程中,不经意地透露了一个信息:为了解决新生的吃饭问题,学校党委已决定将这一个唯一的阅览室改成新生食堂。







        这一消息不径而走。当时,新闻系有几位同学在场,听到消息,便回来“广播”。我们这个宿舍,都是好事之徒。听到消息之后,本能的反应,便是要保住这个阅览室,而采取的办法,便是要将此事公之于众。



        在征得新闻系78级学生会主席鲁晓晨同学的同意之后,我们立即起草一个快讯,题为《大阅览室危在旦夕》。快讯由余良军同学起草,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快讯写完,决定由尹韵公和卓培荣同学用毛笔抄写,他们的书法不错,一式三份。







        下午两点,这份快讯便出现在红一楼西侧的公告栏、图书馆门前、以及阅览室门前。这一个快讯,一下子点燃了人大师生积压了一年有余的愤怒之火。



        快讯是用消息的形式写的,注重事实。因此,有不少学生发生误会,将斗争矛头指向了校方。很快有不少的批评,直指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成仿吾。



        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结果。于是,我们便酝酿起草第二篇文章,那是以新闻述评的方式写的,我执笔,题为《新同学为什么没有食堂?》。这一新闻分析,仍由尹韵公和卓培荣同学抄写。







        这篇新闻述评指出,校方欲将阅览室改为食堂,也是无奈之举。其根子则在于二炮拒不执行国务院文件精神,不愿意退出所占学校设施所致。述评明确提出,“忍让是没有出路的,我们必须行动起来”。



        可以说,新闻述评,扭转了此事学潮可能出现的偏差。当天下午和傍晚,关于阅览室事件,成了全校舆论的中心。这大概就是舆论的力量。



        校学生会发出了召开各系学生会主席参加的联席会议的通知,讨论要求二炮归还部分校舍、限期撤出人大的问题。







        当天晚上,人大操场,刚好放眏电影。期间,还发生了部分学生抢夺话筒要求说话的事件。



        一场学潮,一触即发。


        (二)



        1979年10月9日清晨,形势突变。



        历史系的学生,不知道采用何种方式,居然在“二炮”司令部大楼(人大原教学楼)前悬挂出好几幅大字标语。强烈要求“二炮”归还校舍、撤出人大校园。标语甚至直呼“ 二炮”司令员李水清之名。



        李水清也是一位老革命,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的时候,他还同焦若愚等老同志获得了最高荣誉勋章。







        七点多钟,学校操场旁边树起了一块很大的语录牌(现在叫广告牌),新闻系学生在此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其中,最为出名的,是祁林同学撰稿的《逐步升级的冷战》系列文章,有之一之二之三……,披露了人大同“二炮”长达一年有余的索房谈判内幕。



        那时候,在人大就读的高级干部子弟甚多,比如,刘少奇的女儿等等。许多内幕,人大学生唾手可得。



        此时,冠以“新闻系某月某日讯”的消息,不断地在大语录牌上出现,全面报道各系学生在此事件中的各类活动。校学生会据此称赞新闻系学生是这次斗争的“尖兵”。







        九点半,课间休息。经济系世界经济专业的三十余名学生,齐心协力拆除了“二炮”设置在图书馆东侧的一段铁丝网,约五米有余。并收回一处平房建筑。当时,围观学生上百,大家齐声为世经专业的同学加油。当天中午,新闻系快讯发出:《世经同学首战告捷》。全校学生为之振奋。



        下午一点,原定在次日召开的校学生会联席会议提前召开。地点为哲学系78级教室。热情高涨的同学,将教室围了个水泄不通。



        校学生会主席张晋峰主持会议。会议明显分为两大阵营。一派主张立即行动,并认为单纯采用校内大字报、以及和平谈判的方式,已不足以解决现实的问题。农经系的刘握忠同学在会上慷慨陈辞,听者均为之动容。中文系一位同学甚至大喊“秀才造反、十年不成,我们不能再犹豫了”。







