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西宁日记 (一九七五-一九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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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止不殆（1975-1981）
He who knows when to stop does not find himself in trouble.

这里是我二十多年前的日记摘抄，没有花前月下，没有柔情蜜意，却是在中国那风雨如磐岁月里的激情与冲动、迷惘与反思。如今的少男少女们，要么不愿看，要么看了几段，然后来一句“STUPID(真蠢)”。其实，我们这一代，哪个又不是从愚昧中走出来的呢？我只希望与我同龄的人们，看了之后，引发几分共鸣，博来几许知音……

2006年发表于：


《四五运动：中国二十世纪的转折点》


香港博智出版社


（编者适当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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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五年
5月30日
二年级的同学出去学军了。学校里霎时冷清了许多。

昨天，学校传达了中央国务院60号文件，讲到凡是理工科学员提出要到农村去，都要支持。我对这一点有点异议。理工科学员，国家辛辛苦苦培养，故应以国家需要为第一出发点。要求到农村的“觉悟高”，那么，不要求就是觉悟低吗？

今晚，宿舍里辩论的很凶，大家认为，什么世界观、思想境界，只有干部们带了头，群众都好办。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屈指数数，有几个干部子女至今尚在农村？谈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而法权集中体现在干部身上，开后门等不正之风，还不是自上而下地蔓延吗？

根源只有一个，关键在于经济基础。当物质生活还很低下时，无论什么说教都逃不出这个范围。要懂得这一点并不难，但讲清楚这一点却是个麻烦的事。

6月7日
此刻，坐在苏州江苏师范学院的招待所里，参加DJS200系列机第三次软件会议。我这次来，是出乎意料的。全班就我一人为代表，或许有什么特殊原因。

临行前，学校组织部的工宣队刘师傅找我谈话，我的组织问题，系总支已经通过，现报到党委批准。

刘师傅说，党委常委们都在省里开会，学习中央11号文件。11号文件是针对冶金部发的，要求敢于负责、不怕被打倒的干部们站出来，组成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制定合理的规章制度，并强调“不劳动者不得食”。

6月27日
昨天是本次会议的最后一个节目：游览东山。古人游山，大都步行，一路赏景，方有趣味。而如今的现代化，使那种雅趣大为失色。李白诗曰：“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而我们则是：“两侧美景留不住，汽车飞驰奔东山。”

未到东山前，就闻人言：东山有名阁，曰‘雕刻楼’，是姑苏一大财主花二千两黄金建成。雕栋画掾，精巧玲珑，堪称世绝。故而存了一段心事，一定要找个机会好好领略一下这著名的胜景。

汽车经过一地，从车窗向外望去，七座大小不一的山峦连绵起伏。车上一位苏州人氏讲起此山的来历。说是很久以前，苏州有一穷人家，父早亡，只留母子二人相依为命。母无钱为儿子娶亲，结果母子二人苟合，又生出后代七人。与旁人不同之处，乃头发皆倒立而生，令人诧异。值清乾隆帝南巡，见这七人也惊恐不安，命人将这家全部处斩。结果这七个小儿女便变成这七座山，曰“七子山”，或“七子坟”。山上乱石林立，犹如那满头倒立的头发。细想来，儿子与母亲苟合，是逆天伦，违风俗，反祖宗之法的。乾隆之所以杀七子，岂非因其为逆种，既能反祖宗之法，莫不亦能反天反地、犯上作乱吗？还是杀了为妙。话是说着玩的。七子山不知比乾隆的祖宗都要老上多少，后人一些美丽的传说，无非借故事而立意。

才过七子山，迎面又见一巨石，苏州人亦称其为山，狮子山。有“石狮回首望虎丘”之说。据讲，从虎丘的一座茶馆的一扇窗子里可看见此石。狮虎相望，倒也别致。

汽车到一地停下，大家下车，冒着微雨步行。没几步，见一石坊，旁悬一牌：“吴县晶体管厂”。大家正在踌躇，头头们将大家招呼进去。顿时一片诧异声、惊叹声。从未见有如此之工厂，这原本是一座典型的苏州园林。里面花香袭人，青竹拥翠，一面临太湖，一面傍东山。园内果树繁多，桃、李、杏、梅、桔、枇杷。人谓“苏杭天堂”，如今身临其境。这般好的一处旅游胜地，却被现代工业的骄子“电子工业”强占了。又是羡慕，又是遗憾。登上一处假山，眺望太湖，天水朦胧，一望无际。虽不如在无锡观太湖那样大气磅薄，但这微微细雨令人有另一番惆怅。

汽车延着蜿蜒崎岖的山路继续攀缘，在一片果林旁停下。这儿又是一处古代名胜：紫金庵。顺着湿润光洁的青石阶上去，身边不时地飘来一片片白雾，雾里时隐时现着头带斗笠、身着青花小袄的农家女。她们挑着一担担紫红的扬梅，令人“口水欲滴”。三国时曹操曾首创“望梅止渴”，那是指青梅。这熟透了的杨梅，酸甜可口，味道是极好的。

紫金庵并不大，但列为国家重点保护文物。大殿里有唐朝雷潮夫妇塑的十六尊罗汉，手法绝妙，与世称魁。一般庙宇均塑十八罗汉，为什么这里只塑十六尊？无人能回答。雷潮夫妇是极富有想象力而且极大胆的。他们一反惯例，而将这十六尊罗汉赋予人形，且各具神态。有的趾高气扬，有的沉思静想，有的怒容满面，有的嘻笑自若，有的庄严肃穆，有的玩世不恭。此庵已近千年，泥塑完美无损。雷潮夫妇的手艺绝伦，有些技巧是今人所不及。正面是如来、文殊、普贤，反面是东海观音。观音面貌慈祥和善朴实，据讲有唐朝著名画家吴道子的笔法。观音头上一华盖，我乍看以为是丝绸作成。哪知这亦是泥塑。那上面塑着一朵朵大牡丹花，似乎在闪闪发光，像是微风吹动着的苏绣。真正令人赞叹不已。

近午，会议在东山洞庭饭店包饭，十人一桌，我们八个学生加上两个老师。八菜一汤，每桌还有四瓶啤酒。霎时间，干杯声此起彼伏。我们一班人轮流给徐家福老师(南大计算机系头号招牌)敬酒，这位老先生来者不拒，最后脸红的像关公，还要逞英雄。联想起会议中人们称他的绰号：胡传魁-是像！

原本计划到雕刻楼，谁知有外宾，硬把我们挡在门外，真扫兴。

7月2日
今天看了一份油印的材料，是广东三人化名“李一哲”写的大字报，论我国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背后编者按：要大家批判。据我看来，大多数人是不易将其批倒的，自己亦如此。

写这份大字报的人颇有水平。里面的一些观点及提法引人深思。他们的目的何在，我无从而知，但该文确实反映了我国目前相当一部分人的思想倾向，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从目前时局来看，上层建筑内仍然存在着激烈的斗争，蕴育着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萌芽。主席已年迈，岁数是不饶人的。国家未来是个什么样子，大家都在猜测，不少人感到不安。中国人有这么一种习惯，喜欢服从于某一种绝对权威的统治之下，几千年来皆如此。尽管三十年代曾有一批民主主义者企图扭转这种习惯，但终未得逞。这种习惯直至如今，并未减弱。

以后的二十年内，中国政治舞台上还会演出一场更加激动人心的大戏，或者由“天下大乱、军阀混战”的局面结束(据讲这是邓小平提出的)，或者由第三次世界大战结束，或者出现新的“绝对权威”。

7月5日
学校里又有一学员继陈涛之后，写出要到农村安家落后的申请，陈涛是要求到藏北去的，而这位俄文专业的仁兄是想回自己的家乡。同学们对此议论纷纷，看法不一。

我想，首先他们敢回到农村，尤其陈涛，从城市到藏北，是要有十足勇气的。俗话说：“初生之犊不怕虎。”他们的一个统一观点是：这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需要。这种提法，我觉得不是充分的理由。大学生当农民确实是“新生事物”，但这种“新生事物”从目前阶段来看是否值得大力提倡？我有异议。

周总理在四届人大中提出了一个振奋人心的宏伟目标。要想实现这个目标，需要一支宏大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技术队伍。而这支队伍的培养责任，落在高等院校身上。国家培养一个人是不容易的。因而每个革命者都应以四个现代化这个宏伟目标为出发点，切不可以一时的情绪而忽略了这个带有战略意义的问题。

这个看法好象与中央60号文件相抵触。但我目前的思想、觉悟只能如此，还不会超脱实际去空喊口号。

7月20日
今天，为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九周年，参加了学校的游泳比赛。仰泳第一名，一分三十五秒。蛙泳第二，一分三十八秒。

7月28日
毕业分配已经明朗化了。我留校。班里动荡不安，许多人茶饭不香。原本这不是由自己选择的，完全由组织安排，称之为“命运”亦可。我是幸运的一个，由许多巧合而造成。我若不学软件，或学软件而不学操作系统，就不可能留校，尽管人们说我是个当老师的料子。在顺利之余，有些不安，“塞翁失马，安知祸福。”

8月1日
宿舍里已经空了，只我一人在此睡觉，一片混乱，油然而起了一种凄凉。相处三年多的夥伴们，从四面八方来，又到四面八方去。三年如梦，一晃而过。唯留下满满的三本日记。

今天，不知怎么搞的，“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这句话似乎一直在头脑里翻滚，也不知是一种什么样的徵兆。

8月16日
干部们传达了中央18号文件：“军委扩大会议邓小平的讲话”。很有特色，值得推敲。

据讲，中央最近表扬了三个干部：万里、江谓清、张爱萍。张爱萍是去七机部主持工作的，颇有成效。

又听说王洪文带一支工作队到浙江，而如今浙江省第一书记是陈丕显，老冤家啦。

今天到康纯(同学，已去世)家，听到这样一个消息。说江青在前一时期同两个美国人会谈，达八小时，透露了许多主席的私生活和中央内幕。并讲自己是个戏子，当年中央许多人不同意她与主席成婚。斯大林讲，结婚可以，但不能让其从事政治活动。而如今她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头面人物。两美国人回去后，写了一本书，全部披露。王海蓉将此书交给邓小平，又转呈主席。主席很气愤，目前不准江青与主席见面，并讲要开除其党籍，因为她有野心。

从目前全国局势来看，表面上似乎安宁，而实质上，一场剧烈的斗争正愈演愈烈。有这么两派，一派以为物质第一，一派以为精神第一。这是哲学范畴里的分歧，在其余诸方面，斗争皆围之而起。

8月21日
昨天，系领导找我谈话，明确我搞学生工作，担任新生的政治辅导员，并任系团总支书记。这是我不情愿的，但组织决定又有什么办法呢？只好相信自己年青、有精力，脚踩两只船吧。尽量在时间上给予一些保障，使专业不至于在这三年内丢掉。

8月23日
传达了几位中央首长的讲话，是在国防工业重点工程会议上的讲的，极有意思。李先念同志讲到工程师问题，说要不要工程师不是变修不变修的实质，关键在路线。而且有工程师，是建立责任制的保证。现在图纸无人签字，说是集体负责，结果搞得质量总上不去。

邓小平同志讲的话尤其动人。他说，他是四川人，经常听四川老乡来讲，没有菜，没有肉，没有副食品。人民生活问题要解决。要拨五亿斤粮食，养五万头猪。鞍钢工人讲，我们生活条件要有上海那么好，干劲也不会差。这不是怪话，事实是这样。关于知识分子，主席最近说：“老九不能走啊。”(老九者，人谓：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叛徒、特务、走资派、臭知识分子)

8月25日
正拿起笔，突然想到今天是自己的生日。呜呼，一晃都二十三了，尚一事无成。

昨晚看朝鲜故事片“为了新一代”。情节简单，语言太浮。与以往的几部电影一样，充满了个人崇拜的气味。看来，一个国家以及其中生活着的人，在一定时期内，是无法摆脱几千年来留下的痕迹的。

8月29日
《红旗杂志》以首要地位刊登了几篇批判《水浒》的文章，都是讲要批判《水浒》的投降主义路线，看来有点名堂。上层不安定，要想使底下安定，也难啊。

9月8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广大人民群众都来评论《水浒》，并讲这是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本世纪以及本世纪后是否能继续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问题。

从中国解放以来的文学评论来看，基本上没有把《水浒》列为反面教材。虽然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写文章否定过宋江，但无人否定《水浒》。如今，大翻个的时候到了。

那么，《水浒》一书究竟在历史上起到一些进步意义呢？为什么历代朝廷都斥《水浒》为诲盗之书而纷纷查禁呢？假如说有进步意义，或说起到一些进步作用，那在今天这种场合下，肯定要遭到非议的。尽管这非议并非来自众人之口，但也令人生畏。

当然，傻子也看得出来，所谓评论《水浒》，无非“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只不过大家尚不知“沛公”何许人也。据讲这是姚文元写信给主席，主席批示之后开始的一个新运动，戏在后面哪。我们的江青同志经过数月的“隐居”之后，又露面了，是在欢送西哈努克的宴会上。

10月7日
《水浒》仍在批判，从今天的一份材料来看，中央内部可能有些隐涩。李希凡对批《水浒》有三点不同的看法，说主席著作中有两处肯定过《水浒》，主席在给延安评剧院的一封信中指出“逼上梁山”是文艺界的革命，故而无法理解如今的批判。

新生基本到校。看了这些学生的档案，中国的人事机构可谓严谨，任何人都逃不掉那一袋子资料的监视，一举一动都载入，可畏。这些号称工农兵大学生，有的文化水平之低，令人可笑又可叹。有位女同学在填写家庭主要成员及与本人联系时是这么写的：

“父亲：XXX，解放前与本人无联系，解放后与本人联系密切。

母亲：XXX，基本同上。”

真真让人哭笑不得，殊不知她解放前在何处-她是1956年才出生的。

10月29日
我搞学生工作将是一个漫长的三年，这三年于我，是个锻炼与考验，同时又可能奠定今后的道路。与人打交道，是不易的事情。我当然想回专业，老老实实从事科学，但眼下是不可能的了。

近年来，大家的思想都够混乱的。时起时伏的政局，接踵而来的各种运动，换头抛面的各类人物，使大家晕眩，也使大家不得不认真地思考一下，今后到底怎么办？

闲下来时，突然冒出一种念头，想写一个东西，并以现在常用的历史加政论的体裁，拟了一个纲要，如下：

书名：《结论是什么？》
第一章：新的革命开始了
第二章：炮打司令部
第三章：造反派的胜利
第四章：又一次冲突
第五章：文攻武卫
第六章：缓和
第七章：九一三
第八章：谁是五一六
第九章：潜在的危机
第十章：结论是什么

我想，这本书应该不是回忆录，况且我也没有什么好回忆的。只是想从这些年的风云变幻中悟出一些道理来，因而取名《结论是什么？》。一个国家，要想治好确实不易，不但要有一个坚强、团结的党，更重要的是有一条真正的马列主义路线。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拿党的政策和策略来开玩笑，不能把国家的事业当作个人的试验乃至赌注。

这个想法是油然而起的，起的强烈。困难一定重重，时间，材料。尤其是材料的真伪难考。可谓白手起家，或许能战胜困难，或许在困难中会颓败。

11月20日
孙乐昌(同学，现解放军大校，博导)回来了。听他讲了一些小道消息，是他在火车上听两个旅客吹的-这两人可谓“胆大包天”。

一个自称姐夫是国务院秘书处处长，籍以证明消息的可靠，另一位是海军军官。他们说中央本来要逮捕王洪文，因为他扣住中央关于江青问题的文件。又说，要不是总理和邓小平说情，江青连党籍都保不住。

这两人竟敢在火车上大谈诸如此类的消息，令人佩服。

12月2日
形势又有变化，首先从教育界开始。北大、清华开始大批判，对象是周荣鑫(教育部长)，刘冰(北大党委书记)，据讲连胡耀邦也捎上了。提出他们是一股复辟回潮的修正主义代表。《红旗杂志》第十二期发表梁效(也就是北大、清华大批判组)的文章：《教育革命方向不容篡改》。内容虽未见，但也可对其略度一二。

南大是惯于东张西望的。从昨天到今天，陆续有一些标语和大字报上墙了。主要针对南大各系里的一些鸡毛蒜皮，却上纲上线，说是政治事件。无非是借题发挥，以显示紧跟形势吧。

固然，斗争是绝对的，但总也要有一个相对的静止期吧。从自己对民意的测验来看，人们都是希望安定，都希望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大家对邓小平上来之后的一些大动作，感到“暖人心”，感到“有盼头”。而这次的“教育革命”是不可能不触及到他的。

国内、党内的力量对比仍然势均力敌。文化大革命并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主席的在世，能镇住人，但以后究竟如何，无人敢设想。社会主义，到底走一条什么样的路，大家都在探索。

在这种场合下，我在一定阶段内看来只能当个“旁观者”，水平毕竟有限，经历毕竟太浅。

12月4日
在系总支看了一份马列室抄的材料，是中央几位负责人的讲话，有关教育革命问题，出席者有邓小平、陈锡联、李先念、胡乔木、纪登奎、胡耀邦。

胡耀邦：现在无人敢提红专了。
邓小平：其实是不敢提专。
胡耀邦：提专就是投降？！
邓小平：领导机构要配三种人：一种是对专业外行，但对党的路线、政策一定要内行。一种是精通专业的，有发展前途，能出成果的人。最后一种是忠心耿耿地搞后勤的人。
邓小平：不懂数、理、化，不懂外语，攀什么高峰？中峰都不行，顶多是个低峰。我是个维吾尔族姑娘，头上辫子多的很，说过错话，办过错事，但我不怕。
邓小平在谈到“专”的问题时说：白专也比那些占着茅坑不拉屎、搞派性的人强。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贡献，就要给他条件，送他到工作岗位上去。

话还讲了许多，记不得那么清楚了。几天来，跟许多同学、老师、干部们议论过，大家思想倾向都差不多，对这次运动都不理解。我认为，党内这两种政治力量之间的胜负不解决，怎么也不可能安定。

一场新的角逐开始了。要么就是无形中压下去，当作个警告；要么就是决一胜负。但此刻恐怕还不到决胜负的时候。

我是相信群众的。大家的心是一致的。正象邓小平讲的那样：“有少数人反对你们，但我们要搞群众斗争。我相信有95%的群众支持你们，以后会发展到99%。”

一九七六年
1月7日
下午政治学习。前一度时间，干部们的讲话均是以“三项指示”为纲，而照目前“元旦社论”的讲法，这是“把政治同经济平列起来的折衷主义观点”，并指出“多少年来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否定或修正以阶级斗争为纲，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就必然会犯错误”。

讨论时，往往会离题。而且人们已经学会了使用幽默和杂感。一句话、一个动作、一个表情，都隐约地点明了那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思想。

1月9日
现在是晨8：00。在早上6：30的新闻中，传来一个令人悲切的恶耗，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与世长辞了。

试看今日中国，党内、军内、国内，有几个人能与总理比美？总理是中国人民心中的一棵顶梁柱。他忠心耿耿，兢兢业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人民是会感谢他的。

1月11日
几天来，全国笼罩在一片悲哀之中。

昨天，带全系同学到梅园吊唁总理，人多极了，个个胸佩白花，臂挽黑纱，上万人从总统府一直排到梅园。在菜场上，遇到几个老太太，她们边哭边说：“让我们死了算了，总理怎么能死哟。”把大家都弄得心酸掉泪。

梅园里面，更是一派肃穆，激昂的哀乐不停地播放，人们都饱含热泪，瞻仰着总理曾经工作、生活过的地方。谁都不说话，整个空气似乎都凝固了。

无论到了那里，人们都在议论，总理之后，由谁来压阵？过去，大家都有这种想法，一旦主席百年之后，总理来领着我们干。但万万没有想到，总理竟先去了。主席今年已八十三，接班人的问题日益明显地摆到全国人民面前了。

就人民群众而论，都希望邓小平同志能接替总理的职务。但大家也都看到近一段的政治气候对他不利。可舍他之外，还能有谁呢？

党的前途，中国的前途，我们的事业在今后的历史进程中靠谁来领路，是全国人民深切关心的大问题。总理活在世上时，人们考虑这个问题并不太深。如今，不得不认真地想一下了。我想，亿万人民之所以哭，是有两方面因素的。一是悼念总理，二是担忧未来。我们这一代人，可能从目前来看，还不能体会出总理活在世上，在我们的生活、事业上有多大的比重。但一年之后或数年之后，人们或许在某些事情发生时，会叹息到：“总理要在该多好啊。。。”

1月12日
总理的遗体昨天送往八宝山火化。

一个伟大的灵魂在烈火中飞升。

电视实况连播两遍。令人惊讶的是，王洪文之后便是吴桂贤，竟然在叶剑英等人之前。另外，镜头在张春桥身上逗留时间很长，而邓小平却很短。

或许，更加沉痛的日子还在后面呢。

1月16日
昨天上午，系总支突然召集各支部书记传达中央的三次电话指示及杨广立、吴大胜的讲话。中央要求各地不要组织对总理的吊唁活动。对群众自发的吊唁及佩戴黑纱要劝阻，作好说服工作。杨、吴二人讲话表示坚决服从中央指示。

大家对此很不理解，有人想入极端。

2月10日
春节过完，又回到南大。

中央发出一号文件，主席提名，政治局同意，由华国峰任代总理；在叶帅养病期间，由陈锡联主持军委工作。这是谁也没有想到的。

《人民日报》以记者的名义发了一篇文章，题目为《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和继续》。直接指出这次又是一次两个阶级的大搏斗。口气十分强硬，颇有文革初期的派头。

这场大革命到今天已经十年了，仍未止息，仍未见分晓。全国人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对党内斗争看得这么清楚，但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糊涂。

今天上午，团委开汇报会。各系总支书记谈了一下学员的思想动态。有人说，上海8号有人以团委、妇联的名义贴出大标语“打倒右倾翻案的黑后台邓小平”。实际上，邓小平的名字已经从报纸上消失了好几天了。在“继续”一文中，说“四个现代化后面是一整套的修正主义路线”，四个现代化由总理提出，时间不到一年，就形成了一整套“修正主义”？何其太速！

不少人劝我说话要注意。我一定要努力慎之。切！切！

2月14日
前几日，听到不少小道消息，说邓小平已离职检查。又说免除其参谋长的职务，由粟裕接替。

《人民日报》又发表一篇署名文章，题曰《要继续批孔》。如今，运动都迭加到一起来了。文化革命没完，批林批孔没完，学习理论没完，批《水浒》投降派没完，学“大寨”刚开始，又接上这次两个阶级的大搏斗。绝大多数人都是取观望态度的。就像系里老师们总结出的两句顺口溜：“情况不明，就地宿营。两边打炮，中间卧倒。”

这次运动，看来是对准“死不悔改的，上台之后刮右倾翻案风的走资派”。规模不知有多大。实际上，现在各省、地、市的掌权者大都是文革中受过批判的人。他们是否服气？很难说。

当某一天，对我们过去的历史重新评价时，或许他们才真正敢说出心里话。

前一段时间，曾经想写东西，即“结论是什么？”如今看来，还不是时候，因为结论是什么，我都搞不清楚。在近一两年内，是该清楚的时候了。八亿中国人，二千万党员，莫非。。。。？

2月17日
连日来形势急变，报纸以记者或署名连续发表一系列文章，今天《人民日报》又以北大的名义发了一篇报道，直接点明“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所鼓吹的以三项指示为纲是个修正主义纲领”，并讲他又搬出了规章制度，大搞“管、卡、压”，说他和历次机会主义者一样，以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来向无产阶级进攻。

看来他是保不住啦。过去，有人怀疑这是否是主席的意图，如今看来，确实如此。令人费解的是，既然如此，又何必将其复出大肆使用呢？不是儿戏吗？

魏征曾说过：“民能载舟，亦能复舟，载舟复舟，可谓深慎”。但他少强调了一点，就是中国人的性格及特点：中国人不到了人吃人、吃观音土的状况是不会有什么大动作的。忍耐力之高不得不令世界各民族佩服。

大多数人都要跟着转了。又是一段令人糊涂、无情绪的时期。

2月19日

梦江南三首－总理逝后有感

(一)

巨星落，
山河皆悴焦。
亿点泪珠抛天洒，
哀雷动地雨潇潇，
悲声万里遥。

(二)

灰曾洒？
转瞬絮花飘。
君体未寒书生乱，
恶风朔雪窒新苗，
愁坐闷吹箫。

(三)

