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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陈兼:“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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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4-9 09:57:5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陈兼教授,享誉国际学术界的顶尖级国际关系史、中外关系史和中国现代史专家。现任上海纽约大学暨美国纽约大学全球体系历史学杰出讲座教授 (Distinguished Global Network Professor of History),以及美国华盛顿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全球学者(Global Fellow),美国康奈尔大学胡适荣誉讲座教授,中国华东师范大学紫江学者特聘访问教授。他曾担任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历史及国际事务罗曼讲座教授、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严家淦讲座教授、法国巴黎政治学院资深访问教授、香港大学杰出访问教授,还曾任挪威诺贝尔研究所研究员,美国和平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陈教授是中美关系史、冷战国际史、中国现代史等领域的领军人物,著有《中国通往朝鲜战争之路》(1994)、《21世纪的中国挑战: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启示》(1997)、《毛泽东的中国与冷战》(2001)等多部佳作,受邀参与写作《剑桥冷战史》、《剑桥国际共产主义史》、《剑桥印度支那战争史》等。他的相关研究,被基辛格在《论中国》一书中引用三十余次。2005年,因参与制作《解密:尼克松在中国》一片,他荣享最佳文献纪录片艾美奖。目前,陈教授正在撰写完成《周恩来和他的时代》一书。






前言


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亲历者、文革后第一届大学生、具有强烈“中国情结”的美国公民,陈兼教授对于中国历史和中美关系有着独特而深刻的见解。而搬开众多耀眼的光环,陈兼教授其实是一个非常风趣幽默、平易近人的人。在2018年春季学期,陈兼教授在上海纽约大学教授两门课,分别为 20th-Century East Asia-U.S. Relations(20世纪的东亚-美国关系) 和 Reading and Viewing Modern China(解读现代中国) 。他因“书院讲学”式的独特教学风格和渊博的学识在学生中广受好评。怀着敬佩感与好奇心,围炉·上纽有幸邀请到了陈兼教授,与石剑南、徐婧娴两位同学对话,来了解他的人生经历,以及他对中国历史、中美关系和当下广受关注的时事的见解。





W | 看到您的经历里,说您是文革后第一届大学生。您介意谈一谈文革吗?





C | 当然可以谈,也应该谈。文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是一段过去的历史,但从我这样的亲历者来看,这是一场难以忘却的“噩梦”,是一段极为真切的生命时光。而到头来,从幸存者的角度来看,这又是一种不可复制的人生炼历。当一切都成为过往时,我以一个历史学者的视角再回过头去检视、思索那段时光时,每次都有新的发现、想法、感受。文革是不可复制的。同学们没有在毛的时代生活过,也许体会不到,而我们可真的是在毛的时代长大的。毛主席讲出的很多话,我们当时真的是相信的。而这种状况是回不去、不可复制的。





就毛主席他自己讲,他本人是有“猴气”和“虎气”的。他是搞政治的头号高手,同时还有构建宏大叙述的非凡能力。他说过很多极富鼓动性的话,比如“你们是八九点钟的太阳”,“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又比如“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里发展起来的”,诸如此类。而对于这些话,我们当时真的是相信的。那时候人人憧憬毛主席,我非常清楚地记得,我1966年到北京的时候,有过两次见毛主席的机会。有一次是我们排在长安街两旁,那时候我特别矮,在后排站着。毛主席的敞篷车过来的时候,前排的人一下子就跳起来了,而我什么都没有看到。第二次是下午两点多进天安门广场的,本来我们是排成纵队走,不能够串行的。可那时没有人管得住我们,我就钻到金水桥边。在那里,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的是那种全场一片“毛主席万岁”的呼声,所有的女孩子都嚎啕大哭的情绪。那种感情绝对不是假的。





文革当中有很多复杂的现象。你比如说红卫兵运动就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现象。最早的红卫兵都是红后代,我们根本没有资格参加。但是到了一月革命之后,我们在上海中学自己组织红卫兵,分成好多派,都在争夺对毛泽东思想的解释权。





W | 这些红卫兵都是学生吗?那么文革又是怎么能够做起来的呢?





