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兼教授,享誉国际学术界的顶尖级国际关系史、中外关系史和中国现代史专家。现任上海纽约大学暨美国纽约大学全球体系历史学杰出讲座教授 (Distinguished Global Network Professor of History),以及美国华盛顿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全球学者(Global Fellow),美国康奈尔大学胡适荣誉讲座教授,中国华东师范大学紫江学者特聘访问教授。他曾担任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历史及国际事务罗曼讲座教授、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严家淦讲座教授、法国巴黎政治学院资深访问教授、香港大学杰出访问教授,还曾任挪威诺贝尔研究所研究员,美国和平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亲历者、文革后第一届大学生、具有强烈“中国情结”的美国公民,陈兼教授对于中国历史和中美关系有着独特而深刻的见解。而搬开众多耀眼的光环,陈兼教授其实是一个非常风趣幽默、平易近人的人。在2018年春季学期,陈兼教授在上海纽约大学教授两门课,分别为 20th-Century East Asia-U.S. Relations(20世纪的东亚-美国关系) 和 Reading and Viewing Modern China(解读现代中国) 。他因“书院讲学”式的独特教学风格和渊博的学识在学生中广受好评。怀着敬佩感与好奇心,围炉·上纽有幸邀请到了陈兼教授,与石剑南、徐婧娴两位同学对话,来了解他的人生经历,以及他对中国历史、中美关系和当下广受关注的时事的见解。
W | 看到您的经历里,说您是文革后第一届大学生。您介意谈一谈文革吗?
C | 当然可以谈,也应该谈。文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是一段过去的历史,但从我这样的亲历者来看,这是一场难以忘却的“噩梦”,是一段极为真切的生命时光。而到头来,从幸存者的角度来看,这又是一种不可复制的人生炼历。当一切都成为过往时,我以一个历史学者的视角再回过头去检视、思索那段时光时,每次都有新的发现、想法、感受。文革是不可复制的。同学们没有在毛的时代生活过,也许体会不到,而我们可真的是在毛的时代长大的。毛主席讲出的很多话,我们当时真的是相信的。而这种状况是回不去、不可复制的。
C | 都是学生,几乎没有老师。当时,青年教师和十四五岁的我们平起平坐。我们当时读书,主要读毛的书。文革之所以能够做起来,其实有很多因素。我从历史的角度来想,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毛有巨大的感召力,而且他的那种巨大感召力,那种构建“继续革命”大叙事并让普通老百姓尤其是年青人接受的能力,我现在想起来真的是无与伦比。而且,他的论据不是从外面抄来的,他善于运用中国历史文化的事例来说事,
C | 一个是他的感召力,但更基本的是他构建继续革命“合法性”宏大叙事的能力。新中国立国时,毛说过一句话:“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后来看,这其实是一句巨大的合法性声明,也是毛一生中说过的最重要的话之一。当时,我们还是懵懵懂懂的,可后来想起,他就是通过这样的宣示,把中国人的“受害者意识”和民族主义情感改造为爱国主义。文革发动时,他说“反修防修”,但他同时又大讲“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苏修‘亡我之’不死”。这时,他在感召群众时加入了维护民族与国家利益的内容。
W | 那么文革对您触动较大的地方,或者说对您的影响有什么?
C | 到了1967,68年全国大乱,工宣队进学校里来了。我们接受再教育的时候才发现这些人是多么粗俗,在女同学面前也是满嘴脏话。那时我们就开始有“非分之想”了。我们那时在上海中学,做过今天想起来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们一帮同学把文革中的各种异端文字收集起来,编了两大本的《思潮集》。读的时候,一方面感到,怎么很多地方与我们那么有共鸣,但另一方面,又有一种负罪感——我怎么在读这些反动文字?
C | 当然有影响。我们这一代人,基本上都是有过文革炼历的。文革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它把我们这些人全部赶出课堂,让我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在学校里“闹革命”。当然也有很多逍遥派。文革的发生不仅仅在学校,它还在工厂,机关。文化大革命在全国的城市都搞遍了,但是农村相对来说触及面没有那么普及。虽然我们无法估计文革的社会影响,但是我觉得文革造就了我们这一代,让我们产生了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参与感。这也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文革情结”。
W | 您之后出国与这个有关系吗,或者说您为什么选择出国去读博?
C | 我是第一批被平反的,1977年底参加高考,有幸被录取。后来,我一年多读本科,三年研究生,又派到西藏民族学院去支藏半年,然后回到华东师大教书三年半。
W | 您的课堂颇受学生欢迎,而您在课上也是妙语连珠。您上课时有一句名言,是您常引用毛泽东主席的话“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这句话的背后有没有什么故事?您为什么喜欢这句话?