灰搀泪，
中原沃劲草。
千年野火烧不尽，
人民自古是英豪，
拭目看今朝。

2月23日
尼克松来了，迎接他的除了华国峰之外，只加上一个姚连蔚，连一个副总理都没有。

大家都在默默地等待着变化，等待着中央文件，都在敷衍着一种无形的压力。

昨天收到阿胡(上海无线电十三厂的一个老朋友)的一封信，抄一点在下面：

“回沪已月余，忆及这一月深感其内容的丰富及变幻。回厂后就参加了总理的追悼会，但第二天就看到一份不著名的、从上面来的非大道非小道之材料，对我这一久出差的人来说，确实难以理解，思想与上海形势脱了节。

在1月7、8、9等几天，市委领导到处吹风。1月8日晚马老(马天水)、徐景贤召开了一个座谈会，谈笑风生。此记录是从工会一级传下来的，是手抄却鼓励看，里面谈到对邓的事：1)以前主席认为是几句错话，现在看准了是系统搞修正主义；2)打倒邓小平很容易，目前要批论点，要稳。中央怕把生产搞乱，又要给他们抓辫子了；3)当有人说三项指示为纲的中央文件也有主席圈阅时，马天水说，主席考虑的是全局与局部的问题。

总之一句话要打倒邓。接着不久，听说上海有人打电话给中央要叫张春桥当总理。对于这一切下面确实想不通，而且我们也感到与外地太不一样了。我们对头头们提了很多，如怎样理解三要三不要？这种材料算不算小道？万一落到敌人手中怎么办？春节之前议论纷纷，深感我自己落后。

春节后，我们这个公司重点厂马上开起了大量批判会。公司一再要求厂里加温、升高调子。目前已贴出‘打倒党内另一走资派’，‘打倒右倾翻案风的黑后台、总根子、总代表’。公司、局领导多次在厂里开现场会，批判某些厂观望不动。同时听说在南京路贴出一些更凶的大字报(后被覆盖)，群众中流传着‘邓小平是卢俊义’，‘揪黑后台的黑后台’。。。”

今晚，主席接见了尼克松，陪同者华国峰、乔冠华、黄镇。华国峰在祝酒词中提及了当前的大辩论。

从发表《要继续批孔》之后，就越发感觉到有人要将矛头对上总理啦。怎么搞的？他们到底要搞些什么名堂？我亦在拭目以待。

2月29日
昨天传达中央某负责人的讲话，说今年的大方向是批邓，批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大字报可以点名。但不上街，不登报，不广播。北大、清华的经验很好，是上轨道的，是稳妥的。

斗争仍在继续。目前有一种与以往不同的迹象是，过去部队一直很稳，而这次，部队里情绪很厉害，牢骚极多。

3月3日
系里决定我参加学校组成的赴京参观学习代表团。全团十五名成员，有老师，学生。章德副书记带队。

3月10日
像基辛格的穿梭外交一样，我们这个代表团又回来了。实际上，不光南大，全省高校都有代表参加，一共一百六十余人。四日下午到京。

到京第二天，乘汽车前往北大，下午清华，主要是看大字报。清华及北大态度很傲慢，不接待，要求开些座谈会也不同意。经七次要求，清华才同意介绍，由学校政治部主任周家壳介绍清华批邓的过程和今后方向，里面提到几点与中央四、五号文件相抵触。1)说打倒邓小平容易。2)有人借批邓为名，自己却溜之大吉。批邓和自己就一点关系都没有吗？你在右倾翻案风中说了那么多错话，难道就不要在适当的场合向群众有个交代吗？

后两天，都是自由活动。看了许多老同学，老朋友，大家思想倾向都差不多。还到父亲的老战友家，他家的儿子讲了这样一句话：“现在，学习好的是五分加绵羊，吃得开的是零蛋加流氓”。令人寒心。

八日晚离京回宁。这次赴京，本来就没有想到会思想上转个弯。回来之后，有些想法反而更加重了。

现在啊，党的一些光荣传统快丢得差不多啦。什么实事求是啦，关心人民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啦，都不要了。但这些人，总有一天，二千多万党员是会和他们算帐的。

晚上，和计算机专业的同学把苏州一小撮财迷(苏州造反派)的大字报用“农业学大寨”的标语给覆盖了。这些人，唯恐天下不乱，总想往上爬。殊不知人民不信任你，爬上去也会掉下来摔死的。

3月13日
人们都在当着两面派，心里想的，嘴上不敢讲。都静静地等待着变化。我看，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3月16日
他们动用了一切可能利用的舆论工具，大造声势。造到如今，响应者有多少呢？从没见到过阻力如此之大。从未见到民心如此之背。

按照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物质是第一性的东西，尽管精神对物质有反作用力，而且在某一特定场合、时间，反作用确实很大，但精神毕竟是第二性的东西。过份强调精神的作用，就是唯心主义。试问，如果现在仍处于刀耕火种，茹毛饮血的低级生产力下，谁能提出“社会主义”呢？生产力才是社会前进的原动力。

斯大林说过：“生产力怎样，生产关系就怎样。。。生产力是生产中最活动、最革命的因素”。

列宁说：“劳动生产率，归根结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我们所缺少的主要东西就是文化，就是管理的本领”。

马克思说：“不可能把思维同思维着的物质分开。物质是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变化的基础”。

《文汇报》(3月5日)将新华社一篇报道中周总理对雷峰同志的题词全部删除，用心何在，路人皆知。遗憾的是，人们只敢底下议论，无人敢出头。我亦如此，是差点反潮流的精神啊。

传到一份总理遗言，如下：

周总理遗言

主席、中央并政治局同志，

我自第二次手术以来，病情曾有短期稳定，从下半年开始，癌症已广泛扩散，虽然自觉尚好，但去见马克思的日子确实不太远了，我想有必要向主席和中央汇报一下近来的一些想法。

患病期间，主席对我亲切关怀，使我十分激动。主席年龄大了，还要注意身体，有主席为我们党掌舵是全国人民的莫大的幸福，也是我莫大的欣慰。这些日子来，主席在遵义会议时和我谈话的情景，历历在目。百感交集，不能为主席分担一些工作，我十分难过。为了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前途，主席一定要多保重。

洪文同志几年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解决问题上提高很大，对此我极高兴，我们的党是后继有人的。洪文同志要抓全面性的问题，处理问题要更果断，为党多作工作。

朱德同志和剑英同志年纪高，要多锻炼身体，当好主席的参谋。具体分工是不可摆脱的，但你们的地位依然是举足轻重的。我们这一辈跟主席这么多年了，要以高昂的战斗精神保持晚节。

小平同志一年来，几方面的工作都很好，特别是贯彻毛主席的三项指示，抓得比较坚决，这充分说明主席决定的正确。要保持那么一股劲，要多请示主席，多关心同志，多承担责任。提口号要注意，要多考虑长远影响。今后小平同志压力更大，只要路线正确都会克服的。春桥同志能力强，国务院工作，小平、春桥同志要多商量。

同志们，长期卧病，使我有可能回顾自己所走的道路。在这条曲折的路上，我永远不忘怀那些在我们前头倒下的先烈。我们是幸存的。1926年，我和恽代英同志分别时，他说，当中国人民都过上幸福生活的时候，我们活着的人一定要到死去的同志的墓前，告诉他没有白死，死者会听到自己的声音的。第二年他就牺牲了。多少年来，我总是在想用什么来向他汇报呢？在此弥留之际，回忆先烈的遗言，对照我国人民目前的生活条件，我为自己未能多作一点工作而感到深深的内疚。但展望文化大革命后，我国人民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前进的宏伟前程，展望本世纪内把我国建成一个现代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上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壮丽前景，我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死对于共产党员来说，算不了什么。因为我已经把生命交给了人民的事业，而人民的事业是永存的。唯一遗憾的我再也不能和同志们一起前进，加倍工作补回失去的时间，为人民服务了。同志们一定要将党和国家、人民的利益放在一切之上，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关于我的后事，我向中央请示：

1、将我的病情发展，要告诉全国，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猜测。

2、追悼会主席不要参加，为力求简单，让洪文同志主持，小平同志致悼词。

3、骨灰不要保存，洒掉。

共产主义万岁！永别了，同志们。1975年12月19日

3月23日
阿胡从上海回来了。带来一些消息。上海确实有人反总理。复旦大学有一大字报：周荣鑫->邓小平->(棺材)。其用心是路人皆知的。另据说，陈丕显到北京中央组织部，邓小平为其接风，办一酒席，内有一菜，菠菜烧豆腐。邓指着菜说，我们这些老干部，是一青二白根子红。还有一消息，陈云这次运动一来，就又病了。

3月29日
有几天没写日记，一直忙着组织清明到梅园。本来准备晚些发动，但前天陈海潮(同学，现在中调部工作)说，省委可能要发文件，禁止清明时悼念总理，故而当晚召开团总支扩大会，动员、部署我们的行动。

昨天是星期天，我系四百多工农兵学员，抬着总理的巨幅遗像到梅园去悼念周总理。从珠江路出发，经由新街口，大行宫到达梅园，路上，群众夹道观望，脸上都流露出悲痛肃穆的心情。为防万一，派出了几个侦察，一路上接了几次情况报告。梅园一切接洽良好，免去了不必要的担心。当我们的队伍经过十字路口时，民警将四面打成红灯，安全地将我们放行。梅园依旧，只是气氛不同，增加了一点悲愤。同学们分两批进去，在里面宣读了誓词，秩序良好。

今天中午，我系工农兵学员张贴出《文汇报》三月二十五日的一篇文章，用红笔勾出里面的一句话：“党内那个走资派把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众所周知，“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是专指邓小平，那么，前面那个又是指何人呢？这种含沙射影的手法，真令人气愤之极。好么，你能含沙射影，我岂不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于是乎，草拟了两条大标语：

“无数革命先烈和革命老前辈用鲜血打下的红色江山我们也要用鲜血来捍卫”，

“警惕赫鲁晓夫式的个人野心家、阴谋家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

午饭后，带了一帮同学，将标语贴在南园大门口。

下午及晚上，贴标语的活动已遍及南京市。各系纷纷走出校门，贴出一些新标语：“周总理的丰功伟绩不容抹杀”，“谁反对周总理就砸烂谁的狗头”，“文汇报向何处去？”，“文汇报究竟想干什么？”，等等。从新街口到鼓楼，到处是南大的同学。计算机和计算数学一年级的同学还到火车站，准备把标语贴到赴上海的火车上。

3月30日
形势仍在发展，大街上已经不止是单一南大的标语了。各工厂，学校都纷纷出来，标语遍及南京城，气氛极浓，口号也越来越尖锐。

鼓楼贴出“打倒赫鲁晓夫式的个人野心家阴谋家张春桥”。新街口有人贴出责问文化部的大字报。这些大字报前挤满群众，一人读，众人听，听过之后连声叫好，欣然鼓掌。

今天上午，计算机的同学又到火车站去刷标语，下午，南京林学院和我校化学系的同学到火车站、长途汽车站刷标语，南来北往的火车、汽车都被墨汁和柏油刷满了。

据讲，昨晚刷的列车，往南的，在镇江被拦下，停了六个小时，用水冲刷标语，往北的，在徐州被拦下。因而同学们今天改用柏油，水是冲不掉的。

下午，511厂举行大游行，抬一总理巨幅画像，后随一个三米直径的大花圈，上面扎着七十八朵大白花，再后面是一巨幅标语：“谁反对周总理，我们工人阶级就和他拼到底！”，排成十路纵队，经新街口到鼓楼，在快车道上行进，连公共汽车都被挤到慢车道上去了。

中文系、历史系、政治系的同学贴出《文汇报》给他们的一封回信，并加按语：“是粗枝大叶还是别有用心？”，同时复抄主席于57年写的一篇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路线必须批判》。

下午，遇见几个化学系团总支、学生会的同学，他们个个激情满怀，决心干到底。并准备要校学生会召集各系，研究下一步行动方案。

昨晚，省委召开各大专院校、各大厂党委书记会议，专门就贴标语问题，点了南大数学系的名。彭冲说，到火车站贴标语不好。想出口气不行。要求各单位将自己的标语覆盖掉。要作工作，要大家研究一下，这是否符合大方向，等等。口气还是比较硬的。

面对目前局势，是需要冷静地考虑一下。首先要从最坏的方面去考虑。或许，我们的行动所造成的形势会被坏人所利用，这也是有可能的。但方向对否？这是个大问题，这一点是必须坚持的。从二月份以来的一系列问题，不得不引起全国人民的深思。为什么这个行动一下子就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谁是谁非，大家自有定论，无论如何掩饰、狡辩也无济于事。反总理的人，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就没有断过。这些人心不甘，活着搞不倒，去世了还要搞。反击这股妖风，就是反干扰，就是斗争大方向。

也可以说，这次是一民意测验。大家的心是相通的，看法是一致的，而且这种现象是从来没有过的。这就证明我们的反击大得人心。

至于说党内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阴谋家是谁，我目前还不敢自专，但心中确认是有这么一些人，口头上马列主义，而实质上却背离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用一些华丽词藻来愚弄人民。时而为人们描绘一幅仙山琼阁，而根本忘记人民的现实利益。时而用一些恐怖的场面来惧赫人民，好象他们才是人民的保护者。在报纸上宣扬十二岁的甘罗，当皇帝的武则天，在杂志上批判“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说树人几年就行了，违背毛主席关于培养接班人的标准。丢掉党的优良作风，闭着眼睛说瞎话，毫不实事求是，为了自己的目的可以不加分析地全盘否定，等等。所有这些，由于自己理论上的贫乏，可能不会有充足的论据将其驳倒。但我知道，这些人在人民群众中是通不过的。

干革命，总不能一帆风顺，而且革命先烈用鲜血染红的江山我们也不能轻而易举的享受，而要用鲜血来保卫。我准备迎接各种各样的考验。一定要注意策略，注意口号的提法，注意证据，实事求是。尤其这几天，更应学会分析形势，搞清各方面的利害。这是重要的。

4月1日
今天下午，传达了南京市二十号文件和省委二号文件，以及中央负责同志在江苏南京运动汇报上的批示：采取有效措施，作好群众工作，防止别有用心的人借机扩大事态，进行破坏和捣乱。

校党委书记周林讲了话，最后强调两点：一不要上街，二不要集会、游行。

南京鼓楼昨天贴出一大标语：“怀念杨开慧烈士”，但今天就被刷掉了。

原来，南京人民以为南大是手眼通天的，会有什么背景、后台，或通晓一些内幕。其实不然。只不过是气愤已极，才壮着胆子说了几句心里话。

尽管这次压下去了，但更大的还在后面。

4月2日
今天街上仍有新的大标语和大字报，有南工写的“十万个为什么”，有华工、华水联合写的“拆掉反对周总理的土围子”。但总的来说，标语已经不多了。

下午二时，传达中央电话通知，毛主席圈阅。

中共江苏省委，南京军区党委，

一、据了解，最近几天，南京出现了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字报、大标语，这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转移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你们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全部覆盖这类大字报大标语，对有关群众要作好思想工作，要警惕别有用心的人借机扩大事态，进行破坏和捣乱。

二、对这次政治事件的幕后策划者要彻底追查。

三、所谓总理遗言完全是谣言。必须僻谣并追查谣言制造者。

四、任何人不准冲击铁路。

中共中央76年4月1日

晚八时，省委召开大专院校及省直属机关党支部书记以上干部会议，在五台山举行。会上，彭冲传达了中央电话通知，并宣读了省委四点贯彻意见，基本无什么更多东西。

晚上，政治系几个人写出大标语：“彭冲、许家屯要对三二九政治事件负主要责任”，“坚信党中央，坚信毛主席，揪出三二九事件的幕后策划者”。他们来得倒快。

吴向东、陈志明(南大的几个左派干部)等人组织了一个“战恶风”，用诬蔑的语言把矛头指向我们工农兵学员。听说，吴向东等人还整理了总理的黑材料，这个问题要查清。

今后的一段时间，是个复杂多变，而且各种考验都会到来的时间。一个革命者，要笑迎暴风雨，为了人民的利益，流点血，受点委屈，甚至掉了脑袋也无所惧。即便死了，见到周总理，见到老祖宗马克思们，也会无愧地告诉他们，我没辜负你们的期望。

这时想起下午在总支汇报工作时，总支书记李祥行讲的一段话：“这些年的斗争经验告诉我们，与敌人斗争，掉了脑袋无所惧，只遗憾的就是死在错误路线影响下自己同志们的手中，像贺老总那样。”

4月7日
中央连文件都来不及发，用广播向全国人民摊牌了。

今晚，重要广播，播放了建国以来从未听到的耸人听闻的消息。

一、华国峰由主席提名担任国务院总理，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

二、根据天安门反革命政治事件和邓小平的近来表现，撤消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三、详细报道天安门事件。这个事件于五日延续一天，人数达百万。最终由首都民兵师结束了这场事件。此报道是由工农兵评论员和人民日报记者联名写的。

四、吴德在天安门的广播讲话。

这个消息广播后，全国人民都会大吃一惊。思想如一团乱麻，整理不出个道道来。

看到一份小道材料，录如下：

毛主席接见华国峰、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吴德、王海蓉的讲话(1976年1月12日)：

人过七十古来希，我八十多岁了。人总是要想后事，中国有句话，叫盖棺论定。我是不盖棺也快了，总可以论定了吧。

我一生办了二件事，一件事是和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一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请回老家去，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件事持异议的不多。虽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身边叽叽咕咕，无非让我及早把那个岛子收回罢了。

另一件事，你们知道了，就是文化大革命。对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这两件事都待论定。这笔遗产将要交给下一代了。怎么移交？和平移交不行，看来在动荡中移交了。搞不好，将要血雨腥风。你们怎么办？下一代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4月10日
几日来，广播中连续报道各地对中央的支持和对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声讨的文章。

“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

“分析好，大有益”。

4月12日
电台和报纸上仍在大量地报道各省市给中央的致敬电和各地声援大会的盛况。这种情况也是从所未见的。为了表白拥有大多数，大造舆论，从客观上形成这么一种局面，一种镇骇人心的局面。

正在看《莎士比亚戏曲集》，他把每个剧中的小丑都描写得十分出色，傻里傻气却说出非常富有哲理的话：“要作一个聪明的愚人，却不愿作一个愚蠢的智人”。有可取之处。

学校、系里正在追查我系两条大标语的由来，详细情况我都向总支谈清楚了。随它去吧。

大家都在思考，结论是沉默。

即便有人反总理，我们也无可奈何。唯一的办法是让历史和事实来说话。

4月18日
今天来了几个外校的同学，听说南京工学院成立专案组追查南京事件和天安门事件真相的传播者。并讲南工原党委书记接到通知到北京去认尸，他儿子在清华，这次死了。

他们还说，这次天安门事件有几个奇怪的地方：知识分子多，青年工人多，高干子女多，北大清华学生多。

4月19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天安门事件说明了什么？”，列举了第一、第二、第三等，总之强调阶级斗争的重要性。

叶剑英、纪登奎、李先念等人都出来亮过相了。这些老干部们心里到底如何想？要说“转”是不现实的。我们的华总理其人也不过是个中派，温和派。世界观都形成几十年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看来，这些人在默契之中玩了一个计策，名曰“丢车保卒”。此计为下计，但也厉害。奕棋中一句俗话：“卒子过河顶半个车”。那么几个卒子莫不比一只车强吗？只要“河”能过去就是胜利。

4月21日---12月7日
(坐牢，此前曾将日记藏在宿舍的天花板上，被捕之后被警察翻出，连累了不少朋友。)

12月21日
从牢房里出来已经十三天了。像做梦一样，竟在一个与人世隔绝的地方生活了二百三十二天。

八号那天，南京公安局五处的一个女人执行了对我的释放，给我宣读了结论，内容大意是：“南京大学数学系助教李西宁同志因南京反革命政治事件嫌疑被拘留审查，现已查明，该同志矛头是对准四人帮的，予以释放”。

学校来了三个人接我和秦峰(计算机专业75级学员，班党支部书记)，我竟不知秦峰也被抓来坐牢，患难中的战友相见，激动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到了学校，党委的几位副书记会见了我们，讲了话，主要两点：一、回来之后，恢复原职，服从党委一元化的领导。二、与四人帮干，不能手软。

当晚，和三年级及一年级的战友们到“马祥行饭店”，同聚一堂。这是一家素菜馆，同学们知道我们才出狱，尚无法接纳荤腥。

九日晚，一年级的同学又在“大三元”摆了两桌，大家举杯高呼“解放啦”。

十一日，回到扬州。父母都高兴的很。这几个月来，他们操了多少心。妈妈给我买来“富春”的包子，我一口气吃了十个，吓得老人直劝我悠着点，别吃坏了，好日子在后面呢。

前天接到秦峰来信，说党委书记周林在全校大会上宣布我校三人(还有一位难友，地质系的康育义老师)胜利回校了，并带头鼓掌表示欢迎，场内掌声达数分钟。

七个半月的狱中生活还经常萦绕在脑海中。记得四人帮临粉碎前的一个夜晚，我作了一个怪梦。梦见我们的监狱突然倒塌，我沿着废墟走哇走哇，一直走到一处城楼。城墙的大门外围着一群人在看着什么。我挤进去，一张大告示，密密麻麻的小字也看不清楚，但告示下面的落款却触目惊心，一排大红字：“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管制委员会主席-叶剑英”。莫非冥冥之中会有个神灵，向我预示着什么。果然几天后，监狱外就传来了“打倒四人帮”的喜讯。再看看入狱前的最后一篇日记，我那关于“小卒过河”的猜测，而粉碎四人帮，正是华主席和叶剑英连手干的。真神啦。

通过这一次人生经历，认清了许多人，也认清了许多事。有教训，有收益，教训和收益的比重同样大。

12月22日
《人民日报》连续发表批判、揭发四人帮的文章，口气很硬。指出我们与四人帮的斗争，是共产党和国民党斗争的继续，说四人帮是一夥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他们策动篡党夺权，要害就在于此。对他们决不能手软，按照全国人民的心愿，千刀万剐也不平心头之恨。

http://www.cis.uoguelph.ca/~x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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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七年
1月3日
本来，这本日记本是用不到今年的。但我坐牢也使它关了禁闭。

阿胡托人给我送来四包香烟：三包前门，一包牡丹。其寓意不言而喻。

1月6日
五年前的今天，令人尊敬的陈老总(陈毅)去世。他看到了林彪的覆亡，遗憾的是没能看到四人帮的毁灭。陈老总那热情爽朗的笑貌，刚直不阿的性格，坚持正义的傲骨将永远铭刻在人们心中。

近两天来，报纸、电台全然是悼念周总理的文章和节目。总理离开我们已快一年啦。这是风云变幻的一年，是触目惊心的一年。在去年的日记里曾有这么一句话：“但一年之后或数年之后，人们或许在某些事情发生时会感叹到：总理要在该多好啊。”

现在就是一年之后，总理若能看到粉碎四人帮，看到亿万人民在华主席的领导下胜利前进的壮举，九泉之下也会得以笑慰。

如今，全国人民心中，还有两个大问题：一是邓小平的复出，二是天安门事件的评价。从目前一些迹象来看，中央正在着手解决这两个问题，然而，这是非常棘手的问题。

1月7日
美国著名记者斯诺，曾在他所著的《漫长的革命》一书中这样地比喻毛泽东和周恩来到关系：“要说明他们两人的关系，共生共栖这个词可能是最好的了。毛和周在作风和个性上很不相同，在三十七年信任和相依的基础上，他们像两人前后坐的脚踏车一样相辅相成。

毛是一位进取者，是原动力，是创始者，是善于采取令人惊讶的局面、紧张局面和缓和局面交替出现的战略。他不相信漫长的稳定时期，而且从来不满足于变化的速度。可是他是重实际的，对于逐步实现一个目标有着极大的耐心。

周喜欢巨细无遗地执行计划，而且问题越复杂越好。周迅速地抓住事情的本质，必要时丢弃不实际的东西。而且他决不行险侥幸-如果没有王牌在握的话。周工作的极好。他是一个营造师，不是一个诗人。”

1月15日
又回到南大。听说，北京今年一月八日闹得很凶，有大标语“打倒吴德”。有人到中南海，直呼要邓小平出来与群众见面，要求恢复他的工作。

袁湘宛老师(系总支书记)来说，中国历史博物馆准备了总理生平展览，许多领导人看了皆点头。其中有在法国勤工俭学的照片，内有邓小平的形象。后来一领导(名不详)要将这几幅照片去掉。谷牧、王震来了，大发脾气，责问为何去掉？后来，纪登奎打电话来，说北京已卖出的白纸够扎七十万个花圈，你们要开馆，连花圈都没地方放。结果这个展览就没开放。