        另一派,则主张理性从事,视情而行。但是,行动派很快占据上风。会议通过了10月10日举行全面罢课和上街示威游行的决定。



        张晋峰主席在迟疑之后,作出决定:立即成立校学生会执行委员会,下设宣传、资料、谈判各组,以及学生纠察队,并提出了这次斗争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



        最低纲领其实要求不高,仅仅是要求“二炮”归还部分校舍,以解新生学习和生活所急。最高纲领也就是要求“二炮”按国务院文件精神,限期撤出人大校园。



        联席会议之后,各系学生会分头准备,比如,人手一面小三角旗,横幅、图板、漫画等等。







        我记得,有一幅漫画很有意思,是说北京之大,已容不下一张书桌。这是一张抗日战争期间反眏学生运动的著名漫画,有人将其改了,而斗争的目标,居然是当年的中共抗日英雄、著名将领李水清。历史真的很无奈。



        当天晚上,学校领导听到风声,立即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各系主任和总支书记均参加会议,商讨对策。应该说,校方对学生的行动,多少有点暧昧。但是,党委会之后,仍有决定。



        一是八位副校长立即行动,分头前往国务院、中央军委、总参、总后,以及教育部、北京市委和“二炮”司令部汇报情况,陈之以急。







        二是要求各系主任和党的组织,分头做好学生思想工作。最终目标,是要劝阻学生上街。



        经过各方工作,有关归还校舍的谈判,预定10月10日上午举行“四方会谈”。参加谈判的各方是:教育部、北京市委、人大和“二炮”。但是,学生的情绪,依然高涨。



        迫于学生的压力,校学生会执委会表态:若次日的谈判在十一点半之前仍没有结果,全校学生将如期于下午上街示威游行,以表达学生合理诉求。







        10月10日八点半,全校罢课誓师大会在图书馆楼前的广场召开。学校的广播站,不断地重复广播着新闻系起草的《告“二炮”官兵书》。



        誓师大会由校学生会副主席倪小庭主持,另一位副主席刘宪苏宣读了罢课宣言,校学生会文化部长张炳昆和生活部长谢中枢分别宣读了《给华主席、党中央的请愿书》和《给全国各高等学校的通电》。     



         校学生会副主席赵传立(我的同班同学,毕业后去了中办工作)通报了一年来人大与 “二炮”谈判的情况。






         最后,张晋峰主席讲话,他要求同学们静待上午的谈判结果,在此之前千万不要轻举妄动。但是,学潮的程序一经发动,一切都难以控制。



        约二千名学生,干脆在学校内进行“预热”。示威的终点,是校长办公室。他们围住了谈判的地点。似乎要给谈判增加筹码。


        (三)



        “四方会谈”十点开始。然而,“二炮”代表,一位贺姓副司令员迟到了。会议推迟了十几分钟。与此同时,由校学生会执行委员会派出的全权谈判代表、校学生会副主席赵传立被拒之门外。学生记者,亦不能进场。







        总之,此次会议,有关方面态度很明确,不需要学生参与。同学们异常激动,场面有点失控。孙力余副校长出来做学生工作,晓以大义。



        没有学生代表参加的谈判,没有实质性的进展。谈判结果,“二炮”只愿意归还一处小食堂。“二炮”方面同时声明,他们归还这一用房,是早就计划好的,而并不是因为学生罢课闹事的结果。



        谈判结束之后,“四方谈判”代表的三方:教育部副部长张承先、北京市委书记刘祖春(当年的体制设有许多书记)和学校方面,提出应与学生谈判代表见面。据说,“二炮”方面不同意,后经劝说同意参加,但又表明“不说话、不表态” 。







        张承先副部长主持“四方会议”代表同学生代表的谈判。张副部长有一个长篇的讲话,主要意思是劝说同学们以大局为重,一切事务,都应在理性的框架内解决。



        但是,张的讲话,被学生代表打断。学生代表明确提出了针对“四方会议”谈判结果的三项基本条件。一是立即归还图书馆东侧的食堂和东风二楼;二是归还八百人大礼堂和体育馆;三是限期退出人大,并制定一张由校学生会执行委认可的时间表。      







