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服兵：广州华南师院附中红卫兵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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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华南师院附中红卫兵评传

黎服兵

目录
一、前言
二、关于我
三、我的背景资料
四、影响
五、互相矛盾从附中教育说起
六、附中文革初期
七、附中红卫兵的敏感和主流意识
八、附中另一红卫兵组织的崛起
九、附中文革大事记
十、广州红卫兵临时总部
十一、附中文革大事记（续）
十二、平民红卫兵的出现
十三、广州第一场大规模武斗
十四、余韵与尾声


附录一征稿信（黎服兵）
附录二广东省东方红学校（华师附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初稿）（编写组）
附录三中南局关于华师附中问题的数次会议记录(李尔重笔记）（李为民）
附录四《启明星》征稿信（黎服兵）
附录五“文革”前的华南师院附中（高宏的）
附录六到民间去！（黎服兵）
附录七“附中日”（黎服兵）
附录八风眼——文革初期的华师附中（黎服兵）
附录九守石室（黎服兵）
附录十723中山纪念堂武斗（徐泽荣）

附中红卫兵评传
（正文）

一、前言
囿于经历及认识，文中涉及的红卫兵，仅止于未成年的中学红卫兵，偶尔牵扯到大学红卫兵，更与社会上的成人红卫兵组织无关。特别强调“未成年”，一想说他们青春热血、涉世未深；二想说他们的教育背景、阶级斗争为纲；三想说文革发动者深谙人性、动员能力强悍。
最近网络上出现两篇记述广州红卫兵的文章：《附中红卫兵记事》（李为民著 下文称“记事篇”）、《广州红卫兵的诞生》（叶曙明著 下文称“诞生篇”）。在文革成为研究禁区，当今的大中小学生已经不知文革为何物，网络出现大量歌颂文革的文章之时，两文的作者以不同的角度记录文革，难能可贵。我原来受阿陀鼓励，企图动员附中各方面当事人将亲历记录下来，在文革50周年时集成一本书，不管观念冲突，只求史料真实。可惜做不成，只好将辛苦收集的资料做本“评传”。
两文的作者都是我的朋友，他俩记录的史料有其真实性，也有其片面性。作者力图还原50年前的一段历史，可是，他们的努力，不过是在借过去的历史撰写当代史。以一句意大利哲人克罗齐的话评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与现实在人的视野中重合，方才产生认识意义。
还要说明一点，文革前夕的广州，是除了北京之外中国最重要的城市。聚集于广州的党政军首脑机关之多，除北京外，无与其匹。聚集在广州的干部子弟众多，随着父母在京穗间的频繁调动，与北京干部子弟交流的频繁，亦无与其匹。广州华师附中可说是最有代表性的一所中学。第一层观点是外语学校徐泽荣首创，第二层是我发挥。还有第三层，首脑机关众多，互相间矛盾冲突亦多，首脑机关的矛盾从父母处延伸至孩子，影响文革初期红卫兵的分歧斗争、派别划分。这是我在访问附中同学两大派红卫兵时意识到的。第四层是红卫兵被利用完，被抛弃为知青流放，由文革冲锋队异化为专制掘墓人，是我近10年研究的重点和感悟。
文革前各地各大学的附属中学，都是全国一流中学，集中了最优质师资和生源，国家为办好这些附中付出巨大代价。但是文革初起，出来反对校党委（总支）、反对工作队的，以最凶狠姿态对待师长的，殴打致死学校负责人的，大都是各附中的学生。此中原理何在？我作为附中学生，当有自己的解释。
记事篇因为是亲历，细节具体而微，现场感很强，读时可以触摸到红卫兵的脉动，又因为发掘了相当保密、私密的笔记、日记，还原度高，能够让读者看史料时感受到历史的氛围，直接触摸到广东党政军最高层对红卫兵出现时的立场、态度、对策，了解党政军要员初遇文革时的被动无奈，条件反射般控制、消解。还可以看到附中学生的敏锐、能力，反校党总支反工作队遭到的压力和委屈。
文中提到的蔡炳臣（武汉8201部队政委）、李尔重（中南局常委、农委主任），我有过面对面的接触，曾得过两位老人的亲炙。我敬重两位老人的为人、人格，了解他们观念的纯洁真诚。尽管后来我的认知远离了他们，但对他们的品性始终尊重。
蔡政委是武汉7.20兵谏毛泽东的指挥者，可以说他的行动扭转了文革的方向。李主任后来当过海南区党委书记、武汉市委书记、河北省长省委书记，是毛泽东去世后党内左翼领军人物。对这两位老人的足迹，我这后生小子只能记录，无力评论。
诞生篇作者比老三届小了10年，文革初期可能还没上小学。难得他对广东百年来历史孜孜以求，著作可称等身，特别是对广东文革史的搜集整理研究，使他成为当年红卫兵的忘年交。长期的研究、丰富的史料、从宏观上把握动态，是其优点。其中的疏离感、误差点，可以看做缺点，也可以看作长处。冷静的记录可能比感性的回忆更准确。当然，其中一定有细节的误差。
两篇结合起来读，可以互补，仍感不足。我作为广州红卫兵运动初期的参与者、中途的退出者、事后的反思者，时常感到痛苦惶惑，努力寻求解说。因了家庭背景的特殊、人生经历的特殊、学习方式的特殊、领悟途径的特殊，使我生出特殊的智识，有责任对广州中学生这段地方史做特殊的评述。借他人的回忆，做自己的当代史，煮自己的苦茶。
是为序。

二、关于我
黎服兵，华附66届初三学生，1963年从广东省实验学校旧六级考入华附初一，当了3年好学生，曾经是班劳动委员、班长、团支委，华附无线电小组成员。自从1966年5月27日高三2班李重明同学贴出对校长王屏山提意见的大字报开始，一直支持高三2班11位同学（其中一位是高二学生），反对校党总支，反对省委工作队，第一批参加“附中红卫兵”，历经广州“破四旧”、“抄家”、守卫“广九”火车站、守卫“石室”抄家物资仓库，10月中到京接受毛泽东10.18接见。
回穗后和北航大学生组成三人长征队徒步上井冈，访韶山，和附中红卫兵脱节。1967年初春节前后全国大串联结束，回穗养鸡、放牛、游泳、制作刀枪。1967年7月23日广州中山纪念堂发生第一次大规模武斗后，广州军区规定驻穗军人子女脱离群众组织到部队锻炼，被送至斗门县白藤岛屯垦部队（42军126师377团）劳动，避过广州最烈武斗那三个月。国庆前被周恩来下令撤回，不得搞特殊化。实际是造反派告状，说广州军区训练“主义兵”，要血洗广州。
军训团进校，恢复秩序，按家庭成分支配文革两年多积存三届中学生去向，1968年11月5日被发配海南屯昌县晨星农场（后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六师二团），艰苦劳动六年，放逐流窜四个连队，当过机枪手、爆破手、排长、司务长，1974年被送至全国最次大学（海南师范专科学校）读中文三年。在校有多次不轨行为（支持四五天安门运动、反对“四人帮”连带校党委），毕业后分回农场，旋即转入海南铁矿子弟中学教书三年。写《论<红楼梦>》被广东省委宣传部调入广东鲁迅研究小组，读书研究三年，又调入岭南美术出版社编书十八年，从编辑做到副社长，因反对省委副书记糟蹋出版社行为，告状至中常委，讨论至省常委会，被逐出岭南美术出版社到出版技工学校，教书十年，退休。
教书之余撰写大量知青回忆、论辩、研究文字，在知青研究圈小有名气，作品集成《将军匕》杂文集、《烂尾楼诗存》旧体诗词集自行出版。年近70，于文革50周年发愿，撰写《附中红卫兵评传》。

三、我的背景资料
我来自一个半军人半文人家庭，父母是军队里的文化兵，抗战老兵。祖上富庶，文革前填各种表格，我家庭出身填“革命干部”，我父亲填“恶霸地主”。父亲参加抗战、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大约于陈忠实《白鹿原》的描述相近，偶然性大于必然性。父亲年少时逃婚出走，因喜爱戏剧跟了一支国军演剧队。这支队伍表面属于国防部二厅，里面却由共产党员领导，父亲因此成为共产党员。国共摩擦时，里面的共产党员离开国军进入东江纵队，继而北上梅岭（东纵粤北支队），会合延安南下“两王部队”，未果，留在粤北坚持武装斗争，历经始兴“奇心洞”等多次国共武装冲突，身旁死伤战友无数。
抗战胜利，国共和谈，划江分治。东纵骨干三千余人，其中有我父母，搭乘美军登陆舰三艘北撤山东烟台，编入“华野”为“两广纵队”，打徐州战役；划入“东野”与起义国军（讲粤语之桂军）混编仍称“两广纵队”。南下驻军中山石歧，为中南军区珠江军区。中南军区后改称广州军区，父母调广州军区政治部文化部。父亲任文化部创作员，母亲任《士兵文艺》编辑。
授衔前父亲转业至广州作协（即后来的广东作协），从诗歌编辑干起。母亲自抗日演剧队起与父亲相识，自始不离不弃，为“两纵”文工团当家花旦，演《白毛女》，编小话剧，带“小鬼队”。母亲也于授衔前转业至华南文艺出版社文艺编辑室，和父亲一起到北京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班学习一年，班主任为丁玲。母亲后来因需要重回军事单位做秘密工作，隶属广州军区司令部，实为总参二部广州局，以农妇面目出没边防线，足迹遍及海外，直至文革入狱。

四、影响
母亲没有像一些有姿色的女文工团员，嫁高官、享厚禄，而是和少时相识，出身经历相同，职位卑下的创作员相濡以沫，厮守终生。
父亲被转业连降数级，重新从《作品》编辑部见习编辑做起，拜老诗人陈芦荻为师，靠勤奋和悟性，在广东文学界站稳脚跟，新诗旧诗皆能，散文、小说、评论亦精，不靠资历军功，成为专业作家、资深编辑。父亲一生培养发掘省内诗人作家无数，鼓励作育各地文学创作团体无数，湛江的“红土”、粤北的“五月”、粤东的“潮声”；海南的诗群、深圳特区的文学萌芽。一步步扎实走来，一步步的春华秋实。
父母没有躺在功劳簿上，也没资格躺，重新开始，从头学习，成一方专家，比同辈行政干部、行政领导、党委领导，要干净自尊自为得多，值得后辈尊敬得多。
他们来自“反动家庭”，却参加革命行动；参加革命，却留恋文化；投身军事斗争，仍做文艺工作；是胜利者的一份子，却受到不信任不公正对待；参加革命的利益分配，却受到发展的限制；能参予机要军情，却屡屡遭到政治审查。
互相矛盾的历史因素、家庭背景、文化素养，自身经历、自我反省，使我的思想轨迹异于同辈，异于常人。常遇知音而半途分道，多有反叛而少友同行。混于狼群而惊咤狼性之狠恶，杂处羊群而不屑羊意之琐碎。非驴非马、非禽非兽，真有“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之叹。
高知后代视我异类，革命后代视我反叛，建政受益群体视我忘本砸锅，受压迫歧视地富反坏右后代视我为世仇。我身上既有文人的不羁，又有军人的无畏；既有革命的热情，又有人性的怜悯；既有私利的桎梏，又有为公的浩然。何处为根本？只有一条，固守人性，非分勿逾，将心比心，与人为善。人有千差万别，诉求千奇百怪，求同存异，妥协求同，双收共赢，方为人间正道。人不走极端，路不择邪恶，寻求最大公约数，消弭族群裂隙，才能使人类走向文明。

五、互相矛盾从附中教育说起
全国各地的附中是1949年后中国教育的奇葩，集中了最好的师资、最好的生源，进行大规模的教育实验，活跃着教学方式的探索，允许学生一定程度的活动自由。到了六十年代，新式教育已到达成熟期、收获期。
然而从三年经济困难走出不久，教育即调整充实了思想教育、阶级斗争学说、防止和平演变、抗拒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等内容。这些内容既体现在课堂教学上，也体现在招生政策中，体现在对出身不同的学生的不同政策之中。这些变化，已经现出文化革命的端倪。
小学考初中那年（1963），刚成立的广州外国语学校提前招生。进入招生名单的绝大部分是学习好出身也好的学生（参阅外语学校学生徐泽荣《文革回忆二十二章》）。即如我，出于了解内情的同学家长劝说，放弃了外语学校招生录取名额，报考附中时也按照要求，交上父母单位说明父母参加革命日期、现在行政级别的一纸证明。虽然自认考试成绩很好，但无法证明这纸文件没有发生作用。
考入附中第二年后，发现迟一年入校的干部子女明显增多，说明招生政策在1964年迅速向左转，更失公平。熟悉的一些高三毕业生，明明学习成绩非常优秀，但是无法考进任何一所大学，只能下乡务农。同班同学的姐姐、附中无线电小组组长冯素珍就遭到这种对待。
从1958年起，高考前学校要对高中毕业生政审，政审依据不是个人表现和学习成绩，而是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政审结论将毕业生分成四类：可录取机密专业、可录取一般专业、降格录取、不宜录取。高考不宜录取政策的实行将教育的不公平、不公正合法化。大批优秀高中毕业生就这样莫名其妙地丧失了受教育的权利，被拒于高等院校之外，有了一段不堪回首的另样人生。
1964年空军在广州办滑翔学校，提前为军用飞行员挑选合格人才。全省中学生男生进行了三轮体检，广州市初中学生近5万人最终挑出80人，附中初二150名男生最后合格的仅3人，2班张沙俊，3班张西甫和我。省军区把全省合格者100多人集中广州沙河省军区招待所进行第四轮甄别，我在第四轮被淘汰出局。追问原因，一位带队的老军人悄悄告诉我，身体条件没问题，可惜你爷爷是地主。这是我第一次被血统论狠狠打脸。
在学习班内班主任对干部子女的悉心培养自1964年始明显增强，班主任会召集班内干部子女开小会，要求他们组织起来做好事，学雷锋，申请入团，要求进步。班主任刁贤生、曾秀琼把班里我们五个表现进步的干部子女集中起来，要求成立“五星小组”，在班里起带头作用，在社会上多做好事。我们为此在周末、假期到市内书店帮助店员售书，回校浇灌菜地。高三2班老红军子弟蔡晓彦同学自述，刚从外省进校不适应，学习成绩不行。班主任陈忠澍老师多次个别谈话鼓励，要求树立雄心壮志，自强自立，努力发奋。蔡晓彦在老师鼓励帮助下，第二年迎头赶上，高三时因品学兼优被同学选为团支书。
附中各类智力竞赛（数学、物理、化学、作文）干部子女无法最优，毕竟附中附近高校集中，教授子女考进附中的众多，市内高知子女考进来的也不少，家学渊源，影响良好。但附中评价学生会加上社会活动、业余军体活动（射击、航模、无线电）表现。综合评价，干部子女还是占了上风。
校长王屏山力推附中革命化劳动化的风气，使全体学生的道德标准外化为赤脚走路、补丁衣服、艰苦朴素，客观上培养了平民意识，主观上还是简单化形式主义。那时还真的形成风气，就是省级领导、大军区首长子女，也亦步亦趋。
王校长夹在贯彻阶级路线和提高高考升学率之间，左右为难之际，不得不想出一个机会主义办法，按照“不宜录取”政策，贯彻阶级路线，招生向干部子女极度倾斜。好在附中生源丰富，每年在全省挑选初一、高一共600名新生，非常容易。
学校开始培养革命接班人的实验，也明显出现血统论痕迹。附中文革前夕发展了两名学生中共预备党员，两人的家庭出身都是革命干部。这不是巧合，王屏山也不至于要向那两位厅级干部献媚，主要还是受血统论影响。既符合形势要求，又没有风险。
干部子女的优越感、责任感、出身论能够潜移默化、根深蒂固，家长的家庭教育影响功不可没。家长的严格要求意味着子女的责任重大，接班意识意味着权力继承的希望。附中的领导者则是自觉不自觉地推动这种思想方法，鼓励这种思维逻辑。非干部家庭出身的同学确实感受到这种压抑和不平等，然而不敢怒不敢言，默认革命合理，向往改变出身。被灌输的定向思维是，在平等之上还有革命的原则，而革命家庭出身被默认为天然合理的评判加分标准。知识分子子女只好在学习上努力再努力，以致在文革后期，中学生集体流放农村的反人类运动中，他们在逆流中在痛苦中反而体验到一种平等的快乐，认为上山下乡“艰苦而不痛苦”。我的好朋友好同学LH（家长资本家）、TYD（家长铁路工人）曾经给我多次讲过这种在农场劳动改造时的奇异体验。
这种历史的荒谬大概也可以解释文革中不同人等的诉求。有迷信的亢奋、血统论的泛滥，就有思想的自由，反血统论的呼喊。一切历史，不过是个人的心灵史。人性是如此顽强，又是如此不堪。
在附中的主流教育中，革命合理，剥削有罪，阶级敌人心不死，人人需要思想改造，成了不证自明的真理。革命后人天然革命，其余人等争取革命，思想必须向往革命等等意识深入人心。单向思维的培养日积月累，以致没有人会产生“不革命行不行？”的逆向疑问。
这种教育也会出现策划者、教育者难以预料的结果。责任心、野心、目空一切，以革命为最高原则也会走火入魔，走向更左，将现存政权视作不够革命甚至反对革命。附中62级高一学生LXZ在校秘密组党就是一例。事件发生在文革前，更能说明革命教育成果已经成熟，文革发生的必然性前奏出现。组党与执政党分庭抗礼的行动震动广东当局，遭到镇压是必然的。案件破获后，因其父是老革命从轻发落，仍然让他上了大学。这是一件极具象征性意义的事情，培养狼性的教育，往往养出反噬自身的小狼。LXZ事件对两年后的附中文革第一张大字报有没有思想上的传承，我问过几位当事人学长，他们均不承认。但以时间和逻辑推导，事情发生时他们已经是高二学生，肯定了解事件原委，知道LXZ的诉求，以致产生示范作用。至于态度的赞成与否，只是主观回顾。
经过三年经济困难稍受打击的左的思潮，随着经济复苏而复苏，再经三年酝酿成熟，小狼已经养成，驯兽师承受苦果的时候到了。
遍观1966年闹翻天的中国，出头闹事，逼死打死师长，搅乱社会的无不是各地的附中学生。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三论造反》、北师大女附中女生打死副校长卞仲耘、华南师院附中的全国第一张中学生大字报……数不胜数。师长心目中的优质产品中学生瞬间翻脸，附中的优秀学生先毁了他们的优秀师长。师长成了叛徒，学生成了叛逆。其中的荒谬血腥，岂是学生们几十年后的忏悔、教师们当时的后悔能够解释消解的？血仇的教育导致血腥的仇杀，阶级斗争在每一个人头上高悬利剑。尤其不能解释的是女性的凶残，笔者不仅从史料上得知师大女附中女生对女校长的凶残，也亲眼目睹华师附中女生对所谓地主资本家的残暴刻毒。
年轻人的青春热情无可厚非，自古英雄出少年。他们的创造力、创新力丰盈。他们敢破壁垒，求新路，无顾忌，有梦想，有野心。受了十几年革命教育、阶级斗争提示，加剧了以天下为己任不知深浅的狂妄。阶级敌人的虚设为好斗的小狼树立现成的标靶。领袖对人性黑暗狂野的洞悉正好契合单纯的孩子理想，作为打头阵送死的红卫兵便呼之欲出。
不可深责少年的热情和献身无畏，但要深究灌狼奶驱疯狂的领头人，也要追责我们的师长，追责帮忙帮凶的“好学校”“好老师”。全国各省最好的中学——“附中”，培养出最凶狠的红卫兵。红卫兵要忏悔，附中的师长要忏悔，虽然都属于上当受骗，但在狂热中少有将枪口抬高一寸之念，便说明附中人性教育的失败。主事者无可忏悔，他们至今仍在暗笑，他们的目的已经达到，至今还在起作用。本来就准备下地狱的魔鬼，何来忏悔？
这一套阶级斗争不息，阶级敌人环峙的教育及王霸之道，可以一直追溯到上世纪30年代初的“富田事件”、井冈山王佐袁文才事件、延安整风……文革左的传统自从有武装斗争时开始孕育，每个鼓吹者、支持者、力行者，最后均被反噬自身。即如最后得益者毛泽东，也在惶惶不可终日、担忧死后腥风血雨的恐惧中离世。

六、附中文革初期
文革与文革前的时间节点在1966年《516通知》。5.16以前已经有批判《海瑞罢官》，批判“三家村”的文艺批判活动。这时的评判仍然局限在意识形态范畴，在5.16后才出现“触及灵魂”实际触及肉体的全民运动。以我的经历划分，文革开始的时间点从北大聂元梓5.25大字报开始，6.1毛泽东在杭州批示，“此文可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6.24——7.27清华附中红卫兵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毛泽东8.1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当天回信鼓励。8.5毛泽东在中南海贴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密集火力轰炸在北京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随后的三个月全国“破四旧”破坏最惨烈，杀人最多。
短短五个月，全国大动乱，动乱源头和指挥部却不是一个，指向的目标完全不同。指挥文革或者说借文革之名展开残酷争斗的确实有两个司令部。一个司令部动员群众矛头向上，一个司令部指引群众矛头向下。一个司令部由首脑直接指挥群众，一个司令部通过固有党政系统引导群众。一个攻击，一个防御，防御的时有反击，攻击的没有停歇，你左，我比你更左。首脑的分裂导致族群的分裂，文革中期的分派武斗，此时已种下祸根。前一个司令部指挥摧毁了固有的党政系统，后一个司令部延续“三反五反”、反右派、打击“五类分子”的历来办法，导致了“红八月”开始的阶级屠杀。五个月中，此起彼伏，互有输赢，事后看来，哪个司令部的最终胜利都是百姓的灾难。
十月后，毛泽东彻底扭转刘少奇的向下指向，指挥全国造反派向当权派夺权。刘少奇指挥的官僚系统全线崩溃、失控，打倒走资派成为运动主流。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号召全国大串联，实行全国全民总动员，将自己的意志发挥到极致。毛泽东动员群众之广泛深入，比刘少奇基本局限在城镇的破四旧对全国的影响要大得多。
大动员也会走到无法控制的时候，1967年7.20武汉兵谏，揭开全国武斗狂潮。7.23广州中山纪念堂武斗紧随其后。全国武斗历时三月，到十月稍为平息。但两派之间摩擦不断，直至1968年7.3、7.24布告，全国军管，收缴民间枪械，撤除武装据点，武斗才基本平息。前后三年，实算两年半，混乱无序群众性的造反运动才算收官。1968年10月后红卫兵的主力中学生1700万人陆续离开城镇，流放农村。群众性的文革失去活跃分子，可算是基本结束。1966年6月起到1968年11月，整整30个月，群众性的文革结束。1968年底到毛泽东去世的1976年，满打满算8年，斗争主要表现在上层，群众无法知晓更无法参与，完全恢复文革前位置和身份。
依据上述线索看附中文革初期，有符合的也有游离的。按照高一同学李为民自主自为的标准，随着历史的快速进程，附中红卫兵由领先广州文革运动迅速走向无为无主方向，大致在1967年7.23武斗后作为整体力量已经消失。

七、附中红卫兵的敏感和主流意识
附中红卫兵的政治敏感和主流意识，主要体现在高三2班11位同学身上。他们早期写的两张大字报，斗争矛头明确指向当权派。第一张，反对校党总支和校长，得风气之先。北大聂元梓大字报贴出时间是5.25下午，附中大字报贴出时间是5.27。第二张，反对省委派来的工作队，亦得风气之先。当工作队取代学校领导指挥学校文革运动，把运动局限在文化学术批判和斗争教工里的“牛鬼蛇神”时，写第一张大字报的李重明同学又独自署名写出第二张大字报“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
五十年后有研究者认为第一张大字报文字浅薄粗暴没有理论水平，甚至有“泄私愤”嫌疑。笔者却给予极高评价，其意义不在文字内容，在形式和胆识。此前，文革局限在报纸和小字报。距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时期的“右派”“向党进攻”大字报已经十年，万马齐喑已经十年。没人敢脱离上级意愿公开说出自己的声音，挑战师长权威，此时却被一个中学生借“泄私愤”打破。大字报在反右派之后被视作反党的武器，谁用谁就是敌人，此时却被拿出来运用。就凭这两点，李重明就值得附中学生尊敬。当然，在我后来一位研究文革的同道的分析中，此事非高干子弟不敢为。李重明的父亲LL是井冈山时期的老革命，文革前贵州省长。父辈的格局往往令孩子们没把中学领导、工作队领导看在眼里。
前几年我曾经听11人的领头人蔡晓彦讲过他反校党委反工作队的心态，确实也是压力重重，如果不硬着头皮扛，就是一顶学生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省公安厅确实使用“手段”侦查控制他们的言行。我从两处信息来源可以证实这个说法，一是蔡炳臣（蔡晓彦父亲、广东公安总队第二政委、湖北公安总队政委）追问过省公安厅厅长王宁，王宁不敢正面否认。二是高翔（华工大五学生，华工红旗司令、广州红卫兵三司司令）所说文革早期“北京来信”案件，省公安厅组成了特别侦查组，目标就是华工和华附的学生。
蔡晓彦还述说了被驱离学校回家受家长管教的压抑，听到发表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大字报时的兴奋和解放感。我相信这些都是真实的感情和感觉，我也了解他们领头造反时有胆大包天的一面，也有信服政府威权，害怕被打击判刑，相信政府执法无情，“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而心怀恐惧的另一面。归根结底，他们还是带着枷锁造反的党的乖孩子。
这两张大字报是面临政治高压，被广东省委、中共中央中南局高层领导直接干预压制下出现的反抗行为。在反右以后的一系列镇压运动未有穷期的时候，反对学校党的领导，反对省委派的工作队，在绝大多数人心目中就是反党。虽然11位同学的终极目的是“清君侧”，清除党内反对毛泽东、党中央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但其中的牺牲和被误解有多沉重，需要多大的勇气和毅力才能走出这一步，旁观者却无法体会。毛泽东公开支持北京学生反对学校党委领导，反对北京市委工作队之后，北京的运动信息完全公开，造反者的解放感释放感有如他们的父辈占领全中国的畅快淋漓，也是我这个亲身参与附中初期造反全过程的初中生的真切感觉。11位同学随后揭发广东省委没有紧跟毛泽东甚至反对毛泽东的另两份大字报《炮打王兰西，猛揪区梦觉》《是王匡，还是区梦觉？》，虽然份量很重，已是大江东去顺流而下，有点乘胜追击的优势了，也就谈不上压力和担忧。
附中红卫兵在文革早期的作为，跟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竟然如此契合，跟刘少奇邓小平、各地省市委领导的想法完全相反。有些人事后说他们和北京有直接联系，能够第一时间得到毛泽东的指示，起码能得到陶铸的指示。这不符合事实。
说广州附中学生和北京中学生联系紧密没错，但北京中学生当时能得到的“中央精神”并不是毛泽东的主意而主要是刘少奇的主意。北京中学生反对学校领导的有，反对北京市委、共青团中央派出的工作队的基本没有，反工作队主要发生在高校且时间点比较晚。11位同学中确有中南局高层子女，按推测找陶铸比较容易。按照李为民记录，蔡晓彦也确实找到过陶铸反映学校情况，但这事发生在工作队没有进校之前。
陶铸上调北京任中宣部长中央常委在1966年6月间，工作队进校时陶铸已经到了北京。证据是中南局常委讨论十一人处理意见的会议由中南局副书记金明主持。8.4陶铸秘书张汉青代表陶铸给11人的复信，也证明在反工作队期间，附中学生没有和陶铸面对面的接触。
反对工作队“全面开花”政策的附中第二张大字报，更是附中11人高水平精彩绝伦之作，比全省第一张大字报、全国中学生第一张大字报还有政治预见性，可以说是全国中学生中绝无仅有的政治作为，比较全国所有中学初期的红卫兵，真有云泥之别。
没有直接联系而能紧跟毛泽东，一反校领导，再反省委工作队，每一步都能踏准节奏，在绝望中翻盘。令人不得不佩服这群十八九岁的大孩子，政治感觉十分敏锐，战略战术十分成功。笔者和他们其中一些人后来关系很好，曾多次和他们探讨这种敏锐性何来。得出的结果是，一、高三2班干部子弟确实传阅过一份“毛泽东和王海容的谈话”，内里表达出毛泽东对文艺界、教育界的不满，给了他们向学校领导提意见的勇气；二、要高于常人以天下为己任的接班责任感，使他们的思想超出一校一地一省的范围，视野已经放在全国；三、强烈的优越感赋予的自身优秀的感觉，非常的自信；四、阶级斗争长期的教育赋予的警觉性，自觉地搜索更高层面的党内敌人；五、父母在党政军的位置较高，习惯平视甚至俯视省市领导，更没把学校领导和工作队放在眼里。
他们的父辈，有参加井冈山斗争的李立，有参加长征的蔡炳臣，有坐过国民党大牢的苏刚达……在11人的带领下，附中有相当一批学生加入到对校领导、工作队的造反行动中来，受到省委的压制批评甚至严厉打击。这也是附中文革早期造反的这批学生比较多出身好、家长比较多是高级干部、军队干部的原因，没有这样的出身保护，很容易受到伤害。当时省公安厅为控制出现在石牌五山地区的大中学生动态，特别成立了侦查组，秘密监视察看华工、附中几个点，侦查对象就有华工大五学生高翔、附中高三学生蔡晓彦等人。公安厅侦查组对此均是按对敌斗争立案，有文件证明。旁证是，广州军区为处理11人中的部队子弟，由政治部主任湘炜召集军队家长在政治部大楼五楼开会，把已经调任湖北公安总队政委的蔡炳臣召回广州。蔡炳臣为此曾责问广东公安厅厅长王宁，“是不是给孩子们上手段了？”王宁不敢正面回答，顾左右而言他。
湘炜主持的军队家长会到会的计有南海舰队副司令、南海舰队作战部部长、广东省军区副司令、广州军区装甲兵副司令、8201部队政委、总参二部广州局政委等高级军官。家长们对省委工作队意见很大，不相信自己的子女会反党。据说脾气暴躁的老军人在会上拍了桌子，动静很大，惊动楼下的司机、警卫员奔上五楼察看。
中南局也为参与附中大字报的子女召开三次常委会，金明主持，陈郁、王首道都发了言，大致也是模棱两可，各打五十大板的姿态。这三次常委会的个人会议笔记最近流出社会，将放在“附录”中供读者参考。
省委对这批孩子也相当忌惮，不知他们底牌，又是“家生子”，不好处理过重，最后采取的措施是，不准住校，回家由家长管教。11人自7月初到8月初一直关在家里，不准回附中。就凭这一条记录，可以洗清11人与附中教导主任麦嘉祥之死的直接责任。
附中的两度造反行为由干部子弟牵头，和广州市其他中学恰恰相反。广州百几家中学由干部子弟组成的红卫兵基本上是保守派，拥护省市委领导，而他们信服的却是造反闻名的附中红卫兵，以致后来成立的广州红卫兵临时总部，还是推举蔡晓彦为总指挥。这种矛盾和混乱，也可以说明文革初期的乱局。
再说说“家生子”概念。明清律法规定，家里奴才生的子女还是这家的奴才，奴才除了有地位低下一面，还有家里人、自己人值得信任的一面，在近现代的北京城，已转义为“自家人”，特指打下江山那代革命者的儿女。我认识的几位或中南海里长大或军队大院长大的朋友，在几次“风波”里犯事捉将官里去。审讯时一问来历，审讯官语气骤变缓和，低声嘟囔一句“家生子”，事后从轻发落。当然官府的态度并不影响我的朋友们的立场。