C | 都是学生,几乎没有老师。当时,青年教师和十四五岁的我们平起平坐。我们当时读书,主要读毛的书。文革之所以能够做起来,其实有很多因素。我从历史的角度来想,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毛有巨大的感召力,而且他的那种巨大感召力,那种构建“继续革命”大叙事并让普通老百姓尤其是年青人接受的能力,我现在想起来真的是无与伦比。而且,他的论据不是从外面抄来的,他善于运用中国历史文化的事例来说事,





比如说,他关于“一大二公”的未来社会的乌托邦想象,就常用历史事例来论证。说明一大二公思想不是他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古已有之,借助了很多中国历史上的例子。比如他讲到过三国时的张鲁“五斗米教”,以及“ 置义舍”“置义米肉” “不置长吏”的举措措,等等。他还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却做不到,我们要做到。这些都是他读史书得来的。他那种乌托邦想象,在今天想起来一方面让人心悸,但另一方面又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一方面,人们经历了大跃进那种大失败,大饥荒,自己挨饿的状况自己清清楚楚地知道。就连红薯都不够吃的那种年代过去后,不过几年间,居然就搞起了文革,而且还能够如此具有煽动性,这真是不可思议。





我一直在想,什么是合法性呢?我想,能让别人跟你心悦诚服地一起走,就是合法性。你把刀架在别人脖子上,逼着他,这不是合法性。诱之以利,从而让别人跟你走,这是极为肤浅也靠不住的合法性,一旦利益没有了,合法性也就没有了。毛的时代,人们是在饿着肚子之后还能跟着他走,这是一种奇特的“合法性”。





W | 那我可不可以说,是毛主席他本人就有这样一种感召力?





C | 一个是他的感召力,但更基本的是他构建继续革命“合法性”宏大叙事的能力。新中国立国时,毛说过一句话:“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后来看,这其实是一句巨大的合法性声明,也是毛一生中说过的最重要的话之一。当时,我们还是懵懵懂懂的,可后来想起,他就是通过这样的宣示,把中国人的“受害者意识”和民族主义情感改造为爱国主义。文革发动时,他说“反修防修”,但他同时又大讲“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苏修‘亡我之’不死”。这时,他在感召群众时加入了维护民族与国家利益的内容。





W | 那么文革对您触动较大的地方,或者说对您的影响有什么?





C | 到了1967,68年全国大乱,工宣队进学校里来了。我们接受再教育的时候才发现这些人是多么粗俗,在女同学面前也是满嘴脏话。那时我们就开始有“非分之想”了。我们那时在上海中学,做过今天想起来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们一帮同学把文革中的各种异端文字收集起来,编了两大本的《思潮集》。读的时候,一方面感到,怎么很多地方与我们那么有共鸣,但另一方面,又有一种负罪感——我怎么在读这些反动文字?





那时候,我们一方面我们在说“革命方知主席亲”,可再另一方面,我们又感觉同毛开始疏远了,但我们不敢直接讲出来。而我是在那个环境下开始大读“野书”的。1968,1969年起,我大量读书,甚至曾经把内部出版,威廉·夏伊勒写的 《第三帝国的兴亡》一整本几乎抄了下来,这是一本很厚的书。文革结束我被平反以后,立即就参加了高考,考取了华东师大。本科读了一年,老师就推荐我提前去考研了。而我考研正好考的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国际关系史。得益于当年的抄书经历,我的分数特高,连后来的导师都啧啧称叹。





那个年头,书店没人管也没人读书,而我就把书从书店挪到家里,很多都是六十年代出版的马列图书。我们很多人当时还在读的另一本书,是马迪厄写的《法国革命史》。很多年后才知道,这本书不仅我们这一帮人在那里读,以后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朱学勤等也在读。





W | 看来文革对您这一代人都是有影响的吧?





C | 当然有影响。我们这一代人,基本上都是有过文革炼历的。文革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它把我们这些人全部赶出课堂,让我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在学校里“闹革命”。当然也有很多逍遥派。文革的发生不仅仅在学校,它还在工厂,机关。文化大革命在全国的城市都搞遍了,但是农村相对来说触及面没有那么普及。虽然我们无法估计文革的社会影响,但是我觉得文革造就了我们这一代,让我们产生了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参与感。这也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文革情结”。





W | 您之后出国与这个有关系吗,或者说您为什么选择出国去读博?





