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奈：我所经历的文化大革命（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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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序曲

     这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回忆它，思考它都很沉重。虽然亲身经历的人很多，但是想明白很不容易，就像我们活到几十岁的人，对自己的人生都想透彻了吗，对自己都未必能想透彻看清楚，何况对那样一场“触及人类灵魂的大革命！”
    在那样一场运动中，个人所处的境遇不同，做出的描述和评判也会不同。我是文革中的“逍遥派”或曰“自由战士”，或许描述比较公允一些，但是我对运动的全貌也不甚清楚，对上层到底发生了什么也不甚清楚。这些年陆陆续续看了些文章，知道了些情况。也看到现在的年轻人还是一头雾水，觉得还是该摆摆龙门阵，说些我自己看到的情况吧。
                                    
                                          

    文革的序曲，我觉得似乎应该从1965年的教育改革开始，那一年，我14岁，上初二,上的是当时柳州最好的全日制中学——柳铁一中。
    那一年的夏天，开始讨论教育改革。传达了一段毛主席语录，大意是学生上课应该允许打瞌睡。哎呀，这可是大受学生欢迎呀！不光学习成绩不那么好的学生欢迎，就是学习成绩好的学生也欢迎呐。
    我们广西柳州的夏天是很热的，那个年代，不管是学校还是家里，还没有电风扇那种东西，学校的规矩又很严格：大热的天，老师在台上讲课，必须穿中山装，还必须扣上领口。老师为人师表了，我们学生哪敢不遵守规定呢：男生夏天不许穿背心，女生不许披长发。中午我们会瞒着老师悄悄到柳江去游泳，看着船上人家的钟，急急忙忙上岸，女生把连衣裙子往头上一套，然后把游泳衣褪下来，连衣裙顿时就湿漉漉的贴在身上，就不顾一切地赶忙跑回家，扔下游泳衣，顶着湿漉漉的头发就往学校跑。男生更简单，穿着游泳裤就往家跑，换上衣服就接着往学校跑，男生女生比着看谁先到学校。万一遇上上课的预备铃响了，有一方还没到，万一老师问起，通常是男生要告状，出卖女生的，所以，我们女生总是争取先到教室，让男生没有告状的机会。这样匆忙的到校，如果上课允许打瞌睡，那还不爽死了！
    每天下午讨论怎样教育改革，嗨呀，不用上课了，把教室里的长条凳搬到教室外面的大树阴下面讨论，好自由，最好天天不上课，天天讨论就好！我们组的男生说：教育改革就应该把俄语砍掉，我们学俄语有啥用呢，我们又不会去苏联，我们又不想当翻译！我觉得有道理呀，于是也附和。
    我们学生的梦想是不作数的，雷校长也有他的教改梦想。他在校庆的大会上抒发了他的教育梦想：将来我们学校不光有现在的高中部，初中部，还要成立一个中专部，要办成像江西的共青团学校那样的半工半读学校，我们学校要办成一个花果山！雷校长的梦我特别喜欢，我们学校啥时候能办成一个花果山，那就太美了。
    其实，那时候我们学校就很美的。一进大门。两边就是林荫道，沿着林荫道走着，有一片树林子，树荫掩映下，有绳梯，浪桥，天梯，我们一边走着一边玩着就到了教室，上学其实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校园内，到处是果园，有甘蔗林，有枇杷林，有花生地。靠后边围墙，有高大的梨树，梨树下的土地分给了初中部各个班种菜，围墙外还有地，那都是分给高中部的大哥哥大姐姐种的地，据说他们还会用牛耕地呢！
    到蔬菜收获的时候，各个班就分菜了，分到个人，个个同学想办法或推车或用肩挑，把菜拿回家。迎着邻居们羡慕的眼光，很自豪哟！校庆是我最向往的一天了，那是秋天，甘蔗收了，花生收了，水果收了，各个班都分了我们自己种的水果，开联欢会，敞开了吃，好爽！所以我认为雷校长的梦想是一定会实现的！而且，我希望考上我们自己的高中，希望在我上高中的时候雷校长的愿望就能实现，我就能吃上更多更多的水果！
    雷校长的美好愿景很快就破灭了，而且破灭的那么惨，简直惨不忍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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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风暴渐起

    就在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刊出由姚文元执笔的批判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把《海瑞罢官》中所写的"退田"、"平冤狱"同"单干风"、"翻案风"联系在一起。当时，我们还以为就是一般的学术讨论，所以并没有放在心上。
    可是到了1966年4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报刊先后发表《〈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 义的大毒草》等文章，进而把皇帝罢了海瑞的官，同庐山会议上撤消了彭德怀职务一事联系在了一起，说是为彭德怀翻案，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带上了浓重的政治色彩。
    1966年中央发了“5.16”通知，批判北京市委，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革命集团，彭罗路杨都是党的高级领导，居然会是反革命？真是革命风暴越刮越大。
    接着又是批判“三家村”。当时，同学们都不知道这三个人都是干啥的，我说：我知道。吴晗是个历史学家，我看过他写的几本“中国历史小丛书”，同学们有追问我书里发现什么问题了吗？我说：都是说历史上各个朝代都是穿什么样的衣服，妇女画什么样的眉毛，看不出有什么问题呀？一开始我还以为他们是三个文人，其实不然。
    其实是这样的：1961年9月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杂志为“丰富刊物内容”“活跃气氛”“提高质量”开辟了一个专栏“三家村札记”，该专栏邀请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三人合写，他们约定，文章以一千字左右为限，每期刊登一篇，三人轮流写稿。作者由三人取一个共同的笔名：吴晗出“吴”字，邓拓出“南”字（笔名“马南邨”），廖沫沙出“星”（笔名“繁星”），合称“吴南星”。其中一些篇章也批评了当时社会生活中的不良现象，对时弊有所讽喻。但这种批评与 讽喻被认为是“有步骤有组织有指挥”的政治行为，“三家村”被定位反革命集团。
    对三家村的批判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直接突破口。最终导致了北京市委的崩溃、改组及其随后一系列的政治变动终致刘少奇、邓小平的倒台。邓拓、吴晗也在不断升级的批判与迫害中含恨而死，此是后话。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6月2日，北大聂元梓贴出了一张大字报。这样，全国到处都在揪“牛鬼蛇神”，都在揪“三家村”。我们学校也不例外，贴出了很多大字报，我们班主任李老师也被曝光是个“中右”，也有说李老师和当年他们的团支书争夺一个女同学的事以证明李老师作风有问题。
    我看这样的大字报，应该都是老师写出来的，否则学生们哪里知道老师们过去的事情呢？还把过去谈恋爱的事拿出来说，很有些个人报复的味道！
    以上发生的事，其实离我们还远，接着发生的事，离我们学生就就越来越近了。
    上级通知正式搞文化大革命了，取消高考和中考，大学停止招生，这个消息可就郁闷了！
    那一年，我大哥高中毕业，我初中毕业，我们毕业考试都考过了，同学们都在积极备战高考和中考呢！得，这下子我们都没有书读了，尤其可惜的是大哥，他都被保送清华了，大学梦破灭了。
    不上课了，停课闹革命。工作组进校了。工作组都是铁路局机关的干部。进校组织我们班干部开会，大意是学校不要乱了。分析同学们的思想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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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和红卫兵辩论
    工作祖进校大约也就一，两个月吧，就被撤回去了。这时候踢开党委闹革命，工作组也撤了，学校里的大字报转向批判工作组，事实上工作组已经撤了，批判对象就改成批判工作组的红人——原来的班干部。我们班教室后面的黑板报上有同学写文章，把我们班干部一一点了名，比如说我是：能写善画，能说会道的某某。嘿嘿，我一点儿不生气，好像意外受到夸奖一样惊喜呢，我可是从来没有觉得自己能说会道，能写善画呀！
    批判工作组的大字报又转向批判校领导，老师了。班上有同学去抄了李老师的家，据说抄出一本日记本被公布出来，成了恶毒攻击党的证据。我看了大字报的内容，李老师写的诗，写的是困难时期他妈妈饿肚子让他感到很心疼。这个我觉得没啥呀，困难时期大家都经过了本来就是饿了肚子嘛，李老师就是不该写什么诗，这不是让别人拿住把柄了吗。还有一篇大字报，说的是李老师在他自己的一张照片上写了两句诗：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批判说他要反攻倒算。嗨，这明明是毛主席的诗词，人人都可以引用，怎么就成了反攻倒算了呢。总之，我看了很多大字报，我的感觉是，一部分老师过去与其他老师有个人恩怨，借机发泄揭短；有些老师为了自保，主动把矛头对准其他老师。学生呢，一部分是政治幼稚，为了表示自己是积极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的，敢于造反，于是傻乎乎地成了一些老师的枪使，一部分同学过去受老师批评多一些，有挟嫌报复的因素。
    不但学校里大字报越来越多，据说铁路局机关的大字报也贴满了。我和同学们都跑到局机关看热闹，只见楼上楼下的走道里，楼梯上，大厅里全都拉上绳子，挂满了森林一样的大字报，我们在大字报下面穿来穿去，挺好玩的。突然，我发现我们班蒋同学的爸爸也被贴大字报了!回到学校我把这个重大发现告诉她，她很委屈的告诉我：他爷爷解放前只是一个小站的站长，这个小站只有三个人。他爸爸是解放后上的大学，现在是一个处里的总工程师，是共产党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怎么会反对共产党呢？我也觉得那些大字报不靠谱。
    听说柳州市市政府和公安局也被冲击了，我们一帮小孩也跑去看热闹。那时候年龄小，体育好，公安局外面的栏杆一下子就跳过去了，许多学生就像我一样一跃而过冲进去。只见公安局楼道里也是乱哄哄的，办公室的门都大开着，也没有人办公了，地上的档案卷宗满地飞。哎呀，公安局的文件档案不是保密的吗，就这么满地飞，岂不乱套了？不但学校，所有的党政机关都瘫痪了。
    又听说学生们出去破四旧了，我们学校高中部同学也去想破四旧，没找到目标，把柳江边的一个土地庙给砸了。听说柳高的学生还把柳侯祠砸了！砸个小土地庙，还没有啥，广西历史上很迷信，土地庙很多，一个小土龛，里面有两个泥塑代表土地公公和土地婆婆，管辖范围好像是居委会主任的角色。若把柳侯祠砸了，就可惜了。过去柳州只有一个公园，就是柳侯公园。里面有柳侯祠，有柳宗元的衣冠冢，是古迹。我们小时候常常去玩的地方居然被砸了！我认识那些砸土地庙的同学，我不认为他们是坏人，只是年轻人的冲动和青春释放。
    党委被踢掉了，工作组撤走了，学校真空了一段时间，这时报纸报道北京成立了红卫兵，我们学校也成立了红卫兵。那些红五类（老红军，老党员，老干部，老工人，老贫农）的子女是红卫兵的成员，学校里以各个班的红卫兵为基层单位，成立了校革筹。黑五类的子女就被勒令滚回家闹家长革命去了，我们这种知识分子的子女，既不红也不黑的继续留在班里，天天到学校，其实也没有课上了。
    也许红卫兵觉得我们是闲人，不参加革命便宜我们了，就动员我们参加“红外围”。一天下午，我们班的红卫兵把教室的桌子围成一圈开会，红卫兵坐一边，我们闲人坐一边，开始动员了。本来我就看不起啥红卫兵：以前学习成绩多数都不咋的，现在不就是出身好吗，就乌鸡变凤凰，成了领导？ 家长再红，那是家长的事，家长红也不一定子女就是红的嘛！
    一听到要我们参加啥“红外围”，我一下子就不干了——腾地站起来，质问他们：请问，什么叫“红外围”？他们认为我们巴不得靠拢红卫兵，完全没有想到会有不同的声音，一下子语塞了。我继续说：这么说吧，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共青团是中国共产党的群众组织，也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现在你们红卫兵也要搞什么“红外围”，也就是你们自比共产党，你们岂不是要和中国共产党分庭抗礼吗？喔唷，我这个大帽子一下子扣下去，把红卫兵给扣蒙了。红卫兵们和我一个人辩论，其他同学看着不做声。动员参加红外围这事儿只得不了了之，各自放学回家了。
   走在回家的路上，我还气呼呼的想刚才的事，突然一个高三的哥哥走到我身边说：哎哟，你好勇敢哟！
我还以为有人又要来挑衅了，警觉地问：怎么了？他说：今天下午你一个人和红卫兵辩论，好精彩！谁敢反对红卫兵呀，全校只有你一个人!嗯？这事儿你怎么知道的？嗨呀，全校都知道了！我们听说你一个人正在和你们班的红卫兵辩论，高中部的同学全都下来了（高中部的教室在山上），你们班外面的走廊都是人，你们班的窗户外面，里三层外三层，爬满了人往里看。你说的好精彩！是吗？大家觉得我说的对吗？当然对呀，只是大家都不敢说而已！是嘛，我一点儿都不知道外面发生了，当时我太投入了。我说着，心里有些小得意。呵呵，红卫兵，谁怕你！
    那时候，到处都在查阶级出身，学校的红卫兵也在查同学们的家庭出身，风声鹤唳。我想我可得先把自己的出身整明白了，不然让红卫兵先下手就被动了。于是上街到新华书店买了一本毛主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去到新华书店，才发现，书店里冷冷清清，除了毛主席的书，就没有别的书了。我的爷爷成分是小商贩，毛主席说小商贩的社会地位等同于贫农。好了，这回不怕他们红卫兵瞎来了。回到家，把我的分析跟大家说了，大哥说：不用怕，还记得我们曾经去过的某某地方去看爸爸，知道那是在干啥吗？那是为了第一颗原子弹的。啊，真的呀？那可是保密的呢。于是我心里挺骄傲的，有底了。
    一天放学的时候，和几个跟我关系不错的红卫兵一块回家，我装作无意识的随口说：我爸爸是解放军，是党员，是参加过第一颗原子弹有关工作的。同学们原先都只知道我爸爸是个工程师，臭老九。现在不用你们红卫兵调查，我主动告诉你们，看你们敢来动我！以后红卫兵还真没有找过我的麻烦，不知道和这番话是否有关系？
    红卫兵们忙乎着呢，到处想办法去找解放军的旧军装，旧军帽，腰带，那些都是当年最时髦的衣服。二哥也想要爸爸的旧军装。爸爸倒是带回来两套旧军装，但是嘱咐妈妈要染成其他颜色再给两个哥哥穿，不要让两个哥哥有“军队干部子女的优越感”！妈妈遵嘱买来黑色的燃料，用一口大锅烧开了水，将燃料放进去，然后将旧军装放进去，我们四个孩子在旁边眼睁睁地看着衣服下去立马变成了黑色，二哥伤心地嚎啕大哭起来。现在想一想，很心疼二哥呀，他是真喜欢军装呀。不过，我更看不起红卫兵了，哼，我们家有真的军装都不稀罕穿，你们家又没有解放军，穿上也是假的！
   红卫兵们不知道都从哪里找来了旧军装，一个个很神气地穿上旧军装，戴着旧军帽，扎着军用腰带，手里拿着红宝书（毛主席的语录），离开学校到社会上闹革命去了。据说去抄家了，腰里的军用腰带是用来打人的！
    哼，你们去造反，我们就回家造饭！在我的带领下，一些同学也不再来学校，回家做饭去了。红卫兵忙着呢，也顾不上管我们了，于是我们自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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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逍遥派的幸福生活

