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可常：为了不被遗忘（1-13）

yangharrylg · 发表于 2018-1-11 15:06:25

转贴者曰：此回忆录有两处地方刊载，出于完整性的考虑，选其中一个，另一个则作为链接附在后面。
<為了不被遺忘> (一）

我的中學語文教師樂可常，1961年畢業於上海師範學院中文係本科。1962年調入我當時的母校上海市第一女子中學任語文教師。1987年，被評定為中學語文高級教師。現退休。

樂老師文才出眾，博學多藝，很得師生讚賞；其教學方法生動活潑，曾得來校考察的專家讚譽：“後生可畏，前途無量”。就是這樣一個熱愛?K忠於教育事業的年輕有為的優秀教師，竟遭受接連兩次政治浩劫的無情衝擊，遭受了嚴酷的身心摧殘。如今，他已是“古來稀”之年，?K過著平靜平穩的退休生活，但“為了不被遺忘”，他願重新揭開心靈已愈的傷處，寫下這篇血與淚的回憶錄，以示世人。我為達成樂老師的願望，借萬維網這個平臺，將老師的心血結晶全文發表，?K衷心感謝眾網友駐足賞閱。如蒙點評，將第一時間傳與老師作複。

近年來，我感到記憶漸漸衰退，有些經曆，於己於國是不應該被忘卻的。趁著還不曾忘卻而快將忘卻之際，我忽然想到有將它化成文字的必要。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留下它，希望我們多災多難的民族不再犯那樣錯誤。盡管重憶那段舊事，無異於開裂我早已愈合的心頭的創口，我願意。進入老年後，一點激動，就會流淚，現在就是。才發了那幾行文字，眼框裏就裝不下那水份了。言歸正傳。

一九六六年八月廿五日，一大批所謂＂黑五類＂教師遭受了精神和肌體雙重摧殘之後，被編成一個“牛鬼蛇神勞改隊”，每個隊員沒有了自己的姓名，隻有一個編號。而且，每個人都得自稱為“狗”。這種待遇，在人類曆史上，似曾讀到過。

我是“八號狗”。

“狗”太多了，誰是幾號？大多記不得了。要是早十年，我準能全背出來。現在最記得的是“一號狗”，又稱“狗司令”，陳乃智，前任校長，時任靜安區教育局長。

“狗”隊長梁祥禾，數學教師，他的曆史知識和犀利文筆害了自己。也許他還不屬罪惡淘天的要犯，紅衛兵小將欽點他榮膺此職。但他無意於此榮譽，任期毫無政績。

梁祥禾唯一的罪狀是參加了文彙報組織的<海瑞罷官>專欄討論，以“越舟”的化名發了一篇短文,與姚文元的觀點相左，屬反動言論。所以，他雖然進了“牛棚”，但無大罪，不曾受非人待遇。倒是兩年後，被人舉報他有反革命言論，兩次遭災，後果嚴重。妻子對他徹底失望，從無錫特地來到他身邊，同居一夜後，平靜離婚。他的案子把我也牽了進去，工宣隊硬說我是知情人，隱情不報。他們耐心勸導我消除顧慮，大膽揭發。有好幾天，搞得我心神不安，擔心演一出<二進宮>。所幸，工宣隊是毛巾四廠派來的，都是我親嫂子的同事，其中一位，還是我嫂嫂的嫂嫂，叫包寶香。就因為有這一層關係，他們向我透露內情.。

原來，文革之前，一次梁祥禾在辦公室裏閑聊，曾說及江青的一件軼事。上海解放不久，江青的老爸病死，江青調了一個團的解放軍組成大出喪的儀仗隊。事後被陳毅知道，一怒之下，將江青扣押起來。這故事當時有許多人聽到，何止我一人!梁祥禾也沒料到江青後來會成為權傾一國的“偉大旗手”，小故事從而升格為維護領袖形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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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不被遺忘> (二）

“狗”友有多少？記不清。但是，主要成員，尚有印象。

裘某，女，中共黨員，校總務主任。年輕時，是上海頗負盛名的裘天寶銀樓女小開。數年前去了一次寧波慈溪老家，在她童年住過的老宅門前留連了一陣。這種依戀故鄉、懷念童年生活本是人之常情，但是那房子在土改時已經分給農民兄弟，這就有了準備反攻倒算之嫌。這是她一大罪。將她編入勞改隊的直接原因是剪報闖了大禍。她竟沒有註意到那報紙的另一麵是毛澤東的標準像，那像的半個腦袋被她剪了。這事被人發現後，激起群憤，認定她是發泄階級仇恨。老牌右派分子張厚墉得意忘形，說她是在刀頭上舔血，也挨了鬥。

我們這群“狗”的每天工作任務是拖地板，掃廁所，做好全校環境的清潔衛生。之後便回到稱之為“牛棚”的教室裏寫坦白交待。在“牛棚”裏，有裘主任在，大家不敢說出格的話（在那樣環境裏，說句生活笑話也算出格）。她的組織觀念很強，經常自覺向上麵回報思想。我到現在仍不知道當時由誰在監管我們，隻知道，隻要不是“狗”，人人都可監管和訓斥我們，指派我們去幹人最不願幹的苦活。“狗”隊長梁祥禾就因為管理不嚴被上麵的人訓斥過，我們都認為是裘主任去回報的，她有奪權之嫌。

朱佩玉，女，任教生物學科，區優秀教師。舊社會曾是舞女，共和國成立後，改造一批營業性舞女(舞廳還在營業)，根據朱氏本人意願，參加師訓班進修，結業後被分配到市一女中。從舞女到人民教師，是她人格的大轉化，也算得新中國的非凡業績。她工作盡心盡力，但在班主任工作上可能生硬些，使一些學生敢怒而不敢言，心生癥結。這種癥結很普通，在中小學裏更有普遍性。倘在正常的社會秩序裏，也就被時間消化了。而文革激發了一些學生的報複心理。當時，建國十七年的教育成績被徹底否定，由此推定，越是先進的教師越黑。1966.8.25那天，她從三樓辦公室被揪出來，頭上套著木製鬥型垃圾桶，推推搡搡下樓，一腳踏空，滾下樓梯，套在頭上的垃圾桶不定地碰擊她的頭臉。到達底樓，掀去那桶，向人群展示的是她充滿淤血的鬼似的青臉。我想起了電影<白毛女>中一句評語：“舊社會使人變成鬼；新社會使鬼變成人。”而朱氏的厄運分明是曆史的倒退。在勞改隊，她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吃飯請示的那幕灰色喜劇。

那個年代，大事無紀律，小事特隆重。吃飯要整隊，飯前有儀式。先唱<東方紅>，再舉紅寶書(<毛主席語錄>)，齊聲三呼"萬壽無疆"，三呼"永遠健康"。聽說在貴州還要加呼“敬祝李司令員比較健康”。因為“健康”這一席位隻能“永遠”既屬林彪，那位李司令員不過是貴州一把手，沒有資格與林某並起並坐，其“健康”程度不得已隻能屈降為“比較”了。現在學到了一個醫學名詞，“比較健康”就是“亞健康”,即不太健康。依此類推，縣級官員如果也要老百姓為他祝願，非得癌癥不可。貴州人真幽默。

我們勞改隊沒有資格參與那隆重儀式，但是也有規矩，進食前必須向“狗隊長”請示批準：“報告狗隊長,我可以吃飯嗎?”必須等狗隊長說過“吃吧”，才可動筷子。我估計那套規矩是紅衛兵小將們臨時編造的惡作劇。我不理他們，自管舉筷，沒有人罰我。但是在場的小將們逼著朱佩玉執行命令。

勞改隊吃飯的場地是個室外涼棚，有桌沒凳。梁站在我對麵，正悶著頭扒飯；朱在我左邊，她平時說話就有些結巴，此刻表現更出色，一句話十一個字，中間用了六個破折號，三個頓號，最後一個句號，神情恭敬嚴肅。梁知道自己是在被作弄，但不能不回答。他耷拉著眼皮，極不情願說了聲“吃吧。”我剛將飯扒進嘴，急轉身，噴了一地飯粒。除了梁和朱，小將們和“狗”們共享這幕活報劇。

在那樣處境中，要活下去，就必須麻木。過分自重自愛，很危險，死亡會幸災樂禍地向你招手。短短的三天，從八月廿三到廿五，老舍、上官雲珠、著名音樂家丁善德、年輕的鋼琴天才顧聖嬰﹐還有至今難以統計的各界精英，受不了人格的汙辱，一個個走上絕路，爭得靈魂的尊嚴和安寧。我給自己的身份定了位：小醜，馬戲團小醜，將每一次侮辱當作成功的演出。

最可歎的是洪丕然老先生，數學專業上很有造詣，對待學生誠懇和善，耐心教導，深得學生尊重。在人人自危的日子裏，居然沒有一個小將去惹他。這實在是個奇跡。但是，當紅衛兵運動將打擊對象由“黑五類”（地主，富農，反革命，壞份子，右派份子）擴大為“黑六類”後，洪先生自覺地來勞改隊報到了，他所穿的人民裝右（請註意：必須在右邊，否則要犯大錯誤）胸襟上縫了塊布片，上寫“資本家”三字。其時，全校師生沒人知道他曾做過老板。他的一百多公斤重的臃腫身軀在勞改隊裏做不了什麼，整天捏著塊小抹布東摸摸西擦擦。每見著我，就輕聲歎息，邊指著右胸前那布片。我才知道他在１９５４年與朋友合夥，開過一家五金商店。兩年後就被公私合營，收歸國有。沒賺著多少錢，卻贏得了一頂“帽子”。真是今昔兩重天呀！洪先生沒趕上好日子。如果能活到現在，經商，他是企業家；從教，很有資格被評上特級。

還有兩位，我很為他們惋惜，僅僅因為受不了幾張大字報的壓力，一個突然失蹤，一個去翻＜聖經＞。失蹤的跳西湖自殺去了，沒死成，三天後，被押回學校；翻＜聖經＞的，為求得靈魂的安靜，虔誠地寫了一句懺悔詞：“耶和華，迷途的羔羊又回到你身邊。”寫了，如果當即燒了，也罷了，她偏要把它深藏在枕頭芯裏。莫非每天晚上，頭枕著它時心可以靠近耶和華？那裏想得到，耶和華拒收“懺悔書”，反而被紅衛兵抄著了！也許是她心不誠，該懲罰。兩位都是無產階級戰士，男的是副校長，女的是副書記，這回可不妙，他們做的都是叛變組織的行為。於是，我們勞改隊的隊伍又擴大了。後來女書記還見過大場麵，全市批鬥賀綠汀，她做陪客。客觀地說，這兩位本不在紅衛兵打擊計劃之內，要找他們算帳的倒是我。沒有他們刻意整我，我不會受此磨難。但是，我原諒他們。起初，他們要是不害我，沒法向上麵交帳。他們要是早知道結局會同我坐同一條“板凳”，也許，不會加害我。世上高尚的人畢竟不多，何必苛求。現在，男的走了，當年，西湖不接納，現在，弄不清誰接管；女的，健在，將九十高齡了。不管生的還是死的，都需要靈魂的安寧，我就不提其名了。阿門。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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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不被遗忘> (三）