C | 我是第一批被平反的,1977年底参加高考,有幸被录取。后来,我一年多读本科,三年研究生,又派到西藏民族学院去支藏半年,然后回到华东师大教书三年半。





我当时是做世界史,中外关系史的,而我在华东师大的硕士论文写的是二战前1937-1941年美国对德政策的研究。写那篇论文,一方面有我文革时期阅读的大量书籍做“底子”,另一方面也是机缘。正巧我做毕业论文的时候华东师大承担了一个关于二次大战起源的国家级重点项目,其中有一条就是做资料功夫。我从那时候,包括毕业之后,就在上海图书馆大量地阅读各种外文的文献集。 那时候没法看原始的文字档案,我就一本本读上图收藏的《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英国对外政策文件集》,《法国白皮书》,等等。 我做硕士论文时用了很多这种资料加上那时看得到的二手外文资料。在当时,像这样做世界史几乎很少的。我的那篇文章先是被《历史研究》在1983年接受发表,这在当时已经是很不得了的事情了。可更让我没想到的是,1984年这篇文章居然评上了《历史研究》优秀论文奖。这个评奖我完全不知道,它是全国读者、专家投票产生的,我没有任何门路。结果当时选出15篇,4篇世界史,11篇中国史。世界史的4篇中,另外三篇是罗荣渠、刘祚昌、马克尧这几位国内顶尖历史学家的文章。而我当时才三十出头,他们居然把我这一篇选上了。那时,也就是我出国前,在国内也小有名气,不知天高地厚地参加好多会议,国内也有好多机会。





但是我发现有一条,我是搞中外关系史的,而我如果不出国,就不能与国际前沿研究接轨。可当时学校和国内有关部门都把我列为重要培养对象,不放我出去。1986年那年,我和他们软磨硬磨,终于有一个机会能有一个大学为我提供博士全奖。我也没管那其实是个二、三流大学,抓紧机会就出去了。





W | 您的课堂颇受学生欢迎,而您在课上也是妙语连珠。您上课时有一句名言,是您常引用毛泽东主席的话“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这句话的背后有没有什么故事?您为什么喜欢这句话?





C | 我之所以常常引这句话,是因为我想大家应该有一种多元化的政治文化氛围,而这种政治与文化多元主义,其实本来就是中国政治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我最近写的一篇文章《追忆孔飞力》中,我又引用了毛的这句话,一个重要原因,是孔飞力是从政治多元主义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现代国家的形成的。我和陈之宏老师翻译孔飞力的《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时,在译者导言中就突出了孔飞力这个看法:现代国家或中国现代国家形成的根本性议程(constitutional agenda),是由政治竞争,政治参与和政治控制这三者之间的变动关系构成的。孔飞力提出,这里,政治竞争、政治参与和政治控制并不是全然是外来的东西,在中国文明的轴心时代,就已经有了政治竞争和政治参与的概念,这在《诗经》中就有体现。后来,在中国向现代转型时,魏源提出过政治竞争和政治参与的看法,后来的冯桂芬、乃至光绪戊戌变法时的官僚们,又涉及了一人一票选举的问题。这些人为自己辩护的来源并不都是西方思想,而是中国本身的文化原典。这件事,康有为也做,所以写《孔子改制考》,有人说康假借孔子,但他是拿孔子说事,使自己的变法改制主张具有更大的合法性。





孔飞力还讲过这样一个看法,“大凡具有普世性意义的问题,必定会在所涉及的个案中(不管这些个案具有多大的特殊性),在某一层面以其本身内在的、而不是外部强加的方式被提出来。” 任何可称为普世的价值,都一定能够在西方以外的其他文明、其他文化的本原中,在它们原始的知识文本中也有存在。所以他才说,就任一具体现代国家特质的形成而言,比之来自外部世界的影响,植根于本土环境及知识资源的“内部动力”要带有更为根本的性质。





同时,任何一种关于“现代性”的普世性界定,若没有“中国经验”的支撑,或同“中国经验”相悖,或必须从外部加之于中国,就不可能具有真正意义上的普世性。就中国本身而言,中华文明形成时期,就就有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没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是不可想象的。后来形成的主流意识形态,即儒家官学,也是融汇了各家之长而形成的,只不过是它被意识形态化了。同时,在中国民间,从来就有不受官方控制而写野史的传统。有意思的是,中国历代将修史看得如此重要,凡是不能进入官史编纂行列的,就一定有人在写野史,这就形成了一种多元化的历史叙述线条。这一点概括出来,就是政治参与、政治竞争和政治控制并存的格局,而这种格局是中国历史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政治多元主义绝非全为舶来品。





我在《追忆孔飞力》中也写到,在揭竿而起的年代,陈独秀、毛泽东也讲过很多关于民主,关于政治参与的话。毛一再讲“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就是一例。我经常引用这句话,其中的道理很简单:大时代要有大思想,而大思想就是需要讲出来,无论对错,要让大家讲出来的。让大家讲话,是政治多元主义的具体表现,而且这上面的合法性是不能单纯靠引用西方相关话语获得的。我想做的,就是要从中国本身政治文化的发展中,以及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关于民主思想的表述中,使政治多元主义获得更大的合法性。





W | 有同学描述说,上您的课时激情澎湃,而您本人给学生的感觉,好像是有一种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可是我们同时又注意到您是美国公民,对于这些观点,您怎么看?