     回到家里，不用上学了，好自由哟。我们医院家属区有一帮像我这样的男女孩子，都回家了。医院是知识分子臭老九集中的地方，当然不红不黑的子女占多数，逍遥派也比较多咯。
    过去上学，好多我们想做的事情都没有时间去做，这回我们想干嘛就干嘛！
    首先是练字。吴娟娟的爸爸字写得特别好，教我们写毛笔字。这时候吴娟娟的爸爸也被冲击了，据说她爸爸曾经是国民党的什么书记。是不是真的，对我们孩子来说并不关心，反正那会儿批判谁常常是不靠谱的。
    再就是游泳，我们离柳江近呀，天天去游泳。柳江边有一个储木场，就是从柳江上游——贵州南盘江那边伐下的木头，扎成木排，随江水放下来。到了柳州，江面开阔，水流平缓，木排就靠岸了，这就是储木场。储木场有滑道，用滑轮将木材拖上高高的岸上，再运到各地。旧社会有一首民谣：生在杭州（杭州人长得好看），吃在广州（广州的食品好吃），死在柳州（柳州的木材好，棺材质量好）。以前大哥放假会自己到储木场扛长长的木材，赚点儿钱买材料做自己喜欢的收音机。现在储木场就是我们的天然游泳场。
    大哥二哥弟弟还有许多男孩子都在上游一些的江边游泳，我们女孩在下游一点儿的江边游泳，他们说我们女孩子身上不干净（为什么说我们身上不干净，我不理解。），所以要我们在下游一些的地方游泳，其实离得很近。
    我们女孩子从木排上跳水，一开始我们是在空中打着滚往水里跳。大哥二哥担心我的安全，又不好意思靠近女孩子们（不像现在的男孩子女孩子那么开放），总是悄悄从远处观察。回家就说我，以后不能翻滚着往下跳。因为木排很宽有十几二十米，木排下面黑黑的透不过亮光，万一翻滚到木排底下，就会看不到方向出不来了！吓得我不得了，就告诉其他的女孩子们。后来我们就改成空中劈叉跳水，又被哥哥们看见看，说这样也不行，大腿会被水劈，有危险。教我正确的姿势是往前扑下去。喔唷，这个姿势我更不敢了，万一被水劈了，被劈的面积不是更大吗？最后，我选择了跳冰棍，直直跳下去，没一点技术含量。那时候我们最喜欢的歌是《女跳水队员之歌》：风里锻炼，雨里考验，我们是一群展翅高飞的海燕！在波浪里出没，在碧空里盘旋，练就了一身胆，练就了一身胆。样样本领过得硬，要求从严不从宽。千难，千难万难都不怕，千难万难都不怕，下苦功在少年，下苦功在少年！听听，是不是很振奋，很正能量呀！
    游泳回来我们女孩子就练体操。柳州是著名的游泳和体操之乡，一般的孩子几岁都会在柳州游泳，尤其是船上人家，把几岁的孩子腰上捆根绳子拴在木板上，直接放到江里，随孩子飘在水面，孩子不知不觉中就会游泳了。几岁的孩子就在学校学体操了，所有的小学校中学校都有体操课，不用上啥体操班。女孩子们都会自己在家练体操，家长根本不管，不像现在的家长，天天跟在孩子屁股后面。
    和柳州其他女孩子比较，我的体育太差，正好利用逍遥派的大好时机学习学习。在小兔家，她的体操最好。
她在地上铺上竹席，她们在练习劈叉。她们不知道啥时候学的，居然都会劈叉。我从来只看别人劈叉不敢自己劈叉——有可能我的腿僵硬，劈不下去；也有可能劈下去了，人要是劈成两半怎么办？所以她们练，我就梭边边。她们怂恿着我，鼓动着我：没关系的，很简单的，竹席很滑，你两只脚前后分开，往下一滑就行了。一个个地给我示范。嗨，还是不敢，又怕丢人。回到家，在地上铺上竹席，照着她们的教导，一试，哎，就滑下去了就劈开了，也没有劈成两半！然后就练抬腿：一只手扶着墙，另一只手把同侧的脚后跟托起来，把腿抬到贴耳朵与身体平行。我原来从来没有练过，居然一抬就抬起来了！看来我的柔韧性还可以嘛！再练后抬腿：还是一只手扶墙，对侧的腿往后抬，对侧的手去扶抬起的腿，继续往上抬。哎，也抬起来了。再练下腰：背对着墙，向后弯腰，然后双手扶墙，慢慢一点一点往下试。哎，也下下了呀。好，信心大增，加入到伙伴们的队伍中去了。
    学习弹钢琴。红卫兵们忙着出去抄家造反去了，黑五类的滚回家去了，我们逍遥派回家造饭去了，学校反而清净了。学校的钢琴可是奢侈品，除了老师谁也不能动的，现在静静地呆在教室里。好机会来了，我要学习钢琴。郑芝媛是我的好朋友，她会弹钢琴，于是我们每天到学校弹钢琴。她教我什么是A调B调C,D,E,F调；什么是降调；教我指法；双手的配合。教我弹的第一首曲子是“国际歌”。
    学画画。我常常到郑芝媛家去玩，她的哥哥油画画的特别好，令我赞叹不已。我更稀奇的是，她介绍说油画是怎样保存的呢？是用蜡均匀地涂在表面。喔，原来如此，那我回家也要试试。于是我回家也学画画，然后用蜡烛点燃后滴下的蜡涂在画作的表面，但是总是涂不匀呀，什么回事呢？
    一次，我照着我自己用钟乳石（柳州很多）做的小盆景（我的最爱）画画。画出来后，我自己觉得很像，就高高兴兴地涂抹蜡。结果大哥二哥看了，都说我画的不像，没有底，好像飘在空中。被他们一打击，我的自尊心大受损伤，于是委屈的大哭起来。正巧爸爸回来探亲，赶忙安慰我说：画的很好嘛，画的很像嘛，我女儿画画不错嘛！得到夸奖，嘿嘿，我破涕为笑。今天想来，在做爸爸的眼里，女儿做的事总是好的。
    学习乐器。我有一个堂姐夫——潘哥哥。潘哥哥是个青年工人，可是他出身地主，文革前期可是受苦了。他们单位让出身不好的人，每人脖子上挂着个大牌子，一大早就站在单位大门那条路的两侧。潘哥哥挂的牌子写着“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后来，大家伙又忙着去揪斗走资派了，这些“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就没人管了，于是潘哥哥也自由了。反正单位也乱套了不好好工作， 潘哥哥常常到我们家，教我们摆弄乐器。他可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吃笛子，拉二胡，弹月琴。只要他一来，我们四个孩子都围上他了，要他教我们这个那个，热闹着呢！
    在文革那个动乱的年代，有人忙着斗这个斗那个；有人苦着被这个斗被那个斗，居然有我们这样的对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积极的人，呆在家里学习了很多在平时没有时间学到东西，说来也许不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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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步行串联
   大约1966年的十月，报纸上发表了大连的一只步行串联队由大连步行到了北京。这个消息激励了我，我们也可以步行串联呀！
    于是我联系了我们班上和邻班的几个女同学，大家都愿意去步行串联。我到校革筹找到主任要求给我们开外出证明。主任是高三的一个男生，是大哥的同学，他家和我家曾经是邻居，两家关系还不错。这个哥哥挺认真地停了我的诉求，知道我们几个女生中连一个红卫兵都没有时，有些为难。他提出要给我们派出一个红卫兵一起去串联。这个要求也让我心里不舒服，有种被质疑被强迫的感觉。但是想一想，如果真的不答应他的要求，可能我们就去不成了，于是勉强答应了。回去跟其他几个女生一说情况，她们也只好同意了。
    来的是一个高三的男生，我们开始一起看地图研究行进的路线。看地图的时候，我发现他连地图上什么样的线条表示铁路，什么样的线条表示公路，什么样的线条表示河流都分不清，心里就瞧不起他了。本来我就讨厌红卫兵，再遇上这样一个男生，哼哼。我的鄙视的态度可能他已经感觉到了，他似乎有些自卑，但是他为什么不自己提出退出呢，他为什么愿意和我们几个女生，而且还是低三个年级的女生一起串联呢？
    出发前的准备比较充分：每人一个背包，都是从各家带的厚被子。背包是我教大家打的，我打背包的技术又是爸爸曾经教过我们四个孩子的，标准的解放军的背包。背包侧面都插上了一双换洗的鞋。每人还有一个大书包，里面是换洗的衣物和其他用品。每人一个挎包，里面装着牙缸牙具饭碗。每人好有一个军用水壶。呵呵，和解放军行军的装备差不多吧。
    出发那一天，没有人为我们送行，我们悄悄出发了。值得骄傲的是：我们是学校第一个步行串联队！全是女生，平均年龄16周岁，我和张丽萍同学都没有满16周岁。当然，那个男生，在我心里，他就是一个加塞的，编外的。
    我们沿着向北的铁路行进。铁路子弟，空手在铁路上行走是稀松平常的事，但是背着大约二十来斤的行李行走在铁道线上就不那么好走了。铁路上有一根一根的枕木，每个枕木之间有固定的间距，我们只能大步跨越着前进。有时候会有火车经过，我们还要注意避让火车。客车上的粪便就排在铁轨间，也是要注意规避的。当初看地图的时候只觉得沿着铁路走是最近的路线，还不知道沿着铁路走的麻烦。
    第一天晚上在一个小站休息，铁路工班的工人，家属听说我们是柳铁一中的学生，惊奇惊喜，一个个叔叔婶婶们热情地要我们到他们家里去洗澡吃饭，搞得我们受宠若惊。既不好意思，又觉得确实很热需要洗澡，就这样被拉扯着到了各家各户洗澡吃饭。晚饭后，我们聚在工班的会议室准备绣我们的队旗。大红绸布，黄布剪好的字，针线都是事先准备好了的，在会议室里一个大会议桌上铺开了绸布，将字放在在大红绸布上，我们6个女孩子分别将字绣在红布上。我是平生做这样的针线活，忘了带顶针，扎得我手指生疼。折腾了大半夜，终于完成了这个大工程，甭提多高兴，我们有自己的旗帜了！
    第二天，我们继续沿着铁路往北，走了一天，到鹿寨火车站休息。我们学校的第二支步行串联队也赶到了鹿寨，他们是高中部的同学，人数挺多，男生为主。铁路上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还真是不好安排了，于是把我们这二十多个人安排住在一个大仓库里。地上铺着很大很大的帐篷布，分两边，男生挨个儿睡一边，女生挨个儿睡一边。一开始觉得怪怪的，后来觉得也没啥，大家走得都困极了，一觉到天亮。
    第二天，那支队伍继续往北，我们离开铁路线，转向东，走公路，我们要去井冈山。
    走在公路上，打起了我们自己缝制的旗帜，心情很激动哟。高兴地一路走一路唱歌：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一首唱完再唱另一首。我们欢乐的情绪感染了路过的汽车司机们，但凡路过的汽车都会鸣笛致敬，也有一些大卡车司机会减速让我们上车。我们要的就是步行，怎么可能会同意上车呢《于是我们谢绝了他们的好意，继续欢乐前行。
    中午，到了龙江公社。中午在龙江公社的食堂和公社干部们一块吃饭。他们是用瓦钵子蒸饭，很好吃。午饭后，我们要求到生产队去帮助贫下中农干活，公社干部把我们带到龙江大队，帮助收水稻。要说干农活，我们都不含糊。我们学校从初一到高三的学生，每年都要参加农村劳动。那时候讲究城市支援农村，工人帮助农民。农忙时城市的机关工厂学校都要下乡帮助农村双抢（抢收抢种）；冬季去农村帮助兴修水利，工农关系挺好的。这样，我们都会割稻子。晚饭后，当地几个农业中学的学生慕名而来，要求和我们一起步行串联，那时我们嫌麻烦，不想带他们一起去，又担心他们粘着我们，于是，当天晚上我们没有在龙江公社住，悄悄地出发了。
    夜间行军，周围是黑黝黝的山峦，走在弯弯曲曲的公路上，凉风习习，比白天行军舒服多了。正爽着呢，突然传来一声声断喝：干什么的？干什么的？把我们吓一跳！啊，不会遇到土匪了吧？
    我们停下，一看，原来是巡逻的民兵。喔，原来农村的晚上都有民兵巡逻呀？顿时有了安全感，不用担心土匪了。那个时候，阶级斗争的弦蹦得可紧了。一路上遇到几起巡逻民兵的询问，半夜时，我们走到寨沙公社住下。
    继续前行，一路走一路唱，情绪高昂。到荔浦县的时候，是中午。快到荔浦县城了，公路两边的山上都是高大的柿子树，黄灿灿的柿子挂在树上，远看想黄色的云霞，近看像一个个黄色的小灯笼，哇塞，好漂亮！路边地上晒了一片片的都是柿子。我们也饿了，在路边休息，买了些柿子吃起来。吃的时候别提多爽了，吃完起身想继续走就麻烦来了，肚子很不舒服，胃很涨。后来才知道：饭前是不能吃柿子的，柿子是碱性的，饭前胃酸很高，酸碱中和，很容易得胃结石的！怪不得那次把我们难受坏了。
    我们出发的时候，农村还没有人见过红卫兵，见到我们都以为是红卫兵，好稀奇：红卫兵，毛主席的红卫兵呀！出于对毛主席的热爱，我们所到之处都受到了热烈欢迎。那时候，农村还没有红卫兵的接待站，我们走到哪儿都是找当地的公社，在公社食堂吃饭，公社安排我们住哪儿我们就住哪儿。天气一天天凉了，开始出发的时候，正是收水稻的时候，走着走着，水稻也收完了，稻田里有人在挖啥，过去一问，喔，原来在挖马蹄呢。哟，我们还是第一次知道原来马蹄是长在稻田里的，水稻收割以后就可以来挖马蹄了。水稻田里开始结薄冰，再这么走下去，该穿棉衣了，可我们出发的时候天气还很热，没有考虑到这个，都没有带棉衣。怎么办？我提出我先回柳州，去给大家拿棉衣，统一把棉衣寄到约定的地方，同学们到了那儿，就到邮局去领。
    于是我返回了柳州。我回到柳州的时候，弟弟从北京回来了。
    从我们步行串联离开柳州后，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红卫兵对非红卫兵的控制不那么严了，弟弟到校革筹也能开出串联证明了，于是他赶上了毛主席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他是我们家孩子中唯一见到真的毛主席的，嗨，当时好羡慕他哟。
   他到了北京，被安排住在铁道部的人家。那时候北京人民其实不简单，很多人家都接受了在家里接待红卫兵的任务。他说了一个笑话，同住一家的一个学生来自四川，四川人管鞋子叫HAIZI（谐音孩子）。这个四川同学早上起床找鞋子，到处找”孩子“。主人很奇怪：嗯，你找什么孩子呀？
    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听说这是最后一次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了，来的学生特别多，东西长安街都挤满了人，可能有上百万人吧，周总理出来维持秩序，叫大家”不要挤，不要挤！"。
    这次回来，得到一个大好消息：陈伯达发表了一篇讲话，批判了“反动血统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观点受到了批判，江青也支持陈伯达的讲话。这篇文章一开始看到觉得意外，是不是真的哟？质疑。我以前以为“血统论”是中央文革推出的，没有想到原来中央文革是反对的，真是想不。随后是惊喜，这不就说明红卫兵搞的那一套是错的吗？我小心翼翼地把那份传单放好，急不迫待地想和串联队的同学们回合，告诉她们这个好消息！
    由于管制放松，大哥二哥也都出去串联了，于是我动员弟弟，和我一起去追我们串联队伍吧？弟弟同意了。那时，他1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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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大串联所看到的
   