２０２教师办公室当年称它为“大办公室”，语文组和外语组合室而处，我因而能亲睹外语组的三位怪才。陶广川老先生很有来头，他乃兄陶百川随国民党政府逃台，是该党的中央委员。他本人是旧政权时的敬业中学校长，解放后被冠以反动校长帽子遭驱逐。有没有戴反革命的帽？当时我太年轻，无可奉告。市一女中校长惜才，将他挖来任教英语。我们同处一室整四年，未曾听到过他说一句话。文革前，他侥幸退休，毫毛未伤。这是奇迹。至于他在家里，有没有遭社会冲击，不详。王椒升老先生也该属退休高龄，他一生清白，也许正因为他的清白，反受其害。校方继续聘用他，迎来了文革。他家底厚，抄家风起，他首当其冲，被抄出了许多“小黄鱼（金条俗称）”。后来，设在大礼堂的抄家物资展览会上发生了黄金失窃案，失主便是他。我不知道他被定了什么罪，反正也就此编入劳改队。他平日就不爱闲聊，在办公室里，除了解答来办公室质疑的学生的问题，我从未见他与左右邻座同仁有过交流。在劳改队，他也特立独行，身材毕挺，目不斜视，面无表情，缄口不语，衣着端正，唯一的欠缺是刺猬般满脸白胡须，有失尊严。第三位是女性，谭梅。在办公室里，她只管抽烟，无暇谈话。她的烟瘾很大，几乎达到烟不离嘴程度，熏得她嘴唇发紫，一脸灰色。但她抽烟很有风度，一支烟，吸剩半支，就揿灭在烟缸里。不象教历史的唐老师，烟蒂不烧痛他手指，他绝不放弃。这细小处也可显示中西文化的区别。听说谭老师曾是美国驻沪军队的翻译，与美国人相处久了，难免受影响。我看到过的洋人瘾君子都只抽前半枝。我曾为此发奇想：将那些吸剩的半枝收集了送给我们的唐老师。谭老师进劳改队有现成理由，她是摘帽右派。一九五七年的磨炼使她懂得，反抗意味着更重的惩罚。红卫兵将她与副校长（男）绑在一起，她顺从；有一天，红卫兵叫她和我并立在教室里废水汀上，我觉得两人挤在那窄窄的水汀上不安全，就拒绝她登上来。理由充分着呢：我是革命群众，她是右派，我不能丧失立场，和她站在一起。我成功了。

还有一些老师是后来陆续补入劳改队的，因为他（她）不属“黄埔一期”，就从略了。另一个原因是，现在还不宜写他们。文革一劫，一生受累，有的匆匆组成家庭，纯属凑合。爱情对她来说，是那么遥不可及。看来，这辈子再也享受不到那难以言表的幸福了。这种苦处，有口难言。能够相守到老，已是不易。现在过得很平静，作为旁观者还要用文字挖她旧创口，也是一种伤害．

窥一斑而知全豹，看看一所学校的全部革命对象，就能明了文革是在革谁的命。那是一出巨型荒唐剧，内中包含了活报剧，悲剧，黑色喜剧，闹剧，滑稽戏，暴力戏，也有悲壮的历史剧：贺绿汀在杂技场上那次被批斗，他勇往直前同造反派抢夺“麦克风”大声争辩，他那铁骨铮铮，大义凛然的形象，应该载入史册。但是我并不希望看到那样的戏，代价太大。我欣赏谭梅老师的以不变应万变的智，在那样环境中，保护好自己才是头等大事。那些日子里，当我看清我周围那些凶神恶煞的卑劣行径，我真的甘心情愿做我的八号狗”而不以为耻。但更多的人还是有良知的，他们在校时，大都远避我。如果有我在大楼长廊上拖擦地面，几乎没有人会在我身边走过。那时，我相信一句话：“不恶就是善。”还有一位绝无仅有的大善——吴增堤老师。她能平静地从我身边走过，速度不减，说明她不犹豫；姿态不变，说明她处事谨慎。她轻吐一言：“小乐，身体当心。”我照常划着拖把，头不抬，目不转，面无表情，但心在大震！六年前，我写到此，热泪畅流。吴老师的六字句，向我传递一个信息：我和善良的人们一样，都是人。

      此情此景，历历在目；此声音，绕耳不散．伴我终身。

   我是怎样被编入劳改队并且很快被定为头等要犯的呢？从头说起吧。

我的童年在家乡渡过﹐小学是在宁波读完的。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少年儿童队（少先队前身）元老级队员﹐入队不久，即任中队长（膨胀一下：当时一所小学只建一个中队）; 因为不是所有学生都能入队，学校还建立学生会组织（再膨胀一下：我兼主席。）由团市委主办的宁波市首届夏令营，集全市中小学少儿队干部于一体，我被任命为大队长（三膨胀）。这大概是我今生官运亨通的高峰。二十年前，我去宁波，拜访＜宁波日报＞总编辑方平（当年团市委少年部长，夏令营总辅导员），他很高兴地接待了我。临走时，送我一本精致的＜沙孟海画册＞。１９５１年９月初，我已经被宁波效实中学录取，但家在上海，父亲叫我回家，我不得不从。心里极不愿意，我爱家乡，爱我的少年朋友，我喜欢效实中学，但我没有独立生存能力。到上海后，有两年时间，我几乎夜夜梦回宁波。上海各学校都已开学，我被拒在校门外。次年春，我考进了光明中学春季班。进了中学，官运还在继续，直到进入上海第一师范学院（上海师范大学前身），我还是共青团组织委员。我眼前的新中国，是欣欣向荣，阳光普照啊！我从内心深处爱着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我还牢牢记得，小贩叫卖的五香茶叶蛋，一角钱能买四只。入大学不久，大鸣大放，接着是反右斗争，气侯大变。我为同班同学师以耀辩护，在两百多人的辩论会上，我两次上台，坚信师以耀不是反党的右派。可叹我孤立无援。运动后期，我被定为”严重丧失阶级立场”受”团内严重警告”处分．这处分仅次于＂留团察看＂和＂开除团籍＂。在最近一次大学同学聚会上，一位知情者告诉我，我本来要戴右派帽子的，掌握生杀大权的年级党支部委员刘华珍（男，后改名刘剑）在支部会上说我是站错立场的好人，我才得已轻判，逃离阿鼻地狱。纵然如此，我还是背上团内处分的包袱走出校门。从此，总觉得见人矮三分。

自从到市一﹐文革前四年多的日子里﹐我过得很压抑。那不是我心理脆弱﹐空穴就是有来风。最严重的一次是一九六四年。有一天，在学校四楼阅览室的全校教工大会上﹐党支部副书记(是时,书记一职空缺)郑启如面带杀气﹐宣布小四清运动开始。我就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预感。会后﹐天色黄昏﹐已是晚餐时间。那时﹐有好多青年教师寄住在教工宿舍。饭后无事﹐我和化学教师许俊良﹐地理老教师林茂一﹐还有是哪一位我忘了﹐在东办公室玩扑克。突然闯进来了政治教师、年轻共产党员王孝钊﹐他深得校长赏识﹐俨然以接班人自居。他见我们在玩牌﹐突然粗着嗓门﹐一顿训斥﹐出言很毒:”现在还有心思玩牌﹐一定心里有鬼!”当时我还没有想到﹐他是有所指。自那天后﹐学校的中心任务便是挖阶级敌人﹐把学校的常规工作丢在一旁。据我所知﹐"四清"的对象应该是干部﹐但我们领导说﹐教师都是干部。接着﹐揪出了第一个阶级敌人﹐他唯一的罪名竟是师生间的男女问题。那女学生在校领导反复引导后﹐痛哭流涕揭发了她班主任的兽行﹐而且将过程细节都描述了。那场面﹐我们好多教师是亲见的。但当事者坚决否认﹐校方苦无实据﹐难以结案﹐最后的处理是调离岗位﹐去教导处做事务员。

接着﹐要向我开刀了。事情真相大白后﹐我深感﹐那些领导不仅是草菅人命﹐而且暴露他们的灵魂是难以想象的卑鄙龌龊。



                                                                                                   （待续）

http://blog.creaders.net/u/5823/201201/101452.html

yangharrylg · 发表于 2018-1-11 15:13:53

<为了不被遗忘> (四）

一九六二年暑期，我从静安师范学校调配到市一中学，人事关系尚未到，有人向校长陈乃智反映，说我傲，难驾驭。校长听说我的教学能力还可以，就很自信说：”傲，可以改造。”就为我进上海市重点中学开了绿灯。这些内部消息都是当时任教导主任吴达泉透露的。现在我反思，我的傲与我后来的一连串厄运不是没关系。因为，我不擅长接近校长和教导主任，很容易被误解。

我接任初二（五）班的班主任工作。五班有个特殊学生，十八岁了，连续留级三年，和她同时进校的，都在高二年级了。这次，勉强升入初二年级，但前景不看好。在家里，亲妈早亡，与继母关系很僵。她叫苏菲。我接班第二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来上海招人，学校希望苏菲辍学去新疆，吴达泉将这任务交给我这个毫无班主任工作经验的青涩教师。我全力以赴，终于攻下堡垒，完成使命。我没想到苏菲启程去新疆那天，作为班主任，应当为她送行。第二天，代表校领导的吴达泉批评了我的失职。并说：“火车要开了，苏菲还站在车厢门口，不肯进去。她顿足大哭，边嚷着，‘先生怎么还不来呀，再不来，来不及了！’”苏菲在等我到场。我被吳口述这场面深深感动，所以至今还记得。但是，我心有不服: 校方根本没告诉我苏菲出发的日期，我怎么送？但我无语，领导是不会做错事的。这结论，我得之于一九五七年反右时。我以为那事就这样了了。

一九六四年的“小四清”，我莫名其妙成了四清对象﹐停课检查，要我交代问题。经过反右斗争的折腾，我闻风就会丧胆。我想，一定是那天玩扑克犯了大错。交代时我给自己上纲上线：“我在严肃的政治运动中玩扑克，客观上是在抵制运动﹐我在立场上又犯了大错。”那天，我象服了摇头丸，全身颤抖，难以自控。