八、附中另一红卫兵组织的崛起
附中地处广州，却是广东省直接管辖的重点中学。这一类中学包括广东实验学校、汕头金山中学、韶关北江中学、梅州东山中学。附中干部子女的来历大致可分为三部分：军队、中南局、省委。广州市委子女多在广雅、执信等市属学校，很少在附中。省委干部的子女文革初期大部分自发地跟着刘少奇指导文革的思路走，即按照常规，按照反右、四清的套路参加运动，大概也有家长的指点，不失为安全正确的选择。
在11人大字报出来后，他们自觉发声保护学校领导，认为自己的行动是保卫党，反对右派分子。6.1全国播发北大大字报，他们才调转方向加入斗争教师行列，而且和省委工作队保持一致，斗争矛头向下，对着有历史问题右派问题的教师。同时遵守工作队划定的校内斗争范围，避免延及社会和地方党政机关。这批人中间有不少工农子女，朴素实干，吃苦耐劳，组织纪律性很强。在文革前，附中以工农子女为主组成过一支武装基干民兵队伍，大概是毛泽东“全民皆兵”思想的普及版。这时正好填补附中治安真空，维持学校基本秩序。
在工作队领导下，基干民兵负责管理被打倒的老师组成的“牛鬼蛇神”队，白天带这支队伍参加批判会，参加劳动，晚上集中关押看守。基干民兵工作认真负责，也干预了外校学生对被打倒教师的过分凌辱。但是整体评价当然属于非法关押，侮辱人格。校教导主任麦嘉祥之死，在基干民兵监管期间的7.15，死因为自杀，和基干民兵管理没有直接关系，和大环境有关。我在附录里有文章具体介绍。
以附中基干民兵、省委干部子弟为主，形成附中另一个群众组织雏形。他们的家长有中南局第一书记、广东省委书记、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等要人。他们保护完学校领导，继续保护工作队，两次政治选择都错了。这不是偶然的，和他们地方干部子女身份相符，视野、见识、气度略小，且多是高二学生，气势本来就低了一些。他们的父母遭受文革打击比较早，军队干部可以避过文革第一击，中南局干部比较超脱也勉强避过，省委干部不行，要对广东负全责，对上对下都有直接全部的责任，断难避过。
八月初，工作队撤回，11人回校，两股相对的力量迎来第三次大争论。这回，正确和错误互易。
8.5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在中南海贴出，反对派工作队的做法，借此打击刘少奇。形势大变，11人以胜利者姿态回校参加文革，亦扬名广州城。各校中学生纷纷前来学习取经，连附近五山的华工大哥哥高翔也来附中联络，更别说暨大、华师、华农这些没闹出名堂的高校学生，对附中十一人简直顶礼膜拜。随即北京清华附中红卫兵横空出世，“三论造反”文章名震天下。清华附中红卫兵骨干之一宋柏林，就是随父从海南军区政委上调北京解放军政治学院政委而转学的华师附中高二学生，后来文革史研究者余汝信编辑出版的《红卫兵日记》即出自宋柏林真实日记。北京红卫兵南下广州，迅速带来“血统论”，外化为一副粗俗不通平仄失律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
8.12，一个燠热的傍晚，附中大操场辩论“血统论”的正反双方拉开战幕。胜利者挟两次政治正确余威，想借“血统论”力量建立更稳固的优势，支持了血统论。连一直老炼低调的苏立功，也认为不妨借力打力，亲自上台来了一番演讲。蔡晓彦很冷静，一直不同意血统论的观点，但又不好泼冷水，特意穿便装出来。以前他一直都只穿父亲的旧军装，这次一反常态，是为了表明自己的平等态度。后来蔡晓彦在讨论给附中学生分发《毛主席语录》时，极力反对不发给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的主张，并不惜为此拍桌子翻脸。这也可以证明蔡晓彦的清醒态度。
但是，11人还是不能免去把血统论放进附中校园的责任，尽管他们初衷未必如此。那天晚上进来推广血统论的外校学生以广州八一中学、华师实验中学和北京中学生为主，他们是打着支持反工作队的旗帜，支持、学习11人的旗号来的。作为学校当时的主人，11人采取了欢迎的态度和措施，组织了会场，想把大会开成胜利的大会，乘胜追击的动员大会。但是为了取得一时的优势，不顾及理论、逻辑上的谬误，不惜支持血统论，确实是错了。胜利者在大会上宣告成立广东第一个红卫兵组织——附中红卫兵。实际的组织工作则提早一天完成，第一批成员是反工作队的骨干力量，大约400多人。
对立的同学在大会上发言反对血统论，激战终夜，始终处于弱势。会后无法抗拒潮流，也以血统论为基础，以省委干部子女为骨干，成立了附中第二个红卫兵组织----“南海红卫兵”，时为8.24。省委秘书长之子、学生预备党员杨小村成为这个组织的核心人物。附中另一个学生预备党员李束鹿则游离在两个群众组织之外。
这两个组织的成员除了文革早期的两大政治分歧和血统论争吵之外，其实界线在文革前已经存在。一是单位界线，广州军区、中南局是外来户，缺了地利。广东省委独占地理资源和行政资源，手握唯一资源必然不欢迎别人分肥，说不清道不明的矛盾时有发生。成人的矛盾会影响到孩子。二是语言界线，前者母语即普通话，后者母语为粤语，虽然在校以普通话为主要交流工具，外人听不出附中学生讲普通话的区别，本校的却能听出你讲的是军区的普通话，铁路的普通话，还是地方的普通话。一发生争论，语音的区别往往能决定亲疏臧否。
附中的干部子女人数极多，父母职位较高（只是不如北京），在校内形成简单多数优势，对平民子女形成独立的组织有压抑作用，从而附中文革早期没有出现如市内中学那种造反组织，更没有反血统论的理论储备。南海红卫兵反血统论是下意识的条件反射，并无理论自觉。附中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的学生也比较多，但不具备自行组织的动力，大都冷眼旁观，或到社会上参与外校活动。
附中对立两派的红卫兵都属于“贵族红卫兵”，即俗称的“老兵”，政治分歧严重，却脱不出出身的局限。毛泽东表明态度后，两派不约而同采取紧跟造反姿态，又不约而同跟着刘少奇的处理方法走，杀到老百姓头上，共同制造了“红八月”的恐怖。只有在毛泽东抛弃他们，江青打击逮捕他们，最后把他们放逐到荒野之后，在痛苦失落中，才能慢慢萌发人性，在绝望中寻找别的出路，寻找新的理论。他们中的极少数最后摆脱血统论的局限，和平民百姓走到一起。
和附中“贵族红卫兵”共生对立的红卫兵组织萌发于市区中学的平民子女之中，他们才是老红卫兵的死穴。他们的活动逸出了毛泽东、刘少奇两种文革的向度，在专政压力偶然失效的短暂时空里，按自己的生长规律，骤然勃发，自动寻找红色政权的漏洞，向不合理的地方着力。如北京的遇罗克、广州的李一哲，抨击血统论的封建性，提出搞社会主义也要有“民主与法制”。湖南长沙的杨小凯（原名杨曦光）虽然出身高级干部家庭，但是他也应列入早期的异端行列，提出“中国向何处去？”无视最高权威，大胆挑战中国的方向性错误。
回顾这些初萌的理论，尽管还没脱出马列毛的理论范畴，思想武器略显陈旧，但其中逻辑是成立的，依逻辑推理思考，他们发觉毛泽东理论的漏洞；依文革暴露的一些历史真相和资料，他们发现真理不一定在毛泽东一边。但他们聪明地隐藏在文革的大旗下，借文革的旗号，借马列毛的衣装，演练自己的理论与逻辑，实验自己的主张和思想。在此意义上，各人有各人的文革，各人有各人的诉求，借文革理论和活动，企图实现各人心中不同的目标。
在此意义上，文革的操纵者虽然利用了群众的力量，但是文革的巨大能量也被各方力量借用，打破万马齐喑的僵局，撕开神圣不可侵犯的面纱。文革中群众被操纵利用是主要方面，却不可忽略各色人等对文革的不同理解、借用和反利用，各种非主流思想得以破土萌发，借解释毛泽东思想发展自己的思想。即如邓小平也可以借鉴刘少奇限制群众的文革发动，极力将异端动向纳入专政管理，结束文革，控制局面。
杂乱无章、方向各异的涓涓细流因着文革造成的稍许松动，在压力下伸展，借毛泽东清扫刘少奇的内斗压力有所松懈，以毛泽东的名义，蓬勃生长，野性蔓延。十年期间竟然星火燎原，成长为埋葬文革，动摇统治，追求文明的民主主流。“打着红旗反红旗”才是群众文革行为的真实写照，体现出民间对统治专制反抗的智慧。
贵族红卫兵在“红八月”“破四旧”之后，反对毛泽东对老干部的进一步迫害，遭到中央文革小组打压逮捕，喊出“毛主席正确不正确，十年以后见！”北京工业大学学生谭力夫演讲提出“批斗各级干部是难以容忍的事”，明确支持刘少奇，反对毛泽东发动文革对官僚阶层的剥夺，从另一个方向反对毛泽东和文革。1966.12.5，北京工学院附中红卫兵邹建平在北京西直门城楼挂出大标语“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直接把矛头指向中央文革领导小组。1967.1.1，“老红卫兵”《中央字003号通告》宣告“联动”“忠于马列主义和1960年前的毛泽东思想”，以1960年划界，有刘少奇在“八大”政治报告强大的体系性思想支撑，公然提出文革是左倾路线，矛头直指毛泽东现在的思想和专制。
文革头三年，随着刘少奇集团的覆灭，血统论的支持者同样成为血统论的受害者，领导干部变成和地富反坏右同质同样的“黑七类”。他们的子女同样被流放荒山野岭，上山下乡，终于和平民红卫兵合流走向民间。他们恍如不自觉的俄国十二月党人，最终被动地走向社会底层，体验社会黑暗，了解民间苦难，学习民主自由，和中国最大多数的老百姓一起，充当起文革掘墓人的角色。
每个人对文革的诉求不同，有对1949年后的政权独享、官僚腐败的不满，有感受压抑、热衷反叛的青春冲动，生命力的洋溢鼓荡、暴力倾向。年轻人企图以暴力证明自己已经成年，表现自己的勇敢、坚定、热情、智慧，遇上文革，千载难逢。毛泽东深谙人性弱点，掌握青年性情冲动，控制时间精准，已经估算到这一代小狼初养成，敌对势力亦长成，自己精力尚可一搏。刘少奇遇上毛泽东的主动挑战，一是意想不到，二是凭手下成熟的官僚机构丰富经验，全力应对。放出工作队、借用贵族红卫兵，是应对的被动手段。
高校造反派比中学生小狼成熟有理性，也有“广场效应”非理性疯狂一面，后来的武斗，出面的大多是中学生和工人，策划的却是后面的大专学生。一旦形成大规模行动，就不是中学生能够指挥的了。中学红卫兵非理性更甚，长处是有激情、有理想、有信念，非功利、愿牺牲。其实文革对立双方差不多是一样的学生。贵族红卫兵的转向和平民红卫兵的启蒙，从不同方向指向毛泽东始料不及的怀疑文革、怀疑制度、怀疑政权合法性等根本性问题上。
“九一三事件”暴露出文革的命门，林彪用生命消解了毛泽东的伟大。林立果的“五七一工程纪要”明确反对文革，与后来的四五天安门运动，与之前的联动反中央文革，构成反文革广泛的社会基础。如果说联动、林彪小舰队、四五天安门只是政治反对派的行为，而且是体制内反对派。那么以平民红卫兵为主，对长期以来实行的出身论、血统论等基础制度采取否定批判态度的思想运动，则动摇了政权的根基，否定了革命的方向，对整个制度提出了疑问。可以说，自从毛泽东孕育出红卫兵，红卫兵就如潘多拉盒子逸出的魔鬼、阿拉丁神灯跳出的幽灵，毛泽东难以驾驭了。思想的自由无处不在，稍有缝隙，便疯狂野蛮生长，再强大的力量也不能把自由思想从新装回魔盒了。
十年斗争之后，活着的红卫兵可能是离当年红卫兵思想行为最远的同一代人，同一批人。他们从宠儿变成弃儿，从城市远贬农村，从充满理想到充满绝望。转瞬间两个极端，冰火相煎，倒造就了这一代人的人格独立，思想解放，大彻大悟，怀疑一切，绝不盲从的气质气度。
从红卫兵到知青，完整地经历十年熬煎，“老三届”中学生终于完成了从冲锋队到掘墓人的社会角色转变。后人如问当年的“红卫兵”在哪里？以上便是答案。

九、附中文革大事记
1966年5月，文革的风声已紧，“516通知”、《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批“三家村”，甚至传来彭罗陆杨被罢黜的消息。那天是我们初三毕业班毕业试考最后一科，政治。下午四点多交卷出场，在毕业楼外通往食堂的夹道黑板处，贴出了高三2班李重明同学的大字报。记得那天是1966年5月27号。晚饭前，陆续有保卫学校党总支反对李重明的大字报反击，形成围攻之势。
1966年已读中学的学生起码知道反右运动，明了阶级斗争，警惕反攻大陆，有保卫党的牺牲热情，也把党的基层单位视作党的整体。遇到给党提意见的事情，就会自觉认定有坏人向党进攻，反对党总支的学生一定是新时期的右派。他们觉得保卫党，为党贡献青春的时候到了。
但是我偏偏执迷不悟，就是支持处于少数派地位的高三老大哥。我并不认识高三2班的同学，我们班对应的辅导班是高三1班。凑巧的是学校把高三初三共十二个毕业班安排在毕业楼上课，毕业楼三层，初三楼下，高三三楼，二楼则初三高三各半。课间休息时，高三2班的男生常常下楼在草坪上练摔跤。蔡晓彦、李重明是个中好手。我们是围观者，对他们有类似英雄般的崇拜。所以他们的大字报一出来，我就在班内表态支持。全班52人，和我同一意见的不超过5人，其中有江小铁。第二天江小铁还写出支持李重明的大字报草稿，我和团支书龙小波当即抄到废报纸上贴了出去。
接连几天暴风骤雨的打压，学校开始布置抓学生右派，班里也风声鹤唳。想不到6.1毛泽东让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北京大学聂元梓给北大党委提意见的大字报，支持聂元梓反对北大领导陆平、彭佩云。信息第二天传到广州，附中形势大反转，校党总支随即失声失势。
此时据说国际斗争风起云涌，中国经常表态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反美反修。附中学生时常步行十多公里游行到黄埔港，在不多的外国货轮前向世界表达中国的态度，带队的往往是教导主任麦嘉祥老师。麦老师不久前进京见过毛泽东，参加全国先进教师大会，是王屏山校长悉心培养的接班人。可惜的是，在黄埔港领头呼反美口号时，阴差阳错，把“要古巴，不要美国佬！”喊成“要美国，不要古巴佬！”。语序之差，顿成大祸，当即被亢奋敏感的师生拿下，回到学校马上抄家，翻出他见到领袖后写的家信，上有领袖“身体肥硕”一句。肥硕本是实情，但为何不按照颂语写作“壮硕”？却有把人当成猪描写，丑化领袖的嫌疑。两件事凑在一起，麦主任顿成现行反革命，一夕间从天之骄子变成“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被打进牛鬼蛇神队伍，剃“阴阳头”，挨打、批斗、劳役，成为第一枝出头的橼子。王屏山校长是见过大风浪的，虽然成了走资派与麦主任一样遭灾，但仍然面带笑容，在自己的学生监管下服劳役。
当时管理教工牛鬼蛇神队的不是高三造反的学生，是由高二基干民兵队伍为主的男生。他们早几天还是保卫校领导的骨干，形势大变，也造起反来，担当了监护出问题教工和全校的安全保卫工作。客观地说，他们对牛鬼蛇神队还是尽了保护责任的，没有多大的出格行为。
领头造反的高三2学生此时正在和省委派来的工作队纠缠。工作队大有来头，赵紫阳、区梦觉亲自选将，队长陈鉴泉（后更换为李杰）、副队长周宽，周宽曾经是四会县县委书记，来时夸下海口：“四会四十万人口我都管得服服帖帖，不信附中这千把学生就管不了！”
工作队进校依反右、四清规矩，先把有历史污点、有出格言论的教工抛出来给学生批判，所谓矛头向下，大约想借别人项上人头消去学生心头火气，好恢复学校教学秩序，起码能把学生运动约束在校园内，不至于搅乱社会。过去这一套确实行之有效，可是得到毛泽东支持的附中学生不吃这一套。工作队把刘少奇在北京派工作队，抓牛鬼蛇神的做法和刘少奇表示文革怎么搞自己也没用弄清的大会讲话在学校礼堂反复播放，企图压服学生，却毫无作用。李重明反而继附中第一张大字报后接着贴出第二张大字报，寥寥几句，引杜甫五律前四句“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明确提出要把斗争大方向对准学校领导，矛头要向上，对一般教工要保护，对有问题的教工可以让他们交代问题，留待运动后期处理。
高三2班11人是附中文革的发起者，在学生里威信很高，但和工作队意见不合。工作队在成立学校临时领导小组时故意把他们排除在外。11人岂能伏贴，几次争论，把青年教师也争取过来，一致要求批斗当权派，隐隐露出怀疑工作队处事不当，有问题，派工作队来的省委也有问题的口风。工作队如临大敌，生怕天不怕地不怕的学生把火引向省委。工作队意识到自己可能对付不了附中学生，只好火速向上报告，接着就有了中南局常委三次会议讨论附中学生运动，有了广州军区政治部召集军队家长会议商讨附中军队子女管教事宜。结果是省委和工作队挨了中南局批评，认为他们教育方式不对。常委会认为11人在校难以调教，要求他们离校回家接受家长“管教”。各打五十大板，学校还是工作队说了算，反工作队的其他学生失去11人的主意，群龙无首，表面上偃旗息鼓，乖乖按工作队安排，学习“十六条”，斗争牛鬼蛇神，学校一切仿佛回到正轨。
我仍坚持11人反工作队的立场，钦佩李重明引用杜甫诗的大将风范，在校内参与初三1、2、5、6班支持11人的秘密串联。初三3、4班反工作队的人数很少，3班大约仅3人，4班几乎没有。在苦闷压抑之余，我别出心裁和意见相同的同级表姐表妹一起到黄华路省公安厅招待所，想找蔡晓彦问问下一步该怎么办？也表示一下我们对他们的支持。我们不知道从哪儿得知蔡晓彦住在公安厅招待所，他父亲蔡炳臣本已调任湖北武汉8201部队政委，被广州军区政治部召回处理子女闹事问题也住在招待所。我们到了招待所，不凑巧蔡晓彦外出，房子里只有蔡政委和警卫员。床上随意扔着几把手枪，我们就坐在床上和蔡政委聊了起来。蔡政委听说我们支持他儿子，大为高兴，兴致很高，随便说了几句省委、公安厅的不是，又得知我们的家长是当过兵的文化人，兴致更高。
蔡晓彦一直没回，聊到午饭时间，警卫员要去公安厅食堂打饭了，我们才告辞离开。我们那时很彷徨，家长已经被打倒，自己又参与到反工作队的行列，前路茫茫，急需有经验的成人指点。蔡政委其实把我们当小孩，没把我们当回事，只好不得要领离开。
反工作队的11人被迫在7月初离校回家。不久学校发生了一件大事，学校教导主任麦嘉祥7.15在看押状态下自杀，寻死的心态极坚决，死状甚为惨烈。此事我另有调查文章记录，放在附录。麦主任可以算是文革最早死于非命的教师，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被学生打死，发生在8月份。麦主任已被关入牛鬼蛇神劳改队多天，日日与校长王屏山为伍，不至于突然想不开。据说那天外校（广州八一中学）学生进校，毒打附中牛鬼蛇神，麦主任不甘受辱，愤然寻死。
麦主任之死，也有谴责毛泽东的意思吧？朝为天子客，暮成阶下囚。反差太大，刺激太大，血气方刚，一死了之。几十年过去，不知麦主任遗属现况如何？音讯全无，不若卞仲耘丈夫之坚忍不服。我曾撰文呼吁附中为附中文革殉难者立传立碑，将近十年过去，呼吁如泥牛入海。
8月，公开广播北大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之后50多天里，文革没有进入毛泽东预想轨道，反而按刘少奇的部署进行得井井有条，基本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中。毛泽东不甘心，来了个突然袭击，在中南海贴出《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全国各地工作队顷刻间土崩瓦解，各校反工作队的学生在绝望中喜出望外大获全胜。附中11人“回家接受管教”的戒令随之失效，11人重回附中，仿佛获得又一次解放。附中工作队陷入和附中领导一样被批斗的命运。
陶铸秘书张汉青在此时代表陶铸给11人发来支持信。信被抄成大字贴在主教学楼门外左侧，引来大量围观学生。
就在这个火热的八月，北京清华附中红卫兵“三论造反”加上毛泽东的复信由人民日报转载，红卫兵运动即刻风靡全国。北京最早的红卫兵组织和广州的相同，以反校党委反工作队起家，奉行的是毛泽东矛头向上，炮打司令部的路线。但政治运动和物理运动相似，向上的打击引发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向下打击力量，企图“扭转斗争大方向”。校党委倒了，工作队走了，把新生的力量引向何处宣泄打击，成为最高层较量的焦点。
处于蒙混兴奋中的大批中学生全然不知其中奥妙，仍以保卫党中央毛主席的冲锋队姿态出现，大倾向仍是面向社会，执行阶级路线，居高临下，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北京中学生南下广州在8月初，先到八一中学，接着来到附中。他们带来毛泽东支持反工作队的旨意，也带来流毒全国，祸害至今，越演越烈的“血统论”。
11人回到附中，如胜利者归来，和留校的支持者一起，成为主导附中的主要力量。两次选错边站队的另外一批同学当然不服气，看准随着正确而来的谬误，筹备着第三次斗争，广州的第一场大辩论开始了。
大辩论发生在8.12傍晚，地点在附中大操场。原来这个大会是庆祝反工作队胜利暨宣布附中红卫兵成立的大会，不少外校学生前来参加表示支持。会议内容中途转了向，变成支持还是反对血统论的大辩论，具体化为对一副对联的争辩。这副对联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对联技术上已是词性不对平仄不合，内容更是粗俗不堪毫无逻辑违背常识，但细思之下，却是几十年来奉行阶级路线的真实写照，一根打击不同意见的大棒。难怪甫一提出，风行全国。
11人和他们的支持者主要是军干革干子女，对外斗争已取得二连胜，个中坚持与委屈自是难能可贵，多少有点父辈为真理而斗争，真理在自己一边的理想主义豪情，遇上“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励志。父辈一番血战取得了战争胜利，政权在手，军功在身，儿女辈已经没有多少施展的余地，只好像大清八旗子弟一样，顺风顺水等着享福接班掌权。谁知遇到文革千载难逢机会，遭到磨难压制，正好挥洒青春热血，建功立业。良好的自我感觉让他们一下就喜欢上了对联，丧失了惯有的独立思考。其中也夹杂借对联压制反对他们的同学的实用主义想法。
凑巧的是，反对血统论的同学的家长大都是省市委地方干部，此时已经靠边站或被群众揪出来成了走资派，而11人的支持者的家长大都是军队干部或较虚置没有实权的中南局干部，还没有被打倒，还保持着革命者领导者的身份。对联建立的逻辑“老子反动儿混蛋”正好用来压服反对派。
既有的胜利加上血统论的逻辑使大辩论成一面倒态势，连11人中比较清醒理智的蔡晓彦、苏立功等也认为不妨以这个未必成立的说法，巩固反工作队的胜利，增强自己的实力，以便实施下一步战略。站在这一边的女同学和初中的小同学更是被胜利冲昏头脑，一时疯狂。
8.11附中红卫兵横空出世，政治路线符合毛泽东要求，组织路线走上传统的以血统论为基础的阶级路线。附中红卫兵成立伊始先在自己队伍内部分出尊卑贵贱，支持11人意见互相支持度过艰难的五十多天的同学中也有不少家庭出身非“红五类”，这时却按照血统论标准，只让出身“红五类”的同学加入附中红卫兵，非红五类出身的却没有当红卫兵的资格，另外成立一个外围组织“红卫星”让他们加入。
参加红卫星的同学大都是能够独立思考的同学，五十多天里患难与共，胜利之际却被划入另册，不知冷了多少人的心，不知他们还认不认同附中红卫兵以后的做法。笔者和红卫星的同学交往很深，五十多天里互相支持共同进退，在后来的活动中却分了贵贱轻重，真是尴尬万分。那时候制作的红卫兵袖章我们戴上洋洋得意，发给他们的红卫星袖章，我就没见有一个人戴过。红卫兵中一些地方干部子女，父母随时有从革命者变成反革命的不虞，自己随时有被开除出红卫兵队伍的可能，又怎么能一心作战？血统论的实践，一开始就暴露出大问题。
一批出身好、反对血统论的同学开始酝酿成立自己的红卫兵组织。8.24，附中另一支红卫兵队伍“南海红卫兵”成立。他们旗帜鲜明反对血统论，无论是理性的还是功利的，起码没有在内部采取阶级路线的组织方式，而是以相同意见聚合，吸引不少同学参加，成为附中另一支有实力的队伍。也有些反工作队的骨干不认同血统论，转而投入南海红卫兵。里面也有军队干部的子女如江小铁姐弟。
南海红卫兵比较开明开放的组织路线与附中红卫兵相对封闭保守的组织路线相较，自然合理得多。日后许多附中红卫兵成员，或淡出，或转入南海红卫兵，附中红卫兵人员日益减少。从一呼百应的政治强势到两方平衡，也就几个月间事。

十、广州红卫兵临时总部
附中红卫兵成立带动广州市各中学红卫兵成立，由附中、八一、外语、华实、铁一中等共同发起成立广州红卫兵临时总部，推选蔡晓彦为总指挥，陈立波为副总指挥。临时总部办公地点设在烟墩路6号，后搬至中山三路烈士陵园对面越秀区侨联小楼。蔡晓彦没有参加总部筹备会，被选为总指挥也没到过总部视事。陈立波去过几回也不去了。蔡晓彦事后回忆，临时总部里军区大领导子女太多，自己没办法指挥他们，事实上也无法对各校红卫兵的行动负责。既不好推，又不好指挥，干脆逃避，带上几个同学上北京去了。
大概从那时起，蔡晓彦已对文革和自己的举动有所怀疑，又无法辨认分析，不敢再有行动，只希望多找高人探讨解惑。蔡晓彦串联回来已是1967年春节后，回校后以11人为主，搞了个“学闯道”战斗队，后来觉得火药味太浓，改成“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以读书讨论为主，基本上不参加校外活动。我班龙小波、黄铁钧同学参加了这个组织。
11人里面文字最好，想得最多的苏立功没有参加临时总部领导，却十分关注文革的发展动向，琢磨出广东省委对广东文革持消极态度，没有紧跟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他收集当时广东文革领导小组的言行，先写了《是王匡，还是区梦觉？》，接着又写出四万字的长文《炮打王澜西，猛揪区梦觉》，秉持的还是矛头向上，寻根究底的战术，符合毛泽东的战略意图。
苏立功和留校的“学闯道”战斗队运动临时总部力量，要求羊城晚报（文革时改称红卫报）排版印刷上述大字报，发向全省。此举惊动省委、中南局，搞得中南局又召集一次常委会想办法熄火。陶铸派来秘书劝阻没拦住，反而提醒学生们陶铸才是最大保皇派。附中红卫兵在北京串联的李为民等人运用苏立功的资料，在北京贴出揭露陶铸问题的大字报。可以说，此事是引起陶铸倒台的导火索，当然不是决定性因素。
附中红卫兵在八月份参与成立广州临时总部后，依总部约定改称“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简称“主义兵”。临时总部也不尽是给管治者出难题搞斗争，曾经积极配合省市委、军管会做了几件全市性维稳工作。
一、守卫广州火车站（广九站）。大串联开始，全国红卫兵涌进广州。破四旧收尾，城市里被清理的五类分子要遣送回乡。这两股人流铁路公安无力管理，市委联系临时总部，请求总部派出红卫兵管理火车站。管理队伍由附中、八一两校主义兵组成，轮流值班。
值班的红卫兵既要维持人流进出站秩序，让排队的红卫兵凭票上车，又要搜查遣送回乡的五类分子行李，检查违禁品。恶劣行为就在搜查五类分子行李时发生。不少五类分子是全家迁回农村，锅碗瓢盆随身携带，自然免不了带切菜刀。刀被查出，即判为杀人武器，阶级报复工具，将带刀人揪出毒打。那些大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妇女，仍下狠手，有当场打死的。留城前来送行的子女只敢哭，不敢护卫，在一旁看着亲人在光天化日人来人往的火车站台硬生生被打杀。
记得打人特别狠的不是红五类子女，反倒是出身知识分子、华侨工人的子女。惊骇之余，直到几十年后看过电影《投名状》，才恍然大悟，他们下狠手打人，是向血统纯正的人表示自己的忠诚可靠，取得红五类的信任，江湖上便叫做投名状。其实《水浒传》里写的林冲雪夜上梁山也有这一幕，王伦要林冲下山杀个把人来，才让他入伙，就是这个意思。
二、维持“广交会”秩序。广州交易会每年分春秋二季举办，秋季交易会在九月举行。秋交会正碰上破四旧风潮，有外地造反派认为交易会工艺馆的展品是四旧，要封馆清除。周恩来出面调停仍不安全，主办方联系临时总部，请求派红卫兵来维持秩序。这项工作主要由六中主义兵负责，我是后来听六中农友说起的。
三、文革开始的第一次国庆需要隆重庆祝，广州要搞庆祝大典，需要仪仗队。仪仗队过去由军队派出，这回要搞搞新意思，总部争取由主义兵取代。仪仗队成员主要是八一、附中学生，因为部队子女多，熟悉操练那一套。经过严格训练，主义兵仪仗队临场倒也没出什么岔子。
四、看守破四旧抄家全市没收的物资。抄家没收的东西非常多，先堆放在石室教堂（圣心大教堂）内部，放满再放到教堂院子里，还搭了雨棚防水。抄家物资不断一车车拉来，实在放不下了，再开辟市一中附近的体育场堆放。贵重点的金条银元、字画雕塑等收存在教堂神甫宿舍，保卫、管理、分类、统计造册，由市委派干部和红卫兵共同进行。主要队伍是附中主义兵派出的十余人。市委干部按时上下班，红卫兵24小时巡逻值夜，晚上有市委提供的夜餐。
看守抄家物资的主义兵自律很严，连私取卷筒卫生纸回家也要挨批评。曾经发现附中同学偷拿已入册的金条，马上通报开除。盗窃者是铁路子弟，不服气找来一帮铁路小兄弟闹事。副总指挥陈立波公布其丑行，严词斥责，挥退来犯者。
上述四件事由八月底开始，国庆前后结束。可见跟着毛泽东造反的附中红卫兵，不免还是顺着潮流，走入保持政权稳定的刘少奇被动应付套路，成为维稳的工具。
主义兵临时总部为奖励参与管理的红卫兵，要求广州铁路局专门拨出北上的16次特快两节卧铺车厢送他们上京参加毛泽东愈加频繁的接见活动。我在这支队伍里，带队人为初三5 班肖力亚。队伍到京后集体入住安定门内大街一所小学课室，睡稻草铺，吃大白菜面条，全部免费。天天步行到各大学看大字报，顺便游山逛水，颐和园、北海、香山走了个遍。不安分的广州主义兵在北京还闹了点事，和北京西纠打了一架，把他们的人绑了。后来在各方朋友劝解下和解，并把挑拨离间的一个北京小混混扭送西纠指挥部。这次北上的军队干部子女居多，和北京老兵有诸多关系，不致误会过深。要不西纠岂肯吃这个哑巴亏。
广州主义兵帮助广州市当局维稳的四件事，我参与了守卫火车站和守卫石室抄家物资两件。在北京和西纠打架也是动手者之一。在发生这些事之前，还参加了广州第一次破四旧行动。
附中红卫兵一些成员在临时总部成立后还做过一件蠢事，试图以中学生的力量解放澳门。这事启端于11人中的刘敏荔，她建议总部派人“解放澳门”，为策划此事还偷来家里的军用地图，规划路线，寻找车辆。这个疯狂的主意居然得到大家的拥护，报名参加者上百。
当日，满载主义兵的三辆大客车先出发，车上约有百人。负责指挥的临时总部副总指挥杨秋元亲自开一辆中吉普，要去的人还多，一下装了26人。严重超载的中吉普尾重头轻，还没开出市区，就因避让障碍翻车，地点在荔湾区医院附近。伤员当即送进区医院，伤势倒不重，但医院发现伤员多是军队子弟，不敢负责，马上转送不远的陆军总医院。
先行出动的客车主力此时已经行进在郊外公路上，百把公里外就是拱北关口。广州军管会当即电话直报周恩来，周恩来严厉指令军管会一定要制止红卫兵的胡闹。广州军区电令前方驻军派出军车拦截，在中山县范围内把三车主义兵拦住，命令他们调转车头。在军车押送下，大客车乖乖调头回去，即将发生的一次外交事件随即平息。
“解放澳门”行动可以说明当时红卫兵的无知，非黑即白的认识缺陷，不知道外交协定为何物，不知道中葡外交历史、澳门历史。无畏和理想、青春和冲动，急于创造历史的狂妄，那时的中国就是被无数这样的年轻人搅动、冲击，连发动者毛泽东也始料不及。此后连续发生在北京的“火烧英国代办处”、发生在香港的“六七暴动”，其实是同一性质的行动，不是黄口稚儿胡闹而是成人有计划有预谋的行动了。谁又能说成人就比中学生成熟？就是整个中国在胡闹！
八月初，广州军区政治部保卫部联系主义兵临时总部，怀疑烟墩路6号的华侨宅院有问题。那里和军区政治部一墙之隔，保卫部老是觉得附件有电台侦听，没有证据又顾忌华侨政策，就想起让红卫兵以破四旧名义进去察看。这事交给了附中红卫兵，附中主义兵这几天已经部署在保安前街一带，目的是阻拦企图冲击省委的造反派，搜查烟墩路华侨住宅举手之劳。
6号是座大宅子，大花园后是三栋洋房，有一栋住着一位老太太和几个佣人。我们闯进去翻箱倒柜，找出一些国民党的老照片，在箱子角落找到几颗子弹几把小刀，就是没有枪支电台。老太太养尊处优惯了，见到小孩捣乱自然没有好眼色。几个女生把她拉到花园里，推落到藤椅上暴晒，不给水喝。有捣蛋的搞来鞭炮放在老人头上点放，很快把老人弄晕过去。有高中的男生出来劝住了，入夜，老人还昏倒在椅子里没人抢救，第二天就去世了。
我参加了这次行动，目睹第一次打死人而且是女生动手，惨像刻骨铭心。虽然自己没动手，但全程发生在身边不敢劝止，加上后来看守火车站看着同伙毒打老弱五类分子直至打死，怵目惊心。至今还讶异少年女性、非红五类学生为何出手如此狠毒卖力？事后分析，女性青春期的过激甚于男性，北师女大附中致死校长卞仲耘亦如此。非红五类学生比红五类卖力，则只有投名状行为可作解释。他们要获得革命的资格、信任，要取得革命的好处、利益，必须付出比红五类更激进的行动。手上粘上血，才能洗白自己不太光彩的家庭出身，才能获得革命队伍的接纳。这些潜意识，是十多年阶级斗争革命光荣教育的结果，完全泯灭人性。
我是这支队伍的一员，为什么没有动手反而有恻隐之心？在做文革回忆口述记录时对话人曾经问过我这个问题。当时他反复问我。真的没动手？说假话没有？我的回答没有迟疑。现在想来，大概跟和我家庭复杂的历史有关。我的父亲母亲家庭富庶，是抗战早期参加广东抗日游击队的老战士，算是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大概在战争年代交过投名状，照理说我是“家生子”，不需再交投名状了。但是，奶奶是恶霸地主的小老婆，父亲把她接进城将我带大，接着带大我的三个弟妹，我和奶奶的感情极为深厚。我母亲后来的工作属于军事秘密，军队里左风更盛，要求母亲家里不能有成分不好的人员存在，以军法强行遣返我奶奶。
奶奶用尽心机带大四个孙子孙女，又担任街道居委会主任干得正欢。儿子革命有功，妈妈正好在城里享福安度晚年。奶奶舍不得儿孙，又无法违抗军令，哭哭啼啼被撵回乡下破茅寮里孤独度日，直至去世，没见过一次儿子孙子。这是文革前不久发生的事，对我心灵创伤极重，打击尤甚，留下许多不解愤慨，甚至对母亲不满。
也许这事对我的人性有所启迪，让我恢复一丝天良不致泯灭，让我感觉违反亲情灭绝人性的政策措施不合理不人道，让我思考，让我疑惑。我在天之灵的奶奶、妈妈，留给我珍贵遗产，使我在文革中不致疯狂迷失本性。没有以杀人打人交上我的投名状。
还有，我喜读杂书，文革前家中藏书算多，读了不少。其中雨果（旧译嚣俄）的小说《九三年》一段话也在时时提醒我，不致让狼性取代人性：“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大意）文革革昏了头，杀红了眼，悔青了肠的红卫兵，读过此书，犹如当头棒喝。