   尽管我们“躲在小楼成一统，不管春夏与秋冬”，但也经不住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先是报纸上说北京的红卫兵到全国串联，去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那时候，最牛的就是“首都红卫兵”，“清华红卫兵团”，好比后来的“老虎队”，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青春偶像。
    有一天，听说一些清华红卫兵到我们学校串联来了，于是轰动起了，不管出身是红的还是黑的，白的，同学们都到学校礼堂去听清华红卫兵的演讲，一时礼堂里人山人海。
    台上一个男孩子，据说是我们铁路局某个领导的孩子，还就是我们学校毕业去的清华。这一下子拉近了台上台下的距离，我们都屏息恭听。台上清华红卫兵说的大意是：全国的红卫兵都到北京串联，北京的压力很大，全国八大粮仓都在支援北京，希望同学们不要到北京串联。
    本来我们这种边疆省份，消息就闭塞，大串联都还没有动起来，这一番劝导反而勾起了蠢蠢欲动之心。柳铁的大串联开始了。那时候，出去串联是要开证明的，要有学校校革筹的证明才能坐火车，而只有红卫兵才能开到证明，所以我们没戏。
    一天，我们家属区一个高二的女孩子（对不起，忘了名字），对我说：我们出去串联吧？我说：开不到证明吧？她说：不用开证明呀，我们可以开免票呀！喔，是呀，这倒是个好办法！
    说说免票是怎么回事。解放前，铁路家属一年有十二张免票，平均每个月都有一张，全国有铁路的地方都能去，不过解放前我国通铁路的地方还不够多。解放后，改了，一年一家人有两张免票，可以写上全家人的名字，还是全国只要有火车的地方都能去。
    我们俩一商量，用她家的免票开上我们俩的名字，于是到医院开免票。那时开免票也不难，都是本院的孩子，大人就给我们开了。
    我们先到的桂林铁中，住在学生宿舍里。柳州是铁路局，桂林是铁路分局，柳铁一中是省级重点中学，所以我们去了以后还算牛人，桂林铁中的同学们接待还是很热情的，吃住都没有问题。可是在桂林铁中，见到了令人震惊的一幕：她们把学校的老师关起来，在学生宿舍里给老师剃阴阳头，包括女老师。就是一边的头发给剃掉，一边的头发不剃。这可让我难以接受，这也太侮辱人格了！于是对桂林铁中的学生印象不好了。
    晚上，我和高二的那个女生俩人到城里看热闹。嗨呀，桂林的文化大革命可是比柳州搞得热火朝天呀，到处都是慷慨激昂演讲的红卫兵，到处都是散发传单的红卫兵，他们脸上都洋溢着青春的光彩。似乎二十年代大革命时期再次到来！
    有一辆三轮车路过我们身旁，有学生在散发传单，我要了一张，是毛主席诗词，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了毛主席的诗词，感觉毛主席的诗词真是写的大气磅礴，我很是喜欢，再加上那毛笔字的体是录书的，很漂亮，我就小心保存着，后来我就是按照这张传单练习写的录书体。
    回到桂林铁中，发现我们学校高二的一些同学也到了桂林铁中，这些同学似乎对给桂林铁中给老师剃阴阳头表现出了兴趣，嗨，当时很多的学生都想表现出革命的热忱，都想像电影里大革命时期斗土豪劣绅的情形，可是老师不是土豪劣绅呀，把革命的对象都搞错了。我们俩女孩子不想再看桂林铁中在干什么蠢事了，我们又上了火车。
    下一站到了武汉，住在武汉大学。看过郭沫若的“洪波曲”吧，他认为武汉大学是他见过的最美丽的大学。果然名不虚传！
    那时候武汉大学校门外的大路两边都是荷花塘，真是“连天碧叶”，一眼望不到边。进了校门，路的两侧都是高大的鸡爪子树，鸡爪子果实掉到地上没有人捡，大约他们都不知道鸡爪子果是很好吃的。鸡爪子是啥样的呢，不大，曲里拐弯的，不是圆形的，在广西很多，在其他省可能真的不认识。我不管人家啥看法，自己捡起来津津有味地吃起来。
    武大的学生宿舍也很有特色，我敢肯定，这样的学生宿舍全国或许全世界独此一家。依着加洛山而建，从正面看去，就像一般的楼房一样，高高的楼面，楼面上一层层的窗户。但是他有一个个的弧形的门洞，从门洞里进去，就像刚播映的电视剧《刀客家族的女人们》那个石泉寨一样，门洞进去是一条甬道，两侧又有一层层的横行的通道，通到学生宿舍。沿着甬道走，不是在楼房里面，只是一条条通到山顶的路而已。甬道果然是通到山顶的。山顶也就是外面看到的所谓的楼房的屋顶。山上不是屋顶，而就是山的顶，有茂密的树林，可以俯瞰山下涛涛的江水，山上还盖有房子，是学生食堂，有意思吧！
    加洛山下面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大操场，大操场对面有一幢大楼，全是玻璃幕墙，晚上，操场上亮起了据说叫太阳灯的灯光，很亮很亮。照得那幢玻璃幕墙亮闪闪的，很是漂亮。
    武汉大学的操场上，宿舍甬道的两旁，也是到处都挂了大字报。我们也到处看看大字报说些啥。有好多是要打倒张体学的，张体学是当时的中南局第一书记。也有大字报是挺张体学的，我看到一张大字报说：张体学14岁参加红军，怎么可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还有一反是啥忘了”的三反分子呢？我觉得这个说法有道理，他14岁参加红军，为什么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呢？
    这时听说宋彬彬也到了武汉了还要到武大来看大字报，好多串联的学生很激动都想看看宋彬彬长啥样的，热度大约就像如今的追星族吧。在学生中也有消息说：宋彬彬改名叫“宋要武”了，她在北京打死人了。本来我对宋彬彬还有些兴趣，听到这样的说法，顿时反感起来，她要到武汉说不定要掀起什么风浪呢，说不定我们呆在这儿还不安全了呢？我们立马就离开了武汉，上了去北京的火车。

    那时候，一批批的红卫兵去北京参加毛主席的接见，我们也想去见见真的毛主席。但是在火车上，听到一个令人惊骇的说法，说是北京火车站被红卫兵把守着，所有下车的学生都要检查证明，如果没有红卫兵或者红五类的证明，就说明是黑崽子，立刻就在火车站被红卫兵用皮带抽打，已经有人被打死了。
   哎哟，好吓人呐，我们俩还真是没有证明出来的，万一到了北京，无法出示证明，被打死怎么办？我们俩悄悄商量，决定火车到郑州我们就下车回去吧。就这样，我们到郑州就下车，也没有心情参观郑州的文化大革命了，直接坐上回柳州的火车回家了。

    回到家，大哥也回来了，气呼呼的样子，我突然发现他带去的军用水壶扁了。哎，这是什么回事呀？在我们的追问下，说了他的故事：大哥是开了我们家的免票一个人上了去北京的火车，他也想到北京见毛主席。在火车上，遇到一群北京联动的红卫兵。这群红卫兵很凶呀，见到车厢里一个要饭的男孩子，穿的破破烂烂的，他们就以为是坏人，抽出腰间的皮带就围着这个孩子抽打。眼看这个孩子就要被打死了，车上的人都不敢过去干涉。大哥忍不住了，就过去说明，这个孩子不是坏人，就是个要饭的。这下子激怒了这伙北京红卫兵，围着我大哥就要开打。大哥说，要打就下车开打！正好车到冷水江车站了，他们和大哥都下了车，就在站台上就干了起来！大哥身上只带了一个爸爸给的军用水壶，就用这个做防身的武器。他们一众人等把大哥围起来，用腰带抽，大哥把军用水壶的带子握住，抡圆了转着圈打击他们，他们根本近不了大哥，但是大哥的水壶可以击打到他们。这样打着，大哥的水壶都被打扁了，那些北京红卫兵看见火车又要启动了，赶忙狼狈地逃上了火车走了。大哥拎着一个打扁的水壶，气呼呼地回家了。
   
   等我们到学校一看呀，真是红色恐怖呀，许多老师被关了牛棚。所谓牛棚就是把老师们关在一幢学生宿舍里不许回家，天天劳动，天天被批斗，也被剃了阴阳头。我一猜就是那帮同学去桂林学来的所谓革命！
    就在老师们被关牛棚的期间，雷校长自杀了。汪洋的妈妈也是我们学校的老师也自杀了，汪洋的爸爸很早就病故了，现在她妈妈又没了，好可怜。
   我们班的李老师也被关了牛棚。后来好像也允许他们回家了，有一次我在学校大门的那条路上遇到了李老师，同学们都不敢搭理李老师，我就跟李老师笑笑，没说话。我希望我的笑容能够给李老师传递一点儿温暖。
   有一次，回家的路上，我跟几个班上给李老师贴过大字报的男生辩论：李老师教了我们三年，我们现在的知识不是李老师教的吗，你们这么做，太没有良心了！他们反驳说：什么叫良心，只有资产阶级才有良心！我不服气：谁说只有资产阶级才有良心？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良心，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良心！其实当时我也有点儿心虚，我还真没有想到过是不是只有资产阶级才有良心呀？反正我不能输给他们！
  大串联使原本还不算残忍的红卫兵小将们学会了残忍！学会了无限上纲的批判，最后必会造成红卫兵自己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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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带着弟弟步行串联

    为了赶上队伍，我和弟弟坐火车到了湖南的郴州。这时候，全国都有了红卫兵接待站，我们就住在红卫兵接待站。这儿的串联队伍就很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队伍都有，其中我发现一个熟悉的面孔：广西师大的一个串联队有一个姐姐面孔很熟悉，好像我们学校体操队的一个姐姐。一问，果然就是我们学校体操队的那个姐姐，她考上了广西师大。她见到母校的小同学，也很高兴，她的同学都很高兴地和我们聊天，一聊呀，他们也是去井冈山的，太巧了。那我们就和你们一起走吧？当我提出希望的时候，他们面露难色，但是也没有拒绝。第二天，我和弟弟起床一看，他们没有等我们，早就出发了。这样，我和弟弟俩就只好自己背着背包步行出发了。
    由郴州到鲤鱼江的路，都是山间公路，曲曲弯弯，总也走不到头。弟弟只有14岁，背着大约二十多斤的行李，他还从来没有走过这么远的路，走走停停，累了就发脾气了。我说我来帮他被背包，他还有大男子主义，不要我背。我们是数着路边的里程碑走着，走几个里程碑歇歇。中午还没有地方吃饭，大约到了下午五点钟还是没到，又累又饿，总也走不到头，弟弟好生气。我们只好坐在路边的一堆石渣上休息。走的时候挺累，想着啥时候才到呀，歇下来山间凉爽的风儿一吹，疲劳就减少好多，不往前走，总不能在山上过夜吧，就又打起了精神再出发。就这么一段一段地走着，到下午傍黑的时候，终于到了鲤鱼江。
    到了鲤鱼江接待站，又遇到师大的串联队了，我们准备第二天和他们一起出发，但是由于头天我们太累了，起来晚了，他们又先出发了。我和弟弟早饭都没有顾得吃，就急急忙忙去赶他们。从鲤鱼江到资兴县城，要翻过一座75里的大山，我们饿得肚子咕咕叫，山上没有人家和商店，想买吃食都没有地方买，嗨，觉得好对不起弟弟哟，不该带他来吃苦。
    到了山顶，
    有一个路边小店，有卖麻花的，我们买了些麻花吃了，身上有些劲儿了，继续前进。好在从那儿开始就是下山的路了，觉得轻松些了。就这样，我们这一天就吃了些麻花，居然走了几十公里（光上山下山就是75里，上山之前和下山之后的路大约也有二三十公里）。
    资兴县城是一个很小的县城，是在山窝窝一个小盆地里。我们先得找政府，找到政府就能找到接待站了，这是我的经验。怎么找到政府呢？那时候所有的政府房子上都有国徽，看到有国徽的房子就是政府了。我们找到县政府的院子了，资兴接待站就在政府的院子里，我们又遇到师大的串联队了。
    第二天，师大串联队又把我们甩了。这会儿，我可就有些生气了：有啥了不起，以为你们是大人，我们是小孩呀？我们绝不会输给你们的。
    第二天早上，我和弟弟匆匆吃了早饭，就出发了。走了两天，弟弟开始适应这样的行军，也不那么爱发脾气了，晚上我们到了何家山公社。公社的人说，前面有一个串联队，他们住在公社里，哪里已经住不下了，你们就住在公社卫生院吧。有人把我俩带到卫生院。卫生院是一幢简陋的平房，进门后左右的走廊，走廊两边各有几间屋子，只有一间屋子里有一张床，我们两个人，还是一男一女，怎么睡呢，我们也不好意思说其实我们是姐弟俩。带我们去的人说，还有一间屋子，没有床，只有地上的一堆稻草，你不能睡呀？弟弟说，我睡这儿!这样，弟弟在那堆稻草上解开背包睡了一晚。第二天一早，我们起的很早，赶到前面的公社驻地去吃早饭，见到师大的串联队正排队集合准备出发呢。他们以为已经把我们甩掉了，不料早上我们又出现了，看着我们随着带领的人从他们后边走过，他们纷纷回头看我们，一脸的惊诧。我俩这回理都不理他们了，哼，有啥了不起！。、
    吃完饭，我俩就出发了，走着走着，我们就超过了他们，超过他们我们也不理，继续走我们自己的路。这会儿真把他们给震住了，他们队长，一个大哥哥追上来说，我们还是一起走吧。
   后来听说了我们是怎样一天天在赶他们的，害的我们连早饭都没吃，走了几十里山路，还是挺感动的，道歉说，他们一开始不相信我们俩小孩能走下来，担心我们是累赘，所以千方百计想甩下我们。哼哼，诡计没有得逞。
    从何家山继续往东，进入了大山区，山越来越高，公路绕着山走，要多走许多的路，于是我们决定不沿着公路走了，走山间小路。在山里常常不知道前方还有多远，有时候遇到砍柴的农民就会问还有多远，一般都会告诉你：还有一炮里。一炮里就是十里的意思。我们以为就是十里，不远了，但是常常走很远还没有走到，这样我们知道了，一炮里是个虚词，就是不远了，其实还远着呢！
    我们俩小孩参加了他们的大学生队伍，他们可一点儿都不吃亏。我们总是欢声笑语的，把全队伍的劲头都给调动起来了。我们俩总是走在队伍的前面，走得比他们都快，常常要停下来等他们，这下子他们终于服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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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966年的湖南农村