检查没通过﹐我实在无话了。张孝梅找我谈话。她这人，说话慢声慢气，发火时也看不出火苗。在她面前，我不紧张。我要求她直接告诉我，我犯了什么错﹐如果是事实而不交代，我罪加一等。那年代，生活行为上的错误，我辨得清，偷盗拐骗，越车抢劫，杀人放火，我都不会做。但是，政治上的错误，不可捉摸。昨天还是官家座上宾，今天可能已是衙门阶下囚。这样的例子何止万千! 潘汉年能想到自己结局吗？吴晗的＜海瑞＞是奉旨而作，满以为可邀功请赏，谁料想招了杀身大祸。张孝梅不置可否离去了﹐运动也无声无息过去了﹐我的脑子里的一团雾水却积久难消。

一九六五年秋，新学期开学。我的工作量是：高一年级三个班语文课兼（二）班班主任．完全突破了教育局规定的限量。我想，那大概是对我的错误的最轻惩罚吧。但我还是不明白我错在哪里。

终于真相大白。一九六七年秋，学校冷冷清清，劳改队解散多月﹐只留下两个当权派还在劳改。我估计他们心里有些失落恐慌，看不到前程，受不了孤独。他们希望有人同他们平等交谈。他们邀我交谈，犹如罪犯想取悦狱警，总要交待一些有质量的话题。有一次，郑启如提供：“小‘四清’时，有人说你把苏菲肚子弄大了，所以迫不及待要送她去新疆﹐所以苏菲会那么伤心欲绝。”唉，苏菲呀苏菲，你这一哭，老师为你背了多大的黑锅。当然，那位领导心里如果不是那么卑鄙龌龊，你老师也不会遭此奇冤。

一九六五整一年，报纸上时时有阶级斗争新动向的披露，政治气压低得让人透不过气。我象过街老鼠，预感到强地震的待发，惶惶不可终日。王孝钊象鹰鹫在彤云密佈的低空中盘旋，寻找猎物。那年，学校只招了三个高中班，他是（一）班班主任兼年级组长，成了我的顶头上司。不可思议的是，他居然唆使我班的班干部不要听我的话，只听他的。班级团支部书记吴云百思不得其解，趁我去班级安排工作，提起那事。我无语。回到大办公室，我强忍激愤，平和地问他有否此事。他大概没想到我的学生竟会透露那事，表情赧然，但傲慢依然。感谢他的邻座马孟瑛为我说了句公道话，批评了王组长的不敏之举。在我和他无数次交锋中，那是我唯一的一次经反击而略占上峰。但是，他可以不理不睬不道歉，他还是在我的头顶高处俯视我，甚至表示不屑。

一九六六年六月初，高一年级下乡参加三夏劳动，带队的领导是吴达泉。每个班都有少数学生出于健康原因留校做些轻便工作。短短几天，吴达泉两次返校。他从学校里带来的＜解放日报＞内容触目惊心：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文字不多，火药味浓极。后来成了＂牛鬼蛇神劳改队＂＂牛棚＂名称的原创。北京大学学生闻风而动，六月三日，校长陆平，党委书记彭佩云被扫；六月六日，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匡亚民被扫。

北风南渐，上海难逃此劫。六月十日，下乡劳动中止，提前返校。这是不祥信号。我竟没有发现吴达泉已提前一天回校。在校门口，迎接我们农业大军的教师阵容中，有日常关系较近的孙志文。我热情地向他伸手过去，我尴尬了：他一脸严肃，不接我手，似乎向我略点了点头，便去接待他人。那情景，终生难忘。

我又完了！已经不是预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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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不被遺忘> (五）

從正門到二道門，橫穿甬道不過五米距離，我思緒紊亂。迎麵走來的臉，我也看不清，隻覺得那些人都在躲我。我不自覺地垂下頭，看著地麵。

好端端的，我又怎麼啦？

馬上明白了。踏進二道門，向右折入縱貫大樓的走廊，眼前景象大出我意料，昔日很有紳士氣派的大樓，如今披上了乞丐的百衲衣，一張張舊報紙上寫滿了稚嫩毫無章法的毛筆字，密密地擠在走廊兩側的牆上，窗戶上，從房頂直拖到地麵。一個個拳頭大的毛筆字拚湊了一篇篇聲討書；第一間教室裏課桌椅已搬空，大字報布成了迷宮，現在的世博會的進口設計，莫非就是從那裏得了靈感？矛頭出奇地集中，直對我一人。這個戰陣的設計者顯然是用了一番心思，但是我卻平靜了。過分的集中便是人為的虛假。我細細地反複讀那些傑作，越看，破綻越多。沒有一張大字報有實質性內容，盡是“必須老實交待”之類的虛張聲勢；相似的筆跡太多，說明他們是在玩空城計，無幾人操筆；墨跡猶新，說明是臨時突擊的產物。顯然，有人在幕後操縱。說不清原由，近十年來，我第一次萌動了反抗意識，臉上掛起了冷笑。兩個學生走來，兇惡地喝道：“把頭低下來！”我平視她們回道：“人民不向人民低頭。”那該是我反抗的第一聲，這一聲雖沒能震瓦瓴，卻足以壯膽氣。一九六七年，依然是牛鬼蛇神的吳副校長向已經是革命群眾的我吐露心扉，北京，南京騷動，很快要波及上海。（黨）支部幾次會議分析，認為我將是攻擊校領導的揭竿者（這就是吳領導下鄉兩次返校取得的成果）。於是決定先發置人，組織大字報，造聲勢，將我壓下去。他隻說到這裏，我就勢推理：下鄉期有少數學生留在校內勞動，她們就是現成的大字報操刀者，趕在我回校前，突擊布陣，於是有了那天場麵。唉，領導們高估了我，一個見人矮三分的草民有此膽量？不敢呀，你們枉殺了無辜！

但是我還是小看了那大字報的作用，那不僅是聲勢，那是輿論，輿論可以殺人。隻差時間了。

有個問題，現在的青年一定難理解，就是我身受其害的人在當時也感到迷惘：既然人人可寫大字報，為什麼我不能舉筆反擊，一洗清白？但我知道沒有這個權利．因為在毛氏詞海裏，隻有批評與自我批評，沒有“反批評”條目。一九五七年，北京大學的學生在大人物幕後挑動指使下，用大字報圍攻馬寅初校長，時年七十六歲高齡的馬老寫了五千言大字報張貼出來予以駁斥，結果全被人撕掉。馬校長很無奈，隻能連呼“不公平”。當時還有很權威的十六字令：“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它堵住挨批者的嘴，奪走了挨批者的筆，而對方卻可以放肆地無中生有惡毒攻擊而不負任何責任。而反過來，哪個傻瓜信了那“十六字令”，善意向上司提了意見，弄不好就被認為是“惡毒攻擊”而遭滅頂之災。

他們得逞了，我隻能沈默。

第二批大字報出籠。從內容看，有了質的飛躍。既有具體罪狀，又有理論分析。顯然有高人作了精心指導。我仿佛看到我班學生懷著滿腔革命熱情，苦苦思索，大有不將我打倒誓不罷休之勢，終於將我平時對他們講話內容歸納為“汙蔑偉大領袖”的六大罪狀。

何須六條！隻須一條核實，我就該槍斃。

校領導組織學生寫我大字報的初衷僅想堵住我的嘴，此時已是必欲置我於死地而後快了。古人有言：“勿以小惡而為之”，為何？現在我懂了。一切大惡罪犯幾乎都是從小惡起步的，蟻穴能潰千裏，也是一樣道理。殺人犯不是天生的！

   我是語文教師,在課堂上不敢保證不說錯話。我的同行朱宗煥老師，就是因為有人揭發他把魯迅的《友邦驚詫論》中一句“國民黨屠戮人民”讀錯，犯了汙蔑共產黨的彌天大罪，被一陣痛打後送來我們牢改隊，這是後話。但是我不信自己會犯大錯。這一回，我是第一次細讀揭發我的材料。讀完後，懸著的心，平安降落。那是無知的恐嚇：

一罪：要偉大領袖跪下來。辯駁：驚人之筆下麵卻是波瀾不驚的小事。我曾經複述了蕭三寫的毛青少年時代故事中對其父跪一腿的經過。此罪能成立，除非毛是真龍天子。這是移花接木法；

二罪：汙蔑毛主席不喜歡美術課。辯駁：這話我講過，自有出處，但不必費筆墨了。不愛畫圖，論得上汙蔑?

三罪：胡說毛主席不愛看話劇。辯駁：誰要是說他愛看話劇，那才叫胡說。

四罪：胡說毛主席不喜歡陳毅的詩。辯駁：找陳老總算賬去。那是他在全國第四次文代會上講的話。老總當時還得意的補充一句：“我覺得我的詩寫得很好哩!”

五罪：胡說毛主席最愛讀封建主義大毒草《紅樓夢》。辯駁：我還要加一句，毛主席還說過，至少要看五遍，才能讀懂《紅樓夢》。

六罪：汙蔑毛主席有右派朋友。辯駁：確實有，有名有姓。一個是國民黨將軍張治中，一個是他同學周穀城教授。

我的逐條辯駁，隻不過是我的內心獨白，我好象生活在空曠的沙漠中。周圍盡是熟得不能再熟的男女，那怕曾經是密切的，如今遠離三尺。但是我相信，他們都是好人，因為他們沒有投石下井。但是，我錯了。有人投石了。這時期，要了解個人尤難。

教師中第一個寫我大字報的，竟是我平日最尊重的人，我的教研組長果魯英老師。傷心，我還能相信誰？！

果老師的大字報僅隻標題嚇人：《樂可常不正常》，內容就是說我近來情緒不正常。她寫的倒是實話，但是沒必要寫。你一寫，客觀上就在助長害人者的聲勢，為虎作倀。我默唸著：果老師啊，現今的處境，我的不正常才是正常，而依舊如平時的正常的人，反而是不正常，除非白癡。你老人家正常嗎？你的往日的健談和自信呢？為什麼成天板著臉？為什麼說話底氣那麼的不足？為什麼目光閃爍不敢正眼看人？你能觀察我，為什麼不想到我也在觀察你？已經挨整和自知將挨整的人的心態能正常嗎？

整人的人，其心態正常嗎？他們長時間處在狂熱興奮中，發泄著原始人的獸性，從被迫害者的痛苦呻吟中尋求刺激，對被迫害致死的人開聲討會，揚言要在那屍體上＂踏上一腳，讓他們永世不得翻身＂，這正常嗎？

天道何在！人性何在！

後來，吳達泉副校長告訴我內情，果老師當時處境很危險，她丈夫當過舊政權縣太爺。她要擺脫被動處境，必須有所表現（於是就以鄰為壑了。我不恨她，她當自責）。她終於踩著鋼絲，搖晃著熬到退休，悄然逃離是非之地。

