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重：我看到的黄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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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的黄裳
我看到的黄裳
－－－作者：郑重
洒家不为官，无用人之权，当然谈不上爱才，但对有才有学有识之士，还是有着高山仰止的敬意。所以，我说对黄裳的敬重并不是今天凑文坛的热闹，为他捧场，他也不需要我来捧场，而是四十多前就有着如此这般的心情。
对黄裳，我是很敬佩的，以道长尊之；因为我们是同道，端的都是新闻记者饭碗。实际上他应该是我的前辈人物了。
最初看到的是文字中的黄裳，不是读他的什么集子，而是从翻旧报纸中得来。岁不我待，现在就要说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事情了，真是有些可怕。那时我在复旦大学新闻系读书，欢喜新闻通讯及散记随笔之类的文章。波列伏依、爱伦堡、邹韬奋、范长江、刘白羽、华山、孙犁的文章，都是新闻采访写作课的话题，有些是必读的教材。学新闻史则要翻旧报了。
从《文汇报》上读到黄裳写南京的几个连载，如《旅京随笔》、《金陵杂记》和单篇《司徒雷登夹着皮包走了》及后来的《入蜀记》等。感到他的采访视角及写法都很特殊，和课堂上学的有些不同。特别是写南京的那几组通讯更感到他是胆、识俱高的记者。《文汇报》当时驻南京记者有几位，别人的注意力都在国共和谈上，争取和平、民主，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成为报纸的主旋律，而黄裳居然在这样的浪潮中，独辟蹊径，写出那样发人深思的文字，要说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并不为过。同时也感到《文汇报》给记者提供了广阔的天地，是个出记者的地方。
还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之始，大学毕业，给我一个选择的机会，真的选了《文汇报》，当了见习记者。自此，我们出入于同一个门洞，乞食于同一个灶头，除了会场、食堂偶然碰到，数十年来，没有说过一句话。这倒不是因为他是位“脱帽”先生而避嫌，我是一个政治观念薄弱的人，他的一位难友而且是挚友陈钦源，我们有时到外滩公园曝曝太阳，到旧书店淘旧书，听他讲些报社旧闻，他还教会我如何做书衣包书，和我在一个办公室的黄立文、徐凤吾、朱家树，也都是一九五七年落难人物，我和他们也相处得很好。而黄道长则沉静寡言，虽然嘴巴上说夹着“尾巴”，我则感到他嘴角上流露出来的是坚韧神气，镜片后散发出来的目光是傲骨光彩，加上他笔下文字绕来绕去的功力，不知他鼓鼓的肚皮中有几多功夫。自感才疏学浅的我，没有和他对话的条件，对他只敬而远之了。
我这话是真实的。一九六一年，夏衍从北京琉璃厂以一个电影剧本稿费两千元的价格购得《纳兰容若手简卷》，一时轰动京华，康生、陈伯达竞相观摩。《文汇报》要撰文介绍，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作者，总编辑陈虞（孙）老要黄裳执笔成文。后来“文化大革命”中，还有大字报揭发陈虞老重用黄裳。陈的自我检查中亦提到这件事。还有就是在一九六二年，北京筹备纪念曹雪芹逝世两百周年。曹雪芹已定为世界文化名人，纪念他便成为国家盛事。曹雪芹卒年有两说：一说是乾隆壬午年（1762年），一说是乾隆癸未年（1763年），相差一年。《文汇报》对这种文化盛事自然要充分报道，何况红学一直都是热门话题。《文汇报》除了发表一批专家文章外，北京办事处记者刘群写了长篇通讯《京华何处大观园》，署名吴柳。陈虞孙读了稿子，大感兴趣，关照文艺部写一条新闻与通讯同时刊出，以增此文的分量。新闻送到陈虞孙处，他提笔做了一个标题：“大观园遗址有迹可寻——”，但下联对不出了，他拿到夜班编辑部征对下联。大家七嘴八舌，对出的都不理想，最后由黄裳对出一联：“——曹雪芹卒年何妨一辩”，对得工整到位，新闻在一版头条位置刊出，标题做得“弹眼落睛”。洒家不为官，无用人之权，当然谈不上爱才，但对有才有学有识之士，还是有着高山仰止的敬意。所以，我说对黄裳的敬重并不是今天凑文坛的热闹，为他捧场，他也不需要我来捧场，而是四十多前就有着如此这般的心情。
看到“文革”中的黄裳，大多是在运输卡车上推卷筒纸。那时，我寄宿在集体宿舍里，从宿舍到办公大楼必经印刷厂的大门。印报用的卷筒白报纸放在别处仓库里，随用随运，我看到黄裳穿着工人服，一条白毛巾塞在腰间或围在脖子上，蓝色的工作帽似戴非戴，简直是盖在额前的，数百公斤重的卷筒纸，在他手下反转调向滚动，运用自如。他身体敦壮厚实，有时双手卡腰立在那里，就像一座钟，毫无委琐卑曲的样子，每当看到他这个样子，心中也感叹着：真是一个人物！