十一、附中文革大事记（续）
附中初组的两派红卫兵组织除了政治分歧、斗争方向争论及组织分裂之外，倒也没有太大太激烈的冲突，特别是没有暴力冲突。初中的小同学局部的小摩擦有，推推搡搡有，最激烈的一回不过是在教务处楼外，初三一位同学争辩时说毛泽东思想也可以一分为二，另一群初中生认为是反毛泽东言论，揪着他打破了头，关进楼底小黑屋，过一天就放了。
附中两派对关进牛队的教职工还算讲政策，没有殴打，只在校内监督劳动。但监督者挡不住外校来串联的学生，打骂的事经常发生。有些军队子弟原来读附中，成绩不好被校长劝退，只好到八一中学去，这时回来找王屏山算账，牛队里的教工皮肉之苦是免不了的。蔡晓彦回忆这段时间，认为自己是持保护老师主张的，对追随者经常说，要讲政策，给出路。他以解放军对俘虏的政策为例，对俘虏要优待，何况犯错误的老师？高三2 班班主任陈宗澍老师几十年后仍对本班学生存有好感，通过我要蔡晓彦的联系电话。我的班主任徐巍等一批青年老师当时也支持蔡晓彦的主张，曾经通过我联系11人，要加入到附中红卫兵一边。这些事例可见蔡晓彦分寸感、政策性很强，不同于一般的造反学生。
工作队撤离，学校真空，学生斗老师斗烦了，要找些新鲜事玩。记得好玩的是去砸了学校图书馆和无线电器材室，把喜欢的书和电子元器件洗劫一空。偷来的书教会我们枪械原理，开始仿制五四手枪，动用学校机械厂机具，制作枪械零部件，顺便用锉刀磨制匕首。从书里学会配制子弹发射火药，用浓硝酸制作硝酸棉炸药。电子元件用来制作起爆定时器、电子密码门锁，我们做出来的密码锁大概是中国最早的电子密码锁了。
高三有位大同学是红卫星成员，来自武术世家，小时获得过全国青少年武术比赛名次。他和我关系很好，肯教我们武功。我们悄悄跟他学了好几个月的擒拿格斗术，报酬是我家抄家剩下的古书。实在无聊我们会到离校不远的员村珠江边游泳，算是为未来的世界大战作准备，顺便偷摘沿江农民的荔枝石榴，也被农民围剿罚款。我们的水性不错，可以泅渡十几公里到广州二沙岛上岸，衣服学解放军包在塑料袋里，用绳子拖着游。因为嘴馋，也会到附近大学家属区游逛，偷鸡摸狗打鸟，偶尔和大学生打一架。
附中最早的一场小型武斗发生在8、9月间。附中正门（南门）马路对过是华侨补校，补校后方是暨南大学，两所学校基本是华侨学生。那天上午附中初中宿舍里的主义兵闲得无聊，隔着围墙用弹弓打马路那边的华侨学生。那时破四旧的势头未歇，侨生衣着艳丽新奇，颇惹主义兵反感。主义兵占据道德高点，随意挑衅侨生，积怨已久。侨生们暗中得到暨大学生支持，已准备好一批冷兵器，准备反攻。
一待主义兵出手，那边有准备的队伍马上手持磨尖的铁水管、粗大的木棒冲杀过来。面对几十人的阵势，这边的弹弓火力很弱，威胁力、杀伤力不足。一轮冲锋，对方已抵近附中校门。附中抵御主力是初三主义兵男生，手中有自制的手枪。危急时有人大声叫喊，掏枪打！有枪的暗忖使用热兵器会出人命，不敢打。情势危急之际，有人扔出两枚手榴弹，在进攻的人群中炸开，硝烟弥漫，吓退侨生队伍。其实那是两枚自制的塑料管炸弹，响声烟火效果不错，却没有杀伤力，避免了死伤。高中同学此时赶到，关闭大门，平息冲突。这可以算是附中最早又上规模的武斗吧，我全程参加了。

十二、平民红卫兵的出现
八月又称红八月，红色恐怖月。主要活动全国出奇一致，斗争矛头向下，对着社会最下层的五类分子，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暴力指向一直以来被打击的“地富反坏右”。已经引起红卫兵怀疑的省市地方领导和派出的工作队，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而避过风头，大大松了口气。红八月是刘少奇转移压力符合官僚阶层利益的做法，毛泽东麾下的江青一伙，狂热而缺乏方向感，也鼓动破四旧狂潮，与刘少奇同流合污，加剧社会创伤，深深伤害人民。这种反社会的法西斯行为，指向人民主体，破坏社会稳定，造成文革最严重的杀人狂潮。破四旧没有影响专政机器的威力，反而把专政的恶从暗处引向明面，把法治的外衣剥除。
对全民的迫害诞生了另一批文革的反对派——平民红卫兵，平民红卫兵的直接对抗对象是老红卫兵，即贵族红卫兵，他们在对抗中产生的思想理论否定专政机器，主张人民民主，开始脱离毛泽东思想范畴。
怪异的是在这个奇点上，否定专政机器的平民诉求恰恰遇上毛泽东文革否定刘少奇文革的权力诉求。毛泽东8.18 第一次接见百万红卫兵传达的讯息是要砸碎现存的国家机器，支持血统论，支持使用暴力否定国家机器，更深刻的是挑动暴力，打碎刘少奇把持的行政权。毛泽东以独裁暴力反对官僚集团专权，却培育出民主反独裁专政的幼苗。
奇异于11人的先知先觉，反校党委、反工作队；矛头向上，炮打省委、中南局，居然步步踏准毛泽东的节奏，次次领会毛泽东的精神。我了解他们并无聂元梓等人通中央文革小组的捷径，即如江青也没有踏准她丈夫的节奏。而附中高三2 班这些大孩子居然做到了。只能说明他们和毛泽东心灵相通，认识一致。他们是毛泽东思想教育的硕果，杰出的精华，体现毛泽东思想教育的成功。他们和另有诉求的平民红卫兵完全不同，不是异端力量的生成，是打江山保江山的一脉相承，具有思想的逻辑和意志的坚定。五十年后的今天，11人中的大多数仍然保持这一思想。当然也有个别人脱离血统的狭隘，具备了平民意识。但是他们的进化，大都止步于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前后，类比当今台上的XXX，退休的刘X，无法走出家族血统意识。
由于毛泽东对紧跟他的步伐的红卫兵鼓励支持，引发更多的年轻人刻意追随他的路线方针，十多年成功的阶级斗争、左比右好的文化教育，使更多的学生转向极端的左翼，几乎成为条件反射，不用揣摩臆测，本能似的知道力量应该朝哪个方向使。
8.18后，大家已经明白斗争矛头要向上，要向支持刘少奇主张的省市地方党委开火，要把斗争火力烧到掌握权力和资源的党政领导机关。在八月破四旧、大串联的全国性纷扰中，以11人为主的附中红卫除了参与组织广州市统一的红卫兵总部之外，还干了件领先全国的大事，顺着派工作队的藤，摸到了主张派工作队，通过工作队控制学生运动的广东省委，写出长达四万字的大字报《炮打王兰西，猛揪欧梦觉》，接着牵连到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已上调北京任中央常委中宣部长的陶铸。（参看李为民《附中红卫兵记事》）
对立面的南海红卫兵后来跟上了破四旧的节奏，参加大串联，负责学校牛鬼蛇神队的管理，但在政治上寸功未立，要翻身只有采取更激烈更左的姿势。在省军区政委陈德的太太李伟支持下，南海红卫兵将队伍拉到华侨新村这个华侨集中的地方，也是四旧和资产阶级集中的大本营安营扎寨，抄家破四旧，斗争剥削阶级，成果辉煌。并占了副省长黄杰的住处和华侨新村小学设立南海红卫兵指挥部，办起破四旧成果展览，轰动一时，也算是在广州扬名立万了。
随着省市委被群众组织夺权，毛泽东不得不让军队介入文革，各地政权被军管会取代。各地军方平时与地方政府虽有不少利益冲突，但在维持现政权稳定方面还是非常一致的。军队介入管理地方的方法也还是过去地方政权那个套路，不过将被群众打倒的地方领导人作走资派个别冷处理，以“监护”为名保护起来免受肉体痛苦罢了。也只有这样处理，才有符合逻辑的合法权力基础。
英明睿智如毛泽东，却没料到支持他搞文革的军队本质还是现政权的一部分，天然对造反乱政反感，天然和旧政权走同一路子。军队里也有造反者、反对派，也不是铁板一块，然而总体倾向是保守的。学生们敏锐察觉到，并顺着造反逻辑，将造反矛头对准了专政的基础解放军。还是附中学生干的事，12.26，南海红卫兵部分成员借口广州军区袒护砸了他们宣传车的东风派工人，组织第一次冲军区。这也许是全国冲军区的肇始，大规模的冲军区还要等到第二年年中才发生。
附中冲军区的学生大多是军队子女，广州军区几位司令政委出面劝说一下，叫出他们父母的姓名，也就散了。附中南海红卫兵从此多了一支队伍，就叫1226战斗队，也是一支彪悍的队伍。随着运动的深入扩展，触动到附中主义兵中部分成员，他们分裂出来，组成各式各样的小队伍，比较有名的有“驱虎豹”战斗队等等，依照不同观点参加广州陆续成立的造反司令部，一司、二司、三司、红司，中学红司，等等，成为广州地区武斗的尖兵。第二年七八九月间的几场大型武斗：总工会之战、太古仓之战、水电厂之战、人民桥头之战、抢兵器库，都有附中学生参与，都没打附中红卫兵旗号。
“驱虎豹”最激烈的战斗是攻打珠江边的总工会大楼（胡文虎大厦），那时珠江沿线制高点全被红旗派占据，只剩总工会一处。八一战斗兵团（退伍兵组织）准备把这个据点打下来。从附中红卫兵分离出来的高三同学招小波、梁士雄一队驱虎豹人员路过，主动请缨当先锋，当即领取枪支弹药，入夜以长梯搭墙强攻。梁士雄就是教我们武功那位，功夫了得，身手矫捷，顷刻攀上四楼，企图占领制高点。谁料上面有主义兵守卫，居高临下用步枪射击，子弹从梁士雄右肩穿透半身，从左胁钻出，形成贯通伤。幸亏梁士雄身手好，还能攀着泄水管缓缓滑至地面，不致摔死，也幸亏靠得近子弹初速高直接贯通，捡了条命。
此役以旗派占领总工会，守楼主义兵当了俘虏结束。
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实现了他矛头向上，打倒不听话的整个官僚系统，全面夺了刘少奇为代表的党政官僚的权力，大批老干部随即失势失权失利，他们的子女才回过神来，原来充当毛泽东的冲锋队是帮助毛泽东干掉了自己的父母，干掉了自己赖以风云际会的靠山。于是一部分人心灰意冷，偃旗息鼓，初步体味到世态炎凉。一部分走极端，反叛毛泽东和他的代表江青，对中央文革小组叫板，成为联动的起因。所谓“六冲公安部”，表面是解救偷车的联动分子，内里是反江反毛，支持刘少奇的动向。
文革初期带头造反的老红卫兵吃了苦头，血统论的喧嚣反过来制约了成为黑帮子女的老兵。当时怎么嚣张，过后就怎么郁闷。自食其果、现世报来得如此迅速，不过是三四个月内的变化。进入1967年，奉旨造反的红卫兵消沉了，疯狂了，而被血统论压制的平民红卫兵在全面夺权的造反运动中得到相对的平等待遇。他们对血统论的不满，追根溯源，反而顺应了毛泽东打倒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方向。他们顺着这杆大旗追索，对无产阶级专政发生根本的怀疑，企图深入研究、修正毛泽东思想。这种思想怀疑是全方位的，包括历次政治运动的追溯，对民主宪政的追求，对现代文明的向往等等。遇罗克、杨小凯、李一哲等人的思考，用的虽然还是马克思的思想武器，打的还是社会主义的旗号，实际却对中国的现实状况、政策法规、运行准则充满怀疑和挑战。又如华工红旗、广州三司，司令高翔有机会管理省内犯地方主义错误的高级官员，有机会深入了解广东反地方主义的冤案，提出要为地方主义分子平反，大大动摇中央权威，以致周恩来赶来灭火，狠批高翔，不准翻毛泽东定的铁案。
附中红卫兵也是这三种状态，贵族红卫兵沉沦，小部分同情联动，参与联动活动甚至北上参加六冲公安部，搭救薄熙来、XXX。但大部分已失去对毛泽东动向的兴趣和敏感，多少有些疑惑不解，为了解惑，利用串联机会走遍全国找人讨论学习。低年级的红卫兵较多参与外校活动，介入市内小规模打斗。初三以上的主要在校内活动，练拳、游泳、制枪，不是有即将到来的大武斗预感，还是受毛泽东“准备打仗”的迷惑，面对苏修美帝，总有一仗要打，总有建功立业的机会，希望早打大打，好重演父辈的辉煌。
平民红卫兵也在这段时间炼自己的思想武器。还记得高三学长陈大维写出影响广州文革的大字报《是左还是右？》，深得广州东风派工人好评，想把他拉进东风派当写手，陈同学相当冷静，始终不参加群众组织，只写自己的文章。
经过66年底的大串联，67年春节前后的大夺权，毛泽东中止了年轻人的无序运行，却终止不了无政府主义、无政府社会的混乱。毛泽东企图约束官僚权力，防止权力腐化，对民间力量放手尺度过大，使平民红卫兵和民间力量减少压力，出现人民文革。毛泽东不得不动用军队控制局势，使军队和地方实力派有了结交的机会。军政人员私下交流接触是毛泽东一向的大忌，此时无人可用，军人成为不合格的政客令毛泽东大为恼火，军阀割据不听命令时有发生。毛泽东已经对军队的表现不满，思谋着连军队也要动一动了。而军队一旦与首脑不协调，必然天下大乱。造反的民众也在寻找军事力量的支持，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有枪便是草头王的理论版，被运动的群众已经逐渐懂得这个江湖真理，几千年中国专制史早已记录在案。
毛泽东酿的苦酒还得自己喝。1967年武汉7.20事件，实际是一次“兵谏”，锋芒直对居住武汉东湖边的毛泽东。凑巧的是，发动兵谏的主谋就是附中造反11人的领头人蔡晓彦的父亲蔡炳臣。史载7.20事件带头人四位：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上将、政治委员钟汉华中将、8201部队师长牛怀龙上校、政治委员蔡炳臣少将，缺漏了武汉市武装部部长巴方廷。67年夏季，武汉“百万雄师”和“武汉三钢”大打出手，武汉部队支持工人组织百万雄师，中央文革小组支持武汉三钢。8201部队负责武汉市警卫，轻易活捉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直逼东湖宾馆毛泽东住地，要逼毛泽东表态承认百万雄师是革命组织。
“兵谏”的结果是悲剧也是喜剧。毛泽东逃离武汉，武汉兵谏领导人悉数被捕；谢富治、王力安全回京受到周恩来组织的十万人欢迎。武汉7.20事件结束后两天，江青提出“文攻武卫”，掀起全国武斗狂澜。文革从开始的文化革命到夺权斗争，这时走到第三阶段“武化革命”。
可是几个月以后，部队领导释放，王、关、戚三个文革小组成员反被关进监狱。历史又一次被毛泽东翻转，且没有任何解释。事后揣测，大概是毛泽东意识到军队干部动不得，得罪军队，自己将死无葬身之地。揣测之二是，林彪的四野（红一方面军）旧部一支独大，尾大不掉。而武汉事件动的是红四方面军的人马，正好是林彪要打击的目标，帮了林彪大忙。两害相权取其轻，毛泽东只好牺牲文革小组的马前卒。至此，毛泽东终于气盛而衰，忙于瞻前顾后。
文革结束后，我以广东鲁迅研究小组工作人员身份出差武汉，正值湖北党代会，无处住宿。时为武汉市委第一书记的李尔重得知，派车接我们一行四人入住武汉东湖宾馆。我遂得以仔细观察这处在当代史上重要性不亚于西安临潼华清池的地方。

十三、广州第一场大规模武斗
7.20武汉大规模武斗动用热兵器是全国武斗打响的第一枪，广州并不落后，第一次大规模武斗出现在三天之后，即广州中山纪念堂武斗，可见广州文革的领先地位。纪念堂武斗双方投入兵力过万人，守与攻的力量大致是1:3的态势，使用冷兵器长矛大刀匕首，大量使用的是砖头石块。双方轻伤无数，死亡不多，几处统计数据不同，少至3人，多至10人。持续时间从下午到夜间，最后军管会动用军队和工人解围。
7.23以前，各派抢夺武器，偶然相遇，发生小规模冲突及死伤，但全面大规模冲突自723开始。后来用上热兵器，伤亡人数增加，动员人数还是不及7.23。
7.23纪念堂大会是广州主义兵总部换届大会，按北京指令，高干子女不宜当红卫兵领导人，主义兵临时总部的高干子女退出，另选。因此，7.23也是主义兵第一届总部成立大会，以前的总部叫临时总部。
7.23大会来的中学红卫兵不多，为了凑数，叫来许多小学的弟弟妹妹凑热闹，说明主义兵事前根本没有武斗准备。打起来，纪念堂里最有组织最有战斗力的只有舞台上表演“红卫兵万岁”的二三百人。另一派可能也没有准备武斗，只是狭路相逢，擦枪走火，方才酿成武斗。当然，两派的激烈摩擦对立是大趋势，总要打的。事后研讨，军管会为什么安排对立的两派集会距离这么近，倒是无法解释。
7.23后，广州军区深感军队子女在地方武斗表现凶悍，难以管理，老是给军区领导带来麻烦，遂有一个决定，驻穗军队家属中凡是读中学的孩子全部送到下属屯垦部队当兵锻炼，一下抽空广州武斗的骨干力量，也便于军队干预武斗。这也是广州市武斗没有其他地区那么激烈的原因之一。9月底，对立派知悉这事，向周恩来告状，说黄永胜秘密训练主义兵，即将血洗广州城。周恩来下令黄永胜把军队子女撤回。
66——67年间，广州主义兵组织过一支影响颇大的文艺宣传队。11人中的女生刘敏荔很早拿到北京红卫兵演出的“红卫兵组歌”台本。组歌根据肖华《长征组歌》形式改写，从反校党委、反工作队写到天安门接见、破四旧、大串联为止。曲谱仍用长征组歌旧谱。
刘敏荔让附中初三学生彭前进找人依样葫芦排练演出，大家热情很高，以附中、八一学生为主组成演出队，其中有合唱队、乐队。附中原来的管乐队水平很高，合唱队也不错，排练起来很顺利。到各校演了几场反映很热烈，大家觉得不够过瘾，继续演进成大型歌舞“红卫兵万岁”，词谱照旧，增加前台的群舞、组舞、独舞，台下大型乐队，舞台美术灯光，搞得很专业，吸收了不少外校有专长的学生参加。
“万岁”成员仍以附中红卫兵为主，组织形式为“组歌连”，连长彭前进、指导员李卫民，领舞、独舞者杨子迪，都是附中学生。组歌连驻地广州员村工人文化宫，后来转移到广州市第一工人文化宫。为了经费自筹，试行售票，收入能够自给自足。“万岁”总演出场次达到八十多场，远至肇庆。在肇庆演出时还参与当地武斗，带头攻下肇庆中学。7.23纪念堂之战的主力就是组歌连，他们有组织，年龄稍大，经历多些，也勇敢。
在充满血腥的破四旧、大武斗之中，有音乐舞蹈调剂、鼓劲，不失为一个创举。再残酷的武装斗争，也会绽放艺术之花。血腥而亢奋，鼓励人心，煽动卖命，比理论实用得多，也值得研究得多。刘敏荔这位大姐姐除了出主意搞宣传队，还有许多出人意料的点子，如“解放澳门”，如四万字大字报里提到的把军用手枪带回附中等等。
相应地对立面“中学红司”也跟着组织起“红卫兵战歌”宣传队。战歌起点高，词曲自创，有专业歌舞团和电台文艺部参与，也是一台大型歌舞，内容加入对省市委走资派的造反夺权、拥军、揪军内一小撮等。50年后，战歌成员仍有聚会和怀旧演出。
7.23之后，附中红卫兵基本结束整体活动，分散分裂为许多小队伍各自为战。低年级的大多进入市区和各校主义兵合流，组成著名的“独立大队”，参与不少暴力行动。高年级的留守学校，游泳、练武、读书，渐渐淡出运动主流。
对立面的南海红卫兵，也分散成小队伍，激进些的加入广州中学生红卫兵组织“红司”，抢枪、武斗，太古仓、总工会、水厂电厂、人民桥南桥头这几次大规模重兵器武斗，也有附中学生参与。
比对广州市其他上百所中学的武斗死伤人数累累，附中学生在1966.5.27第一张大字报出现到1968.11.5第一批流放海南的两年半期间，参加大大小小武斗不下百场，没有一人死亡。
只有一位同学在武斗期间被无辜打死。这位同学是张建中，附中66届高三学生。他在1967.9.11回校时搭乘一辆红旗派的汽车，半途被东风派截获，押送到东风派市一宫总部。张建中为人老实，并没有参加派别斗争，在力辩自己无辜时被一群人围殴致死。杀人凶手后来自首供出尸首埋在银河公墓附近，此案遂破。

十四、余韵与尾声
红卫兵运动随着上山下乡戛然而止，祸害中国的文革却没有停止，仍然惯性运行八年，直到主事者死亡才紧急刹车。
文革前三年积累中学“老三届”学生1700万人，其实都是形形色色的红卫兵，统统被釜底抽薪散放到960万平方公里的穷山恶水中，被落后文明压抑窒息，消除躁动戾气，沉静下来。最高领袖以为这招高明，以空间换时间，以野蛮胜文明，赢来八年太平时间巩固传宗接代制度，不惜切断中国文明进程建立自家皇朝。动听的词句万万千，“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空泛的鼓动换取千万学生的青春，换来封建皇朝的延年益寿。
殊不知这支领袖的冲锋队被弃如敝履后，被称为“知青”，并没有被时空消融，没有被野蛮征服，没有乞求领袖饶恕，而是逐渐走向文革的对立面，走向反抗领袖的道路。也再次证明唯物论的正确，经济利益决定政治思想，屁股决定脑袋。
知青的主流思想是消极、抵触、抗拒、不满、反感、怀疑。在南方最激烈的行为是逃港，最左倾的行为是越境，到东南亚各国参加革命游击队，掌握武装。知青在文革中了解到的历史事实，接触到的异端思想，在穷乡僻壤饥饿寒冷里发酵。十几年接受的阶级斗争理论在社会实践中经受检验。从严酷非人的劳动生活导致的伤残死亡中学会自保抗争，严苛的政治歧视迫害让知青懂得平等自由的可贵。知青学习文化知识的权利被剥夺激起自学的激情。
农村经济的极端贫困，农民的愚昧无知求生无路，促使知青沉思。号称全世界最合理的社会制度的十几年实践为何如此不堪？为何社会主义无法拯救农村？为什么社会主义道路走了几十年反而把农村逼上绝路？
艰难困苦，压迫歧视，现实逼迫，使文革的狂热者革命的追随者冷静冷却，迫使他们成为反对者、怀疑者、抗争者。这是一个1700万的大基数，孕育着变革的力量，动摇着大一统的基础，阻挠着舵手唯一的航向。
这时候的疑问已经不是真假社会主义的辨识，直接是怀疑真的社会主义能不能救中国？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否选错？怀疑超越了红卫兵固有的思考范畴，不再以马克思主义标准为唯一标准衡量社会现实，不再以马克思主义为真理的制高点。能够对马克思老祖宗怀疑，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溃败的开始，是人类现代文明在专制到极点时的爆发。
知青的怀疑思考指向毛泽东的原始共产主义——公社、干校、集体、贫穷，人类本能要求个体、自由、平等、富足。社会主义制度产生的社会压力经济压力日益增长。1700万知青连着1700万个城镇家庭，直接对城市和决策层产生巨大影响和压力，以致毛泽东刚死，马上发生知青返城、设立经济特区、改革开放、最高领袖任期制等等离经叛道符合实际的重大举措。毛泽东的冲锋队经历八年磨难之后，通过参与解冻的种种重大事件，终于洗脱耻辱，成为文革的掘墓人。这是毛泽东的悲剧，中国的喜剧。
农民的自私、固执、狭隘、狡黠同样会影响知青，知青摆脱了贵族，却掉落民粹，生长期的多重陷阱使他们向文明进化时困扰多多，负面影响多多。但这些干扰并不能使明了公有制集体化不符合人性的年轻人转向，个人主义的顽强生命力在人心滋长。理想国虽然虚无缥缈，知青仍在不倦寻找通向世界大同的金桥。
切身之痛，噬心之苦，漫长而毫无希望的等待，是历史给红卫兵的惩罚。惩罚是应该到来的，否则老天爷不公。惩罚同时也是一剂猛药和清醒剂，没有触及利益的打击，灵魂不会得到拯救。红卫兵的疯狂理想、狂妄热血经过流放的煎熬，逐渐沉淀，也许有人沉沦，但也有人寻路前行，有人猛省反省。青春热血未冷，为人善良未泯，救国救民的担当未放下。知青只是不再盲从，知青群落偶像崩塌，神灵消亡，百家杂说蜂起，西方新思想理论重生。
苦难中红卫兵倒下，苦难中新人类降生。新人类的第一目标就是将自己狂热参与的文革埋葬，自己作的孽自己赎罪，自己塑的神像自己打碎，铸造狼孩的机制只能由狼孩废黜。“四五”天安门、真理标准大讨论、思想解放、兴办特区、政治体制改革，哪一件没有红卫兵在赎罪反省中寻找生路的搏斗？哪一件不是在红卫兵支持下逼迫高层启动？因此才有中国上世纪80年代的勃勃生机万马奔腾，才出现民主共和转型的一线生机。
20世纪过去，我们还是怀念中国最有希望的80年代，纪念我们为赎罪另辟蹊径为中国打开的一扇窗口。我们参与文革，我们也因为文革遭受天谴，因为文革懂得文革的反动，以自己最后的努力牺牲支持埋葬文革的改革开放运动。回顾过去，我们可以说，我们的努力拯救不了中国，但是我们起码努力拯救了自己的灵魂，
红卫兵，在烈火中涅槃！
2017.9.8初稿／ 2017.9.23录入／2017.11.11 修订补充／2017.12.26定稿



附录一
征稿信
——致华附老三届校友
黎服兵（执笔）
同学们：
还有两年，就是文革肇始50周年。无论别人如何评说，我们作为亲历者，有责任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
这一段历史惊心动魄，荡气回肠，瞬息万变，曲折复杂。诡异夹着理想，幽暗伴着曙光，炫目处神秘莫测，幽深处百丈狂澜。50年过后，有人竭力掩盖，有人泣血揭露，有人无动于衷，有人情动一刹。夤夜梦回扪心自问，谁能彻底放下？谁能自释心结？谁能自证清白？
50年里，我们长大成人。50年后，我们垂垂老去。我们应该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应该有足够的良知与承当，去解读这个困惑我们一辈子，困惑中国、世界半世纪的历史谜团。我们不再是懵懂无知的青少年，不再是热血沸腾的中学生，不再是无所顾忌的红卫兵。我们已经成熟、睿智、独立、多思，为什么要旁人替我们解释历史？我们自己的作为，我们有责任解说。
华附的学生自有华附的骄傲。中国的附中成百上千，数十年来我校综合排名从没跌出前十。华附的教育，灌狼奶、改思想、促斗争有之；启智慧、传文化、继传统有之；学工农、勤四体、持勤俭有之；更有科学精神、文艺启蒙之教育；要文事、重武备、强体魄、固精神之训练。我们感恩华附，反思华附，没有数十年华附全面发展风格养成，就没有华附老三届气质；没有华附敏锐政治素质养成，就没有华附首先响应文革的第一张大字报出现。
大字报、批斗校领导、同学阋墙。有尊敬教师死于非命，有亲密同学死于非命。所为何来？恶行源自何方？责任会随时光消失，反思与自省不可缺失。青春热血是否就可以无所顾忌？年少无知是否就可以为所欲为？积极上进是否就可以盲从紧跟？美好理想在风云变幻中已然落空，名校教养在狂暴斗争里无助人性救赎。太多的疑问、迷惑、茫然在经历过坎坷、苦难和欣喜、庆幸之后，应该有个答案，应该有个真相，应该有个向社会和自己的良心的交代。
中国的巨变，源自文革。文革的兴起，有其必然性，不可避免性。岁月沧桑，人生苦短。文革之后人人皆言不许文革重来，然而不能人人明白文革其源有自，则文革的重临仍不可避免。中学老三届是文革的冲锋队，也是文革的掘墓人。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越大，我们越是要明白其中的机理。文革的密码基因隐含着中国未来的走向发展。中国向何处去？50年前的困惑、思考和行动，至今难寻答案。我们曾有的雄心和责任、牺牲和担当、愚昧和血腥、委屈和不满，应该留下文字，为后人解开文革难题留下线索材料细节。我们的心路历程应该留下来，为成有益的文化思想积累。我们的回顾与反思，是历史的挖掘和人性的醒悟。为了这些，我们何妨重新上路，费心思，竭脑力，再尽一回责任？
老三届有老三届的苦难，老三届有老三届的抱负，老三届有老三届的经历和担当。趁我们血仍热，志仍存，人还在，用我们已然锈钝的笔、迟钝的脑、火热的心，把经历记下来，把悔恨写下来，把思考留下来，把疑问提出来。也许，人类的文明史就是由我们这样的有责任感的过来人逐渐建立，中华民族的脱胎换骨将在我们的努力下慢慢实现，中国和后人才不致重蹈文革血海。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华附老三届，曾经的一代天骄，岂能甘心埋名草莽？趁我们还未被时代抛弃，趁我们还有所余无多的时光，在这里留下我们的足迹。正如华附老三届离校之时所发宏愿：当今之世，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医国之手，必生医国之策。
我们集体撰写的文集，暂名：回顾与反思——华附老三届的1966-1968
计划出版时间：2016年初
征稿对象：华附老三届校友
时间跨度：1966.5.16——1968.11.5
体裁：不限
题材：记录发生在华附的事件、华附教工学生的活动。欢迎不同视角、不同感受、不同观点的文稿。
2014/3/30