我本不該老是記著那事，但是，烙在心上的事，一輩子難忘。我對果老師，心存感激。三年來，在業務上，她對我的關註，足使他人嫉妒。她的備課方法省力省時見效，影響了我的教學風格。我在教學實踐中，一旦被專家認可，她比我還興奮。我被認為＂後生可畏，前途無量＂，就是她轉達的。我感受得到她的器重。如果沒有該死的文革，那是多麼完美的師徒情誼呀！撥亂反正後，我兩上其府探望，已不再覺得有隔閡。倒是她的得意門生，有小秀才之美譽的６６屆高中畢業生柴穀明談起那張大字報，尚有微詞，為她自損形象而深為惋惜。我調離市一中學後，沒有再聯係，也不知她何時辭世。這微妙的感情變化反映了我在潛意識裏已經排斥了這份情。感情這東西，畢竟不是理智能駕馭的。

                                                                                                            （待續）

http://blog.creaders.net/u/5823/201201/101649.html

<為了不被遺忘> （六）

繼果老師的大字報之後，第二天，又有在我名字上做文章的大字報，標題：《樂可常，樂不常》。那已是在詛咒了。“樂不常”之說，明顯脫胎於“不正常”，但那是咒我從此不會有好日子過了。緊接著，第三張出籠《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活不長》，那是惡意詛咒，咒我已死到臨頭。兩張大字報出自一人之手：袁繡聲，年輕的語文教師。

她在嘩眾取寵，但是，有殺傷力。它象兩門大炮架在二樓走廊西邊口，吸引了不少最喜歡熱新聞的看客。她做得不光彩，包括後來又寫我是＂漏網右派＂的大字報，都是平時同事間閑談中，我自己透露的私事，她出賣我。數月後，為了證明她的言之鑿鑿，她真是神通廣大，居然邀請到了我的大學同學趙誌強，請他來揭發我在反右鬥爭中的表現。我的這位老兄素有“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杜工部遺風。他既然來了，在當時背景下，不可能為我說好話，革命的紅衛兵小將們也不會答應他說無關痛癢的空話。那麼試想，他還能說什麼呢？

當時，我被押在西辦公室，揭發大會地點在二樓西邊第一個教室，兩室象直角兩邊，我能透過窗戶聞其聲，但見不到形，擋住了。會場很安靜，可見效果不差。報告結束，有人來押我去會場。押送者勒令我低頭彎腰呈蝦弓型進去，才到門口，我的頭上背上落下雨點般拳頭，可作誌強兄的報告效果的佐證。撥亂反正後，同學聚會，誌強兄也在席上，他大義凜然對我言道：“當時我就表態，不滿她們打人行為，因而被圍攻。”故妄聽之。我笑笑，暗想，老兄你就不該來。

袁繡聲一生都在借他人之勢攀扶上升，我隻不過是她的一塊墊腳石。四十五年過去了，成效如何？不便說。但有一點我信，不是靠自身的刻苦努力，不夯實腳下根基，不積聚厚實資本，縱然得一時之逞，充其量，隻能是條藤葛。我不恨她，不是因為她不配我恨，而是為恨她而壞我心情，不值。

人生多彩，一百個人有一百種活法。千百年來，曆代文學大師們塑造了千百個光輝的藝術形象，還沒有撞過車，袁女士的經曆倒是個好素材。

我在那樣的處境中，還暗存希望。我解釋那是黨對我的考驗（寫至此，我笑自己。我是什麼東西，有什麼資格享受黨的考驗。）我認為目前處境是脫胎換骨的痛苦過程，熬過了這一關就無事了。有一夜，我真的夢見了毛主席和林副主席（還沒摔死），我委屈地大哭。醒時，一臉淚水。

那就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青年的特點，一頭虔誠的蠢驢。時至七月十日，一個月過去了。我站直著。新點子又出籠了。\n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一日早晨，星期一。

校門口圍著一簇人，似乎在等待什麼。我還沒走進校門，她們如同捕獲獵物般地將我圍了起來，深怕一有間隙，就會被我逃脫。我被押到操場東邊的大禮堂側門前。

沒有電視劇裏群情激憤的場麵，沒有震天的口號聲，沒有雜亂的吆喝聲，周圍出奇地安靜。他們專心地關註著我神情變化，也許是期盼見到我讀了那大字報後全身癱瘓的效果。我猜測，貓逮住老鼠時，也一定是那樣心情。

這是張貼在禮堂邊門上的第一張大字報，標題是：《樂可常反動日記》。因為內容多，篇幅長，上麵的字寫得比較小，排列整齊，筆法稚嫩，但不拙劣，看起來不象是學生謄寫的。我冷冷掃視圍著的那一群，忽然覺得那場麵在哪裏見過。我從那些年輕人的眼光裏讀到的是欣喜，幸災樂禍，還有些貪婪。後來才想起，那與魯迅的小說《藥》中夏瑜就義的場麵氣氛很相似。時代倒退了。

我有記日記習慣，校領導班子裏隻一人知道，也隻有那人會有此鬼點子。

自己寫的東西自己清楚，沒有不滿情緒，何來反動文字。但是，如果他們在謄寫時做了技術處理，那就說不清道不明了。

那是沒有法製沒有隱私的年代；那是黑白顛倒是非不分的年代。罪犯搖身一變能成英雄時，無辜者就會被認定罪犯。我鎖在辦公桌裏的日記本被撬竊，那竊賊居然可以堂而皇之展示自己業績，我還有何言。但是我沒有慌亂，更不會癱瘓。我堅信，一個人自己不做出被打倒的行為，他人是無法將他打倒的。但當時的影響極惡劣，為日後遭受更嚴重迫害埋下禍根。

我被帶到禁閉室，失去了自由。

教學大樓外圍，一排沿街的平房，原是工部局女中時期勤雜工的住宿區。那時期，除了教師，男性不能進大樓。小區裏也有簡易衛生設施，四平方小間裏，一隻固定的日本式陶瓷大浴缸，上有水龍頭，底有出水口；一個蹲式抽水馬桶。餘下的空間尚能容兩個人。一扇小窗，上有鐵柵與外界隔絕，無需改建，是現成的監獄。我獨居一室，避開了整個學校的混亂喧鬧，未必不是好事。但是我的心哪能接受得了？

悶熱！那是上海最悶熱的時間段，常規氣溫在３５攝氏度以上，室內又不透風，沒多久，汗水從每個毛細管裏飆註出來，渾身濕透。浴缸上那隻水龍頭起了大作用，沒隔三五分鍾，我就要衝洗兩臂。要不是看守是女的，我真想跳進浴缸洗個痛快。在“牢獄”裏，我唯一可做的是讀那本小紅書，才翻幾頁，手上又汗膩了，於是洗手。洗後讀，讀不久，又洗。如是反複，具有高度警覺的小看守發現了問題，立即發了報道，說我褻瀆紅寶書，嫌紅寶書髒，拿過了就洗手。隨後，來了一群小將，厲聲責問。我平靜地回道：“我是愛護寶書，把手洗幹淨了才敢敬讀。”我冷眼看那小看守，又朝她笑了笑。相安無事。

得知我被關在小間的人漸多，參觀者絡繹不絕。我成了珍稀動物。她們可能是想看到我的狼狽相，但是，眼前的樂某人還是原來的版本，不慌張，不泄氣，不萎靡，目中無人，淡然自在。那時，我的最大欣慰是，來看戲的，沒有我教過的學生。她們的回避就是對我的保護，想起那一張張熟悉的臉，還是那麼親切可愛。

中午用飯時間，小看守又造事端，將代作警棍的康樂球棒橫在門口離地麵一米高處，命我鑽過去，不然不讓吃飯。嘿，鑽有何難，但是我不！那完全是心血來潮，突然想表現一下浩然正氣，士可殺而不可辱，為一飯而屈節，豈我所為！其時，我才想起，我沒吃早飯。我是進校門就被圍住，押入這裏，沒到過食堂。

我沒想要在自己臉上貼金。我的浩然正氣很有限。如果小看守兇狠些，拿棍子猛擊，我會鑽。

下午三時許，饑餓感襲來。再過兩小時，下班了，總該放我自由了吧。我能挺住。

五點了。沒有放行跡象。肚皮已經貼住脊梁，胃裏似有炭火在炙燒。我相信“度日”真會有“如年”的感覺。對“饑腸似火”的主謂詞組，也有了切身感受。還不壞，有收獲。

九點。曹君偉來了，叫我跟他走。他和我同住在餘姚路第三小學三樓的教工集體宿舍裏，托他押送我，是最佳人選。我並沒自由。

過常德路麵食攤，我花一角四分買了三兩牛湯麵，幾乎是倒進肚子去的。問：世上何種食物最美味？答曰：“饑。”

回到宿舍，我發現一項奇跡，這一整天，我沒有大小便！

第二天一早，還是由曹君偉陪同（雖有被押送之實，但無被押送的感覺。謝謝曹老師）到校，還是進那個四平方的班房。早飯已在外麵吃了。蹲在這裏，無事可做，無心去想，還是裝模作樣讀那本小紅書。

遭禁閉的消息不脛而走，已經傳到校外。上午，來了一位不速之客，王理敏，滬西中學高二學生。初中就讀於市一女中，我曾是她的班主任。文革前夕，她給過我一信，說她入團了，謝謝我對她的嚴格要求。當時我還很自鳴得意。現在由於她的來到和仇恨的舉止，我才明白那信的來意：“你心目中的搗蛋學生，換了環境就成了先進青年。”以此證明我是瞎了眼，不識良材，並以成見和偏見仗勢欺人。

不必辯解，是我錯。我傷害過她，曾以班主任名義向全班宣告給她警告處分（按：班主任無此權）。她離校後，還問過我是否撤消了對她的處分。可見那些日子，她一直承受著精神壓力。

此刻，她一陣風似的出現在我麵前，呼吸急促，臉色發青，一頓機槍掃射般的痛罵。我直麵聽罵，沒有回避。一個多月來，我第一次隱生犯罪感覺。突然，“呸！”的一聲，她一口唾沫，吐了我一臉，轉身就走，又似一陣風。

那是一筆舊債，我該還。

後來，我重上講臺，總結了兩段話：（一）對學生發脾氣，暴露教師的無能；（二）麵對犯錯的學生，有理無須大聲嚷；教師自己做錯說錯，無理不該大聲嚷；要永遠保持平心靜氣的教態。謝謝王理敏的啟發。

第三天，七月十三日下午，我居然被無罪釋放，莫非“反動日記”不反動了？但管理材料的沈海瑚沒有將日記本歸還給我。當然，她是無權作決定的。很快，我明白了釋放我的原因是市一女中副校長吳達泉失蹤。