         显然,双方的差距太大,已不可能折中处理。十二点,谈判破裂。



        10月10日十三点,中国人民大学罢课学生,分两路按计划走上了街头。一路队伍由六百辆自行车组成,全部是北京走读同学。另一路,由四辆解放牌大卡车和三辆大客车,分两次拉学生进城。



        这些车,是不是学校派出的,我已记不太清。反正,学校对此事格外关心。



        下午三点:两路人马,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门前集合。然后沿西长安街游行 。队伍在天安门广场绕行一周,最后定格在中南海新华门……。







        游行队伍的基本口号:“ 大学不是兵营,二炮必须撤走”,受到北京市民的同情和支持。



        校学生会主席张晋峰在新华门前递交了请愿书。但是,国务院没有任何领导出来,请愿书只好交到警卫人员手里。同学们对此不满,便在新华门前静坐,要求英明领袖华主席和党中央关心人大学生的疾苦。



        静坐示威,持续了三个小时。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二千余人的示威活动,没有发生任何意外,甚至都没有影响交通。这一切,都应归功于学生纠察队。他们的工作,就是要让示威活动在法律规定和理性表达的框架内进行。这一点,是我们当年这一批学生的优点。







        因为这一届大学生,成份复杂,其中有社会阅历的人较多,很多人经历过 “文革”动乱,经验教训不少,他们当然懂得分寸的把握和理性的表达。



        十年后的学潮,以及由此引发的流血,既有处理的问题,也有学生自身的问题,因为他们思想太单纯,成分太单一,而缺乏自身的制衡能力。



        晚上七点,游行示威结束。学校派了车来拉人。同时,随车还送来了吃的东西:肉包子和蛋花汤。回到学校,学生受到人大教师们的欢迎,包括一些著名的教授在内,如党史系的著名学者胡华等等。



        显然,学生的举动,是受到学校高度同情和暗中支持的。







        晚上九点,学校广播站突然广播,传来多条振奋人心的消息。

        一是北京市委领导(据说是北京市委第三书记贾庭三)对学生们表示慰问。

        二是国务院已召集有关方面开会讨论人大的校舍问题。

        三是人大党委对同学们致以谢意。



        这些消息,是否属实,不清楚。至少,对学生们来说,这些消息是很及时的。中国人民大学的索房示威活动,最终引起中央高度重视。







        其间,还发生过人大学生夜闯 “二炮”政委陈鹤桥同志私人住宅的事件,并扯出“反腐败”的敏感问题。这是令人头痛的问题。



        于是,1979年10月11日,中央军委在耿飚同志(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主持下召集会议,据说,当时的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副总参谋长杨勇、总后勤部主任王平、以及第二炮兵政委陈鹤桥等人参加了会议。



        这次会议,作出先期退还人大一万余平米校舍的决定,同时,也传述了一位中央领导对人大校舍问题的意见。







        10月12日,学潮结束。这次学潮,鲜有文字记录,也不为后人议论。因为,这次学潮是纯粹功利主义的,目的具体,行动有限,而且收放自如。这一切,都是后来的学生运动所不能比拟的。这也注定了后来者的失败。其代价太大,不值。



    编后:文稿在核实细节流程中,新闻系78级孟国治补充三点:

        一是游行的起始点是在复兴门。

        二是当时的主要口号是:“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国务院文件精神”、“是党指挥枪,不是枪指挥党”。

        三是后来邓小平表态:“有理也不许闹”。



        没看上篇?请点击浏览:【上篇】37年前的今天,新三届人发起的那一次集体活动





   

(原文载《我们同学——中国人民大学77、78级入学30周年纪念》专辑,图片由王小工独家提供。小号获文图作者授权推送。文图非经许可,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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