C | 你们说我有一种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我觉得不是这样。我有的,是一种挥之不去的“中国情结”。 但这不是民族主义,也不是“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现在,民族主义又是一个被滥用的词汇。其实上,如果说民族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话,这是一回事,但还有一种是民族主义情绪,乃至一种极端民族主义情绪。这两者,尤其是后者,是很可怕的。在今天这个全球化时代,“民族主义”在两方面都被用到了极致。一方面,它是民众动员的手段,借助的,往往是民族主义乃至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另一方面,又有对民族主义的各种妖魔化,似乎民族主义在全球化时代就根本不该有一席之地。其实,不止是民族主义,关于民族的描述、记忆、以及由此产生的认同感,似乎也是不应该有一席之地的。但很奇怪的是,但凡因为全球化而把民族主义排除出去的地方,现在往往又变得越来越民族主义了。这真是让我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值得思考。





第二个,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其实是不同的。它们有什么区别呢?美国人很少用nationalism,他们用patriotism多一点。但在中国这个环境,如果民族主义是一种以民族为主体的意识形态,或者说情怀、情操、认同感的话,那么爱国主义非常清楚,它的效忠对象就是国家。在中国的政治宣中,几乎从来不正面使用民族主义这个词;民族主义往往是以负面形象出现的,什么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反动民族主义,民族沙文主义,等等。像我的英文论著中使用的“革命民族主义”,官史是很少用乃至从来不用的。但是爱国主义教育却到处都有。





W | 您具有“中国情结”,而又同时是美国公民。这样的双重身份有没有影响到您对于中美文化的理解?您怎么看待中美关系?





C | 我觉得不矛盾。生在中国,又成为了美国公民,还从事中美关系研究,我觉得自己真是很幸运。中国和美国都是世界上非常重要的国家,而中美关系可以说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关系。我最希望看到,也是一直在做的,就是不要让中美这两个国家打架、尤其是不要打大架。这两个国家,我能找到千万种理由和平相处、共同发展,而找不到一种理由让他们大打出手。真打起来,说什么因为涉及到重大核心利益,我是根本不相信的。在核子时代,在中美两国的各种利益如此错综复杂地搅和在一起的情况下,有什么“重大核心利益”会比两国之间的和平相处更重要?让双方打一场不会有胜利者的战争,把两国乃至人类和世界引向毁灭?这是说不通的,没有意义的。





W | 我们身边有些同学十分憧憬西方的民主自由,并不时会说一些讽刺的“反话”。全球化的当下,韩流、日本文化、美国文化都在影响着中国。日前,“精日分子”,“港独分子”也受到了舆论的关注。以此,我们可以说同学们好像对国内一些形势有担忧。您认为根源于何?





C | 中国正处在历史大变动的时刻,新情况层出不穷,有担忧不奇怪,也绝不是坏事。要紧的是,不可人云亦云,还是要自己想问题。





其实,我相信类似“精日分子”这种人肯定只是少数,并且在任何一个社会都会出现这样的人。这里反映出的是两个现象。第一个,是主流认同意识之中的缺陷。有很多人将爱国主义看作政治上的认同感,而标榜民主自由的“liberal value”确实具有很大的感召力。再加上,在一个很多讲话渠道被关闭的环境中,人们会产生两种好奇心。好奇心本身没有问题,任何人都可以有好奇心。可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之中,人们总会去想“我还有什么东西没有听到”,“还有多少声音没有让我听到,可以让我做比较”。另一种好奇心是,他们总是怀疑自己听到的是不是真实的,是用政治强权推行出的,而他们不得不听。实际上,这反映出的便是主流政治话语在结构上的缺失。





在“不让人讲话”的环境下确立的“真理”,很多根本没有经过争辩、比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发现很多被证明错误的理论,都是当年“不让人讲话”时强行推行“确立”的。比如“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其实,当时中国本来就没有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搞什么资本主义复辟。而这句话又被广泛化,与阶级斗争理论搞在一起。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搞出来的。同时还有“批人道主义”。人道主义本来不具有阶级性,怎么会成了只有资产阶级才能拥有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有些极端的人会由此想要一些精神上、思想上的寄托。这些人中非常病态的一部分人,便会走到今天“精日”这一步。





还有一个现象,是当今社会生活中非常浅薄的一个东西,就是“博眼球”。再加之主流教育引领能力的疲乏,人们可能会更愿意去看一些这样的人当众“出丑”,而这等于把一部分人推向异己。包括在香港,居然有人打出港英的旗号,他们难道要回到殖民时代吗?难道不知道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是20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建树之一吗?他们这样做,其实反映出的是他们自己思想的极端贫乏。





W | 很多同学在大学会选择学商科,金融,学计算机科学等等,而很少有人会去选择读人文,读社会科学。上海纽约大学致力于为学生提供一个博雅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的环境,并且要求即便是计算机专业的同学也需要经过人文博雅教育。您认为在当前的时代学习人文学科有什么价值和意义?我们同学们应该如何利用好这种资源?