附录二

广东省东方红学校
（华师附中）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
（初稿）














广东省东方红学校
教工毛泽东思想小组编印
一九六七年七月

最高指示
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前言
目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沿着毛主席开辟的无耻凝结机文化大革命的道路，浩浩荡荡，胜利进军，全国是一片大好形势。
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情相结合，就出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
在广东东方红（原华南师院附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南局和广东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当权派在这里执行着一条又粗又黑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用各种恶毒手段，转移斗争大方向，制造白色恐怖，镇压革命群众，阴谋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点燃起来的革命烈火扑灭下去，为了彻底摧毁资产阶级路线，彻底肃清它的恶劣影响，彻底解放被压制的革命群众，斗倒、垮、斗臭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当权派，特编我校文化大革命以来大事记，提供一些主要线索，供革命师生、红卫兵共同讨论互相学习，一起战斗。
由于人力、思想水平所限，本初稿有不少悖误和片面性，仅作参考用，希革命师生、红卫兵提出批评，补充事实以便修改再作定稿。
教工毛泽东思想小组
一九六七年七月
广东省东方红学校（华师附中）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初稿）
一九六六年
五月二十七日中午，李重明同学在学生饭厅北侧贴出了广东省东方红学校（华师附中）第一张大字报：“学校的教育”。揭发、斥责我校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响了我校文化大革命的第一炮。这张大字报引起了全校的轰动，获得了广大革命师生的热烈响应和支持。李重明同学的大字报引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恐慌。以吴慧文（前党总支副书记、当时王屏山不在校）为首马上采用了无耻的打击分化手段，挑动了一大批不明真相的师生，对敢于揭发党总支的同学、对坚持向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作斗争的同学，特别是李重明等十一人进行了大规模的围攻。喊出：“这是冲淡了对邓拓的批判。”“现在搞基层过早了。”歪风邪气顿时上升。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煽动下，甚至说：“现在是反右斗争的前夕”，“匈牙利事件的前夕”，“李重明的行为实际是反党”，“他们是被反革命老师利用了。”大叫：“你们要悬崖勒马，回头是岸”。。。。。。十一人走到那里，围攻的人就跟到那里。当晚桂琳琪、王戎全、梁智莉等八位女同学，蔡晓彦、苏立功等在深夜继续贴出大字报指出就是“要揪学校走资本主义路线代表人物。”
当晚，吴慧文召开了党团员会议，强调“当前文化大革命中心还是以反邓拓为主，这是没错的，至于提意见也是可以的，让他们提嘛。”实际上会议是动员力量压制革命大字报，企图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火苗扑灭下去。会后不少人四出活动，校园空气更加紧张。实际上王屏山、吴慧文、麦嘉祥等走资本主义路线当权派的一场精心策划要把革命小将打成反革命的事件已开始。
当晚，省委打电话到我校：“小心贴大字报的人被坏人利用。”省委文革小组正式插手运动。党内走资本主义路线当权派如获至宝，进一步陷害革命小将，扑灭革命火苗的罪恶阴谋进一步扩大。
五月二十八日王燕士（师院前党委书记、走资本主义路线当权派）来校，提出一面批邓拓，另一方面让学生提意见，企图把运动纳入“提意见”的轨道。会后，吴慧文匆忙召开全体高三同学名曰表态度则是老调重弹：“当前全国在批邓拓为主，不过提意见是可以的。”会外则多方布置，煽阴风，点鬼火。于是盯梢的、偷听的应有尽有，到处有流言蜚语。
五月二十九日革命小将找到陶铸，希望得到“上级”支持，陶铸大耍两面三刀，泛泛而谈，丝毫不敢接触具体问题。一到具体问题，总是含糊其词地说：“支持你们革命。”可是具体的“支持”是什么？第二天的“支持”是王燕士所指挥的变本加厉的镇压！同时省委给学校的电话表示：“省委的意见不变！”
好一个两面三刀的陶铸！镇压文化大革命的刽子手！
下午，党支部贴出大字报欢迎提意见。
晚上，省委派林ⅹⅹ到我校了解情况，并做了详细记录，走后，省委来电话，吴慧文问：“省委有什么新指示？”答：“没有，照师院党委的指示办吧。”
五月三十日上午蔡晓彦等同学贴出大字报表示不同意党总支的大字报，认为这样只能引导到单纯提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向，起挡箭牌作用，阴谋被揭穿后，吴慧文在他召开的高三级团支委会上竟痛哭流涕地说：“你说我反党？”大耍无赖借此博取一部分受蒙蔽的同学对她的支持。
上午十时半吴慧文再召开高三级全体同学会议，再次“表态”又是对文化大革命思想准备不足啦，最后加上一句：“如果有小邓拓就把他揪出来。”会后对十一人以及革命师生的围攻、迫害并没有减少。民兵还召开了紧急会议“谨防坏人破坏”并做了部署，甚至有人准备殴打、绑架革命小将，可见吴慧文要揪的是什么货色！
当晚，王屏山从紫金跑回来，深夜与吴慧文、麦嘉祥、吴紫彦等讨论，一个更大规模、更阴险地把文化大革命烈火扑灭下去的行动开锣了。
五月三十一日从早晨八时至晚上十二时召开教师会议，“统一认识”。会议由王屏山主持：“这是件坏事（或者说不很坏），我们可通过讨论把它转变为好事。”会后还说：“如果他们揪不出邓拓当然是错的如果揪得出也是错的！”几句话泄了天机！说明王屏山要统一的是什么认识！好一个舆论准备嘛！难怪王屏山、吴慧文等的诱导下会上认为当前革命小将的行动“偏激”、“目中无人”、“如果再下去会走上反党的道路”，王屏山还企图要通过运动狠很地打击革干子弟长期以来“自来红”情绪、“偏激”情绪、“骄傲情绪“。
这是王屏山精心策划的反革命舆论准备！是阴谋组织力量反扑的会议，是发动教师去组织学生斗学生的罪证！
六月一日晚上，王燕士来校向党团员作报告，借报告为名狠很压制革命小将和支持他们的革命师生，再一次镇压运动。（道破陶铸支持革命的实质！）当晚在吴慧文授意下吴紫彦召集班主任企图研究十一人特点准备分化他们，毫无结局。
会后，王屏山召集党总支大会，会上提出把运动矛头对准两个右派教师（皆已脱帽），麦嘉祥还提出把矛头指向陈ⅹⅹ（原高三（2）班班主任），王屏山一再强调党员要密切联系群众，发动群众写两个已脱帽右派的大字报，企图转移目标，蒙混过关，嫁祸于人，镇压革命。
五月二十七日---六月一日为一个阶段：
五月二十七日这是一个难忘的日子！李重明、蔡晓彦等革命小将抱着对党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在毛泽东路线的指导下，贴出了我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张大字报！运动一开始就把矛头直指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锐不可挡。
以王屏山、吴慧文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恐慌万丈，采用阴险毒辣手段压制群众革命运动，企图扑灭革命火种，同时还利用篡夺职权煽动一部分受蒙蔽的师生刮起阵阵阴风。
六月二日早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导北大聂元梓等七位同志的大字报消息和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第一张大字报》。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我们心中最红的红太阳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它迅速地燃遍了附中，革命的师生员工无不欢喜若狂，这一天全校沸腾，长期受压抑的革命师生员工站起来了！革命的师生员工写大字报口诛笔伐声讨王屏山等，通宵达旦，矛头一致指向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麦嘉祥！革命，使一切革命者团结起来。
当晚，黄克成、黄奕兴等教师揭露麦嘉祥一批材料，广大革命师生员工从六月二日日以继夜地战斗，校园里贴满了揭露麦嘉祥等的大字报，一派大好的革命形势。
六月三日师院党委派朱ⅹ、叶ⅹⅹ两人工作组来校。一到校就与王屏山点头哈腰，并召开党员大会，会上朱ⅹ强调要使同学听党总支的话就必须采取行动，大写麦嘉祥的材料，如材料不足可把别人写的材料再综合一下，集中放在一个课室把气氛搞得浓浓的，这样就可以领导了，企图骗取同学的信任。朱ⅹ等耍的是一套更毒辣、更阴险的政治阴谋！广大觉悟起来革命师生很快地识破了朱ⅹ，第二天就把他撵走。
下午，学校传出要“接管”、“要抢武装部的枪”等，王屏山声嘶力竭地喊：“篡夺领导权了！”，还高兴地说：“我就等这一招。”企图捏造罪名，镇压革命，这阴谋马上被革命小将识破，即刻戳穿。王屏山阴谋又未得逞。
晚上，教工基干民兵开会，作了布置，王屏山负隅顽抗监视革命师生。
六月四日省委派下以陈？泉为首的工作组（这是全省派工作组最早的单位！）
省委被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吓破了胆，认为文教战线群众搞起来“不得了”，害怕出“问题”害怕产生“混乱”，因此，立即调兵谴将，赵紫阳、林李明、区梦觉、张云等来临文教战线“加强领导”，镇压群众运动。以省文革小组副组长王兰西为首，和王衍铎、任真（原先是何俊才，后由任真代替）组成三人领导核心开始贯彻刘、邓、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行。早在5月31日，区梦觉就传达了省委常委会议的三点黑指示：
要派出“强有力”的工作队到大专院校、文教厅局去；
要摸底查黑线抓出我们（指：他们）身边的“小赫鲁晓夫”；
要把队伍排队，根据新的标准，划分左、中、右。
同一天，王兰西阴险地说：“文教部门要尽快地把队伍排一排队，划左、中、右，要挨门逐户搜一遍（即所谓“右派”）。”更加明目张胆地把斗争矛头指向了真正革命的群众，唱出了镇压群众运动的高腔。
在派工作组来东方红学校时，王兰西发出三点黑指示：
1、恢复秩序；2、组织起来继续鸣放；3、恢复上课。
阴谋把刚刚点燃起来的革命烈火扑灭！把革命运动“纳入”刘、邓、陶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轨道”！陶铸—赵紫阳--区梦觉迫不及待地把黑手伸进附中！
六月六日工作队召开了全校师生员工大会，宣布附中文化大革命由工作组领导。（这就是陶铸的“工作队专政”！接着就把国民党实行“训政”的那一套都搬上来了，妄图以对革命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会上还强调全体同学要建立“革命秩序”，但革命师生仍继续揭发王屏山、吴慧文等材料。“复课”，遭到革命师生、坚决抵制，未能兑现。
六月八日—六月九日在师生中产生各层代表。
六月十一日《红旗》杂志第八期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发表。论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性质、目的、任务。广大革命师生纷纷要求斗争麦嘉祥，强烈要求王屏山、吴慧文等停职反省，工作组要“耐心等待”。
六月十二日往各大专院校分派工作队时，区梦觉在工作队会议上说：“工作的任务就是充分发动群众，把党内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分子揪出来，要广泛地揭。”还说：“一般不要搞学生，个别的尖端任务，可以组织一些学生进行批判。”王兰西还补充说：“围攻的重点，党内外都要广泛揭。”
会上，区梦觉认为附中工作队还没有完全贯彻他们打击革命学生的罪恶计划，表示不满。
六月十四日省委派以周宽为首30多个工作队员进校，把原来工作组扩大为工作队。全面加强区梦觉等打击革命学生的罪恶计划。工作队更积极、更有步骤地建立“革命秩序”，周宽等借“坐下来”“学文件”为名，迟迟不斗麦嘉祥等，用拖长时间，消磨斗志的办法扑灭熊熊的革命烈火。另一方面则以“诸葛亮”自居，事无大小一切皆由工作队布置。实行陶铸的“工作队专政”，把以打击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主要目标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引到相反的道路上去，把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的进攻，改变成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进攻！学校已开始形成的群众革命高潮霎时间变的冷冷清清！
六月十五日—六月二十日 工作队全面以“贯彻政策、组织队伍”为名，恢复秩序。（在工作队看来前一阶段群众运动简直是洪水猛兽！）
六月二十二日正当全校革命师生员工强烈要求开斗争会彻底斗垮、斗臭、斗倒反革命修正主义麦嘉祥时，工作队却认为“材料不足”、“上级未批下来”阻挠同学斗争。与此同时工作队却抛出“全面开花”（“全面揭发”）的“法宝”来。
这就是陶铸--赵紫阳、区梦觉的绝招！陶铸此时虽在北京但他的黑手伸得特别长，遥控中南和广东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企图保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挑动群众斗群众，把斗争矛头指向革命的群众。
此时，北京已在抓“小鬼”，抓“游鱼”了，武汉的王任重秉承陶铸的意旨也提出了“六大”（大暴露、大考验、大批判、大提高、大改革、大改组），“六大”就成为中南地区镇压革命群众的指导方，主要是用“大暴露”“引蛇出洞”的办法来抓“右派”，这就是“枪打出头鸟”的由来！陶铸把北京的“先进经验”毫不落后地要广东“紧紧跟上”。
广东也毫不落后！6月21日，省委召开了文教战线文化大革命的经验交流会。会上介绍另外广州十中文化革命运动的所谓“经验”实际上是大肆宣扬刘、邓、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典型，是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突出代表。这所中学，在领导设置的圈套下，在一百多个教职工中，把二十多个教师、职工打成“牛鬼蛇神”（还有三十多个教职工，也准备打成“牛鬼蛇神”）区梦觉对学习这个“经验”十分感兴趣 ，她作了黑指示说：“十中的经验很好，我们要学习他们领导文化大革命的经验，要打破框框，有什么揭什么，全面揭发”。
六月二十三日—六月二十五日附中工作队副队长周宽在会议内外大肆叫嚣：“你们对谁有意见就可以贴大字报，凡是错误就揭。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一起揭，工作队还放出空气：“王屏山可能不是头，头头可能在教师中”，主张教师“要人人体检，个个过磅。”短短三天，全校108个教师，有87个被贴了大字报，56个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帽子，子弹在群众身上开花，严重打击了初步形成的队伍。这时王屏山，这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公然抛出几张大字报，还说：“我也要引一引”，真是狂妄至极，嚣张一时！他到底要把我们引到那里去？“全面开花”究竟高兴的是谁？打击的是谁！
六月二十六日晚。周宽召开全体教师会议，以祖师爷高姿态训了教师一顿：“要压一压才能革命，附中长期没发动群众大整风”，“第一次鸣放高潮就揪出王屏山、吴慧文、麦嘉祥，现在教师中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未揪出。。。。。。必须再烧火、加油！”至此，完全暴露了“全面开花”（“全面揭发”）的目的！
六月二日---六月二十日为一阶段：
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的发表大大地鼓舞了全校革命师生员工，个个同仇敌忾，斗志昂扬，革命烈火越烧越旺。这却吓慌了陶铸---赵紫阳—区梦觉，他们感到末日将临，迫不及待地派出灭火队—工作队。他们悍然不顾毛主席的一再警告妄图把毛主席亲手点燃起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一举扑灭。
工作队一进校就贯彻了陶铸的“工作队专政”，把国民党实行“训政”一套用上。一方面保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另一方面却以建立“革命秩序”为名拖延时间，消磨斗志等卑鄙手法拖垮队伍；紧接着又积极推行刘、邓、陶的“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提出了“全面开花”这面黑旗，转移斗争大方向，把斗争锋芒对准革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形成人人自危的局面，真实使亲者痛，仇者快！正如毛主席在他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中，英明地指出：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六月二十七日-六月三十日
李重明、陈立波等贴出反对“全面开花”的大字报。
陈立波等指出：“突然提出‘全面开花’（或全面揭发）其本质是利于资产阶级保皇派，其效果是‘混战一场’，其结果是‘错误言论人人有份’。”并指出：“现在广大革命师生和王屏山之流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必须彻底批判‘全面开花’修正主义路线！”
“全面开花”问题引起全校师生激烈的争论，经过两天的激烈的大辩论，“全面开花”政策又宣告彻底失败！
“全面开花”失败的消息震动了省委、中南局，吓慌了区梦觉和王兰西之流，王兰西马上到中南局向吴芝圃（中南局书记处书记）汇报，他们这一伙眼看阴谋有被戳穿危险，于是吴说：“全面揭发提法不妥当，效果不好，但不是方向路线错误。”同时又派省委文教政治部主任王衍铎到校，一抵校，王一口咬定：“全面开花是正确的，只是下面理解不透，执行不力。”革命小将不听王衍铎的“说服”，省委的阴谋又告失败。当晚，吴芝圃家中召开会议，吴芝圃做了决定，要王衍铎出面对同学说：“全面揭发不论从提法上来说，还是从效果上来说都是错误的。”但对工作队则仍然说：“全面揭发是正确的。”过几天，工作队竟传出通知：“中南局认为‘全面开花’是正确的”，这种出尔反尔说明了什么？其实，葛震（中南局宣传部副部长）几句话道破了天机：“王任重在湖北搞了一个全面揭发中央点了头，是正确的。。。。。。”
其实，中央就是陶铸嘛！中南局、广东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至此真相大白！
七月二日-七月七日
革命小将坚持抵制、反对“全面开花”的行动激怒了中南局、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工作队开始调查，组织有关十一人的材料。七日，工作队突然提出要斗争麦嘉祥，运动冷落了很久，根本未做好“组织、材料、思想”上三大准备，于是又遭同学反对。一计未成又生一计，工作队又提出要“选举主席团”限定十一人中有一人名额又遭反对，革命小将早就看出工作队是在极力排挤，制造理由，酝酿舆论，把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在自己头上，他们的坚决抵制的正义行动终于使中南局、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派”老羞成怒，蓄意把革命小将打成“反革命”的白色恐怖的阴谋开始执行。
七月八日
工作队开会确定了两条：1、如有学生问我们工作队为什么不斗争麦嘉祥，我们工作队就说是我们不斗还是有人阻碍着不斗争？2、如有的同学向我们说：那十一人捣乱，我们要揭发他们。我们就说：你们怎样想的，就怎样做。（工作队挑动群众斗群众，把革命造反派打成“反革命”的罪恶阴谋至此完全暴露无遗！）
在七月七日，赵紫阳在大专院校工作队长会议（这是省委策划镇压群众运动的会议）上作了一次报告。他提出，要注意“隐藏在教师、学生中的反动分子”，“要特别注意那些以左的面目出现的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动分子”，“要让他们有机会表演”，“要给予温度和条件，要有意识的让它混乱一阵”。。。。。。多么阴险毒辣的反革命阴谋！
八日，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急先锋—张云（省委候补书记）亲自出马，对一些同学说：“全面揭发没有大错误，后果不好，经验教训可以接受，应该边揭边斗。”还挑动一些受蒙蔽的同学说：“这个问题可以展开辩论，可以贴出大字报。”在张云的“启发”下，随即，出了有关十一人的大字报。“个人野心”、“风头主义”等。
一场学生斗学生的丑剧开场了，黑导演就是中南局、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派”！后台老板就是陶铸！顿时学校上空乌云滚滚，白色恐怖笼罩着附中！
七月九日张云第二次来校，先找反对十一人的同学座谈，继而找十一人开会，破口骂他们“无组织，无纪律”，当蔡晓彦问到：“现在有人说我们是牛鬼蛇神了”，张云说：“先不谈这个问题。”
七月十日从八日至今共贴出六十张大字报说十一人是“赫鲁晓夫式个人野心家”，“做官当老爷”，“新权威”，“新贵族”。有的还提出解散十一人小组是“当务之急”，校园里到处是巨幅标语：“坚决拥护省委派来的工作队”、“踢开绊脚石”、“坚决树立省委工作队的绝对领导”等等
中南局召开常委扩大会讨论有关十一人的问题。会上先由张云汇报情况，最后金明疯狂地叫喊：“全面揭发是正确的，中南局也是这样讲，雍文涛被人贴了很多大字报，照样调到北京去，只有全面揭发才能分清敌我。”还恶意歪曲事实，一定要把十一人打成反革命。
七月十、十一日，中南局讨论关于我校文化大革命问题的会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占上风的会议。中南局、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派”终于把附中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扼杀了。会议决定叫十一人暂时回家“严加管教”。
据可靠消息，本来省委是想抓十一人坐牢的，正在这时候，北大事件发生了，省委害怕了，阴谋才未得逞。从王任重给我校的电话完全证明了这一点。（即指中南局文化革命小组办公室（蔡刚）电话—传达王任重同志关于如何对待青年学生问题的几点意见（共五点））电话中指出：
“高中三年级（按：指我校蔡晓彦等），我们的精神基本上不搞反右派斗争。为什么还讲要给个别的最坏的戴右派分子帽子呢？！因为总有万里挑一的右派，这是指个别一贯白专反动、有系统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的人，这样的人要戴帽子。即使思想反动没有反动言行，也不要斗争。。。。。。。”
七月十一日工作队得意忘形分头召开师生会议。强调今后师生不要再接触，外出要请假等纪律。并宣布十一人有错误，中南局要他们回家“严加管教”
七月十三日新任工作队队长李杰（党内‘走资派’）在全校师生大会上代表省委、中南局给十一人定罪。这份报告是劳驾张云逐字逐句审查过的。认为蔡晓彦等“有严重个人主义，太骄傲，目中无人，目无组织，不服从党的领导。。。。。。。”
七月十三日-七月二十日工作队以“学毛著”为名批判十一人。并从中树立工作队绝对威信，绝对领导。通过各项工作把十一人打成“反革命”，与此同时大力肃清外围，全力动员调查、整理与十一人有关革命师生材料，力图一网打尽。白色恐怖笼罩附中。
七月二十一日省委召开了高等院校工作队组长以上的干部会议，会上赵紫阳作了“秘密”报告，完整地推行刘、邓、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黑货，大力地推广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任重的“六大”方针，把斗争矛头指向了真正的革命左派。周宽向全体党团员传达赵紫阳黑报告，借传达为名，多次恶意漫骂、攻击十一人。
六月二十七日-七月二十一日为一阶段
正是这个陶铸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同党内最大的两个“走资派”勾结在一起，合谋制定并积极推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与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残酷地镇压革命群众。但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小将、革命群众是欺骗不了的！正如我校革命小将一眼看穿“全面开花”的鬼计，奋起千钧棒，打得稀巴烂！这可急坏了陶铸—中南局—省委等的“走资派”，陶铸不是杀气腾腾地说：“不要党的领导，反对党的领导，。。。。。都是假右派，真右派！”吗？中南局、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派”不是大叫什么“枪打出头鸟”、“引蛇出洞”吗？他们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尤其是对那些斗争最坚决、最勇敢，首先起来造反的革命小将，实行疯狂镇压！在白色恐怖下，大批起来造反的革命群众被打成“反革命”。。。。。。。
正如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指出：
“可是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是反其道而行之，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七月二十三日全校革命师生参加全市“声讨美帝，支援越南”的示威游行，周宽召开了一个反对十一人的黑会，把革命群众抵制“全面开花”的革命行动说成是“一股妖风”。
七月二十三日-七月二十六日在师生中全面肃清与十一人有关的外围，在教师中全面追查黄X X 、黄X X、陈X X等材料。
七月二十六日周宽召开教职员会议，重新捡起旧破烂“全面开花”，宣布从明天起来一个“全面揭发”，其实“全面揭发”又何必从明天开始？重点早已选定，内部也作了多次部署，不过打打招呼这是“需要”嘛！
七月二十七日范副队长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号召大家掀起新的揭发高潮。
七月底赵紫阳在北京开会，从北京打回电话，作黑指示：“要撤走工作队，北京已行动，我们准备工作要做好，不做好就会被动。。。。。。”又十分心虚地说：“对华师附中十一位同学的处理，工作队要大大地后退，最大的容忍，要对学生、家长进行检讨。”
可见，省委派出大量工作队，干了很多坏事，现在又是多么惊惶失措！
八月一日
工作队得知北京已撤工作队，他们封锁消息，美其名曰：“工作队总结”，并提出当前三大任务：一、斗争王屏山；二、搞好团结一致对敌；三、放手发动群众。究竟是谁不斗王屏山？是谁搞“工作队专政”，不放手发动群众？又是谁迫害革命小将不搞团结一致对敌？是陶铸！是工作队！
八月二日
在一次会上，张云传达赵紫阳的电话黑指示说：“工作队撤走之前，一定要做好两件事：一是成立筹委会，一是开几场斗争大会。”（企图执行没有工作队的工作队路线！）要赶快成立筹委会，这是工作队‘金蝉脱壳’之计（企图把文化革命运动继续纳入省委所布置的圈套，达到镇压群众运动的罪恶目的。）
八月四日
十一人回校。（他们终于结束被监视、跟踪、审讯、偷听电话、甚至要去坐牢、去“集训”的生活。当他们听到毛主席下令撤走工作队时，热泪盈眶，高呼：“毛主席万岁！”千句万句话就是毛主席万岁最能体现我们的心情呵！）
回想在白色恐怖日子里，他们曾把学校情况给陶铸寄去一信，事后，石沉大海，杳无音讯。北大事件发生，十六条已在内部公布之后，毛主席已下令撤消工作队时，“陶办”居然寄来一信，还表示“支持”，还说已把此事交吴芝圃、赵紫阳、区梦觉处理了，可是事情是如何着落呢？林李明在处理这件事时道出了真言：
“现在压力太大，不得不承认他们是革命左派。不过你们要忍耐一下，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将证明你们是对的。”
这不是 “秋后算帐”是什么？！好一个杀人不见血的南霸天！两面三刀的南霸天！
八月五日
林李明到校作报告，并宣布前一阶段由于工作队没学好毛著，犯了错误，现撤消工作队副队长周宽的职务等等。
会上，李杰、周宽作了不够二十分钟“检查”，文过饰非，根本不知世界上还有“羞耻”两字！就这样算是对前一阶段镇压文化大革命，镇压革命群众的交代！不！省委、中南局一小撮“走资派”和陶霸天你们听着：你们欠革命群众的帐我们还没算完！
在此之前，省委怕工作队暴露了阴谋，对工作队施加政治压力拉起大旗作虎皮，说什么：
“第一，广东省委是革命的，是好的，十几年来是陶铸亲自领导的；第二，广东省委对毛泽东思想红旗是举得高的；第三，广东省委没有搞反击和其他省、市不同。”云云，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不打自招！
八月六日
全市大专学校革命师生听周恩来总理、江青同志等录音报告，省委在会上宣布撤消工作队的决定。
八月七日
酝酿，选举“临时召集人”（岂不就是临时筹委！）意见不一，产生不出。
八月八日
中共中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全校革命师生无不欢欣雀跃、齐声欢呼，热烈拥护！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的英明决定，热烈欢呼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八月九日
起，革命师生揭开对工作队问题的辩论。
八月十一日
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所在地群众接待站接见了革命群众，并发出伟大的号召：
“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全校革命师生热情分外高涨，组成浩荡队伍到中南局、省委游行。
我校成立“附中红卫兵”（后更名为“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宣言严正宣告：“红卫兵——是捍卫毛泽东思想的红色战士，它以毛泽东思想为最高指示”并提出：
“革命、革命、革命——红卫兵神圣天职，
造反、造反、造反——乃是我们阶级的真理，斗争的哲学。”
附中红卫兵是我校文化大革命的一面鲜红旗帜。
八月十二日
学校私设“‘牛鬼蛇神’劳改队”，前后一共27人，约占教工百分之二十五，集中地实现了工作队所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由武装部出面负责，武装部究竟在后期起什么作用？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八月十三日
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发表，全校革命师生坚决拥护公报的发表
八月二十五日
南海红卫兵成立
八月二十八日
附中红卫兵斗争工作队队长李杰。
九月二日
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派”不同意斗李杰。还诬蔑红卫兵是资产阶级“黑卫兵”。附中红卫兵冲进省委大楼，并与省委机关御用“红卫兵”发生冲突。
九月五日
附中红卫兵在省委大院斗争王兰西。
九月上旬
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开始调查、收集王兰西、区梦觉等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材料。
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和南海红卫兵到社会破“四旧”。
十月四日
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印“炮打王兰西、猛揪区梦觉” 打响省委第一炮，震动省委，王兰西急电陶铸求救，陶铸连夜四次来电给中南局、省委、军区，务必要全力以赴收回“传单”内部解决。他说：“不要把师院附中事件搞复杂化、公开化，不要搞到社会上去，要内部解决。传单传出去将要引起大乱，这将会影响交易会”，……并说：要坚决执行。还斥责赵紫阳说：“我叫你们解决，你们都不解决（指师院附中事件）。看吧！事情闹大了吧！再不解决我就不管了……”陶铸害怕黑窝起火，烧死自己，因此不择手段镇压革命小将，何其阴险！
十月五日
中南局常委扩大会，专门研究了“内部解决师院附中问题”
十月六日
中南局当权派与省委一起开会，统一意见。
十月八日
金明、吴芝圃专门找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负责人谈“内部解决”问题。
十月九日
金明又专门找了蔡晓彦等三人，谈了要“忍辱负重”，“受得起委屈”。
十月十一日
中南局常委扩大会上，突然把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说是坚定的“左派”，恢复名誉。
十月中旬
中南局、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派”一反常态，突然“造反”兴趣大涨，一连几天在“红卫报”“南方日报”上大叫大嚷把五月初就倒台的王匡揪出来问罪。说“王匡是文教界黑老板”等等。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写了“是王匡？还是区梦觉？”的大字报，揭露中南局、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派”明批暗保的卑鄙阴谋！
一部分革命师生上京串联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师生，出现了训话、通令、以至毒打。
十月十八日
我校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造反到底》到中央文革接待站贴出：“陶铸是扑灭广州炮轰烈火的罪魁祸首”
十月二十三日
王兰西“检讨”不过关，激怒了革命小将，“内部解决”不了，“炮打王兰西、猛揪区梦觉”传单撒向全市，全国，陶铸的黑窝终于起火！
十一月十四日
刘捷音、李为民、李重明等给中央文革的一封信，指出陶铸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革命，镇压群众！
七月二十二日——十一月底为一阶段：
正当陶铸以及中南局、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派”把斗争矛头指向革命群众，镇压革命小将，白色恐怖笼罩东方红学校的时候，我们伟大的舵手——毛主席，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扭转了形势，撤走了工作队，制定了十六条，发表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毛主席在关键时刻的科学预见，英明的决策像盏盏明灯燃亮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道路，毛主席身穿军装几次接见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向全国人民发出了“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给我校革命师生员工以极大鼓舞，无穷战斗力量。
群众行动起来了，一支支红卫兵建立起来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炮打王兰西、猛揪区梦觉”打响了省委第一炮，进入与陶铸及中南局、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派”的白刃战！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
十一月底
我校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学闯道”成立。
十二月二十日
“学闯道”收集有关陶铸材料定稿“陶铸压制了我们”，有关方面诸多刁难，自行排版。
十二月下旬
不少革命师生外出长征，下厂。
〈一九六七年〉
一月 日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南霸天——陶铸终于被揪出来了！
一月上旬 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学闯道》抄了陶铸老窝。
一月十六日“陶铸压制了我们！”的传单撒向广州。
一月二十二日 赵紫阳耍假让权阴谋，“学闯道”参加反赵紫阳假让权斗争。
三月十四日 军训团进校。
未结束语：
“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闲峰”当前浩浩荡荡的革命军，高举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批判大旗，向中国赫鲁晓夫、南霸天——陶铸反动总攻击，掀起大揭露、大批判、大斗争的新高潮，向陶家黑店发起猛烈总攻击的时刻到了！穷追猛打，勇攀险峰，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后胜利！





























附录三
中南局关于华师附中问题的数次会议记(李尔重笔记)

全胜说明：
这一部分笔记并未收入《李尔重笔记摘抄》一书。以下所印的笔记分两个部分：一，1966年7月，因“全面开花”争论引发了与工作队之间的矛盾，工作队决心要整肃“十一个人”，事情闹到了中南局，于1966年7月10日、11日开了两晚的会议；二，1966年10月4日《炮打王澜西，猛揪区梦觉》大传单印出后，陶铸为此事有个电话指示，之后，于1966年10月5、6、8日，中南局、省委及军区的领导连续开了数次会议。
第一部分会议笔记比较简要，只是记录了工作队罗织的罪名及金明和吴芝圃比较含糊的意见。甚至连究竟有什么人参加会议，也没有显示。不过，如果仔细参阅第二部分的会议笔记，还是能够反证广东省委方面至少有王澜西、张云参加了1966年7月10、11日的会议，而且态度是比较强势的。由第二部分会议的笔记当中还可以发现，1966年7月13日工作队李杰队长传达的所谓精神，是已经篡改变样的东西。另外，即便是在今天，回过头去重温这段历史，虽然在第二部分笔记中见不到完整的“陶铸指示”，但任然可以感觉到陶铸对《炮打王澜西，猛揪区梦觉》传单的出现反应是强烈的，指令“内部解决”的要求是坚决的。依然令人费解：在当时那样一种大环境下，如此反应过度有必要吗？试想一下，如果没有陶铸当时这样的反应，后面那一份《陶铸压制了我们》的大传单还会出现吗？

