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石诗客：不信青史终成灰（访谈录）

yangharrylg

不 信 青 史 终 成 灰（访谈录）
                     ——姜鸿图先生关于姜雨石事迹答问

访谈人  席卫中  任仲一             被访谈人   姜鸿图 (79岁)
时间    2017年3月27日
整理人   任仲一

任：姜老师，我是任仲一，中屯的。我姥家是大马场老汪家，汪孝堦是我姥爷。听我母亲讲，您是她的表弟，那么，我应叫您表舅。
姜：汪孝堦，是我舅舅，我也是大马场老汪家外甥。汪孝堦老头个不高，骑快马，使快枪，经常到我家来，而且都是黑下来，黑下走。
任：听老人说，我姥爷走马使枪，拉一手好胡琴。
姜：是的，姜家与汪家几代宗亲。啊，这位我也认识，前几天你曾到我家来过。
席：我是政协的，姓席。我今天同任老师再来找你，还是谈谈姜雨石的事情。
姜：好的。

任：听人说您是姜雨石的近支，那应该对姜雨石了解的较为清楚了。
姜：我们并不是近支，我们是一个高祖的，但是我两家一直住得比较近，关系比较好。解放前在街里就是邻居。解放后，都被分了，都在这河边压了个窝棚住，又是邻居。两家总是相互照应着。对姜雨石的事，在咱们这地区，就在世的人来说，我应该知道的是最多的。
任：我查几个材料，都讲姜雨石去世于1987年，今天我又听席主任讲，您说他在1990年以后还回来过，可有此事？姜老先生到底活多大岁数？
姜：确实，他在1990年回来过，1990年我家修这房子，他回来时房子还没完工，在厢房住的。90年回来，是他回来的最后一次，以前也回来过。他出生1908年，去世应该在90年以后，那时他都80多岁了。
任：他在80高龄回乡，都做了什么，目的是什么？
姜：他要上北京去，他来到这里就是为上北京做些准备。
席：姜雨石为什么要到北京去？
姜：他到北京去就是要寻找故旧，寻求发展。他早年在北京学习过，19岁考入北平京华美术学院国画系，在齐白石老先生手下学习。他是齐的入室弟子，主要学习画花鸟草虫、书法、篆刻。他想去找一找他的老师，同学。
席：他的老师都有谁，同学都有谁？他找到了吗？
姜：他的老师有齐白石、王梦白、于非闇、樊樊山。这些都是当时国画界的高手，姜雨石就跟他们学习。他的同学应该有黄胄，他去北京就是找他，黄胄没搭理他。（任注：黄胄的年龄要比姜雨石小很多，不可能与姜同学，但黄胄在当时可能是美术界的领导，姜雨石找他，也应在情理之中的。不是同学，以姜雨石的艺术成就和影响，黄胄没搭理他，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任：根据资料，关南屏是他的同学，关也是东北人，曾在长春伪满皇宫做过装潢工作，主要是作画，营口画家崔广五就是关南屏发现并推荐给齐白石的。
席：黄胄没搭理他，让他很伤心，他在北京写的那两首诗就可以看出来。其一是“风和日丽艳阳天，崇效寺中赏牡丹。樊齐于老都辞世，尚有高风世流传。”其一是“老友多星散，今人成古人。残存徒自挽，野鸟且归林。”老师去世、老友星散，所遇相轻，当然自无留意，“野鸟且归林”了。
任：您说姜老先生回巴图营是为了他进京做准备，他是做什么准备呢？
姜：他主要是回来找几样东西，来作为他身份的明证。那些东西有他自己早年的画作，白石老人及其他老师的画作，同学的画作，还有白石老人给他制的印，他自己制的印。我想，最主要的是他那幅有白石老人题字的画，那幅画对他来说，意义非同一般。
任：在网上可查到齐白石在他画上题的字。白石老人的题字是：“雨石画鸡，不以向背倒侧取巧，纯以老实为式，殊见大方，笔情亦见超略，少年中之高手也。”这些东西在您这里么？
姜：不在，像我们这样的成分的家庭是藏不住那些东西的。那些东西是姜雨石二三十年代收藏的，他应该把它们视作珍宝，是不可能乱放的。他应该在解放前就交给别人了。他交的这个人应该是他的叔伯妹子，他妹子是大虎掌沟老丁家的，是我的堂姑。90年他从望奎回来，我曾与他去过上元虎掌沟，赶毛驴车去的，他虽没明说，但我知道他就是去找这些东西的。
任：这些东西他找到了吗？
姜：没找到。丁家人说，文革时，黑风战斗队到他们家抄家，把这些东西都抄走了。至于是被毁、被烧，还是被分，都无从知晓。也许有明白人私下里藏起来了，都无人知道。也没有人承认。丁家也是地主，如果丁家经济不好，在那个时候，是很难与姜家门当户对的，姜家的姑奶子是不会嫁过去的。
任：那他从这里什么也没带走？
姜：没有，他走的时候只是带走了一只花盆，说是“窑变”，他很看重的。那花盆是他家搬去黑龙江后，被我搬过来的，就一直在那墙旮旯放着，没人把它当回事。老人家八十多岁了，竟然把它带走，也看出他对此物的珍视。也许，这件东西是他年轻时人生辉煌的唯一见证。但他从未说过此物的来历。
席：也许是看重它的艺术价值，精通美术艺术的他，是精于审美和鉴赏的。但肯定与他的一段经历有关。

