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丽娟：文革中黑龙江的红卫兵运动

lrm2222 · 发表于 2010-3-26 21:01:29

                                       黑龙江的红卫兵运动

                                                 谷丽娟

    1966年，毛泽东领导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在中国掀起了一场红卫兵运动。红卫兵运动的起伏与毛泽东对红卫兵的态度紧密相关。当时，尽管黑龙江地处边陲，但以大专院校(校址绝大多数在哈尔滨市)为主体的红卫兵运动，在一段时间里，依然风起云涌，势不可挡，它冲击震撼着黑龙江，对全国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一

  1966年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贴出的《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的大字报。6月2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这张大字报，并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和《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这在黑龙江大专院校引起了较大的混乱。首当其冲的是哈军工(即哈尔滨工程学院，原名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简称)。当时的院长刘居英是陆平的亲弟弟。6月2 日，怀疑、质问刘居英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但大多数人对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记忆犹新，在他们看来，当时的形势比1957年夏季右派向党进攻的形势严重百倍。于是一夜之间反击的大字报象一股旋风席卷军工大院，比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还要厉害，气势更加磅礴，大有聚而歼之的势头。一派要揪“走资派”，另一派要抓“右派”，群众立刻分裂成对立的两大派。这场雷鸣闪电般的大字报巨澜持续了3天。哈军工院党委及时出来制止了一派围攻另一派的事态，使师生们重新平静下来批“三家村”(即批北京的吴晗、邓拓、廖沫沙)，6月2日至5日，哈工大也出现了类似现象。
  树欲静而风不止。6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南大革命师生揪出反革命分子匡亚明》的报道，并发表了《放手发动群众，打倒反革命黑帮》的社论。6月21 日发表了《革命的大字报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的社论。不断鼓动青少年造反。尽管黑龙江省委陆续派工作组进入一些大专院校，但各校形势日益动荡，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7月16日，哈军工部分学生组织发起了一场辩论会，矛头直指院党委。东北林学院揭发批斗了院党委书记兼院长王禹明。哈尔滨师范学院艺术系查封了党支部办公室。黑龙江大学校长于天放，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高铁，都成了大字报的主要攻击对象。
  7月底，黑龙江各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组织播放了刘少奇、周恩来等7月29日在“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以决定撤销工作组，放手让学生自己闹革命为主要内容的讲话录音。毛泽东采取这一异乎寻常的措施，为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准备了条件。但当时黑龙江省各院校广大师生，对这一惊人措施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竟一时有点茫然不知所向。很多院校党委早已无法领导运动了，领导运动的工作组现在又撤了，谁来领导运动?“自己闹革命”怎么个闹法? 运动将走向何方?这些困扰师生们的问题一时都无法找到答案。
  8月3日，哈军工部分消息灵通的学生，在院俱乐部发起、召开辩论会，立即吸引了全院师生员工。高音喇叭一直接到俱乐部外的广场。台上两派激烈的论争，以便争取更多的支持者，会场内外挤满了热烈激动的人们。整个军工大院沸腾起来了。辨认的焦点是党的领导问题。“造反派”解释党的领导就是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就是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大力宣传“造反有理”的主张，号召人们积极行动起来，造一切“反对抵制毛泽东思想”、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领导们的反。批判院党委，鲜明地提出“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保守派”则反驳说上述主张是抽象地肯定，具体地否定党的领导，是架空和取消党的领导。“造反派”在会上宣读清华附中红卫兵写的一论、再论、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传单以及8月1日毛泽东为此写给他们的支持信。宣读中央文革部分成员在北京各大专院校煽风点火的讲话，进一步鼓动师生员工的造反热情。由于长期以来所进行的阶级斗争和反修防修的教育，中央文革又到处散布“二月兵变”，“中央有人对抗甚至反对毛主席”的流言，使天真而又好激动的青年学生产生了一种阶级斗争的危机感和保卫毛主席、捍卫毛泽东思想的使命感。会上，“造反有理”的舆论得到了充分的宣扬，“造反派”很快在军工占了绝对多数，并组成了红色造反团(以下简称造反团)。部分干部子弟模仿北京的中学生，在团内组织起了红卫兵，这就是黑龙江最早出现的红卫兵。在辩论会上处于劣势的“保守派”，在院图书馆旁的小树林再组会场，重整旗鼓，组成了一个少数派八八红旗战斗团(以“文革”十六条发表的8月 8日命名，以下简称八八团)。还有少数人，主要是教师，成立了一个“中间色彩”的小团东方红战斗团。中旬，他们去各大专院校串联点火，各学校也相继成立了造反团、八八团，有的还成立了东方红团。由于这几个团的起源地在军工，加之哈军工学生出身好；经过长时间部队生活的锻炼，组织性纪律性强；来自全国各地，消息灵通等因素，军工的两大派很快就成了全省两大派的核心和骨干，在一段时间内左右着黑龙江的红卫兵运动。

