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惕洁：“后发优势论”害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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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惕洁：“后发优势论”害了中国


——追忆清华大学的一场讨论








最近，中美贸易战方兴未艾，“中兴”、“华为”等大型国企受到美国重罚、封锁或抵制，让中国初尝我行我素的苦果。贸易战的最终后果究竟如何，目前还难准确判断，但由此触发的“芯片断供”及其它技术制约，已让北京震怒，誓言“针锋相对，奉陪到底”。爱国愤青舆论哗然，鼓吹中美“决一死战”。网上甚至散布谣言，说中美军舰在南海已经交火，互相击沉若干舰艇云云。





事态发展至今，终于应验了杨小凯20多年前警告过的“后发劣势”危险，也令我回忆起在北京清华大学经亲身历的一场学术讨论，那正是“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两种观点激烈交锋的日子。





依稀记得2005年，我带澳大学生去北京的清华大学参加“当代中国研究”暑期班活动。在清华教授主讲的“中国入世与发展战略” 大课堂上，主讲人三番五次提及北大教授林毅夫倡导的“后发优势论（Late-mover Advantage）”如何重要云云。其中心意思，是说中国作为后发展中国家，在融入世界市场过程中，不应该重复发达国家经历过的漫长研发道路，可以通过快速引进，把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不管是购买还是“抄袭”（不好意思说“偷窃”），“拿来为我所用”，以节约时间和成本，抄“近道”快速发展，后来居上。





其实，这个“后发优势理论”并非林毅夫独创，在美国“发展经济学”教科书中，类似论述很多。它也是许多国家曾经使用过的发展战略，当年日本、台湾、南韩等经济体，在起飞过程中都或多或少尝过“后发优势”的甜头。与中国不同的是，他们跟美国有类似市场体制和社会文化要素，能在不伤害合同的基础上，合理使用并适当改进外来技术，因此，他们在若干领域的确有后来居上的趋势，比方日本和韩国在汽车制造上的公认成就。反观中国，在引进技术的渠道和使用道德上，让西方头疼并质疑。而在自主研发上，更乏善可陈。林毅夫把这个理论搬到中国，发扬光大，很快受到北京高层青睐，成为教科书的金科玉律，不但经济系学生耳熟能详，其它专业的学生也必须牢记于心。我问过清华委派给我们班的一位“辅导员”（内燃机硕士），他说公共政治课（政治经济学部分）就是这么教的，考试必须按教科书的统一说法回答，否则就扣分。我问他，是否听说过跟“后发优势论”针锋相对的另一种“后发劣势论”，他说没听说过。





于是，带着这个问题，我在课堂上发言提问，指出：“为什么清华只讲‘后发优势’，而不讲‘后发劣势’？是否对这个理论的理解有片面性？因为在美国或澳门，我们会向学生全面介绍两种理论，由他们自己判断是非曲直。”清华教授说，他们听说过“后发劣势”这个词，但不知详细内容，希望我顺便讲讲。于是，我把在澳大讲过的东西，向一百多位港澳和内地同学做了简单介绍。





其实，我只不过重复了好友杨小凯生前说过的原话。他80年代末在北大演讲， 曾经专门针对林毅夫鼓吹的“后发优势论”，介绍了经济学家沃森提出的“后发劣势论” （Late-mover Disadvantage），也有人把它叫“后发诅咒”（Late-mover  Curse）。因为是小凯首次向中国介绍这一理论，所以国内误传为杨小凯的理论。





该理论的中心意思说，正因为后发展中国家奉行（甚至依赖）“拿来主义”，从而忽略自身的制度创新和技术研发，因此跟中了魔法的诅咒一样，永远跟在发达国家的后面跑，受人控制，被动挨打，永难也难跻身发达国家行列。因此，他主张把两种后发理论放在一起看，不要在尝到“后发优势”的甜头之后，迷恋上瘾，丧失警惕，甚至沾沾自喜，觉得比别人高明，误以为自己原本落后的体制和腐朽文化，一下子“先进”起来。若不幸出现这种情况，那就正好中了“后发劣势”的邪。





没想到我发言之后，好心的清华领导，派课程主任找到我下榻的近春园宾馆，跟我“私下交底”，解释他们的苦衷，说他们在编写教材的时候，本来把两种后发理论都提了出来，但校党委和清华外办执意删除，说教育部有过批文，对“后发劣势论”不能提及，更不允许讨论，因为高层认为，那是“海外敌对势力”对中国四项基本原则和发展战略的“变相攻击”。