与工作队矛盾发生后……

讨论师院附中问题1966年7月10日晚
未讨论完。

讨论师院附中问题1966年7月11日晚
工作队汇报：
偷出王屏山写的大字报。传达了中南局指示，不是修正主义，还在下面搞。三次包围工作队，抢了皮包。李利民已通知，今夜要坚持斗争到底。李利民等四人发现工作队笔记本不对，数人逼工作队陈队长立即处理工作队员。在讨论全面揭发发难之时，人家十一人是一致行动。私自印发了两张传单。王运铎既未讲路线错误，也未讲全面揭发之错，是与蔡晓彦达成协议，只在会上谈谈工作之缺点错误。他们打着工作队旗号，在背后发动。说人家牛鬼蛇神，说人家赫鲁晓夫，说人家小黑帮、小阿飞，不配学毛著。不要听工作队的话，工作队有问题，混进了坏分子。确定十一人留陈立波同志参加主席团，先蔡（晓彦）说同意，晚上又说不同意。在办公室穿的好，吹拉弹唱。周队长接近的都是十一人反对的人物，他们就很反感，不与周来往。在高一开了个会，名曰“七七”会议，主张把十一个人都参加主席团，陈立波主持的。认为把他们搞散了，有的在团委，有的搞材料，便认为不信任他们了。注意与陈宗澍的关系。礼拜六下午二时左右，是否与蔡晓彦打了电话。在广播台宣传极端民主，念毛主席语录。
金明：1，中南局完全支持工作队。要坚持教育孩子们，做法周到些。中南局也要研究一下子，作为教育青年一代的问题。但战术上怎么扭，要下苦功夫。
2，怎么处理：对孩子看法，总的是幼稚、偏激，有些弱点，可能会被坏人利用，可以变成敌我矛盾。要注意动态，实事求是。坚决责成家长教育，能解决就解决，向群众宣布，先做工作，适当宣布。孩子回去，适当表态，犯了左倾幼稚病。对孩子不能强迫。
(吴)芝圃：
事实清，认识完全一致，收获很大。完全同意金明同志意见。处理这个问题是有经验的。那天晚上把问题看简单了，把孩子问题看轻了，反而未能解决问题。这些青年，有些是发展到边沿了，个人英雄主义，要领导工作队，不信省委，有被利用之危险。再就是处理不好，也会出另外的问题。一定要认真教育好，但不可强迫命令。办法：正面教育，摸清活思想，对症下药。受影响的人，要好好做工作。

《炮打王澜西、猛揪区梦觉》传单出现后……
中南局常委会（扩大） 1966年10月5日
黄永胜：
省委犯错误的性质以后还可以研究，但可以肯定省委是有错误的。16条之前有错，可以理解，之后，一拖很久未解决，很不应该。这个问题很复杂，现有学生与省委之间，家长、当事人与处理事件人之间，都有矛盾。是否可以这样，内部问题内部解决，不要把内部问题捅到外部去解决。一下子把万把份东西撒到外头去，会串连的范围很大，或发生冲突，这就不好。中南局一定会牵连在里头，分散精力，影响各方工作，也会影响交易会工作。
解决办法：方针，不外搞，家长中做工作。要诱导学生不取此种办法解决问题。不能压制，省委要高姿态检讨，不要羞羞答答，扭扭捏捏。
于明涛：
我赞成黄司令员的意见。大家要按陶铸指示来工作。省委是有错的。中南局与省委的认识要统一，不是一下子能解决的。中南局要挺身而出，担担子，慢慢把意见谈清。最后办法，要当事人检讨，省委揭盖子。
(王)首道：
对内幕不太清楚。拖得太久了。事情已经牵涉到广东的多个方面。我赞成陶铸指示。要有数人认真地办一下。孩子们还是有一定的分寸，但攻下去，要增加很大的工作量。要力争内部解决。省委要做一个认真地检讨，也要处理有关人员。（李）尔重等提供的问题，确要认真解决。家长做工作，但有限度。是不是陈郁、（吴）芝圃、金明等同志关一下子。有事要我来，我就来。
(吴)芝圃：
1，同意陶铸同志指示和（黄）永胜意见，不能搞扩大化、复杂化，因为不利于工作、团结。他们是革命的，但要防止走到极端方面。扩大化不好，要小规模解决，按16条解决。不要撒传单，昨天没解决。我们要坚决做到。
2，性质问题：（王）澜西的思想，在我家开会之前，王澜西、周宽就有一肚子气。有蔡晓彦等参加，算是达成了协议。过了几天就推翻。主要是张云去了之后，两边便展开了斗争。张云强调：是严重的阶级斗争、介绍批判高翔的经验、附中情况和高翔差不多。谈到周宽，张云就顶起来，说周宽坚持原则。我提了两条：一不能当敌我矛盾；二要双方团结对敌；三要求（赵）紫阳一齐开个会统一认识。加上一系列行动，是镇压学生运动性质（王澜西接到六月十八日指示，连夜召开会议布置。）。至少是学生斗学生。至于是否要把学生打成反革命，也不无证据。到底谁搞的？工作队也添油加醋。另外，省委批准了要把几个老师打成反革命，用以说服家长，不要学生被利用（赵紫阳说这并不牵涉到学生的性质）。这也说明当时的一种思想倾向：怀疑有反革命。性质上：镇压学生，认为是超乎人民内部矛盾的。把学生打成反革命，不如是提为好。
3，怎样解决：省委要下决心。当事人要认真检讨。罢官与否，要看一看。
金明：
首先一点，从全局出发。学生们有提高，要坚决做工作。省委，我们也有数。大闹起来也不怕，但很不利。生产、工作很紧张，交易会又来了，就是每天谈话，也受不了。
对运动的看法，对十一个人，也牵涉到如何理解16条，这也是个大局。家长要把好话说的少些，不要有情绪，要十分客观。学生们要革命，但不会革命。他们也有谎报军情，不能百分之百对，要想一想省委。矛盾很多，不可能一下子解决。我们要坚决地跟中央的指示。这个问题解决不好，牵涉大局。就怕党内有不同看法，就怕里勾外联。原则问题要实事求是。对自己孩子要严些。原则也要谈清。要体会陶铸关心精神。要尽一切努力，不复杂化，要内部解决。
问题的性质：事件属于镇压学生运动。再说过了不好。王澜西问题咱们不管，由各学校去揭。单就此事来做结论。16条以前我们没有这样的认识。有计划的打成反革命；要把他们打成反革命；客观上打成反革命；到底如何说？（赵）紫阳说：就是讨厌学生有一股子不正常情绪。鉴定不好。张云也说过一些坏话：什么阶级斗争反映。我只说学生幼稚。当时。、，我肯定青年是好的，肯定不能到省委去集训。还有三个教员打成反革命，但这不能做成把学生打成反革命。还是不这样提法更稳妥些，更全面些。如果再有别的材料，那是另一回事。
工作队说：全面揭发牛鬼蛇神，这个说法是对的，如果单说全面揭发，就不对。当时我们支持工作队，委托省里去办。省委对学生有一个错误情绪，连（赵）紫阳在内，一直地没解决。我同意这个看法。
省委在文化大革命中总的还是好的，省委搞得比较灵活，虽然还有遗留问题。要支持省委。省委的错误要严格指出。对学生有责任帮助，原谅他们，学习他们，比我们过去高。敢革命，我们要学，但对他们要求要严。他们不可能反映问题很客观。中南局要多听省委的。当然，不放弃原则。
怎么办？老头子先统一思想，统一行动，认真领会陶铸同志指示，弄清是非曲直，照主席指示办。省委不检讨，也要做工作，给小孩子摊开。省委的会是否开大一点，统一思想。是否再开一个小会，和省委少数人谈一谈，统一下子。再跟孩子们交代一下子，要他们不要行动。
陈（郁）老：
中南局根据陶铸同志指示来抓，不要把事情复杂化，这个地区需要这样做。办法：传单不要搞到社会上去。
性质：我赞成（吴）芝圃等同志意见，师院附中事件，是镇压学生运动，方向性错误。有些手段很恶劣，王澜西、张云等。还不足以证明把干部子弟打成反革命。鉴定，不让参加抗美援越，不准参加基干民兵，总之对学生没有感情。不正常。我也赞成把材料落实一些，先留些余地。材料还不充分。
对待学生，要承认他们是左派。我们要从大局上帮助他们。他们是好左派，能坚持原则，有缺点要帮助他们。家长们做了很多工作，也起了作用，希望好好解决。青年可能气很大，是可以理解的。我们的工作，还可以做的。
省委对此事处理拖得太长。（赵）紫阳同志还主动，但总的主动不够。我们不主动，照顾大局很困难。
还是开个会，中南局常委、省委、军队若干人一齐谈。明天或今晚开。

中南局常委扩大会 1966年10月5日晚
省委（赵）紫阳、林李明、张云、尹林平、王澜西，军队黄(永胜)司令员，相炜，中南局肖洪达、陈冰之、葛震等人均出席了会议。
王澜西说：偏听偏信工作队。中南局7月会后再未管师院附中工作。
尹林平同志说：他的小孩和毛红雷都说工作队宣布十一人有四条罪状：1，骄傲自满；2，无组织无纪律；3，自由散漫，反抗工作队；4，反革命小集团。

中南局扩大会1966年10月6日上午、下午
（王）首道：
性质：是立场问题，是镇压学生运动。
工作对不检查与省委有关。不脱裤子检查，是过不了关。不要被迫地去检查，要做工作，高姿态来检查。没有站在群众一边来领导群众。要争取作为内部问题来解决，要做双方的工作。
家长还是要做工作。比较难做的是学生工作。办法：开个小会统一一下子，恐怕不行。能否开代表会?
（李）一清：
16条公布已两个月，未解决问题，经验何在？省委是不愿意解决的。未解决，是由于未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当成内部问题解决。不好，会闹到外部去，可以把局部问题闹成全部问题。
十一个人有气，不是个人的气。广州各大学都有王澜西、区梦觉的大字报，这些都是促成把事件扩大的可能。闹大了，对工作、对运动不利。
怎么解决?不能各打五十大板。定性质，矛盾主要方面何在？我看主导方面在省委。这是镇压压制学生运动。已有学生斗学生。基本情况搞清楚就行了。
过去有官办群众运动。中心：张云、王澜西是省委一个部分。主要是王澜西。王澜西主要三个字：推、辩、点（蜻蜓点水），推也推不开，辩解也不行，点水点不过，要诚恳坦白，才有阶级感情。大事已有了，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把每件事情都加以核对。要认真检讨。工作好了可以不爆炸，否则，仍可能爆炸。（王）澜西同志要交底，光怕也不行。越不交代，越不好办。现在要把个人安危得失置之度外，有什么讲什么。问题不解决，学生工作不好做。
(薛)光军：
华师附中事件是打击围攻左派，镇压群众运动的现象。围攻、辩论等等都出来了。主观上未想打成反革命，只能说立场上站到反对群众的立场上。这个学校，一开始就有争论，没好好听中南局的话。要彻底检查，讲真心话。
于明涛：
压制群众运动性质，方向错误。尽量做好工作，不要闹到外头去。省委内部要讲清楚。
葛震：
这是压制群众运动的行为，不是方法上的错误。要按红旗社论，不要再滑下去。
（吴）芝圃：
坚决不要扩大化。有陶铸同志指示，大家支持，学生们识大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主要是王澜西、张云思想上基本已对头，方向对头，还要努力。但三天不能错过。
我在此事上犯了错误。开头看简单了——第一次会、10/7会上对青年看法有分歧，未好好交换意见。
炮打（王）澜西，对外保皇，对内炮打，你是同意周宽做法的。对青年感情很不对头。资产阶级感情，仇恨态度，这是根本问题。我们当时有个认识，对青年不能打击。当时还是迷信、支持工作队的。对支持青年一点，（王）澜西是不赞成的。改造要从此点开始。张云同志态度是好的。有一点不够，是认识问题，认为对青年是思想意识上的阶级斗争。这是错误的。的确那天你谈到对付高翔的经验——辩论、大字报，对周宽相信过分。李杰的传达报告，与两次会议（10/7，11/7）精神完全相反，如果经过了张云，就是严重错误。工作队之错，和你二人有关。
性质是方向、路线之错，镇压群众运动。现在怎么办？第一，统一思想，再与学生统一思想认识；第二，传单先不发，慢慢做到完全不发；第三，重申不许向外串连；第四条，必须满足他们要求。先由小会交换意见，再开大会。
金明：
坚决执行陶铸同志指示，不要搞到社会上去，免增麻烦，影响工作、生产。要同意这个认识，问题有可能解决好。讲道理，讲原则。也要做准备，也可能闹到外头去。但要尽一切努力，争取不闹出去。
这样一交锋，就好办了。有些情况错了，完全可以更正。琐碎事可以不争，关键材料要统一。关于附中问题，我同意这是个局部问题，但涉及到整个学生运动问题——思想问题。要从中学习经验。总的文化革命搞得好，但局部有点问题，要力争搞好。
问题性质：16条未出之前，不可能解决好。青年受过主席思想教育，想革命。对张云讲的阶级斗争反映，很不同意。讲了对青年的看法。不将一将军，看来还不能解决问题。
过去认为牵涉到各方面，比较复杂。统一认识很重要。这个问题是挑动学生斗学生，镇压学生运动。学生有缺点错误，大方向是对的。围攻的情况比蒯大富不轻，比北大不轻。但当时我们认识不足。当时只是肯定学生是革命的，不要集训。
各有各的账，该怎样就怎样，汲取教训，改进工作。发生问题，工作队是第一手，办了许多坏事。对立情绪（实际当敌我矛盾干了。——薛光军），这和张云、王澜西有很大关系。省委应允许工作队发表意见。不能推，不能怕。我反对（王）澜西的态度。要挺身而出。我只补充一件事，坐在（吴）南生那里，说学生抢文件、抢皮包，气得很，那个精神状态，对学生们就不会心平气和。看来，那一天会议精神，张云、(王)澜西未接受。
张云同志的思想，对青年看得很偏。谁不知道广东省委是陶铸领导的，怎么能说是修正主义?什么感情？这个情绪怎能解决问题。要学习16条，汲取教训。工作队要发言，谁的账谁还。至于澫（梦觉）大姐是另外的问题。把关键问题的情节要弄清楚，家长的工作还要做，坚持讲原则、讲道理。
怎么办？工作量很大，坚决办。努力以赴。张云、（王）澜西可到省委去讲。省委要把认识统一，然后老老实实地去处理，向青年交待。坚持原则，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按16条办事。
区（梦觉）大姐是个好同志，有时转的慢。坚决保的方针。（陶铸在接见广东同学时说:认识有错误，要好好清理，但我看她是拥护党和毛主席的，执行中央方针的。对于文艺方针等不是不跟，而是跟不上。历次政治运动都好。对于王澜西看法，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水平很低，很糊涂，常讲错话。——赵紫阳）她一直站到正确方面，有时跟得慢一些。但省委要解释，不能打包票要允许群众烧。对（王）澜西，我也同意陶铸看法。张云是个好同志，拗，比较纯，直爽，努力工作。
南海派的学生也要做工作，不能压那一部分，

张云：完全拥护中南局会议精神。
王澜西：受了很大教育，同意会上的分析，进一步检查，不辜负会议希望。
陈（郁）老：
不要扩大化，复杂化，社会化，要按16条解决问题。附中是个局部问题，因之认识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方针政策问题。这两天看来，可以做得好些。把华南附中问题是什么性质弄明了。我们要支持左派，团结多数，不挑动学生斗学生。大家谈得很好，认识是统一的，这对今后文化大革命有很大的好处。陶铸同志指示，可以实现。
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一直到昨天之前，我们的看法还不够，青年们帮我们提高了不少认识。我对这一批青年，认为是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青年。最关键的问题是，把方向定下来，要正确认识他们。这个会不解决问题，空头保证陶（铸）的指示也不行。
我赞成金明同志讲法，广东文化革命办得好，附中是个很小很小的一件事，当然认识很慢。省委是个左派——执行文化大革命决定。要认真接受附中的教训，不注意，还会重复这个问题。学校很多派，支持这派，反对那派，不行。附中就是未执行这一条。“这和”全面开花“的思想有关系。有些方法是很恶劣的，有些方法连对牛鬼蛇神也不该用，围攻等等。这是指导思想的反映。思想上不是支持左派，打击资本主义当权派。方向、路线错了。看来要谦虚点，不要瞎指挥，方法也要改进。当然这也是思想问题。两天来对我的教育也很大，帮我学了16条。对革命青年要热情。人家对我们很尊重，人家要我们有阶级感情，是对的，重要的。
怎么办？内部解决。张云同志还是诚恳的。当然，一下子也讲不太清，态度是好的。（王）澜西同志昨天不是检讨，是胡闹。今天表态也是好的。陶铸同志对你的建议，望你考虑。认真改错，可以做很多事情。
要同学们做同学的工作，不要包办。不但要团结红五类，也要团结非红五类，这是很重要的，在附中搞个好样板出来。有这一批青年，可办好。他们很有水平。是否快一点把工作队解放出来。家长是双重性。做了很多工作，不是为私，是为公。把孩子留在家里是最坏的。孩子们识大体，顾大局，风格好，对他们不要怕，要跟他们讲道理。允许人家犯错，允许人家改。
对区（梦觉）大姐，我同意大家意见。王澜西要认真检讨，还是有希望的。同意陶（铸）意见。性质：同意大家讲话。可以整个纪要。

书记处会议1966年10月8日上午

（吴）芝圃：或者重写，或者修改。
（薛）光军：可以考虑压缩。太笼统了也不一定好。
金明：我赞成比较概括地写，集中解决镇压学生运动问题。长期以来与省委距离很大，谈不拢。学生对不对？大方向正确。什么性质？镇压，围攻，学生斗学生——路线错了。具体过程：区（梦觉）大姐可以不写。对他们数人，各有各账，由省委去定。对具体事件，由省委去查对，去定。把责任推到工作队，我也不赞成。主要把责任、性质，谁账谁检讨。（省委要写出个报告。——薛光军）
王德：错不是错在工作队，错在派工作队。
(王)首道：赞成比较简单些。具体了，有些话不易统一。可以要求省委写一个报告。后边写一个方针：在16条下团结起来。工作队负责人也要区别一下，主要是周宽、李杰。建议省委有几个问题要解决：估计，性质，做法。要省委写报告。
（李）一清：写短些。过程中关键的事写一下。省委要摆到什么位置上？省委有责任：不认识问题的严重性，未抓住。
陈（郁）老：写短些。文件中不要写省委是左派。执行16条不要写。（写一个单位的局部问题。不要写小小的。不要写思潮。——薛光军）省委少写一点。错误：斗左派；学生斗学生。要讲团结。对他们多写几句，鼓励一下子。
金明：陶（铸）的电话可以不写。中南局与省委不统一，写不写？区（梦觉）大姐的话不谈，还不到时刻。写一句缺点错误。广东省委运动写个健康的就行了。“不扩大化……”不写。弄到社会上去的可能——最好不写。对学生的估计，按16条去估计。在具体事件上写上两句就行。不要说水平高。按16条口径。
(吴)芝圃：“支持”工作队，是否写“迁就”。
陈（郁）老：注意做南海工作。交易会要找学生代表，又省市出面组织代表参观。解决思想问题，要反复做工作，尽可能避免出些事。（李）尔重找省市出面座谈。






附录四
《启明星》征稿信
黎服兵
　　小引：启明星就是金星，又名太白、长庚，常于天光拂晓时出现，云蒸霞蔚中消失，自转方向和太阳系所有行星相反，在天象中既独特又短暂，恰似60年代末的中国知青，是畸形的历史、政治产生的扭曲的社会现象。因独特而值得记载，因短暂而显得珍贵。我们这一群流落在晨星农场的中学生，因农场名字的不祥而喃喃不安：“晨星、晨星，流之不远，持之难恒。”果然一语成谶！让我们把留在晨星农场的短暂足迹化为文字，给瞬间以永恒。
　　宗旨：忠实于历史，忠实于事实，忠实于感觉，忠实于感情。可以无生花之妙笔，不可以无写真之诚挚。文无论短长，以真为贵；句无论拙巧，须依事实；事无论巨细，件件可写；人无论贵贱，人人应记。感觉因真实而痛苦而深刻；感情因真切而珍贵而动人。历史是人写的，所以写事为了写人；历史由事件组成，所以文中要有实事。嬉笑怒骂，存人间真情；沉思瞑索，留真理火焰。逝去的同学农友督促我们勤奋握笔以竟未了之愿，消亡的青春热血提醒我们辛酸回顾以酬曾有的乐彩华章。
　　说明：我们在失学时到了农场，老大回城时大多失去重回校园的机会，粗疏了文字功夫，荒芜了思想锤煅。但荒山老林留在心里的恐惧与迷惘，老工人馈赠的人生经验，黎苗兄弟民族传授的自然法则，里面裹夹着冰与火，爱与仇，都在我们心里刻下深深的血痕。用不着后天的文化去记载，我们就在创造着文化！尽管这知青的文化粗砺无文，戴着镣铐，夹着饥饿，压着大山，驾着洪水，但有着历史的沉重，有着青春的灵动。我们曾经在同一个草棚做梦，在同一个水井饮水，在同一个铁锅吃饭。风雨同舟，患难与共，那份亲切的感觉在回城后何曾有过？趁我们还没垂垂老去，用我们荒废的笔、锈钝的脑和火热的心，把这段记忆留下来。这就是我们来这世间走一回的真义。把这一切写下来，会感到心灵的震撼，灵魂的痛苦，诉说的畅快，友情的甘纯。我们已经被城市的蝇营狗苟碌碌无为窒息得太久了，让我们在文字里痛苦然而痛快地活一回！
　　从红卫轮航行在伶仃洋写起，从解放牌卡车颠簸在海榆中线写起，从建草房打水井写起，写那茫茫原始森林、雪白银岭、万顷胶苗。莽莽群山不见归路，滔滔洪水淹没二十二位姐妹。该有多少可泣可歌可恨可爱之事留与后人传说。
　　第一次和毒蛇猛兽纠缠，第一次和同伴打架，第一次烧砖瓦，第一次伐巨木，第一次炸鱼，第一次打猎。还有荧荧孤灯前的苦读，朗朗星空下的遐想，思念亲人的悲苦，男女少年的倾慕。我们经历得太多，留下的痕迹太少，趁人尚在，梦仍温，把这一切记下，告诉历史，告诉未来：晨星曾有一群中学生，在回首往事的时候，多的是诅咒追悔，感慨青春不再，唯愿以微薄之力，帮助埋葬那罪恶的年代。
　　此生的理想已在时代的大悲剧里落空，“理想国”却是我们心中永远的理想，到达彼岸的金桥何在？我们还须苦苦寻觅，痴望从过去寻找未来。
　　规则：人人动笔，文责自负。贡献文章者可得当期纸质《启明星》一份。
　　　　　暂无文字贡献者，可在互联网上观看。《启明星》博客，请登录：http://spaces.msn.com/qimingxing1968
　　　　　《启明星》创刊号截稿期为2006年5月10日。稿件可寄电子邮箱qimingxing1968@hotmail.com




