1月20日
今天，周林书记找我谈话。他表扬了我们反潮流精神。对我给党委的汇报中所提的三点给了答复：一、把公安局的那个所谓结论从档案里拿出来，烧掉。二、审查材料由学校向公安局追要。三、派人去所涉及到的地方平反。

周书记否定了什么“南京反革命事件”。他说，中央四一电话通知，开始的“据了解”，就是我校几个造反派头头和那个新华社的特务记者唐金秀给四人帮打的小报告，并非江苏省委的汇报。

这几天，和几个同学排练管弦小重奏，三把小提琴，一把中提琴，一支黑管，一支长笛。我拉中提。排了三只曲子：歌唱敬爱的周总理，洪湖水浪打浪，还有游击队员之歌。

1月28日
今年的冬天，是个多雪的冬天。听各地回来的同学讲，生产很不理想。面对这样一种局面，稳重是必要的，急躁往往会成夹生饭。国家经济被四人帮搞坏了，要恢复很不容易，而更难恢复的，是人们混乱的思想。

列宁在十月革命后，面对纷然的政治局势和贫困的经济基础，曾提出一个著名真理：“为了前进，必须后退”。这就是辩证法。“后退”是策略，“前进”才是目的，后退的结果是大踏步地前进。这对我们今天不也挺适用吗？

2月4日
学校开批判吴向东、徐效海的大会。我发了言。周书记最后讲话，宣读了省委关于对该二人做出离职审查的决定。周书记讲话很风趣，很有陈老总的派头。据说，陈毅当上海市长时，周林是他的秘书长。

今天的会议上揭发出一个秘密。吴向东密报给四人帮的黑材料被转给王洪文，在给王洪文的信中，点了我这个“反革命”的名字，还说党委副书记章德是南京反革命事件的后台。可谓毒矣。

3月3日
出狱这么多天，工作问题还没解决。我已下决心不搞学生工作了。理由有三：一、问题没说清楚，大帽子(南京反革命事件的参与者)还没摘。二、清查时，搞群众斗群众，把同学之间的关系弄得很乱，我无法挽回局面。三、七个月的狱中生活，使专业丢得差不多了，要补回来。

目前形势很有意思。《红旗》发表文章：在毛主席的旗帜下紧跟华主席前进。估计是对下面逐日俱增的一种思潮有关。

中国历朝的惯例就是如此，必须有一个绝对权威。在新权威没建立之前，就一定要把老权威维护起来。

3月10日
《大参考》里接连两次提到邓小平的问题。一次是黄华接见外国记者，说邓的问题中央正在考虑，并讲邓是受四人帮迫害的。另一次是廖承志接见日本人，讲邓在军事、政治、经济诸方面都有功劳。听邮电部的同志讲，3月18日会有喜讯，邓恢复工作，并有三个职务：副总理、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当然，此乃小道消息。

前些日子读《中国通史》，在周武王伐纣前，派人去侦察。第一次回报说：奸臣当道。武王认为时机不成熟。第二次回报：好人被赶下台。武王仍不发兵。第三次曰：老百姓都不敢讲话了。武王这才当机立断，举兵进犯。商朝士兵纷纷倒戈，拔刀相助。纣王顷刻土崩瓦解。历史上的事件和今天的事件何等相似。

昨天到五道口新华书店，碰到心仪已久的《史记》。狠了一下心，买了下来，一下子玩掉三分之一的工资。

历代对此书的评价是很高的。鲁迅先生亦称其为“无韵之离骚”。《史记》中有一段话：“聪以知远，明以察微，顺天之意，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这莫不也是如今领导们的座右铭吗？

3月15日
最近，《红旗》搞了一个理论研讨会，同批四人帮，但在理论上有分歧。于光远(计委经济所所长)一派认为，马列主义就是唯生产力论，批判唯生产力论是历史上的错误，并举例说，导师们从未批判过“唯”生产力。

另一派是王若水(马列编译局局长)，他们认为历史上曾经有过唯生产力论，而且起过反生产力的作用。但与四人帮所批者不同。

一些政治经济领域里的权威和先驱们，往往在历史的重大转折关头就显得很活跃，都要借用亡灵们的圣训来为自己的学说立言，这在历史上是层出不穷的。

但是，在历史上出现更多的却是另一种情况，这就如希特勒所宣扬的：“胜利者的业绩就是历史，历史是由胜利者填写的”。引伸一下，胜利者的需求就是政治，政治是为胜利者服务的。

研究政治的人们或许会反对这种说法，因为这种说法“强奸”了政治。但四人帮横行时，这些政治家们又躲到哪里去了呢？出现在淫威面前的，却是不大懂政治的老百姓。我们所需要的是踏踏实实为人民的政治。

3月27日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听到一些传说：邓的问题留待三中全会解决，天安门事件性质依旧不变。又云：凡是毛主席制定的都要维护。

4月2日
看到中央工作会议文件。华主席谈到邓小平和天安门事件等问题。讲邓小平同志有功劳，也有错误。毛主席早就对邓有过正确评价。七三年工作以来，有不少成绩，但也有缺点，有错误就要批一下。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主席提的。但四人帮却批邓另搞一套，打击、陷害邓小平同志。在打倒四人帮之后，中央考虑为了不使四人帮余党制造混乱，暂时还提批邓。现在，可以考虑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了。要选择一个适当的时候，大致在十届三中全会和十一大解决。

关于天安门事件，他说，要全党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我们的立足点是站在维护毛主席的旗帜上，毛主席的决策我们都要维护。天安门事件时，大部分群众悼念总理，是理所当然的。但也有少数坏人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制造了天安门反革命政治事件。有一些抓错的，我们都已处理。希望不要纠缠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无关。

北京卫戍区司令吴忠在小组会上讲话，说天安门事件中无一人死亡，并可以作证。

4月5日
今天是清明。北京城里安静的很。而去年的今天，数以百万计的中华儿女在天安门广场演出了一场悲壮的话剧。这一情景将永远铭刻在人民心中，一直会影响到后几代人。

4月21日
今昔何昔？填一词。

“水龙吟”--一周年有感

白驹复悠过溪，
路漫漫兮思无际。
抚案凝眉，
百感交集，
当年再忆。
日暮墙头，
手挽铁栏，
暗自悲泣。
恨民贼当道，
国如悬举。
神州黯，
著风雨。

突兀惊雷贯耳，
炮声中，
奸臣坠地。
重返人间，
欢乐共庆，
伤痕独洗。
纣之将亡，
众庶无语，
权势何益？
任流年几逝，
为民为国，
当永铭记。

4月27日
系总支书记老袁今天向我传达了党委决定：调离数学系，参加校团委工作，任副书记。下午，党委常委何平同志又找我谈话，重申了党委决定。尽管我认为自己不适合于搞政治工作，但组织的决定必须服从。我提出了三点要求：平反、结论、销毁材料。何平同志当场同意前两点可行，而第三点要与省公安局联系。

5月11日
传达了中央15号文件，是中央转发邓小平同志的两封信。中央认为，邓小平同志的态度是好的，看了小平同志的信，同志们是感到高兴的。

邓小平的两封信写于去年10月10日和今年4月10日。去年的信表示了拥护华主席的诚挚心情和看到粉碎四人帮的激动情绪，并承认自己有些缺点错误。

今年的信表示拥护华主席、叶副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拥护抓纲治国的方针。感谢中央弄清了天安门事件与自己无关，以及华主席讲去年清明节广大人民群众悼念周总理的活动是合乎情理的。他在信中说，要高举毛主席的旗帜，要世世代代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的事业。对中央的工作安排，他表示坚决服从。

5月19日
团委有一大堆老杂志。看了一些五八年的《中国青年》，深有感触。那时，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曾闹出了多么轰轰烈烈的大场面啊。可是，回过头来再仔细研究一下，这里面莫不有许多历史的笑话和教训值得记取吗？

其一是供给制。大造舆论，各种说教纷纷纭纭，无非指明这是“共产主义”的开端。于是乎，大锅饭、大食堂在全国遍地开花，大家都敞着肚皮吃。可结果呢？全国范围的大饥荒，饿殍遍野。显然，在物质基础十分贫弱的情况下，在人们的思想觉悟仍处在社会经济的局限下，那样作肯定是行不通的。因为它违背了社会发展的规律，尤其在我们这样一个一穷二白、封建残余甚多的国家里，那样干是会受到惩罚的。

其二是浮夸风。在一篇文章里，以要实事求是为名，却仍见浮夸的厉害。这篇文章的题目是：《老老实实，不要虚夸》，作者是共青团河南省郸城县委书记郭传廉。里面有这么一段话：“当我们在制定工作或生产跃进规划时，也就必须本着干劲十足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提出既不保守落后，而又确切实际可行的指标，切忌夸夸其谈，自欺欺人”。

在这种前提下，作者报了一些“实事求是”的数字，说他们县曾提出亩产水稻突破五千斤的意见。但徵求青年意见时，有人提万斤，有人提五万、八万，更甚者十五万斤。县委比较保守，只定了万斤，结果全县11820亩水稻田平均亩产13950斤(58年第23期)。

这是真的吗？现在谁也不相信！然而，在当时，这竟然还是“保守”的数字，还是打着“老老实实”旗号的人给出的数字。可见当时浮夸之风是多么严重地侵蚀着我们党的肌体，多么严重地危害着社会主义制度，多么严重地破坏了党的威信和党的优良作风。

在另一些文章里，写了一些“奇迹”。诸如，“今年初次种水稻的河南鹿邑县，全县三万四千多亩水稻，平均亩产高达10182斤，成为早稻万斤县”，“某人要明年创造水稻亩产60万-100万斤的高产记录”，“大豆亩产11700斤(山东吕县)”，“花生亩产40719斤(湖北洪安县)”，等等。令人啼笑皆非。

这些是民间的牛皮，倒还情有可原。然而，当时的副总理邓子恢在一篇文章中，竟然出现了更大的笑话。文章题目为：《在今年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基础上，争取明年产量再翻一番》。里面说：“今年各地的丰产试验田，不仅产量高，而且种类多。如：冬小麦亩产七千多斤，春小麦亩产八千多斤，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斤，中稻亩产十三万斤，玉米亩产三万五千多斤，谷子亩产二万七千多斤，大豆亩产一万一千多斤，花生亩产三万五千多斤，芝麻亩产一万一千多斤。。。”

因而，在这些令人诧异，惊喜若狂的天文数字面前，我们的邓子恢副总理描绘了一个迷人的近景：“这样，每人每年即可有粮食二千斤以上，棉花二十斤以上，从根本上解决我国人民的吃穿问题。而且在最近几年内应该做到每人每天有半斤肉，一磅乳，一两油，二两糖，一斤水果，青菜、豆腐无限制供给。。。”

好吗，真正是“共产主义”近在眼前啦，所以，第三，大家要准备过好“共产主义”关。

现在，我们成为旁观者。中国有句俗话“当事者迷，旁观者清”。一般而言，只有后代才能对前人所进行的事业作出比较正确的评价。我们可以说，那次是一大胆的尝试，但遗憾的是，作试验的人不懂唯物主义，不懂科学。到如今，十年过去了。那时的指标谁实现了呢？全国的富饶地区苏州，学大寨的榜样华西大队，尚不过亩产两千来斤，这和五八年的“奇迹”还差一两个数量级呀。前人在事实面前碰了壁，后代就应该吸取教训，这些现象我们务必不要重演。

5月24日
团委的工作头绪繁多。目前准备搞一些科普讲座。如今的大学生，知识面太狭窄，不知道中国的历史、地理，世界性的知识就更贫乏了。为了扩大同学们的眼界，让他们看看除了自己的专业之外，别人都在干些什么，搞一组这样的讲座是有必要的。

准备请历史系的老师讲一讲南京简史和南京民俗，中文系的老师介绍一下诗词格律，天文系的老师讲一下宇宙天体。。。

5月29日
把姚雪垠的《李自成》又看了一遍。姚先生的这部书是非常出色的。我曾不止一次向别人推荐此书，并认为这是中国近代历史小说中最出色的一部。场面开阔，语言优美，刻画细腻，感染力强，能始终扣住读者的心弦，把那场波澜壮阔的农民大起义的历史画卷一页页地展现在你面前。尤其是对书中人物个性的描写突出，各具神态。姚的这部书拟五卷发行，而目前第二卷才刚刚问世。

书中有一段故事描写的很动人。闯王自潼关冲杀出来后，只剩十八骑，且老营失散，夫人、女儿杳无音迅。后大将郝摇旗归来，义军人马仍无几。在这时候，自成开始反思，总结了历次失败的教训。一面攻读兵法，一面整顿军纪，发起屯垦。然而，有些好享受、怕艰苦的官兵动摇了，叛逃了。此时此刻，李自成非但没有处罚这些弟兄，反而将马匹、钱财赠之，以愧其心。结果无人哗变，连走掉的也痛改前非，重新归来。书中一段话，淋漓尽致地袒露了李自成痛苦自省的心情：“自成，你同郝摇旗共事多年，出生入死都在一边。他现在要离开你，竟然事前连对你说一声都不肯。这是你的真诚还不能取信于人，怨得了谁呢”。

李自成这种资助“逃兵”的作法，使那些坚定的将士们很不理解。也正是这样，他们才作不了闯王那样的领袖人物。当领导的，首先要胸怀宽广，能容人容物。在艰苦的场合下，要从容不迫，鞠躬自省。古今义军多少，像李自成这样优秀的农民领袖还屈指可数。

但是啊，人能共患难，却不能共富贵。李自成率领义军，几起几落，千辛万苦，才建立了大顺朝。龙椅还未坐热，就被一芥满洲，弹丸清兵轻易河山，岂不怪哉？

6月27日
好不容易搞到了《基督山恩仇记》。大仲马的这部名著我垂诞已久，看过之后，果然名不虚传。他的格调别具，故事离奇却又在情理之中。很少铺张，人物不多。多以对白来表达人物的性格，令人爱不释手。

今天，党委开各部处级干部会议。周林书记说，中央撤了安徽省宋佩章的职务，让万里去进行改组工作。同时还撤了甘肃省洗恒汉。他们这些人，另搞一套，对中央有抵触。同时也与四人帮有些关联。

7月13日
看了《战争风云》，才看完第二卷，是以小说形式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二卷中有一段美国总统罗斯福的话：搞政治的人要学会大象的优点，一是好记性，二是皮厚，三是有一条什么都要嗅一下的长鼻子。

真精彩，真形象！

湖南省代表团来江苏访问，全南京戒严。浙江团才走，湖南就来。如今省之间，专区之间，市县之间代表团到处跑。此风不可长。共产党人不应讲排场，不要摆阔气，不需要那些轰轰烈烈的虚假场面。需要的是实事求是，脚踏实地和效率。

7月17日
今天和一帮朋友畅游长江。这是头一次下长江，从中山码头下水，到燕子矶上岸，全程十五公里左右，历时一个半小时。看着两岸的逶迤青山，人在中流击水，其乐无穷。

晚上，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是省党校的路杨，他是同宿舍戴老师的朋友。与他攀谈了一晚，他给我在学习理论上作了指导。他要我先从哲学入手，先学三论(恩论马，列论马、恩，斯论列)，然后在看一些马列原著，如维结，反杜，列宁的哲学笔记，主席的两论等。除此之外，看些普列汉诺夫的著作，费尔巴哈的论宗教，以及黑格尔的大、小逻辑。

的确，一个人生命有限，精力有限，不可能把浩瀚如海的书都看完，需要是有些博学的人来指点一番。

路杨说，你若能在三十岁前将这些书研究完，就很好了。他最后预言，在今后十年的政治运动中，我肯定是个造反派。有趣。

7月19日
阿尔巴尼亚开始大举进攻了。

《人民之声》七月七日发表题为“革命的理论与实践”一文，攻击毛主席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指出这个理论无视当前的基本矛盾，是一种反革命理论。其目的是要破坏革命，扑灭反对帝国主义，尤其是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

7月22日
晚八时，播音员用激昂的语调广播了三中全会公报：恢复邓小平同志一切职务，将四人帮永远开除出党。

虽然大家对此早有预料，但听到之后，仍然群情激动，欢欣鼓舞。鞭炮声响彻南京夜空。

曾记否？去年的今天，正在黑暗的牢房里深省着。4月7日的那两个决议，像炸弹一样，震呆了全国。播音员的口气虽然也是如此激昂，但却失掉了民心。人民在哀叹，在沉默，把仇恨埋藏在心底。

“一唱雄鸡天下白”。华主席、叶副主席等老一辈革命家，从这古老而伟大的国土上一举铲除“四害”，那狂喜的日子，又是多么令人难以忘怀。

时间在前进，在历史的篇章上又一次记下了著名的真理：人民是真正的英雄。

8月28日
近日来，学校里对邓小平同志8月8日的讲话议论纷纷。有些同志想不通，尤其是工农兵学员们感到憋气，觉得把自己贬得太低了。

我有自己的看法。对邓的讲话，我很满意。目前就是需要敢于直言的人。工农兵学员，过去听奉承话听多了，听了两句实话就觉得逆耳。干工作，凭得是真才实学，而不是什么招牌。

有这么一种模糊的看法。有一种遏制力量，使中央内部平衡，不使那一个个别人物威望过高。明末李自成造反时，收容了李岩这样一个明事理、察秋毫的人物。李岩编了许多歌谣来赞颂闯王，每到一处开仓放粮，杀富济贫。而那些不明底细的百姓却以为李公子就是闯王，这种误解也就成了李岩丧生的原因之一。前天，在《参考消息》上看到这样一则消息，邓小平陪同万斯观看文艺演出，整个节目气氛活跃，毫无任何政治口号。外国记者说，邓点头微笑，这是“邓主义的胜利”。这种说法，对邓小平同志有好处吗？

9月13日
连日来，一头扎在宣传队话剧团，赶排“枫叶红了的时候”。每晚都干到半夜。

由于宣传部有些人对“枫”剧提出异议，我去和他们谈了一下。有人说该剧下流、低级、庸俗。市话剧团的演出，有人看了一半就跑了。所以，宣传部建议取消该剧的排演。我对他们说，我认为该剧本是可行的。虽然不够完美，也只局限在艺术方面，而非政治方面。宣传部的头头还是有些犹豫不决，最后一同去找周书记。

周书记也看过此剧。当我们谈了各自的意见后，周书记说，四人帮干的坏事就是你们连想都想不到，就像剧中那个样子，什么丑事他们都干的出来。他非常支持我们排这个戏，并讲要李中清老师当导演，说这个人很有才华，要充分调动他的积极性。

下午党委开会，周书记发了点脾气。他说，有些人到处散布流言蜚语。清华大学有人给邓小平贴了大字报，说他搞右倾翻案，我校也有人跟着跑。周书记还说，今年招生会有重大变动，以高中生为起点，应届高中生召20%，明年二月份入学。

党委副书记徐福基找我谈了一次话。他说他46年在上海入党，28岁任南大团委书记，干了七年。他说，听了我的“三大讲”后，有启发，但好的不说，只讲不足之处。一、缺乏系统理论，对马列主义的基础理论了解不够，所以深入不下去。二、说话是一种艺术，而写作也是一种艺术。能说未必能写。你的写作水平还需努力。徐老师的这两点意见很中肯，一语道破我的弱点。他说，已经和周书记讲过，如果有学习机会的话，送我出去学习一两年，或去人大，或去北大哲学系。我听了非常高兴。

他最后说，你自己要抓紧学习。没有理论是走不远的。学习从哲学入手，我可以给你找一两个老师，专门辅导，给你吃点小锅菜是应该的。周书记很关心你，是他让我找你谈的。

10月3日
“枫”剧已演出三场，效果很好，前几天都是凌晨三四点才休息，人也瘦了，但看到成果，心情是愉快的。

邓小平于9月9日有一个讲话，批评了教育部。谈了两个问题：一是关于28年的评价问题，到底是一条黑线还是红线，二是关于恢复职称的问题。讲话里提到，主席圈阅的并不意味着同意。例如天安门事件，哪能有那么多反革命？就是毛远新一人能和主席接近吗。

周书记要调走了。中央来加急电报：调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周林同志任教育部副部长兼北京大学党委书记。

12月2日
今天下午三点四十分，洪波叔叔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我是三点一刻接到电话，十五分钟后赶到南京军区总院。洪叔叔已昏迷不醒，以后就一直没再睁开眼。

阿姨、小平(胡耀邦的儿媳妇)哭声一片，小平连叫到：我要爸爸，我要爸爸，更令我悲痛万分。

我站在病床前，凝视着洪叔叔青白的面颊，脑海里浮现出一年前的情景。那时，我身着囚衣，心绪起伏地等待着坐牢后的第一次探监，这已经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否则绝无可能。洪叔叔、阿姨、弟弟、同学，一同拥进那间狭小昏暗的提审室。洪叔叔紧拉着我的手，端详着我，无限深情地说：你瘦了。我看着叔叔阿姨，心头哽咽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好象看见了爸爸妈妈。。。

小小的提审室里，荡漾着胜利的笑声。阿姨、弟弟、同学争先恐后地介绍这狱外的大好形势，讲述着道听途说的粉碎四人帮的故事，洪叔叔坐在一旁，笑眯眯地点头赞许，眼睛看着我，目光中流露出爱抚、怜惜、高兴。。。

我忽然想到洪叔叔的病，忙问到：您身体还好吗？他连声道：好，好。当时，我怎么也没想到，此时此刻，他正患着严重的肝癌，才抽过肝腹水。

一年过去了，我回到人间，而敬爱的洪叔叔却离我们而去。永别了，洪叔叔。你将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中。

12月4日
应刘顺元(江苏省委副书记)之邀，和徐福基(南大党委副书记)、欧磊(组织部长)、陆夕书(政治部主任)、戈林(哲学系主任)一同，到刘老家开个座谈会。

老人讲了许多话，很有趣。他说，只要承认粉碎三个反革命集团，即刘少奇、林彪、四人帮，就不算否定文化大革命，至于别的，有错误都可以批。要理直气壮，不要像输了理似的。我就不承认我是什么走资派。有人看见我们就不顺眼，好象我们代表复辟，说我们现在比十七年还十七年，说我们翻案。我根本就没那个案，是你们四人帮给立的，要翻你们自己去翻。

陆夕书谈到教师中存在的一些活思想：一、关于维护旗帜的问题，许多话是主席说的，不少定论是主席同意的，怎么办？二、究竟对文化大革命该肯定还是否定？现在批判的东西，都是文革中提倡的东西，不少人心有余悸。三、关于修正主义，我们以前的一些说法是否有误？

回来之后，我向陆夕书请教了几个问题：一、对思想体系，是采取辩证唯物主义还是教条主义乃至宗教主义态度？二、现在说四人帮批邓是另搞一套，那么“正”搞一套是如何搞法？

陆夕书的回答很巧妙：举一个例子，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是三四年清算的，而真正弄清思想，作出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在四五年的六届七中全会上。需要时间，路线是非是在斗争中逐步澄清的。谈到领袖和思想体系时，他说，从理论上来说，人是不可能不犯错误的，任何一个伟大人物都不例外。

12月12日
今天，在清凉山开洪叔叔的追悼会。会上，遇到胡德华(胡耀邦之子)，和他攀谈了一会儿，是个有思想的人，有其父必有其子。他讲，那位主任(汪东兴)之所以得以重任，有持无恐，是因为手中握有“御赐铁券”，且有一位御前医生作证。善哉。

12月16日
今年江苏省农业欠产五十亿斤，而许家屯还在报告中说取得了较好的成绩。若不好的话该欠产多少斤呢？笑话。莫非就不能来点自我批评？

今天和秦峰一同到省公安局，四处的老吴接待。他似乎对我们很熟悉。也难怪，我们的“案情”他们不知研究多少遍了。

他的态度很明朗，他说他的看法和我们一致，南京事件真相很清楚，对我们的问题处理越早越主动。省公安局早已打报告给省委，省委当时是韩培信主管政法，他说他一个人不敢作决定，要交省委常委讨论，结果他一拍屁股到北京当部长去了。如今报告毫无音迅。老吴建议我们写信给许家屯。

回校之后，向章书记作了汇报，章书记说：“我们党的作风是实事求是，对南京、天安门事件来说，什么叫实事求是？实事，就是南京、北京人民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求是，就是承认这是一革命事件，是七十年代的五四运动。我支持你们写信，写给许家屯，写信给小平同志。小平同志能知道这件事就好办了。问题很复杂，你们还年轻，党内斗争经历的还少，厉害阿！”