非常時期常有非常新聞。

                                                                                                （待續）

http://blog.creaders.net/u/5823/201201/101751.html

<為了不被遺忘> （七）

我被禁閉的三天裏，校內最大變化是，被大字報的已不是我的專利，學校領導控製得了幾個小綿羊，但指揮不了一群狼。也許是因搞不出新花樣而對我失去興趣，一些不肯安寧的學生緊隨全市乃至全國行情，將矛頭轉向校長和黨支書。我看了寫吳達泉的大字報，一張是揭發他母親是宋美齡的貼身娘姨，這不是什麼大案呀，主子再了不得，娘姨總是奴才。何況，做娘姨是實，“貼身”是作者為求效果顯著而虛構的。這嚇不到早過不惑之年的吳校長。還有一張更無聊，說他取名“達泉”是想“奪權”，這種諧音遊戲縱寫千百張，也無損一根毫毛。就這樣，吳校長竟玩起失蹤，並發展到投杭州西湖自盡。這個對葬身之地的選擇，倒很有些雅士之風。可惜眾多遊客不肯成就他，奮起將他拖上岸來，他也就順從地穿起整齊地安放在湖堤邊的鞋子，那鞋是布的還是皮的，沒留下檔案。我覺得校長的求死，在時間上選擇不當，倘不選大白天改選深夜無人時，其願望定能兌現，但旁觀者看不到轟轟烈烈場麵，也是種欠缺。還有一點，我到現在仍感羨慕，投西湖，他可是史無前例，蘇東坡有＂欲將西湖比西子＂名句，由此知道，他是何等香豔之舉呀。

當時，學校裏所有人都認為吳校長是假自殺，我也曾認同。但是，細細一想，根據同他四年相處，綜合分析，他有懼怕的因素。他不是怕眼前兩張大字報，他怕縱深發展，挖及他的老底。這個老底如果挖出來，在當時，即使不屬犯罪，也會顏麵丟盡，否則，根本無需演那出貞烈的鬧劇。但是我隻能運筆至此。曆史求真，任何推理假設都屬不宜。十六日，他被帶回學校，因為“畏罪自殺”，已有定案，就此沒有揭他的新大字報。他的苦肉計得逞了。

一個多月了，我隻要踏進校門，就成了校內目光的聚焦點。吳達泉出事後，我便無人監管了。但是我不樂觀。我覺得，此時的安寧好比是臺風中心的寧靜，更強烈的風暴隨時都有可能刮起。大字報製就了劣跡斑斑的樂某人，能被忽略？做夢！同事們依舊不理不睬。我象一隻斷了線的風箏，不知道將飄落何方。

那天，在大辦公室批鬥吳達泉，與會的除全體教師，還有些好鬥的學生。一個多月來，在那樣場合裏，我隻有站位，這次，我有幸獲準一席之地，有何感覺？你去問一個罪犯，當他突然聽到自己被無罪釋放，會是怎樣感覺？那就是我彼時心態。我臉無表情，心在馳騁。大會是怎麼開始的，有哪些議程，有人發言講些什麼，都毫無印象。直到呂蘭萍發言提及我的名字，心緒才閃電般歸位。

呂蘭萍：“吳達泉迫害樂可常就是為了轉移目標，自己可以蒙混過關。”

那真是．．．我激動了，世界最美的樂曲也比不上蘭萍那句話！我仿佛看到血壓表上的水銀柱急劇上升。此話如果出於普通教師之口，我不會那麼興奮。蘭萍是誰？本校６４屆高中畢業留校的優秀學生，她是作為團委書記章欽宜的接班人來培養的，住宿在學校裏。她說到吳達泉迫害我，決不是心血來潮。組織學生寫我的第一批大字報，周六（或周日）撬開我的辦公桌抽屜，偷走我的日記本，摘錄日記內容，泡製“反動日記”，很可能，她是知情人。蒼天有眼，我的冤情將大白於天下！可是，有人一句話又將我推進地獄門：

“樂可常的問題還沒有查清楚，不要過早下結論。”

一聲霹靂，水銀柱爆裂！

從那以後，蘭萍經常特意來大辦公室，每見我，就會用木質報夾敲打辦公桌，對著我嚷嚷：“你的材料，我們都掌握了，你老實交代！”我理解她，她並無惡意，她是在糾錯。她單純，善良，沒學會作假，但有些膽小，深恐她那句話犯了喪失立場的錯誤。我就是犯過一次那樣錯誤，差些帶上“右派”帽子。她不敢拿自己的前程開玩笑。

警報尚未解除，做人仍需小心。但是我生性樂觀，至少，我不再唱主角。我希望盡快淡出，被人遺忘。

沒料想，高潮還在後麵。

為了避開監督，其時，我已從餘姚路三小的集體宿舍裏遷出回家。自家的居室雖狹窄，總是安全。何況有母親的關懷，療平我心上的創傷．晚上也可以睡個安穩覺，不必提心吊膽防備有不速之客來尋釁鬧事。

八月二十五日，一出家門，發現街道兩邊商鋪麵貌大變：玻璃櫥窗裏展示的商品全線撤櫃，一律以紅色宣傳品代之，店麵門框和招牌一律的紅色，店鋪的名也改了，撞車最頻繁的是“東方紅”店招，飯店、綢布店、皮鞋店，直至售胸罩的也東方紅了。西藏中路上兩家電影院的名字也改了，不要“和平”要“戰鬥”；不要“大上海”要“遵義”。上海街道全線漂紅，兵不血刃，一夜之際，革命成功。

那天，氣溫特高，辦公室裏桌椅發燙。這世象，連天老爺也不正常了。

教學大樓上上下下，樓前黃沙鋪蓋的操場上，人聲鼎沸，擴音器裏傳播的語錄歌震耳欲聾：“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什麼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麵，他就是革命派．．．”我渴望站到革命人民方麵，可我領不到通行證。我是阿Ｑ子孫，還是“不準革命”！

斷線的風箏落在最不該落的地方。

一群女將來辦公室要押我去操場，我說我自己走。腳步沈重，我希望那樓梯永遠走不完。我是在走向刑場。

操場四周，人頭簇擁。操場中心空落落，一個平臺，高約６０公分。臺上跪著鄭啟如，吳達泉，章欽宜，譚梅。樓西女廁所前，６７屆高中學生章秀華在話筒前大喊大叫。這位文革高人文化學習不怎麼樣，平時表現給我印象是自謙自卑，見了老師總是熱情過頭。我不清楚這次她以什麼身份任總指揮，導演這場鬧劇。她就輝煌了那一次，畢業分配去了元件五廠。後來聽說在廠裏偷竊被拿。那是後事。

不清楚怎樣被推上平臺，有人吆喝著叫我跪下。此生我還沒有向任何人屈過膝。我掙紮，將身子繃緊，僵直不動。她們踢我，在沙地上拖我，我的皮肉不痛，心在顫抖（我寫不下去了．．．）。

從臺上滾下，又被數人扛上去。我大哭大叫，心裏清楚，今天，她們不達目的絕不會罷休。我屈服了。我感到羞恥，一臉怨淚。

什麼都看不清，什麼都聽不明，頭腦裏一片空白。直到有人在身邊大喝一聲：“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一把飽蘸墨汁的掃帚從背上滑過，一陣涼意，我才有了感覺，疲軟地癱瘓在平臺上。

空曠的黃沙操場上隻留下我一人。對我的懲罰還在繼續：給整個操場灑一遍水。

眼鏡碎了，鞋子丟了一隻，頭上濃厚的卷發裏沾滿黃沙；圓口棉白汗衫被墨汁染得很粗糙，領口下垂，露出半胸，西式短褲髒得象從垃圾桶裏撿來的。

我偷眼掃視大樓，二到四樓二十一隻窗口，填滿了密密人頭，她們興奮地看我的專場表演。也許，其中不乏同情者。

我拉著土著灑水車，赤腳，踏著發燙的黃沙地，從東到西，再從西到東，灑水，加水，再灑水，．．．心裏反複唸著：“看吧，你們看吧！”我要在那麼多的眼睛裏，讓她們看到我的堅強。

滿頭滿臉的汗和淚，流到嘴角，一樣苦澀。全身濕透。我懷疑“性本善”之說了。大環境可以左右人格的走向。人性可以惡到什麼程度？不怕惡不到，隻怕想不到！

天黑回家，發現身上那件汗衫背部全黑，還布滿了沙子磨出來的小孔。我曾將它藏在箱底，但後來還是將它丟棄了。怕的是，一旦被查出，那就是“變天賬”，準備搞階級報複、反攻倒算的證據，罪上加罪。可惜了，多好的“文革博物館”的展品呀！

我一直在想，我終究犯了什麼罪，要蒙受如此的人格汙辱？終於，我醒悟了。我是有罪，“知識分子”這身份就是罪。祥林嫂因為嫁了兩個丈夫，犯了彌天大罪，捐再多門檻也消弭不了她的罪孽；我沾上了這臭名，也翻不了身了。

人生啊，如果此生，我註定要倒幾次大黴，那就趁我年輕，讓我“黴”個透吧！

我準備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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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harrylg · 发表于 2018-1-11 15:18:02

<為了不被遺忘> (八）

九月三日早晨，雨下得很密。我是不能亂說亂動的，呆坐在辦公室裏。聽說，鄭啟如在操場上繞著大圈子爬行。一旁監管她的是楊小牛，那年他十七歲，原海防中學初中生，因讀不好書，又逢文革停課，索性退學頂他父親來市一女中上班。其父楊生祥，山東人．年輕時是張作霖張大帥的兵，不知他怎麼會流落上海，又怎麼會到工部局女中（市一女中前身）做看門人。這一看就看了三十多年。他很盡職，長年有家不歸，睡門房。隻要本校教職工，無論多晚歸校，不分夏冬，他必起床開門；腰掛一大串鑰匙，總管全校門戶。他每走一步，老遠就能聽見鑰匙碰撞聲，很有節奏。他退休時，已經老態龍鍾，年紀當已七十朝外了。他的兒子真是生逢其時，才來學校，出身好，學校成立“革命籌備委員會”，６６屆高中生吳桂寶榮膺主任，他是副主任之一，享受副校長待遇。荒唐嗎？不，隻要比比王洪文，不會有更荒唐的了。楊副主任上任，我隻記得兩大政績，一是眼前的事，耍弄鄭啟如；一是嚇死柴慧敏。

柴慧敏，寧波人。五十年代初，獨闖上海，在中華路小學任教。為求深造，她考入北京俄專．畢業回滬，被安排在市一女中。不幸被戴右派帽子，長期在教導處任打字員。生性倔強，到死都沒有摘除右帽。文革起，勞改隊的建立，她一定暗喜著，她不孤單了，見了我，有說有笑。到了“造反有理”階段，勞改隊自動解散，隻有走資派和右派分子不敢越軌，她又沈默了；有時還能同我說幾句話，情緒消沈，自歎永無出頭之日。我無語告慰。有一天傍晚，她獨自爬上大樓樓頂平臺，久久徘徊。校門對麵是十七漂染廠，廠門衛工人見有異常，急告門房值班的楊小牛。前一天，小牛剛揍過柴慧敏。此時，小牛聞訊直奔四樓，上得平臺，對柴慧敏大聲喝道：“柴慧敏，你要幹什麼！”柴慧敏不作聲，縱身一躍，了結她苦難的一生。這過程來自小牛口述，他沒覺得自己做錯什麼。事後，校方通知柴慧敏家人來料理後事，其家屬不予理睬。自此，柴老師成了孤魂野鬼。此後，怕是再也不會有人提起她了，我謹用這幾行字燃起一柱心香，遙祭斯人。唯同病者，才相憐也。