附录五
“文革”前的华南师院附中
高宏的
1963年7月，我在广东实验学校小学部六年级毕业。同年8月31日，入华南师范学院附属中学读初一，属于“老三届”中的一员。在附中读书的这几年，即不是我人生的起点，也不是我人生的终点，但却是我人生中必不可少的一站。这一站，华师附中给我的知识宝库增添了丰富的内容，给我的理想插上了腾飞的翅膀，给我的身体锻炼出健康的体魄，给我的精神磨练出顽强的意志，给我的人生观打上了抹不去的烙印，同时，华师附中也留给我许多难忘的记忆和沉甸甸的思考。今年，值此母校建校120周年华诞到来之际，几十年前的往事不免一幕幕浮现在我的眼前。
一、华师附中概况
现在的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在“文革”前称华南师范学院附属中学，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他由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广东文理学院和华南联合大学的四所附属中学合并组成。四脉相承的华师附中，其最早的历史可以追溯至1888年设立的广州格致书院，以及后来的岭南学堂、岭南大学附属中学、广东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中山大学附属中学等。
四校合并后成立的附中隶属华南师范学院，校址在广州市区的中山四路和仰忠街。1956年在广州市郊区华南师范学院所在地的石牌建立了新校区，1958年校本部迁至石牌。校本部分为高中部和初中部，各为三年学制，每个年级为6个班，每班约48人，全校为36个班，共有1600余名学生。1960年，在市区的华师附小改称广东实验学校，市区的附中改称中国广东科技学院附中，翌年改称华师附中广州分校；1962年两校合并为十年学制的广东实验学校，设有中学部和小学部，中学部为五年学制，小学部分为六年和五年两种学制，随即该校脱离华南师院管理。
为适应备战需要，六十年代中期，广东省在全省初二年级男生中公开招收了滑翔员，以此作为空军的后备力量。1965年8月1日，滑翔班在附中开课，1966年又招收了一批，两批滑翔班学员共有483人。我与许多男同学也参加了体检，遗憾的是视力不佳，没能被录取。该批学员隶属华师附中管理，文化课由附中教师兼任，飞行专业课由部队负责。“文革”爆发后，该班停办。1968年以后，滑翔班学员中陆续有100多人参了军，成为海军和空军的飞行员，其中还有多名成为特级飞行员，并产生了两名将军。
附中是有创新精神和革命传统的学校。早在清朝末年，当国人还在穿着长袍马褂、留着长辫子、不知道学校何为体育课的年代，附中就将现代体育项目引入校园。那时的岭南学堂为增强学生体质，强制开设了课外体育活动，计有：足球、排球、网球、棒球、田径和游泳等，还成立了女子排球队，并铸造了“附中人”一百多年的体育情结。1906年，岭南大学在全国率先招收了4名女生，以后附中和附小也招收了女生，直到1920年北京大学才开始招收女生，随后，全国各地陆续效仿，冲破封建樊篱，实行男女生同校。1914年，岭南学堂在全国率先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广东高师附中的同学与大学生一道走上街头游行，反对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1920年8月，广东在陈独秀指示下开始了建立共产党和共青团的活动，附中成为全省最早的党团活动基地之一。孙中山曾三次造访岭南大学，附中的许多师生也曾有幸聆听他的教诲。今天，中山图书馆内的钟楼，当年就曾是中大附中的礼堂，1924年，标志着国共两党合作的国民党一大就在这里举行。附中的师生在风起云涌的大革命浪潮中经历了大浪淘沙，在峥嵘岁月的土地革命战争中浴血奋斗，在风雨如磐的抗日战争中冲锋陷阵，在催人奋进的解放战争号角声中迎来了新中国的曙光。
在广东历史上，附中曾涌现出许多著名人物，如与孙中山、尤列、杨鹤龄并称为反清“四大寇”之一的中国民主革命先驱陈少白，人民音乐家冼星海，著名烈士熊锐、林基路，曾参加过建党、建军、统战等许多党的重大开创性活动的106岁革命老人谭天度（生前曾任广东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务），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生前曾任南海舰队副司令员、广东省副省长兼广州市市长、交通部部长、国务院顾问等职），原暨南大学校长、著名思想家和教育家陈序经，东江纵队政治部主任、原副省长兼暨南大学校长杨康华，蜚声中外的邓锡铭、钟南山等7名院士，以及中国第一个打破世界纪录的举重冠军陈镜开等。
1952年华师附中成立后，积极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力求使学生在德智体各方面都得到全面发展。仅仅几年时间，附中迅速发展成为“广东首位、国内知名”的名牌中学，成为全国四间“红旗中学”之一。“文革”前，华师附中在广东省是授课课时最少、开展政治学习最广泛、参加劳动项目和时间最多、体育锻炼最刻苦、课外活动内容最丰富的学校。1959年华师附中在高考中名列全省第一，1963年华附在每年一度的广东省中学生运动会上获取男女团体冠军，此两项殊荣，附中一直保持到“文革”爆发。
改革开放年代，华师附中更加强调学生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保持学校的整体实力，不断培养出众多的杰出人才。华附是我国中学生参加奥林匹克竞赛获奖最多的学校，所获国际奥赛金牌数量稳居全国之首。华附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继续保持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培养学生热爱劳动和增强劳动人民感情。从1990年开始，附中高二年级的同学每年都要到清远市偏远欠发达农村进行为期7～10天的“学农”活动。在此期间，同学们要与农民实行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三同”，除参加农忙外，还要进行科技支农和农村调研。
华师附中之所以能在中学教育领域不断发展，并长久不衰，究其原因，主要是有以老校长王屏山为首的忠实于人民教育事业、勤恳敬业、精通业务的教师团队；同时，附中继承了一贯的教学传统，即从不因循守旧，永不自满，善于创新和不断探索。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这一传统得以继续保持和发扬下来。党和国家的许多领导人也曾到校视察、参观，并给予指示。
二、德育领先
一提起“文革”前的名牌学校，世人总难免认为是“分数第一”、“分数挂帅”，但华师附中却并非如此。那时的华师附中同全国一样，最强调的是“政治第一”，但在“突出政治”上，附中是比较讲究务实的，强调育人要先育德，要将学生培养成为忠实于祖国和人民的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保卫者。
“八字学风”、“三个天天”要求及“三风教育”
老师爱护和关心学生，学生尊敬老师，这是附中的优良传统之一。强调抓校风、学风，同时注重抓规章制度，是加强学校管理的重要环节。用革命传统和革命精神教育学生，培养学生树立为祖国、为人民服务的远大理想始终是附中德育教育的中心。到六十年代初期，附中党总支向学生提出了“勤奋、刻苦、认真、踏实”的“八字学风”；同时还提出了“三个天天”的要求，即天天读报、天天学毛著、天天劳动；同时推行了“三风教育”，即革命风、学习风、劳动风；在附中，任何一位优秀学生都会以此来严格要求自己。
记得我上初一时，我们班右边墙壁上就贴着“八字学风”的座右铭，老师还专门讲解了“座右铭”的含义。
“天天读报”是要求每一位学生能从小关心国家大事，博闻多识，众毛攒裘。“天天学毛著”是要求每一位学生能通过学习革命理论，从小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这也是与当时全国开展学习雷锋运动及大兴学习毛主席著作之风密切相关的。“天天劳动”是要求学生从小培养热爱劳动的习惯，培养尊重劳动人民和热爱劳动人民的感情。
“革命风、劳动风、学习风”是华师附中的一贯校风，是希望将学生培养成有理想、有文化的社会主义劳动者。1963年8月31日，附中举行开学典礼时，学校用黄色菊花拼成“革命风、学习风、劳动风”的图案摆在大门口，迎接每一位入学的同学，我就是在这一天走入华师附中大门的，此情景令我至今难以忘却。
辅导班制度
附中注重发扬人民解放军的传帮带精神，建立了高年级带低年级的制度，即辅导班制度。该制度要求，每年初一新生入学后，由高一的一个班对口帮扶初一的一个班，一直跟三年。
在这三年中，高年级的同学对低年级同学进行集体帮扶,重点在政治、思想、劳动、学习等方面。其中，高年级每个班还要专门选派一名品学体兼优的“专业辅导员”。可以说，由于有大哥哥大姐姐们的呵护，小弟弟小妹妹们自然进步较快，也会更早成熟和老练。
少先队工作、发展党团员及评比“三好学生”
我在1963年入学时，校领导在开学典礼上就宣称我们本届新生全部为少先队员，其中80%以上为原来各小学的少先队干部。那时，附中在初一和初二年级保留有少先队组织，每个班为一个中队，学校有大队部，有专职辅导员。五十年代，附中大队总辅导员高志光被评为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接见。我读附中时的少先队大队辅导员是彭世英老师，他也是我们初中时期的政治老师。彭老师对我们许多人来说，是树立正确人生观的启蒙者。那时彭老师是全省少先队优秀辅导员，他的事迹多次上了报纸和电台。一次，报纸上刊登了彭世英老师的先进事迹，我们都争着传阅。彭世英老师会拉手风琴，他善于利用文艺的形式来教育我们这批青少年。那时附中少先队大队部经常开展各种形式的革命传统教育和入团教育。记得1964年为纪念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15周年（1949年10月13日，中国共产党缔造的、全国统一的少年儿童组织——中国少年儿童队成立。1953年6月，中国少年儿童队改名为中国少年先锋队，简称少先队），在彭世英老师操办下，附中少先队大队部于10月1日在岗顶初一初二年级新教学楼前的小操场举行了以歌颂革命先烈为主要内容的篝火晚会。
那时，附中学生满15周岁要举行隆重的少先队退队仪式。我至今保留有1965年10月1日“中国少年先锋队华南师院附中队部”颁发给我的退队《贺信》，称：“少先队组织珍惜您为少先队所做过的许多有意义的工作，您曾经用您的行动为我们的队旗，为您鲜艳的的红领巾增加了光荣和荣誉。”“希望您在今后的生活中听毛主席的话，读毛主席的书，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在革命化和劳动化的大道上奋勇前进”。“当您成为先进工作者，成为光荣的共青团员、共产党员的时候，当您为祖国树立功勋的时候，您可以骄傲地说：‘我曾经是带红领巾的人’。”
华附在初一时就对学生进行了入团教育，对初二已满15周岁的优秀学生，开始进行发展团员工作。附中入团的要求很严格，程序也很民主。要发展一名新团员，由团支部召开通表会议，全班同学都可以参加提意见，可以说，决定权并不都在老师手里。学校团委在批准新团员前，往往也要参考大多数同学的意见，这样的团员，基本上都能起到表率作用。我们年级在初二时最早发展的几个团员，如一班的王平生、二班的丁松筠、四班的何苏义等，都是大家公认的好学生。1966年5月24日，我被校团委批准加入共青团，当天，我就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文革”前，毛泽东与刘少奇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产生的分歧开始激化，刘少奇为证明党的教育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他让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在部分中学生中发展党员。1966年4月，经中共广东省委同意，华师附中在高三年级发展了杨小村和李束路两位优秀学生入党，那时他们刚满18岁。
毛泽东在五十年代对学生发出“身体好、学习好、劳动好”的号召后，许多学校每年都要评选“三好学生”。附中对此项评比的要求十分严格，一般每年一个班只能评出一两名，先由全班同学提名，再进行民主讲评，尔后通过无记名投票选出。
关心政治和关心国家大事
培养学生从小就关心政治和关心国家大事，是使学生树立革命人生观的重要途径。附中是具有革命传统的学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许多师生都曾积极投身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中，曾涌现出许多著名的革命者。
该校的革命历史可以追朔至五四运动时期。当时两广高等师范学校附中（中大附中前身）的师生积极参加了五四爱国运动。1920年秋开始，在陈独秀、谭平山等人领导下，广东开展了有组织的建党建团活动，时任附中教员的谭天度等人就曾是第一批的党员和团员。以后在各个革命历史时期，附中的师生都走在革命斗争的前列。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侵华战争后，当时的中山大学附中建立了多个进步学生组织。1935年爆发一二九运动时，中大附中学生曾生、杨康华等打着大旗走在游行队伍前列，他们后来成为华南地区党的重要领导干部。人民音乐家冼星海是原岭南大学附中学生。著名烈士林基路是原中大附中学生。
1949年广州解放前，中共广州地下党组织在大学和中学建立了“广州地下学联”这一党的外围组织，后来任附中校长的王屏山就曾是该组织成员。1964年8月9日，华师附中举行校庆活动，曾有学生在晚会上用诗歌朗诵的形式讴歌了这段校史，给我留下深刻的记忆。
在附中校风的影响下，同学们普遍关心国家大事。六十年代，每个班都由学生自己凑钱订阅了一两份报纸，挂在读报架上供大家阅读。
1958年8月，毛泽东下令，由周恩来亲自指挥了金门炮战。随即，中国政府对美国军舰和飞机侵犯我国领海、领空的行径发出了一次次警告，到“文革”前，已达200多次。为提高学生的爱国主义热情，有的班级还制作挂出了对美帝国主义的警告牌，以此提高大家的爱国主义热情。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中国在新疆罗布泊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当广播中传出这一消息时，全校沸腾。加上三天前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下台，一个“防修反修”的学习热潮在附中兴起。
那时，每个星期六的晚上，我们住校的学生都会到华南师院大草棚的操场前看露天电影。记得就在这一期间，放映了《英雄儿女》的电影，我与许多同学一样，被电影中的英雄主角王成所感动，纷纷表示要向他学习，加深了我们的“英雄情结”。当天晚上，我还写下了包含激情的日记。当然，大家也马上学会了这部电影中的插曲《英雄赞歌》。
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
1964发行了《毛泽东著作（甲种本）》和《毛泽东著作（乙种本）》，还在内部发行了《毛主席语录》，一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在全国兴起。那时，附中许多学生都自费购买了甲种本和乙种本。这一时期，首先由部分干部子弟从家里拿来了《毛主席语录》，大家如获至宝互相传阅，到“文革”前，大多数人都有了这本“红宝书”。每天晚饭后至晚自习前，往往就是大家读报和学习毛著的时间。那时，还有个别同学主动学习了马恩列斯的著作，扩大了理论学习范围，以至于有的同学很早就成为虔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文革”爆发后打“语录仗”，附中绝大多数学生随口就能背诵出许多毛主席语录，在这种“语录仗”中往往占有优势。
学习解放军运动
从1963年开始的“学习雷锋运动”，发展到1965年毛泽东发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解放军”和“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结合当时的援越抗美和备战工作，一个如火如荼的学习解放军运动在全国兴起，华师附中在这一运动中走在全省中学的前列。那时，解放军涌现出许多英雄人物，如王杰、欧阳海等，还有众多的学习毛著标兵，如黄祖示、廖初江等。附中采取“走出去”、“请进来”、“身体力行”这三个方面来体现学军的成效。
“走出去”，即学校每年都会组织学生到解放军军营参观。主要内容包括：听部队军政训练和军史介绍的汇报、参观营区及战士整理内务、观看射击、投弹、越障碍、单兵战术等表演。
“请进来”，即学校每年请一些老干部或解放军指挥员来校传授革命传统，每个班也都请老干部讲述革命斗争历史。1965年八六海战后，麦贤得成了著名的战斗英雄，学校就邀请了他舰艇上的指导员给大家讲麦贤得的故事。
“身体力行”就是要学生的学军上注重落实在行动中，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大兴学习毛著之风。在学习毛著的活动中，学校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学习毛著心得交流，强调树立革命人生观。二是开展谈心活动。学校效法部队开展的“一帮一，一对红”的做法，在学生中开展“400米走谈心活动”，即在晚饭后，三三两两的同学在400米操场边走路边谈心，互相帮助，解决活思想。三是整理内务。每个人的被子都要像解放军战士一样，早晨出操后要整理成“豆腐块”状，许多人在参加工作后还保持了这一“部队作风”。记得我下海南岛当知青时，一次团首长（那时叫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下到我们连队，看到我整理的内务，竟然以为我是复退军人。四是加强纪律。附中一贯强调纪律，在学军中这一传统得到了加强。附中是全校寄宿制，那时晚10时，只要熄灯铃声一响，所有宿舍的灯光都要立即熄灭。早晨6时起床铃一响，所有人都像弹簧似的立即跳起，以最快的速度穿好衣服，迅速跑步集合。年级值班教师点名后，会进行简短地讲评，对最后到的班级和个人点名批评。而后分班级进行两、三千米的长跑，当时出校门正门向东跑到邮电学校，向西跑到石牌桥，然后回到学校后再进行各种形式的早运。五是开展军体活动，几乎囊括了部队训练的所有项目。六是组织了基干民兵武装连。学校从高年级中挑选了一批优秀的学生组成基干民兵，对这批人着重加强了军政训练。
记得1965年，全军大兴将军下连队当兵，地方领导也跟着仿效，纷纷到基层蹲点。校长王屏山为了进一步抓好学生饭堂的伙食，也在学生饭堂同工人一同劳动了一个星期。那时“经济困难时期”刚过，市场供应仍十分困难，但华师附中却能让学生吃饭不限量，而且每餐至少能吃上几片肉。在那个年代，能做到这一点实属不易，这与学校领导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培养学生从小热爱劳动及培养劳动人民的感情
加强学生的劳动锻炼是华师附中的一贯传统。通过劳动锻炼，不但可以培养学生热爱劳动和尊重劳动人民的情感，还可锻炼体魄，从中学习劳动技能和生产知识，加强与工农结合。那时，附中从初一开始，就组织学生学习毛泽东的《青年运动的方向》等文章，强调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而在读书期间，学生通过到工厂和农村劳动则是与工农相结合的一条重要途径。
华师附中每个学期（即7月和12月收割水稻大忙时）都要组织全校同学到农村劳动一个星期，其定点地为广州郊区花县（今花都）新华公社岐山大队。每次下乡，同学们都要乘火车到新华站下车，而后像解放军一样，背起背包，提着水桶，一路高歌，走好几公里路到达目的地。华附学生到农村参加农忙不是简单地劳动，他们都必须按照老红军和老八路的传统，与农民实行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三同”，并预交粮票和伙食费。一般是两三个同学与一户农民“三同”。在此期间，所有学生在参加收割大忙外，还要抢着为“三同户”挑水、扫地、做饭、剁猪菜及浇菜地等。此外，学校往往还组织农民对学生进行忆苦思甜的教育。这样的结合，使附中的学生与当地农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如今已四十多年过去了，有的同学至今还与农民保持了来往。每当农民见到老附中的同学，都说“再也见不到这样的好学生”。附中同学的下乡劳动锻炼还为后来上山下乡打下了劳动技能基础和对农村生活的适应能力，特别是加深了对农民的感情。
那时的华师附中还在校内设有机械厂和化工厂，在远郊龙眼洞农村建有校农场。每个班在每个学期除参加农忙劳动一星期外，至少还要在校工厂、校农场，或者到广州钢铁厂、广东柴油机厂（又称广东拖拉机厂）等国有大企业劳动一星期。
此外，华师附中每个班都在校内有自己的菜地。课余时间，大家都积极参加种菜活动。我们许多人为了种好菜，专门买了一些农业书籍，研究种菜的技术，并开展部分园艺试验。据统计，1965年度，附中学生自己种植的蔬菜已能满足饭堂总用量的三分之一。
附中的这种劳动锻炼，使许多人很早就成为劳动能手，不少初中生就能熟练地开刨床、铣床，就连初中的一些女同学也能挑着100多斤的担子健步如飞。
像华师附中在教学时间内安排这样多的劳动，这在当时全国也是极为罕见的。那时有一句流行的口号叫作“怕艰苦就是修正主义的开始”，而劳动锻炼正是培养“不怕苦不怕累”的重要途径之一。每当一些老附中回想起这种劳动锻炼时，总不免感到从中获益匪浅。
发扬艰苦朴素的作风
华师附中培养学生发扬革命传统，大兴艰苦朴素的作风是从小事做起的。
那时附中吃饭时是八个人一桌，每桌一盆菜。每当就餐时都有值班学生巡查。只要见到桌上掉有饭粒，值班生一指，站在桌前的人就必须无条件地捡起吃掉。这在今天看来似乎不可思议，但在当年这的的确确是作风的具体体现。
那时劳动是必须打赤脚的，有些刚进校的女生穿凉鞋劳动，往往会遭到大家的当面批评。
节约一滴水、一度电，成为每个人的自觉行为。看到课室无人而开着电灯，路过的人不但会随手关掉，还会向该班提出批评。洗衣服时，能用两桶水就绝不用三桶水。
为学习雷锋，自觉不买零食，成为许多积极要求上进同学的自觉行为。在两三年内，没买过一根雪条的人是大有人在。如果有学生偷偷带食物回学校，那是很丢人的事。
那时的伙食费每月只有10～11元，学生家长给子女每月不过十二三元。交伙食费剩下的钱，除买毛巾、牙刷、肥皂等生活必需品外，附中学生花费最大的就是买书。那时，每个星期五中午学校都组织新华书店到学校摆摊，主要类型为政治和革命传统教育、科学技术、教学辅导等类书籍。
华附学生中的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子弟较多，针对这一特点，学校提出了一些要求。针对少数领导干部用小车接送子女上下学现象，王屏山校长除做好思想工作外，还亲自到学校门口劝阻。1963年开展学习雷锋活动后，这一现象基本上被消除。
附中设在广州市郊区，学生在周六下午回家及周日下午返校，基本上都是徒步，很少有人乘坐公共汽车。
附中的学生关心国家大事，并自觉做好事。班里同学家庭如有困难，则会有人主动支援，并不留姓名。1966年3月8日，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6.8级大地震，周恩来总理亲赴灾区指导救灾。附中有一些学生匿名通过邮局捐款，本人就寄去了5元钱。
“革命时代当尖兵”
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那也是一个令人容易冲动的年代。为了改变祖国一穷二白的面貌，许多有志青年都想尽早投身到祖国的建设中去，附中的同学当然也被这团烈火所点燃。“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的心，革命时代当尖兵，哪里有困难哪里有我们，赤胆忠心为人民”，像这样煽情的歌词，时时都在激荡我们年轻的心扉。
从1963年开始，全国都在倡导学习务农的典型董加耕、邢燕子等，周恩来总理到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看望知青，再加上附中老师曾让全校同学阅读一本描写参加军垦的中篇小说《军队的女儿》，更加让许多同学热血沸腾，产生青春期萌动，学生也难免会有一些像“不考大学就直接务农”的偏激举动。1964年，附中曾出现100多名应届高三毕业生不考大学，直接申请下乡务农。后经省委研究，有4人获准，其中就有将军的女儿江雁翎，她也一时成为广东省青年的典型。我那时读初中二年级，我与同桌女同学智远芳商议后，她直接写信给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农一师，我则写信给黑龙江农垦的八五二农场，要求就是直接务农，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后来，我俩都收到了回信。对方说我们年龄太小，鼓励我们继续努力学习，准备长大后再参加祖国建设。这些事，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可能难以理解，但在那时，却是我们那一代年轻人实现革命抱负的一种具体体现。
附中一直提倡“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由于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华师附中在“文革”前考不上大学下乡的比例是最高的；“文革”中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几乎不费吹灰之力。1968年11月5日下午，随着广州太古仓码头红卫三号海轮汽笛的轰鸣，伴随“红卫兵战友们——战场上见！”的响亮口号声，广州第一批知识青年满怀豪情奔赴海南。当时，《南方日报》把华师附中一批女生在船舷上的青春定格在历史的画面。
阶级斗争教育及阶级路线
当然，在整个国家都在推行“左”的做法时，华师附中的各项工作也难免不受其负面影响，其中的德育教育也必然会有一些偏向，特别是在阶级斗争教育及阶级路线的执行上，为华师附中成为广东最早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单位埋下了伏笔。
在1962年夏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观点，全国的各项工作都紧跟其上。1965年，华师附中曾在学生中开展了“向党交心”活动，要求每一位学生都要检讨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要在“灵魂深处闹革命”，深刻剖析自己的“丑恶灵魂”。期间，有的学生剖析的内容令人瞠目结舌，校领导发现后，及时叫停。在“向党交心”活动时期，尽管附中也在同学中批判了“自来红”思想，但在发展团员等工作中，仍突出了“阶级成分”和“阶级路线”，使一些积极上进并表现突出的非“红五类”出身同学不能入团，伤害了这些同学的感情。
1965年底和1966年初，全国大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三家村”，附中紧跟形势，组织张贴了一些大字报，印发了一些批判资料。学校还组织学生学习了关于开展“四清运动”的二十三条，广泛开展了忆苦思甜活动。这一系列的活动，使华师附中的老师和同学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终于在1966年5月27日，在附中贴出了广东“文革”的第一张大字报。
6月1日晚，经毛泽东批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文革”狂潮迅速在全国爆发、蔓延，华师附中理所当然地成为广州地区的“文革”急先锋。紧接着，广东省委向附中派出了第一个工作队，并引发了学生与工作队之间的矛盾。8月11日，广东最早宣扬“血统论”的大字报张贴在附中，同时引起两派学生的通宵大辩论，随即掀起了红卫兵运动。那时发展红卫兵不但要以“出身划线”，而且一些低年级的干部子弟甚至动手殴打“出身不好”的同学，造成人为的“阶级伤痕”。为解决华师附中“文革”中出现的问题，中共中央中南局竟然在7月和10月连续四次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及一次书记处书记会议，其规格之高，次数之多，在全国绝无仅有。
华师附中阶级斗争教育及贯彻阶级路线的做法，在“文革”中结出了难吃的“硕果”。这一惨痛的教训，则要用另外的文章来阐述和分析了。
三、智育创新
“文革”前，华师附中的领导十分明确“学生以学习为主”，在强调德育领先的前提下，学校始终把教学放在首位，狠抓“教学为主”，努力探索具有指导意义的教学规律和新的教学方法，不断改进教学。那时的华附不论是初中还是高中，都能做到“高进高出”，大多数初中毕业生也都能考上本校的高中，这与附中紧抓教学为中心是分不开的。同时，华师附中在学生中大力开展科技活动和文体活动，努力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创造并保持一流的教学质量
1959年，教育部对全国17个省市高考成绩进行排队评比，广东名列14位，时任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铸十分光火，认为这是“奇耻大辱”，并下决心扭转这一局面。在调研中，陶铸发现华师附中在当年高考中不但各科名列全省第一，而且全省前10名成绩优秀生中，华附竟占了7名，已远远超过号称省内“第一中学”的广雅中学。于是陶铸在全省县委书记大会上将华附树为中学标兵，号召全省学习。此后，华附将广东高考第一的荣誉一直保持下来。
选拔和培养优秀教师
校长和教师是学校的灵魂，是能否办好学校的首要条件。华师附中历来重视培养优秀教师及科组建设，努力培养学术领头人，其主要途径是通过选拔、学习、锻炼几个过程。
附中依托华南师范学院，每年都选拔数名优秀毕业生到附中任教，并把他们作为学校教师的骨干来培养。王屏山校长认为，即便是响鼓也要用重锤敲，必须一开始就给年轻教师压重担，这才有可能早出人才。遵循这一思想，大多数年轻教师一到附中，往往会被委以重任，从一开始就要挑大梁。有好几名刚毕业的年轻教师，到附中一上岗就担任了高三和初三年级的班主任，从中可以看出华附领导的胆识及魄力。
华附特别注重通过学习和教学实践来提高新教师的教学能力。学校的所有校领导都必须兼任教师，这已经成为了传统。对此，王屏山校长亲自带头，教学一辈子，学习一辈子。他努力在教学一线探索，长期亲自执教高三的数学课和物理课，每周常常要上4～6节课时，还要听6节课。在王屏山带领下，华附教师都养成了勤奋学习的好习惯。
王屏山认为听课是提高教学水平和实现教育改革的重要途径。他在附中校长任期内，除亲自授课外，还坚持听课制度，探索提高教学质量的方法。一次，他曾连续一个月听了刚毕业来校任教的年轻教师叶智友的英语课，并不发表任何评论。迫使该教师认真备课、认真讲课、越讲越好。以后他当上了科组长，退休后，还被澳门大学聘去任教。
在校长带动下，附中的教师自觉学习教育理论，经常在校内和校外参加听课，汲取别人之所长。学校也不时组织一些教师参加培训等。许多青年教师任教不几年，就成为学科的领头人。
五十年代，我国全面学习苏联，教育界也是如此。1955年，王屏山被组织派到北京教育行政学院学习了一年，师从苏联专家安娜·西达斯耶娃，专攻教育理论。通过这种学习，大大拓宽了他的视野，并使他坚定建立我国自己的社会主义教育学的信念。“文革”中，全国大批教育战线的“凯恩斯教育思想”，全面否定对苏联的学习，并把这种学习冠以“修正主义”的帽子。今天我们认真总结这段经历，可以说，要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将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教育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教育，这种学习是必要的，成效也是明显的。当然，一定要有创新。
“文革”前华附不但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学生，打造了学校的名牌，还同时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教师，其中已有20多位担任了省内中学的校长。
注重教学改革
“文革”前，华师附中曾创造了高考录取率达98%的记录，这在当时简直就是奇迹。那时高考录取率很低，就连广州市区内的一些中学，也有连续几年没有一名考上大学的。但华附的校领导并未对此满足，并盯住了更高的目标。
华师附中在教学质量上保持长盛不衰，关键在于不断改革创新。早在合校初期的五十年代，华附就率先开展了以“启发式”教学为重点的课堂教学改革；进入六十年代，学校又率先实行了课外活动创新。
由于受时代的制约，附中的教改也走过弯路。1958年，随着大跃进及“三面红旗”的“左”倾做法的推行，全国教育战线开展了“拔白旗、插红旗”的教改，附中也受到干扰，影响了教育质量，伤害了一些教师。但附中很快就在1959年自己纠正了这一错误。
数理化教学改革
数理化的教学改革突出体现在对高三毕业班的教学上。那时高考前，学校都要自己要进行“毕业考试”，华附出题往往难度较大，学生考分较低。仅此做法，在“文革”中就曾受到过严厉批判，说是用“难题”“压学生”，使学生成为“分数的奴隶”。
现在回过头来看，华附的做法是很有可取之处的。当时校长王屏山曾对学生们说，1+1=2谁都会作，大家得了100分也不会高兴，因为这贬低了自己的智商。因此，不能把分数高低看得太重要。而通过做一定的难题，找出解题的方法和规律，这才能提高大家的水平。
我们从初一开始，许多同学就买了《趣味数学》、《趣味物理》及数学补充习题集等书籍，并想法找到一些奥林匹克赛题来做。我们从这些难题、趣题中寻找解题的规律和技巧，这对提高理解课本知识是很有辅助作用的。我们班许多人都有一个记难题的数学小本子，上面记录了许多代数和几何的难题，特别是一题多解，很能让人思路大开。华附的这一传统一直得以保存下来，无论是在“文革”前还是近年，华附学生参加全国甚至国际奥赛等总能取得优异成绩，不但为学校争光，也为国家、为广东省争得了许多荣誉。
语文课教学改革
语文课老师在上课时通常不是按部就班解剖课文及讲解语法，而是更多地教我们去学习作文的写作方法和技巧。记得给我们班上课的几位语文老师很喜欢用形象、生动的语言来吸引我们年轻的心灵，以至几十年过去了，每当同学聚会时，有的人还能模仿出老师上课时的语气和动作。附中的语文教学强调的是写作能力，为此，学校还要求学生从初一开始写周记，并由班主任批阅，同时还要求有能力的学生天天写日记，以此锻炼学生的分析事物能力和写作能力。
语文课老师除了完成教材规定的课程外，常常会推荐一些课外读物，并结合这些作品，就其构思、全文结构、人物刻画、乡土语言的运用、思想性等进行讲评，有的老师还会举出小说中的一些语言来介绍讲解。记得我们读的最多的小说有：《军队的女儿》、《艳阳天》、《山乡风云记》、《欧阳海之歌》等。
那时什么都要讲政治，尽管语文课教学比其他课程融入了更多的政治因素，但老师对学生所进行的启发式教学方法，对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是大有裨益的。许多年过去了，华附涌现出了相当一批有作为的作家、记者，及报刊、电台、电视台、出版社等单位的负责人，一些在机关的工作人员也成了重要的“笔手”。
外语教学改革
华附在五十年代的外语教学主要是俄语，进入六十年代后逐渐改为英语为主。
我在1963年9月入校，正好赶上推行新编的全国新教材，其难度提高了许多。华附对这份教材是一学期学习一册，广州市许多学校是两个学期学一册。为了能让学生消化新教材，华附对外语教学进行了较大改革。
校长王屏山认为外语教学最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听说能力，而这往往是教学的难点和弱点。为改变这一状况，我们那时在教学中加强了听说训练。记得我们还曾到华南师院的阶梯教室上电教课，通过故事影片学习英语。学校在期末考试除了进行试卷的文字考试外，还增加了教师与学生的一对一的听说考试。经过这样的训练，初三毕业时，我们许多人已能用外语进行简单的会话。
提倡发挥个性和创造力
发展学生个性，发挥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这在基础教育中始终是个争论不休的话题。华师附中对此不但不存在异议，而且将此当作教育创新的要点，注重培养学生的兴趣、特长和博学，充分发挥学生的聪明才智。
校长王屏山认为教学有三大任务：对学生传授知识、培养能力及灌输思想，并认为良好的思维能力、实践能力和学习能力是学生成才的关键。他提出“课堂打基础，课外出人才”的教学理念。他在多种场合说过，如果学生认为老师讲课讲得不好可以不听，只要不影响其他同学上课就行。他还说，学生考试全答对题目可以给100分，但是如果答题有创造性，即便有个别题答得不理想，也可以给100分，甚至给110分。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华附的许多学生在做题时，喜欢寻找多种解题答案，这也就大大提高了学习质量。
在课堂教学中，教师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在课堂外，积极开展科技活动，培养学生的爱好和兴趣，启蒙学生的特长，引导学生富于幻想，勇于探索，重视实践，发展个性，勇于创新。同时，学校还提倡学生课外自学。多年来，华附积极鼓励学生人人争当“小发明家”、“小文学家”、“小艺术家”，发挥学生的个性和特长。这一做法，成就了不少人之后成为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
附中在这种改革中，还试验了开卷考试，其难度实际上比闭卷考试更难。这种做法要求答题时间往往是几天。学生在这段时间内必须自觉学习或互相讨论，等到交卷时，学生往往不知不觉就多学了许多知识。
当然，这种“培养个性化人才”的做法，在“文革”中“理所当然”地被批判为“刘少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在广东的代表”。
全面发展与因材施教
华师附中既重视全面发展，又积极因材施教。学校要求学生全面发展，即不偏科，力求学生在中学期间能掌握较为全面的基础知识，为以后学习专业及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但在具体操作上也有重点，即突出数学、语文、外语、物理和化学。其主要做法是：对这些课程配备较强的教师，各班班主任基本上为数学、语文及外语教师；对这些科目安排较多的课时；教学改革的重点也放在这些科目上等。
华附对学生教学不搞“一刀切”，提倡因材施教，分层教学，分类指导，并注意抓好“两头”：即对成绩好的学生“锦上添花”，也对成绩差的学生“雪中送炭”。六十年代华附在搞教改时，还允许一些成绩特别优秀的学生跳级。
提倡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
每当临近高考时，许多学校都利用星期日及晚上来给学生补课，一些家长也纷纷提出给学生补课的要求。王屏山在这种压力下，专门召开了毕业生家长会议，阐述了不给补课的理由，说明应给学生自己消化课堂知识的时间，并说明补课多了会让好学生也给补蠢了的道理。附中认为，最重要的是培养学生对学习的兴趣和自学能力，使学生掌握良好的学习方法，而延长课时和补课并不是好途径。
华师附中有一个很好的图书馆，它除了环境较好外，最重要的是藏书种类和藏书数量都很多，是当年其他中学所难以相比的。为了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自学能力，学校图书馆不但订阅了一般性的科普杂志，还订阅了一些较为专业的学术刊物。我在读初中时就时常翻阅有关航空航天及原子弹等专业刊物，从中了解和学习了一些有关的专业知识。
用学校荣誉激励学生
每年华师附中校庆时，都会有许多国内名牌大学发来贺电和贺信。记得1964年8月9日校庆时，学校用大红等彩色纸将这些贺电和贺信抄出，挂在正门教学楼一楼前，计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航空学院、上海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在这些贺信中，除了祝贺华师附中校庆外，往往还会赞扬华附学生在该校取得的优异成绩或科研成果，这对年青学子产生很大的激励作用。那时附中的优秀学生对自己的能力充满自信，在报考大学志愿时，根本就没把省内大学放在眼里，第一志愿填写的都是广东以外的国内最著名的高等学府。
1965年，教育部在北京召集全国四间红旗中学（长春的东北师大附中、北京的一〇一中学、上海的育才中学和广州的华南师院附中）负责人座谈，研究教育改革问题，华师附中教导主任麦嘉祥出席了座谈会。期间，毛泽东主席接见了会议人员，并一一握手。麦嘉祥主任立即将此项特大喜讯通过航空信件寄回附中，给全校师生以极大的鼓舞。
1960年华师附中被评为全国文教战线的红旗单位，校长王屏山出席了该年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文教战线群英会。1965年，王屏山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在当时，一名中学校长能当上全国人大代表，那可是天大的幸事。当然，这也充分体现了党对教育事业的关心及对附中成绩的肯定。
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
华师附中对学生的智育教育不仅仅限于教学大纲，还通过课外丰富多彩的科技和文艺活动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按学校规定，星期二下午为科技活动日，所有学生都必须参加一个科技小组的活动。
华师附中有许多学生课外活动小组，计有：无线电组、物理组、数学组、化学组、地理组、养蜂组、管乐队、舞蹈队、演唱组、航模组、美术组等30多个，大多数小组配备有指导教师。
有的小组下面还有分组，其中仅无线电小组就分有单管机组、双管机组、三管机组、五管机组等，共有200多人。附中的同学都十分热爱科技活动，有的还不满足于学校的项目。那时刚刚有了半导体收音机，但价钱十分昂贵，学校的无线电小组安装的是电子管收音机，我们一些同学就利用自己省吃俭用剩下的钱，到商店购买电子二极管、三极管、电容、电阻等器件，自己缠绕线圈、做变压器，自己设计、安装半导体收音机。
附中的航模小组人数不多，但他的影响却很大，每当他活动时，总有许多同学围观。特别是在校运会时，他的航海模型竞速比赛，火箭升天表演，牵引飞机的空中“格斗”、遥控飞机的特技花样飞行等，总能吸引众多同学的眼球。
由于华师附中科技活动开展广泛和深入，每当参加全国及全省科技比赛时总能得奖。
附中管乐队在同学中也很有影响，他也是当年广州市最好的中学生管乐队之一。管乐队的乐器很齐全，人数有四五十人。学校在开会前和举行各种活动，以及参加广州市国庆游行等活动时，管乐队都要进行演奏。在参加广州中学生的演出比赛时，附中管乐队也往往能获得奖项。
附中演唱组约有十多人，使用的均为民乐乐器、锣鼓及快板等。演唱组要自编、自导、自演各类小节目。常常是在下午第四节课或晚饭时间到校园各处演出。锣鼓一敲，马上开台。他常常配合学校的思想教育等进行好人好事的宣传，他的活动类似于部队进行行军鼓动的宣传队。六十年代经常举行全国、全市的大游行，声讨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每当游行，演唱组就会连夜编写、排练节目，游行时就成了鼓动宣传的啦啦队。
学校的广播站是个重要的宣传工具，它由学生自己管理。广播站的主要工作有：在早运、午餐及晚餐时间播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及各种流行的革命歌曲；播放学校的一些通知；播出一些班级写出的广播稿；在校运会时作为演播室及时报道赛况；在上午第二节课后播放广播体操等。
那时附中只在初一和初二安排了每周一节课时的音乐课，大多数的音乐活动是在课余时间进行的。每周每个班都要学会一首新歌。每个班都由音乐爱好者自动当教歌员，通常是利用课间休息或下午自由活动时间教歌。许多人还在课余时间，自己学歌。那时，凡是一有新歌，大家马上就会唱了。
从1964年开始，全国开展了“革命歌曲大家唱”活动，学校最主要的音乐活动自然也就是歌咏活动了。每当召开全校大会时，就是各个班级大显身手的好时机。大家模仿解放军连队的做法，每个班或每个年级由一人指挥，大赛革命歌曲，看谁的歌声更响亮，看谁能用歌声“压倒”对方。
“文革”前，每年广州市的中学都要分片进行文艺汇演，华师附中选送的节目往往都能获奖。记得初三上学期（1965年冬），我们班代表附中参加广州中学东片汇演，我们改编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革命烈士英勇就义的片段，将其命名为《万山红遍》，由附中管乐队伴奏，在演出中大获成功。
“减负”的教育改革
针对学生负担过重和“满堂灌”的教学方法，我国在六十年代中期开始了新一轮的教育改革，其重点就是“减负”。1965年7月3日，毛泽东看了《北京师范学院一个班学生生活过度紧张，健康状况下降》的材料后，给中宣部长陆定一写了一封信，说：“学生负担太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请邀请学校师生代表讨论几次，决定实行。”为贯彻“七三指示”，华师附中在这次教改中成为国家教育部的试点单位，部里还派了一位姓肖的副部长来校蹲点。
华附原本下午上课就少，通常周一至周四为两堂课，周五是一堂课。在这轮教改中，华附将下午课时减少到一堂课，到1966年上半年，除高三毕业班外，下午干脆就不上课了，时间全部交给学生自己掌握。
那时下午头两节课时，大多数学生都在教室和图书馆学习，有的还交流学习心得。第三和第四节课时，大家通常都从事体育锻炼和农业劳动。晚自习的两堂课，通常是做作业和自习。
这种教育改革开始没多久，就遇到“文化大革命”爆发。1966年5月27日下午，华师附中贴出了第一张批评校领导的大字报，全校立即陷入了大字报和大辩论的狂潮中。华师附中是全国最早贴出大字报的学校之一，并成为广东中学“文革”风暴的中心。这场运动给人们留下的是一段惨痛的历史，附中“减负”的教育改革也就随之夭亡了。
四、体育争先
在华师附中，体育不好的不能算是好学生。“文革”前，附中的体育教学和训练除了要全面完成教育部和国家体委规定的各种项目外，往往也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即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这种体育是与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以及国际主义分不开的。
常规体育训练
华师附中的常规体育教学主要包括田径、球类、体操、游泳等，其重点在田径的各种项目。附中有较大的校园，各类体育设施齐全，甚至还有一个室内体操室。球类训练主要是在课余时间进行的。吃晚饭时，观看足球、篮球和排球比赛，几乎成了惯例。
开展军事体育项目
1964年，随着学习解放军及备战形势的需要，华师附中大力开展了军事体育项目的训练。附中开展的军体项目十分齐全，几乎囊括了步兵训练的所有内容，主要有射击、投弹、刺杀、越障碍、负重越野赛跑、爬绳爬杆、越独木桥，甚至还有单兵战术等，其中有些还纳入了每年一度的校运会项目。
为了练习刺杀，学校购买了几百套防护服和木枪。每当训练时，随着震天响的“杀！杀！杀！”呼喊声，学校的操场俨然成了一座兵营。
附中有两座打靶场，一座在学校西南角岗顶操场，一座在东南角靠近华南师院围墙旁。越障碍跑的设施建在岗顶初一和初二的教学楼前的操场上，各班要轮流训练。
在军体项目的训练上，同学们的热情都很高，甚至一些女同学也不甘落后。大家都抱着随时准备上战场的心态来训练。
军事体育有个耐力训练，附中就曾组织学生进行泳池内的数千米游泳及10公里长跑，许多同学都坚持完成。
培养学生对体育的兴趣
附中的同学不但积极参加体育锻炼，而且对体育普遍有浓厚的兴趣，特别是关心国家体育事业的发展。
那时我国能够称雄世界的体育项目只有乒乓球。记得1965年4月，第2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南斯拉夫举行。一天早晨6时40分左右，中央广播电台正在播放新闻联播的播音员突然用极为激动的音调播出“特大喜讯”，“中国乒乓球队第一次获得女子团体冠军！”正在操场早运的同学们立即欢呼起来，全校成了欢乐的海洋。随之，一个新的乒乓球热在附中兴起。那时经济条件有限，学校只能在室外建了许多水泥乒乓球台。
象征性长跑
为了响应党中央号召，支援古巴和越南人民的革命斗争，附中在六十年代常常组织学生参加带有政治意义的象征性长跑。这种长跑的距离包括：北京至古巴首都哈瓦那，北京至越南首都河内等。根据象征性长跑规则，学校以班为单位，以所有人的跑步距离累计，看谁先跑到目的地。
在这种象征性长跑的锻炼中，附中同学发扬了不怕苦不怕累的革命精神，各个班你争我赶，纷纷争先恐后。
一年一度的校运会
从1956年开始，每年12月，附中都要举行校运会，这是对各班体育素质和集体主义精神的大检阅。附中校运会的项目比较齐全，尤其是囊括了田径的几乎所有项目。
1964年12月，我所在的初二（4）班获得第九届校运会团体冠军，首创初中拿冠军的记录。其实早在1963年的校运会上，我们班就以刚入学三个月获得第九名的好成绩崭露头角。初三时，我们班女同学张凝还代表华南师范学院参加全省大学生运动会，也取得好成绩。
在1965年冬的第十届校运会上，为了体现当时强调的革命化和劳动化建设，校长王屏山在校运会上挑了上百斤的红砖参加竞走比赛，引得全场一片欢腾。
在“文革”前，附中曾涌现了一名游泳健将李旦，多名国家一、二、三级运动员。钟南山院士当年就是华附文体活动的积极分子，他曾代表广东省参加1953年全国田径运动会，获400米跑第三名。1955年4月，钟南山又参加了广东省田径运动会，获400米跑冠军，并以57秒5的成绩打破当时广东省记录。1959年第一届全运会上，已经是北京医学院大学生的钟南山又以54秒4的成绩打破了四百米栏的全国纪录。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转眼，四十多年过去了。每当我回首中学时期的往事，总免不了为自己能成为一名“附中人”而感到骄傲和自豪，这——大概就是我们那一代人的“附中人”情结吧！