章书记还说，有机会找老省长惠裕宇谈一谈。

12月20日
今天欧磊把我喊去，给了一张通知，经江苏省政协第三届常委会决定，我任省政协第四届委员。也许是作为群众团体的代表吧，莫明其妙！

大参考上刊登一则消息，中央组织部长郭玉峰业已免职，由胡耀邦接任，同时胡任中央党校校长。胡耀邦同志如今身负重任：一方面培养人，一方面安置人，这是个关键岗位。

一般人不大懂得中央党校的确实意义，照我看，这是个培养国家栋梁的地方。任何一个党、任何一个执政者，总要有一批志同道合的干部来辅助。蒋介石有他的黄浦军校。而我党目前主沉浮者，大都是当年旅欧支部的优秀人物。今天，你给他灌输什么思想，明天他就会用这种思想去治党治国。

12月28日
一晃在政协开了六天会。我所在的小组多数是教授，大家都很风趣、健谈，气氛始终热烈。

南京航空学院的云铎教授很有思想和灼见。他提出目前工业上不去不光是设备问题，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管理问题。采用什么样的管理方法，值得研究与探讨。决心光嘴上说不行。现在层层叠叠的办事机构，严重地阻碍了生产的活力。这些机构在一批有惰性的人的把持下，不是成为“加力站”而是“绊脚石”。

云铎举了一个例子。我国和英国定一协议，买回一种战斗机专利，英方提供一百套铸件，由我方精加工后装配，送英国检验，视质量在决定成批生产与否。这个协议过程为两年。可一晃一年零七个月过去了，一百架飞机毫无影子。英方派人来，说这样下去会影响到他们公司的声誉。哀哉，我们干不了，会影响到人家的声誉，难道我们就没有一点耻辱心吗？

类似云铎先生的发言还有许多，听了令人激愤、感慨。

http://www.cis.uoguelph.ca/~x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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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八年
1月8日
昨天听到两则消息。张闻天临死前曾写信给毛主席，说当初写自首信出狱是经过中央指示并批准的。主席当年也点过头。为什么如今却“忘记”了？在狱中，薄一波是党支部书记。为写自首一事曾顶过三次。但上面指示一定要执行，不执行就开除党籍。大家只好写自首书。六十二人只有一个没写，此人便是刘格平。而他却正是软骨头，和监狱长一起吃吃喝喝，故没写自首就被释放了。另一消息是北京有人给康生贴大字报，指责他是托派。大字报是贴在中央党校。《解放军报》四日发表一社论“风派人物脸谱初析”，以辛辣的笔法刻画风派人物的嘴脸。最后有一句颇耐人寻味：“既已犯了风派错误，切不可再当溜派。溜进了八宝山也不行，人们总要谴责。”何人能进八宝山？

1月13日
到尹阿姨家，遇到胡力力(胡耀邦之子)。他讲中央批康生是党内的一个运动，规模尚不知有多大。并讲谢富治这个人很坏，尤其文革中干了不少坏事。胡耀邦业已调到中组部当副部长。

1月25日
两天来，一直泡在图书馆。花整整两天时间看完了罗曼罗兰的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此书不外借，只能在里面看。掩卷之后，若有所失。看书，容易看到纸面上的，却不大容易看到纸背面的东西。作家的心是袒露的，也是深藏着的。昨夜一晚都没睡好，耳边似乎一直响着音乐，杂乱无章的调式和莫名其妙的和弦。想到自己的计划，想到自己要写的书，脑子里出现一些幻觉，觉得这些思绪很美，很富有哲理，但又是那么飘渺，那么捉摸不定。

2月20日
晚上，到柳东家去玩。他父亲是《战上海》的作者，现任南京空军司令部文化部部长。在文革中，他被关进监狱，拘留所，劳改农场达四年之久。他说，这十几年来，真正体会到斗争的复杂。战争年代里，营垒分明。虽然困难，艰苦，但大家团结一致，总是乐呵呵的。尽管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光荣”了，和战友们一起，患难与共，赤心相待。现在就不同了，你身边的人，有的是同一战壕里摔打过的战友，同样穿着军装，同样在一个桌子旁开会，可他却拼命地想整倒你，整垮你，整死你。

他讲，恢复工作之后有一次遇到聂司令(聂风梓，南京军区司令)，聂司令讲了许多动人的故事。当聂司令被迫劳改时，有的战士表面很严厉，而背地里却悄悄帮助他。破军装挂在树上，下工时拿来一看，破洞都补好了，口袋里还放着鸭蛋，花生，是谁干的都不知道。因而聂司令得出一个结论：好人打不倒，坏人跑不了。

最使他难忘的是在上海提篮桥监狱的两年另四个月。在那里，他很受重用。名曰“掌握犯”，专门监督管理那些不服管教的犯人。他给小偷们办过许多次学校班。他讲，他原来不相信小偷的本领如此之大。有次与小偷打赌，在四只口袋里装上草纸，与小偷们一起参加批判会。开会时，不时地检查口袋。等到会议结束时，四只口袋空空如也，根本不知何时被窃。小偷们练基本功的方法很苦。在开水锅里放一枚铜板，用两只手指迅速夹出，速度慢了，手要被烫坏，太快了，又夹不准。久而久之，硬功夫就练出来了。

他讲，目前他正负责搞清查。实际上他想脱出来，搞些创作，主要搞电影剧本。老头五十七岁，性格很开朗。乍一看不像个作家的样子。山东人，敢说，也话多。柳东是他的老三，很想继承他老子的衣钵。

3月30日
团委的工作很轻松。每天上午大家都出去听课，下午才上班。我选了“古代史”和“古汉语”。连续一段时间的学习，收益不小。如果老老实实把这两门课都学完，对中国历史会有一个较为系统的了解，对古典著作会畅读无阻。小阮(阮荣春，当时的团委宣传部长，现南京艺术学院副院长，日本早稻田大学博士)也跟我上同样的课。每天下课归来，两人总要互相考试，背诵所学的古文。

前两天，我们团委和校外办邀请了几位知名的书法家来校，有林散之，萧娴，费新我等人。这些老先生轻易是请不动的。我们打着外事活动的名义，请他们为校外事接待部门书写一些中堂，条幅。我因另有活动，回来时老先生们都已归去。团委办公室挂得琳琅满目。萧娴的字阴柔娟秀，费新我的左笔古朴苍劲，刘大羽的隶书潇洒逶迤。当我站在林散之的书法前，竟然楞住了。早就听说林老是如今中国的“草圣”，一只狂笔可泣鬼神。这幅字，黑压压地起笔，从上往下，一气呵成，最后一个字似一个大墨团，笔意收在墨团中间，隐隐有秋风乱草之意。

小阮在一旁问我，看出写得是什么吗？我左右端详，硬是看不出来。这狂草犹如抽象画，看着什么都象而又什么都不象。小阮说，“桃花源里可耕田”。我才品出点味道。这时办公室里团委的几个人都在泼墨，弄得我也心里痒痒地。于是乎铺开一张渲纸，手执一管狼毫，心里默想着林散之的那幅草书，一口气沉在丹田，鬼使神差一般成就草书，并落款“林散之”。小阮诧异地喊到：“真像”。小刘(团委组织干事)将我写的条幅与林散之的大作并挂在一起，与别人一同评头评足。

这时，办公室里来了两位不速之客，是小阮在南京师范学院的老师，两位书法教授。听说我们请来名家挥毫，特地来瞻仰一番。小刘有些恶作剧地问到，你们看林老的这两幅字那幅更好？两位教授沉吟半刻，竟然一致指着我所临摹的的那幅叫好，说这幅字更为洒脱，更显老道。整个团委顿时轰堂大笑，弄得两位客人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大家都没作任何解释，以免令客人难堪。但这件事成了我们几天来一直挂在嘴边的笑料。

3月27日
连日来，看《美国史》，有一段深受启发。当一个无能的总统哈定因一系列丑闻而下台，柯立芝和胡佛也无力扭转美国经济大危机的情况下，罗斯福登上了白宫的石阶。他以一种令人吃惊的耐性处理着处于危机萧条中的美国。“他从艰苦的经验中知道，一个病人不可能在一天或一年之内康复，那就没有理由设想一个国家会痊愈的更快。他要照料一个病入膏肓的国家，他表现出无限的耐心。这种耐心有时使他选拔出来任事的年青人感到恼火。但是，他靠着耐心克服阻力”。他认为，他就像一个船长，带领一船人在大海上航行。他必须给大家指出一个人人都看的见的目标，这样水手们才能齐心协力地向目的地挺进。

3月31日
昨天给省委书记许家屯写了一封信，仍是老问题，要求平反。自出狱一年半时间里，向各级组织反映了几十次，竟然毫无音讯。公安第十七次会议结束了。会议提出要对文化革命十年来的各种冤案进行清理，昭雪。提到清队，一打三反，五一六，就是不提中国最近最大的冤案：南京事件和天安门事件。令人费解，莫非反四人帮就不对吗？

4月13日
四月底将召开省团代会，学校要我当代表。团省委要我写一份讲演材料，我拒绝了。原因很简单，没有平反，我不过是个“释放犯”。昨天章德书记在全校大会上宣布，匡亚明任南大校长，党委第一书记，群情大振。他十年作壁上观，亲眼看南大风云变幻，对各种人物应有所了解，上任之后会抓到点子上的。南大在瞩目于他，寄希望于他。

应匡老之邀，晚饭后到他家。匡亚明看到我，说：“哎呀，你这么高？比我还高？我一直以为你是个矮个子。”本想与校长多谈一会，突然来了省里的“贵宾”，我等只好回避了。

5月2日
匡校长上班了。先开干部会，发表讲话，他将亲自抓六个问题：1落实政策，2恢复职称和教师提升，3房子问题，4教学科研，5基建，6工会和共青团。老头子很有干劲，有气派。他说，八年之后，如若不把南大办成社会主义典型学校，还有什么“三代同堂”的现象，不死就滚蛋，另请高明。大家都为之鼓舞。匡老在谈到共青团时，要我下周向他汇报工作。

昨天是五一劳动节，到山西路排队买书。中国人真可怜，为学习一点知识，竟花费好几个小时，在人流中挤来挤去。还得脑子活络，与别人合作，昧着良心插队，才买到四套书：《斯巴达克思》两套，《艰难时世》一套，《古文观止》一套。

5月4日
今天看了一本书，香港中国文化中心出版的，编辑者郭志冰。此书出版于四人帮粉碎之后，邓小平出来工作之前。书名为《邓小平》。封面设计很有意思。邓小平名字写了三排，由小到大。前两排皆颠倒打叉，最后一排正排红底黑字，书角一张邓的像片。书是编辑的，大多是文革中的报纸，红卫兵的传单，以及少量外国记者的报导。中间有两篇文章很有意思。

第一篇是一位南斯拉夫记者于一九六六年六月写的，关于文革的开始情况。那时主席不在北京，而在上海。由《文汇报》开始，《解放军报》响应，打响了文革的第一炮。继而，大火烧到彭真身上。当时，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刘企图争取大多数中央委员，以开全委会的方式阻止这场革命。邓亦同意。原定于三月二十一日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其时彭真已受批判，外界谣传彭已被捕，然事实并非如此。刘少奇为了争取多数中央委员，派彭真，杨尚昆到外地联络，跑遍华中华北和西南。刘澜涛，李葆华，乌兰夫等五十余名中委陆续到京。但中南和华东的中委或按兵不动或云集上海，大有两个中央之势。此时通往上海和天津的火车已断，飞机停航。林彪为阻止刘邓开会，派兵沿山东西进。刘少奇也调兵遣将，要王恩茂派一个师向北京挺进。林彪则突然派人秘密赴京逮捕当时的总参谋长罗瑞卿，派杨成武任代总长，以军委的名义阻止王恩茂的那个师，这才避免了一场武装冲突。此刻，邓小平突然变卦，不同意刘少奇定下的全会日期，声称要等上海方面的中委到齐后再开会。结果，刘少奇渐渐失去优势，终于被打倒。林彪则因保毛而上升为中国第二号人物。邓小平由于开始和刘少奇结盟而变成中国的第二号走资派。

另一篇是香港《明报》载的文章，题为《周恩来临终召见八大军区司令》。该文未署时间，估计是四人帮粉碎后发表的。总理在会见时高度赞扬了邓小平，说：“我与小平同志一起工作了几十年，我很了解他，他为国家立下了大功劳。小平同志恢复工作以来，每天只睡二三个小时，一心想把国家搞好。可是，现在总是有几个人与他过不去，现在批判小平的事不是正在进行吗？你们要支持小平同志。今后要关心他的一切。你们有保卫老同志晚年之责。过去，敌人没有用刀枪把我们害死，现在，却有人想用政治的软刀子和造谣的笔杆子把我们杀光。你们要用革命的枪杆子消灭反革命的笔杆子。我的死，可能导致小平和一些同志政治上的毁灭。不要怕，不斗是不行的。打倒小平同志的阴谋组织去年就已经成立，断章取意的言行录去年也已经印好，看来是专等我死后才来发表。我断言，中国的前途是光辉灿烂的。几块乌云终将会被雷电击散，阳光下的雨水使祖国山河更加翠绿。换来的是百花吐艳，春暖人间。这几句话，算作为的临终留言吧。”

5月22日
昨天听李罗莎(老朋友，省委组织部长的儿媳妇)讲，省里有意调我任省团委副书记，大吃一惊。虽然半个月前就有此症候，但一直以为是谣传，未加重视。看来，不活动一下是不行了。我不想离开南大。想来自己根基短浅，腹中空空，难当以大任，此为一。另者，正值“惑”时，当努力学习，南大是学习的好地方。当今世界无知便无立足之本，此为二。大凡明智者善“急流勇退”。我无功于国，无德于民，难孚众望，当退不当进。自古高位者无非两类：一是功臣，二是饱学之士。我二者皆非。此为三。三思而行，当辞此任。

准备找章书记谈一下自己的想法。古人视功名如草芥，视官禄如粪土。我深深明白自己，不是当“官”的料。升得越高，以后或许就摔得越重，因为我喜欢提异议，喜欢报忧，喜欢揭缺点，这正是某些领导人所不喜欢的人，被视之脑后有反骨的人。不知怎么，我就是没有歌功颂德的习惯。我认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大家都是平等的。你为人民作点好事是应该的。若想得到赞扬以为回报，就不好了。至于发展到只能听阿谀奉承，甜言蜜语，而听不得半点意见或异议，那就快灭亡了。历史上的教训还少吗？

5月30日
团省委今天开会，传达团第十次代表大会筹委会的精神。为了不至于被调出，星期天找章书记谈了一下。章书记刚从北京开会回来不久。我向章书记要求“归队”，即回到系里去，章书记笑着说：“你还想归队？省里还要你出去呢。”我一听忙说，就是为此事而来。接着谈了自己的看法，表明自己实在不想“当官”。我说，在自然科学里，自己或许还能干一些有益的事，但社会科学就无把握了，搞不好还给领导带来麻烦。章书记笑了，说：“你竟然还有这种想法。”他建议我找匡老谈谈，说匡老在省里说话顶用。

昨天上午，找到匡老。与校长谈归队问题。没想到校长支持我的想法，要我到组织部去谈，并物色一个文科的团干部来取代我。但组织部一下就把门给关死了。我坚决要求归队，他们却用种种的大道理来说服我。组织部长欧磊无意中透露了团省委和省教卫办要调我的消息。我对欧磊说，无论谁来调，都希望挡一下，万望手下开恩。我不是不想当官，但我只想当人民选出来的官，而不是领导任命的官。今天你们看我好就提拔我，明天看我不好又一脚踢下去。我干脆自己下去，省得今后麻烦。

6月5日
今天，组织部把我叫去，看了一份省委文件，抄录如下：

中共江苏省委文件苏委发(1978)46号

批转省公安局党组关于对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做好平反处理工作的报告

各地，市，县委，省各部委办局党委，党组，省各直属单位党委，省军区党委：

省委同意省公安局党组关于对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做好平反处理工作的报告。责成省公安局会同有关部门抓紧时间，认真贯彻落实。现将这个报告转发给你们，请参照执行。

中共江苏省委。一九七八年五月三十日

关于对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做好平反处理工作的报告

省委：

我局曾于一九七六年四月，因在南京街头刷写标语，呼喊口号，发表演说等活动拘留逮捕了十一人(拘留五人，逮捕六人)，其中南京大学三人，南京邮电学院三人，南京铁路分局三人，南京钢铁厂一人，省建筑五公司一人。除原南京钢铁厂工人XX，因犯进行反革命活动和奸污女知识青年等罪行而判刑外，其余十人，已于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八日经省委批准后作了释放处理。

最近，我们根据中共中央一九七八年四号文件关于对纯属反对四人帮及其党羽而受到打击处理的人一律平反的指示精神，作了复查，认为结论不当，平反工作做得不彻底。如在“释放决定书”中，使用了“在南京反革命政治事件中刷写了标语(或街头演说，呼喊口号)”，以及“决定释放”，“无罪释放”，“教育释放”等词句，没有写明属于错捕或错拘，释放出去后未在适当范围内宣布平反，恢复名誉，拘捕审讯中的材料也没有处理。遵照中共中央一九七六年二十三号文件和一九七八年四号文件精神，提出重新处理意见如下：

在拘捕的十一人中，除在审查中发现原南京钢铁厂工人XX，犯有进行反革命活动和奸污女知识青年等严重罪行，已经判刑应当维持原判外，对其余纯属反对“四人帮”而被拘留的李西宁，康育义，毕春根，吴培根，李勇康和被逮捕的章勇山，张夏阳，秦峰，厉传彬，蒋杰等十人，予以重新处理：

(一)修改原“释放决定书”。

(二)在适当范围内宣布平反恢复名誉。

(三)公安机关在拘捕侦审中的材料全部销毁。

(四)在关押期间拍摄的照片和按捺的指纹，交所在单位当本人面销毁。

(五)凡未补发工资的全部补发。

以上意见当否请批示。

中共江苏省公安局党组一九七八年四月十五日。

好歹总算有了个结论。不管矛盾与否，还是讲出了南京事件的实质是“纯属反对四人帮”。这样，只要四人帮不再死灰复燃，我就无后顾之忧。如这些左派们上台，我便只剩一条路，崭木为兵，揭竿为旗。

6月27日
学校正式开始“双打”，主要打击三种人：1)文革中一贯打砸枪的首犯和主谋策划者，2)对干部和群众施行法西斯手段的杀人凶手，3)跳出来实行阶级报复的阶级敌人。第一个拿来祭刀的是曾邦元(南大数学系，文革时江苏省造反派红卫兵司令)。开过他的批判会后立即宣布逮捕。匡老指示，先解决各总支和部处的问题，一个一个过堂，人人要检查自己在十二年里的表演。

当然，这十二年对我来说，是不怕任何人来检查的。除了开始在“黑字兵”(我当年参加的红卫兵是保皇派，用红布黑字作袖章，故被人们称为“黑字兵”)纠察队里干了一段时间，看押过“牛鬼蛇神”外，既没有打过人，也没搞过“逼供信”。但这一切，是我主观上认识到这是错的吗？非也！只是我那时还小，只是没有在客观上给我造成机会。倘若岁数大一些，肯定会卷入到各种武斗纷争里去的。我们都太盲目了，谁也没有意识到算总帐的可怕。

我不反对“算帐”。但一定要严格注意政策。文化大革命，使得人们在迷人的口号下自相征伐，自相残杀。夫妻之间，父子之间，兄弟之间，哪还有信任，哪还有亲情？造反初期的“牛棚”，“清队”时的牢笼，抓“五一六”时的刑堂，无一不令人发指。我校不就有老教授被头朝地吊起来毒打，被敲诈钱财的吗？不就有老专家被迫吃蚯蚓的吗？不就有老师被连续批斗十三个昼夜，神经错乱的吗？不就有因一字之误而被整的家破人亡的吗？不就有忍耐不了殴打折磨而跳楼自杀的吗？这都是债，都要讨还！

向谁讨呢？向那些当年受人愚弄的年青人讨吗？照我看，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关键在“本”。何以正本？有待中央，许多是是非非我们小老百姓是说不清楚的。

试论文革开始，到底征求了多少中央委员的意见？是否在全党有一个统一意志？中央文革的意图到底是什么？从66年到69年是否还有党的领导？打砸抢的风气是谁倡导和支持的？三忠于，红海洋等一系列封建残余寓意何在？所有这些皆“本”也。而这正是人们目前所回避的。

我们是反对四人帮的，有些老布尔什维克们也是反对四人帮的。但在新时期，这俩批人也会有分歧。原因是他们不准我们去触动那些一成不变的陈规，神圣不可侵犯的禁地。

建国二十七年了。广大农村缺衣少食，城市工人住房紧张，副食紧张。国民经济面临崩溃。所有这些，党是有责任的！为什么我们竞会给四人帮造成了可以使之为所欲为的环境呢？岂不怪哉？二十七年的痛苦尝试，尤其这十二年，大多数人看清了这一件事：我们搞的不太像社会主义。在这种情况下，要选择楷模，找榜样。美国不敢学，苏联更不行，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熄灭了。谁是马列主义呢？谁是社会主义呢？难道是南斯拉夫？难道是罗马尼亚？

我们在默默地打着自己的嘴巴。

假如我是个旁观者，可能会在这迷离混沌中摸出一点道道来。可惜的是，太难了。我不可能是旁观者。我每每都是卷在旋涡中的人。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都是盲从的，都是狂热的。大家造就了局势，又反过来被局势所奴役。

今天传达了两个文件。中央二十九号文件指责越南黎笋集团沦为修正主义。三十号文件申明南斯拉夫共产党是马列党，国家是社会主义的。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谁也不会去说明白，谁也不想讨个说法。

政治，永远不会像数学那样严密，那样有逻辑。

6月30日
团省委宣传部长老吕给我来电话，问我省团代会的发言写好没有。我说一字未写。他问为什么，我说在等你们的“口径”。你们光让我写，却不告诉我写什么，写到什么程度。老吕马上责怪了省教卫办一通，说教卫办工作不落实。然后给我定了两条：一不准提南京事件，二不准写坐牢。我一听，很痛快地告诉他，我不写了！

我知道，即使我写好了，也会被某些人大加杀伐。因为这些人很有些“党性”。他们以为我会在乎他们恩赐的那点儿荣誉，或者以为我是个泥捏的人。非也！泥巴之下尚有几根傲骨。

7月21日
省团代会于18日开幕，至今已四天。今天是大会发言。关于我的发言稿，曲折颇多。他们终于放弃了以前定下的框框。但定稿时，没征求我的意见就增删了许多地方。故今天发言时，我随机作了改动，大的改动有三处：一是不同意他们强加给我的话，诸如什么“忠于”之类。我说我决不忠于任何个人。二是关于省委对我们平反一事。没平反就是没平反，实事求是，决不虚构。三是最重要的，即对南京事件，北京天安门事件中人民革命斗争的评价，加了一大段，突出讲这个问题及其历史意义。

我的这种作法，固然要吓坏一些人，但得到的是更多同志的支持和自己良心上的安宁。章勇山(南大党委书记章德之子，南京事件的参与者，牢房的难友，现在美国，博士)在会后写了一首诗，其中两句是：“罪名付笑谈，桂冠视轻云”。颇有同感。人生在世，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摧，贫困不能屈。

9月6日
《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李春光的一篇文章，对天安门事件大加赞颂，称之为“惊天动地的伟大历史事件”。前两天罗瑞卿的夫人郝志萍在一篇文章中亦谈到天安门事件，并讲通过此看到了民心的向背。昨天，收到《中国青年报》的一封信，向我约稿。他们准备开辟一个专栏“打鬼英雄谈不怕鬼，不信邪”。

9月12日
今天，《中国青年报》的记者来照相，尴尬地照了几张。这位记者说，陈永贵最近有些错误，中央对他提出批评，主要是他横加批判万里同志在安徽的工作，指责万里在搞资本主义复辟。

上午，章书记把我和秦峰找去，又给我们看了最近省公安局的一份“释放决定书”，全文如下：

江苏省公安局释放决定书

南京大学数学系助教李西宁同志，在“四人帮”横行期间，出于对周总理的热爱，对“四人帮”的仇恨，刷写了反对“四人帮”的标语。于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一日被拘留。根据中共中央[1976]23号文件的规定，经过审查，标语是纯属反对“四人帮”的。属于错拘，决定释放，予以平反，恢复名誉，并销毁在侦审期间所有的材料，补发在关押期间扣发的工资。