    从何家山往东，山势越来越高，山上主要是松树。我们在原始森林中穿行，偶尔会看到上山砍柴的农民。农民手里会拿着一根一端带树叉的木棍，当一根大木头扛在肩上的时候，就把这根带叉的木棍放到另一边的肩上，带叉的一端放到木头的远端，这样，大木头就有了两个支点：一个是扛着的那边的肩膀，一个是另一边肩膀的木棍，实际上两边肩膀都承重了，比全部重量都压在一边好多了，看看农民多聪明呀。有时候可以看到他们在路边休息，停下来，木头还是扛在肩上，把那根木棍杵在地上，带叉的那段支撑着肩上的木头的前端，这样就分担了肩上的重量，是不是很聪明呀。
    山上的空气很是清新，弥漫着松树的香味。如果走着走着，看见两棵松树弯成一个门的样子，穿过这个松树的门，通常会有一条小河，河上有一座小桥，就是快到某个村庄了，这个判断还是有点准的，那样的松树门，小桥流水，嗨，真是美呀！
    我们攀登一座大山，晚上到了半山的一个村庄住下了。这个村庄叫“温汤”，是因为村庄里有温泉。用石头砌成的公共浴室，男女分开。浴室里有石头砌的温泉水池子，室内热气腾腾，我们泡在温泉里，好舒服呀。温泉外面有温泉的水渠，村民们就在水渠边洗菜，如果放个鸡蛋进去都能煮熟了。这儿简直是世外桃源嘛！
    第二天，我们继续翻山，总觉得山高得不知哪里才是顶。在阴暗的森林里穿来穿去，突然觉得眼前亮了起来，眼前豁然开朗，我们到山顶了!从山顶往下看，山下是一望无垠的浅绿色的田野，闪着绿茵茵的光，真漂亮！顿时觉得这两天的辛苦真是值得了。
    下了山，进入一个村庄。这个村庄很大，都是木头的房子，那时已经是冬天了，水田里已经结了薄冰。这儿的人，不论大人还是小孩，都只穿着一条单裤，上学的孩子们竟然还都光着脚，哎呀，那该多冷呀，难道他们不怕冷吗！哎，再看，孩子们个个手里都拿着一个竹编的小篮子，篮子里面有一个小瓦盆，瓦盆里燃着木炭，原来他们是带着小火盆上学的，想一想课堂上人人一个小火盆，有意思吧？再看老人们，他们坐在竹编的高高的凳子上，喔，原来竹子还可以编成高凳子呀，好神奇哟！更神奇的是，竹凳子是空心的，里面也有一个瓦钵子的木炭火盆，老人们就是坐在火盆上的，想一想，屁股下是暖烘烘的火，那肯定不冷呀，只是不知道会不会烤屁股哟？沿途集市上有卖各种各样高高低低的火盆竹凳和各种各样竹编器具，人类真是好聪明，什么困难都难不住！
    一天晚上，我们被安排住在一幢长方形的木制的围楼里。一进大门，只见一个很大的天井，四周都是两层楼房，全部都是木头结构，有楼梯通到楼上。楼上四周都有走廊连成了封闭的内走廊。木楼看着简朴，但是很结实，我们被引导走上楼梯，结结实实的有一种很踏实的感觉。住在这样的楼里，会感到很温馨很安全的，不知道这幢楼现在是否还保存着？
    一天，我们路过一个镇子的时候，听说有红卫兵的串联队来了，学校的老师就将学生们组织起来，排成队伍，由一个小女孩子向我们读欢迎词。没想到在这样边远的山区，这儿的小学生普通话相当标准，朗读的也非常流利充满感情，她们真的是像欢迎老红军一样欢迎城市来到红卫兵。我感到很惭愧，我们根本不值得她们的信任，尤其是如果她们知道在城市里的红卫兵做过的那些荒唐事，会怎样理解，会怎样失望！
    继续前进，向酃县县城出发。
    资兴县城是在一个山窝窝里，周围群山环抱。而酃县县城却是在被望不到边的原始森林的覆盖下连绵不断的大山之中的一个山顶上。
    我们去了酃县敬老院，在那里拜访了一位90多岁的老奶奶。一间普通的单人房间，一架普通的单人木床上，躺着一位慈祥的老奶奶。老奶奶看见我们一大群人进来，笑眯眯地欠起身，被我们扶着做起来。老奶奶操着非常难懂的酃县话回答我们的问候，给我们讲起了她的故事。她是一位有名的革命先驱（哪位忘了名字了，对不起）的婶婶，当年常常在她家里秘密开会，她负责掩护。有一次，毛主席和她侄儿还有一些人在她家里开会，不知道是否得到消息，突然反动派来搜查。老奶奶那时候灵机一动，把毛主席藏在了柴禾堆里，躲过了搜查。这一带都是革命老区，县里，公社都有敬老院，将过去帮助过，参加过革命的老同志都寻找到，没有生活能力的就在敬老院里养起来。是敬老院不是养老院。
    从资兴到酃县，所到之地都挂着红色横幅“要像欢迎当年的老红军一样欢迎红卫兵！”，所到之地的干部群众都说这是张体学同志的要求。说到张体学，他们眼神里流露出的那种崇敬之情，不知道怎么让我有些悲哀。哎，几个月之前，我在武汉，到处看到都是打倒张体学的标语，那时，我对张体学这个名字是第一次听到，对这个人是怎样一个人一点儿也不了解，只是简单的从大字报上判断：一个14岁就参加红军的人，怎么可能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会儿到广大的农村基层，看到基层干部群众对他的拥护，竟然完全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什么，假设他们知道了呢，会发生什么呢？
    酃县在罗霄山脉的中段，过了酃县将进入江西，进入井冈山。我们依然在群山里穿梭，忽而走小路，忽而走公路。一天，我们走在一条简易公路上，突然，路上有一段出现了土路，原来，这就是湖南和江西的分界线了，两省会以这种样子作为分界线，真是出人意料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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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进入井冈山地区

    酃县和井冈山是邻居，一个属于湖南省，一个属于江西省。从酃县方向进入井冈山，首先到的是茅坪。我们都会唱一首歌“八角楼的灯光呀最明亮，茅坪河的水呀闪银光；井冈山的人呀抬头望，我们的毛委员在灯下写文章。”，就是这首曲调和歌词都非常优美的歌曲使我们特别向往井冈山。
    从山上下来，最先看到的就是茅坪河。那样一条清澈的河流，两岸都是各种树木。过了一座小桥，桥的右边有一大块坪地，铺着河沙，据说这就是朱德和毛主席会师的地方了，有一个木头搭的简陋的架子，据说就是当年的主席台。小桥的左边一条小路通到一个村庄，村庄里有一个院子，进去屋里，上二楼，这就是毛主席当年住过的地方，毛主席要在楼上写文章，为了改善采光，屋顶的瓦片拆了一些，装上亮瓦。这个楼就叫做八角楼。
    我们在湖南的大山里穿越的时候，似乎没有遇到其他的串联队，好像只有我们一只队伍在战斗，到了茅坪，不知道从哪里出来的这么多的出来队伍。
    在会师的坪地相对河边的另一侧，有条公路，在公路边用很长很粗的毛竹盖成的简易茅棚就是红卫兵接待站了。茅棚里用毛竹搭成的大通铺，铺上稻草，就是我们的床了。茅棚附近有简易的灶台，就是我们吃饭的地方。清早，我们就在茅坪河里洗脸，那时已经是十二月了，河水冰凉刺骨。
   这条河，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是因为就在这儿，我来月经了。那时候没有什么卫生巾，就是用布自己做的带子，垫的是粗糙的马粪纸。由于吸湿效果不好，布带子容易湿，就需要换洗。我就是在这样冰凉的水里洗带子，喔唷，太难忘了。
   听别的从茨坪下来的串联队说，前不久山上发生了流脑，死了一个学生，把我们吓了一跳！那时候红卫兵接待站的伙房主要吃的都是白萝卜和芹菜。据说生吃白萝卜可以预防流脑，我们每到一个接待站，先就去伙房找白萝卜生吃，江西的白萝卜特别甜。
    住在茅坪，我们去象山庵参观。象山庵离茅坪不远，在一个小山顶上。一个很小的庙，大约只有两间屋子那么大，空的。进门的两侧铺了稻草，有的串联队就住在这儿体验红军当年的生活。据说这儿是红军训练的地方，陈毅是当时的教官。上山的小路上有一块大石头，据说毛主席常常在这儿看书。
    还记得这首诗词吗？“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归然不动。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我们就要去哪个炮声隆的黄洋界了，心情好激动！从茅坪到黄洋界，好像路过小井，小井是红军医院的驻地，我们去时啥都没有，只有一片苗圃，据说就是在苗圃的地方，原来是有房子的，白军来时放火烧了，重伤的红军战士都被枪杀了，枪杀的地方也就在这片苗圃的地方，哎，我想，这片苗圃就算是他们的纪念林吧。
    曲曲弯弯的盘山公路越走越高，越高山上的云雾越多。走到那个炮声隆的地方，在山间平出一块地，立起了纪念碑，上书了这首毛主席诗词。有个老红军在那儿给我们讲了当年炮声隆的故事；当年白军围上来的时候，红军守在山上的人其实很少，敌人漫山遍野往上爬的时候，形势很紧急的。红军只有一发炮弹，打出去后，把敌人吓回去了。我们看着山下，茂密的森林，陡峭的山势，就是往上攻应该也是很难攻的。
    当我们行进在山巅，突然间发现云雾把下面所有的山林都给遮住了，只漏出一些山峰，哇，我们见到真正的云海了，一望无边的厚厚的白云，偶尔露出的几个山峰，太美了，简直就是仙境呐！此后几十年，我走过许许多多的地方，也坐过好多次飞机，在真正的云海上飞行过，但是，再也没有见过那天那样的云海仙境，可惜那时候没有相机，没能记录下来，只能在脑海里留下了永远的记忆！
   从黄洋界下山，好像路过了大井。路边有一棵树，是一棵大枯树长处了绿叶枝条，据说白军来的时候将这一带的房屋和树木全都烧掉了，这棵树也被烧死了。没想到1964年毛主席重上井冈山的时候，这棵死了那么多年的树竟然又活了长出了新的绿叶枝条，我们看到的时候确实是一棵老枯树长出不多的几支枝条。
    到茨坪了，这儿就是井冈山的中心地区，也是井冈山管理局所在地。
    茨坪是在山洼里的一小块平坝，小得一眼就看完了全部。中间是一大片的水稻田，四周有公路环绕。四周公路的外侧有不多的一些建筑物，还有许多用毛竹搭的茅草棚，就是红卫兵接待站。总接待站在井冈山的大礼堂，大礼堂的舞台上都打满了地铺。所有的串联队到了那儿再根据人数多少分配到不同的地方。我们被分配到一个茅棚，肚子饿了急的赶忙吃饭，但是忘了带筷子，怎么办？有其他串联队的学生就出主意：那还不简单，诺，旁边就是竹子树，折两根竹子不就是筷子了吗？哎，好办法，我们折下细细的竹枝三下两下就成了一双筷子。
   安顿好，赶快要去找邮局。到了邮局那儿，人很多，先去留言牌，看看有没有我们的留言。果然，有我们的留言，是爸爸给我们寄的在钱，拿上我们的证明，去到邮局领出了钱。再到各个接待处看各处的留言牌，有没有同学们的留言，哎，找到了，她们已经早到了井冈山了，现住在某某接待处，这样，我们很容易就找到了分离那么久的同学了。
    这儿说明一下：过去中国是有户口但是没有身份证的，那怎么证明自己的身份呢？就靠开单位证明了。想一想，如果那时候开不出单位证明的人，是不是就寸步难行呀？
    那时候，出了单位，一般人家是没有电话的，手机就更甭说了。那外出怎么联系呢？邮局和火车站，汽车站就是重要的联络点。每个邮局，火车站，汽车站都有留言牌，比如，我要给路途中的某人寄包裹，寄钱，寄邮件，出发前就约定了寄到哪里，某人到了约定的地点后，就直接到邮局去看留言牌。找到自己的留言后，凭单位证明去邮局领取，同时把自己的那天留言擦去。除非本人擦掉，别人是不会擦掉的。火车站汽车站也有类似的功能。不如我们约好要到某地去，或有人先出发，或本来是同行的，途中走散了，没有关系，到目的地的车站留言牌看看，有没有对方留言。同样，除非本人擦掉，别人是不会擦掉的。这么说吧，文革前的中国，还是很讲诚信，很有道德的，放到现在会怎样？不用想都知道。
    见到同学们，真是高兴呀。可是，不对，怎么少了两个人？
    她们讲了我回柳州后的故事：我们分手后，龙江公社农业中学的几个学生追上了她们，非要跟她们一起串联，这样，她们一起走了几天，但是那些农中的学生觉得每天这么走实在辛苦也没有什么意思，就不走了回家了。那个红卫兵的党代表呢，听说我要带我弟弟来，觉得很紧张，就说胃不好，要住院治疗，带着一个邻班的女同学去韶关住院去了，最后只剩了四个女生坚持走到了井冈山，然后在山上苦苦地等了我一两个星期！好感动，四个只有15、6岁的女孩子，自己走到了井冈山！
    我迫不及待地将我带来的好消息告诉她们，我把陈伯达的报告拿出来给大家看，哎哟，把大家高兴的呀！我们几个女孩子基本都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被处于一种压抑的地位，这会儿终于有人出来说话了，太好了！一路的辛苦，等待都不算什么了。
    井冈山有五大哨口，有这样一首耳熟能详的民歌：井冈山上杨梅多，杨梅多哟杨梅多，满山遍野的杨梅林，杨梅林呀杨梅林。一采杨梅，到；二采杨梅，到；就是唱五大哨口的。黄洋界是一大哨口，我们已经经过了，拿山是一大哨口，我们不准备去了，先去八面山吧。
    有别的串联队建议我们不要去八面山，据说八面山都是原始森林，有串联队去了迷路出不来，有死人的了。喔，有点吓人呢！我们决定只到山顶就不往山下走了。爬到山顶，有一块很大的大石头，就是八面山的标志了。
    八面山下面就是湖南方向，远处就是原始森林。我们所处的位置是一个山脊，山脊的两边就是很深很深的山谷。这时候，之间一侧的白云越涌越多，竟然像波涛汹涌的海浪一样翻滚着涌过来，淹没了山谷，翻过山脊，又涌向另一边的山谷，瞬间又将另一面山谷给淹没了，真是好看呐!把我们都给看呆了。站在八面山上，想象着如果敌人从山下往上进攻，山上把山下看的清清楚楚的，山又高又陡，敌人只怕还在半山腰就给消灭了！
    毛主席是怎样找到这样一个易守难攻的，风景又这样优美的地方呢？据说是他读书的时候，和同学要到野外锻炼自己的生存能力，走到了这儿，记住了这个好地方。
    在茨坪住了一周，我们决定下山了。下山了路线选在了朱砂冲。去朱砂冲，没有公路，只能从山间小道过去，是井冈山五大哨口最难走的一个哨口，但是这里离遂川最近，所以我们还是选择了最近的路线。
    沿着山间小路走到朱砂冲哨口的时候，才真正理解了这个哨口真正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从几乎是陡直的山崖下去，只有一条曲曲弯弯的非常狭窄的石头缝里凿出的路，只能容一个人走，如果两个人走都转不过身。如果有恐高症的人，看见这样陡峭了路可能都不敢往下看了，就甭说敢不敢走了。
    我们慢慢慢慢地终于下到山底，回头望，好险哟！
    下了山，路就好了，一马平川到遂川。
    在去遂川的路上，一些小学生早早就等在路边了，看见串联队的红旗过来了，一个个孩子过来拉住我们的背包，一定要我们到她们学校去休息，我们那时候真是不懂事呀，我们只顾得赶路，用力把她们的小手掰开，径自走了。那一刹那间，看见她们失望，难过，不理解的眼神，真的一辈子都觉得对不住孩子们！
   从遂川到赣州，我们和另一个大学生串联队同行，我们准备一天走到。虽然没有山路，但是都是石头子儿路，并不好走，我们很早就出发了，中午吃了饭就继续走，走到90多里路的时候，是最累的了。但是路上没有人家，只能继续走。我们坚持着，希望着。突然，发现前方有星星点点的灯光，燃起了希望，接着灯光连成了一片，我们和那些哥哥姐姐一起欢呼起来，看呀赣州就要到了！看见似乎很近了走到还要许多时间，我们走到晚上九点多钟，才进入这座城市，这是我们出发两个月以来遇到的第一个城市，好兴奋哟，这天我们都没有想到，居然走了128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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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红军的影子无处不在
   