  　　二

  8月18日，毛泽东身穿绿军装，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全国各地来京串联的学生，并戴上了红卫兵送上的袖章，“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红卫兵组织立即遍布全国。黑龙江从大学到中学甚至机关，无论造反团，还是八八团，一夜之间都成了红卫兵。并且学生们很快走上了联合的道路。组成了“哈尔滨市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 (“造反团”)，“哈尔滨红卫兵总部”(“八八派”)，“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后代总部”(中学“造反派”)。黑龙江的其它市县也逐渐效仿之。
  学生们已不上课，在冲垮了院校党委后，便开始向省委冲击。毛泽东8月5日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传到黑龙江，这真是火上浇油。8月中旬，哈军工造反团一部分人将《省委不革命就罢他娘的官》的大字报贴到省委大楼内，发动了向中共黑龙江省委的正式冲击。针对这张大字报，省委8月16日向全省发出电话通知，让全省讨论“省委是不是革命的?”以图稳定黑龙江的局势。这立即引起了造反团的强烈反对与抗议，认为这是省委挑动群众斗群众。这时的大气候是要求“天下大乱”，是要冲破四平八稳的局面。潘复生利用省委第一书记的身份，未经省委讨论就宣布省委上述电话通知是错误的，停止辩论。这一姿态立即获得了造反团的支持。随后，他支持红卫兵掀起了一阵紧似一阵的炮轰省委的浪头，调子越唱越高。8月22日至24日连续三天，哈军工、哈工大等49个单位的造反团，联合发起召开了“哈尔滨市各界革命群众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点火大会”，先后共有80万人参加。在向全省发出的倡议书中号召全省军民“大挖省委内部的黑线，把省委内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揪出来，斗倒斗臭!”8月26日，省委机关职工在红卫兵广场(即八区广场)举行“炮打司令部”进军大会”；8月27日，省人委直属机关职工等5万余人，在省体育场举行“‘炮打司令部’进军大会”；8月29日，哈军工、哈工大造反团发起，在红卫兵广场举行了有70万人参加的“火烧省委， ‘炮打司令部’大会”；9月4日，哈军工红色造反团发起，在红卫兵广场召开了有10万人参加的“‘炮打司令部’大会”，会上批斗了李范五、王一伦、陈雷等。潘复生公开跑到台前亮相，参加了这一系列炮轰大会中的大部分会议，这无疑加速了省委第二书记兼省长李范五等人的倒台。9月15日，哈市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在红卫兵广场主持召开了有50万人参加的“斗争黑帮分子李范五、王一伦、陈雷大会”，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三书记马明芳及潘复生出席了大会。会议结束时，马明芳宣读了中共中央批准撤销李范五的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和中共中央东北局批准停止王一伦、任仲夷、陈雷的党内外一切职务进行反省的决定。这以后，随着全国性的大串联和徒步进行象征性的“长征”活动的兴起，学校开始冷冷清清，在校生已是寥寥无几。哈军工造反团则四处伸手，在全国各地广建联络站，支持甚至操纵各地的“造反派”，努力扩大他们的影响。
  这一时期，八八团在哈军工尽管处于少数，在其它学校却是多数派，工人组成赤卫队支持了这一派，在全省是个多数派。尤其是大部分干部是同情、支持甚至参加这一派的。9月下旬，潘复生正式召集哈市三派负责人传达了林彪关于其女儿林小琳问题的一封信，信中说：“小琳一贯反对我，这是有后台指使她干的。八年来我一直不见她，只是经济上供给她。”“她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一切言论、行动并不代表我。”林小琳一直是哈军工八八团十分活跃的骨干。林彪的这一表态，无疑是对八八团的一个明显的打击。12月11日，毛远新又贴出一张《我为什么参加红色造反团》的大字报，这一明确支持造反团的态度，对八八团自然又是一个打击。八八团的头头们想摆脱自己的被动局面，在破“四旧”中力争主动，8月23日捣毁了喇嘛台，使哈市永远失去了一处重要的文物；12月在全省游斗李范五，并一再反潘复生。
  到1966年底，全国各地方党组织和各级政府部门基本上都受到冲击，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大部分领导干部被批斗或靠边站了。几大派红卫兵组织，还在无休止地论战。一个7亿人口的大国已乱到如此地步，建立一个有权威的权力机构来逐渐结束这混乱的局面势在必行。于是，1967年初，毛泽东派张春桥、姚文元回上海发动了一场有哈军工造反团驻沪联络站参加的“造反派”的夺权运动，即“一月风暴”。这对“造反派”红卫兵是一个极大的支持和鼓舞。黑龙江省“造反派”在潘复生和省军区司令员汪家道的支持下，从1月10日开始，以红卫兵、解放军、革命领导干部“三结合”形式，进行夺权。夺权不但在省委机关、省人委机关各厅局、报社、电台等重要部门进行，而且在全省76个市县全面展开，并一直波及到各基层单位。在夺权的热潮中，“保守派”也磨拳擦掌、跃跃欲试。1月15日晚，“三军”(红旗军、战备军、荣复军)一团(八八团)一队(赤卫队)头头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黑龙江省革命造反派联络总部，准备加入夺权行列。17 日，红旗军向已被造反团夺权的公安局冲击，进行反夺权；1月23日荣复军袭击友谊宫，但都立即遭到潘复生的镇压。冲击者大部分被抓，夺权尝试失败。中央文革宣布“三军”为反动组织予以取缔，其头头被逮捕。大势已去，哈军工八八团不得不于1月21日宣布解散，其它各校八八团也随即瓦解。赤卫队也步其后解散了。