江苏省公安局(章)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七日

看了这“释放书”，只有令人苦笑。都出来快两年了，竟然还有这姗姗来迟的“释放书”。好一个公安局，竟和我们这些昔日的囚徒讨价还价。与上一份“释放书”相比，他们增加了“属于错拘”四个字，却删掉了“对周总理无限热爱，对四人帮刻骨仇恨”中的“无限，刻骨”四个字。也罢，反正大权在他们手里，我们也无心再周旋了。

在宣传部，看了胡耀邦同志今年五月十九日与新华社同志的谈话，摘抄如下：

“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想到历史教训，包括古人的历史教训。列宁同反对派是如何争论的？斯大林初期同反对派是如何争论的？那时双方都可以当场质问。列宁时代搞得更好。

抗日战争时期，法国，意大利派代表到中国考察，认为毛主席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有世界意义。结果，我们后来走向了反面。赫鲁晓夫后来不杀人，比较聪明。卡岗诺维奇被打成反党集团后，打电话给赫鲁晓夫求情，说希望他不要做得太过份，意思就是不要杀人。赫在电话上反过来骂他，我们才不搞你们那一套哩。

全党在群众中的威信降低了。惨痛的经验是什么？就是把思想问题当成政治问题。

我们还要从封建时代引为借鉴。秦始皇的专制带来了汉初的生动活泼，隋炀帝的专制带来了唐代的贞观之治…。

一个政党没有民主，这个政党就开始灭亡。不搞民主，就没有真理。。。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政治要为四个现代化服务。这里我冒叫一声，全国人民要求富强，你要离开富强而搞阶级斗争，人家不痛恨你？你再搞七年看看，谁敢阻挡潮流？总要碰得头破血流的…

我们许多人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按中央的文件规定出发。四人帮横行时，许多人摸中央有什么精神。应该先向下，后向上，下是基础，上是参考下的。如果不合，应该建议中央改过来。这是先驱者应有的勇气，不能把上下颠倒了…”

9月16日
我的请调报告党委批复了。同意我回计算机系去从事业务工作。有些人不理解我。有人说是“激流勇退”，有人说是“功成身退”。总之一个“退”字是说对了。我有我的想法，只是两个字：学习！过早地搞行政工作，忙忙碌碌，将一事无成。要扎扎实实地搞点学问，这才是正理。

9月27日
学校今天莫名其妙地突然召开“平反大会”。章书记上午从省里开会回来，便决定下午开会。我还在系里听课，新任团委书记找到我，向我传达了领导决定，并问我是否愿意大会发言。我当然拒绝发言。但一上午宣传部的同志都劝我最好说几句。

下午开会前，到了宣传部，副部长老韩(韩星臣，现南大党委书记)正与两个记者谈话。他们是来自《新华日报》的记者，专门来采访我的。但没讲几句话，开会的时间就到了。来到会场，章书记要我坐主席台，我拒绝了。才在台下找到一个位子，就听到后面一排地质系总支书记华文明大声问到：“为什么匆忙开这样的平反大会？被平反的人只有一人在校。这样重要的会议不让当事人参加行吗？”这时校政治部主任陆夕书上前解释到：“实话告诉你，新华社要发李西宁的稿子，不平反还行吗？要抓紧时间。”

我一听，恍然大悟，我又要当一次“木偶”，而且是不太光彩的“木偶”。怪不得《新华日报》两个记者到了宣传部，要宣传部连夜突击一篇关于我的报导，原来是抢主动权，《人民日报》的稿子不给他们用，他们必须自己组稿，而且要抢在新华社之前发出。而我呢？别人不要指着我的脊背骂吗？好个李西宁，为了发稿，竟在这个会上故作姿态。

我心中烦躁，坐立不安。

章书记讲话了。他讲了为什么要开今天这样的会。他把问题摆在桌面上，打开窗户说亮话。并讲了我们三人(秦峰，康育义和我)在平反问题处理上的起伏与周折。章书记坦率的讲话，使大家心中的迷团得到了解释。轮到我发言了。我说，在粉碎四人帮两年之际为我们三人平反，本来应该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但这来得太突然，有点儿莫明其妙。听了章书记刚才的解释，才有点明白。原来这是省里领导的“战略部署，特殊安排”…这时台下哈哈大笑。

10月14日
在火车上颠簸了一天一夜，下午到了北京。江苏省参加中国共青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团有一百一十人，都住在新落成的“向阳招待所”。

才到住房，就遇到两位来访者，是“人民文学”的编辑，一名王蒙，一名高远。这二人口才很好。其来意是通过采访，写一篇报告文学。

《人民日报》刊登了周昭先，张行端二人为我写的专题报道，题目为：《扑不灭的火焰》。当真火焰不灭吗？就目前而论，经过这出狱两年来的风风雨雨，已经暗淡许多了。

这次团代会能否开得满足全国青年的心愿呢？能否真正调动全国青年的积极性为“四化”冲锋陷阵呢？能否使我们这一代朝着既有进取精神又有民主作风的方向迈进呢？这是我所希望的。

10月16日
昨天，在动人心弦的军乐声中，华主席，邓副主席，叶副主席等领袖登上主席台。台上下顿时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长达七分钟之久。我坐在主席台上，思想似乎凝固了，只是一直在鼓掌。

大会由王照华同志致开幕词，接着，李先念副主席代表中央致词。然后，工会，妇联，总政，科协等分别致词。最后，由一群红领巾致词，这是最高潮的时刻。这些天真可爱的小天使们，把爱和希望送给人们，看得出，许多人都是热泪盈眶。

今天上午，由王照华同志主持了一个座谈会，出席者皆是与四人帮作斗争的同志，有贺延光，韩爱民，赵大中等人。我在会上发了言，谈了三点看法。一是实践检验真理，民主作风，破除迷信的问题，二是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三是五敢精神。同时也提到我们在平反工作中遇到的阻力和疑问。王照华同志要我写一份书面材料。

10月18日
昨天，韩英作工作报告，胡启立作修改团章的报告。报告一扫“帮八股”的陋习，令人欣喜。但仍未敢给天安门事件平反。

10月20日
昨天下午，大会主席团开会，通过选举法草案和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北京的王军涛首先发言，建议韩志雄同志为中委候选人。相继，贺延光，我，韩爱民等人发言支持这一建议。韩英说，此案将提交全体代表讨论，然后主席团再通过。另外，清华大学的周为民提出对北京团市委副书记耿世忠的质疑，说他在四人帮横行时不太光彩，要求解释。但主席团的头脑们回避了这个问题。

今天，电影学院和中央广播台的同志找到我。电影学院的同志名叫黄式宪。他们准备写一部故事片。黄的思想与我很和拍。他讲，据中央组织部提供，天安门事件中共抓人369人，其中四名老干部。77年因反吴德(北京市委书记)和拥护邓小平出山又抓了16人，统共北京公安局抓了385人。他讲，团十大工作报告送审稿上有一句：“天安门广场事件是中国青年革命斗争史的光辉一页”，被五号首长(汪东兴)划去了。联想起中央联络部的朋友小杨告诉我的，原提名表扬的有庄辛辛，也是被五号一笔擦掉，说“这个人过头了。”中央电台的同志想组织一批稿件，在青年节目中广播。要我谈两个问题：一个是民主作风，一个是社会主义教育。

10月24日
21日，党中央领导接见全体会议代表，与大家合影。我有幸坐在第一排，清楚地看到这几位所崇敬的老一辈革命家，心情无比激动。

今天，大会发言，我亦作了演讲。在昨天下午的主席团会议上，由于我们一帮人的争取，使得中委候选人名单中增加了三位反四人帮的同志：韩志雄，李洪刚和刘秀英。

10月29日
大会是26日闭幕。26日上午进行了选举，有效票1978张，我以1975票当选为第十届团中央委员。下午闭幕式，李先念出席。

27日上午，到北大看望老书记周林。他正在开常委会，听到我来了，就出来接见，谈了十几分钟的话。这位老人仍旧很风趣。他讲北大工作难搞，干部队伍四分五裂。有次疲劳过度，心脏病发了，住院二十多天。我劝他多保重身体。来北京之前，就听说北大是“一塌糊涂两锅粥”，说得是北大有“一塔湖图”，加上两个姓“周”的领导：周林和周培源。俩人合作的不太融洽，怪不得老书记连连叫苦。

昨天上午，共青团的老书记胡耀邦作报告，生动，活泼，精彩。昨晚，应胡力力之邀到他家，正好胡耀邦亦在家。和老人谈了半个多小时的话。他讲思想解放还很难，看来还要两年时间。四人帮十年来的流毒不是一下子就能肃清。我谈到目前是两头热，中间冷。他说，是啊，十几年来，把人们都搞得圆滑了。但是又不能全部采取组织措施，不能一概撤换，要引导，教育。

我还谈到匡亚明校长的一些作法和想法。他说：“我听说匡亚明还住在原来的破房子里，很感动。这一点就说明了是一个好干部。你回去后，要向人民日报投一篇稿，赞扬一下吗。”由于晚上还要出席联欢会，虽意尤未足，也只好告辞了。力力送我出来，讲了许多关于五号(汪东兴)的问题。看来大家对此人都有看法。吴德(原北京市委书记)下台了，他也该快了吧。

11月7日
从北京归来已一周了。团代会结束后，我分别在北京团市委，外交部，科学院，宣武区，《诗刊》社作了五场报告。但在报告前，我们代表团的团长徐希珍(团省委书记)却找我谈了一番很别致的话：“你不要为天安门事件，南京事件评价太高，要按中央的口径。你是南京事件的带头人，如果你硬要说这是一场伟大的运动，别人会说你骄傲。”看看，多么有水平的劝告啊。

但我偏偏是个固执而“骄傲”的人。我在每次报告会上都为天安门事件大声疾呼，高度赞扬。事件，是人民的功劳。若没有人民，我们只是区区小丑。而正是人民，才形成了这场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运动，这难道不应该加以颂扬吗？

然而，斗争是尖锐复杂的。四人帮虽然粉碎了，但他们的幽灵还在中国游荡，他们的黑幕尚未完全揭开。不少人还被“圣经”和迷信禁锢着头脑，不敢越过雷池半步。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绝非理论界的小吵小闹。它有着极其深刻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斗争的变革性意义。要检验么，就什么都要拿来检验一下，包括这个“文化大革命”。最近，我与戈林(南大哲学系主任)和胡福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作者)等老先生讨教时，大家总结出十个需要检验的问题：

一月风暴，二月逆流，三家村，四条汉子，五一六通知，六一六指示，七二一指示，八一八接见，九大，十大。

在讨论中，我还谈了自己的看法。要检验文化大革命，需要从头检验起。这个革命是阴谋还是阳谋？它开始的含义是什么？目的是什么？为什么不在中央政治局讨论，而是与几个乌合之众缩在苏州的小黑房里捣鬼？为什么七八年后中央和地方还对文革不理解？原因只有一个，是独裁而非民主。如今讨论“实践”的深远意义也就在于此：没有标准，何从检验？更谈不到“正确评价”了。

好一个“革命”。不惜停工，停产，停课，不惜数千亿人民币，不惜工厂不冒烟，田野长青草，不惜科技战线一片荒芜，不惜文教领域青黄不接，不惜国民经济走向崩溃，干什么？权！我要权！

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历史事件的逐渐暴露，人们的眼睛亮了，人们心中的疑团增多了，不敢想的问题敢想了，不敢说的话敢说了，不敢怀疑的人敢怀疑了。正像一个北京朋友对我讲得那样：“这些年来，我经过痛苦地思索，终于像牛氓一样，一榔头把我心目中的上帝打碎了。我什么苦都能吃，但我最怕的是别人欺骗我。”

中国人民是不会永远沉默的。中国人民正在苏醒。邓小平在东北视察时曾对一些干部讲：“美国人说不相信中国人到底能忍耐多久，我劝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目前的情况很微妙。在北京时，有几位老干部找我谈话。一位外交部政治部的老太太对我说：“我们这一辈人活不了多久了。把什么样的遗产交给你们，我不敢保险。目前‘凡是派’和‘检验派’的斗争就很激烈。”我能体会得出，他们仍希望我们一伙人再接再励，助邓小平一臂之力。其实，不用他们暗示，我们也会这样干的。

前天收到周小忠(同学，目前在美国，博士)的信，他寄来一份张耀池(中央办公厅主任)在来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节录如下：

“有人吵，天安门事件要翻案。天安门事件有坏人，不然为什么要烧汽车，冲大会堂？四人帮迫害群众悼念总理，但也有坏人趁机捣乱。华主席讲过，中央有规定，这件事不要再提了。但有人还要写文章，给天安门事件翻案，要立碑，说是革命行动，什么话？！

现在有人写文章，有问题，很严重。有些文章是指向毛主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有人不同意发表，有人不同意这时候发表。但有人说好得很，有人是用毛主席的话批毛主席，有的不仅是针对毛主席，也是针对华主席。有的逼省委常委标态。黑龙江的杨易辰说要‘五不怕’，不对么。这股风很大，要顶住是不容易的。我对张平化说，你是宣传部长，你要掌握方向”

这个讲话来势汹汹。可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区区一个他是不敢这么胡言乱语的，看来有人支持他。

然而，今天的人民绝非昔日可比，北京的民主气氛极强，我寄希望于人民。胡福民对我说：“民主是斗争得来的，而不是靠什么人恩赐的。”中国封建专制二千年，在今天的世界上还能延续下去吗？如果有什么人敢冒天下之大不违，阻碍中国人民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进程，那么请等着，必将出现第二次，第三次天安门事件！

由于当上了团中央委员，回系的问题又变的阻力重重。党委似乎要重新讨论。

11月16日
今天报纸，头版头条，《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

这条消息虽然很短，这个决定虽然只是北京市委作出的，但在全国势必引起轩然大波，这是亿万中国人民的心愿。

我原以为，这段历史恐怕要由后代来评说了。但是，我们这一代是不甘心的。这样一个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这样一个震惊中外的历史创举，能默默无闻地自泯自灭吗？不，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一定会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似是而非但问题在逐步澄清。但要真正公平地作出判断，绝非易事。因为历史毕竟是为当前的政治服务的，它还是会生硬地掩饰一些巨大的漏洞。只有当历史学家们抛开政治的绊纤，站在政治的旋涡之外，才能从这迷离恍惚的历史现象中理出一条线索。

11月25日
继北京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之后，江苏省委亦紧步后尘，为南京事件平反。学校为我们三人开了表彰大会，授予“与四人帮斗争的英勇战士”，南京邮电学院也开会，授予章勇山，张夏阳等三人“模范共产党员”的称号。

紧接着，接到团中央的通知，到北京参加报告团。22日乘三叉戢到了北京。头一次坐飞机，简直活受罪。

这次活动由团中央主持，全名为“天安门事件报告团”，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为团长，我为华北分团团长。昨天，上午在中央直属机关作报告。下午，在首都体育馆开一万八千人大会，团中央领导都出席。这个大会不光是天安门事件的当事者们作报告，有几个是各行各业的劳动模范。

有趣的是，在我作报告之前，大概人们有些厌倦那些模范们类似说教的演讲，台下乱哄哄的，不少人离席走来走去。我上讲台后，一不用稿子，二不讲套话，只是像讲故事一样给大家叙述南京事件的来龙去脉。不一会儿，台下安静了，人们都坐下了，我可以感觉到控制着听众的情绪。由于我是最后一个报告人，讲完之后，数百人围在主席台下，要我签名。我觉得现在把我们吹捧的太过份了。

柯岩同志在散会后抓住我，一定要看我的日记。当年她和贺敬之曾读过雷峰日记，并合作长篇诗《雷峰之歌》。在开团代会期间，她曾找过我，一为《诗刊》编辑部筹稿，二要我将自己的日记给她看，说有助于创作。我当时含糊地答应了。但后来一想，我这日记里太多离经叛道的东西，还是不暴露为妙。她责备我失信。她又告诉我，张志民(著名诗人)以我为题材的诗已经写好，准备搞一次朗诵会，要我一定参加。

《人民文学》的高远同志把王蒙写的报告文学给我看了。写得很精彩。

这几天都安排的很紧。今天下午，要到石油化工总厂去讲，然后，回到市里参加话剧“于无声处”的座谈会，晚上参加“中国建设”组织的与外国专家座谈。

11月26日
气温下降了。外面刮着呼呼的北风。

北京的政治气候也有些反常。西单“民主墙”出现了大批的大小字报。纪念堂周围也有大字报，主要是对毛主席的评价问题，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对中央现领导的看法，以及对一些大冤案的看法。109厂以“公民团”的名义贴出起诉书，对马小六(镇压天安门事件的打手)起诉，要求成立“天安门事件调查团”，由林乎加，胡耀邦，赵紫阳，胡乔木，童怀周等人参加，要揪出这一大冤案的组织者，策划者，指挥者。

天安门事件二百余名受难者，原定于今日下午二时在天安门游行，递交请愿书，起诉书。胡启立等人连夜作工作，使之解散。后来听说，二百余人还是到了天安门，挟带着大字报，但只在纪念碑前合了影，就没再采取任何行动，看来胡启立等人的劝慰是有效的。

昨晚，与外国专家座谈。有位专家说她收到的《人民日报》中夹有传单，提出打倒毛的口号。

情况非常复杂。

今天上午，到北京工学院作报告。临行之前，我对贺延光同志说，估计中央可能鉴于形势，取消报告团。果不出所料，我走之后没多久，他们就召开紧急会议，解散报告团。原因没细讲，只说这是中央主席和几位副主席的意思。此外，25日一万八千人大会新华社发了稿，但全国各报无一刊登，看来很有点儿名堂。

面对这种形势，需要小心谨慎，认真对待。多走一步，真理也会变成谬误。

对主席的评价，我有自己的看法。他是个人，不是天上的神仙。他不可能一贯正确，也会有错误。尤其是他的晚年，作了许多没道理的事。但是，他毕竟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否定了他，就几乎否定了中国革命。老一辈们是不会答应的。对他的评价，是个复杂的问题，是个有条件，有时间，有场合的问题。现在，党和人民的思想都还不成熟，许多重大理论问题的讨论还没有到水落石出的地步，许多原则是非尚有争论，整个国家还没有恢复元气。在这个时候，任何大否定或大肯定都会带来混乱。而这种混乱，正是敌人所高兴的，正是那些“凡是派”所希冀的。

我们在斗争中要总结教训。我们的国家犹如一个病人，气血两亏，需要边调养，边治疗，来不得大手术，经不起大动乱。若老病复发，恐难以救药了。

但是否因此而退缩呢？是否因此而禁锢人民的思想，重新设立禁区呢？我想绝无此理。让人民说话没有坏处。人民自有衡量真理的尺度。作为领导者，应善于引导。在大家说话的时候，在大家思想活跃的时候，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到四个现代化上来，引到大建设上来，这样对“治病”有好处。

今晚，《诗刊》社举行诗歌朗诵会，在首都工人体育馆，有好几万人参加。几位著名诗人分别为天安门事件的参与者写了诗，并由著名的演员来朗诵。而且在朗诵前，当事人还要到场中央亮相，有我，韩志雄，窦守方。

当我被介绍给观众时，我说：“我不是英雄。我今天就像当年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一样不承认这个称号。真正的英雄是人民。报纸上说我们觉悟高，学马列学得好，我也不承认这一点，大家也不要相信，我们的报纸就会瞎吹。中国自古以来多少次农民起义，哪个学过马列呢？官逼民反，不得不反。我们也是如此。四人帮反对周总理，而周总理是我们心中的旗帜，是中国的希望，是人民的希望，代表着中国的未来。四人帮反对周总理，我们就要反对他们，此时不反，更待何时？至于我个人，只不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普通公民，在一九七六年履行了一个公民的义务而已。”

我从台上下来，许多人跟我握手。田华(演员，白毛女的扮演者)流着眼泪握着我的手说：“你讲了我们不敢讲的话，讲得太好了。”

今晚出席晚会的均是文坛名宿，周杨，曹禺，刘白羽，臧克家，艾青，马识途，白桦，还有田华，李默然，于兰，孙道临等著名演员。

11月28日
匡校长也到了北京。今天他的秘书章荣春打电话来讲，昨晚七时，西单聚集有一两万人，把一个美国人和一个加拿大人抬起来(《纽约时报》，《每日新闻》)，他们用中文讲述中午12时邓小平接见他们时的谈话要点：一、西单民主墙好。让人民民主自由好，但有些观点我不同意。二、有人说，对毛主席三七开，毛主席比三七开好。三、彭得怀同志要平反，对他要四六开，同我一样，四六开。四、对刘少奇，没表态。

11月29日
今天，胡启立召集我们，传达三个中央文件。其中最重要的是邓小平的讲话，节录如下。

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访华情况简报(外记124号)

十一月二十七日，邓小平副总理会见了美国专栏作家诺瓦克，回答了诺提出的一些问题，谈话中有关国内问题的内容如下：

一、对毛主席的评价问题

诺问及最近北京有些大字报涉及对毛主席的评价的问题时，邓副总理说，毛主席历来讲，任何一个人都不是没有缺点的。但中国人民都知道，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这是肯定的。这个历史是怎么也抹杀不了的。所以我们说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导，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发展。毛主席从来提倡把马列主义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不是照搬马列的某句话。毛主席历来反对本本主义，我们对毛泽东思想也是一样。你们大概注意到了我们提倡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因为有些问题由于客观条件不具备，毛主席在世时不可能提出来。按照马列主义的原理，我们不能要求任何伟大的人，伟大的领袖每句话在任何时候都是适用的。群众对毛主席有这样那样的议论。这些议论并不好。如果让我来评论，毛主席对中国的贡献之大很难用什么言词来形容。概括讲，就是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但实事求是地说，不能说毛主席没有任何一点缺点，或者某些个别的错误。但这个东西比起他的伟大功绩来说是微不足道的。有人说三七开，我就不赞成。毛主席的伟大功绩拿七来概括不行。现在国外有人议论“非毛化”。你可以在你的文章里写上，中国领导人永远不会干赫鲁晓夫干过的事。

二、关于对彭得怀重新评价的问题

当记者问及有人说要对彭得怀等人平反并进行重新评价时，邓副总理说：彭得怀同志还是共产党员。他虽然一九七四年死了，并没有开除党籍。我了解他，他有错误，但功绩还是比错误大得多。我本人想法，彭得怀与我差不多，四六开吧。抗美援朝时他是志愿军总司令，打了几十年仗嘛。错误也确实有，有些事要澄清一下，不一定公开在报上，只是内部澄清一下。清理包括这些事，包括彭得怀的事。人民有意见，就要清理一下。有的人问题比较复杂，那就以后再清理。现在遵循的是毛主席的原则，叫实事求是。我们人民日报有篇社论，题目是“有错必纠”，主要是针对天安门事件的，凡是错误的都要纠正。有些人一提到纠正就怕，好象一提纠正就是针对毛主席的，这个看法就错了。

三、驳所谓“权力之争”

当记者谈到东京的报纸上有人说中国有“权力之争”是“华、邓之间的权力之争”时，邓副总理说，这是毫无根据的。华国峰同志任党中央主席，全党、包括我自己在内，非常高兴。可以告诉你一个背景材料。在确定中央领导成员时，有人要我当总理。我就首先表示反对。到不是说我不可以当，当总理是累死人的工作。那时我已七十三岁，现在七十四岁多了，搞不了啦。还是年轻一点的搞比较好，如华主席就比较适当。关于天安门事件，搞四个现代化，我们意见完全一致。当然每个人的思想不能完全一样，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有不同，说话的程度有深有浅，有多有少，不能要求细节完全一样，这不可能。要求是在大的方面，大政策，大目标一致。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可以说，不仅是华主席和我，整个中央，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世界上有些人在猜测，比如说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论问题讨论有猜测，有议论。有议论有争论是好事。千篇一律倒是僵化的表现。你们报纸有多少不同的议论！我们过去太单调了，有点争论就认为是权力之争。是过去简单化形成的一种印象。

四、关于大字报和安定团结的问题

当记者谈到出现一些大字报，批判了一些人，是否是一个信号说明政治局正在开会或不久将来要开会，把他们开除政治局时，邓副总理说：不会的。对一个人的评价不能只看一段时间的表现。我们现在开的会，主要是讨论任何实现四个现代化问题。但我们确实想把过去有些冤案、错案和群众不满意的东西清理一下。对有些犯了错误的同志可以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群众不可能完全了解一个人或一件事的具体细节。我们也不能要求他们了解所有的事情。这也是一个实事求是的问题。有些问题我们要清理一下。比如说，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而不是反革命事件，这也是我们党中央意见，也是全国人民的意见。这些问题清理一下就过去了。目的是引导全国人民向前看，搞四个现代化。对有些问题有些群众还会有意见，还会写大字报，这只能给群众说清楚。中国人民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有能力鉴别是非，关心国家大事，了不起。你看现在贴大字报这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没有什么坏处。现在贴大字报、讲演，这种现象，我就高兴。我们中央的人就高兴。生动活泼怕什么？什么意见都完全正确也不一定，还要善于引导。可以说，全国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一心一意地希望安定团结，建设好我们的国家，人民生活逐渐提高。