后来，我们又多次去清华交流，每次我都会跟老朋友提起两种后发理论的事，问他们教育部是否有新精神。他们摇头叹息，说如今“后发优势论”如入中天，再提杨小凯的“后发劣势论”不但犯忌，而且也没人相信。因为经济起飞已经证明，“后发优势论”让中国获益匪浅。如法炮制下去，再过若干年，中国就会成为世界第一（按：依照胡鞍钢教授最近公布的计算方法，中国现有经济总量已经超越美国，世界老大的美梦已经成真了），还提“后发劣势”干什么？





当然，作为学术探讨，两种后发理论各有其合理性，难说谁对谁错，只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后发优势”不充分利用，那当然愚蠢。但对“后发劣势”一概排斥，不加警惕，也会后患无穷。如今回过头看，究竟哪种理论更有道理？或者对中国有更大参考价值，已经不言自明。试想过去的二三十年，“后发优势论”充斥教科书，垄断课堂。所有受过大专教育的官员、企业家和技术骨干，都喝着同样的狼奶长大，一批批走上领导岗位，手握各地区各单位的党政军企大权，他们自觉或不自觉接受“中国模式”优越性的迷魂汤（或称“北京共识”）非常自然，不会觉察有什么问题。于是，何频先生所说的“中国病毒” 在全世界蔓延肆虐，也就顺理成章了。





如果实事求是看，中国“吸毒上瘾”，战略铸成大错，也不能全怪林毅夫和北京高层，它也跟西方误判中国的战略意图紧密相关，更跟个别政客和财团，片面追逐短期利益脱不掉干系。如今，中美贸易摩擦的恩怨情仇，终于积累到极限，加上狂人川普意外上台执政，中美关系全面逆转，结果红色资本的扩张遭到抵制。“后发优势”论者突然意识到，难以再像过去那样为所欲为了。





再往深说，中西之间的矛盾冲突，并非贸易赤字那么简单，而是中共体制根本不认同（当然也不遵守）西方视为当然的普世价值和市场准则，所以美欧各国纷纷宣布，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毛左误以为西方吹毛求疵，对中国经济起飞眼红，跟中国过不去，其实根本分歧还在价值观的水火不相容上。中共不是以马列为准绳吗，就算按老马《资本论》的方法分析，中国也不合规范化的市场经济标准。





因为老马说的明明白白，商品生产（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是生产要素（包括土地、资金、信息、专利、劳动力等等）必须自由流动；交易各方要公平等价，自愿选择，不能有欺行霸市等垄断行为。然而，在当今中国，别说土地、资金和信息不能自由流动，就算劳动力，特别那些苦吃苦做的产业大军主体（农民工），有真正的人身自由吗？他们能自由流动（拉家带口，不被强制驱赶）吗？能组织工会跟资方讨价还价吗？他们贡献的剩余价值（利润），跟他们获得的劳动力价格（薪酬）之间，有合理关联吗？符合市场定价和道德准则吗？报酬能否补偿他们的体力和脑力支出，并维持有尊严的家庭生活，以保障劳动力持续不断再生产？等等疑问，都需要回答。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中国当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充其量是国家垄断下的权贵经济，或者严重扭曲变形的伪市场经济。





如果以上分析符合逻辑，接下来的推理更让毛左纠结：归根结底，真正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就是自由、民主、人权和多元。一个公然跟普世价值对着干的党国体制，不可能和谐融入世界市场。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对立冲突，早晚会发展到贸易与经济合作领域。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中国的伪市场经济，非但难以跟欧美的市场经济公平贸易，更在政治和安全领域冲突不断。原因也很简单，伪市场跟真市场所依托的两种不同社会制度，有天然的相互排斥性。老毛说的好，“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制度和政治立场上，没有调和余地。中兴公司之所以被罚，诱因是它违反美国禁令，把禁售产品和技术偷偷输出伊朗，难道那仅仅是为了赚取几个昧心钱吗？恐怕不是吧。假如没有北京高层授意（批准或指示？），作为在美注册运作的公司，它敢挑战美国政府禁令？如今出事，北京又缺乏担当（男儿气概），只顾自我洗刷推脱，假装毫不知情。总之，这几个胆大妄为的垄断国企，如今陷入孤立无援、众叛亲离绝境，一点也不值得大惊小怪。