“四人帮”在“文革”中曾提出“两个估计”，即“文革”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根据这“两个估计”，广州的华南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在“文革”中就曾作为“封资修”的典型受到重点批判。1977年7月邓小平第三次复出，立即于8月4日至8日，主持召开了有30多名专家参加的科学和教育座谈会，他在会上批判了这“两个估计”，明确提出17年的教育“主导方面是红线”，并提出要办好重点学校，“要重视中小学教育”等。
从1952年四校合并成立华师附中，数十年过去了，今天我们认真回顾“文革”前华师附中的教育实践，无论是总结其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误的教训，对当前的教育改革都是不无借鉴的。

（注：由于时间久远，许多事情已记忆模糊，错漏之处实难相免。当然，文中阐述的也只是个人的认识和观点，不一定都正确。敬请阅者提出补充、修改及批评意见。）
2008.12








附录六
到民间去！
黎服兵
近日思想界对民粹主义的批判趋强，说其不是的日多。对发生近两百年，跨越大半个地球，影响力巨大的这股思潮，讥其没有方向，结构粗疏，没有系统理论，批判者几乎是用文学笔法描画批判对象，而不用理性描述分析，真是有点奇怪。我作为一个深受民粹思想影响，现在又自认是自由主义分子的思考者，想结合知青经历，说说民粹，也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在我中学年代的记忆里，有对民粹派的热情和崇敬。那常常是法兰西炮火硝烟里的街垒，是俄罗斯漫天风雪的西伯利亚流放地，是断头台下的热血，是地下室里的密谋。这一切，意味着牺牲和奉献，意味着圣洁与崇高，意味着苦难和死亡。
我从俄罗斯巡回画派杰作里看到他们的身影：《伏尔加河纤夫》、《送葬》、《意外归来》……如雷贯耳的画家大名：克拉姆斯科伊、列宾、苏里科夫、列维坦……那些油画真切刻画了社会最底层人民的苦难、思索和暗蕴的张力，流露出画家笔触的诚挚、深沉、同情，俄罗斯大地的辽阔，辽阔得令人惆怅。画作曾经深深打动我的心灵，人民的概念由此而立。人民在我眼中再不是抽象的教条，架空的虚无，是实实在在的社会不平等的承受者，是厚重的人类社会的基石。
当你读到“贝加尔湖我的母亲，她温暖了流浪者的心，为争取自由挨苦受难，我流浪在贝加尔湖畔。”能不热泪盈眶吗？当你听到“到民间去！”的呼唤，你能不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吗？民粹派的歌声和旗帜，是那样的亲切、忧伤，那样的具大慈悲心！
俄罗斯一长串震慑人心的名字：托尔斯泰、涅克拉索夫、屠格涅夫、陀思妥也夫斯基……是一群不仅有知识而且有反思的贵族，在他们笔下流淌出浓浓的对人民的同情和关爱，对沙皇封建制度的严厉揭露批判，对知识分子弱点的展示反思。有的人为了人民自觉放弃特权和财产，有的人为人民的解放奉献青春、才情乃至生命。归根寻底，他们都是大名鼎鼎的民粹派，贝加尔湖、西伯利亚，是他们的流放地和归宿，也是他们在作品中反复吟哦的地方。
民粹主义对我来说，更具体的是这批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艺术家、作家，民粹主义并不意味着反动，反而是民主主义派生的一蘖侧芽。
因此，我到俄罗斯去寻踪觅迹，想找到我的父辈曾经高擎的铁锤镰刀红旗。可是“众里寻她千百度”，只在陈旧的铸铁邮筒上找到铁锤镰刀的印痕；然而，十二月党人的影响，人民和现代国家对十二月党人的追思崇敬，在在皆是，印迹深深！十二月党是俄国贵族革命的先驱，激励数代民粹派向沙皇封建制度发起冲击！斯人已去，我踯躅于彼得堡十二月党人广场，写下几句话，表示对为民拼命的仁人志士的尊崇：“难寻血色浪漫，刺眼金顶宝帐；铁锤镰刀鸟无痕，流芳十二月党。”
民间，是知青的终极地标。知青在到达地标上和民粹派走到一起，虽然是被迫的。
知青在上山下乡运动中被动地被推向民间。民间丰富的资源不仅涵养了俄罗斯的画家、作家、思想家、革命家，同样以苦难和丰富的内涵孕育了中国知青。民间的熔炼，铸造出知青的坚硬脊梁，让知青承担起文革风暴中的文化传承。文化的破坏者就是文化的传承者，历史在这里现出吊诡的面目。我把知青比作俄国的民粹派贵族，并不是认为走到民间之前，两者就有同样的自觉和自愿。只是认为他们殊途同归，同样找到立足之本，安身立命的根基，值得为之奋斗终身的目标和对象，因而两者在近似的环境里获得相近的生命基因和思想基因，寻找到相同的运行路径，得到相同的思考结果。
要说知青等于贵族，会有人斥我奇谈怪论。但如果以民间底层视角观察知青，还确实有几分贵族气，给人捎高一筹的感觉，和民间平民有许多不同。尽管当时不少知青在文革中备受打击、垂头丧气、心灰意冷、绝望颓唐，但以民间智慧观之，这批人终究非池中物，不会永远固守底层，亦不甘心永远固守底层，现实社会仍会施以援手，加以厚爱。后来的发展证实了民间智慧高于知青的自我感觉。中国社会的诡异和知青身份的特殊，最终产生了中国社会奇异的一层，中国历史奇异的一段。
知青汲取养料于民间，学习智慧于民间，锤锻思想于民间，感大恩于民间。没有早期民粹主义的指引，没有民粹派艺术家文学家作品的熏陶，中国知青猝然遇袭，在上山下乡中从被动到主动，从迷茫到自觉的过程会拖得很长。知青落到民间后敏捷的反应，敏锐的触觉，敏感的神经，很大程度得益于民粹主义的滋养。
从这一刻起，历史深处走出了知青群体。他们了解了民间疾苦，懂得了世道艰难，对公平有热切的追求，对不平深恶痛绝。他们在底层铸就信念，爱人民，爱祖国，爱真理；他们在煎熬时立下宏愿，以知识改造社会，以文明促进国家。这一瞬间，民粹升华为民主，革命转换为改良，非此即彼变为宽容仁厚。席勒的《欢乐颂》在社会底层徐缓奏鸣：“全世界的人拥抱在一起，给地球以一吻！”
知青群体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成为过去，知青从民粹到民主的思想发展历程在思想史上留有深刻的痕迹。希望把握知青思想变化的脉络，对中国现实社会的转型提供一些有益的经验。
这是议论民粹主义的开篇，从知青经历入手，写来会顺利些。还有一些问题，如：从民粹到民主、从民粹主义到法西斯、革命中的民粹主义等等，会陆续写来，请大家指正。
　　　　　　　　　　　　　　　　　　　　　　　　　　　　　　　　　　　2008-5-8



























附录七
“附中日”
黎服兵
在附中学生的眼中，“附中日”如美国的“独立日”，神圣而伟大。母校，在学子心中，没有替代物。
很久没回附中，今天是一年一度的“附中日”，听说不少同级学友有兴致回校一聚，便生了回去走走的念头。冬日晴天，一路艳阳，外孙女小乌鸦一岁四个月，刚会走几步。带她到附中看看，不定他日有缘，也能成为校友，遂有此行。
1963年进校，就有“附中日”，那时的校庆，简朴励志，让新生顿生自豪感责任感。后来万千学校都搞校庆，大肆铺张。附中发展到今日，不能免俗。不喜附中陷于流俗，与母校久违。
华南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的历史，牵强附会，应不止百年。但她的成名，是五六十年代王屏山主长附中之后。那时的附中，不以高考第一著名，以“革命化”、“劳动化”著名，出来的学生以品学兼优著名。文革一役，附中是重灾区，也是附中威名远播的契机。文革初期全国范围一个奇怪的历史现象是，最早被利用的中学生，全部是各种“附中”的好学生。清华附中学生《三论造反》创立红卫兵、北师大女附中学生批斗校支部书记副校长卞仲耘致死，全都是附中学生所为，从文质彬彬到杀气腾腾，似乎是转瞬间事。处于南方大城市广州的华师附中亦不甘落后，领先全国中学生做出一件大事。华师附中的文革大字报于66年5月27日出现在校园，比史载北京大学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现于66年5月25日仅仅迟了两天。比照伟人的说法，可算是广东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了。无论是巧合也罢，敏感也罢，预知天机也罢，远离京城的中学生的举动，可说惊世骇俗。
由此观之，附中的成名，倒是颇合唯物史观，附中带领学生占据了思想文化高地，一览众山小，比那时的国立大学、芸芸众中学，高明处不在学识的高深，成绩的优异，在高于众生的革命思想、革命文化，符合伟人“培养革命接班人”的大原则。历史的浪潮远去之后，除了谴责“喝狼奶”长大的歹毒外，是否也应该客观研究高明于众生的“反潮流”、“一士之谔谔”和“自由思想，独立人格”的共生关系呢。身为附中学生，其实最受教益的还是独立思考，自我学习习惯的养成。
我非常尊崇的自由改革派学者李锐、谢韬、辛子陵，对当年红卫兵掌据当今中国命运流露许多担忧。他们在许多方面给中国看病都看对了，唯独对红卫兵的分析定性不对。他们把红卫兵看做是文革中的少数人，又过重地权衡了第五代领导人的红卫兵身份。我的看法是：红卫兵既是文化革命的冲锋队，又是文化革命的掘墓人。这两重身份，在时间上有接续，在思想发展轨迹上有接续和变化。身为附中学生，身为中国、广州早期红卫兵，我的亲身感受和思想轨迹似乎可以作些说明。
红卫兵的勃起，确实是盲从加狂热。但盲从要有带领，狂热要有目标，暗中确有指导者领路人。回顾所有的革命，何尝不是如此，革命是时代潮流，是时尚文化，每次发生，首先吸引的都是年轻人。年轻人的生命能量、改变现状的本能冲动，天然地适合革命。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哪一场游戏年轻人不是主力？哪一场游戏缺了高人引领？试问那时的年轻人有多少是弄明白了才参与其中？无非是紧跟潮流和时尚罢了。至于对错，不重要；挥洒青春激情才重要。对与错，不过是抛硬币的结果。陈忠实的《白鹿原》所以伟大，是在故事的开头讲通了这个道理。
红卫兵在特殊历史时期的大起大落、大喜大悲，短短一百天里经受的熬炼，比之寻常人的一生，教训痛得多，领悟的道理苦得多。有了这样经历的人，以后绝不会成为头脑简单只会服从命令的党卫军，很大可能会成为怀疑一切独往独来的思想者，具有独立人格的现代文明承载人。试看文革结束后的历次冲决禁区、创新潮流，站在潮头上的人，谁没有过红卫兵身份？
再说下去，我崇敬的这批民主社会主义学者，有可能在个别问题上陷入误区。他们还不是鲁迅笔下的狂人，领会不了狂人颠覆过往历史的深刻怀疑：“过去有的，就对么？”我们一直被传授的历史发展定律，一直有人向我们证明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唯一路径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但这是唯一的终极的真理吗？真的是科学规律吗？其实这和现存的五花八门的社会学说一样，只是其中一种假说。许多人用自己的努力实践去证明它们，但至今为止，还没有结论，也许永远没有。世界就是这么诡谲，人类就是这么多变，探索就是这么永恒，因而思想就是这么有趣。何必执拗于一个符号、一个概念呢。
附中对我们的潜移默化就是这么高明，民主社会主义的学者只是站在一位或几位哲人的平台上否定非哲人的实践，附中教会我们需要学习的不是相近的一批哲人而是所有的先贤，所有的唯一只是臆想，我们的脑容量应该容纳前人的全部智慧。感谢附中，感谢生活，教给我们如此平凡的真理。
文革以后，革命退位，经济为先，市场第一。附中向来占有的高位资源转用于提高单一的高考率，果然也有效，依然是全省第一，全国一流，然而失了神，失了魄，放弃了思想文化高位，泯然于众校了。于是便有了“流俗”的恶名，前几年的附中日，只见名人，不见精神；只见贵族，不见草根；熙来驤往，锦衣怒马；官人商人，弹冠相庆。全不见报国情怀、悲悯意识、忧患远虑、自省修身、自然自由、探讨争论。当年的“八字学风”，不知还有几人记得？
那时住校，每周一次往返城内，离城十余里，来回徒步，兼且赤脚，冬日亦然。这样的苦行僧生活，全校师生乐此不疲。
那时晨跑，每日六时即起，一千八百米长跑，东至省邮电学校，西至石牌桥摩托车俱乐部，精神焕发，脚步矫健。
那时傍晚漫步，在柠檬桉的氤氲气息里，谈理想，谈志向，谈科学，谈文学。然后，在《天鹅湖》序曲的温柔催促下，踱回课室自修。那份舒澹，那种读书乐趣，已经深深沁入不断复制的生命基因中。
围绕附中的田野、树林、农村，校内的小池塘，教工宿舍前后的菜圃，西南方的射击场，是城里中学罕有的景致。附中的与众不同，不在图书馆、实验室，在于她和大自然的融为一体，天籁自然、浑然天成，。育成别具一格的附中人。
在文革的凄风苦雨中离别附中43年，今天带着女儿、外孙女归来，也迎来一众校友惊诧的目光。附中日，有这么过的吗？在我心中却很自然。母校，就是妈妈，我带给妈妈看的，是她的后辈。没有母亲不欢迎后辈的，没有母亲不喜欢后辈的。这是一代对一代的传承，一代对一代的信任。
昔日的筒子楼宿舍不见了，昔日的苏式教学楼不见了，昔日的教工平房不见了。校园里密密麻麻全盖了大楼。高耸入云的一排排柠檬桉没有了，那安神定魄的香气也消失殆尽。校外的田野农舍变幻成高楼大厦车水马龙，回城的十余里林荫小路变幻成通衢大道地铁潜行。
何来附中好？何来读书乐？沧桑变幻，何至如斯？
2011/12/11







附录八
风眼
——文革初期的华师附中
黎服兵
离开附中踏上上山下乡背井离乡到海南的知青之路，至今已经46年。旧地重临，附中面目全非。旧时的苏式建筑，高大的教学楼、南北对开的筒子楼宿舍、两旁长着高大柠檬桉的笔直步道、池塘和射击场，已经了无痕迹。与中山大道对过华侨补校大门遥遥相对的校门也西移50米，校门前单薄狭窄的沥青马路变成宽阔的水泥大道，立交桥高耸于校园之上。
今年“附中日”和老同学在附中校园里左转右转，大家谈的是往昔轶事，我却想为拟议中的“华附文革史”拍一些图像资料。寻寻觅觅，竟找不到一丝旧物痕迹。只有文革初起时的急风暴雨、声嘶力竭、哀吟流血、人命轻贱、迷茫怀疑，仍历历在目，深隐于心，引发毕生的思考。回来后以旧建筑为经，以旧事件为纬，以思索为纲目，写一写旧附中。新的校园，除了维系旧事，已和历史无关。

一、课室与大字报
旧教学楼主楼，居于学校正门主校道顶端，为一哑铃状三层建筑，墙厚阶高，层空很大，十足苏式风格。我们1963年进校就在主楼一层读初一，印象最深的是小学作文尚好的我，附中第一篇作文只得了60分。附中老师要求之高，使我惊吓莫名。
大楼三层是图书馆，是我的乐园。每天晚饭后、晚修前，馆门一开，必是抢先找到昨日没读完的长篇小说，读至晚修铃响。文革一起，图书馆全封闭，大门紧锁，窗户砌砖，但挡不住我们读书的热切。吵架辩论、游逛胡闹之余，沿着水管、雨檐爬上去，用铁锤砸开砖石，钻进去翻书，直如老鼠掉进米仓，忘了吃饭睡觉。后来用麻袋把看中的书装出来，带回宿舍，看起来方便多了。
初二搬到校园西南角的新楼新课室，四层楼居于岗顶，比旧楼敞亮得多。坡下是野草萋萋的射击场，时时有枪声传上来。1964年正是海峡两岸紧张时，学生练武之心被挑逗得如火如荼。天天早起长跑，东至邮电学校森林公园，西至石牌桥摩托车俱乐部，1800米。下午课余，人人抱支小口径步枪趴着练无依托瞄准击发，结果实弹射击优秀射手率达90%。更优秀的如我的小表姐类，选拔为校射击队员，不但打小口径，军用步枪也打上了，还经常给到访广州的外宾表演打气球、水瓶，风靡一时，羡慕煞人。
初三时和高三同学在同一座毕业楼。毕业楼坐落足球场西侧，隔了一条标准跑道，离排球场、饭堂很近。饭堂前有一条步道，两边是学生会、团委的墙报栏。墙报栏在正常时期描画得花花绿绿，有我班字写得好的同学的功劳，吸引着吃饭的同学端着饭盆边吃边看，俨然校内的舆论阵地。
正因为墙报栏的显眼，地理位置的重要，1966年5月27日下午这里出现了广东文革第一张大字报。大字报贴出时我们刚考完初中毕业试最后一科《政治》。大字报是高三（2）班一位同学写的，比北京大学“全国第一张大字报”只晚了两天。广东接着出现的是离附中不远的华南工学院《北京来信》。两校距离太近，据说引起过省公安厅的联想，派出大批侦察员调查，自此引发广东的“文化大革命”。关于这两张大字报拟另写专文介绍，放下不谈。

二、操场与大辩论
操场中间是一个标准足球场，围着球场有一圈400米环形跑道，球门后空地有跳高跳远的沙池，掷铅球、铁饼的场地。毕业班大个仔了，有思想了，适时碰上附中搞“向党交心”运动，人人要向组织交代自己的落后思想、庸俗思想、反动思想，然后才能靠拢组织，争取进步。多可怕呀，人人要自觉作诛心之论。结果很快出来了，先走一步的高中，居然就有男同学交代自己倾慕某女同学，肌肤之亲，非分之想，丑陋之极。被涉及的女生居然就感到真的受了侮辱要死要活。有些家长是资本家、教授的同学羡慕家长是“革干、革军”的同学，幻想改变出身就好了，被直接挂钩为“变天”思想。有些班已经准备捉右派。幸好校领导及时叫停，才避免了大范围的伤害。回想起来，这时的教育和后来学生对教师的粗暴行为，可能有对应关系。
不过，在环形跑道散步“谈思想”的习惯，争取进步的风气已经形成。晚饭后三三两两知心同学绕着操场散步谈心，成了校园一景。

操场西侧有一个主席台，在台上台下上演过文革初期一场“大辩论”。时间在学生们反完校党委（总支），又在伟大领袖支持下战胜省委派来接管学校的工作队，刚刚准备走向社会，要造社会反的时候。
北京的红卫兵来了。清华附中红卫兵“三论造反”的文告震动天下。我曾经撰文探讨，为何文革初期造反的学生大多来自各地“附中”？只有好的大学才能够设立附属中学，大学的附属中学能够截留优秀的本科毕业生当教师，能够分享大学的教学资源，能够挑选最好的生源，教出最好的学生。文革中，好学生不是一下子变脸反噬师长的，他们具备了最听党的话这个好学生的根本特质。
华师附中和北京的好学校、好学生关系更非同寻常。他们的父母经常在各地和首都间调动，子女跟着北上南下，文革前多有交流，甚至兄弟姐妹有的在北京念书，有的在广州念书，消息互通太方便了。
因此北京红卫兵到广州后，落脚八一中学，表演舞台却搭在附中，广州1966年八月初“血统论”大辩论肇始于附中操场主席台。血统论不深奥，却源远流长。自氏族社会始到清末，血统论是主流社会制度的基础。民国建立，理论上推翻血统论，袁世凯还想复辟，血统论还深入民心。1966年的红卫兵不过把它粗鄙化了，写出一副对仗平仄不合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原来是“历来如此”，后因为国家领导人也有出身反动的，改成“基本如此”。
附中比较老成的高三同学本意是引来北京客人，支持他们反对省委工作队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谁知客人一来，反客为主，主席台成了宣传血统论的讲坛。当时主持辩论会的同学也出身革命家庭，一反校党委、二反工作队，都得到毛泽东支持，连续赢了两盘，正是热血沸腾准备大干一番的时候，不免从心底里认同血统论。更有些激进的同学为了革命，为了进步，对自己已经成为革命对象的父母（走资派、学术权威、反动文人）心生怨恨，跳上台自称混蛋，竟获得全场一片掌声。
在一面倒的叫好声中，有些冷静客观的意见根本传不出来，偶有不同意见，便是一片叫打声。这时有个初三的同学上台提出一个新论题：毛泽东思想能否一分为二？话音未落，即在一派狂热叫嚣声中被推下台暴打，关进教务处楼梯底杂物间。
这喧嚣一幕，文革后被原附中高一学生方亮写成短篇小说《拳头打在谁身上》，真实地记录、反思了这段历史。

三、校门与手榴弹
提出“毛泽东思想一分为二”的同学被囚禁几天了，有些同学要求放人、给出路，有些同学主张送公安局、惩治反革命。两种意见吵闹之中，手脚并用，扫帚、皮带飞舞，流血当场。这大概算是附中最早的武斗，规模很小，只伤及皮肉，热闹一场。后来果真送去公安局，人家也不收，不了了之。
校内冲突最激烈时已是翌年夏季。附中四周的华师、暨大大学生纷纷有了自己的组织。居于附中、暨大之间的华侨补校也有了华侨学生组织。归侨生保留较多国外生活习惯，花衣花裤、尖头皮鞋、外国小曲，很被附中学生看不惯。一年多没人管了，平时已摩擦不断。这天不知谁挑起事端，惹得“侨补”学生联合暨大学生杀上门来。
冲突就发生在中山大道两旁，附中校门和华侨补校校门相对的地方。当时学校老师、校长进了牛栏，工作队被逐出校园，学校暂时由这两场斗争的胜利者——附中红卫兵接管。高三老大哥面对校门外的攻击人群主张关闭大门坚守，初中同学不服气要打反击。犹豫中，大门还没拉上，对方已冲过马路中线逼近校门。水管磨尖的长矛、演戏的大刀片、棒球棒，白花花一片，碎砖乱瓦如蝗虫横飞。
附中这边见势不好，有人连呼“开枪”！口袋里有枪的人却怎么也掏不出来。眼看对方逼近，长矛快顶到面门。突然半空飞出两颗手榴弹，落到对方阵内，“轰、轰！”两声，浓烟冒起。对方阵脚被爆炸打乱，掉头就跑。这边赶紧关上大门。仔细观察炸点，连路面也没炸出小坑，双方虚惊一场。事后才知摔出去的手榴弹是自制的，塑料管里填上黑火药，基本没有杀伤力，吓吓人还可以。
说明一下：校门冲突时还没有出现抢夺解放军武器和大规模武斗，各方密锣紧鼓准备的还是冷兵器，磨尖的水管当长矛，磨快的钢锉当匕首。学校附设的机械厂里有车床、砂轮、台钳、热处理设备，用上平时学工的技术，做起武器很顺手。图书馆偷来的书很有用，尤其是化学工业类，对火药炸药的配制、硝酸氧根的利用有具体详细的实验指导。这个时候手里的枪是自制的，没法拉制枪管内的膛线，充其量是滑膛枪，也打不了连发。

四、宿舍与军训团
附中是寄宿制，集体生活，5年里住过两处集体宿舍。
第一年，宿舍在教学主楼东侧，和课室只隔了一条人行道。典型的苏式筒子楼，上下两层，每层两排房间，中间一条长长的过道。因为过道笔直溜长，俗称筒子楼。1949年后，在中国无论南方北方都用这种苏联的形式建了许多单位宿舍。直至60多年后，只要是有年份的大学，都还留存着这类筒子楼。没有筒子楼的大学一定是没有历史的。政府大院、军队大院的宿舍也多是这种楼房。这些历史考证足以证明附中是从华师分出来的一块地盘。
筒子楼适合集体居住，两头楼梯处是公共澡堂、厕所，沿走廊两边是住人的房间。这种设计很适合集体生活，节约空间、节约能源、资源共享，没有煮饭的地方，因为不需要，都吃公共食堂。改革开放后许多文艺作品，凡描写知识分子生活，离不开筒子楼。长长的走廊，成为各家各户摆放炉灶炊具的场所。
筒子楼每个房间能放下六张双层床，三个双层行李架，容纳十二个学生。二楼装了我们一百几十个初一男生，在生活老师管理下，倒也秩序井然。我住的北房，住得满满当当，里面有两个同学家长是将军，也没有搞特殊。有的房间更夸张，有好几个是省部级家长的男生，也没见有人嚣张过。不管家庭如何，一样穿打补丁衣服，光脚板走路。
宿舍外生长成排的桉树，柠檬香气四溢。南窗外空地长着我们培植的玉米，一片绿浪。北窗外隔着排球场坐落一栋同样的筒子楼，住女生。她们的歌声、尖叫声能传到这边。宿舍禁止异性进入，班里临时有事商量，到窗下喊一声到课室即可。
入学第二年不知什么原因，全年级男生搬到校园西面靠公路的体育室临时居住。上百张架子床按班分区摆放，室内没有澡堂厕所，要跑到几十米外一处大澡堂解决。因为人多，又因为看多了反法西斯的二战电影，我们把自己的大宿舍取名“集中营”，没什么恶意，就是中学生好比喻，什么相似比什么，没有考虑质的不同。人多了，生活老师管不了太细，反而得了自由。睡觉时聊天、打闹，年纪小、睡性好，不受影响。集中营倒成了课余乐园。
因为宿舍太大，还选出了宿舍主席。又因为恰巧宿舍主席姓毛，顺口叫他毛主席。接着姓林的叫林彪元帅、姓周的叫周总理。那时不兴告密，也没见老师干涉，小孩儿玩儿罢了。
毕业班又搬回第一年的筒子楼，不料一住三年。一年念书，两年胡闹，直住到上山下乡离校。三年里出了不少故事。
念初三那年规规矩矩，考完毕业试。记得最后一科考政治。交卷出来，校园里贴出一张大字报，附中文革由此开始。六门主科的考试成绩没了，离校时发的毕业证上面没有成绩。最后两年，别的班闹派性，不同派的不肯住一个房间，还吵嘴打架。我们班也分派，但一团和气，不吵不打，还住在一起。一起到珠江游泳，一起偷摘猎德、员村农民的石榴荔枝，一起到周围大学游逛、偷鸡摸狗，一起学拳练武、磨刀造枪，只是没课上了，家也不大回。
筒子楼里其他班有人闹事，连同学的自行车也偷，好不容易积攒的图书和无线电器材也丢。索性用电子元件和电磁铁做成电子门锁，这大概是中国最早的电子门锁了，没锁孔、没锁扣，不用钥匙，只有密码才能打开，硬撬就警铃电火花齐闪。
最后一年来了军训团，团长是野战军的师政委。大概是附中的军队孩子特别多，不到这个级别的真是管不了。军训团来了也不管用，学生大多跑到市里胡闹去了，找不回来。高政委从部队选来几十名最优秀的士兵，每班派驻一个，任务就是把学生引导回课室学习讨论，不到校外闹事。
文革时的学生班改为排，士兵带一个班，成了排长，有几分得意，意味着将来回部队有机会提干。带我们班的是名侦察兵，姓欧，我们叫他欧排长。排长个子不高，黑瘦干巴，但身手了得。我们拉他到草地玩摔跤，这时我们也算是跟着体院散打教师学过年把武功的人。一交手，三四人推他不倒，被他一发力，我们全摔地上。不服气，一拥而上，箍颈跘腿，分筋扭骨，却如碰到钢柱上，手脚生痛。
经此一战，欧排长和我们成了好朋友。没有老师上课，欧排长天天和我们在课室聊天等吃饭，日子倒也平静。欧排长怕我们夜里偷跑到校外胡闹，干脆把背包扔进学生宿舍和我们住在一起。在欧排长的努力下，我们班成了学校最乖的班，得到高政委通报表扬。欧排长更高兴了，眼睛常常笑得像弯弯的月牙。
乐极生悲。欧排长服役多年，一月六元的士兵津贴积攒到一百多元，买了一块当时很稀罕的瑞士大梅花表，准备回家娶媳妇。也是合当有事，欧排长临行前夜在我们宿舍显摆他的大梅花，我们这些见多识广的城市学生看过以后也认为确是一块好表。传来传去，听那摆轮铮铮细响，看那镶在数字下的红宝石，摸那光滑晶莹的表盖，一屋子人乐到半夜才睡。
第二天天没亮，被欧排长一声惨叫惊醒：“表呢？谁拿了我的表？”问遍室内十人，谁都说没看见。汇报上去，军训团首长怕影响学生安定，不敢认真调查。其实就十个小屁孩作案，真要查，没有查不出来的，硬压着欧排长吃这哑巴亏。
欧排长纪律性极强，一声不吭，但五年的积攒打了水漂，不心痛是假的，接连几天眼睛红红，肯定哭过几回。那天晚上我也住这间宿舍，作为文革前的班干部、团员，觉得有责任帮帮欧排长，暗暗摸过底，留心过班内动静，但始终不得要领。估计那晚有人把表藏起来想开玩笑，后来事情闹大了，悄悄扔到下水道之类的地方去了。
后来高政委动了恻隐之心，动用军费买了块上海表给欧排长回家成亲。欧排长可能伤了心，回校后对我们不复以往的热情，军训没完就申请回部队去了，可能因此失去提干的机会。现在想起来，还是深深地觉得对不起这位老侦察兵。