11月30日
报告团的同志基本离京。今天听说，中央开会讨论了一些人的问题，彭真，薄一波，杨尚昆的问题基本解决，据讲已分配工作。另外，赵紫阳，万里，胡耀邦，林乎加四人可能要进政治局。我想，这种默默的变更不要比明火持杖的大喊大叫好得多吗？策略得多吗？只要这些人进了中央枢钮，要想干什么还不是水到渠成。原来是等价的事情，聪明人就会作得滴水不漏。

晚上，到匡校长的住处，跟他谈了二个多小时的话，章荣春也在座。匡校长对我回系搞业务有了新看法。他说，原来不太了解我，单方面听了我的申诉就同意我回系，结果在党委会上挨了批评。他说搞政治工作也很需要人，而且我很适合团委的工作。我说我实在不愿意放弃学习，而且校长应该是“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我连组织关系都已经转回系了。校长看我已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便笑道：“你得给我三十五岁当上讲师，四十副教授，四十五正教授，否则还给我滚回来当干部”。校长要我早点回南大，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一位哲学教授想见我。

12月19日
这几日，有一个小家伙经常来团委找我，要么他扑空，要么我太忙而推却。昨天，正与浙江代表团会谈，他就守在门外，一直到晚十点多钟，到底把我给堵在团委了。与他谈(到不如是说听他谈)了近一个半小时的话，结论是，此人看过一些书，搬来(套购)了许多思想，买弄过不止一次。他很想有作为，但又不知道如何才叫有作为，更不知在中国这个特定的环境里怎么样才能成功。他胆子很大，能抨击的他都敢于试探，可以讲闯入了禁区的深处。他也敢于思索，遗憾的是根底太浅。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不是靠骂人过日子的，一个数学考试仅仅得五分(百分制)的他，竟然奢谈起宇宙的起源与无限，居然用数学表达式来验证他自己发明的“1．5元论”，荒谬之极，可笑之极。他说他要向马克思挑战，要检验马、恩、列、斯、毛等设计的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蓝图是否正确。他还要成立个什么党，用文天祥的《过零丁洋》作他的党歌。看来，他此番来访是有所图的。我问他，你想用《过零丁洋》为党歌，请问，“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中，“汗青”二字作何解，典故何来？他一下子楞住了，红着脸，支唔半天不得要领。他说，要是成立“党”不成熟，先成立一个什么“会社”也行。好家伙，把我也当成和他一样的角色了。我对他的大胆和勇气是佩服的，对他在某些方面的洞察力(不管是偷来的还是他自己的)也颇为欣赏，但对他这个人，却不得不嗤之以鼻。他不是神经有毛病就是太不知天高地厚。

最近看了一些《七十年代》，里面讨论了许多问题。感兴趣的是：

一、对党的最高领导及各地方高级领导要规定任期。

二、反对封建主义。

三、允许党内存在反对派。有人主张把共产党一分为三，因为三角比两极稳定。分别代表工人，农民，及其它阶层。三党互相监督，互相制约。当敌国入侵时，可并为一。平时，可由一个协调机构“中共中央联委”主持各党的联络、仲裁、监督等工作。军委由联委负责。军人就役期间，不得参与任一党的活动，以保持军队的中立性和对政府的忠实性。该文作者打了一个比喻，中国好比一条船，只有一个发动机，一旦坏了则无法前进。若有三个发动机，则可增加到达目的地的可靠性，效率和信心。

12月27日
前两天，正式发布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这是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解决了许多重大问题，对中国今后的进程将带来巨大的影响。

据讲，华国峰同志提出不要搞个人崇拜时说：“我们不要送走了一个神又请进一个新的神。”

又听说中央内部进行组织调整。胡耀邦任中央办公厅秘书长兼中宣部长，组织部长由宋任穷接任，姚依林任中央办公厅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张平化调党校学习，而“凡是派”的马前卒张耀池被免去职务。中央召开追悼会，为彭得怀、陶铸正式昭雪。

昨天，刘顺元同志(江苏省省委副书记，曾因彭得怀问题被打成右倾分子)请我到他家，同去的还有戈林同志(南大哲学系主任)。刘顺元过了元旦就要到北京上任，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

到他家时，他正在下围棋。刘老是中共里不可多得的人才，参加革命时是燕京大学英语系的高材生。非常健谈，思想极为解放。

他说：“这十几年，我们党基本被打败了。每一个党员的权利、义务都不起作用了。只寄希望于北京的那一点力量。粉碎四人帮，所依靠的是什么手段呢？宫廷式的，只好抓人了”

对毛泽东的看法，他并不想多讲。但当戈林说，毛的思想只适用于民主革命阶段，而社会主义时期他没作多少贡献时，刘老说：“我同意你的看法，依我看，毛泽东充其量只是个农民英雄，他不懂马列主义。”

我谈到关于民主选举的问题，讲现行的选举方法不科学时，刘老讲：“现在的选举多半是假的，无法让人们来选择领导人。中国无产阶级的地位很低。外国资产阶级吃肉，还给工人喝汤。而我们号称无产阶级政党，却连汤都不给工人喝。”

总而言之，刘老的思想是非常活跃、非常解放的。要有一帮这样有水平、有作为、有理论、而且有权力老革命家在中央，中国就有救了。

我之所以谈选举的问题，是对目前的选举程序有完全不相容的想法。显然，当今世界上的政权都是“树”形结构，但却有不同的选举方式和负责方式。我认为，选举的影射应该自下而上，每个选区选举出自己的代言人。而负责却是自上而下，如果领导人不对自己选区的人们负责，就会被罢免，至少他任期一到，便无法连任。

而我们目前的选举方式和负责方式却正好相反。选举是自上而下，领导们秘密制定名单，全凭自己好恶。选举只是形式，选民们不知道名单上是何人，有何政治观点，工作能力强不强，为政是否清廉。反之，负责方式是从下向上。基层向上级负责，全党向中央负责。于是，每一个领导人，不代表人民的利益，只代表上级的“长官意志”，他只受制于他的长官，而不是受制于他的选民。这样，怎么能不弊病百出呢？老百姓只得寄希望于好领导，寄希望于青天大老爷，寄希望于“明君圣主”。因为他们除此之外，毫无别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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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九年
1月2日
新的一年来临了。昨天，到刘登高家，秦峰、张勇山、徐同新(南京事件的参与者们)都在。主要商量徐水良的问题(当时，徐水良由于反对四人帮尚关在牢房)。看来秦峰很着急，跃跃欲试。但是，无论搞一个什么样的动作，光凭冲动就行了吗？我们除了满腔热血之外就不需要一副冷静的头脑吗？

我谈了自己的意见。如若徐水良是我们的同志，那么我们有义务，有责任帮助他获得自由。但我们其中无论那一个人都不了解他，甚至不认识他。在此种情况下，首要的工作是调查，是搞材料。我认为主要的材料有两种：一是他的思想基础，这要有原始材料，如他的文章，大字报；二是他的被捕经过，这要有旁证材料。当我们有了调查之后，才能有发言权，才能作出正确判断。

据讲，浙江一些人很关心徐水良，有几个人曾是‘红暴’的头头。徐本人也曾是‘红暴’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这使我心中起了一个很大的疑问。在反对四人帮的行列中，有各种各样的人：有的是保乌纱帽，因为四人帮触及了他们的既得利益；有的是派性斗争，因为四人帮曾压抑过他们，使之未能掌上权；而更多的是看不惯，忍不住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我们在考查每一个人时，就要从他的实践中挖掘。另外，徐水良是作为刑事犯被拘留的，大家都讲这是安排的一个陷阱，就连公安局的人都认为很不光彩。但我们需要旁证，要有证人。

我对大家讲，我们要有充分的证据-充分到什么程度呢，要充分到我们能出庭为徐进行辩护，否则不能随意行事。

我想，如果徐水良是无辜的，我们一定要采取行动。否则，作为一个公民，我会感到良心不安。一旦采取了这种步骤，就绝非只为徐水良。它的意义有二：一是使南京人民看到自己的力量；二是使每一个斗争的，正义的人感到，他绝不是孤立无援的。多少年的政治动荡，把中国人变得非常冷谟，谁也不敢关心谁。尤其是素不相识的话，简直不敢讲半句真话。我们要把这种不正常的人际关系颠倒过来。

1月10日
春节前，每人可拿到10元奖金。与其说是奖金，倒不如说是“涨价津贴”。中国仍在走着一条坎坷的路。不过不少人已认出方向了，这便是改革。我们这样的官僚体制，不改革能行吗？别的不说，就只算算工会，团委，妇联这一条线，怕有几百万的食利者呢。他们有几人在创造产品？难道这些人就非脱产不可吗？名目繁多的党政机构，占有了多少劳动力？要改革是有阻力的。这阻力不是来自百姓，恐怕要来自于那些饱食终日，无所事事或无事瞎忙的大小干部们。因为一旦精简了他们，就断了他们的生路了。

2月2日
春节期间，薄一波、杨尚昆、陆定一、彭真、王光美出来和大家见面。报纸上说他们受了十年的迫害。中央还发出通知，为大多数“四类分子”摘帽子，以后的成份是“社员”。在欢送邓小平赴美国访问时，外国记者问李先念，刘少奇的平反问题如何解决，李笑容满面地说：“以后再说”。

在我们这帮人的催促下，徐水良获得释放。平反决定书已于春节前发出。徐与我在学校里见了一面。我对他说：我们与你素不相识。把你救出来，是为了维护宪法，保卫民主，声张正义。

2月9日
最近，刘顺元同志(中央纪委副书记)回到南京，我们去看望他。他说，中纪委准备拿几个重大事件开刀。并声称，如果光打苍蝇而不敢打老虎，中央纪委就无存在之必要。其中第一件大事就是中南海工程。这一工程规模宏伟，耗资巨大，西单民主墙早有揭露。除此之外，某些中央领导滥用职权，有一人就占用房屋8000平方。汪东兴为自己的女儿造房，每平方造价高达1200元。如此腐败，党风非整不可。

我向刘老询问中央纪委的权限，当发现中共中央主席不称职时是否有权弹劾，或向中央全委会建议弹劾。刘老没有答复，将话题转到别处。

实际上，这个问题至关重要。中国这几十年来之所以乱成一团，其结症在于亿万人民受制于一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没有监督，没有制约。按照对立统一规律，有制约才会有平衡，而且三角制约比两极制约更使平衡稳定。中国仍在探索。有不少人为现在喝彩，为将来担忧。现时的中国，民主可谓不少。抨击哪个领导人都可以。但这种现状会永远持续下去吗？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传统会如此轻易地放弃阵地吗？看来不太可能？也许，某些过去为了自己的地位和冠冕而反对“四人帮”的人们今天又会携起手来组成新的“统一战线”，来对抗人民民主的洪流。

2月14日
昨天，两个法国留学生找到我，一位叫玛丽安，另一位叫帕斯卡尔。玛丽安与辽宁大学中文系的一位24岁的青年谈了恋爱。而中方却将此人毕业后分配在县城，县城对外宾不开放。小伙子想调离县城与玛丽安结婚，又无门路可走。玛丽安问我有何办法？难为她们如此相信我。我向她建议，写报告到教育部，写信到《光明日报》，把事情捅得越高越好。和她们吹了二个小时。她们的思想很开放，但在中国很苦闷，找不到几个朋友。学校对她们照顾太多，多到限制的程度。她们很想了解中国，但深入不下去。

2月16日
中越冲突日益加剧。可靠消息，中国准备正式开战了。明晚可能会传达到全体党员。中越一旦开战，民族矛盾将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诸矛盾将暂时受到压抑或趋于缓和。但这场战争会引起什么后果呢？

3月1日
北京电影学院的黄式宪找到我，聊了半天。他讲，曾到上海采访过张小勇，是东海舰队司令陶勇的儿子。张小勇兄妹几人合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怀念与思考》，含义颇深。陶勇临死前，曾有要儿子一同赴难的想法。他想学岳飞，一生精忠报国，不能让儿子作乱。

哀哉！中国历史上有太多这样的“光辉典范”。看一杂文《读曹操遗诏有感》，令人回味。我国封建社会长达几千年，法制观念一向缺乏。郑子产即使把法令铸在鼎上，又有屁用？谁拥有权力，谁都可以立法，乱法，枉法，谁都可以凭个人意气爱憎办事，为所欲为。“王赫斯怒”，一怒而要天下，不是被用颂扬的语气写进典籍么？历史上不知有多少官儿，小民，平白无辜地在圣君权相一怒之下掉了脑袋。然而，“圣上英明，臣罪当诛”，赐死前还要“谢主隆恩”，山呼万岁的。

多么绝妙的讽刺呵。看看最近出的一篇篇怀念性的文章，陶铸、陶勇、邓拓，等等。这些人是官场上的头面人物，被人要掉脑袋之后不都“山呼万岁”吗？那么文革中冤死的无数小民呢？他们当然上不了报纸，在历史上也不会留下一点痕迹，但他们临死前是如何呢？不也大都“山呼万岁”吗？即便不是真心的，也得说几句“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免得给活着的亲人带来灾祸。

三中全会开得不错。的确解决了许多问题。我自己也曾这样认为，偷梁换柱比明火执杖要聪明一些。但是，最近又产生了一些新的想法，是在看过关于“二月逆流”的报道之后油然而起的。

二月逆流，在我头脑里印象是极深的。1968年，我曾在日记里详细记载了学校传达的中央文件。毛曾在那时对陈毅说：“你们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反对你们。”“如果照你们的话办，你当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谭震林当副组长，再把王明，张国涛找回来。我和林彪就要南下，伯达，江青要枪毙，康生要流放。那样的话，整个中国就要资本主义复辟了。”多么鲜明的立场，多么明确的是非。然而，我们今天的作者们却于事实之不顾，把这笔帐全加在林彪，四人帮头上。固然，四人帮罪恶当诛，可这些烂帐全归于他们，怕也太无道理。没有撑腰的，他们敢那样干吗？

这段历史是要有人负责的。总是羞羞答答，总是要加上一块五光十色的遮羞布，这于历史有什么好处呢？明眼人一看就清楚，知道在变什么戏法。但拿历史事实变戏法也未免太荒唐了吧。

有些善心的老人总想为党的形象留条后路，有些忠心耿耿的老人总想掩饰“圣君”的过错。要使老百姓知道，坏事是奸臣干的，是奸臣欺主，主上还是英明的。可笑！主若不庸，奸臣焉能欺主？就连毛本人，不也一而再，再而三地要人们“警惕修正主义”吗？要人们“不要上当受骗”吗？历史却偏偏作了个讽刺人的镜子，要别人“不要上当受骗”的人却接二连三地上当受骗。这能解释得清楚吗？

三中全会公报对文革只是点了一两句。大家看得出是全盘否定了。但对毛本人，仍然未敢有丝毫触犯。当年与其共事的老人们，虽然受尽欺凌侮辱，但仍不敢怒不敢言，把这个大难题要交给后代处理了。谁都怕当“赫鲁晓夫”，明明风马牛不相及的帽子也要拿来吓唬人。“要站在历史的旋涡之外，时间越长看都越清楚。”固然不错，但老人们总要留下一些素材吗。像《一场捍卫党的原则的伟大斗争》那样的文章，把当年的事实一笔抹杀，后代如何能看得清楚？

通过这几年的生活与观察，我对人有了进一步的看法，更加了解了人的两重性。张小勇在他的文章中对许世友大加赞颂，说是许世友在危难中保护了他们兄妹，也保护了许多高干子弟。可是，江苏几十万的“五一六”们会像张小勇那样对许世友感恩戴德吗？恐怕是反其道而行之了。人就是这样，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每个人都是矛盾的组合。

3月13日
中国已从越南撤军。十几年来的对外方针及政策，是否有值得检讨之必要呢？数年前高呼“要古巴，不要美国佬”，而今天，却是要美国佬，不要古巴了。修正主义的鼻祖南斯拉夫成了新盟友，而社会主义的明灯阿尔巴尼亚却变为敌人。对越作战，更令人伤堪。十几年国人勒紧裤带兄弟般的支援，得到的偿还乃是自己送去的子弹。难道我们永远都是对的吗？我们为什么不敢对自己的过去哪怕是“昨天”进行批判呢？

3月19日
到西安听课已两周余。昨天游览临潼。首先到骊山。距秦皇陵三里处，正建造一座偌大的展览馆，面积达一万四千平方米。馆内二十余大坑，正在挖掘，已有许多陶俑半露。这是给秦皇陪葬的兵马冢。有陶俑八千，向东排成队列，以防六国的遗老遗少们谋反。陶俑中有将军，武官，骑兵，步兵，驭手，弩手，和战马。各具神态，造型和体积与真人真马相仿。几千兵马的部队分列成东南西北各翼，森严壮观。在馆旁的一间小展览室里，陈列着一些出土的兵器。弩头弩机青铜制成，栩栩闪光，毫无锈迹。弩机上的园孔平滑光洁。据讲可与如今的钻床打的孔比美，更有甚者，其金属强度类于如今的中碳钢。幸哉？哀哉？后人在祖先们绝伦的技艺前赞不绝口，留连忘返，难道不面红耳赤吗？看看后两千年的历史，尤其是近百年，何以告慰先人？

秦皇陵是一座数十米高的土堆，背靠骊山，面对渭水。漫坡石榴，遍布桃李。时值早春，繁花似锦，风和日丽，香气袭人，真个美不胜收，令人心神怡荡。

我摘了一朵小花，插在秦皇坟上，向这位伟大的暴君，表达一种难言的敬意。他是伟大的，又是可恶的。这两种不可调和的属性却偏偏集中于他一身。他有胆略，有计谋，有魄力，有气度；他却又凶残，又荒淫，又阴险，又毒辣。他为我国历代的君主们树立了一个“光辉”的典范。往往，在这种不可捉摸的品格上，我难以寻求真相。我们也不能苛求他，责怪他，他就是那个朝代所造就的。正像我们，不也造就出类似的人么。我在秦皇头顶上漫步，他早已腐烂(也许还没有，古人的防腐技术似乎超过我们)，早已失去思想，早已脱离了这个繁纷的尘世，静静地躺在母亲的怀抱里安睡。但是，他真的死了吗？为什么他的榜样还要波及后世呢？在两千年后的今天，还有一些有学问的人拿他来效法呢？这似乎是一个极难回答的问题，具有极深的哲理。看来，这是否就是哲学界一个古怪的命题：历史事件是螺旋发展的，每一次都要转回原处，但又比原处更高。对那种古怪的品性，哲学家们也会给出完美的解释：对立统一，越对立就越统一。

我有时也在怀疑自己。我到了那个位置又会如何？每当我清醒的时候，我看透了这一切，在现实生活中却又难以自拔。就像鲁迅先生所讲的，想拔着自己的头发出地球。徒劳而已。

汽车开到华清池。这地方可是盛名天下。古时因杨玉环而得名，近代又因蒋介石而扬名。可怜的杨玉环，当年受宠时何等春风得意。“春寒赐浴华清池，玉露珠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好色的唐玄宗，如获至宝，朝朝暮暮，不弃不离，杨家得道，鸡犬升天，国事倾颓，奸臣专断。致使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可结局呢？年青貌美的杨玉环终于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一缕香魂谱写了一曲千古绝唱。看着“贵妃池”，人去物在，不禁感叹万分。

五间亭是西安事变时蒋介石被囚的卧室，倒也很朴素，一套沙发，一架绷子床。沿石阶缘山而上，直到“捉蒋亭”。当年老蒋逃难时的石缝已围上铁链，供游人寻迹。老蒋当年也真有本事，爬的路够险要的。他算是福大命大，没死于乱枪，没死于悬崖，结果在一个小岛上了结残生。我想，如果没有西安事变，中国会怎样呢？

历史就是历史，历史没有如果！

3月26日
从古都西安回到南京。系里的同事们七嘴八舌地对我诉说这二十多天学校里的故事。这些日子，正是校党代会召开期间。由于南大这几年来培养起的民主空气，使得会议格外热闹。据说，匡校长在会上作了报告，提到“白猫，黑猫”，说这充满了辩证法，不捉老鼠就不能算是好猫。结果在自由发言时，马列室的一位毛姓教师上台把匡老的论点批驳了一番。他说，匡校长的话不全面。如果一只猫既捉老鼠，又偷鸡，能算是好猫吗？

大会选举了新一届党委。这次党委成员里有我，倒并不出意料。但我也深深知道，人们并不了解我。我从未干过具体工作，因而也不曾得罪过人。靠着“坐牢”那点老本，人们才格外加以信任。但我能不孚众望吗？我感到无形当中，身上加了一道绳子。

在党代会期间，学校爆发了一场“革命”。起因是校方对一个同学的过失处理过重而引起同学和部分教师的不满，大字报铺天盖地，矛头直指校领导。竟然有一篇大字报题为“李西宁，你到哪里去了？”指责我在这样的辩论中躲进小楼，不愿为同学伸张正义。有位了解情况的好心人在大字报下加了一批语：“李西宁在西安。”反倒引起不少人误会，认为我投降校方了，因为毛主席曾有“延安”，“西安”之说，真令人啼笑皆非。多亏到了西安，否则要左右为难。我有一个潜在的忧虑，出了点儿名，不论什么事件到来，都会被人拉到火上去烤一下。

下午，遇到XXX和XXX，他们准备搞一个游行，纪念南京事件三周年。我一听就表示反对。现在搞什么游行呢？不是上大街去自吹自擂吗？我们几个是南京事件的带头人，而绝不是代表人。如果自以为代表南京事件，就大错特错了，就是把南京人民的功劳都拉到自己身上了。该斗争，该上第一线的时候要义不容辞地上去，但这些自我吹嘘的事，还是不干为妙。仔细想想，你当年上街写大标语，数以万计的民众响应你，若今天上街去游行，怕只会引来嘲笑。

4月7日
最近传达了一系列文件，都与“收缩”有关。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发扬天安门的革命精神”明确提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坚持还是背离这四项基本原则，决定着中国向何处去，决定着我们这一代和子孙后代的命运。”这篇社论基本上反映了当前中央的态度。如今的民主势头犹如大坝决口，洪水汹涌而下，底下是一马平川。水势不可当，却四处分散，乱冲一通。聪明的人，须把洪水束成一股，力量最大，又可使之不至为患。引导者要讲究策略，不可硬堵，只能筑渠导流。地势最低，人心所向者是四个现代化。倘若硬顶，或筑起新坝，那么肯定是徒劳的。

4月14日
昨天收到一封莫明其妙的来信，里面夹着一份缺头少尾的传单，署名是“全国反对机会主义者同盟十九人委员会”。看了一遍，啼笑皆非。姑且不谈其理论，就连文字尚不通顺。这种连基本语法词义都不懂的毛毛虫们竟然反对起“机会主义”来了。虽然不通，但立场很清楚，反对邓小平。他们之所以把信寄给我，是向我们这一帮人示威。因为在他们眼里，我们都是邓小平的马前卒。

看了这份传单，我更加体会到现今领导人的难处。他们是被夹在两种政治力量当中。一部分人嫌他走得太快了，背叛了老毛的路线；另一部分人还嫌不过隐，希望步子迈得更大一点。在这两种政治势力的压迫下，每走一步都要小心谨慎。

4月16日
报纸上可看出分歧，口径并不统一。《光明日报》发一社论，指出之所以提出四个坚持，是由于某些人思想不解放，“过去一切不可改，今后一切都照搬”。而另有一些报纸，却变相地指责“思想解放”过头了。《文汇报》抓住复旦大学一个尖子学生沦为小偷一事，大作文章，写到：“有人以为不反党，不反社会主义，大方向就解决了，实则不然”。隐喻地批判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大会上关于红专问题的论述。

今天到宣传部，看到校刊将登载一篇马列室某教师的文章，批判近来类如“三笑”之类的电影以及一些刚刚恢复的古典戏曲，指出这是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我真为这位老兄感到悲哀。他应该是个唯物主义者。唯物主义者贵在无畏。而他却这也怕，那也怕。“三笑”固然是旧东西，但旧东西就一定有害吗？我看“三笑”，一方面是轻松欢快的恋爱喜剧，另一面是唐寅这个才子“不肯摧眉折腰事权贵”的傲骨。秋香所爱的亦是那个有“傲骨”的唐寅。“三笑”不正是刻画了秋香这个活泼可爱，聪明机智，心善貌美的下层姑娘吗？我看唐寅秋香虽处封建社会，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要比我们这个社会中昧着良心骗人骗己的变色龙要好得多。