北京感冒，上海立即咳嗽。北京對“牛鬼蛇神”刮起剪發風，將被虐者的頭發剪光一半，保留一半。那發式，美其名曰“陰陽頭”，我欣賞，這名稱很有創意，陰者，鬼也；陽者，人間也。凡被剪成陰陽頭的，非人非鬼也。上海聞風而動。

鄭啟如在操場上雨中爬了多少圈，我不清楚，但後果看得清清楚楚。她被直接帶到大辦公室，腦袋左半邊的頭發被剪，留下被狗啃過似的發根；右邊長發依舊，被雨水打濕，緊貼腦袋，本來就嫌窄小的腦瓜，此時更見比例失調。嘴皮上交叉封著兩條醫用膠布，大概是對她囉嗦的懲罰。白皙的臉龐蒼白得象是剛從太平間車出來的遺容。她的眼神混雜著呆滯、疲憊、恐懼、絕望，與往時的支部書記形象相比，可以算是脫胎換骨了。市一女中教師中，數她最註重自身形象。皮鞋永遠光亮無塵，西式長褲工藝考究，合身，褲線畢挺。一身衣裝無論是衣料色調或款式，總是那麼協調；頭發紊絲不亂，發端略作內卷，後來在看京劇“樣板戲”＜杜鵑山＞時，懷疑柯湘發型就是仿她的。可眼前的她，我懷疑靈魂已經出竅。坐在她身邊的是吳達泉，他正安祥地配合一位小將給自己剪發，發式與鄭書記相同；章欽宜的頭發也已被剪妥。一個初中女孩用舊報紙糊了頂高帽子，兩側結了棉紗繩，興衝衝走進辦公室，將帽子套在章欽宜頭上，將兩邊紗繩係在頸下，然後取毛筆蘸上墨汁，在章欽宜臉上畫了眼鏡胡子。章張著無光的兩眼（先天性盲人）木然而坐，任其擺布，不作任何反抗。

第二天，三隻陰陽頭作了三種反應，章欽宜剪了個光頭，很超前：三十年後，上海女子才有此發式。但是，章欽宜是沈默的反抗；鄭啟如將一邊長發移動一半支援另一邊，不失愛美之心，但遮蓋不了，有欲蓋彌彰之嫌；吳達泉保持原樣不變，他是控訴？是示威？都不是。他是死豬不怕開水燙。

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壯舉。

那天我發覺被剪發的都是“８．２５”大批鬥的臺麵人物，奇怪的是沒見到譚梅。但我不存僥幸之心，更多相信直覺：在劫難逃。沒來得及考慮怎樣應對，一群人湧進辦公室，直衝我而來。瞬間，我被圍住。老天佑我，是時，我的辦公桌安置在東北角牆邊，我依角而立，不必擔心背後會有人襲擊。真象說書似的，說時遲，那時快，兩位悍將跳上辦公桌，另一位從地麵向我左邊抄來，亮出三把剪刀在我頭上盤旋，俯衝，就象三架靈捷的戰機。我雙臂交叉揮舞，織成一張嚴密的防護網，瞄準方向，還意圖抽手奪她們剪刀。鄭啟如，吳達泉的陰陽頭深深刺激了我，我不堪再一次被淩辱，決不讓剪刀降落在我頭上，不能有一綹頭發讓她們剪飛。我高喊“辯論！辯論！”那是當時最流行的用詞。辦公室裏坐滿教師，個個默不作聲。那是無聲的表態，為自身的安全，不敢聲張。能那樣，不願與虎謀皮，我已經感激了。但居然還有位教師急步走來，她名叫蔣佩君（文革時，改名李學軍），本校６４屆高中畢業生，留校任外語教師。那年也隻二十歲，與在校高中生相差無幾，膽子就大一些。她上來撥開人群，麵對著我，當胸給我一拳，但毫無痛覺。聽不清說了些什麼，語氣激烈。奇跡出現了，三把剪刀居然悄然退去！

世界上多見偽善，少見偽惡。做偽善者易；做偽惡者難，做了積德事還要被人誤解，指責，甚至受罪。古人程嬰算是偽惡者，今人蔣佩君也算上一個。當初妙齡少女現在早過花甲之年，與夫婿移居香港。我遙祝他們一生安康。凡有恩於我者，我沒齒難忘。

孤獨！強烈的孤獨感幽靈般附在我心緒中。我常覺得身後有一張陰沈的臉衝我冷笑。夜晚，遲遲不能入睡，淩晨三四點鍾會突然驚覺。我的精神已接近崩潰的臨界點。我不但渴求友情，更渴望異性的愛撫。如果有女性能在我最無援的處境時向我表露愛意，我會不加思索投其懷抱而痛哭。

可是，我已經沒有愛的權利，豬狗不如。

長夜漫漫……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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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不被遺忘> (九）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七日，我得到通知：為確保國慶期間社會安全，必須對階級敵人實行監控。從即日起，學校部分性質嚴重的牛鬼蛇神不準離校。在勞改隊中留誰放誰，我無從得知。有的寫檢查到晚上九十點鍾，還是被放行的。女性中，好象隻有柴慧敏被剝奪回宿舍安寢的權利。“無法”的根子在“無天”。

教室改作監房。白天在這裏寫檢查，我是白卷英才；夜晚在這裏睡覺。連接兩張課桌，便是床。長度夠了，寬隻半米，太窄。為什麼不用四張課桌？非不用，是不準。每晚都是伸直身子仰臥，每躺下，我就會聯想到殯儀館裏的遺體。一條薄被，是同事幫我從宿舍裏搬來的，半做墊褥半做蓋被。沒有枕頭。

夜夜不能得到安寧。教室裏五支４８吋日光燈，通宵強光。精力旺盛的女將們三五成群造訪，可以隨意將我喊起，或者一字不啃，抽掉我的被子。好在天氣不冷，我又是和衣而睡，不至於出乖露醜。往往要過了午夜，她們鬧倦了，玩夠了，才放了恩典。

早晨起來，在水龍下掬水抹個臉，漱漱口，就算漱洗完畢。此後十八天，天天如此。沒有洗澡，連人體排泄處都沒有親水的機會，比正經的監獄生活都不如。但是我很快適應了。我過得很平靜。長期憂鬱會患癌癥，這說法不知是否科學，確有不少文人經受磨難時活過來了，但當精神解放時，惡病上身了。我不會！自然，我不是聖賢，周文王拘於羑裏，演《易經》，如此鎮定，我做不到。我也有情緒低落的時候．每天下午，人家下班回家時，我由羨慕而至失落。我會在此時想家，想母親。在我從未失去過自由時，對裴多斐的詩很不以為然，“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太誇張了！此刻，我感悟了。

為了調節好情緒，我要自創樂趣。我創作了“拖把舞”，劃動拖把，用腰部帶動手臂，腳踏節奏，輕快地倒走。後來看謝晉導演的《芙蓉鎮》裏秦書田的“掃帚舞”，竟是如此相似！挖掘當時心態，那不是樂觀，也不是對未來的信心，而是玩世不恭，是消沈的另類表現形式。我真希望自己是白癡，能整天喜笑顏開自由自在。

當務之急要解決睡眠問題。晚上睡不安寧，白天睡不得，鐵打的漢子也折騰不起。坐在教室裏寫檢查，眼皮沈重，腦袋漸漸下垂，筆尖戳破紙麵；去走廊拖地，會不知不覺停止操作。聽說，紅軍長征，戰士可以邊行軍邊瞌睡，你信麼？我信！

終於，我找到個好去處，是無意中發現的。那天下午，我去操場東邊男廁所方便，裏邊設置簡便，一條長槽，上麵用木板隔開，形成一間間半公開的無門小包廂。我上去背靠分隔板，蹲著辦公居然睡著了！這地方，女性莫入。男工友見了我，裝做沒看見。真沒想到，我在女子中學任教還會有那樣的優越性。她們在教室裏不讓我安睡，在這裏，我可得到補償。但是，也有不滿足處，時間蹲長了，腿腳發麻，麻得起不了身，行不得步。於是有了改革，從操場牆角搬來三塊青磚，在坑槽兩側各放一塊，橫向豎立，再在上麵平擱一塊，形成＂兀＂型坐具。坐在上麵，兩腿可以放鬆，閉目養神，頃刻入夢。幾天後，又發現更好的去處，大樓東側樓梯下，有間教師用的男盥洗室，按著兩隻抽水馬桶，各據一小間，關上門，完全與外界隔絕．坐在馬桶上，自然舒服。那簡直是別墅！

有一次，我在“別墅”裏漸入夢境，忽然聽到“砰”的一聲，有人使勁拉開我的“別墅”門。我急睜眼。一個青年男子，麵目猙獰，立在麵前。他大聲吆喝，問我在幹什麼。我的睡意全消，心想，你不可能看到我何時進來，也就無法斷定我來了多久，便冷冷地反問：“你不是看見了麼？”他還想要挑釁，苦無借口，悻然離去。此人名叫顧慶闌，１９６５年高考落榜，區教育局安置他來我校參加培訓，不屬本校編製。他平時舉止很有些女性化，這回竟有如此傑出表現，深感文化大革命之偉大，磨練造就了大批那樣的人才。現在，發現女性化的男子又多了，我看最佳的療法是再發動一次文化大革命。

從顧慶闌的突然襲擊，我得到了教訓，居安要思危，有備才無患。

上海人稱吃飯為加油,不知有沒有把睡眠稱作“充電”的。白天，我在廁所裏充足了電，夜晚就賽神仙了。我不再在乎絡繹不絕的訪客。

每天晚上有鬧劇，不見有內容的重複，但大多是即興篇章。其時，大串聯已經遍及全國。學校底層教室可能改作串聯學生的集體宿舍。在夜間我見過些男孩，那些人很不講衛生，東辦公室地上一灘青黃色濃痰留給我太深印象。因為小將們在推搡鄭啟如時，鄭的一件新毛衣從手提袋裏掉出來，沒等鄭去撿拾，有人一腳把它踢到濃痰上，再用腳踩毛衣，反複擦拭。真該死，她們應該先擦幹淨自已骯髒的心理。牢房裏也有戲，一群人強迫吳達泉和譚梅擁抱，譚僵直不動，吳是有令必行。觀者大笑，獨我覺得革命革出了無聊。第三出戲輪及我了。

