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眼中“文化大革命”的起因 (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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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眼中“文化大革命”的起因

从“文革”爆发以来，国外学者也一直在密切关注着这一世界史上都罕见的社会动乱，由于他们处于旁观者的位置，所以在他们的研究著作中，也不乏振聋发聩的真知灼见。本文将对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单独作一综述。

　　由于“文革”之火是毛泽东亲自点燃的，因此，国外学者基本上集中探讨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研究角度大致可归纳为三种不同的类型。一是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是坚持他的社会理想，二是把“文革”归因于权力斗争，三是以上两种观点的综合，认为“文革”起源于毛泽东和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党内多数领导的政策分歧，由此导致权力斗争。

　　说来十分有趣，一大批西方学者接受了发动“文革”是为了“防修反修”说法。陈认为“文革”主要的目的之一是“反修”，由于修正主义的根子隐藏在人们心中，因此“文革”的主要任务是塑造新人，它包括三个层次；第一，改造群众思想，使之为革命而牺牲物质利益；第二，培养青年的共产主义道德；第三，改造知识分子。哈定则认为反修的任务主要针对官僚主义，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意图是扩大群众的政治参与，特别是希望青年关心革命，关心国家大事。依斯美（Jeanesmein)认为”文革“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在”文革“中，毛泽东和他的亲密助手发动人民群众，重新掌握国家权力，从而使党得到新生。富勒尔（victor c.Funnel)认为，”文革“产生的原因是毛泽东极为敌视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明显的社会分化，在这种意义上，”文革“完全与文化无关，而与社会和经济有关。毛泽东担心，如果听任人们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差别越来越大。最后党就会和群众失去联系。”胡费尔（richard m.Rfeffer)认为，“文革”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因为它是以前的革命的继续，可以把“文革”理解为一场更大、更雄心勃勃的运动，在追求现代化的同时保持某些革命目标，当中国社会出现等级化、特权化时，毛泽东希望恢复革命的活力，重申他关于美好社会的理想。就像卢梭（jean jacquesrousseau)曾主张的那样，他要改造人性，防止因为技术和经济的进步而导致的道德退步和社会腐化。

　　另一批人则从权力斗争的角度看待“文革”的起源。勒斯（simon leys)在其著作《主席的新衣：毛和“文革”》（the chairman's new clothes:mao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一书中断言：“文化大革命”，除了名称，毫无革命可言，除了当初计谋上的借口，毫无文化可言，这是高层一小撮人之间在虚构的群众运动的烟幕之后的权力斗争。毛大权旁落，正是为了重新获得权力，他发动了“文革”。

　　格尔曼说，毛泽东发现党内从上到下都对他不忠实，因此决定清洗。不仅如此，他还要通过运动在党内制造一种严峻气氛，使党内不可能存在反对派。大家都对他顶礼膜拜，使得即使在他死后，党也要可靠地实施他的革命蓝图。伯雷汉声称：“毛发动‘文革’的根本目的是发现并消灭党和政府中的敌人，代之以忠诚和有献身精神的支持者。”他还认为，“毛对从上而下地对党作清洗的结果不满意，他锻造了新的武器——红卫兵，以进行自下而上的清洗”。

　　关于“文革”的起因，持第三种解释的人最多，他们认为意识形态和政策分歧与权力斗争是交织在一起的。两位杜特（Garg dult &v.P.Dult)在《中国的”文革“》（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一书中认为，“文革”中发生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在其它国家也是如此。当国家面临紧迫问题时，领导人对于采取什么办法肯定会有分歧，而政策分歧往往发展得尖锐而不可调和，因为这常常和个人尊严和权力密切相关。如果领导人意志坚强、固执己见，或者以自我为中心、疑心、有自大狂，那么上层领导就会分裂。杨（c.K.Yang)试图解答这样一个问题：”文革“本来关乎文化和意识形态，怎么会变成夺权斗争？他的回答是，这场运动的中心问题是修正主义，而毛泽东认为刘少奇及其追随者利用手中的权力来搞修正主义，于是清洗文化领域扩展到党的高层领导，他认为运动的发展模式必然是如此。约菲（Ellis joffe)在《“文革”还是权力斗争？》（Chinain mid-1966:"cultural revolution"or struggle for power?)中指出，这场运动是二者兼而有之，意识形态的整风运动和最高领导层的权力问题是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一直担心，除非不断努力使革命火焰燃烧，否则中国就会变修。赫尼克尔（Paula j.Hiniker)提出他所谓的“不和谐归化”理论来调和权力之争说和意识形态之争说。他的这个概念颇为复杂，简单说来就是，信念不同的人对一件事的失败有不同的解释，比如大跃进失败了。不坚信它的人认为它不切实际，而坚信它的人则认为有阶级斗争，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在搞破坏。他承认“文革”有权力斗争，但认为它不是目的本身，而是在服从于达到意识形态一致的手段。他的理论可以对毛泽东要打倒谁作出更好的预言。西方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麦克法夸尔的观点属于这最后一派，他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the origins ofthe cultural revolution)一书中详尽分析了自１９５６年后，特别是“大跃进”失败后中共最高层的政策分歧，说明这种分歧最后不可避免要导致权力斗争。也有人把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冲突归于两人的性格、气质的差异，以及由于革命经历不同而形成的不同工作作风。安边戎（byung joon ahn)认为，毛泽东的领导方式是个性、最高元首式的，善于启发和鼓动群众，直接与群众沟通；而刘善于组织，在党内操纵，依靠庞大的体制化机器，这两种十分不同的作风最终会发生碰撞，演化为权力的冲突。迪特默持类似的见解，他说，毛感情冲动，性格奔放，刘一丝不苟，谨小慎微；毛的性格适合在广大农村动员群众打游击战，而刘的作风与白区工作需要极端小心有关。