换句话说，即便有一些作品，戏剧，电影很荒诞，又有什么特别可怕的呢？老虎和狼都是很凶残的动物，它们会吃人。可关在笼子里，就成为大家观赏的玩物。善意的批评家应该帮助人们在头脑里建立起这种栅栏，而不是当刽子手，把老虎和狼都杀光。我们周围总是有些太“革命”的人，看到什么都要问“在宣扬什么”。无产阶级不是苦行僧，他们也要享受，也要欢笑，也要娱乐。

5月21日
中央正在大抓调整，可能要关，停，缩掉一些工厂，企业。冷静下来之后，才感到问题如此之多。现代化远非光靠喊喊就能实现的。曲折的，反复不定的过去给人们留下了可怕的阴影。大家都在左顾右盼，总觉得茫然，怎样举步呢？

阶级斗争的老调又有人重弹。除了那些什么阶级都不欢迎的小偷流氓，中国怎样划分阶级呢？是用他们的社会存在，即对资产的拥有状况来评定吗？还是靠意识形态来划分？令人费解的是，现在被指责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实则很贫寒。而那些指责别人的人，却享受着数不清的既得利益，小汽车，洋房。

青年一代缺乏精神支柱，也不太听得进什么“理想”，“主义”之类。他们不像过去那样“无私”，很会关心自己。他们同时也关心国家，因为国家和自己密切相关。全国表面上很平静。虽然时尔有一些小小的谣言，但一阵风就过去了。人们已疲于猜“政治谜语”。大家就像世界大战之后一样，渴望着一种新生活。可愿意以自己的血汗去培育新生活的人又不多。

5月27日
泡在业务里，虽然枯燥，但也有其间的乐趣。每天五时半起身，上课之前基本保证有一小时朗读英语，一段时间下来，自己也感到有所长进。前些日子到北京，丛军(陈毅的女儿)送给我一本《英语九百句》，真帮助很大。

赵紫阳和任仲夷分别讲话，在《人民日报》上刊出，对有些错误理解加以批评。指出当前的主要危险仍是“左”，主要反映在高中级干部中思想僵化，半僵化。对党的三中全会不理解，错误地认为“右”了，“资本主义”了。

6月20日
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即将召开。会议上将要制定若干法律，并确定国家体制。要取消“革委会”，党政分离，检察院直属中央，不受地方政府制约。这些措施及改革令人鼓舞。

报纸上刊登了张志新烈士的英勇事迹。她是我们的先驱，我们民族的骄傲。而那些穷凶极恶的极左分子，惨无人道地杀害了她。竟在她临死前，割断了她的喉管，死后又将她的遗体作成骨骼标本。这种残无人道的悲剧竟然发生在一个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不是天大的羞耻吗？

过去的事情过去了。但是，若不敢正视过去，不去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乃至忘掉过去，势必要重蹈复辙。我们要提防那些“无法无天”的人再一次把人们总结出来的血的教训扔到九霄云外，而代之以个人独裁。张志新的死，是对过去几十年独裁专制的一个血淋淋的写照。而后来者的责任，就是绝不让那种悲剧再在中国重演！

6月25日
今晚电视节目中，有一段王光美的记录片，十分钟左右。王光美可能有些激动，再加上采访的人太拘谨，因而双方都显得很尴尬。王光美被囚禁十二年，据讲关在北京“秦城一号”。这是一座高干监狱，但仍有许多莫名其妙的刑法，诸如“强光”，“噪音”之类，可使人精神紊乱，直至倒毙。王光美没蒙上帝召唤已算她福大命大了，但她却没想到十二年后的今天，她又作为一个名人进入电视，与全国人民见面。

这位堂堂的“第一夫人”已失却当年的风韵，代之以鹤发鸡皮，但她心灵上的创伤恐怕要远远大于造物主对她的摧残。她此时此刻，不会不想到刘少奇的。然而，她只是孑身一人了。尽管孩子是晚年的慰籍，但人总是要回忆的，她的回忆里有幸福、快乐、荣耀，可更多的却是辛酸、悲痛、眼泪…

十二年过去了。在她的心目中，是多么可怕的十二年。刘少奇起草了宪法，可没保住自己，没保住妻儿，被当作小丑，任人欺凌，侮辱，丑化，最后一气之下，摔毁了从政治上判处他死亡的收音机，一缕冤魂飞上九天。他可曾像关公那样:“还我头来…”么？这一副血淋淋的斗争史，从国家主席到平民百姓，无一逃脱，无一幸免。

理想？垮了！精神支柱？崩溃了！前途？绝望了！人们在傍徨，何去何从？

随着奸臣贼子的覆灭，人们在心灵深处点起了新的希望之火，这火也暖热了王光美的心，她又复活了。

过去呢？能从心里一笔抹掉吗？以后呢？能保证过去的荒谬不再发生吗？

我们党的教训太深了！

我们人民的代价太大了！

6月30日
前几天，就张志新之死写了一篇文章给校刊，差点儿被判“死刑”，幸而这几日形势好转，我的文章才得以出笼。南京正在召开“南方记者会议”，一位《光明日报》的副总编听说此事，点名要我的文章。我也知道，像我这样的无名鼠辈所写的狗屁文章是上不了台盘的。之所以被人家看中者，无非是硬着头皮讲话而已。将那篇文章修改之后便交稿了，尚不知命运如何。

6月初，有一个不知名的女人打电话要与我长谈，但她一不肯通报姓名，二不说谈些什么，我嫌烦，便回绝了她。没想到今天收到一张匿名的传单，夹在信封里，由镇江发出。

这传单直呼其名，专冲我而来。开首就给我下了四个定义：“政治颓废幼稚，见解庸俗不堪，谈吐荒唐无知，眼光短浅可笑。”老天爷，我尚不知自己竟是这一副模样。可谓尖辣，深刻。

传单的属名是“自由之友”，而那女子则化名“牛虻”。一个七十年代的牛虻，一出笼就先咬我一口。也罢，但愿这口血便养肥了她。“自由之友”是些什么样的角色，我尚不知，也许是个什么秘密的团体或结社之类的吧。我不否认他们的血是热的，也从不打算与其为敌。我只是想，你们的慷慨陈词，于人民有多少益处？这个牛虻，一出笼就装扮成人类的救世主，要为那些“无辜不幸”的人民解除苦难。够了！人民早已吃够了那些救世主的苦处。人民的不幸只有靠人民自己来解除。

也许，他们想轰轰烈烈地干一番，四处招兵买马，在我这里碰了壁，便恼羞成怒，骂我一顿，也煞煞心中的怒火。这样看来，“自由之友”也未必成材，起码者，连统一战线的手段都没学会，更谈不上化敌为友了。阿弥陀佛。

8月18日
往年轮到这个日子，报纸上又要为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历史性创举而大吹大擂了。那时的人们，多么单纯又多么狂热呵。欢呼，眼泪，激情，崇拜，火热的场合把每一颗幼稚的心推向人类“幸福”的最高峰。而主席呢，得意地欣赏着自己亲手创造的这种畸形产物，频频招手。不难相信，当初他若要这些青年人去献出自己的血肉，只是为他，那肯定会有成千上万的人在所不辞的。

转眼过去了十几年，物极必反。像正弦波一样，中国的前进路线交替地通过零点，上升，下降。又像是阻尼震荡，越来人们的热情越低…

前天到学校，听李祥行(系总支书记)讲，学校召开党委会，选举了纪律检察委员会，我亦当选为委员。真遗憾，我能怎样呢？腐化之风日盛，百姓怨言盈耳，人们又要对如今的某些权贵投不信任票了。这种种流弊。结症在何处？是制度所决定的吗？难怪与许多人一谈起来，有人就责怪斯大林的模式没设计好，使得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有此坏疽。

罢了。我的朝气也渐渐被社会习俗所同化了。细细检点起来，我不亦是个平庸的人么，世人皆醉，独醒为何？

李先念五月曾到扬州，小小扬州受宠若惊，赶光了两个招待所，恭候圣驾光临。江苏省歌舞团派了二十余窕窈女郎，陪同跳舞。夜夜宴席，山珍海味，据讲，几夜就挥霍了二万余元。怪不得有些工人说，天天喊节约，我们从垃圾里一个月才扒拉出几千块，还不够他们一顿吃的呢。

8月25日
昨晚，徐水良突来拜访。自他出狱时曾见一面外，许久未见，他胖了许多，气色亦好。他讲他刚刚从外地归来，与不少理论界人士谈过，感触良多。我知道他来此的目的并非只是闲聊，渐渐，从他的话里我度测出几分来意。

我问他，出狱后有什么打算，准备干什么工作？

他说，愿意当一个职业革命者。

他反问我的打算，我说，我正在全心全意地学习。

他讲，“北京人”对我寄不少希望，希望我领个头，接着干下去。

我说，可能大家把我看的过于高了，我并不是个能干的人。

他说，北京有不少同仁杂志，希望南京也搞一个。

我问:你对局势如何看呢？对国家的去向如何估计呢？

他说，要搞一个中国自己的按照巴黎公社原则的国家模式。邓小平，陈云同志决心很大。但他们不了解民意，有些胆小。我们要支持他们，办个杂志，为他们鸣锣开道。

我心里想，你别拍马屁没拍好，拍到马腿上了，末了让人踢一脚，但嘴上却应酬到，很抱歉，我对未来看得不很清楚。况且对我个人而言，业务压的很重，我只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了。

他说，你应该发挥比你搞业务更大的作用。

我说，未必。还是多学习学习，从思考中找出答案以后再说吧。

他看到我的推辞，也没有再勉强。

(不久后，徐水良再次以反革命罪被捕，判刑十三年，目前流亡美国，为“民主党”海外发言人。)

9月15日
昨天，纪律检察委员会首次开会，章德任书记，共十三名委员。匡亚明主持会议。会上，不少同志发了言，大家对是否能将党风整好都信心不足。我说，现在是想用椽子来扶梁，想把梁扶正，谈何容易？

党风日益腐败，竟无人问津。中纪委成立至今，只发了几纸空文。老虎、苍蝇仍然肆行无阻。我到要看看哪只“巨手”能扭转这种局面呢。接到组织部通知，团中央点名要我参加中国青年代表团，到日本访问。

10月3日
国庆节过去了，安安静静地过去了。叶剑英发表了长篇讲话，总结了三十年来的历程，对毛泽东作了肯定的评价，但对文革基本是否定的态度。

从全国范围来看，总的形势是稳定的。虽说在老百姓中有着种种传闻，但一时不致于构成动乱的条件。况且人心思定，任何企图乱来的人都没有基础，也没有市场。上层集团中斗争交错，令人瞩目。过去的“左派”们，而今却变为保守派，他们要保住那些一成不变的教规、教义;而“右”的代表人物却成了改革派，他们要在这衰老的国土上打出一个新的体制来。可是，走哪条路呢？改良呢？改革呢？无论哪条路，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10月16日
今天一天听日本情况的介绍。晚上，美国之音报道，北京《探索》杂志的编辑者之一，以“反革命”和“出卖国家机密”罪被捕的魏京生被判处徒刑十五年。美国之音没有给出魏的详细情况，只说这是为了恐吓国内那种水平的民主运动的活动者们。

的确，这一招是很厉害的。

魏京生是今天在北京法院内“公审”的。却不准外国记者入内。国内人员也是发票指定入内的。魏案一判，可能会使头面上活动的“民主战士”稍稍收敛，甚至转入地下，但隔阂只会愈来愈深。

或许，现在沉默的人将来更有发言权。

人民大学三千学生前几天上街游行，指责“二炮”占据校舍，拒不归还，提出要“打倒军阀主义”。人大的这一举动引起上层的重视，且效果显著，当下“二炮”答应先还一万平米。但团的系统开始吹风，要求各级组织今后不得参与此类事件。

北京新华门附近，三四天来一直有数百人静坐，是一些上访者。夜晚，露宿于北京街头巷尾的屋檐下，凄惨不堪。

王照华(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访日青年团团长)今天吃饭时说：“现在仍有三座大山压在头上:问题如山，困难如山，事情如山，不能很快地解决，要慢慢来。”我说：“并非不容易解决，而是有权解决这些问题的人陷在其中。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就无法快刀崭乱麻。”

从局势上看，表面上会安定一段时间。但在平静的表面下，各种矛盾会急剧激化。我将看看领导者们任何来缓和这些头痛的矛盾。

通过最近一段时间的观察与思考，感到两代人之间存在者严重的分歧。在老一辈的头脑里，那些一成不变的清规戒律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他们无法理解如今的青年人。但未来总是青年人的。希望在青年一代身上。

11月29日
以人大常委会的委员们提出质问和要求为名义，准备对西单民主墙开刀了。反正刀操在手上之后，搞点和宪法相抵触的东西也没什么。令人遗憾的就是主刀的竟然去立法，而且还大言不惭地自我标榜着“代表人民的意志”。

是啊，三十年来，“人民的意志”早就成了妓女，任人强奸。什么主子上来都对她侮辱一通，这似乎成了统治者的怪僻。

接到一信，说当魏京生被判十五年之后，有人将法庭记录全部公布于众。地下刊物《四·五论坛》又印成册在北京街头出售，数百名警察将卖的人和买的人团团围住，抓了不少人。

镇压并不表示强大，而只是软弱的象征。因为他们连这几张嘴都害怕。最近，我校哲学系的一个学生主动打报告退团。他并没讲详细的原因与理由，但其中的奥秘我也能猜度出几分。他是搞哲学的。真正的哲学是真理，而不是宗教。可我们呢？无非是一些信徒罢了。苏联也好，南斯拉夫也好，罗马尼亚也好，都是这教派中的一宗。我们自己斗来斗去，不就是各持己见地来解释这宗教的教义吗？

11月30日
晚上看电影“曙光”，看到十点钟。这是白桦的大作，颇能感人。

描写的是贺老总，在王明路线迫害下孤军奋战的故事。最后由遵义会议的一线曙光，才解救了浴血奋战的红军们。党内斗争的残酷性开始搬上银幕，这些血的教训却并未使人们清醒。前十年，搞得比王明还要左，还要残酷的领导人不也是当年的过来人吗？他们吸取教训了么？贺老总当年能救出手下的战友，而文化革命却革掉了自己的脑袋，喊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况且，就贺老总本人而论，他五九年时不也当了彭得怀问题的专案组长吗？立场亦很坚定啊。这一却表面上的，血淋淋的事实揭示出什么实质呢？答案很明确:封建与专制！而这种毒瘤还潜伏在中国的国土上，毒害着中华民族。

最近，上层又开始了对苏联的讨论。中央党校的刘平在访苏七十天后回国作了一个报告，提出要打破禁区。王幼平(原驻苏大使)最近也有一个讲话，字里行间体现出对苏联的好感。他们都提出同一个问题:苏联到底是什么性质的国家？然而，他们已给下潜在的回答:社会主义！

看来，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路线，走苏联的路怕比走日本，西方的路可能性更大一些。但关键在年青一代，看他们任何抉择。

12月11日
拿到最近一期团中央发的材料，讲要按中央指示，对自发出版的刊物，一不取缔，二不支持，适当劝阻。真聪明啊，可怜的一点民主，又慢慢要回去了。既然想收回去，当初不给又多好呢？也省得那些想入非非的青年人，拿着满腔热忱的头颅朝枪口上撞了。

十三所高校的一个联合性文艺刊物《这一代》创刊号就这么夭折了。印了一半就停止，只得拖回来卖吧。

12月20日
前些日子，北京市委开会，正式宣布撤消西单民主墙，把贴大字报的地点移到月坛公园。妙哉，想出这个主意的人真应该授予“捍卫宪法的勇士”的称号。“我们不是不让人说话，而是请大家到一个美丽而悠雅的地方去说，这还不民主吗？”

昨天到尹阿姨家，正巧力力在家，与他攀谈了几个小时。他给我看了他写给胡耀邦的信，上面例举了不少当今企业管理中的弊病，俨然他起着一个视察员的角色。

我问力力，胡耀邦等老一辈们对今后的路怎样走有何打算？他说没问过，看来是走到哪儿算哪儿了。目前只有一个目标，四个现代化。他对目前庞大的军费颇为反感。听说通讯兵又要从日本买十五台计算机。买回来有什么用呢？一无技术人员，二无使用效率，拿着工人农民的血汗大手大脚。我问，老头子们担心苏联打咱们是否有道理？他说，苏联根本不想打，只是自己人为地树一个敌人罢了，越穷越好斗。

当然，力力的想法并不代表他的父亲，他们父子之间也存着一道沟。老年人总以为现在的青年人头脑简单，幼稚单纯。在某些方面，是简单一些，但在另一些方面，可能比老年人还要复杂的多，深刻的多！只要老年人认真回想一下他们自己的年青时代就明白了。

12月24日
到省政协开会，目的是“选”省长。昨天，听取了管文蔚所作的政协工作报告。下午在招待所讨论，我提出一些看法。其一，政协是由民主党派和群众团体加上执政党所组成的一个政治协商机构，它的职责是代表各自所代表的那一部分人民对执政者提出批评和建议，平时则应行使一定的监督权力。而在我们的报告中，都是赞扬之词。一面说自己工作的好，一面说地方政府工作的好，总而言之，一个“好”字。这不是科学的，认真负责的态度。如果我们还想对这个国家，对人民负责的话，就应该多讲讲存在的问题，多谈谈工作中的弱点和缺陷，这样兴许会进步的快一些。难道除了“好”之外就没有别的可说了吗？其二，政协报告中提到要改善知识分子的待遇，要切实保证他们所管辖的范围内有职有权。这种想法很好，也很诱人。但遗憾的是这话说的太大了。你自己都不是权力机关，怎么能保证别人有权呢？

另外我还提出两点参考意见。一是由于物价的提高，限制了工人们的购买力，这样可能导致以后自由市场价格低于国营市场价格的倾向。中国是个农业国，平均每五户农民养一户工人。农民积极性提高了，如若每年每户提供半头猪，20斤蛋，则五户农民就提供2．5头猪，100斤蛋，而工人哪有钱去买呢？势必导致收购站拒收，或国营商店卖不出去的情况。要及早研究解决的方法。第二，现在推行计划生育是好的。但有些单位走极端，硬要搞独生子女满堂红，出现强迫命令，甚至在农村拿绳子捆人的现象。这是违背宪法的。而且，在计划生育时，要考虑子孙后代的负担。由于和平环境生活安定，人寿命增加，社会日趋老化。而老年人多是靠子女养活或靠退休金过活。这样下一代的负担太重，老年危机转嫁到年青人身上。因而在搞人口增长预测时，一定要为将来考虑到足够的青年劳动力，否则不堪设想。特别是农村，当这一代到了不能劳动的时候，子女均已成家。谁来负担这四位老人呢？子女负担吗？这样两个人就要承担七口人的生活:四老一小再加上一对夫妇。恐怕一般人都是负担不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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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零年
1月2日
世界在动荡中跨入八十年代。谁也料想不到人类在这十年中还会干出些什么令人惊讶的事情来。

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中国都经历着暴风雨的洗礼。勤劳善良的中国人，竟然在几天之内像着了魔似得搞起大破坏。几亿颗头脑中像安装了同一个驱动程序，谁也不再对国家民族负责，在一根指挥棒的引导下互相斗争、残杀、砸烂、火烧…

十年后，人们才从恶梦和高烧中苏醒，开始恢复一点点本来就可怜的理智。看看周围,人与人之间冷淡、猜疑、隔膜。家家挤在“老鼠洞”一般的低质房屋里，回味着五十年代的“幸福生活”。看看世界，当我们关着门打架，跳“忠”字舞的时候，别的民族都在悄悄地为生活而奋斗，一般人都享受着我们以为只有资本家才能享受的高级商品。

差距越拉越大。“社会主义”的招牌也愈加使人质疑，这难道就是无数先驱为之流血而奋斗的社会主义吗?

八十年代来临了。这一代身上有着烙印与创伤。上一代身上也带着烙印与创伤，而且更多一些旧社会的疤痕。两代人同时向前走着，这一代由上一代所“引导”，而上一代自己都不知道走到哪儿为止。

两代人都有共同点:不想再乱来，想往好处走。但也有分歧:怎样走?

老一代中不少人想回到五十年代去，那个社会主义似乎搞得还象样子。

这一代想到八十代年去，越向前，选择的余地越大。

世界在注视着中国。我也注视着世界。

1月18日
昨天去看匡校长，老头儿才从美国归来。他说:“去年到日本，吃了一大惊。今年到美国,日本与之相比又差一大截。人家大学校长可没有我这样的办公室”。他大笑着环顾着他那间简陋的房子，充满自豪地说:“但我很骄傲，我现在的条件要比毛主席过去在窑洞里写茅盾论时好多了。我们有信心,一定要用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超过他们”，接着他话锋一转，向我问到:“你也才从日本回来,看到人家那样，是否有些丧失信心?”我支支唔唔道:“信心到没丧失，…，但我觉得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为什么所有社会主义号的国家都比不上人家?”匡老斩钉截铁地回答:“这是因为大家都没有搞真正的社会主义!我们有些人，把资本主义当作反动的东西来批，而把封建主义倒当作社会主义来搞。我这次在北京，和胡耀邦同志就谈到了这个问题”。我说:“要是老干部都能有这个认识中国就有救了”。他扫了我一眼，有些不满地说:“你们青年人也不要把老一代都估计的太保守。出去看一看，眼界就打开了。”

1月23日
现在正在北京向阳饭店的七楼上，前来出席团中央二中全会。昨天从南京出发，同行的还有徐希珍、孙家正(团中委，现文化部长)、栾菊杰(花剑冠军，现在加拿大)。我们在车上辩论了一个题目，目前是否还要大力宣扬共产主义思想。徐希珍坚持要宣扬共产主义，她说这是党的纲领，一定要灌输给青年一代。老孙模凌两可，他的观点是党的纲领要分阶段，目前应以社会主义为主。我却认为，我们自己连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没搞清楚，怎样宣传？小栾在一旁为我的观点敲边鼓。

今天上午韩英(团中央书记)作了报告，下午讨论。我觉得光讲优点而不谈缺点是一个通病。在总结成绩时，可以洋洋万言，而不足只是一笔带过。在讨论时，我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对青年的思想现状有多少了解?说大一些，出个题目:相信社会主义和不相信社会主义的各占多少百分比?能给出大致的估计吗?看来目前团中央是给不出来的，而且也不敢给。那么，连个基本估计都没有，又何从谈起作思想工作呢?