主角王玉鳳，初二學生。名字雖美，其貌不揚。鼻梁上一副千度以上近視鏡，小頭小腦，上身一件玫瑰紅“的確涼”長袖襯衫，下穿什麼?沒看清。進來時，左手托一搪瓷碗，內盛大半碗墨汁，右握一支大楷筆。止步在我身前，勒令我麵向她，站定，於是在我臉上畫了起來。冷悠悠的毛筆在臉上滑動，不難受，難受的是她對我人格的戲弄。我裝作臉上被毛筆刺激得癢癢的，提手去撓，趁勢撞一下她的左臂，她手中墨汁濺了出來，汙了她上衣。她一怒之下，將墨汁全潑在我身上。我穿的是“勞改工作衣”，本就骯髒，半碗墨汁，於我何傷。現在回想那事，笑自己太“小兒科”，但在當時真有報複破壞的痛快。

半碗墨汁不解恨，王玉鳳又罰我站水汀。水汀高不及一米，是工部局女中留下的遺跡。安在室門口黑板左邊，早已棄置。我提腿跨了上去。有人叫譚梅也上來，我堅決不答應，說:“她是右派，我要和她劃清界線。”但那理由很不充足，我是什麼身份? 現行反革命!一丘之貉。可是，小將們居然認可我的理由。

《孟子》曰:“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如今,吾當亂世，居不如顏子，食不定時，寢不安，屢受肌膚之痛，人格之辱，仍不改其樂。不輸顏子。何以無人為吾作傳？吾自答曰：“今世無孟軻。”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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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不被遺忘> (十）

十月一日那天，我“樂”不了了。曆年的國慶情景一幕幕展現，曆曆在目。小學生時期的化裝遊行，充當小號手；中學裏徹夜狂歡，跳集體舞，“我們的祖國是樂園，花園裏的百靈鳥歌連天．．．”輕快跳躍的曲子，熱烈歡樂的歌詞，沈浸在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中，沒有憂慮，沒有煩惱，我在內心深處呼喊著“祖國萬歲!”高中三年，年年參加國慶火炬接力，西藏中路南京東路那最繁華路段，兩邊人行道上燈火輝煌，人頭簇擁，開闊的路中心隻留我們火炬手在慢速前行，自豪，興奮，真以為自己在主宰著蒼茫大地的沈浮呢。大學期間，適逢國慶十周年大慶，我們在廣場演出。有一年國慶之夜，我和初戀的女友漫步街頭，觀賞節日彩燈，默默地走過午夜，心中裝滿了溫情。國慶節日，留給我的盡是歡樂和溫馨，從未遇到過今天那樣的冷漠無情。我象一個被遺棄的孤兒。上午，廣播裏我聽到林彪在演說。學校裏反顯得冷冷清清。我獨自躲到操場南側校辦工廠樓上，痛快地哭了一場。這一天，我非常認真地考慮了國家的前途，我擔憂。

馬克思說過，無產階級隻有徹底解放全人類，才能最終解放自己。從現狀看，無產階級的敵人有增無減，一人墨麵，三代株連。又將我們無辜的知識分子推向敵對勢力，長此以往，無產階級革命家豈非要成為孤家寡人，無產階級的神聖使命何日完成？進而我想到了不敢想的可怕的結論：當權者沒有按共產黨的宗旨辦事。

“樹欲靜而風不止”是當時流行的階級鬥爭術語。我有了新解。“樹”是誰？老百姓。“風”呢？鬥爭學說的創造者。語文教師朱宗煥在課堂上講解魯迅的《友邦驚詫論》，文中有句“國民黨屠戮人民”幾次錯讀為“共ＣＤ屠戮人民”，購成罪名，進了牛棚。文革後也沒讓他進課堂，一個十分自信十分健談的漢子，從此灰心喪氣，沈默寡言。在學校圖書館裏混到退休，在壓抑中離世。隻有白癡才會跟著說，朱宗煥是“風”。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三日，夜。就在那一天，袁繡聲請了趙誌強來揭發我在１９５７年反右鬥爭中的言行。已經趨於冷場的學校革命氣氛再一次掀起熱潮。我被押到趙同學的報告會現場示眾以後，仍被押回大辦公室。我沒有開燈，置身在黑暗中，可以不讓人發現，有安全感。報告結束了，人走完了，燈也熄了。為什麼不放我回家？還會有什麼遭遇在等我？

辦公室的門開了，進來了兩男一女。女的是本校６７屆高中學生錢士珍，我沒有教過她，但是知道她名字。並非因為她特別優秀，隻怪我那時的記憶力較強，凡有些特色的學生，隻要有一次聽到過她名字，就會記住。而她，有了這一次遭遇，就一輩子忘不了啦。她那黝黑的臉上安著個大鼻，略顯外翻的上下嘴唇，深度近視，很特色。此刻，我從她多圈的近視鏡片後看到的是威嚴的目光。我才相信權力可以造就新人。獅子之所以兇狠，因為它有鋒利的牙齒和銳利的爪子，一旦失去那兩件武器，它連兔子還不如。反過來說，如果兔子有了獅子的爪牙，它就是獅子。現在，我眼前那曾經的兔子業已變成獅子。過去的她似乎有些自卑，在班內默默無聞，朋友不多，常見她走在路上低眉頷首，獨自來往。

我有些納悶了，文革中冒出來的怎麼都是些老師心目中平庸的學生？是當初老師看走了眼，還是時勢造就了庸才？我不清楚她現在是哪路諸侯，看她氣派，來頭不小。

進了門，帶頭的錢士珍側身讓過；後麵兩個漢子，一個精瘦，身高一米七五左右；一個壯碩高大。前者說他來自蘭州，後者自報山東濟寧。

我真不願意記錄接下來的過程，那是我的恥辱，我的表現很丟臉。為求曆史的真實，我不作掩蓋。

“站好。”聲音平和。

我雙腳併攏。

“頭擡起來！”語氣硬了。

我擡頭。

“聽說你很不老實。”聲音依舊平和。但他的動作讓我不安。那瘦子邊說邊解下腰間牛皮軍皮帶，猛地一揮臂，我的後腦勺被硬物重擊一下，眼前一片漆黑，黑幕中綴滿不規則的血色星群，一閃即滅。那是我平生第一次體味，我害怕了。當我恢複視覺重見那魔頭時，趕緊搖著雙手，哀告著：“別打了，別打了！”（寫這些往事的感覺也不好過，一字一鞭抽在心上。）

沒有說理的地方，沒有法律保護，打死了，無異摁死一隻螞蟻，還會編造我畏罪自殺的謊言。已經有太多太多的社會精英死於非命，因為他們選擇了尊嚴。我非精英，我選活命。

他們叫我低頭，再低頭，直低到腦袋碰到膝蓋。錢士珍在我背上用白漿水塗字。

人們，請記住，千萬別讓卑賤者掌權，別相信“卑賤者最高貴”的鬼話。這類人胸襟窄，氣量小。一旦權在手，會變態地賣弄他們的威嚴，什麼壞事都做得出來。小人得誌肯定會猖狂。

淩晨二時，我被釋放。那天的遭受，從根子上分析，我要感謝袁繡聲的恩賜。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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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harrylg · 发表于 2018-1-11 15:21:34

<為了不被遺忘> (十一）

一頭亂蓬蓬濃厚的卷發，一臉連鬢胡須．脫下麻袋呢夾克衫，卷起來，夾在腋下．那件上衣的後背被錢司令塗滿白漿水，我不願將它示眾．我已經出醜太多了．踏出校門，深深吸一口氣，自由，真好．腳上穿的是＂解放鞋＂，仿軍用品草綠色低幫球鞋，適合跑步．

從餘姚路９９號門口起跑，快跑，早些回家！

折入西康路．快跑，早些回家！

穿過康定路，跑，再跑，早些回家！

左轉彎，新閘路，有些氣喘，不要慢走，跑！早些回家！

穿過陝西北路，泰興路，石門一路，成都路，黃河路，快了，快到了！加油！

那年代的都市夜景已成絕版，而今而後，再不會重現．電線桿上高懸著白熾燈，那昏黃的亮光是街上唯一光源．馬路兩旁樓房門窗緊閉，路上看不見任何活物，連車輛也不知縮在哪個角落裏睡去了．拋在我腦後的是我單調的腳步聲．上海成了一座空城，隻我一人被遺棄在街頭．

跑著穿過溫州路，長沙路，西藏中路，踏上北京東路，終於到家了．不知那來的內力，居然是一口氣跑完全程．

走進８５０弄，在第一條橫弄上左轉彎，擡頭看前上方，一股熱流急劇上湧，我的眼眶濕了：不遠處三樓亭子間的窗口，射出一道亮光，整條弄堂唯一亮光，母親在等我！哦，媽媽！這世界隻要有你在，就值得留戀．

七點六平方的亭子間，簡陋的家具．床邊寫字臺上擺著兩碗菜，荷包蛋和紅腐乳露肉絲炒百葉絲，都是我最愛吃的．一包光榮牌香煙，一瓶紹興黃酒．母親坐在床沿，一臉平靜，好象兒子是中班放工回家．我明白母親的心，她將焦慮埋在心底，不叫兒子生絲毫愧疚．

我默默地啜著酒，默默地點燃煙．我感覺母親慈祥的目光一直在我臉龐上掃視．她不問，但很想在我臉上讀出：今晚怎麼了？

我已經有了打算．

“媽，我要離開上海.”我很平靜，就象拉家常，守口不提昨晚今晨發生過的事．我知道母親不會反對兒子的意向．她相信兒子．五個月來，兒子一次次受折磨，她都記在心裏．但是兒子從未有逃離學校的念頭．盡管她不知道這次發生了什麼，但兒子那麼遲歸家，那麼狼狽的形象，那麼不安的神情，她都看明白了，兒子的生命受到威脅．

“去躲一躲也好．”這是母親今晨唯一的吩咐．一個“躲”字道出了母親的倔強．“逃”是認輸，“躲”是避開鋒芒．兒子沒有輸！她沒有文化，但她有骨頭．

如果孤立地看我挨的那一鞭，不能說嚴重．嚴重的是全國大串連開始，市一女中也接待外來大中學生，其中不乏打人成性的暴徒．這次來的是蘭州的，濟寧的；下次還會有北京的東北的．而我已經是以最不老實聞名全校，北京副市長樂鬆生就是被活活打死在大街上．學校腰門前矮牆上鮮血般巨幅標語“紅色恐怖萬歲”在作無聲的煽動，讓人頭腦發熱發狂．環境越來越惡劣，今非昔比，六月的大字報在今天看來，太溫文爾雅了．生死攸關，謹慎為上．