至于一九五七年，黄裳因何被错划而入另类，也是因为要写点有关《文汇报》的文字，观赏旧时月色，所以从翻阅旧报中得知一些，这已经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距“反右”时代近三十年了。一九五七年四月，中共上海市委开宣传工作会议，黄裳采访了一些学人，四月二十七日即发表用“本报记者黄裳”署名写的《解冻》，文章结尾写着“让春天早些来吧！”还是很激动的。六月十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十一日发表社论《工人说话了》，开始反击，十四日发表编辑部文章《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已不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而是报纸被点名了，总编辑徐铸成执笔的社论《明确方向　继续前进》（稿费六十元，八折）同时在《文汇报》上发表，即使是嗅觉迟钝的人也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但在六月十五日，敏感多智的黄裳在“笔会”上还是发表了《杂感》，还在鼓动知识分子要“投袂而起，鸣鼓而攻”，还要“搬去暗礁”，“使洪流得以畅通”。我想当时的读者不会赞佩他的勇敢，而会说他是“傻冒”。
七月一日，毛泽东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 <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发表后，《文汇报》真的是呼啦啦地大厦倾，连写检讨文章的笔杆子也没有了，还是社外的蒋文杰代笔写了社论《向人民请罪》（稿费六十元），以后就是黄裳连写几篇请罪社论，七月四日社论《从“草木篇”的错误报道中吸取教训》（稿费原开四十元，划去，又开三十元，八折），七月六日社论《章罗联盟要把中国带到哪里去？》（稿费三十元），七月十日社论《坚决站定脚跟，勇敢投入战斗！》（稿费四十元，八折）。其他如七月三日，郑心永写的社论《痛切改造自己》（稿费三十元，八折），七月七日钦本立写的社论《从北大“民主墙”报道中得到的教训》（稿费四十元，八折）。这些都是记在一九五七年五月份《文汇报》合订本上的，否则现在不知是谁写的了。钦本立当时提出“救报救人”，《文汇报》要“还债”，除了以社论的形式自我批判，还要批判在《文汇报》上发表文章的作者。起始既然要人家撰文支持，结果还要进行批判，是很不符合新闻道德的。无可奈何，又以“本报记者”（不署名）的名义，发表一系列批判文章。
进入二十一世纪，重读这些文字时，其中批判王造时的《君子之风》、施蛰存的《才与德》、徐仲年《乌昼啼》等三篇，无论行文结构和材料的运用，我都感到是黄裳的文风，在《文汇报》老人中，这几篇文章无人能写得出来，非他莫属。二○○三年某日，到他的“来燕榭”求教，我向他谈起这几篇文章，说是出自他的手笔，老道长唯唯否否，说是记不清了。告别时，我还是很武断地给老道长留下一句话：“这些文章肯定是你写的。”他还是笑而不答。后来，我就把与道长这个谈话过程写进拙作《毛泽东与文汇报》一书中，并把我判断为他写的那篇批判施蛰存的文章《“第三种人”施蛰存》作为附件全文录入。撇开政治批判不谈，我是很喜欢这篇文章的。
二○○六年六月二十六日，饭后漫步至左岸书店，倚柜翻阅《读书》二○○六年第六期，黄裳《忆施蛰存》一文跃入眼帘，倚柜读之，见他在文中写道：
一九五七年施蛰存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才与德》，因此贾祸，其实是一篇正确的针对时弊的好杂文。其时风雨如晦，报社急于认错，痛改前非。当时我还是个编委，在被揪出之前，还得写社论，写依照宣传口径的各种文字。当时有“还债”之说，凡在鸣放中在本报发表的“毒草”，都得一一批驳、消毒。《才与德》是名篇，这批判任务就落在我的头上。于是胡说八道一通以应命。
读了这段文字，我真是眼明心亮，感到无限慰籍。深感老道长的心境和五年前不同了，有新的超脱与升华，更加令我敬重。当时处于那样的环境，为了《文汇报》的大局，无论是谁都要那样做的。遗憾的是《文汇报》作了那样大的努力去“还债”，并没有得到宽赦，最后仍然几乎全军覆没。我是不大喜欢那些事后说风凉话的事后诸葛，没有喝过那口水的人，无法知道其中的冷暖。因之，对他们的高论只感到可笑而已。
