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世荣：杂忆育英中学 ——我执教的第一个单位（25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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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忆育英中学
——我执教的第一个单位
齐世荣


北京育英中学是一所资格很老的中学，2014年是它建校150周年。育英是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1949年后由人民政府接管，不久改名市立第25中学。解放前，校长一直是李如松先生。


1949年夏，我从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由北京市委学校支部工作科派到这所学校任政治教员，几个月后又兼教历史，一度还做过教导主任。1954年离开25中，到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至今。我在育英中学工作一共5年，对它有一定的了解，现将这一段的经历回忆如下，对如何办好一所中学或许有些用处。


育英中学的教学质量相当高，关键是有一批高水平的教师。试举数学、历史和体育三个教研组为例，说明如下。


数学课的领军人物是杨仲兰先生和黄子彦先生。杨先生资格很老，民国初年已在俄文专修馆教数学，教过瞿秋白、耿济之（俄国文学翻译家）等人。他在高中三年级开一门课，叫“温习数学”，内容是把中学六个年级的数学系统地复习一遍，并做若干典型的习题。据学生讲，听过这门课，到考大学时便不害怕了。北京东城区教育局请杨老总结“温数”的设计思路与数学经验，可惜他年事已高，未及完成就谢世了。杨老对青年教师十分爱护。我报到后，在上课前的某一天在教员休息室见到杨老。谈话中他亲切地对我说：“齐先生您要在上课前把学生的点名簿仔细看一遍，遇到不认识的字一定要查清楚。学生的姓名有时出现很不常见的生字，你如果点名时念错了，就会引起哄堂大笑，以后就没威信了。”我按杨老的嘱咐，查了一遍点名簿，果然有不认识的字。如无杨老的嘱咐，就不免出丑了。教高三解析几何的是黄子彦先生，年龄比杨老略小。我做教导主任时，听过他的课，讲得清楚极了。听了这样的课，课下做习题当然就不困难。现在，很多学生课后做习题，感到十分吃力，我认为这与老师在课堂上未讲透有一定关系。教初中数学的周学朴和刘祖植两位先生教学效果也很好，刘祖植后被评为特级教师。


历史组的教师都是中青年，但阵容齐整。我任教研组长，清华大学毕业。我的教学效果大概还可以。2014年育英中学150周年校庆，1952届的学生年龄在80岁左右了，其中有一位对我说：“我还记得您当年讲雅各宾专政的情形。”又，十几年前，1952年毕业生，曾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的于润洋同志也曾对我说：“还记得您讲绥靖政策的情形。”教高一中国古代史的是漆侠同志。他那时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在育英是兼课教师。漆侠是邓广铭先生的入室弟子，后来成为有名的宋史专家。多年前，他在一次会后还和我开玩笑，称我是他的“顶头上司”。教初三的是金啟孮同志。金先生长我8岁，那时算中年教师，上世纪40年代初读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科，专攻中国古代史。金先生于1958年奉调内蒙古大学，“文革”后于1982年又调辽宁省民族研究所。他是满学专家，又是女真文专家，与其父金光平合著的《女真语言文字研究》一书享誉中外。在育英中学共事时，金曾想教我满文，我兴趣不大，未学。金先生很受学生欢迎，受他影响后来考入大学历史系的有几个人，杨泓同志是其中之一。杨后来任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对古代兵器很有研究。教初二的是赵立森先生。他也是日本留学生，为人自负，对我这样一个刚由大学毕业的青年担任教研组长不服，常以请教的方式拿一些题来考我。我年轻气盛，无容人之量，对他也不客气。今天想来，当时的这种做法，实在幼稚可笑。


体育组的阵容很强。组长贾玉瑞，外号贾大爷，擅长水上运动、冰上运动，解放后不久调中央体育学院任教授。教师常英，外号常黑子（皮肤黑），是篮球名将（“后小五虎”之一，比他们长一辈的有“前五虎”，更有名），排球、足球也不错，堪称全面手。孙洪年是足球名将，解放后被评为国家级裁判。此外，还有篮球名将李宝华（校长李如松之子）等人。育英中学的体育闻名全市，在每年的市学生运动会上，都得到许多奖牌。