    我们为什么一开始就选择到井冈山呢，有这样一首歌，歌词大约是“罗霄山脉的中段，有一座雄伟的高山，苍松翠竹常年青，山中流水永不断。敬爱的领袖毛泽东，在那1927年，他把人民的枷锁打断，带领着红军上了山，你是革命的摇篮，井冈山呀井冈山。”这首歌的曲调悠扬，歌词优美，非常抒情，而且对时间地点人物情节都介绍的很明白。这样的歌很少见，让我们非常向往井冈山。
    到了井冈山，觉得歌词一点儿不虚传：这儿的山真的是非常高，连绵不断。这儿果然是苍松翠竹，山上都是松树和高大的毛竹，从黄洋界下到茨坪，一路上的竹林遮天盖日，竹子的树梢弯弯，就是一副很美的国画。我们翻过一山又一山，真的是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高，再高的山上都有溪水瀑布。
    从茅坪、象山庵、小井、黄洋界、大井、到茨坪，给我们讲解的人，看起都是身穿普通的旧衣服，脚蹬普通的旧解放鞋的普通老乡，但是一交谈，发现他们才不简单呢，不是当年的老红军就是当年的老游击队员，他们用当地的方言回答我们各种问题，不厌其烦。虽然我们听不太懂，大约的意思还是知道的。一次我到伙房跟做饭的大叔随便聊聊天，喔唷，没想到他也是一个老红军耶，我问他会不会唱那时候的歌呀，他就给我唱起来“红米饭，南瓜汤，餐餐吃的精打光。”听着这些普通又不普通的人讲过去的故事，真有种时空穿越的感觉，真的觉得历史就在昨天。
    在茨坪的纪念馆，看着各种图片解说，我第一次知道了袁文才和王佐烈士，原来在毛主席还没有上井冈山之前，他们已经在井冈山干革命了，井冈山能够成为革命的摇篮他们还是第一功呢！我们在井冈山吃的是红糙米，比较粗糙，北方来的学生吃不惯。但是听了老红军唱的歌曲，走过了朱德挑粮的小路，知道了当年井冈山红军生活的艰苦，还有谁会嫌弃糙米南瓜？
    刚到茅坪的时候，看见一个那么小的地方竟然聚集了那么多的串联队，一点儿也没有混乱的情况出现，一切井然有序，有些稀奇。仔细观察，发现串联队基本都是各个大学的学生，感觉他们的素质挺高的。我们到达之 前，不知道是不是发生过浪费粮食的事情，我看见一个哈军工的串联队，在他们住宿的地方写出的一副对联是：“一饭一粟当思来之不易，一丝一缕当思、、维 艰”；还有一个串联队写的对联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节约光荣，老子反动儿背叛浪费可耻”。看到这样的对联谁还敢浪费粮食？不但对联写得好，毛笔字也写的很漂亮，那时候的大学生写的字就是像大学生的字！
    茨坪的冬天，稻田里结了薄冰，空中飘着雨雾，说是雨吧，没有形成雨滴，说是雾吧，走一趟身上就湿了，在蒙蒙雨雾中走着，常常可以看到带着红小兵袖章的小学生，一个个很神气，很有礼貌地。和他们聊天，这些小孩子对自己是井冈山人很是骄傲自豪，每每介绍自己，都是说我是井冈山的红卫兵！
   生活在这样一个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有着淳朴善良的人民的地方，想变坏人都不容易。到了80年代，我听我们单位一个卫生员小伙子说起他的家乡井冈山，依然很骄傲自豪的，他说，在井冈山还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比如骑自行车，如果有啥事儿，把车停在了路边，不用上锁，第二天去，车照样在路边，不会有人拿。这话，我信。
    赣州，以赣江穿城而过而得此名。我们到赣州的时候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万家灯火。我们在街上赣江桥上过来过去寻找旅社，终于找到一个住了下来。第二天没有停留继续前进。
    记得到于都的那天，惊呆了，不大的地方，所有的墙都被刷成了红色，写上黄色字的毛主席语录，这才见识了什么是红海洋！
    于都，早在几年前就听说过这个名字了。我的同学李鲁江，她的父亲是铁路局的一位处长，他就是江西老红军。鲁江给我讲过她爸爸的故事，从那时候起，我就想到于都看看是啥样的。
     鲁江的爷爷是红军，跟着部队走了。接着白军就来了，杀红军家属，“石头都要过刀，一个都不放过”。那时候鲁江的爸爸只有13岁，家人都被杀光了，只能去追红军找他的爸爸。红军是从宁都的宁都河出发的，他也要过宁都河。但是宁都河已经被白军封锁了，他是夜晚悄悄游泳过河的。白天看宁都河的河水都被血染红了，晚上游过去的时候江面上好多尸体，他是从尸体缝间游过去的。这个故事当时深深地震撼了我，今天，我终于见到了宁都，见到了宁都河，这是一条并不很宽的河，想起当年的故事，仍然感到震撼!如今，以极端的红色海洋的形式迎接我们，也可以理解。
    从井冈山走到到瑞金，一路上都有接待站。吃的很简单，顿顿都是白萝卜和芹菜，但是很新鲜，每顿都吃的精打光。没到一个接待站，我们都会先到伙房找大白萝卜吃，很甜。一边吃一边和做饭 的大叔大婶聊天，他们都会讲红军的故事，都会唱红军的歌，可惜我们听不很懂。
    在瑞金住了一周，参观了好多地方，看了许多图片介绍，这才知道，原来瑞金当年已经建立了苏维埃政府，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还不是最早的共产党政府哟，原来毛泽民还是苏维埃政府的财政部长哟，原来当时周总理的职务比毛主席高，是管着毛主席的哟！
    瑞金往北，就是大柏地，当年的战场还在，残垣断壁上的弹孔还在，不由得想起毛主席的诗词“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午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从瑞金走到南昌。参观了南昌八一纪念馆，一个很大的大厅里，墙上写着肖华将军所作的“长征组歌”的全文，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了全文，没有想到红军的将领中还有这么有文化的人！在参加南昌起义的人名中，有林彪的名字，不过是排在后头的。
   在南昌的接待站，全国各地的串联队更多了，听到的故事也更多了。有一个当地学生讲的当地的故事：一个八岁的小孩子也想出去步行串联，因为年纪太小，他爸爸不许他去，他就悄悄跑了。一连跑了几次都被他爸爸抓回来了后来不得已，用铁链把他锁起来，这小家伙居然也逃走了，最后，他爸爸只得同意他跟着大孩子们去串联了。
    从南昌沿着铁路往余江走，天上飘起了大雪，真是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情更迫。除了我们六个人背着背包冒雪前进外，再也看不到一个人影。走着走着，我内急了，但四顾望去，哪儿都没有厕所，怎么办，急得不行了？突然发现有一个农村的磨坊，有一个大棚子，下面是一个大磨，棚子里是干的没有血。太好了，雪中送炭！急急忙忙躲着方便了一下，匆忙中没顾上跟大家打招呼，心里想着我不用一会儿时间的，不料，大家走着走着，一回头，我不见了，把大家急得不得了，漫天大雪，几步之外就啥都看不见，大家担心我会出事了，怎么办，是往前走还是等着？她们看不见我的人影，也不敢在半路停留，只得继续前进。我呢，终于方便完了，好舒服，兴匆匆追上前去，在下一个接待站的门口追上了队伍，大家好一顿埋怨，尤其是弟弟，气的他不理我了。
   余江，就是那个消灭了血吸虫的地方，毛主席高兴地写了七律二首：首一 绿水青山枉自多 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 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千里 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 一样悲欢逐逝波 首二 春风杨柳万千条 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 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 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神欲何往 纸船明烛照天烧
    从余江经衢州到杭州，这时候得到了中央通知，停止大串联，我们从杭州坐火车回家。到家的时候，每个人的衣服被褥都是虱子，妈妈把我们所有的衣物被子都用开水烫过洗过，才把虱子给消灭了。想想当年的红军，虱子应该比我们多。
    后来，我给爸爸得意地讲我们这段经历，爸爸语重心长的说，你们几个娃娃走了上千里路，确实得到了锻炼，但是你以后的路更长，到那时你再回头看，这就不算什么了。
    果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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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文革中三派的形成


     1967年的一月份，我们回到了柳州。

     我们是学校的第一个步行串联队。自从我们串联队出发后，一个又一个的步行串联队出发了，大哥二哥也都串联去了。我们回来之后，他们也先后回来了。二哥和他们班的同学步行经贵州遵义去了延安。大哥自己去了成都，到了一个铁路系统的大工厂自觉接受工人阶级教育，和工人们一起劳动，交了不少朋友，觉得挺有收获的。他告诉我：成都号称“铁半城”，有一半都是铁路系统的单位，我就想像着铁半城到底是怎样的呢？

    步行串联回来，柳州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红卫兵没落了。

    随着运动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人被批斗：当领导的必是走资派；当总工程师的，当科主任的必是反动技术权威；一般的工程技术人员必是走白专道路；老工人必是工贼；当年的地下工作者必是叛徒内奸；留过学的必是外国特务；有经验的教师必是反动学术权威。只要想给谁扣帽子，啥样的帽子都有，反正没有好人了。这时候，一些原来很积极的红卫兵的家长也受到了冲击，被带上了各种各样的帽子，原来雄赳赳气昂昂地抄别人的家的人自己家也可能被别人抄了，也被清理出红卫兵了。他们觉得很委屈，觉得自己成了受害者。现在，红卫兵的人数越来越少，黑五类的队伍不断扩大。

    大串联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变化：使原来置身事外的逍遥派，被迫回家的黑崽子，从红卫兵清理出来的人有了新的看法，胆子也大了起来。于是，各种各样的群众组织像雨后春笋一样涌了出来。我们学校又热闹起来，各个教室都有了人气，成立了各种各样的战斗队，各种各样的红卫兵，占据了各个教室。此红卫兵非原来那个红卫兵了，原来那个红卫兵被冠以“老大红卫兵”，现在的红卫兵不再以出身划分，谁认为自己是捍卫毛主席的，谁就可以自称某某红卫兵！

   高二的那个女生来找我参加她们班同学组织的一个什么战斗队，我出于好奇就答应参加了。在学校的一个教室里，跟着她们学习刻钢板，油印，发传单，贴大字报，好像红岩那本书里描写的陈然的样子，顿时觉得自己是个真正的革命者了。还跟着高年级的姐姐们学习绣旗帜，绣毛主席像，我们绣的毛主席像，就是用现在流行的十字绣绣出来的，像极了。这个阶段，我们学了好多手艺呢，各种各样复杂的绣法都会了。学校里，一片热气腾腾。不过，这种兴趣很快就过去了，我觉得刻钢板的技术也就是那么回事了，那些传单到底写了些啥都没有注意，反正好像没有啥意思。于是打道回府，还是回家当逍遥派好玩些。

    大哥回来后对做收音机着了迷，他想自己买零件做收音机，但是没有钱。这时候爸爸回来探亲，大哥对我说：妹妹，你去帮我跟爸爸说，要点钱做收音机吧。我问：你为什么不自己说呀？你是独女儿，爸爸最喜欢你，最听你的呀！好吧。一天爸爸刚起床，我就把爸爸黏上了，说了大哥的想法但是又不敢自己找爸爸，建议爸爸满足大哥的愿望。爸爸问，要多少钱呀？我斗胆说：25元。25元，当年是一个大数，相当于一个青年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呢。哎，爸爸居然答应了。大哥拿着钱，开了一张免票，到上海，住在一个熟人阿姨家，买收音机零件去了。
    大哥走后，我觉得在家也没有意思了，就和弟弟也开了一张免票，也去上海，也住在那个阿姨家，与大哥汇合了。
    上海的阿姨是上海铁路医院的护士长，是妈妈原来的同事，她的丈夫是爸爸的同事，两家关系很好。
    到了上海，才知道原来上海人住的那样狭小。阿姨家是日本人式的房子，木地板，一室一厅，用推拉门间隔，倒是很干净。厨房在楼梯转角的一间小屋子，几家共用。没有卫生间，家家用马桶。楼宇间的过道旁都有下水道，每天早上，很是热闹，家家都出来在下水道旁边刷马桶，马桶都油漆的很精致，真是上海的西洋镜呐！
    阿姨家有三个孩子，二男一女，很巧，她家大哥和我家大哥一年生的，她家二哥比我大一岁，她家妹妹比我小两岁。我们去了三个孩子，一室一厅怎么住呢？好在她们是木地板，我们就打地铺咯、他们家的孩子对我们特别好，两家孩子就像一家孩子一样。
    第一天早上我带着弟弟出去吃早点，街边有卖豆浆油条的。但是没有看到大哥，回来我问大哥:吃早饭了吗？大哥说没有，他到了上海这几天都没有吃早饭。啊，为什么？大哥说只有25元钱太少，买收音机的零件也只能买旧零件，还担心万一不够就白来上海一趟了。把我心疼的，我说我有钱，于是带大哥去吃了早餐，以后吃饭都是我们三个一起吃，觉得大哥好可怜哟。
    对上海的印象，觉得上海人有礼貌但是对外地人很冷淡很排斥。比如在公交车上，上海的男人不会抢座位，会很有礼貌很绅士地站着，但是一脸冰凉面无表情。我们去一家专门卖收音机旧零件的商店买零件，大哥请柜台里的售货员拿某某零件过来看看。听到我们说的是普通话，售货员眼睛看都不看我们，旁边后来的人，只要说的是上海话，她就只给说上海话的人服务，我们等呀等呀，后边来的好多人都买了东西走了，她还是不理我们。大哥生了气，跟那个售货员吵了起来，好家伙，旁边的上海人都向着售货员跟我们吵，把我们气的不行，我把大哥拉走了。上海，以后我们不来了！

    回到柳州，大哥忙着组装收音机，弟弟天天跟着大哥像个跟屁虫，我也和弟弟一起帮着绕线圈，但是我绕的总是不好，于是被开除了。大哥组装了一个十灯的收音机，我问为什么要做那么多灯的呀，好像最多八灯就行了。大哥说，因为管爸爸要钱不容易，装多些灯（灯，就是显像管），如果坏了，就拆一个，再坏了，再拆一个，只要有一灯，都能用，喔，原来如此，大哥好棒哟！大哥的收音机做好了，赢得我和弟弟的欢呼，二哥也被打动了，也开始捣鼓要做一个收音机。我们家三个男孩子都成了收音机迷了。

    1967年的一月份，从桂林传来了消息，广西的领导韦国清、贺希明、黄云等等都被批斗了，挂黑牌，戴高帽。这个消息令我吃惊：韦国清都敢打倒？韦国清，壮族，广西百色红七军韦拔群的部下。在广西担任领导二十多年，党政军一把手。
    这种事态在发展，柳铁也一样。过去斗老师那都是小意思了，现在牛棚里的老师们成了死老虎，被放回家去了。目标对准了当权派，只要是领导，就是走资派。这个组织拉过来斗斗，那个组织拉过去斗斗。
    到了三月份，传说桂林又斗了韦国清和好多当权派，还要他们下跪了。

    柳铁地区，从湖南来了一帮由临时工组成的什么造反组织，住在我们家附近的延安旅社，我曾经悄悄地进到延安旅社看看是些啥样的人，只觉得男男女女，流里流气的说痞话，给我的印象就是些流氓无产者。
    乱哄哄的各种各样的战斗队，发表着各种各样的议论，有说韦国清好的，有说伍晋南好的，当然也有说他们不好的。
    火车站广场成了大辩论的地方，有去发表意见的，有去看热闹的，一到下午就人挤人了。大哥也会去看热闹，听到不同的意见就会和人争论，争着争着，就有人拉扯了。我知道大哥的性格会着急，所以看到大哥出去时，我就会悄悄跟着，万一看到争论激动起来，有人拉扯他了就把他拖出来，不让他和别人争。二哥也会去看热闹，只有弟弟安静，不去看这些热闹。