　　附带指出，迪特默在《中国的理论和实践中的路线斗争》（line struggle in theory and practice: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reconsidered)一文中，都把毛刘之间的斗争看成是一种“路线斗争”，即是说，在指导思想和政策上有歧见的而无法调和导致的斗争。作为西方学者，他是对是非功过不作价值判断。他强调的是，毛泽东发动”文革“是起因于路线、政策分歧，而不是预先有一个“密谋”，蓄意打倒刘。而刘的倒台是运动中群众起来，斗争不断升级的结果。

　　著名学者史华慈（benjamin I.Schwartz)喜好从文化与传统角度理解中国的历史与政府。对待“文革”，他同样如此。他认为，在老年毛泽东那里，中国古代贤君的”德政“思想有很大份量。他不像刘少奇和列宁，事事领先作为先锋队的党，而认为党之外的普通群众不能通过组织也能分享真理，因此群众的广泛参与是至关重要的。毛和卢梭一样，认为群众不必是他们本身所是的人，而是可以是”应当成为“那种人，这导致了领导用自己的光辉思想来改变人性。

　　里夫顿（robert j.Lifton)的观点似乎有点荒诞不经，却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兴趣。他用类似于宗教心理的“不朽”概念来解释“文革”的发动。他认为，中国的伟大领袖在晚年面临的危机，是一种对死亡后的世界状态的忧虑。毛泽东知道自己在生物意义上的死亡是不可避免的，但他希望他的革命生命、革命精神不会受到修正主义的威胁，希望他的著作代代相传。“文革”是共产主义生命更新的努力，再生的施行者是青春年少、阶级成份纯洁的红卫兵，他们破四旧，攻击老一代，这是向旧时代宣战，用心理学来说就是向死亡本身宣战。〔２８〕

　　以上主要是欧美学者的研究成果，在日本的“文革”史学界里，大至有以下三种研究方法。

　　第一、以权力斗争论和权力政治论为基轴解释“文革”，称之为“权力政治论”研究方法。学者对这种方法作了如下解释：首先，以毛、刘为首的两个上层权力集团出现对立，这种对立扩大到全党，不久又席卷党外乃到全国，这就是“文革”。

　　第二、认为“文革”是为实现某种理论和目的发动起来的，但是在实践过程中，由于某种因素和作用变质了。我们称之为“理论变质论”研究方法。加加美先生所说的“走向反面的文化大革命”，就是采用这种方法的典型。他认为毛泽东的理论是不属于东西方体制任何一种，而是作为“第三种体制原理”的“亚洲公社国家”的理论。它的核心是继续革命论。毛泽东的“公社国家”论，原来是以在亚洲农村中历史地表现出来的自主管理和互相合作的共同体的社会原理为基础的，但由于它与国家原理结合，必然具有对敌即武力斗争和对己即互助合作的双重意义。对敌意识随着“继续革命论”而扩大，形成了一种在伙伴中也可以寻找敌人的政治气氛。在当中，互助合作的原理变质成相互监视的原理。进而，由于“文革”过度敌视市场原理——这是根据中国自身的历史经验得出的结论，认为市场原理是来自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连自主管理原理本身也不得不露出破绽。于是，追求“公社国家”理论的“文革”最后走向反面，造成了十分凄惨的结果。

　　第三、学者天儿慧提出“结构相关论”研究法，认为人类社会的一切领域都有联系，同时又表现出多种形态。如果把“文革”人微言轻凝聚着人类本质的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大政治社会现象来理解，就应该从背景和实践形成的结构性以及被结构化了的主要万分的相关性中考察“文革”的各种现象及其意义。

　　作为同“文革”有关的基本结构，他认为有由传统的历史、亲身经历、自然环境、共产主义思想和实践等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总的政治土壤、决定与招待政策的体制）和思想结构。而且，在这些结构中，与“文革”有关的人们作为结构的主要成份发挥了各种的不同作用。

　　另外，天儿慧还提出了五条逻辑来说明用这种理论解释“文革”的可行性，即，１、共产主义思想的逻辑——围绕共产主义世界（平等主义、消灭三大差别等）的实现引起的纠纷。２、情感的逻辑——围绕血统论和特权思想的纠纷。３、政治的逻辑——围绕敌友论、人治与法治论、官僚主义体制与干部、个人崇拜的纠纷。４、经济的逻辑——围绕经济发展论（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优先论）、经济效率论的纠纷。５、生存的逻辑——维持生活和改善生活，弱肉强食的逻辑的展开和纠纷。〔２９〕

　　以上这些外国学者的研究角度受各种主客观条件的影响，虽然有不少新颖之处，但是，有不少考察是不符合史实的。对于这些观点，我们应该批判地去看待。

　　从以上综述看来，这二十五年以来，对“文革”起源的研究一直是“文革”史研究中的热点，但是由于尽人皆知的客观条件的限制，也是这一领域中的难点。虽然如此，“文革”作为我们民族的灾难，我们应该继续反思下去，突破传统研究模式的局限和政治因素的影响，将“文革”起源的研究向更本质的方向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