育英中学十分重视学生的课外活动。在教师指导下，成立了许多课外活动小组，例如无线电小组、航空模型小组、航海模型小组等等，还有书法小组、围棋小组。围棋小组每周活动一次，常请北京市围棋名家指导，我记得过惕生来过。育英的歌咏队全市有名，指挥是音乐教师刘俊峯先生（燕京大学毕业）。课外活动小组对于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扩展学生的知识，都有很大的好处。这种办法值得推广。


育英中学的许多学生是官宦富家子弟，但学校管理严格，绝不放纵。训导主任由黄子彦先生兼任，他极认真，对违反校规、犯错误的学生绝不宽假。一些学生恨他，给他起了个很坏的外号“黄狗”。但这些学生毕业成人后，醒悟过来，都非常感激黄先生，认为黄先生使他们走上了正道，这样的教师才是好教师。有人还专门到黄府看望老师。


育英中学教师的待遇相当高。校长李如松懂得，要使教师安心工作，全力投入，必须使他们的生活有保障。解放前，物价飞涨，上午与下午都不一样，法币已经彻底崩溃。育英中学采取发实物的办法。最高的待遇给予杨仲兰这样的老教师，每月十袋进口的美国洋面（大袋，牌子似乎叫“金豹”）。那时的十袋面粉，对于一个教师来说，可算一笔不小的财富。我在1949年8月到育英中学报到，还按旧办法领了一两个月的实物工资。党支部决定：政治教员一律领最低工资，必须低于旧社会过来的老教师；给我们定的标准是六袋面粉。我领到后给家里送去，街坊邻居看到的人大吃一惊，纷纷议论：齐家的儿子怎么有了这么多袋面粉。不久，人民政府稳定了物价，育英中学教师的工资也不再发实物了。


总之，育英中学的办学质量相当高，位居全市前列，是没有问题的。北京市委很重视这所中学。解放后，以化学教员掩护身份的地下党支部书记仓孝和同志准备去工业部门工作。刘仁同志（时任北京市委组织部长，后升市委副书记）知道后，要仓不要走，说育英中学是一所很有影响的中学，你要代表党接管好这所中学。仓孝和留了下来，不久出任校长。按：李如松解放前夕去了台湾，继任者是英语教员年景丰先生，年后是仓孝和。