    当所有的当权派都被打倒的时候，想一想，他们会想什么，会做什么？出于本能，一定会想怎样保护自己，对吧？怎么保护自己呢？转移斗争的方向，让群众组织去斗别的当权派，就是对自己的保护，对吧？这时候各种各样的群众组织都冒出来了，都在乱找当权派来斗，以表示自己是最革命的。如果在乱世之中，能够找到一些群众组织来支持自己，是不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
    再假如这些名目繁多的群众组织，他们的一些头头也是有政治野心的，他们也希望有丰富政治斗争经验的当权派做他们的导师，来作后台，那又会出现怎样的状况呢？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这是毛主席说的，很对!
    韦国清就悄悄找了一些群众组织，希望能够支持自己，被拒绝了。武晋南也找了群众组织支持自己，被接受了。
    武晋南何许人也？自治区的书记之一，出身于海陆丰的老革命，也打过很多的仗。后来主持广西文艺口工作。全国人民都知道的“刘三姐”，就是由他支持将广西民间彩调改编成了歌剧、电影。
    到了四月十九号，区党委书记武晋南、贺希明和桂林市的一些领导发表声明，宣布打倒韦国清。到了四月二十二日，支持武晋南的若干群众组织联合起来成立了一个组织，因为是在4月22 日成立的，所以简称“4，22”。
    到这时，似乎武晋南这一派先走一步了，但是，不要着急，韦国清又是何许人也？
    韦国清，区党委第一书记。武晋南、贺希明只是一般的书记。只要集中火力打倒“刘三姐”，揪出“刘三姐”的“黑后台”，就会叫你武晋南吃不了兜着走！
    韦国清，后台多硬呀，当初中国派出一个军事小组到越南指挥“奠边府”战役，韦国清是军事小组的成员之一，“奠边府”大捷，直接导致了北越政府的成立，韦国清是北越建国的功臣呀！那时候支持韦国清的大字报就说了，越南大将武元甲已经对中国政府打招呼了，不能打倒韦国清。不过是不是真的我不知道。
    最重要的是韦国清手握兵权呀，他是广西军区政委，广西的部队、军分区、武装部、民兵都听他的呀。
    最最重要的是，中央不想惹这个戍疆大臣呀，不管是林、周、江都不愿意惹他！
  
    果然，一个月之后，桂林有一个叫做“红色造反司令部的组织“，召开批判大会，批判”刘（少奇）、邓（小平）、陶（铸）”，支持韦国清。不同寻常的是得到了驻桂林部队、桂林军分区、桂林人武部的支持！
    之后，广西全区范围出现了两大派，支持韦国清的一派简称“联指”；支持武晋南的一派简称“4，22”。在全省范围内形成了两大派，不知道是不是全国唯一。  
    嗨嗨，谁要是一开始就选错了边站错了队，后来真的就可能死得很惨咯！
   写到这儿，各位，两派是怎样形成的，明白了吗？
    运动初期，毛主席认为资产阶级就在党内，他之所以发动文革，是想革当权派的命的。他从文艺口文化界开刀的目的是希望打倒有关的当权派的。当权派也不傻，就势把目标引向了斗“四类分子”“牛鬼蛇神”，斗老师。这些其实不是毛主席想斗的人，加上血统论的推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更是打乱了毛的部署，因为毛就是认为当时的当权派是走资派应该被打倒，而红卫兵都在保护当权派的爹，这不是两叉了嘛？于是陈伯达发表了反对“血统论”的文章。这样，红卫兵就没落了，许多此前被压制的人就被解放了呀。不管是最早的红卫兵也好，是原先被压制的人也好，一旦有机会，谁不想上台施展一下自己呢？于是，各种群众组织纷纷出现了，都表示自己是保卫毛主席的，其实都是拉大旗作虎皮的。
   当所有的当权派都被打倒，所有的当权派都人人自危的时候，出于本能，都游说某些群众组织支持自己，打倒别人。派性就是这样产生了。一般，支持当权派的那派，叫做保守派或者保皇派，反对当权派的那一派叫做造反派。文革中，保皇派是一个不好听的名词，两派都愿意叫自己是造反派，不承认自己是保皇派，互相攻击对方是保皇派。其实，每一派后面都会有当权派的影子，到底谁是保皇派，谁是造反派说得清吗。
    那第三派呢？第三派就是“逍遥派”啦。
    现在的年轻人都以为文革只有造反派，所有的坏事都是造反派干的。其实文革中是有三派的，只有一派，文革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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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派性在发酵

    两派逐渐形成，口水战没有停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发展到极致。

    柳铁大食堂对面铁路道口的边上，大字报栏贴满了大字报，各种消息满天飞，不知道哪条是真哪条是假。火车站广场依然是辩论场所。大字报不仅仅限于这些地方，也不限于学校，单位，工厂，大字报、大辩论已经深入每个家庭。
    说个真事：楼下的一家邻居，他家爸爸是外科主任，手术做的极好。他家妈妈是外科老护士长，曾经是某年柳江游泳第一名，又曾经给我秀她的恋爱史，阿姨和伯伯恋爱八年后才结婚，堪称八年抗战。他家四个孩子，男女男女插花生得极好，最大的上初二，最小的只有五岁。他家俩女儿都是我们一起游泳的伙伴，尤其是五岁的小女儿游得很不错。
    文革中他家爸妈被冲击了，据说是他们读书的时候参加过三青团。国民党时期其实参加过三青团的青年也很多，解放初期已经有过政策：只要不是骨干份子，只要没有做过坏事，不予追究。文革翻旧账肯定是违反政策的，运动后期肯定会平反的。这是我们的认为，所以在家属区里没有人把这事儿当成一件事儿，但是他家孩子们当成一件很大的事了。一天，家属区爆出新闻，他家四个孩子给爸妈贴出一张大字报，上书：炮轰爸爸，火烧妈妈，你们死了，我们当家。其他孩子们就觉得得他们家孩子有点儿宝吧，怎么能炮轰火烧爸妈呢？后来才知道，那时，在全国各地，这四句话还挺时髦的，遇到爸妈给冲击了，确有一些家庭的孩子给父母贴这样的大字报，以示跟父母划清界线，也算一段冷幽默吧。

    这样的大字报当然是为了应付外界压力的。但之后两派的大辩论可是在没有外力的压迫下自觉进行的。为哪一派正确一家人争得面红耳赤有之，互不来往有之，夫妻离婚有之，父子兄弟反目有之。
    1967年的中国，真是空前的民主，自由呀！
    试想今日，网上会有各种传说，只是说说过过嘴瘾而已。哪儿像那时候的人，会为完全不认识不相干的人辩论然后大打出手？

    为了避开这喧嚣的辩论，还全家一个安定和谐的局面，妈妈带着我们四个孩子去西昌探望爸爸。
    写到这儿，已经有人问：为什么我在文革中可以做一个逍遥派？要把我的经历看完才能说清楚这个问题。
    接着说。我们先到了重庆，住在九姨夫的单位，他们单位已经没有多少人上班了，都去闹革命去了。冷冷清清的，姨夫到因此有时间带我们去玩了。
    有一次，到鹅岗公园去玩，出来后在路边等车，两个男女青年一边等车一边互相追逐打闹。一辆汽车开过来，这个女孩子只顾得去追那个男青年，从人行道一下子窜到马路上，正好被路过的汽车撞上，眼睁睁看着她在空中飞转了几圈倒在地上，那个男孩子一回头，顿时傻眼了！我们就以这种方式经历了一次安全教育！

    从成都我们坐大巴车进西昌，那时候铁路还没有通，只能走公路。要穿越大凉山。
    那时候的凉山和现在电视上看到的不一样。盘山公路曲曲弯弯，路又陡又窄。陡的地方只有45度，坐在车里提心吊胆；窄的地方两辆车会车都困难。但是山上都是密密麻麻的原始森林，走不到边。树木不但原始而且高大，去过九寨沟的人还记得那片原始森林吗？就是那样，但是望不到边。山下是夏天，山上却挺冷。我看到路边的峭壁上闪现出一朵漂亮的山花，不由得惊呼：看呐，那朵花好漂亮呀。大哥突然对司机说：快停车快停车！司机叔叔停下了车，大哥一个箭步冲出去，往车后方跑去，大家以为是他丢了东西，都耐心等着，等他跑回车里的时候，只见他手里拿着一朵花，就是我刚才看到的那朵花，大哥把花递给我，一句话都没有说。我的泪水一下子就涌出来在眼眶里打转转，我本以为司机会骂大哥一顿，不料这温馨的一幕感动了大家，谁都没有说话，继续前行。
    在峨边县城住了一晚，县城很小，卫生条件不敢恭维，但是妈妈带我们到路边小摊吃的玉米粑粑和酸汤豆腐到很好吃，以后也没有再吃过那么好吃的酸汤豆腐了。最吸引我的是彝族的服饰，现在的彝族服装已经汉化了，现在西昌公园出租的彝族服饰也不是原来的样子了，所以我就在这儿记录一下吧：彝族妇女上身穿着黑色的带花边的挺括的短衣，特大摆的百褶裙。裙子很讲究，从腰到髂这一段是小花布。从髂到大腿中段是一圈圈鲜艳的红色，黄色，蓝色的布连接而成，每一层布由上到下越来越大，在制作的时候必然会在大的那一圈上打褶子。从大腿中段到脚踝，是一大块黑色的布做成，在上端的连接处打了密密麻麻的褶子，真不愧叫做“百褶”。如果旋转一周，百褶裙就会像一把大伞一样打开，打开后的直径大约有2米左右。她们头戴的帕子也是黑色的，在头顶上的部分是方形的，像瓦片一样盖着，那时候我好想有这样一身裙子呢！男子呢，上身也是黑色带花边的短衣，下面的裤子是很宽大的灯笼裤，但是和朝鲜人的灯笼裤不一样，彝族的灯笼裤内侧长，外侧短，裤口是斜边的。头上包着厚厚的一圈又一圈的帕子，有的男人头上还有弯弯的像牛角一样的英雄结。身上披着黑色的厚厚的斗篷，不知道侠客佐罗披着斗篷的装束是不是跟彝族学的？
    回来的时候路过贵阳，住亲戚家。在花溪公园，在清澈的溪水上的石头上跳来跳去，很诧异：怎么会有这么诗意的公园。在黔灵山黔灵公园黔灵洞，知道了这就是当初著名的杨虎城将军被关押的地方，不可想象这么低矮潮湿的洞里怎么能够住人？
    回柳州的时候，贵阳的堂姐一定要跟我们去见识被我们吹嘘到天上的柳江，于是参加了我们的队伍。车快到柳州的时候，我发现这趟车的终点站是桂林，哎，姐姐，我们到桂林去玩吧？堂姐满口答应了，跟妈妈请假于是我们到柳州站没有下车，继续坐车。
    车快到桂林的时候，列车员来查票了，我一下子慌了，因为我们的票是到柳州的，到桂林这一段算是逃票了。怎么办？突然想起大哥说的；如果你在外面遇到了困难，就哭，女孩子一哭是最打动人的，人家就会同情你了。于是我就先哭起来。列车员查票到跟前，查到我们没票，但是俩女孩子，一个还在哭哭啼啼的，没辙了，放了我们一码。等列车员走过去了堂姐还不解地问我：哎，刚才你哭什么？大姐，刚才我要是不哭，满车的人看着我们逃票被罚，不尴尬死了？
    在桂林，我们去七星岩玩，回来的时候上了旅游公交车，在车上等着一个个的游人，大约等到一、二十人了，司机才开车。当我买票的时候，突然发现钱包不在了，着急的说：哎哟，我的钱包怎么没有了？刚才还在呀？车上的人都不做声，大约此时大家都有嫌疑了反而不便说啥了。司机叔叔也不做声，开着车就走，到站也不停车，直接开到市里，在一个胡同口停下了，也不说话，哐当，车门开了。三个男孩子一溜烟地冲出去往胡同里跑，这下子明白了这几个人就是小偷呀。车上几个外地学生跟着也冲下了车追上去。那三个人跑到前面，突然又往后跑，原来是个死胡同！那几个学生堵住三个小偷，暴打了一顿，要小偷把钱包还给了我。前面堵住胡同的正是一个派出所，那几个学生把小偷送进派出所，还要我去做了记录。看见这些学生打人的时候，到吧我吓住了。后来在柳州，一次买菜的时候看见一个人，就是那次的小偷了，把我吓得躲起来，害怕他报复呢！

    夏天过去到了秋天，我又不安分了，对我们年级的同学谢虹说：哎，我们出去玩玩吧？好呀！于是开了她们家的免票，我们俩去了长沙。住我妈妈的熟人家。阿姨叔叔对我们特别好，她家就住在烈士公园旁边，每天晚饭后，叔叔都带我们去逛公园，那时候觉得长沙的烈士公园好大呀！阿姨带我们去五一路附近的蔡锷路吃米粉，长沙的米粉真好吃！回来的时候看见五一广场在演节目，一圈人围着，中间有人踩高跷，有人划旱船，脸上画着大花脸。那时候很奇怪，一是第一次看见这样的文艺表演形式，二是觉得难道这种文艺方式在长沙没有被作为“封资修”批判？

    从长沙到衡阳坐的是晚上的车，半路一站，上来一个年轻妇女，清秀漂亮。坐在我们旁边就小小声地说：我没有藏枪，我没有藏枪！就像祥林嫂一样唠叨，眼里含着泪水。我想她是神经吧？果然被我猜中。有护送她去精神病院的人说：她们单位说她家藏了枪，把她的孩子沉到江里了，她疯了。哎呀，太吓人了，怎么会有这样残忍的事情！

    在衡阳，我们住在谢虹的亲戚家，他家哥哥带我们去市里。过了湘江大桥，在上坡的路上，看到整条街道全部烧没了，残垣断壁，露出黑黑的木头。哥哥说这是两派打仗留下的。武斗的后果，第一次呈现在我们面前！

    晚上十一、二点钟，亲戚们把我们送进车站就回去了。我们在站台上等回柳州的车，还要等两个小时，好冷呀。这时候，一辆去广州的火车进站了，我们俩突发奇想，去广州吧？好呀！于是我们毫不迟疑地就上了车。大约车到坪石天就亮了，车上的旅客不多，车上卫生也挺好，自然人们的心情就好，一些旅客就要我们表演节目。那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害羞，大大方方站在过道里表演了两个节目，一个好像是“什么钥匙开什么锁，什么藤上结什么瓜”。车快到广州的时候，列车员又来查票了，怎么办？我们拿出免票，列车员说：你们的票是到柳州的，怎么跑到广州了？我就强词夺理地说：哎，我们可以从广州转到湛江，再从湛江回柳州呀！这是地理学得好，把列车员绕的晕晕的。加上先前表演节目给旅客们留下了好印象，都围过来帮我们说好话，结果列车员叔叔动了恻隐之心，说：现在广州准备开广交会，查得很严，你们到了广州站也出不去，干脆你们就在前面一站下车吧。啊？要把我们甩在小站上，那可不干！叔叔说：这里离广州很近了，下去后可以坐公交车进城，直接就到市中心了。喔，那好吧。我们忐忑地下了车，害怕列车员骗我们下车呢。嘿嘿，我们下车后，回头一望，那个列车员叔叔还打开车窗给我们指点公交车站的方向，真是好人多多呀！