面对严峻形势，北京没有太多回旋余地，大约只有三 种可能的方向选择。一种是上策，改弦更张，重新定位中国的发展战略。冷静总结与反思经济起飞过程的利弊得失，在“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之间做出更加理性的定位选择，实事求是汲取教训，从自身制度和文化弊病上彻底改革，向主流文明与国际规范靠拢，尽快履行、全面落实入世承诺。避免再像像温家宝总理那样，在气候峰会上耍花腔唱双簧，以势压人，忽悠冷落老实巴交的奥巴马总统。尽快回归“重合同守信用”，“童叟无欺”的普世价值（其实也是中国传统的行业规范）。在技术引进上，老老实实花钱，明明白白交易，踏踏实实搞独立自主的创新研发。这一转变不仅要落实到生产研发，还需要从教育入手，鼓励容忍不同观点，提倡独立思考和标新立异，彻底改变舆论一律和弄虚作假的浮夸之风。以上这些改革，当然需要全面推动社会文化与政治司法改革。没有配套改革，单纯在行政技巧和微观经济小修小补，不可能有什么实质性改变。老邓一条腿改革开放导致的后遗症，已经提供了充分的经验教训。





第二种是中策，暂时缓和矛盾，争取决战将来。表面上放低身段，与欧美国家勾兑调和，让点小利，用金钱摆平。但骨子里依然故我，不做任何实质性改革。反而效法越王勾践，用卧薪尝胆，暗地里整军经武，从娃娃抓起，培养举国上下的反美仇外意识形态，积蓄更大力量，准备将来用实力反击西方，到时候用经济和军事优势，压倒西方，逼迫他们磕头求和，连本带利，把现在奉送给西方的利益加倍索取回来。这种干法是以短期策略让步保障既定战略毫不动摇。西方会吃这一套吗？我看不是没可能。因为以多数欧美政治家的过往经验看，他们常常错误领会北京的让步，总往从善意方面想的多，从恶意防范上想的少。这也是基督教文化熏陶的结果。如果北京这一招生效，结果不过是根本性的矛盾冲突再往后退，把摊牌时间往后顺延若干年而已。因此，这只是拖延时间的临时应变之计，谈不上什么根本解决冲突之道。而且，拖延摊牌的代价，是未来更加激烈的矛盾冲突，当然也意味加倍的风险规模和破坏力度。因此，这个中策其实也是一种下策。





第三种是我行我素的下策或下下策，但可能性也许更大。那就是坚持推行与普世价值针锋相对的内政与外交路线。继续封网，建防火墙，阻断信息和技术的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从目前官媒和毛左发出的噪音看，中国朝野似乎拒绝冷静反思，反而把西方发动的贸易战，看成新的八国联军欺负中国，要动员举国力量全面反击；甚至不惜借题发挥，把贸易战升级为经济、政治和军事的全面对抗。或许更进一步，借机煽动民粹，公开点燃民族主义烈火，在南海、东海全面提升同美日的军事冲突；与此同时，在台海挑起事端，借机武统，等等。网上已经充斥反美高调，有造谣生事，唯恐天下不乱的苗头。不排除别有用心之徒，在幕后教唆策划。如果当局不智，对历史方向做出错误判断，任由反美高调发酵扩散，很可能出现谁都无法预料的地区动荡和内乱危险。





万一苍天不佑中华，第三种下策不幸成真，则我辈海外华人只能祈祝上苍保佑。果如此，不仅生灵涂炭，和平堪忧，民众福祉更要泡汤，刚刚温饱的小康日子可能昙花一现，恐怕党国的生死存亡，也得画上巨大问号。





作为本文结尾，我想用斜体字引述北京来美利科技中心经理马臣先生的几句话。他4月20日在《新浪微博》上发表文章，题目有点夸张，“现在向美国投降是代价最小的时候”：


“如果说三月下旬我们对中美贸易战还可以使用低调处理这个词，那么现在的用词将非常明确，请向美国投降，别闹了。现在投降是最体面的时机，代价最小。这话我不是今天才说，过去一个来月我说过无数次。


我在这里明确无误的使用了投降两个字。现在投降的好处是无需跪着，站着举起双手即可。将来投降，不但要跪着，还必须跪姿标准，否则挨打更惨。这就是现在投降和将来投降最大的差别！


中华民族还远没有到可以跟美国正面对决的时候。现在不到时候，将来一百年内都不到时候！……





现有的互联网根服务器在美国，人类现有的信息化（电脑应用）底层系统代码由美国人发明，被美国人垄断。人类可以发明出的另外一套运行系统无法与美国人发明的并且已经覆盖全球的系统兼容，那你最后只能成为前苏联。……


自然法则决定了地球上的操作系统只能有一个，绝不会有两个。但愿这个道理你是站着接受的，而不是跪着。如果跪着接受，不但跪着，还必须跪直了上身，双手举得更高，否则挨打更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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