C | 讲到博雅教学,我认为大学就应当是博雅教学。没有博雅教学,大学只能被称作技术专科学校了。我们之所以要到大学来,而不是去专科学校,这其中是有原因的。但我还是要老实说一句,这些“博雅教学”的课上,学生是“学不到东西”的。就比如我开设的课,我一直在与你们“闲扯”,在“胡说八道”。可是,当年书院讲学,就是这个样子。不同的是,在书院讲学的时代,读书是一项特权,民众能接触到知识的途径并不多。多少贫寒学子日夜读书,可最终能出人头地的只能是凤毛菱角。那时的学生可能希望能有一位名师,在书院里“胡说八道”,“东扯西拉”,扯的可都是有内容的。可现在时代不同了,书本、网络资源如此丰富,学生还需要老师做什么?老师一天到晚去学校,而学生自己看书就能查到他们需要的知识。拿历史学科来说,要查史实太容易了。但我自己总觉得,要“通晓古今”。学生能查到的史实,是要用来通今的,而通晓古今确实是要靠讲课讨论的,这和《资治通鉴》是一个道理。作为老师,我绝不是“贩卖”知识的。就像我经常说“让人讲话天不会塌”,我在课上鼓励同学发表个人意见,而且鼓励同学发表和我意见不同的看法。没想到,有一天我课上一位美国同学居然对我说:“您整天要我们反驳您,您可是专家!您讲出的话肯定是对的,我们怎么敢提出不同意见啊!” 但我觉得,我们博雅教学的课堂,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对于人文学科,我们先要知道人文学科是什么。人文学科在知识汲取上的特点,就是广种薄收。而对于大学的人文学科,而我更想你们要把“学科”两个字去掉,叫它“人文知识”。在大学,这个人生中最可贵的一段经历里,少一点争分数,少一点盯住GPA,大学应当是人生最开心的时光,也是一旦过去后再也回不来的。现在的学生心理负担太重了。多读点书,多做点真有意思的事,这才是扩充人文知识,也才不枉“大学”生活。





W | 您刚刚谈到了大学的人文知识资源,而像上海纽约大学这样能够保证一定会学术自由的学校又比较特殊,我们能够接触到一些境外的资源。对于我们来说,应当怎么利用好这些大学的资源?





C | 我想说两条吧。第一条,就是“don’t take anything for granted”,我觉得我们现在有些同学,真的是有种“sense of entitlement”,觉得自己得到这些资源是自然而然的。但其实你们能进上纽大都是“过五关、斩六将”,是很不容易的,真要珍惜这些资源。





第二条,这也是给所有的大学同学说的。我是记日记的,每天晚上还会记想法。有时候回过头去看看,会发现之前过的哪一天是有内容的。我要对咱们同学说的,就是要让大学生活过得有内容。而这个内容,是你自己定的,不是让别人来定的。只要是你觉得做的合适有益,那就是好的。








后记


“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背后,是对多方言论的开放包容态度,也是政治与文化多元主义的体现。政治与文化多元主义或许听起来十分抽象、距离我们十分遥远,但它其实从未缺席于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也从未远离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在中国,它催生于文明的轴心时代,构成了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以及横贯整个中国古代,正史与野史多线叙述的格局的底蕴。而对于21世纪今天的我们来说,它存在于陈兼教授以及所有上海纽约大学博雅教育的课堂,也存在于同学们日常对境内境外媒体报道的讨论中。它的缺失,曾带来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浩劫,以及人们对主流政治话语的信任失落,乃至“精日”分子们极端病态和贫瘠的思想世界。而正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铺天盖地的“毛主席万岁”呼声也无法阻挡青年学生们的思想觉醒。政治与文化多元主义仍是“人间正道”,在今天这个大时代更应是如此。









鸣谢:陈兼教授百忙之中得以同我们对话,并还在成稿后多次协助围炉修改稿件,我们深受感动,也特此表示感激!





参考资料:


陈兼. (2018年2月10日). “追忆孔飞力③:远去的他的时代.” 澎湃新闻. 2018年4月3日,取自: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988951.










文 | 石剑南、徐婧娴


图 | 来源网络,经陈教授本人授权


编辑 | 吴文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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