已卯（1999年）岁末，黄裳道长托朋友带来《来燕榭书跋》，我很快通读一过，并把丁酉岁（1957年）、戊戌岁（1958）、己亥岁（1959）三年的题跋拈出细读，对他那时的处境和心境作了一些探讨，算是对他有了进一步了解，也是我们过往的开始。《陈师曾遗诗》跋语有云：“丁酉三月二十四日，午刻与（蒋）文杰（即代《文汇报》写《向人民请罪》的作者）饮于市楼，又过旧书肆观书。偶于架上抽得此册，至为得意。”《汪方壶集》跋语有云：“近日忙甚，往往漏夜始归。今夕偷闲，灯前展卷，听雨记此，亦人生乐事已。丁酉五月廿九日，黄裳记。”《白云集》跋语有云：“来青阁近从湖上买得旧书一批，余过而视之，选得清刻集部四种，而以此为最佳。挟书归来，漫阅一过。……丁酉九月廿二日，寒秋记事。黄裳。”《孤儿编三卷》跋语有云：“此编首有椒堂朱氏书一通，系小燕（黄裳之爱妻）曾祖所作，益增爱惜之念。翌日晨兴作记。戊戌三月初一日。明日谷雨黄裳记。”《宝贤堂集》跋语有云：“……疑皆为年羹尧作，刻集时年败已久，而不删此诗，此其所以于朝廷之大忌乎？戊戌十一月。”《读书堂诗集》跋语有云：“已亥落灯前日，雨雪初霁，晴窗沐日记。”正月廿三日更记：“雍正初大狱兴作，清初诸老集中有关故实几全削去，幸留一二，翻检得之，不能不珍惜也。”《汪水云诗》跋语有云：“今日过之，买得此种及卢雅雨出塞集，盛小云啸雨草堂集三种。甚快意也。……缘书之美，何可言耶。丁酉七月半。”过了三年，再题“已亥六月廿九日，不亲朱墨，将半载矣。”



《来燕榭书跋》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年5月版

以时间推算，大概从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开始，中经为报社写请罪文章，一九五八年反右派补课把他补了进去，一九五九年去农村劳动。这些跋语不用再作注释，虽有弦外之音，也是其意自明。其中有一点是值得称道的，他始终以购书为乐，读书自遣，仍不失读书人的本性。
中国给知识分子戴帽子，大概是一九五七年开始，那时黄裳只得了一顶帽子；如今，人们送给他的帽子多啦，当然此帽非彼帽，现在送给他的帽子可名之为“桂冠”。黄裳既然没有昔日戴帽之悲，我想他也不会有今日加冕之喜的，有一顶帽子他会戴上的，即记者或杂家。反正我是这样看他的。他的杂家是继续“二周”的余墨，在杂文的思想上继续了鲁迅的犀利，也有点“一个也不宽恕”的精神，而在文风上确实有周作人的铺陈与温婉。《文汇报》有两次因鲁迅杂文引起的风波，第一次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鲁迅风”的讨论；第二次也是上个世纪，那是五十年代要不要鲁迅杂文的讨论。前一次讨论，黄裳才初出茅庐，受其浸染，后一次的讨论则是直接由他的文章《杂文的复兴》及《再论生产救灾》引起的，最后由冯雪峰唱了压轴戏，宣判鲁迅式杂文的死刑。
一九五七年前的《文汇报》，许多大事、重要文章都和黄裳的文章有关，所以我说，《文汇报》不可无黄裳。


《来燕榭文钞》 作家出版社 2006年5月版
黄裳的文章，有人说常常会透露出一些“牛气”，不是太令人欢喜。我以为他有“牛气”的资本。作为记者，能去一些别人去不了的地方，能采访到别人采访不到的新闻和人物，那么这个记者肯定很有些“牛气”。黄裳除具备这两条“牛气”的资本，还有他的读书和藏书，他读了一些别人没读过的书，他藏有一些别人所没有的书。如大家都在赞誉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他却说有一本什么重要的书陈寅恪没有引用，并说：像陈寅恪这样的大家，这本书没有读过，甚为惋惜。这话看来比较尖刻而牛气，因为他藏有一部陈寅恪没读过的书。我在写李因的时候，知道他手中有半部《竹笑轩集》，并听说要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在未出版之前，我自知和他相交不深，不敢贸然向他借书，所以我就不敢动笔。还有，最近我想写上海博物馆藏《纳兰容若手简卷》，致信向道长求教，他回信说光看纳兰本人的集子不够，要看与他同时代人的全集。与纳兰容若同时代人陈其年、朱彝尊、查慎行、徐乾学、顾贞观、尤侗等人的集子我手边没有，即使有也都是选本，那些选家又偏偏不入选与纳兰容若有关的内容。经道长“要读全集”这样一说，我哪里还敢动笔。还有我正在准备写朱彝尊与其小姨子恋爱的“风怀诗”，自以为把材料准备得差不多了，可是读了他新近出版的《来燕榭集外文钞》，其中就有《朱竹垞的恋爱事迹》，不止是考证了朱与小姨子之间眉来眼去的调情，连朱彝尊有没有“得手”，都作了透彻分析，有的资料是我没有看到过的。我准备的资料也只好收之于屉笼之中了。黄裳写过的题目，其他人就不要再写了。除了对书的收藏，还得有过人的眼力。对所藏之书不但要能读，而且要会读会用，同样一本书，他能读出学问来，其他学者也不一定能做到。我读黄裳的文章，感到他常常能以新闻记者的敏感，抓住书中的“鲜头”。如朱彝尊与小姨子恋情故事，别人也写过，只是求证他们之间有没有恋爱，但却没像黄裳那样深入进去在有没有“得手”上做文章。朱竹垞的“得手”与否这才是真正的“新闻”，给老道长黄裳抓住了，真有一颗年轻的心啊！

絮絮叨叨，写下了我看到过的黄裳，还只是一种远观，算是老道长的一个侧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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