五、劫难与红卫兵
文革，对一代中学生是劫难，也是放纵性情，挥霍青春的机会。五四以降，能有几代青年赶上这种时代？我们既不幸，也万幸。46年回首，历史对我们的惩罚，政治对我们的报复，既严厉，也快速。两年半的放纵，换来12年上山下乡劳改的禁锢。两年半里接连发生的“捉联动”“支左”“交枪”“军训”“捉516”“捉三种人”，内里是当局对年轻人的提醒。提而不醒，戒惩随之而来。
对知识分子而言，文革更是直接的灾难。雷霆打击，心灵折磨，肉体摧残，生命轻贱，刹那间直接砸向顶着“接班人园丁”光环的教师身上。呕心沥血、废寝忘餐、苦心哺育的好学生，一朝翻脸，就成打人凶手、索命元神，中间没有一刻过渡、半点犹豫。
附中教导主任、全国先进政治思想教育工作者、和毛主席一起照过相的麦嘉祥老师，就在文革初起的7月15日，在校园北部的教工宿舍愤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印象里麦主任是附中教师的少壮派，在校主抓政治思想工作，是王屏山校长“革命化、劳动化”口号的具体推广者和身体力行者。大冬天里带头赤脚挑粪浇菜施肥的是他，夏日炎炎带着师生在水田里割稻的也是他。我们这些追随他的少年也学着赤脚走路，甚至周末回到市里繁华天下，仍以补丁衣服赤脚蓬头为荣，冬夏春秋，莫不如此。那时候附中已建立学工学农的规矩，每学年一周时间到学校小工厂，车铣刨钳；一周到学校小农场，砍柴耕地拾粪牧羊。还要去花县花山公社岐山大队秋收，广州钢铁厂拖拉机厂炼钢铸铁。三年附中学习，科技文化之外，工农业生产劳动本领学了不少，让我们在以后的劫难中有所准备，比起其他中学生被丢到农村后少了些手足无措。
麦主任的政治思想工作并非毫无瑕疵。1964年学校开展“向党交心”运动，要求人人深挖自己头脑里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向党交心。运动搞得人人自危，特别是家庭成分不好的同学，心情非常矛盾，要向组织靠拢要求进步，就要刻意想出自己接受了家庭哪些非无产阶级思想，大义灭亲，批判家庭。亲情和阶级感情，非此即彼，简直撕裂人格。少男少女喜欢打扮本是人之常情，有条件的，穿皮鞋、花裙，行不行？青春年少倾慕异性是不是就要不得？一时都被说成是非无产阶级思想，还有些女生被倾慕者说出姓名，以为就是受了侮辱，要死要活。
附中向来以成绩取人，全省平等，成绩优异家庭成分不好的同学在所多有。在讲究阶级路线的那些年，不免羡慕家庭是革干革军的同学，有些怨恨家庭出身的想法说出来，被歪曲成想“变天”，传说要被定为“右派学生”，更是人心惶惶。
好在乱象初萌就被叫停，只在高中部搞了半年，不致蔓延到初中部，避免了我们这些道听途说的积极分子伤害同学，亦未自伤。但在青少年中进行思想改造的过左运动，造成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矛盾和怨恨。阶级斗争过分的强调、敏感，无端的仇恨在暗暗生成。恶果报应得很快。
文革一起，校领导靠边站，省委工作队进驻，麦主任停职反省进了牛栏。这时又翻出前些时麦主任领队去黄埔港向外国货轮示威支持古巴反美的旧事，不知是天气太热还是情绪过于激动，上惯政治课的主任竟然带头呼错了口号。其实领头呼口号喊错的事很寻常，不过是把“要古巴，不要美国佬！”的动词互换而已，但在文革的风头火势下，成了支持帝修反，反对社会主义的现行反革命罪行。
麦主任被剃了光头，被学生基干民兵押着劳动改造，参加批斗会。那时候被打倒的人很多，校长书记主任不是一两个，加上不少老师也成了牛鬼蛇神，麦主任夹杂其中，不算突出，本也可以浑浑噩噩挨过这段艰难时世。不料毛主席《我的一张大字报》横空出世，把工作队逐出校门。北京红卫兵四出煽风点火，把打人的恶习带到全国，也传到附中。
记得附中打老师是外校红卫兵带的头。附中初中的同学写大字报写不过高中，打人的激烈程度却超过高中，企图表现得比高中生更会革命。发展到八月份，所谓“破四旧”的“红八月”时期，在社会上动手打人致死的，多是初中学生，尤其令人瞠目的是初中的女生和出身不够好的男生。我目睹的两桩命案，一起发生在烟墩路6号，一起发生在广九火车站，动手打人致死的都是这类人。分析其动机，就是怕表现不够革命，不被信任，企图以更激烈的行为显示自己的革命性。相互比拼革命程度，造成了革命的惨烈结果。雨果《九三年》描述路易十六、丹东、罗伯斯庇尔相继被送上断头台，中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何其相似乃尔。
麦主任死得很惨烈。据在现场的基干民兵同学回忆，麦主任求死的心很坚决，先骗过监护人员进厕所，关上门后拧下灯泡，两只手指插进灯泡插座，想用电流自杀。触电很疼，但二楼地板绝缘程度好，电流只从两指间流过，把指头灼焦。麦主任在清醒状态下坚决求死，继而喝下清洁厕所的一瓶盐酸。盐酸进入肠胃，迅速烧蚀内脏，五内俱焚，痛楚异常，但没致命。此时求死不得求生不能，麦主任惟求速死，快点结束这种撕心的痛苦，爬窗从二楼跳下。麦主任着地后内外俱伤，但一时还清醒，巨大的痛苦比死还难受。麦主任用最后的力量甩头撞墙，痛苦逼迫他发出全力，墙角粘上缕缕发丝、殷殷热血，连水泥石米做的粗厚护墙板也被头颅碰崩。
麦主任的动作快速连贯，待厕所外的监护人员察觉，他已躺在楼下水泥地板上奄奄一息。楼上楼下的民兵赶到跟前，再叫救护车送到中山一院，已经抢救不及。
40多年后与曾经就读第四军医大学的同学一起试图还原麦主任自杀的过程，发现麦主任难以接受蒙受的奇耻大辱是致死的最重要原因。麦主任从全国先进教师、受师生尊敬的教导主任瞬间变成阶下囚，遭受学生毒打侮辱，心理落差太大。对前途绝望、与组织抗争，完全违背以往的信念，也造成极度的矛盾心理。触电、酸蚀、摔伤，肉体的巨痛和心灵的巨痛形成正反馈震荡放大，使他求死的决心决绝坚忍。“痛不欲生”、“惟求一死”，过去历史中的描述变成血淋淋的死亡裸呈眼前。
当时监护学校被批斗老师的队伍基本是原校基干民兵，主体是高二男生，应该比较平和理智负责，不是直接的迫害者。有些回忆文章说是写第一张大字报的高三同学所为，也不正确。我的记忆和查阅资料的结果显示，十一位高三2班同学因为反对省委工作队的行为，七月初被中南局、广州军区、省委联合会议一致决定离校回家接受家长教育。他们获得自由重回学校时已经是八月初了。麦主任死于7月15日下午。
直接责任人是文革的发动者。麦主任由最最紧跟的晋京先进分子，与伟大领袖合影的政治思想教育明星突然坠落为现行反革命分子。他无法接受这个荒谬的现实。巨大的落差不仅摔碎他的心，也撕碎他的身体。他以一死想证明什么？是鸣冤？是抗争？是绝望？是迷茫糊涂？是对殴打侮辱的抗议？种种揣测已无答案，种种揣测都是答案！那种对生命的无所恋眷，对组织的冷然绝望，明白无误地展示眼前。麦主任没有留下遗书，我在网上搜寻有关他的信息，只有旧附中老师同学写下的寥寥几篇文字。麦主任是附中文革的第一个殉难者，跟着还有教务处主任陈怀珠老师、高中物理教师叶国尧老师。附中校园有谭天度、王屏山等著名老校友老校长塑像，却没有保留文革殉难者的一丝痕迹。我在麦主任殉难处四望徘徊、仔细搜寻。旧楼早已拆除，参天高楼耸立，四处如茵绿草，触目灿烂鲜花。但附中的历史文化传承不仅仅是阳光辉煌，还有阴暗强横，不把殉难者一环补上，附中仍不完整。
在麦主任死难当夜，我曾潜入中山一院急救病房和停尸间，想寻找更多的信息。在恐怖惊慌中匆匆掠过，一无所获。当时的动机是怀疑这件事的真实性，想当个发掘真相的福尔摩斯，也算是一个未谙世事的少年对殉难者的歉疚吧。
前几天我在微信上把这一历史沉没事件描述为“殉难”，有关心的老同学随之打上问号。我思之再三，认为描述是准确的，在滔天劫难中失去生命，难道不是殉难？和我一起上山下乡到晨星农场死于洪水的22位知青，称“烈士”不当，称“殉难者”应该也是恰当的。国家之难、民族之难、家庭个人之难，殉之又殉，竟无了期。
2014、12、21草就
殉者未必主动去殉，亦有被迫无奈之人。即如牺牲，原意是摆上祭坛的牲口，原来也是被动的。大局驱使，被逼迫，被裹挟，随之而去，是为殉之初意。即如西门豹改革前的邺县，送给河伯的少女，谓之牺牲，谓之殉，一样的。
2015、1、1日零时21分补记









附录九
守石室
黎服兵
看微信公众号“百年广州人”之《石室往事》，明白些少广州圣心大教堂的前世今生，石室的历史沉浮。想起雨果长篇《巴黎圣母院》里的巴黎圣母院，果然和石室建筑风格类似，教派相同。连那飘出屋檐的泄水槽，造型都是怪兽的大口。
巴黎圣母院曾经目睹法国大革命，一如雨果《九三年》描述，在革命之后还有更革命，断头台永远不会休息，砍了路易十六，接着砍丹东，砍罗伯斯庇尔......巴黎的流血成河还是值得的，奠定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拿破仑法典》成为现代文明世界的基石。
石室目睹广州的文化大革命。文革初期的风云激荡激烈地冲击过石室，文革的残暴、血腥、丑陋，曾经在石室一幕幕上演。如果法国大革命是正剧，那么模仿它的文革则是闹剧。文革留给中国的只有累累伤痕，重重谎话。文革也制订过新宪法，史称“75宪法”，随着“四人帮”覆灭，文革宪法便烟消云散，何曾在历史上留下半点痕迹。
石室被它所藏的经卷文书烧得火红焦脆，里面的神父修士被驱赶到郊野求生之后，并不如《石室往事》所述成为物资仓库，而是成为“破四旧”抄家收缴物品的存放处。这里不归任何政府部门管理，是“广州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部”（第一届）直接管理的战利品仓库。战利品仓库有两处，另一处是市一中的操场。“红八月”“破四旧”席卷全国，广州抄家缴获的“四旧”和“反动”物品不计其数，基本集中在这两个场所。一中保管的大多是粗重狼犺物品，石室集中的则是精致得多的东西。
在百官歇业，百姓无主的1966年7、8、9三个月，接管广州的是广州市红卫兵组织“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简称“主义兵”。主义兵起源于我的母校华师附中红卫兵，在毛泽东鼓动下反校党委（总支）、反工作队、支持“鬼见愁”血统论对联，所向披靡，接着杀向社会，和八一中学、外语学校为主的中学红卫兵组成了主义兵广州总部（第一届），总指挥、副总指挥均为华附高中学生，成为广州一股主要势力。
这时广州市委市政府虽然处于半瘫痪状态，但对上对下仍负有维持责任。虽然无法制止红卫兵的胡闹，还是想保证广州地区基本的社会秩序，于是想出一些权宜之计。其中之一就是引导红卫兵设立抄家物资保管处，希望能保存有文物价值的东西于万一。把物资放在石室，一举两得，同时防止了造反群众对教堂的进一步破坏。
市政府和主义兵总部还商量着办了另几件维持市容的事。一是请主义兵派出一批学生，训练成仪仗队，供即将到来的国庆节游行使用。这是个甜头，挺露脸的好事，先摸顺了这些刺儿头的毛。二是请主义兵派人维持“秋交会”的秩序。那时外地已有不少红卫兵到了广州，扬言冲击交易会，掀翻和资本主义交易的平台。只有主义兵出场才能制止外地红卫兵胡闹。这个“以夷制夷”的计策，也符合国情，据说是周恩来给广州出的主意。三是保卫火车站，那时广州火车站只有一个，在白云路，叫“广九火车站”。停课闹革命、大串联，最方便的通道是火车；破四旧、清理阶级队伍，遣返回原籍的“五类份子”也要通过铁路。火车站的秩序非常重要，也请主义兵派人管理。
我由于在学校支持反校党委、反省委工作队，支持“对联”，成了附中红卫兵的第一批成员。先被派到火车站值班，天天看着五类份子哭哭啼啼被押上火车，也看着兴高采烈的红卫兵进京串联。虽然日夜值班充当铁路公安，仍把自己当成参加革命的儿童团，神圣兴奋莫名。几天后我被派到石室，担负警卫和监督之责。市政府派工作人员来帮助清点物资，造册登记，必须由红卫兵保证安全，同时监督他们按红卫兵的主意办事。于是我又仿佛成了1949年进城接管政权的解放大军。
收缴的四旧物资越来越多，大卡车天天来来往往，教堂内已经堆积不下，渐渐堆放到院子里。院子有20余亩大小，红木家私、玉石雕塑、古籍善本、绫罗绸缎如垃圾散落满地，堆成小山。珠宝、银元、金条集中存放在教堂东侧传教士住宿的小楼里，由几位女生看守保管。我和几个男生负责把守教堂大门和院内巡逻。
石室位于一德路东头，离五仙门发电厂和海珠桥不远，本是热闹的地方，因了破四旧的肃杀，黑天后大街无人行走。石室前后门紧闭，没有特别批准不得进入，阴森森的像座小型监狱。我因为守火车站错过了火烧石室的热闹，进入石室后心生好奇，仔细打量过火烧的后果。祭坛上部拱顶果然烧得焦黑，不时有碎石掉落，已被麻绳围起禁止踏入。祭坛以外大部分空间堆满抄家物资，只剩中间通道和堆栈便道，几张行军床摆在进门内侧，是我们休息的地方。
夏天暑热，不时雷雨。教堂的彩色玻璃全部打碎，大雨斜风，濡湿满堂物资。堂外空地堆放的物资来不及遮盖，临时搭起的简陋雨棚挡不住暴雨，简直是浸在水中。打湿的东西被骄阳暴晒，暑气蒸腾，反复几次便生出莫名的恶臭，连上打翻的香水脂粉味、焚烧书页木器的焦糊味、沤烂的戏服洋装味，别提有多恶心了。路人可以掩鼻匆匆而过，我们只好用加厚口罩抵挡。石室那时不啻人间地狱。
我们值班巡逻尽心尽责到敏感地步，设想出许多阶级敌人来破坏的可能并准备好应对方案，疑神疑鬼搞得疲惫紧张。陪同的政府工作人员倒有善意，安排好我们轮休，还弄来夜宵给夜班人员填肚子。驻扎在烈士陵园对面总部的同学不时会来检查慰问，我们都以为是为革命站岗放哨，相当自豪。
还好十几日平安无事，大家也就慢慢松懈下来，有空打量这些战利品。虽然砸坏、烧坏、沤坏不少，但其中真正的艺术品却不失摄人魂魄处。善本册页懂得不多，国画写意也不懂欣赏，但西洋油画、雕塑具象写真，陷落泥淖不损元气，常常吸引我们在周围流连忘返，反复观赏。其中的裸体艺术更让我们这些未涉情爱性爱的大孩子血脉愤张，兴趣盎然，想看又怕别人发觉，不看又忍不住。矛盾重重中倒是忘了疲劳，尤其不怕值夜班，可以自由欣赏没人知道。
平静往往是出大事的先兆，小楼里层层关卡看守严密的“小黄鱼”居然失窃！我们根据曹禺话剧《日出》对话，把大金条叫“大黄鱼”，小金条叫“小黄鱼”。小黄鱼少了几条，可不得了。在煞气浓重的年月，敢偷黄金的实在稀罕，特别出现在老红卫兵内部，还是头一回。其实那时偷金条根本换不了钱，也就是好玩罢了。能进小楼的人不多，几天就查了个水落石出。不是我们值班干的，也不是保管女生，倒是来检查的大同学顺手牵羊。主义兵总部对此事作了严肃处理，收缴金条，盗窃者开除出红卫兵队伍。
被开除的也不是善茬，扬言要宰了主张开除的同学，一时满城风雨。总部负责同学不信邪，放言不惜动武也要维持纪律，遂把恫吓者逼退。
石室和藏在其中的物资就在这极不稳定的状态里维持到1966年10月初。毛泽东在这段日子里号召深挖隐藏在身边的赫鲁晓夫，鼓励全国红卫兵继续造反，在北京接连接见各地来京串联的红卫兵，自8.18起至9.15已有三次，每次人数过百万。守卫广州火车站、交易会、物资存放点的人员极为兴奋，军心开始不稳，怕失去到北京见毛主席的机会。总部需要这批最可靠的老兵支持，也要犒劳一下将士，便和广铁总局联系，在京广16次特快加挂两节卧铺，把我们送到北京。
我们赶上10.18第四次接见。石室没有了红卫兵的身影，留归市政府管理。
2015.12.29







附录十
723中山纪念堂武斗
徐泽荣（外语学校初三）

万人武斗
位于广州中心地带北缘的越秀山，原名观音山。辛亥革命以来，它目睹了三次发生于其南麓的战斗。第一次发生于1922年6月16日，交战双方是陈炯明和孙中山各自的士兵；第二次发生于1927年12月13日，交战双方是张发奎的士兵和共产党的士兵；第三次发生于1967年7月23日，交战双方是激进的红旗派与保守的主义兵。“七二三”武斗的交战双方使用的主要武器是砖块，但主义兵方面还有少数人使用1966年8月破四旧时私藏下来的匕首，以及不知怎么从中山纪念堂附近的位于花果山的射击俱乐部运过来的12支小口径步枪——这是我在狱中听到一位当年的枪手亲口说的。虽然第三次越秀山战斗只能被定义为冷兵器战斗而非热兵器战斗，但论交战人数，它比前两次均较为多；主义兵已为三千余众，红旗派至少十倍于此；虽说并非所有在场之人都参与了投掷、突击，但他们都参与了施包围和被包围；上万人卷入其中，亦应为文革时代武斗人数全国之冠。
文革进展至1966年底1967年初，吸取联动风潮的教训，中央文革当局发出指令，要求各地红卫兵、造反派中的高干子女，自动放弃主要领导地位，且表示：出头抗令者抓。在此压力之下，此时业已形存实亡的原为清一色高干子女的主义兵第一届总部，便得由第二届主义兵总部来代替。不过，在各校层面，高干子女仍是“离职不放权”——放权于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但是他们及其部众，大多数变为了消极抵抗文革的“逍遥派”。
穗外校核心组和主义兵第一届总部昙花一现的命运，以及后来造反派、保守派好景不长的命运表明：没有饷银，仅有领袖，一个群众组织充其数只能是一个业余组织、临时组织；计划经济的供应凭票制度，是文革之中任何群众组织——即使是武装群众组织——成长壮大的瓶颈。当然，计划经济也是任何社会长期进步的枷锁。毛氏深谙此窍，所以一当发现有的夺了权的群众组织开始向其成员发放钱款，他就急令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粉碎“经济主义”的全国通告，杜绝此一必然导致养虎为患后果的危险倾向。这也可以说明，中共当年推翻国民政府连续奋斗22年，必然得过大量苏援饷械，方才没有中途夭折；毛氏对此成功经验了然于胸，如今对于如何防范于未然，权术游刃有余。对下对外宣传，却说中共成功全靠自力更生，正如“贺龙当年靠两把菜刀闹革命”、“小米加步枪打败飞机加大炮”、“苏共一再干扰中共正确路线”等等神话所示。
如前所述，第二届主义兵总部的成立内幕、人员组成等，本人至今仍然不知详情，只知其中王铁军、谭朝阳二人是召集人。朝阳之父乃为一广州市委领导干部；我在中大附小念书时，谭父曾被下放到位于中大南门对面的广州市电机厂任厂长，家也搬过来了。朝阳从别处转来中大附小就读，与我曾经同班一年。谭氏胞妹谭润中则是穗外校初一（英）胡志红的闺中密友。朝阳文采不错，是第二届主义兵总部所出小报（《小兵报》）的主编。
1967年7月23日上午，主义兵第二届总部在中山纪念堂举行主义兵第二届总部成立暨主义兵成立一周年志庆大会。尽管经历了北京联动遭到压制这一波折，各校主义兵仍然不愿低头。穗外校主义兵和其他学校晚到主义兵鱼贯入场时，大会堂里已是人头攒动，但还没有满座；拉歌之声，此伏彼起。大多数人身着旧军装，臂佩红袖章——仍然是主义兵第一届总部统一发下的那种样式。
不料会还没开，纪念堂大花园铁栅栏东南面出现了红旗派抬尸游行的队伍——当天上午，他们亦在越秀山体育场开大会，所抬之尸，乃是死于7月21日红旗派与东风派对打的华侨糖厂武斗。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双方先是隔着铁栅栏高声对骂，接着便是拾起砖块互相投掷。文革之中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武斗爆发了！
不久，蝗虫一般密集的双向投掷砖块，便在空中形成了一道红色砖流“弧穹”，非常壮观——我在电影中看到的箭雨不如此处看到的砖穹壮观，它实为人类战争史上绝无仅有之景，后来有人描述这场砖战“直打得飞砂走石，日月无光”。当然，砖块的杀伤力不如箭头。
三千主义兵站在纪念堂大花园铁栅栏内的空阔场地之上，闪避砖块的空间大；数万红旗派站在背后是大院围墙的狭长马路上，闪避砖块的空间小，开战之后不到半个小时，胜负之势便见端倪：红旗派的中砖倒地者，远较主义兵为多。我亲眼见到：有一名受了重伤的红旗派倒在纪念堂正东面省政府大院高墙外的人行道上，痛苦地蜷成一团，主义兵仍不断向他投掷砖块，企图取他性命，但是命中率不高。后来有几名红旗派顶着一扇宽大桌板冒险将他救走。
我观看了十来分钟，便卷起了军装袖子，加入了投掷砖块的“一线部队”。此前上体育课，我投掷木柄手榴弹的距离乃属全班第二，仅次于张世卫。刚刚投至兴起，一条锋利的砖楞就将我右手食指第一指节右侧的一小条皮肉带走，鲜血流淌出来。我赶紧跑到纪念堂地下室化妆间——临时的卫生站——找人包扎，那儿有护士学校的女主义兵在为双方伤员包扎。红旗派的这批落入主义兵手中的伤员，应是爬过纪念堂大花园正北面铁栅栏之后被主义兵打伤之后被俘的。我先是见到一堵墙上溅有鲜红血迹，后是见到地面上躺着几名重伤员（没有坐着的轻伤员）。一问，都说那些血是红旗派的血，那些人是红旗派的人，不是主义兵的。不久之后，来了一部救护车将他们运走。后来，穗外校初二（英）主义兵隋筱敏告诉我，他亲眼见到：正当红旗派重伤员被医务人员抬起运出地下室、铁栅栏之时，一名主义兵悄然走近担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拔出一把雪亮的匕首向其中一名伤员腹部插下，然后飞快地消失在围观的人群之中。我在牛津撰写此书之时竟然从网上查到：在一片混乱之中，旗派有人见过此位腹部插有匕首的同派伤员。不过当时我当时没见到、后来没听到如今网上有人描述的“主义兵将四门紧闭，对造反派施惨无人道的酷刑，有的被吊起来当活靶打，匕首穿过面部；有的被割去耳朵、鼻子，挖去眼珠；有的被活活打死，惨叫声频频传出，听者无不毛骨悚然”的场景。我要见到，必会召集本校和友校主义兵加以制止。
红旗派当时要是派出一彪人马占据应元路北侧越秀山南坡，居高临下投掷砖块，掩护敢死队员爬过纪念堂大花园铁栅栏，打开其上两扇铁枝栅门，再驱大队人马先冲入纪念堂外场，再冲入纪念堂内室，形成两军贴身肉搏之势，双方的死伤人数必将以百计、千计，这是显而易见的。幸亏有了前述12支小口径步枪，三千主义兵的后背方向方得确保安全，有的不愿参加武斗的主义兵，甚至可以从此处悄悄突围回家。12支小口径步枪——纪念堂大花园四个角每个角配备三支——便足以慑退上万名红旗派！可以想象：当年列强的洋枪洋炮曾给清朝军队、义和团众造成多么绝望的震慑。当然，这一显效只能发生在冷兵器武斗初期，此时双方还没杀红了眼睛，还不会使用战术。
入夜，因为视线模糊的缘故，双方互掷砖块的战斗动作自动停止。红旗派调动大批人马将纪念堂从东南西三面团团围住。我听得有传言说，对方准备投掷汽油弹，火烧纪念堂。事后我们得知，远在北京的周恩来总理发了狠话，严禁红旗派遂行此一疯狂草菅人命、火烧文物计划。到了深夜，军管会调来了百余车上万名解放军前来解围。他们首先赤手空拳地将红旗派从纪念堂大花园铁栅栏外面的马路上驱散，然后两两双手环套组成人墙，将三千被围困主义兵护送到安全地带，之后视无安全问题——旗派也已困了回家睡觉——方让他们自行成群结队离去。我随着撤退的人流，沿着解放路、延安路向广州市第一工人文化宫（俗称“市一宫”）——东风派地总、红总的总部所在——进发。人流的前锋，是数排手执水管钢矛的男主义兵，令人想起罗马军团掷矛方阵的雄姿。一路上，大家气势澎湃地唱起沈亚威谱曲的毛氏诗词“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嘿！天翻地覆慨而慷……”
安全抵达市一宫之后，我和穗外校初二（法）主义兵蓝小蓝等人登上主楼天台，席地而卧，睡至天明，然后各自回家。
据主义兵总部公布的《我方死亡与失踪人员第一批名单》，死为二十六名，伤为不计其数。红旗派则公布己方牺牲己方牺牲33人，负伤400多人。不过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双方公布的数字都会有水分。真实的伤亡人数，很难统计得出。
斗门避险。自“七二三”纪念堂武斗之后，广州地区的两派武斗愈演愈烈，死伤人数直线上升，到了后来，甚至出现了枪炮武斗的苗头——当时各大单位的人武部均有枪库。广州军区下令，军队驻穗各部将其尚未成年子女，集中送往斗门县（现属珠海）部队农场避乱——如果听任他们留在广州参加枪炮武斗，便会让早已蓄意响应中央文革当局号召，发誓揪出军内“二月逆流”余党的红旗派，找到借口聚众冲击军区，绑架首长。我随省军区（含广州市警备区）七八十名子女，乘坐军车前往位于斗门县灯笼沙的部队农场，同行的还有少量广州军区政治部的子女，内有穗外校初二（法）主义兵孙晓辉、雪冰二人——我的发小朋友。此次转移的目的在于避乱，不在于劳动。
本人原来和省军区子女基本没有来往——邱先云、涂楝栊、杨育明、张立军、向军等五六人除外，因为事实上我没入住过省军区，虽然父亲到职之后，在内分有一套住房。这回前往部队农场避乱，倒是令我和他们之中的男生一下子大大地混熟了。其中有：黄荣海司令的儿子黄小布；陈德政委的儿子陈冬冬；邬强副司令的儿子邬红、邬波；刘兴隆副司令的儿子刘西西；鲍启祥副政委的儿子鲍冀华；方国安政委的儿子方建民、方建东；孙正乾参谋长的儿子孙良义、孙良诚；邓秀芳主任的儿子邓小南；何青副参谋长的儿子何燕，等等。至于一众女眷，我只是和她们“朝见口，晚见面”，没有什么来往。
经过一番排练，一众女眷为农场官兵演出了几个歌舞节目。不过没有戏服，只能穿着便服。其中一场舞蹈名为“不爱红装爱武装”，各位女生均在左手手腕之上扎上了一条素色或者花色手绢，以图增加美感。对于日夜生活在男性世界的部队战士来说，这一小小的美感无疑等于大大的性感，他们几乎拍烂手掌。由此可见，毛泽东时代的青年男女们，不分出身贵贱，还是蛮爱红装的，哪怕是一点点的红装。不过，观众们，包括本人在内，自然不会光看她们的手腕。
说来惭愧，本来我们男生是被拆开分配到七八个连队里去的，说是要和战士同吃同住同劳动。不料才过了几天，我们便发现：护理矮秆水稻，不仅劳动强度太大，而且还会引起瘙痒；建在海堤斜坡之上的帆布营房，地面渗水严重，竟可漂走鞋子。经过合议，大家推出代表向团部请愿，要求全体男生撤回团部，吃住自成一体（女生原已如此），以免发生中暑倒地、堤毁人亡的严重事故。出于完全可以想象得到的理由，团部欣然接受此议，于是我们便集体“打道回府”了——只有——“心红志坚”的孙晓辉、雪冰二人除外，全然忘记了伟大领袖关于青年学生必须和工农兵相结合的教诲。我当时拉稀拉得头晕眼花，不得不走。
住在团部无所事事，大家便想，为了不枉此行，应当择日前往斗门县治白蕉，走走看看，买包鱼虾干，吃餐炒牛河。一个晴好之日，一群男生头戴草帽，脚踩凉鞋，斜跨水壶，手执树枝（用来打草惊蛇），趁着朝凉出发了。第一段路是围海造田的堤坝，约长10公里，堤内遍布稻田、蔗田、鱼塘、蕉林，放眼望去，几乎不见人踪；第二段路是连接运河的海面，约长一公里，没有艄公，只有渡船，我们只好自行摆渡。正是“野渡无人舟自横，群秀解缆苇中行”。到了一片宽阔水面，我们轮番下水，游泳随船前进。此时水中，幸而没有食人鳄、咬人龟之类的水兽；第三段路则是天然陆地，不是人工堤坝，将我们带向县城，约长二公里，两旁是果树、菜地，房屋渐行渐多。
抵达白蕉，已是中午两点，人人饥肠辘辘，街上饭店飨以炒牛河、艇仔粥；之后，我们分散逛了逛街。前后不到一个小时，我们便往回走了。再迟走些，天黑之前便难到家。
在白蕉镇郊，一只毛色白褐相间的小狗，好奇地跟在我们后面，屡赶不走。见其憨态可掬，我们便将之捧起，塞进挎包，只露头耳，意在抱走，它竟然不表抗拒。其时大陆已被封闭将近20年，家犬品种业已普遍严重退化，我们当中谁也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花狗。有几人猜测，它可能是一只从澳门越境进入斗门的流浪洋犬的后代，得到众人一致认同。在团部剩下的日子里，这只可爱的小狗便成了广州来客男女咸宜的宠物，人人都爱逗它、喂它。而它看来也极为喜欢我们这一伙新主人。
来时乘军车，离时搭民船。在斗门避乱三月之后，国庆之前的一天清早，我们一行在广州市大沙头船码头上了岸。女生神不知鬼不觉地与男生分开了，后来听说她们是被人引入一条冷巷，集体搭乘一辆客车回省军区了。男生却得自行乘坐公共汽车回家，因为据说省军区当时只有一辆客车。省军区有没派出便衣暗中保护我们，迄今不得而知。省军区管理处当然担心：一群男主义兵若是乘坐军用卡车招摇过市，许会引起意在“反军乱军“的旗派，实行武装拦截。
在大沙头公共汽车路边站等车之时，那只得自白蕉的小狗不断从挎包伸出头来高声吠叫，而远处已可见到一辆载有旗派武装人员的卡车，正往此处驶来。为了减少注意目光，我们只得忍痛割爱，将小狗从挎包中掏出放走，然后将各自头上的草帽压低至眉，有的人还背过身去。
直到今天，年逾60的我仍然怀念这只和我们一见如故的小狗，当然，更加怀念这段和省军区孩子们一道度过的，彼此亲密到可以“赤裸相见“的美好时光——当时我们跳到海中游泳，都是裸体，只避同来女生，不避渔船女人。


徐泽荣：
来函收悉。大作在科技出版社出版，好事！
信中问及文革中军队子弟到部队锻炼一事，记忆如下：
1967年7月，武斗的苗头已露，军队子弟因熟悉军队布防及动态，且在社会上表现凶悍好斗，往往在争斗中受伤和伤及他人，给军队领导机关惹来很大麻烦。广州军区领导决定所属部队子弟统统送到屯垦部队锻炼管教。记得当时部署是：司令部子弟到珠海白藤湖部队、政治部子弟到惠阳潼湖部队、后勤部子弟到汕头牛田洋部队。省军区子弟去哪我不知道。
我母亲是二局的，我又是华附主义兵早期成员，家里怕我参加武斗，就把我送到司令部那部分去了。白藤湖当时由42军126师围海造田，属斗门县。我去的是377团，相邻有名的“南海前哨钢八连”，全军标兵黄祖示也在那里。现在去珠海，觉得白藤岛离钢八连挺远的，要横跨整个珠海市。野战军126师建制现已撤销，划归武警仍叫126师。这回处理重庆事件就是126师驻湖南一个团过去的。
记得在部队时间大约是7、8、9三个月不到，回广州过的国庆。到连队后不发枪不发军装，没有入伍仪式，一下就分到班里去了。二局十来个小孩都在377团，但每个连队只分一两个，怕在一起闹事。下部队的没有女孩，可能是女孩少打架吧。班里的战士很热情，知道是大军区来的首长小孩，纷纷送衣服鞋子，还有送领章帽徽的，一下把我们打扮成了新兵。团里知道了也不阻止，估计是便装混在军队更扎眼，怕造反派找麻烦。
在连队和战士一起参加生产劳动，当时水稻正在中耕，几乎天天下水田干活。连队也有军训、支农，我们也照样参加。只有星期天可以休息，和战士们一起到师部逛街，快到师部还得整理风纪，以免执法队扣留。
原以为就这样留在部队，慢慢转为正式军人。谁知突然接到通知，马上到师部集中回城。连队领导交代，战士送的全部军用品都要退还。在回来的路上得知，广州造反派上告周总理，说广州军区在野战军秘密训练主义兵，有不可告人阴谋。总理批示，广州军区做法不妥，还是让孩子们回来参加文革锻炼为好。黄永胜便将所有军队子弟撤回。
大致就是这些。
黎服兵2012/9/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