    两派斗阵从大字报变成大游行了。一开始的游行是手举着小彩旗，喊着各派的口号。
    那时候，柳州的柳江上只有两座桥：一座是铁路桥，铁道两旁都有人行道，火车和行人都可以通行，这座桥是解放前修的，现在仍在运行；另一座是浮桥，大约就在面对鱼峰山的那个位置。浮桥也是解放前就有的，那是一座大浮桥，我相信全国那样大的浮桥大约只有柳州了。浮桥的面是由很长很宽很厚的木板，比较平整的一面向下，不太平整的一面向上，横着，一个挨着一个铺就；木头的下面是大木船横着，一个挨一个用铁链相连。桥面大约有十多米宽，如果用今天的公路来估量，大约三四辆汽车并列是没有问题的；柳江的江面宽阔，浮桥大约有四百米长。如若遇上洪水，浮桥是可以拆掉的，等洪水过了，再重新架好。所以我相信它是全国规模最大功能最强的浮桥。这样的桥，走在上面颤颤巍巍的，不可以在上面乱跑的。如到现在，还能有这样高大粗壮的树木可供做桥吗？
    有一日，听说两派都要同时举行大游行，以示示威。我们家属区的孩子们兴奋起来，相约着去看热闹。早早就急急忙忙吃了晚饭，连蹦带跳地跑到浮桥的南岸等着。
    浮桥是浮在水面上的，位置很低。而柳江的河床很高，大约有三、四十米，这样大的落差，形成了特别的坡道。江北又称柳北，上岸后是很宽的大坡道，有几十米宽吧，大坡道的两侧有一层层的横行的街道，街道两边是商店。这样一层层的街道就像一层层的梯田将柳北的中心地区托起。浮桥的南岸，是一条沿江平行的大街，由浮桥上到大街的距离很短，只能斜着修一条坡道通到大街。这条坡道的周围是密密匝匝的榕树林，也是市民休闲之地，现在是滨江公园。
    我们就在榕树林里等着游行队伍过来。这边，柳钢的“联指”派队伍从浮桥上过来了，四列纵队，手举小旗，呼喊口号。那边，柳铁的“4.22”派队伍也过来，准备过浮桥去，也是四列纵队，手举小旗，呼喊口号，两派的队伍都很长，望不到头。就在南岸的斜坡道上相逢了，我们观者有些兴奋有些紧张：会不会打起来？
    还好，到了比较窄的坡道，双方的四列纵队自行变成了两列纵队相向而过，口号喊得更响，但是没有肢体的对抗，后来据说那天的游行大约有一两万人，那么多的人狭路相逢居然没有冲突，还真是文明呢！
    游行的形式又不知不觉地变了，由“文攻”变成了“武卫”，就是扛着梭镖、红缨枪游行。一般这么做的都是学生，有一日弟弟回来说，看见机务段的“联指”派的游行了，扛着梭镖红缨枪。我们有些奇怪，喔，他们成年人也有这样的游行，这个世界真的疯了！
    1967年，亿万中国人参加了文革，不是被迫的，而是自觉地，狂热的。怎样理解？就看今日的中国大妈跳街舞，每个大妈都是自觉地非常投入的会举出许许多多的理由说明街舞有多么好的，尽管时有扰民的投诉，居委会，派出所都出面做工作，没用，我自归然不动，人民内部矛盾，你能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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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文革中的第三派
    现在很多年轻人都知道文革中的红卫兵、造反派，很少知道文革中还有第三派——逍遥派。邓爷爷说过“文革中的逍遥派都是好人”，说明文革中的逍遥派人数大约还不少。
    逍遥派是怎样形成的呢，别的地方我不了解，只能说说我们柳铁地区。
    柳州铁路局在全国铁路局中算是新局，解放前它的工程技术人员，教师和医务人员多是从北方其他铁路局调过来的，这些人解放前都是学生然后参加工作，一般没有什么作恶的历史，最多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其中也很少有什么骨干分子，在解放初期都经过甄别，不算什么历史问题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是解放后参加工作，是共产党自己培养出来的。领导干部都是解放军的南下干部，再就是工人了。如果按照邓小平后来说的：知识分子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那铁路局就没有所谓“阶级敌人”了，是一个很纯洁的单位的。
    文革开始，老红卫兵们根本不懂历史，只认为“红五类”是革命的，其他的是不革命的或者反革命的。我们这一代人是在英雄主义教育下成长的一代，英雄主义情节很重，老红卫兵们也想有所作为，于是拿着放大镜一个劲儿寻找革命的对象，但是他们又不懂历史，于是制造了许多的冤假错案。知识分子的子女被排除在革命者与被革命者之外，文革一开始，我们是被“逍遥”的。带到老红卫兵运过神来想要把我们当成团结对象的时候，本来我们是可以参与文革大潮的，可是被我们拒绝了。对老红卫兵极左的做法，本来我们就看不惯，怎么会去“助纣为虐”呢？中国的知识分子素有“清高”的特点，“道不同不相与谋”，“不为五斗米折腰”，这种特性也会传于其子女。
    当“血统论”受到批判，文革初期受压制的人也可以参加革命，也可以组织队伍，于是很多人纷纷揭竿而起，成立了名目繁多的“战斗队 ”，“红卫兵”，此阶段的红卫兵不同于文革初期的老红卫兵，可以成为“造反派红卫兵”，这时候我们也试图参与进去，但是发现没有什么意思呀，于是又退出来采取了观望的态度。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历次革命中确实也是观望这为多的，在文革中，知识分子与他们的子女亦然。
    当两大对立的派别成立（这种情况在不少省份都有），据我所知，确实不少原来的逍遥派主动与被动地参与进去了，但在其中也是比较低调的。我不参与的原因倒不是胆小怕事，或者对文革漠不关心，其实我是有自己的看法的。
    对这阶段，两大派别要打倒的对象或者要支持的对象，我都不认识，不了解。就是大字报上说这个好，那个不好的文章，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对我不认识，不了解的人，我为什么要去支持他或者打到他，都没有理由嘛！
    再说两派，在广西支持韦国清的一派，主要是由老红卫兵组成。老红卫兵在运动初期做的事我是不赞同的，那么我为什么要和他们共同战斗？支持武晋南的一派，是文革初期被压制的一些人，本来我是同情他们的，但是，我觉得他们的组成有投机的成分，比如，从湖南来了个临时工的组织叫“红铁军”，我觉得他们有流氓无产者的戾气。那个时候，流行一句话，叫做“成王败寇”，就说明有一些人，他们起来组织队伍，是有个人野心的。那么，在我看不清楚谁是不是个人野心的情况下，我为什么要参与进去呢？所以，我选择了当“逍遥派”。
相信当时当逍遥派的人很多都有我这样的想法。
    文革初期的红卫兵，我认为99%的是好人，变态的恶人是少数。多数人确实是为英雄主义情节而盲动。说几个故事：
    多年之后，一个好朋友给我说了她文革时代故事：那时她还小，上小学，当红小兵。看见红卫兵哥哥姐姐们都去破“四旧”，她也闹着非要去，于是就跟着去了。到了王府井，他们把住路口，拿把剪刀，本来想见到人穿裙子的就剪个口子，见到留长辫子的就把辫子剪了，因为那时候他们认为穿裙子留长辫子是“资产阶级行为”。这时候，过来一个女子留着两条大辫子，一群小孩子围过去要剪她的辫子，在互相争持时，那个女子一下子把自己的头发扯掉了，露出一个光头，一下子把这群小孩子吓坏了！那女子解释：一次工厂失火，她在救火的时候被烧伤所致。这个同学以后再也没有去破“四旧”了。到了北京红卫兵到全国各地造反的时候，她又闹着要去，于是红卫兵哥哥姐姐只好带着她去了上海。他们去抄一个资本家的家，这个资本家本人早就去世了，家里只有一个小脚老太太。他们在这家里超出一些写着数字的本子，于是想当然认为就是传说中的“变天账”。他们要老太太站在一个小凳子上，要她老实交代“变天账”的事情。老太太说那不是“变天账”，就是工厂里记的流水账。那时的红卫兵有什么社会经历，哪里知道什么是流水账，只当老太太狡辩。他们觉得老太太站的时间并不长，突然，老太太倒了下来，一下子就没气了！把这些红卫兵们吓坏了，不知道原来人是那么容易死的！
    这个朋友，我认为她不是坏人，她工作能力强，仗义侠客，肯帮助人，是我几十年的好朋友。实际上99%的红卫兵，红小兵都是这样年幼无知，盲目冲动。尤其是所谓的出身好，更助长了狂妄和盲动。
    文革中的两派，原本都不是坏人，但是在特定的环境特定的条件下，人类内心的恶魔会被释放出来，就像潘多拉盒子被打开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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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武斗中的经历
   
    广西的武斗是排在全国前列的，这是一段沉痛的历史，多年来我都不愿意回顾这段历史，现在考虑到应该以史为鉴，还是应该告诉后人。嗨，即便只是回忆都是一件痛苦的事情！

    到了1968年初，梭镖红缨枪似乎不过瘾，两派都在说对方会进攻己方，两派都开始抢解放军部队的枪。
    我们家附近有一个部队驻地，过去部队放露天电影，也允许老百姓去看，我们每听说放电影了，都会三五相邀，兴高采烈地端着自家的小凳子跑去。现在这样的安静和平被枪声打破了。晚上会传出一两声枪响，大家都会呆在家里静静地听着，邻居间相互讨论着是哪里的枪响，第二天我们会跑到部队驻地看看，是不是头天晚上遭抢枪了？
    大约二月份的时候，爸爸回来探亲正遇上这样的混乱期。那时候我和爸爸讨论：怎么文化大革命会这样混乱？爸爸说，共产党解放后多次政治运动，都有扩大化现象，后来共产党都自己做了纠正。现在这样也是有扩大化现象，将来共产党会自己纠正的。爸爸还例举了历次政治运动扩大化的情况。我们在静待文革的结束，等待共产党自己来纠正自己的错误。当然，我们当时的想法是不能对外说的，否则我们就是反对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找死了。
    我认为我自己在文革中会保持比较冷静的态度，和我的家庭有关。我的父母是解放前的知识分子，父亲和外婆常常讲解放前后他们本人、他们家庭、他们亲戚朋友的经历，使我对解放前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情况，共产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政策都是清楚的，而且我相信他们是我的亲人，讲的是他们亲身经历，应该是真实的。爸爸对历史的分析是冷静的，所以我能够比较冷静地看待事情。而当年很多家长由于各种原因，没有把历史的真相告诉子女。所以当文化大革命的浪潮涌来的时候，非常无知地做了错误的事情。

    由于我们家属区常常去部队看电影，这是多年的军民感情了，所以居民们都是向着部队的。有一日早上，有人去抢部队的枪，家属区好多人都去追赶一个抢枪的人，看热闹的人也很多，当我们全家都在看热闹时，大哥一冲动也跑去追赶，拦都拦不住。事后，我对爸爸说：爸爸，现在这种态势，年轻人很难克制住冲动的，武斗肯定会进行，如果你不在家，我和妈妈是很难制止男孩子的冲动的，我们家三个男孩子，怎么办？你能不能把大哥、二哥带到部队，或者参军，或者当民工，只要脱离这种混乱的环境就放心了。
    全家人讨论，都同意了我的提议。于是爸爸回部队的时候，把大哥、二哥都带上了。妈妈、我和弟弟到火车站送行，就在火车启动的一刹那间，二哥抱着他的小包袱跳下了火车，我急得说他：你为什么下来了？然后拉着他去追赶火车，火车越来越快，追不上了，我那时都想哭出来了。
    回家问二哥为什么跳下来了？他说：报纸上已经有文章，提到工农兵大学生了，文革会很快结束的，我还想上大学呢！嗨，怎么还能说二哥呢，他在班上是班主席，文科成绩很好，以他的成绩，他认为是有把握考上北大的。我们只有期望文革快点儿结束，我们还能够上学。
    谁知道，后来的发展证明我们对文革的长期性是完全没有思想准备的。

    广西文革太野蛮太残忍了，我很难以心情平复的回忆，现将1983年中央工作组的官方调查转载如下，比我个人的讲诉更有权威性，请看我的博客转载的《我参与处理广西文革遗留问题》，网上也可以找到。

    好，还是打起精神写下去。
    爸爸带大哥回部队后，柳州的形势严重起来，各派都占据了据点，空气中弥漫着火药味，一场大战马上就要拉开。

     那时候，我们家附近据点的分布是这样的;我们家属楼叫“长大楼”，在公路边上。长大楼的西侧是一个十字路口。路口的北侧是铁路科技馆大楼，南侧延安旅社，西侧的铁路工人文化宫都是据点。我们长大楼的东侧也是一个十字路口，这个十字路口的东南侧是“联指派”的据点，制高点就剩下我们长大楼了，有大字报说是“联指派”准备来占领我们长大楼。动员居民们想办法离开长大楼！

    我们家人商量后决定：我们三个孩子立即去西昌找爸爸，妈妈留下看家。我们三个孩子拿起简单的行李到了火车站，可是晚了一步，列车停运了，火车站聚集了许多等车逃难的人，在候车室里打着地铺。我们仨在车站等了三天，铁路还是不通，我们只好回家了。

   大楼里好多人家能到外地的到外地，有亲戚的投奔亲戚。现在我们去外地因为铁路中断已经出不去了，只好投奔亲戚了。
    首先是“坚壁清野”。我们把家里的被褥衣物用床单包起来，借了一个大板车，男孩子们推拉着板车先运到大鹅山下的九嬢家里。我和妈妈用绳子把最值钱的缝纫机捆上，然后用扁担穿过去，一个人在前面，一个人在后面，悄悄地抬到医院的一个房间里，又把自行车也藏到那个房间里。那个房间是医院的一间储藏室，在我们之前，已经有很多人家的东西藏到那儿了。东西藏好了，我们一家四口就投奔九嬢了。

    九嬢家住大鹅山下，那时候鹅山地区是“联指派”控制的地盘。九嬢家住的平房，正对着她家屋顶上方的鹅山的半山腰就有一个山洞，是“联指派”的据点，天天有人在上面站岗。
    那时候，支持韦国清的“联指派”在广西是绝对多数，如果家里有男子没有参加“联指派”而被抓住的话，有可能被认为是“第五纵队”，“国际间谍”而打死，据说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吓得够呛，因为这一带都是“联指派”的控制区域，担心他们来抄家，如果发现二哥，会被抓走，于是就把二哥藏起来。藏到哪儿呢？
九嬢家是平房，天花板与尖顶的屋顶之间有一些空隙，就要二哥和弟弟藏在天花板上。柳州的夏天是非常热的，天花板上就像烤箱一样烤人，他们俩被烤的实在呆不住了下来休息一会儿，又藏上去。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九嬢家只有一室一厅，住着八口人：外婆、九嬢和两小孩，大的几岁，小的几个月。我们这边又是四个大人，挤得都转不过身来。短期住几天可以，现在这样子，不知道要住到啥时候？讨论来讨论去，我们回家。
   