臨走前，我給校方發了一信．當時社會上大小企事業的領導機構一律稱“革命委員會”，學校校長改稱革委會主任．市一女中領導機構處在籌備階段，領導機構全稱是“上海市第一女子中學革命籌備委員會”，主任吳桂寶，６６屆高中生．市一女中的學生出身大多屬於非工人階級，吳桂寶就在那一點上與眾不同，於是成了市一女中的“寶”貨．於是榮任主任．我看她也沒有實權，隻不過做些具體事務性工作，要不然，我那一鞭子的賬就要算在她頭上了．我與她不熟，所以，信是發給副主任吳雲的，她原是６８屆（二）班團支部書記，我是這班班主任．那封信是我文革以來唯一的一次申辯，我簡述了舊社會苦難的童年，新中國給我帶來幸福的青少年生活．我的曆史是清白的．反右鬥爭表現，組織上的結論是明白清楚的．我走上人民教師崗位，是黨培養的，我要為黨作貢獻，我的生命不屬於我個人，保護好自己，也是對黨負責．現在，我的生命受到威脅，我不得不離開學校，離開上海．時間將證明我無罪．最後，寫上萬歲萬萬歲口號，是當時流行格式．

母親堅持不收我的安家費用，我帶著４８．５元人民幣，是我的全部積蓄，乘船離滬．船票，３．６０元．

明天是發工資日，我被迫放棄．隻要活著，錢，會有的．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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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不被遺忘> (十二）

一九五七年，我在反右鬥爭中受團內嚴重警告處分的具體詳情不交代清楚，讀者始終會有雲裏霧裏的感覺．關鍵是要說清楚為師以耀辯護是怎麼回事，因為那是我受處分的根源．所以，現在是補述的時候了．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六日，黨中央發表＜關於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議＞．第二年春，全國農村建立了九萬五千多個初級社，那些農民在土改時分到的土地又被奪走了．一年後，發展到四十八萬餘個．再一年，七十五萬六千個．如此迅猛發展，基層幹部嚴重不足．幹部隊伍中濫竽充數，魚龍混雜，在所難免．一些生產合作社出現腐敗，也屬正常．趙樹理的小說＜小二黑結婚＞中的農村幹部金旺就是個典型．

當時，師以耀家鄉徐州農村流傳的民謠揭露了這種現象：＂社長見社長，身上穿大氅．吃飽飯，沒事幹，去跟寡婦打交道．會計見會計，臉上笑喜喜，腰裏忽喇響，盡是人民幣．社員見社員，兩眼淚漣漣，你也沒有柴，我也沒有鹽．＂師以耀在整風運動中引用了那三段民謠，揭示農村問題．就那三段民謠，雖非師某編造，帳卻算在師某頭上．整風領導小組負責人陳章亮無限上綱，他那段名言至今難忘：＂社長會計是黨的農村基層領導，是連接黨和群眾的橋梁．師以耀否定農村基層領導，就是毀壞橋梁，從而使廣大農民群眾脫離了黨的領導，否定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如此拙劣的推論，居然博得全場掌聲．師某定為二類右派，開除學籍，押送回鄉．三首民謠葬送他一生．

我為師某辯護的依據是憑三首民謠不足以給師某下結論．為此，我被定為嚴重喪失階級立場，撤消團內職務，並給於團內嚴重警告．我的漏網右派名聲由此而來．

我躲回老家寧波，落腳在鄞西高橋鄉陳家村，那是我姐夫的親弟家．舊時代的親情遠勝於現代．姐夫的親弟，這關係很遠了，現在，我妹夫的親弟就素不交往，就是路上碰見，也形同陌生．而那位親弟，我們就象親兄弟．他比我大八歲．躲在他家，他待我如上賓．過了五個多月“賤民”生活，一下子很難適應，這就叫“賤痞賤相”．

是時正當秋收，我要求參加勞動，閑著很無聊，更重要的是將來返校可以有個交代．於是，下來第二天，我就下地挑稻穀了．上肩，挑起，起步，走動，我不輸於他們，贏得一陣讚許．心頭的陰霾逐漸被化解，純樸的鄉情讓我重新拾起做人的尊嚴．這裏就是現實的世外桃源，遠離城市，沒有暴力，沒有震耳欲聾的語錄歌，沒有亂七八糟的市容，沒有大字報，沒有軍皮帶，沒有軍便裝，沒有紅袖箍．這裏甚至不染一點“紅”色．還是傳統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歇．田頭盡是莊稼人，農舍依然舊模樣．

有一個問題，當年不曾想過，時隔四十五年的今天，我想到了：城市恐怖化了，農村為何那麼平靜？我的答案是：農村公社化雖不是農民意願，但農民如果不理莊稼，就沒飯吃．而城市裏，學生不讀書，一樣活；大串連，到哪裏都有飯吃，免費旅遊，何樂而不為！工人不幹活，工資照領．衣食無憂時，上麵一煽動，不亂白不亂，人的墮性和惡念充分暴露．進而想到，如果市場私有化，文化大革命還鬧得起來嗎？

苦難的日子，度日如年；輕鬆的生活，度年如日．我在陳家村，一晃二十多天．城市動態，一無所知．直到大姊下鄉捎來上海家信，才知行情有變化．我決定回上海．

二十八日回家，母親告訴我，我離家第二天（五日）就有人闖來．氣勢洶洶對母親，要知道我的下落，索取我的照片（印發通緝令）．母親反複隻答三個字：不知道．來人一無所獲，臨走，扔下一句話：“沒那麼容易！”

現在我要說：“就那麼容易！”我回來了．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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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不被遺忘> (十三）

停課鬧革命初期，學校熱鬧了好猛烈的一陣子。鬧到此時，再鬧不出新花樣。學校的小天地已容不了學生們膨脹的心，但我寧可相信多數人激情過後歸於冷靜。她們的大串連走向全國，也是苦旅，在家裏做逍遙派才是上選。工人出頭唱主角了，大學生殺進社會，中學生的＂革命飯＂吃到頭了。二十九日，校門口冷冷清清，不見一人。甬道牆上的大字報幾被撕盡，隻留些被漿糊牢牢粘住的殘片。進腰門，走廊上遇見吳大主任，圓黑的臉龐上嵌著一對金魚眼，還存三分威嚴，我不自覺地凜了一下。她倒客氣，往事隻字不提，隨意說聲＂你回來了＂，擦身而過。這回，我懸著的心放安定了，形勢真的變了。

＂牛棚＂竟然還在！設在底樓東側第一個教室裏，就是六月份迷宮般張掛揭發我的大字報的那一間，已經沒有人監管。但因為沒有人向他們宣布過撤消＂牛棚＂，也就沒有人敢走出＂牛棚＂；而吳主任也不敢宣布解散＂牛棚＂。監管和被監管的都怕形勢逆轉，小心為上。做人太老實，太安分守己，也容易受欺。這類人最讓人生氣的是，他們的依賴性太強，在人生道路上，處處小心，逆來順受，不敢越雷池一步。我懷疑，那正是我們民族的劣根性。

我踏進＂牛棚＂，招來一陣騷動。我發現，＂牛棚＂內情還是有變化，氣氛輕鬆，人人談吐自在。最讓我想不到的是，我成了他們心目中的英雄，一個敢於逃跑的英雄！太諷刺了。史無前例的年代產生史無前例的怪事，此為一例。

有人說過，沒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沒有英雄而人為地製造英雄的民族更可悲。我說，沒有英雄的民族，一邊是人人自詡為英雄，一邊是不斷出現悲劇英雄，這樣的民族隻有可憐和無救了。

我們的談話還在繼續。

＂逃跑也是反抗。我們連逃跑的勇氣也沒有。＂

我反抗了？沒有。反抗者敢於藐視權勢，而我，屈從權勢。離校時那封自辯信便是明證。逃離後，仍不忘和工農相結合，到農村去挑稻穀，還在追求脫胎換骨，我對黨的忠誠，天地可鑒。

一頭虔誠的蠢驢．

送走一九六六年，也送走了我的人生中一段苦難旅程。當時不敢奢望從這裏起步，道路會越走越寬。四十五年後的今天，再回顧自己留下的腳印，我可釋然了。但是一九六七年，小而言之，於校；大而言之，於國，災難還在繼續漫延，且有越演越烈之勢。這一年，學校枉死了兩位苦命人：先有俄語教師柴慧敏跳樓，後有語文教師張厚墉，在全校教師封閉式（日夜集中在校，不準回家）學習班中不能忍受工宣隊的逼問，淩晨從操場北牆邊老式垃圾箱裏鑽出，逃至鬆江投河而死。聽說，前一夜，工宣隊盤問他時，他曾要求負責人允許他找我談談心，他想談什麼，成了永遠的謎。這一年，由王孝釗等人策劃聯絡戲劇學院狂妄大隊綁架物理教師王乃乾，王乃乾的牙齒被打落；周鳳稚老師因姐夫所謂駕機投敵案遭牽連；某老師因生活作風問題在閘北公園被扣，押回學校挨鬥；梁祥禾因為＂防擴散＂案被隔離審查，兩度遭難；體育教師徐某，據說是三代礦工出身，根正苗紅，重點培養對象，卻因將６８屆高中學生帶進宿舍，東窗事發，對他的處理在當時很有包庇之嫌，應其本人要求，調去江西。至於校外，亂得我看不懂：才榮升中央常委的陶，突然名字被倒寫再打叉的大字報赫然貼在中百公司的大櫥窗上，那是一月四日的事。正是：劇場無戲看，人生處處戲。

一天一夜，都是不變的２４小時，但那２４小時走的速度有快慢。一九六六年後半年最慢，之後的十年也很慢；再後來的時間越走越快，似乎就在一瞬間。突然發現青春不再，鏡子裏見到的已是白發稀疏一臉皺皮的老頭了。＂人生如夢＂，大概到了我這年齡才會有實感。既為夢幻，何必認真，這一悟，悟出了平靜與寬容。對章秀華、宋愛娣、錢士珍，我毫無恨意，隻為她們可惜。我希望她們活得健康開心，告訴子輩，莫要不分是非圖一時風光荒廢前程。市一女中湧現很多人才，她們搶時間做學問，在各自崗位上事業有成。很高興，她們還記得我，那真是一筆莫大的精神財富！我珍惜。

撥亂反正後，從良心上講，我最感恩的是鄧小平。他的改革開放政策，我沒有水平論其長短，我隻提他的一句話：＂知識分子也是勞動者。＂就這一句話，中國的知識分子從此脫去資產階級帽子。正是：曆盡劫波，難成正果（指沒完沒了的知識分子自我改造）．小平一言，機關道破。我這蠢驢經他一點撥，才知那帽子本就是虛無縹緲的東西，說有就有，說無就無；私心重的人，才會中其魔法，惶惶不可終日。現在的年輕人可能不懂得＂資產階級＂的可怕，不就是＂老板＂麼，求之還怕不得呢。但當年這帽子就象如今的＂愛滋病毒攜帶者＂，誰敢接受！

沒有比較就沒有鑒別，我是兩度遭劫難的餘生，更珍惜平靜安定的生活。（完）

http://blog.creaders.net/u/5823/201201/102469.html

yangharrylg · 发表于 2018-1-11 15:22:28

乐之原文：http://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2566241132_0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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