C | 我之所以常常引这句话,是因为我想大家应该有一种多元化的政治文化氛围,而这种政治与文化多元主义,其实本来就是中国政治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我最近写的一篇文章《追忆孔飞力》中,我又引用了毛的这句话,一个重要原因,是孔飞力是从政治多元主义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现代国家的形成的。我和陈之宏老师翻译孔飞力的《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时,在译者导言中就突出了孔飞力这个看法:现代国家或中国现代国家形成的根本性议程(constitutional agenda),是由政治竞争,政治参与和政治控制这三者之间的变动关系构成的。孔飞力提出,这里,政治竞争、政治参与和政治控制并不是全然是外来的东西,在中国文明的轴心时代,就已经有了政治竞争和政治参与的概念,这在《诗经》中就有体现。后来,在中国向现代转型时,魏源提出过政治竞争和政治参与的看法,后来的冯桂芬、乃至光绪戊戌变法时的官僚们,又涉及了一人一票选举的问题。这些人为自己辩护的来源并不都是西方思想,而是中国本身的文化原典。这件事,康有为也做,所以写《孔子改制考》,有人说康假借孔子,但他是拿孔子说事,使自己的变法改制主张具有更大的合法性。
W | 有同学描述说,上您的课时激情澎湃,而您本人给学生的感觉,好像是有一种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可是我们同时又注意到您是美国公民,对于这些观点,您怎么看?
C | 你们说我有一种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我觉得不是这样。我有的,是一种挥之不去的“中国情结”。 但这不是民族主义,也不是“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现在,民族主义又是一个被滥用的词汇。其实上,如果说民族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话,这是一回事,但还有一种是民族主义情绪,乃至一种极端民族主义情绪。这两者,尤其是后者,是很可怕的。在今天这个全球化时代,“民族主义”在两方面都被用到了极致。一方面,它是民众动员的手段,借助的,往往是民族主义乃至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另一方面,又有对民族主义的各种妖魔化,似乎民族主义在全球化时代就根本不该有一席之地。其实,不止是民族主义,关于民族的描述、记忆、以及由此产生的认同感,似乎也是不应该有一席之地的。但很奇怪的是,但凡因为全球化而把民族主义排除出去的地方,现在往往又变得越来越民族主义了。这真是让我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值得思考。
W | 您具有“中国情结”,而又同时是美国公民。这样的双重身份有没有影响到您对于中美文化的理解?您怎么看待中美关系?
C | 我觉得不矛盾。生在中国,又成为了美国公民,还从事中美关系研究,我觉得自己真是很幸运。中国和美国都是世界上非常重要的国家,而中美关系可以说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关系。我最希望看到,也是一直在做的,就是不要让中美这两个国家打架、尤其是不要打大架。这两个国家,我能找到千万种理由和平相处、共同发展,而找不到一种理由让他们大打出手。真打起来,说什么因为涉及到重大核心利益,我是根本不相信的。在核子时代,在中美两国的各种利益如此错综复杂地搅和在一起的情况下,有什么“重大核心利益”会比两国之间的和平相处更重要?让双方打一场不会有胜利者的战争,把两国乃至人类和世界引向毁灭?这是说不通的,没有意义的。
W | 我们身边有些同学十分憧憬西方的民主自由,并不时会说一些讽刺的“反话”。全球化的当下,韩流、日本文化、美国文化都在影响着中国。日前,“精日分子”,“港独分子”也受到了舆论的关注。以此,我们可以说同学们好像对国内一些形势有担忧。您认为根源于何?
C | 中国正处在历史大变动的时刻,新情况层出不穷,有担忧不奇怪,也绝不是坏事。要紧的是,不可人云亦云,还是要自己想问题。
W | 很多同学在大学会选择学商科,金融,学计算机科学等等,而很少有人会去选择读人文,读社会科学。上海纽约大学致力于为学生提供一个博雅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的环境,并且要求即便是计算机专业的同学也需要经过人文博雅教育。您认为在当前的时代学习人文学科有什么价值和意义?我们同学们应该如何利用好这种资源?
C | 讲到博雅教学,我认为大学就应当是博雅教学。没有博雅教学,大学只能被称作技术专科学校了。我们之所以要到大学来,而不是去专科学校,这其中是有原因的。但我还是要老实说一句,这些“博雅教学”的课上,学生是“学不到东西”的。就比如我开设的课,我一直在与你们“闲扯”,在“胡说八道”。可是,当年书院讲学,就是这个样子。不同的是,在书院讲学的时代,读书是一项特权,民众能接触到知识的途径并不多。多少贫寒学子日夜读书,可最终能出人头地的只能是凤毛菱角。那时的学生可能希望能有一位名师,在书院里“胡说八道”,“东扯西拉”,扯的可都是有内容的。可现在时代不同了,书本、网络资源如此丰富,学生还需要老师做什么?老师一天到晚去学校,而学生自己看书就能查到他们需要的知识。拿历史学科来说,要查史实太容易了。但我自己总觉得,要“通晓古今”。学生能查到的史实,是要用来通今的,而通晓古今确实是要靠讲课讨论的,这和《资治通鉴》是一个道理。作为老师,我绝不是“贩卖”知识的。就像我经常说“让人讲话天不会塌”,我在课上鼓励同学发表个人意见,而且鼓励同学发表和我意见不同的看法。没想到,有一天我课上一位美国同学居然对我说:“您整天要我们反驳您,您可是专家!您讲出的话肯定是对的,我们怎么敢提出不同意见啊!” 但我觉得,我们博雅教学的课堂,就应该是这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