任：据资料讲，姜雨石在北平毕业后，一直蛰居乡里，执教村塾，继以养蜂栽果为业。但这与我在本地的听闻不一致，在我们当地，人都称他“姜校长”，可见他办的不是村塾，而是学校。可以说，他办的学校，是咱们辽西农村最早的现代教育机构之一。我推断他办学时间应该是1934年到1946年之间。关于姜老先生办学的事情，您可知道哪些？
姜：姜雨石是1931年从北京毕业的，毕业后，在凌源县政府做秘书，后回家办学。
任：对了，有了凌源这段经历，他的人生轨迹就可以对接上了。他有一首诗：“浊浊黄河几日清？邦家不幸苦苍生。更深犬吠常疑盗，世乱人心最恶兵。孰料三年计未就，相传十里信难凭。万民引领齐南望，招展红旗故国旌。”那时是满洲国，其中三年，从“九一八”算起，就应该是1934年，这三年，他是给伪满政府做事了。
姜：后来采访者认为这是他人生不光彩的一段经历，所以不写。甚至他自己也这样认为，避而不谈，含糊其辞，所以记录的人也就无从写起。
任：其实也不应该那样看，尽管当时的满洲国是傀儡政府，但它仍然是中国人的政权，生活在东北的人们为满洲国做事，应该是可以理解的。东北是大清王朝的龙兴之地，在东北的一些遗老遗少们，他们还是认清政府的，满洲国继承了清政府的衣钵，所以他们也认满洲国。那些在当时政府里做事的人，未必都是汉奸。我们要区分官员和职员的不同，官员是有着明显的政治倾向的，而职员只是养家糊口。老舍的《四世同堂》里所描写的日寇铁蹄下的北平里面的诸色人等，就有这种区分。上面那首诗，就证明他是心向着中国的，这首诗很有南宋范成大、陆游、杨万里的风格及旨意，我们能说这样的一个人是汉奸吗？
姜：在当时受政治影响，未必这样看，所以不敢写。
任：那么他办学又是怎么回事？
姜：他应该是在凌源不太得地，或者政治态度不和当权者的胃口，所以辞职不干了，回来办学了。他办学应该是姜葳的院子——现在张富住的那个院子，姜葳的儿子姜迺利（斗南）无后，院子空置，姜雨石就用它办学校了。
席：那学校的规模有多大？
姜：那院子就有一百间房子，北、东、南三面是房子；西面是院墙，很高；中间是操场，很大；操场的东部是篮球场，有两个篮球架子，对着的。据有人讲，姜雨石的学校最多时都有学生一百多人，而且分班建制，属于高小。在那个时候，这种规模可谓大型学校了。各村的村塾所招的学生也就是十左右个人，不分大小，全都混在一起学习。火石金沟的梁建臣、中屯的王让的私塾都是这样。
席：看来规模不小，有篮球场，就说明现代体育已经进入到我们辽西农村，这样的教育不应该定位于过去简单的村塾了。当时的中国，包括满洲国已经取消了科举，那么教育的目的就不会是培养读四书五经学生，其目的还是培养有知识的人，有文化的人，能做事的人。那时的高小毕业生，基本上能撑起一个村的写写算算，是能人了。
任：我的父亲就是姜校长的学生，他总是称道姜老先生名字。他说，姜老先生名雨石，字润吾。字与名配合得非常好。他说，他从老先生的学校里学到很多东西。他对姜老先生的人品极是称道，他说，受姜校长教诲，受益匪浅。他讲铁吉营张恩——中学张宏廷老师的父亲是他的同学，那时学校开日语，学生都不学，所以他们都不会讲日语。
席：姜雨石是在满洲国办学，日语是必开课程，我想，姜雨石是不会和日本人对抗的，其实也对抗不起。过去巴图营高中开过日语，时间应该是1978到1980年，日语教师是洪振鲁，他的日语就应该是那时候学的。
任：姜雨石办的学校都开哪些课程？