  　　三

  1967年1月31日，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成立。2月1日，委员会分工，范正美为班长，游兴懋、刘雪峰为副班长(以上三人为红卫兵代表)，潘复生(革命干部代表)、汪家道(人民解放军代表)为顾问。这就是后来的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2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东北的新曙光》的社论表示祝贺。
  夺权了，由谁来掌权?即新建立的革命委员会应以谁为核心?“一月风暴”把“保守派”压垮了，“造反派”兴高采烈、喜气洋洋，为夺权忙忙碌碌，大有这回实现了他们造反之初立下的“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的豪言壮语。天真的红卫兵产生一种错觉，似乎这回真该由他们来掌权了。这当然不符合毛泽东当时的设想。毛泽东设计的新的权力机构是“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由三方代表组成。从中央直接指导下建立的最初几个省一级的革命委员会的人员组成看，红卫兵代表处于次要地位。显然，在全国各地建立革命委员会这种政权机构，不但是为了取代已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的各级党政机关，而且更主要的是要结束红卫兵团体各自控制大批群众，一切红卫兵说了算的无政府状态，即红卫兵运动该到结束的时候了，混乱的局面该结束了。建立革命委员会，便于让更多的领导干部逐步上领导岗位，让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正常轨道。
  黑龙江省红卫兵一起来几乎就把李范五等人冲垮，大权基本上掌握在潘复生等人的手中，他们操纵着运动。“一月夺权”他们支持造反团，自然不是让他们夺自己手中的权，而是要借机压垮反对他们的八八团，打击那些支持八八团而反对他们的干部，把权进一步集中在自己手中。同时，建立起自己的权威。但红卫兵的夺权行动往往又与此背道而驰，因而与潘等的矛盾和冲突接连不断。夺权一开始，哈工大造反团就反对潘复生进入革命委员会，这无疑是在向潘复生夺权。潘立即将此事件定为“一三一”反革命事件，予以镇压，逮捕其头头。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2月1日发布的第一号通告中宣布“黑龙江省委、省人委的党政财文大权自即日起归革委会，停止黑龙江省委、人委一切领导权。”3月17日，省革命委员会全体会议根据“中央文革小组”建议，由潘复生担任革命委员会主任委员，汪家道为副主任委员。至此，红卫兵应该结束自己的使命，把占据的舞台让位给革命委员会。但这时以胜利者姿态出现的红卫兵对此几乎毫无认识，他们还在过问甚至插手社会上的事情，还在影响全省。尤其哈军工造反团在全省乃至全国仍有很大的影响和较强的号召力。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前，八八团与造反团势不两立，八八团与潘复生也是势不两立。这促使潘复生与造反团必须相互支持。也就是说，八八团存在时，潘复生与造反团必须团结一致才足以与一个多数派对抗，这时他们间利益相一致的方面成为主流，矛盾被掩盖，潘也基本上能控制哈军工造反团。现在八八团垮了，潘复生与造反团矛盾的一面必然要突出。加上1967年1月10日，该团以干部子弟为主的27人贴出了《树立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向江青同志提几个问题》的大字报，矛头直指江青，立即被中央文革定为反革命大字报。27人中的骨干被逮捕与批斗，并导致以高干子弟为主的哈军工造反团头头大换班。而这些被撤换的正是运动中一直和潘、汪保持着密切联系的人。潘、汪正是通过这种联系来影响和控制哈军工造反团的。新换上来的头头和潘、汪又缺乏这种联系，尤其是在需要红卫兵让位于革命委员会的转折时期，有这种联系也未见能避免矛盾和冲突，没有这种联系，矛盾和冲突就更不可避免。首先在外市县夺权的过程中，与省军区系统的人武部门往往意见对立，各支持一派，如在齐齐哈尔、佳木斯、鸡西、拜泉等地就是如此。这些分歧一直闹到省城，最后竟成了潘、汪与红卫兵意见的对立。在外市县表现为让谁掌权，在省城形成了谁说了算的问题，其实质还是围绕一个“权”字。矛盾愈演愈烈。省革命委员会要建立自己的权威，红卫兵不退出舞台，一方压，一方反。最后，红卫兵举出“炮轰赵去非”的旗子，掀起实质上是反对潘、汪的炮轰运动，形成炮轰派。