    回到家，发现长大楼的居民更少了，尤其男人只有几个了，那都是实在没有地方去的了，但凡有地方去的男人首先都逃了，不然都怕万一被抓住当成间谍被打死。
  

    长大楼四面被围，周围枪声不断。停电，没有煤，没有米，没有菜。怎么生存？仅有的几个男人根本不敢露面，露面就可能被打死，拯救这栋大楼居民的只能靠我们几个女孩子了。

    我们几个女孩子一人拿上两个面口袋出发了。首先沿着墙根儿走，流弹就在我们身边“嗖嗖”地响。绕过大楼，在流弹间隙，突然跑过马路，冲到马路西侧。然后分别要经过“4.22派”的据点和“联指派”的据点。到“4.22派”据点，问我们是那一派的，我们就说是“老鼠派”的（4.22派的绰号）。路过“联指派”的据点，问我们是那派的，我们就说是“苍蝇派”（联指派的绰号）。这样我们就顺利通过各派据点，然后到达小鹅山后面有一个农贸市场，在那儿买蜡烛，买米，买土豆当菜吃。回来的时候亦然，路过哪派的据点就说是他们一派的，终于顺利回家。回到家后，那几个男的都夸我们几个女孩子勇敢。有了第一次的经历，我们又出去了几次，没有煤了，就去买煤，不管买啥，一次只能用面口袋最多扛两口袋，一边一袋扛在肩上，多了我们也扛不了。有一次进入“联指派”据点，突然看见几个我们班的同学，吓坏了，担心他们供出我们不是“联指派'的就玩完了，也可能他们没有注意到我们，反正没有事儿，得以顺利通过。
    如果就这样，那能够坚持到武斗结束也是好的，可惜没有那么好事！

  

     斜东南面的“联指派”的据点，每天晚上就向我们大楼开枪射击。我们家住四楼，最高一层，子弹就从窗户的玻璃射穿打到墙上，墙上都是弹坑。我们在南面的屋子里都不敢抬头，都是弯腰在窗沿以下走路，晚上也不敢点蜡烛，有灯光就会招来子弹。
   一天晚上，突然一声巨响，整栋大楼就像遇到地震一样摇晃起来，原来是斜对面的“联指派”据点打过来的炮，把四楼一户人家的屋顶打了一个大洞，幸亏那家人已经撤走了。他们学习了越南战场的打法，用迫击炮打炸药包，那次是把炸药包打到我们屋顶，如果是真正的炮弹，我们大楼就跨了。
   哎呀，太吓人了，我们几户人家商量，凡是住三楼四楼的，都搬到一楼二楼住，很多人家都撤了，空房子很多的。这样的日子太危险了，这时候大家商量，要突围，不然很危险了。

   我们长大楼是一栋很长的楼，有十个单元，每个门单元四层，每层四户。大楼不是一字型的，第一个单元和第十个单元的房子折过来成“门”字型。幸亏大楼还有几个男性，就以他们为主力，开始把一层每个单元与另一个单元的墙打通，就像地道战一样。然后所有的居民，一切东西都不带了，一个一个地钻洞，钻到大楼西面最后一个单元的一户人家窗户，准备从这个窗户突围，所有的居民都愿意突围，只有一个70 多岁的老奶奶已经跑不动了，她坚持不跑了，于是其他所有的居民就做好思想准备。

   先是一个人爬上从窗台，听听有没有枪声，枪声一停的瞬间，这个人呢就跳下窗台，在墙根下猫着，再听听枪声，等枪声一停，突然跑过马路，到马路对侧的树林里躲起来。然后，下一个人也如此。 就这样，一个一个全都跑过去了，大家好高兴呀。长大楼是出来了，下一步去哪儿？有人提议去机务段吧，那儿"联指派"的人和家属都撤到柳江以北简称柳北去了，好多屋子都是空的。我们有些犹豫：啊住到别人家，人家会不会有意见呢？有人建议说：我们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他们一针一线，应该没有问题的。在逃难的时候，也顾不得那么多了，于是一行人都到了机务段。有机务段的家属热情帮助我们这些难民住到一些空房子去了。

     我们被迫住到机务段不认识的人家的家里，不愿意但是没有办法。在这样危险的时候，我的外婆，一个老太太，毅然从安全的鹅山下来到机务段陪着我们共度难关！

    住到机务段后我们暂时安全了，但是战争在继续。
    这时候的局势是，柳南的“联指派”和他们的家属都撤到柳北了，柳北的“4.22派”和家属都撤到柳南了。
    整个广西的局势呢：韦国清是广西军区的政委，控制着军分区、武装部和民兵，是绝大多数，有人有枪有炮。广大农村 的“4.22”派基本已经被消灭了。柳州市只有柳南，主要是柳铁机务段和柳铁一中一小块地区属于“4.22派”了。
    两派还在打仗，伤员就往机务段送，因为我们医院的人撤到了机务段。一个原来的会议室成了手术室，没有外科医生，只能妇科医生上阵。有一天晚上，听说又有手术了，我们一帮小孩就趴在窗台上往里看，一次我看见医生阿姨们是怎样用一个钩子一样的器械把子弹给取出来的。也有时候没有救过来去世的，担架就停在会议室的走廊，战争，伤员，死亡就在我们面前呈现。
    也有快乐的时候。在机务段遇到一个重庆女孩，她本来是来看她的爷爷奶奶的，她爷爷是机务段的老工人，得，这会儿也是由于交通中断给堵在这儿了。她有一本歌本《世界名曲一百首》，她唱歌唱得很好，教我唱了好多著名的歌曲。
   

    渐渐地，从机务段到我们长大楼一带都成了“4.22派”的地盘，柳州市的一些学生住到我们长大楼了。这样，我们就可以回家去拿一些东西了。我们撤离的时候，家家都把东西放好，门都没有关，但是没有谁去拿别人家的东西。我们回去也查看了我们家的东西丢了没有，除了二哥一套还没有做成的收音机零件丢了，其他东西都在。哎，要是没有武斗，二哥的收音机就该做好了，他好心痛！
   那些学生住在10单元，他们也是撤到这儿的难民。 我有一次跟他们聊天，我问他们为什么参加武斗呀？他们说，他们也不想参加武斗，但是不参加这派就必须参加那派，他们没有办法。我问他们武斗那么危险，怕不怕呀？他们说，没有办法，活一天算一天吧！我觉得他们其实都是和我一样思想很单纯的孩子，怎么就被迫卷入一场他们并不想卷入的战争，很担心他们的命运。
    不幸的一天果然来了。
    那天上午，天上下着蒙蒙细雨，我去长大楼拿一些我们家的东西。正走到路上，突然听到一声巨响，好像地面都要掀起来的感觉，过了一会儿又没有事儿了，我继续走。走到长大楼跟前，突然楞住了！是不是走错了，10单元没有了，一堆残垣断壁！天呀，原来就在刚才，这个单元被炸了，整个单元四层楼全部被炸塌了，32个学生被埋在里面，还有那个70多岁没有和我们一起撤出去的老奶奶！
    很快，这个不幸的消息就传出去了。营救的人来了，挖掘机来了。据说一楼的房间里堆着几吨炸药，不知道怎么一大早就被炸了。32个学生，32个年轻的生命，就这么没有了，多不值呀！他们的家长会有多伤心呀！
   
    柳江边上，战斗很激烈，一般都是晚上打仗，双方都想办法夜战偷袭，攻上对岸。哪有那么容易攻！柳江的河床很高的，大约3、40米，又高又陡，好好的爬都不好爬呢，据说柳江的河水都红了。
    两派的勇敢的，战死的都是过去的好学生，班干部或者学生会的干部，都是我们平常仰慕的学长，哎，无论那派参加武斗的学生，都觉得他（她）们太可惜，太不值了！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以他（她）们的成绩，应该可以上好大学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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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harrylg

（15）复课闹革命
  
    这几个月，就像过了几年。
    终于，中央来了“7.3”布告，军队开始介入，收缴武器。
    军队到机务段家属区收缴武器，看到一些很小的小孩子学着地雷战的样子，在地上挖个坑，下面埋着铁块，铁块上放上巴巴，再用土盖上。解放军战士在每栋房子间都用探雷器一点一点地探，探到了，就挖，那些小孩子还就跟着解放军战士后面看。等解放军战士探到了去挖的时候，一挖到巴巴，孩子们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一次，在一个水塘里，解放军战士下去摸枪，孩子们就围在塘边，等解放军战士要上岸的时候，这些小孩子就不让解放军上，解放军换个地方上，孩子们又到那里去堵住。觉得又好笑又可怜，好笑孩子们的恶作剧，可怜解放军的水淋淋的狼狈样子。我自己是军属，是同情解放军的，当时不明白为什么在广西，军民关系紧张如此？当然，现在看了资料，明白当初为什么如此了。
    我们搬回了长大楼。在回长大楼之前，我们按照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给机务段的原住户家清理物资确信我们没有带走他们一点儿东西，把卫生打扫干净。
    在文革那么混乱的时期，柳州的两派和家属分别都撤到柳北和柳南，当各自回家的时候，两派的群众都能遵守群众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从没有听说因为谁家里东西少了而起纠纷的。说明当年的人民素质是不错的，有荣耻心，是不贪财的。
    回到家，清理东西，去医院的储藏室把东西拿回来，才发现医院那栋两层楼被炸垮了，楼上的瓦砾把储藏室的东西都埋住了，我和妈妈一点点地挖，把我们家的东西挖出来了，自行车还好，缝纫机的一侧大梁断了，我们把残端拿回来，妈妈请工人给焊好了。
    全城开始戒严收缴枪支。戒严一般在傍晚，晚饭后就不许外出了，解放军进入家家户户检查有没有枪支弹药，我们长大楼来过几次。解放军检查还是文明的，但是居民还是很紧张呀。这种只听说国民党时期常常有的戒严，现在发生在我们身边，能不紧张吗？
    这年的五月，发生了一件事，“4.22派”抢了铁路上的军列，抢了军列上的武器，在“7.3”布告上被宣布为“反革命”，于是，“4.22”遭到了残酷的打压。这件事到底怎样回事，现在网上已经有当事人的说明，只是几个铁路工人偶尔为之，和“反革命”没有关系，但是整个“4.22派”被牵涉其中，哎，大家自己上网看吧。

    接下来，复课闹革命，学生们返校，军宣队、工宣队进校。支持韦国清的“联指派”胜利了，老红卫兵们胜利了，成了军宣队工宣队的依靠对象，开始了对“4.22派”的最后围剿。“成王败寇”的理论兑现了。
    先是收缴枪支，两派的学生持有的枪支都要上交，我认为这是对的。当时在民间的枪支弹药确实是非常多的，许多小孩子都有枪支弹药，两派都一样。
    本来我以为，既然是两派都抢了解放军的枪支弹药，两派都参加的武斗，那么就是两派都犯了错误
    两派的错误都应该清算，而实际上却不然。
    此时“联指派”俨然成了胜利者，由他们来审判对立派的学生。说几个真事。
    我们年级（不是我们班的所以不知道叫啥名字）有男生绰号叫“王大嘴”，文革前就是个捣蛋鬼，就是由于出身好，参加了老红卫兵，后来又参加了“联指派”，此时就成了打手。
    那时候，每天上学，不是上课学习，而是全年级集中开批斗会。我们年级被批斗的是我们班的一个男生，姓李。李同学文革前学习成绩很好，他家是铁路苗圃的。批判他的理由是：一，他爸爸参加过国民党；二，他参加了“4.22派”并且在“4.22派开过汽车。那时两派都抢过汽车，当然都会有人开过汽车，这算很大的罪过吗？李同学被罚跪在玻璃碴子上，一跪就是一上午，太残忍了！这还不算，李同学解释了他为什么要开车的原因，是因为他出身不好，将来可能没有上大学的机会，那时候不能上大学可能就没有好工作，于是他就想学开汽车，学点手艺将来好找工作。我认为他的理由是可以理解的，他不就是学开了汽车，又没有杀人放火！结果王大嘴就用鞭子抽他，当着我们全年级同学的面折磨李同学，不是一天如此，而是天天如此，天天要李同学跪在玻璃碴子上，让他用鞭子抽！没有人上前阻止，军宣队工宣队都不管，听之任之！我认为这不但是对李同学的侮辱，也是对全体同学的侮辱。
    有一次，又清算到我们班一个女生姓余。余同学是工人出身，但是参加了”4.22派“，在据点里玩过枪。那时候两派的学生都玩过枪，要清算就应该都清算。王大嘴说余同学曾经开过枪，余同学解释她是朝天开过一枪，没有对人开过枪。王大嘴就喝叫把余同学拉上台去！我们班一个女生还真的过来拉扯余同学。那时候我们全年级集合是没有桌子的，一个凳子挨着一个凳子，正好余同学的凳子就在我的前面。我一想，如果把一个女同学拉上前面拷打，会有什么结果？我就用脚死死地踩着椅子下面的横杠，用手死死按着椅子的靠背，余同学的双手死死地拉住椅子的两边，这样那个女生就无法把与余同学拉起来了，同时我的双眼死死盯住那个来拉的女生，看着我严厉的目光，她才松了手。事后，我认为我不但是救了余同学，也是救了那个企图来把自己的同学拉上去的同学，制止了她的助纣为虐，否则她也要犯错误的。
    “联指派”把各年级的“4，22派”的同学，一批批地带到一间教室，一个个地跪在地上，一个个地拷问，王大嘴就从背后一个个的踢打。
    当时的工宣队队员虽然不敢去阻止，但是对自己所管理的班上被打的同学还是有关心安慰的。可是军宣队的人，就眼睁睁地看着打！
    这是各个年级的情况。全校还常常开批判大会，在大广场上，全校一千多学生坐在下面，军宣队工宣队和联指派的头头坐在上面，不时会从台上发出把谁谁谁揪出来的喝声，就有人会从学生中把谁谁谁给揪到台上跪着了，然后交代啥罪行。台下的每个人都不自在，谁知道下一个被揪出的会不会是自己？就是我这样自己肯定是逍遥派的都会觉得不自在，那些参加了“4.22派”的人呢？这种文革初期斗老师的办法如今又用到斗同学身上了。

    批斗完了，就开始写鉴定了。依据所参加的派别给出不同的鉴定，各班的鉴定小组都是“联指派”的学生。分“对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积极”，“积极”，“不积极”，“犯了错误”，“犯了严重错误”几类。我是“不积极”。很好，我对给自己的鉴定很满意，认为很准确。

    这时候开始征兵了，能否参军也是按照参加派别来区分的。最积极的当然能当兵咯。有些同学没看透，还写血书要当兵，嗨！

    接着就是动员上山下乡了。那时候传出消息，说是农村很多“4.22派”的人都被杀了，我将信将疑。现在看来资料原来确实如此。按照所参加的派别分配了下乡的地区，1968年是十月，就要求同学们把户口交到学校，由学校军宣队统一将大家的城市户口给注销了。然后，1969年一月五号，所有两派都下乡了。斗人的和被斗的，命运都一样，都下乡了。斗人的，有意思吗？也被人玩了一把吧？


    我以为，文革到知青下乡就结束了，没有想到，全国文革十年才结束，而广西文革更绝，却是十六年才结束。没有想到其结束会是以数万计的人在武斗中及武斗前后的非正常死亡，以几十万人的非正常伤残，以难以计数的孤儿，失去子女的老人的难以忍受的痛苦为代价，终于在1983年，在胡耀邦，习仲勋等老革命家的坚持下，终于排出阻力，对全省进行了调查，最终做出了结论。
    现在，有些人对自己的父亲要求平反，对自己的父亲出书美化。他们写书强调在战争年代的功绩，强调在文革初期受到的冲击，以文革受害者的面目出现，根本不提在文革中的作恶！
    文革就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每个人都把自己的灵魂打开，让天使和魔鬼都跑了出来。最恶的魔鬼，就是对自己最熟悉的人下死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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