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运动在余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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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从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五?一六通知》开始，到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在“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全面开展阶段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支持青年学生冲锋陷阵，成为到全国各地去“煽文化大革命之风，点文化大革命之火”的急先锋。
　　1966年5月29日，清华大学附中成立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清华附中红卫兵。他们在校内先后贴出了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几张大字报，并经江青转送给毛泽东。8月1日，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写了一封信，对他们的造反精神表示热烈支持。于是，红卫兵运动迅速从北京向全国发展，形成一种狂热的、特殊的政治力量。8月中旬，浙江大学红卫兵到临平中学等县属中学“点火”后，各个中学纷纷建立起名目繁多的“红卫兵”组织。8月18日，毛主席身穿绿军装，佩带红袖章，在首都天安门首次检阅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万红卫兵。9月28日，余杭县委组织机关干部、教师和学生，在临平西大街列队，敲锣打鼓热烈欢送数百名红卫兵代表赴北京参加毛主席第四次接见红卫兵活动。
　　伴随红卫兵运动而兴起的是全国大串连。1966年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通知规定：“从9月6日起，分期分批来北京参观、学习、交流经验”，“来京参观一律免票坐火车”，“生活补助费由国家财政中开支”。从此，全国各类学校开始停课“闹革命”，大串连运动在全国出现高潮。各地学生蜂拥而上，奔赴北京和全国各地，开始了数以千万人计的全国大串连。从9月28日起，余杭各类学校开始停课，中小学教职工及及中学生外出串连，并进行“新长征”徒步串连，据5所县属中学统计，有2000余名师生到北京及全国各地串连，长达四五个月。
　　红卫兵运动最初主要是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接着，有关报刊报道了首都红卫兵上街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消息。8月23日，《人民日报》对首都红卫兵破“四旧”活动发表了题为《好得很》的社论，“为北京市红卫兵小将们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欢呼。”于是，余杭各校的红卫兵，立即效仿首都，涌向街头，冲向文化教育界、党政机关，杀向社会、走向农村，张贴大字报、散发传单、发表演说，并采取了不少过火行为，一部分红卫兵对他们认定的“阶级敌人”实行揪斗、体罚、抄家；对他们认定的“封、资、修”的事物实行彻底砸烂。在破“四旧”运动中，红卫兵将老百姓房屋门楼上的横幅匾额、图案花纹、木雕石刻，统统捣毁；将群众家中的中堂字画、花瓶陶器、盆景花卉、祖宗牌位等，一律打砸或焚烧；将《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红楼梦》等古典文学作品当作“四旧”烧毁。红卫兵将全县城乡所谓带“封、资、修”含义的地名、校名、厂名、街名、队名换上有“政治意义”的名称，如“红旗”、“红卫”、“红星”、“红联”、“向阳”、“东风”“东方红”、“卫东”、“三忠于”、“五七”等等。红卫兵在破“四旧”中，还毁坏了大批古迹和文物，把许多藏于民间的玉器、瓷器、锡器、铜器、印章以及古代建筑、名胜古迹乃至图书馆的文物、书籍、字画等，或付诸一炬，或彻底砸烂，如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临平镇安隐寺经幢、唐代古梅、黄杨被毁，安平泉被拆改；晚清金石学家吴昌硕的墓及其石像被毁；明嘉靖间，超山海云洞石窟造像丁西轩、丁松坡、沈望云三像头部遭砸致损；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会员、上海文史馆馆员姚虞琴墓被毁；超山大明堂内的“浮香阁”，旧有唐代吴道子画大石像刻石一通，闽候林纾《超山梅花》碑刻一方，宋梅一本，吴昌硕画宋梅，题诗刻石均被毁；元代瓶窑南山摩造像30余尊被毁一部分，现存13尊。据不完全统计，全县共查抄9374户，占总户数的6％，作为没收处理的7040户，上交查抄财务变价款39万元，收缴文物图书18667件，收缴不少金银首饰和铜器、瓷器、玉器等等。
　　在红卫兵运动中，一些人被当作“黑帮分子”、“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受到批斗、抄家、侮辱、殴打和迫害。1966年6月2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还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同日，中共杭州市委召开常委会，讨论中等学校的“文化大革命”工作，确定了“学校师生可以贴大字报、开声讨会”，于是，杭州许多大中学校的学生闻风而动，掀起了以学校校长、教师为主要对象的所谓“斗黑帮”的浪潮。余杭各县属中学的红卫兵积极效仿，在几天内，成百上千张大字报贴满了整个校园，把矛头指向学校领导和个别有历史问题、家庭出身不好以及在反右斗争中有“右派”言论的教师，把他们称为“走资派”、“历史反革命”、“漏划地主”、“漏划右派”、“反动学术权威”等，肆意揪斗、抄家、挂牌、游街，遭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据余杭教育系统不完全统计，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批判、揪斗的学校领导和教师达500余人，占全县教师总数的10％左右。
　　在“炮打司令部”和“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口号盅惑、影响下，11月，余杭县也掀起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临平中学红卫兵在临平中山桥前的大街马路上，用石灰水刷写“炮轰县委”四个大字，并赴临平大街游行，高呼打倒“刘、邓、陶”、“无产阶段专政万岁”等口号。随后，部分县属中学红卫兵立即仿效。红卫兵组织还分头到机关、工厂、农村，宣传鼓劲群众起来造“当权派”的反，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简称“四大”）迅速在全县城乡各基层单位泛滥，把矛头直指县委及各级党政机关主要领导。
　　“文化大革命”初期卷入红卫兵运动的大多数，是出于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信赖，怀着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革命热情，怀着“捍卫红色江山永不改变颜色”的一片赤诚，响应“造修正主义的反”的号召来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但是，由于年轻、缺乏社会经验和政治上的幼稚，在林彪、江青等人的煽动下，往往表现出狂热和盲动，其中一部分人认识到，任意反对和冲击党政领导机关是错误的，他们要同这种破坏行为作斗争。红卫兵运动是“文化大革命”的特殊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的兴起又加剧了“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性，给党、国家和人民，也给青年人本身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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