最后，我要讲两件与我有关而又值得专门记载下来的事情。第一件是我任教导主任时主持的一次全市性的观摩教学。1954年，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某届学生行将毕业，毕业前照例要到中学实习。他们选择了育英中学。上级决定，借此机会要举行一次全市性的观摩教学。除学生外，出席的有北师大的几位教授，带队人是副教务长董渭川先生，还有若干所中学的教师和行政领导。特别请来了苏联专家崔可夫。教育局长翁独健先生（我在燕京大学的老师）作为北京市基础教育的最高领导人亲自出席会议。规模可谓盛大。讲课的教师是金啟孮先生，观摩课的内容是克里特文明和迈锡尼文明。讲课中发生了意外。金先生由于过度紧张，看错了手表，提前五六分钟把课的内容讲完了。这犯了极大的错误。因为按照苏联的“五段教学法”，下课铃声一响，就得准时下课，而且要把这节课完整讲完，不多不少。不许拖堂，晚半分钟也不行，提前讲完更不行。怎么办？幸亏金先生有教学经验，他临时加了一个提问步骤，他问几位同学，让他们答。他做得很巧，态度自然，不露痕迹，完全合乎“五段教学法”的标准。这堂课由苏联专家崔可夫总结。崔可夫不懂中文，由翻译在他耳边说，这样他其实只能知道讲课内容的一小部分，而且翻译得是否完全正确，也很难说。但当时“一边倒”，苏联专家的地位至高无上，所以非由他总结不可。这样，崔可夫当然发现不了金先生提前讲完内容的问题，评价还相当高。金先生和我于是都如释重负。在苏联专家总结前，还有一个环节，即由北京师范大学带领学生实习的一位教授发言，评金先生的这堂课。据有人说这位先生留学法国时原是学艺术的，不知怎么后来到北师大历史系当了教授，教世界古代史。他很骄傲，看不起中学教师，挑了金先生许多“毛病”，说这也未讲，那也未讲，其实对中学生根本就不应当讲过多的内容。我当时才二十五六岁，年轻气盛，大为不满。我以教导主任的身份发了言。按一般惯例，我应说几句客气话，就算了。但我忽然讲起有关爱琴文明的某些内容，并说西方新近有些什么研究，线形文字B有人释读，但尚未取得公认，意思是你所知太旧，不要觉得自己了不起。我虽然没有直接批评他，但谁都能听出来我讲话的矛头所指。事后，董渭川先生还专门就这位先生的发言向我道歉，因为是来我们学校实习，不能得罪东道主。我的发言引起相当大的反响。北师大的几位青年助教平日就对这位先生压制他们不满，也看不起他的学问，他们认为我的发言替他们解了气（有一位助教以后和我成为好友）。我的发言还引起了事后我才知道的一个反应。那时，戚国淦先生正在筹备建立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科的工作。他听了我的发言后，觉得这位青年教导主任的学问不错，想调我去任教。另一位同志警告他说，齐某某连北师大的教授都看不起，你要小心。但戚国淦先生肚量很大，不以为意，仍向教师进修学院副院长、筹建北京师范学院的总负责人仓孝和同志推荐了我。仓孝和同志本来就了解我（他曾任25中校长兼党支部书记，我是政治历史教员），便通过教育局发出了调令。从1954年起我调到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到今天已整整60年了。


第二件事是我与老教师如何逐步接近的。我做政治教员的时候，解放前育英中学的老教师（泛称，多半是中年人）认为我们这些政治教员是代表共产党来“管”他们的，这些年青人不懂人情世故，因此不愿和我们接近。如果长此下去，影响团结，当然不好。不料，生活上的几件小事竟使他们对我有了新的看法。有一次我去吉祥剧院听京戏，国文教员闻国华先生碰到了我，后来对别的老教师说，原来齐世荣也听京戏啊。大概他认为我们这些青年党团员是看不起旧戏的。再有，在一次教师联欢会上，我和另一位教师合说了一段相声，更在老教师中引起“轰动”。我喜欢下围棋，一些老教师也有此好，便成了棋友。就这样，老教师和我之间的隔阂便逐渐消除了。这几件小事，说明一个道理：做政治思想工作，必须平易近人，万万不可一味板起脸来说教。要找到“共同语言”，可以有许多途径。不仅是谈政治、谈思想，还要交流业务知识，日常生活交往也不可小看。我虽然和老教师逐渐接近起来，但当时年青自负，仍时有盛气凌人的表现，这是一些老教师后来告诉我的。


本文作者齐世荣，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北京 100037


（责任编辑 韩维宾）



【作者机构】    首都师范大学
【来    源】    《经济社会史评论》 2015年第1期P120-122页
【分 类 号】    G639.2
【分类导航】    文化、科学、教育、体育->教育->中等教育->世界各国中等教育概况->中国
【关 键 词】    育英中学 教导主任 政治教员 历史系 杂忆 首都师范大学 对我说 燕京大学 副教务长 崔可夫
【摘    要】    北京育英中学是一所资格很老的中学,2014年是它建校150周年。育英是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1949年后由人民政府接管,不久改名市立第25中学。解放前,校长一直是李如松先生。1949年夏,我从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由北京市委学校支部工作科派到这所学校任政治教员,几个月后又兼教历史,一度还做过教导主任。1954年离开25中,到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至今。我在育英中学工作一共5年,对它有一定的了解,现将这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