  　　四

  随着炮轰浪潮的高涨，尤其是哈军工造反团公开倒向炮轰派，潘、汪立即于1967年5月23日组成了“哈尔滨市捍卫革命‘三结合’联合总指挥部”(简称“捍联总”)，以图用“捍联总”压制炮轰派。从此，黑龙江的红卫兵运动又开始了“捍炮”对立阶段。
  为压垮炮轰派，潘、汪调动工人，采用武力，于1967年6月9日，6月11日、6月21日、10月6日分别攻占了哈军工、黑大、哈建工、哈师院等炮轰派掌权的几所大学。但得到包括北京在内的全国各地红卫兵声势浩大声援的炮轰派压而不服，闹到北京，中央出面处理黑龙江问题。1967年9月6日，在周总理的主持下，两派在京签订了《黑龙江双方代表关于立即制止武斗的协议》，即《九条协议》，并派出中央调查团来哈监督协议的实施。这时，毛泽东的部署是要稳定全国局势，结束红卫兵运动。潘、汪利用这种形势，置《九条协议》和中央调查团于不顾，于10月10日挑起哈尔滨最严重的一次武斗，用武力摧毁了炮轰派用武装守卫的最后一个据点哈一机，游斗了其头头。
  面对不断升级的武斗，大专院校广大师生从内心感到厌恶。学生在校园里连人身安全都没有保障。如此残酷的现实，使红卫兵普遍感到迷惑，很多人从内心发出“难道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搞法吗?”的疑问，纷纷脱离开武斗的旋涡，离校回家。有些人冷静下来，经过思索，对“文革”也不再感兴趣了。他们不愿再参加“捍” “炮”两派的活动，采取超然态度，当起了“逍遥派”。
  1967年夏，全国武斗迅速升级。7月至9月，毛泽东冒着酷暑，视察大江南北。尽快结束红卫兵运动以便结束全国性动乱的局面势在必行。但这时仍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红卫兵是难于接受这一现实的。毛泽东向红卫兵发出“现在是轮到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的警告，也清楚地反映出毛泽东的这一担心。毛泽东这时希望自己一直支持的红卫兵能有一个好的收场形式，提出了实现大联合后解散各红卫兵组织，由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来领导各项工作的设想。因此，一再向全国发出“大联合”的指示。但陷于武斗泥坑而不能自拔的红卫兵，置“最高指示”于不顾，忙于内战，全国局势仍十分混乱。毛泽东决定先稳定北京的局势。1968年7月27 日，毛泽东派首都工人以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名义，强行进驻清华大学，接着又派“工宣队”进驻北京其它高等院校，制止武斗，约束红卫兵，以控制住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局势，在实际上结束红卫兵运动。这样，北京局势逐渐恢复正常。全国各地效仿北京，局势也日趋平静。
  黑龙江的混乱局面结束得比这要早。中央大联合的原则首先在黑龙江实施。1967年12月1日，在周总理的亲自主持下，黑龙江两派代表在京签订了《黑龙江省捍联总、炮轰派双方关于文化大革命若干问题协议》，即《十二条协议》，中央承认双方都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在省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按平等原则实际大联合。但潘、汪回黑龙江后，将《十二条协议》束之高阁。
  1967年底，黑龙江各大专院校学生基本上都回校了，两派并存，都开始消沉，在迷茫中有反思，在辛酸中有一定的醒悟。此时派性已激发不起学生们的热情。复课是毫无希望，终日无所事事。厌倦校园生活，盼望早日离开学校大门的情绪逐渐蔓延。这时的红卫兵已名存实亡。
  1968年夏，潘、汪利用毛远新的“炮轰派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一句话，借助工宣队，将炮轰派整垮，批斗了其头头。

【出处】龙江党史 199002

【作者】谷丽娟，东北林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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