1月25日
与许多老朋友见了面。一到晚上，我的房间就拥满了当年的难兄难弟，大家谈笑风生，谈论的话题也杂乱无章。有大道消息，有小道消息，有对时局的看法，有对未来的分析。

今晚，与王军涛和贾春旺(团中委，现中国检察长)聊起体制问题。大家认为，目前国家部委的结构太复杂。许多职务不是因事而设，相反，却是因人而设。一个部长，下面可能有十几个副部长。结果呢？互相推诿，互相扯皮。王军涛说，最佳的结构是“七七”制，即任一层上级最多领导七个下级，这样可以最有效地实行管理。恰如弹钢琴，七个音符是最佳搭配，多了就会乱套。

1月27日
二中全会明天将结束。听了邓小平的讲话(1月16日在中直机关)录音，阐述了80年的工作。有几点值得注意，一是要维护安定团结，二是要反对两种倾向。他提出要修改宪法中有关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条款，在目前，要制止那些民办刊物和自发组织，并说,“四大从来没有起过积极的作用”。蒋南翔和周扬也到会讲了话。

在讨论中，团中央书记处借下面之口，提出某些团中委搞自发刊物，要他们作自我批评。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有四期简报都是关于这个问题而发的。

我在小组会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关于自发刊物的问题，我觉得要定义清楚一些，不能一概而论，还要维护宪法的起码尊严。在没有删除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之前,宪法仍然是神圣的。其二，关于某些团中委参与自发刊物的问题，这不需要大作文章。人家去年11月就已停刊，这是在中央打招呼之前。

小组里有几个中委发言时气势汹汹，指责搞自发刊物的团中委别有用心，给团中央丢脸。我问他们：“你们口口声声‘自发刊物’，请告诉我是什么刊物？你们看过几期？”这几位涨红了脸，无人作答。

其实，王军涛早就告诉我，他们办的《北京之春》已经停刊了。他们曾到胡耀邦家谈话，胡肯定了他们的一颗赤子之心，但也告诫他们不能操之过急。有些问题现在不易讨论，有些提法过于偏激。

中国的两种政治势力仍然在较量着，不分胜负。老头子们也有自己的难处，夹在两股力量当中，左一棒子，右一榔头，打得两边不准冒头。

我对韩志雄、王军涛、贺延光(四·五运动参与者，团中央委员)说，现在应该收敛一点。要认真学习，潜心研究，少发议论，静观局势。“左”的东西比右的东西更可怕，有害，而且这股势力是不甘心退出舞台的。迟早他们会借助某一种思潮来与三中全会算帐。到那时，中央自然会说话的。我们不要帮倒忙。

据闻，中央要开五中全会。会上要选赵紫阳为第一副主席，而叶，邓后退，作出培养接班人的榜样。胡耀邦为中央总书记。另外，可能还有代换(华国峰)的考虑，但恐怕时机尚不成熟。中国还有戏可看。八十年代，中国将跟着世界一起动荡。安定团结是良好的愿望,但愿能如愿以偿。

2月5日
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世界都极为不安。美国带头抵制将在苏举行的奥运会。中日等国纷纷响应，这对苏无疑是一次示威。但也有人怀疑中美日三国的“联盟“到底能维持多久，因为这是暂时的利益把三者结合到一起的。

今年研究生五月考试，我已报了名。春节马上就要到了。今冬气候极冷，在屋里看书冻得四肢冰凉。教育部通过了计算机专业的课程大纲，里面有许多课程我尚未学过，须慢慢补上。

3月1日
昨晚，广播了中央五中全会的公报。这次全会开得不错，又解决了不少问题:一、增补胡耀邦，赵紫阳为常委，胡为总书记。二、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称其为伟大的马列主义者。三、承认党在文化革命问题犯有严重错误，即毛本人所犯的严重错误。四、接受汪东兴,陈锡联，纪登奎，吴德的辞职请求，削官为民。五、决定修改党章，通过党员的十二条政治生活准则。六、决定今年提前召开十二大。

3月6日
昨天，章书记打电话给我，要找我谈谈。他说，参加省委扩大会议，听到一些传闻,要核实一下。其一，说我在团中央讲邓小平践踏宪法，其二说我提出要对资本主义重新评价。(其实，这都是省委书记许家屯在会议上点名批评我的)。

我对章讲，我在团中央小组会上是说了一些话，但有出入。我的原话是:“邓小平同志可以作为一个公民提出修改宪法，但在宪法没有修改之前，仍是神圣的。不按其办事，就是践踏宪法。”这段话是针对小组会上有人拿着邓的讲话作为“帽子”，“棒子”乱打人而说的。说实在话，对邓的那个讲话，我是有些看法:中国不能再以个人的意愿就去乱法，枉法。我也知道背后捣鬼的是什么人(省团委书记徐希珍，一个公社妇联主任起家的女人)。

3月27日
原来，在家对面的一堵墙上，有白石灰写的“打倒刘少奇”的大标语。恐怕已有十二年了吧。由于地点偏僻，十二年来也无人打扫粉刷这块地方。每天一抬头，就看到这个文化革命的赫赫战果。今天有点儿奇怪，标语哪去了?那里已是一片雪白。动作真快，才平反,就有人记起了这条标语。

胡耀邦在科协大会的讲话中，首次提到文化大革命十年是反革命大破坏的十年。但同时又力主按毛泽东思想办事。

毛泽东思想是什么呢?要说这位老人家有预见的话，他到也真不负此誉。他不老早就讲过，不管什么人上台，都要打他的旗号，借用他的话吗?

4月21日
拿起笔来，才意识到今天是4月21日。这一天是永生难忘的。四年前的此刻，我已在娃娃桥的大三号里与犯人们谈天了。那时也真幼稚，还幻想着几天之后就会出狱。好在也不算太长，二百三十二天的狱中生活，真正使我从另一面了解到人生的奥秘，了解到社会的隐私,使我对人类有了一些新的看法。我的生活圈子扩大了，又缩小了。如今，我躲在小楼上，在自然科学的王国里寻寻觅觅。回想起当年的慷慨激昂，不禁哑然失笑。

今天听说省委的几个头头们分了一些“外国货”，诸如洗衣机，彩电等，只是象征性地交点儿钱。在省委建造的宿舍中，有一座是省委少爷楼。他们有他们的生活圈子。他们以为这是天经地义的，就像下放工人应该住茅草棚一样合理。

我想起托尔斯泰关于大官富翁和小偷流氓的一段论述，何等精辟。社会之所以复杂，就是它容有各种各样的人。我之所以四年前坐牢，就是因为没有认清社会。

5月20日
研究生考试全部结束了。三天紧张的考试，每天六小时，精疲力竭。考试结果尚不详，自己算了一下分数，或许有点希望。数学还是复习得有些偏了，没想到都是前面的东西，而我却担心那些线面积分，忽略了基本定理的证明。英语是全国统一试题，考得马马虎虎。政治亦可以。专业基础偏难，有一道题使人目瞪口呆，要用程序证明“歌德巴赫猜想”。幸好灵机一动，才把这道题扣了出来。专业课倒很容易，一共四道题。但这种题目在给分时伸缩性很大，全在老师手下留情。

5月27日
昨天在图书馆前遇到胡福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作者，南大哲学系教授)，与他交谈了一会儿。他说，今后治国的策略有上中下三策。上策是彻底改革，要把“纪念堂”改名，但这条路恐无人敢走;中策是改良，逐步地缓慢地前进;下策是照袭老路，这样会亡国。他讲，我们才是真正热爱国家，遵循马列主义原则，巩固马列主义之根本的。而却被一些“既得利益”的人们所反对，我们要继续斗争下去。

他问我的看法，我说，对今后国家的去向，我看只有两条路:一条是改良成功，领导权和平地移交到知识分子手中，那么这个领导阶层会明智一些，中国前途尚光明，因为前三十年的失败说明农民起义胜利之后的结局只能如此;反之，若改良失败，那么下一次的动乱恐怕不再是选择领导人的问题，而是选择社会制度的问题。

他问我今后的个人打算。我说，我不愿专搞政治工作，我不是那块料。我想，即便不作政治工作者，也要作一个正直的，有良心的，有头脑的科学工作者。

7月12日
考上了研究生，将师从孙钟秀老师(科学院院士)，搞分布式系统。这是我一生中的又一次转机，而且会为未来的道路奠定基础:走自然科学之路，作一个正直的科学家。

8月21日
今天听说，省里近来很热闹。起因是许家屯今年在接待华国峰时，大摆排场，调了三千干部来陪着看戏，全南京市戒严，还大摆宴席，竭尽讨好之能事。于是被省里工作人员写信到中央告发。邓小平将此信批复江苏，要许家屯，惠予裕处理。时值惠老出访日本，故许将批复压下未给惠看，同时要省公安厅去追查。结果又被人写信到中纪委，中央纪委专门发文，不点名地批评了这种作法，说有些领导人无视党规国法。这下引起了省委的“重视”。老头子们连夜开会。会上，许作自我批评，要承担责任。而胡宏(省委副书记)却出来打园场，说集体负责。惠老等人不同意，说那些事省委根本不曾讨论，无责可负，并要求将中央纪委的文件向下传达。到目前为止，争论尚无分晓，不知谁胜谁负。反正够老许吃一壶的，谁叫他太会拍马，又太骄蛮呢。

9月5日
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已开幕数日。会场上撤除了“伟人像”，主席台上只挂国徽。而且，开幕式，闭幕式容许外宾参加。这次会议是建国以来的先例，是中国人民在惨痛教训之后的一个进步，是令人欣喜的。这种进步，那怕是一小步，都是向封建主义，保守主义的挑战。

9月10日
研究生已开课。英语是刘冰老师讲授，他的语音是极好的。上了一次自然辨证法。据老师讲，这是唯物主义自然观和方法论的科学，用以指导其它科学的研究。哲学家们总不安心于自己的圈子，他们要干预一切。他们总要给出若干规律，说人们是按这种规律办事的。不尽然也,有时候会这样，有时候却又不这样，人是一种复杂而神奇的精灵。每当一个重大科学发明或发现出来之后，哲学家们就一拥而上，附炎趋势，标榜自己的“规律”如何可以解释这种伟大成果，而这种伟大成果又是如何由自己的“规律”导出的。竟然有一位知名的美国教授说，如果在高能物理实验中打破基本粒子，那么新发现的粒子应称为“毛粒子”，因为伟大导师曾大力支持过“层子模型”。殊不知毛本人是否是真懂呢，还是一种直觉?或是从老祖宗那里贩来的信念:“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

恩格斯曾就任一磁体都有南北极问题引伸自己的“对立统一”规律，即任何一个统一体中都有对立的两个方面。磁体这个例子又是何等的确切。但是，当人们发现“单磁粒子”时，对立的两个方面又跑倒那里去了呢?恩格斯早已长眠于地下，无法再搞这种哲学游戏。可后代们,又喋喋不休挖空心思地要弥补这个漏洞。不过，这终究是一门学问，只是不要干预别人就行。

10月7日
人本来就是渺小的。在与无边无际的永恒的太空相比时，人类的一切努力在这个无穷大的分母面前不总是等于零吗?不知在那个时间周期里(当然，时间只是人类定义的概念，在宇宙中，没有时间，没有空间)，这个太空中或许有过更高于人类的生命。然而一切都泯灭了,尔后又在另一条链上复苏。这是为什么呢?当真有个上帝在拿着原子们作游戏吗?不应该有上帝。上帝也只是一个有限的概念，而我们应该信仰的是无限，应该崇拜的是无限。

一想到这些，我就会遁入一种迷离的状态中。人类的一切是多么无所谓啊。宇宙不会因为人类的努力而有改变。在我们所分裂的原子中，谁敢保证不存在着比人类思维能力更强的“生命”?在我们银河这条分子链上，谁能保证没有更大的“巨人”将要分裂太阳系这个原子?我们是以“有限”来对抗“无限”，想用有穷的努力来填塞永不可能满足的宇宙“黑洞”,显然是徒劳的。

11月2日
伊朗和伊拉克战火纷纷，苏美都在暗中为自己的傀儡下赌注。美国面临大选，里根和卡特相持不下。里根是个较右的人。有人担心会因里根上台而导致中美关系恶化。但我想无论怎样，里根都不会蠢到与中国断交，因为中国这张牌终究是对付苏联的“王牌”。此外,中国这个大市场也是极有利可图的。

12月2日
四人帮的审判毫无味道，亦无水平。这么多审判员，也不知彩排了多少次，结果还是洋相百出。

如一审判员问江青:你和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开会，密谋到长沙告状，你是否参加了这个会?

江青回答:不知道!

审判员接着问:你们在会上讲了些什么?

江青冷笑着回答:我连会都不知道，怎么能知道讲了些什么呢?

这种毫无逻辑的审问真令人扫兴。

12月7日
昨天下午，学校选举中共十二大代表候选人。提名的结果，章德有八个系提名，我有七个系提名。最后总结出五个候选人:匡亚明、章德、胡福明、郭令智(南大副校长，地质系教授),和我。今天全校有一千一百左右党员参加投票，郭令智最高，677票，我次之，672票。决定将郭教授，我，以及章德作为十二大候选人上报省委。

我深深知道，人们选我有两个道理:一是南京事件，二是我敢直言。但实际上，大多数人并不了解我的思想。或许，当我讲明自己的政治观点之后，人们就怕给我投票了。

在全系党员提名会上，我讲了自己的政治观点。我认为，我们党要想进行自我改造，已很难进行了:一方面暮气沉沉，一方面杂质太多。为了能使国家前进，能使执政党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我认为要允许民主党派实质上而不是形式上的吸收新鲜血液。要允许各党各派办报纸。要提高政协的领导地位，将其改造成与人大平行的立法机构，类于美国之众议院。国家之法律，政策等均须人大及政协两会批准才能生效，此为一。

第二，要坚决改革目前的干部任免制度。要采百国之优，集各国政体结构之大成，果断地形成一套领导队伍，除了年轻，有知识，有能力之外，尚须确保领导队伍受制于民。各级政府领导，只应向他的选民负责。一经就任，由他组阁，要赋予合法的权力，他可以任命或撤换他的阁员。但他本人则受制于两会，他无权干涉两会的日常工作和人员变动。

第三，国家经济结构的改革。撤消各机械部等繁杂的官僚机构。建立国属公司。国务院只管教育，卫生，公共事业，外交及国防。而对工农业的发展提指导性的意见。专业化大公司可联营，分营，可互相竞争。是否参加联营，可由各厂，矿的职工代表大会决定。

四，正视失业问题。调动失业大军的积极性，使之产生流动现象。要不断地从失业人群中获取新的劳动力，从就业人口中淘汰一批玩忽职守，好逸恶劳者。

五，加强社会福利，加强对孤，寡，残疾人的管理，并给予生活保障。

12月16日
昨夜十二时，下班归来，听到美国之音报道华国峰已递交辞职书。当美外交官向中国官员询问时，中方不置可否。并报道，自十一月二十七日以来，华国峰便不再露面。此事并非捕风捉影，看来有一定的可靠性。今天与不少人交换了意见，大家各持己见。老岳父不相信，认为是资产阶级造谣。我说，我们可以分析。如果是谣言，那么中共中央会不闻不问吗?为了一个小小的彭家木(新疆科学院副院长，于罗布坡失踪)，尚且在《人民日报》,中央电台上辟谣，而谣言造到中共最高领导人头上了，竟会不闻不问?

中、青年一般认为，华国峰反正在那个位置上呆不长，迟早总要下来。有人认为目前时机不成熟。有人说邓小平手条子太辣，不容人。有人扬言这又是新的权力之争。有人认为华的辞职是对近年来毫无进展的经济状况和物价飞涨作替罪羊，…，议论纷纷。

老百姓是敢讲话了。但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担心:华辞职的话，谁将取而代之?邓小平吗?他是不会这么愚蠢的。胡耀邦吗?威望尚不够，能力亦未见长。而且中华民族之特性一向是同情弱者。就连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在审判之日尚有人同情，有人不以为然，那么对华国峰，可能就更易于激起同情心。他是一个以“温厚长者”著名的唯一残存的文革中渡过来的领导人，不少人把对毛泽东的怀念转寄于他身上。他无疑是如今变革中一部分保守势力的希望所在。若他去了，不引起这一干人的反目吗?

12月31日
今天是1980年的最后一天。一年来，遨游在书本的海洋里，有多少辛苦，也有多少乐趣。当坐在计算机旁因为莫名其妙的故障而百思不解时，恨不得砸烂那机器，暴跳一场;而当程序通过，设备协调工作时，又感到格外的心情舒畅，噪音都变成了奏鸣曲。今年的收获不错,考取了研究生，所搞的华北油田项目业已完成大半，英语有所长进。这可算是对我多少天半夜不熄之灯的报偿。

一年一年地过去了。我寻寻觅觅，在探索人生的奥秘，追寻人生的目的。目的还不明确吗?不!虽说已近“而立”之年，却仍然常常自我否定。看来，那位日本友人说对了:生活本身就是目的。人应该热爱生活，人们应该抛弃一切成见，同心协力创造美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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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一年
1月18日
目前，各单位都在学习邓小平最近的一个讲话。他主要谈了加强法制，加强思想教育。他讲现在形势大好，潜伏着危机。这大概又是辩证法了。

目前与中央不大一致的有两类人，一是以青年学生为代表，偏右;另一类是以部队为代表，偏左。实际上，左的倾向在一部分老干部中也大有市场，尽管他们也恨四人帮。记得周秉建(周恩来的侄女)曾对我说过，邓小平手段太辣，要是伯伯还活着是不会这么干的。我能体会出她这话的底韵，无非是邓颖超等老人们嫌邓小平的步伐太快了，有点背离了毛、周的社会主义。看来，左右双方都用自己所持有的本钱，向当权者施加着压力。而邓小平是个有头脑的人物，他会妥善地利用这两股势力，搞出一个较为平衡的局面的。这两股势力之间矛盾的缓和只能取决于经济的复苏。否则，后果将是很严重的。

1月24日
今天看了一些资料，讲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搞竞选的情况。青年学生血气方刚，以为中国粉碎了四人帮，风气会为之一新，民主与自由唾手可得。殊不知这个封建的古老大国其顽固的保守势力有多么强大。

中国的无产阶级迄今尚处于幼年阶段，并未成为一个强大的领导阶级。中国的命运尚掌握在农民手上。虽然如今的农民已失去其历史上的固有含义，成为一种"农工"，但其在领导集团内的那种保守性，封建性仍是主要弱点。陈云出山时的第一个战略就是稳住农村。中国的国家机器，尤其是军队，以农民为主体。只要农村稳住了，就可以无所顾忌。几个学生算什么?枪杆子一逼就可以使其就范。

然而，自由与民主的潜流是无法用暴力和专制所能压抑、阻止的。目前，矛盾更加复杂。新老两代的矛盾较为激烈。工农之间的矛盾会随着物价的稳定而有所缓和。部队与地方尤其知识分子阶层的矛盾会日益增长。但这种种矛盾都没有到激化的程度。领导集团尚是比较稳定一致的。粉碎四人帮后上台的老布尔什维克们希望恢复旧的“军事共产主义”时的那种道德与传统，希望那种“纯洁”的信仰与坚定的斗志。他们当中也有一部分人意识到恢复是不太可能了，但仍不甘心，乞求昔日的“灵丹妙药”，诸如思想政治工作等，来治愈十年来人们心中的创伤。但是，人们心灵中的创伤又何尚能用说教所能治愈?人们都憧憬着一个和平、民主、繁荣的社会。但又很懒惰，缺乏进取精神。几千年来的封建主义，使人们不愿为自己负责，为自己奋争，而听任“人上人”的指使，这是当前中国改革中最难的难题。

我的思想在逐步演变。要说过去我还曾迷信过，还一度留恋过的话，而现在，都在进行着自我否定。

3月17日
上周六传达中央81年9号文件，关于取缔非法刊物及非法组织。一上来，先赞扬了一通青年人。继而指出青年中的不安分守己者是害群之马，如让他们得逞，大好的政治形势及经济形势又会得而复失，就会丧失广大人们的民主与自由，等等。于是乎，要动用镇压之权对这些不法分子狠狠打击。

苗头越来越明显了。而有些青年却傻乎乎的。他们以为凭那一点点血就会绽出民主自由之花，殊不知当镣铐缠身时却无人同情你，弄不好还吃你的人血馒头，这就是中国的国风。

我不敢说早就看到这一步，但至少78年后的激流勇退是明智的。我想，在一种迷信垮了之后，而新的东西又没有建立起来之前，说那么多话有什么用呢?有多少人在睁着大眼盯着你的一举一动。他们不是在倾听你的呼声，而是在找你的差子，抓你的辫子。因为在他们的眼里，你总是异端邪说的代表。

所以我找到了另一条路，一条可以无所顾忌地施展我的有限才能的路--科学研究之路。我不是想躲进避风港，想在象牙塔上修身养性，而只是在等待时机，在充实自己，因为未来毕竟是青年人的。我要在科学的王国里尽量保留一点“童心”。

4月3日
参加了三次政协会议的讨论。昨天我在文教组里发了言，是针对某些人对文艺界的批评而发的。有些人，将青少年中问题繁多，社会风气不好归罪于文艺界，出版界，认为他们从西方引入了腐朽没落的东西，传染给青少年。因而这些人呼吁，要文艺界负起责任，多搞一些表彰先进的作品，多写一些歌功颂德的作品，使青少年多受正面教育。

我对此持有异议。我说，前段时间在《新华日报》上看到一篇短文，题目记不清了，主要是讲“补”。就是要文艺界多出一些有“补养作用”的作品，来挽救不良的社会风气。该文还引据“十全大补酒”，说这种东西养血补气，人人喜爱。我却认为，该文的作者简直连起码的常识都没有。我若是医生，决不会给青少年开什么“十全大补酒”的。我说，“天花”曾是世界上最猖獗的一种传染病，而如今它却已绝迹了。是人们吃了补药了吗?非也，而是给儿童们注射一些天花疫苗，使之先生一点儿小病，然后自身形成抗体。久而久之，天花便无市场了。同样，对青少年的教育，要治本，而不能只治标。我们的任务是帮助他们增加识别真善美，假恶丑的能力，即增加他们的抵抗力，而不是用什么大补酒去泡着他们，结果使他们都变成了只能在无菌室里生存的“纯洁儿”，这样于个人，国家前途有何益呢?目前的状况也正证实了这一点。三十年的闭关自守，使人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二十几亿人民在过着与自己不大相同的生活。人家也有风俗、习惯，人家也在斗争中逐步前进。当国门一打开，一股新鲜的风吹进来，稍微夹杂着一点细菌，我们有些人就受不了了，这是理所当然，不值得大惊小怪。可有人偏要大惊小怪，他们又想制造一个新的无菌室，把青少年禁锢其中。其实，那里面真的无菌吗?我看是最大的细菌:封建主义！封建主义历来就是这么干的。

除了这一段发言外，我还提了两条建议:一是建议省人民政府成立“运筹小组”。因为老干部不懂科学是既成事实，有知识的年轻人又暂时上不去。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只有由科学家组成的运筹小组来帮助老干部作出正确的决策。当然这只是提提而已，我想省里是不会采纳的。第二是建议省里制定一个草案，加强对药物的控制和管理。公费医疗制度是好，但其下潜藏者巨大的浪费。至少有20%-30%的药物是白扔掉的。我建议，能否搞出一个折衷的办法，既不让老百姓负担太重，也使国家能节约。这个工作很困难，但应该去作。

4月29日
李世民：治国如治病，病虽愈，犹宜将护。倘遂自放纵，病复作，则不可救矣。今中国幸安，四夷俱服，诚自古所希。然朕日慎一日，惟惧不终，故欲闻卿辈谏争也。

魏征：内外治安，臣不以为喜，唯喜陛下居安思危耳。

9月30日
六中全会后，中央开始反对知识分子和文艺界中断“自由化倾向”。各地都陆续整了一些代表人物。全国首当其冲者是白桦和叶文福。二人均是部队作家。白桦的《苦恋》，叶文福的《将军，你不能这样作》得罪了一批人。如今便轮到他们倒霉了。但这次搞得比较温和，这也算是吸取了点文化革命的教训。不管怎样，又使知识分子心中增加了一些“余悸”-天晓得什么时候又会转风向，祸从口出。

11月5日
国内吹起一股改革之风。一些勇敢的改革者已崭露头角。中国的问题，不改革是不行的。由于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训练，不懂得大生产、大协作。所有的经济单位都是自封闭型的，再加上官僚主义，形成了人才、成果、情报不流通的局面。工资、奖金制度上的大锅饭，严重阻碍着经济的复苏和发展。党在农村经济政策的成功，说明物质是第一性的，人的精神必须与物质基础相结合，任何超脱都会受到惩罚的。尽管在短期内可能会出现什么“轰轰烈烈”的壮举，但那都是假象，只是由激情引起的冲动。一旦人们冷静下来，就会感到好笑。如五八年的大跃进和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典型的例子。

但是，搞改革也并非容易，任何一个立志改革的人一旦亲身实践，就会感到阻力重重，浑身有许多绳子束缚着，施展不开。明智的改革者都会找一些后台作支持，并把人事、财政两大权抓在手中。然而，能够如此的人毕竟寥寥无几。目前，大多数人还在观望。

我的看法，改革势在必行，非改不可。首先要有一部分人先冲出来，哪怕是头破血流也要打开局面。一旦大多数人觉得有利可图，才会蜂拥而至，到那时，谁也阻挡不住了。

12月30日
法国小说家伏尔泰在小说《查第格》中写了这样一个谜语：“世界上那样东西是最长的又是最短的，最快的又是最慢的，最能分割的又是最广大的，最不受重视的又是最受惋惜的；没有它，什么事都作不成，它使一切渺小的东西归于消灭，使一切伟大的东西生命不绝？”

作者揭出迷底：时间！

“最长的莫过于时间，因为它永无穷尽。最短的也莫过于时间，因为我们所有的计划都来不及完成；在等待着的人，时间是最慢的，在作乐的人，时间是最快的；它可以扩展到无穷大，也可以分割到无穷小；当时谁都不重视，过后谁都表示惋惜；没有它，什么事都作不成，有了它，也未必作得成事；不值得后世怀念的，它都会令人忘却，而伟大的，它都会令其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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