姜：应该有国文、日文、美术、算学、体育。国文主要是古文和诗词，像那些三、百、千应该是私塾完成的，日文是必须开的，而且也有学得很好的，我们老姜家就有六位留学日本的。我记得的就有姜毓吾、姜丕中、姜卫中、姜占吾，另外两个记不太清楚了。而且这些人在日本都学有所成。归国后参加国民党的也有，参加共产党的也有。其中姜丕中就是代表，他是学美术的，是邓散木的学生，1942年在日本学成归国后就参加了共产党，在北京公安局六局天津茶店农场任教官，后去香港。
席：他去香港后，住在香港麻油地，是那儿“武陵庄”庄主，是“香江七子”之一，与作家王蒙有交往，曾治印给王蒙，一方是“直钩去钓五十年”，另一方是“一笑了之”。这些在网上就可查到。
姜：2000年以后，姜丕中也回来过。算学是生活所用，是必须开的课程，其中珠算是主要内容，至于现代数学的内容是不是教授，我就不太清楚了。美术也应该是主要课程，因为姜雨石就是学美术的，而且他的弟子中，有美术方面的人才，如姜丕中。我的美术学习就受他的影响，当然，那是后来的事情。体育，也应该有，学校的操场和篮球架就可以证明。那时我们家住在学校的南边，我小的时候是经常到那个院子里玩的。我没在那学校念过书。
席：我们把他定位于教育家，就应该知道他有哪些学生，哪些知名的学生，这应该是他作为教育家的实绩，您能想出哪些来？
姜：张凡，原来公社粮库的主任，1980年后，姜雨石回乡，张凡见着姜雨石都要打立正敬礼，那是毕恭毕敬的。张仁，巴图营中心小学教师。秦树本，原巴图营高中——北票老八所之一——语文教师，他的古文功底很深的，在我们这一带知名。秦树友，秦树本的弟弟。于伯阳，巴图营一队的。王俊莲、王志莲兄弟，王俊莲在中学了。我们家的学生都在他那里念书，除了上面说的，比较出息的应该是姜瑞中，解放后在农业部任职，他的儿子曾经给江泽民当过翻译，现在是驻黎巴嫩大使。牤牛营子郑家哥俩，都是共产党军人，都做到营团级了。牤牛营或者章吉营，一位姓黄的，名也想不起来了，任某军区某部团长。张殿青，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某部团长。马洪田，中学教师马艺田的三哥，在桂林当兵，是军医，是师团级干部，参加过越战，也参加过对越反击战。
任：我父亲是姜老先生的学生。王忠孝曾说他是我父亲同学，他也应该是姜雨石的学生。王忠孝是小学教师，一直在中屯、庙屯小学教书，做过小学校长。其实如果细致调查，我们这里现在八十五岁以上的中小学教师，大多是他的学生。但这些人现在大多已经去世了。从这个方面来说，姜老先生巴图营办学可以说对我们这里的人们来说，是功不可没，我们这代人还间接受到了他的恩惠。我父亲说过，我村王国强在巴图营读书，不知什么原因辍学了，姜校长亲自找到他们家，说服了家长及王国强本人，重新读书，完成了学业。可见姜校长当初办学是用心良苦的。
（另外，笔者通过各种途径调查，开列姜雨石先生的学生名单如下：王连明、王俊哲、王俊莲、王志莲、王可峰、王孝仁、王国强、王忠孝、杜少先、刘兴翰、衣树凡、衣树维、张凡、张仁、张恩、洪振鲁、马中交、马洪田、秦树本、秦树友、于伯阳、孙英州、孙超、崔中占、张殿青、来省三、来成文、周德顺、林文、林秀、陈国学、郝文斌、任良＜先君子＞、姜毓吾、姜大吾、姜占吾、姜丕中、姜卫中、姜瑞中……）
任：资料记载1947年姜雨石是在锦州的，可见他的学校已经停办，他为什么停办在当时看来正红火的学校？
姜：那还不是因为内战。1945年，日本投降了。接着，国民党、共产党都进入东北，热河是他们进入东北的最前线，国共在这里交火比较早。林彪的队伍和国民党在我们这里打拉锯战，对农村争夺的较苦。国共两党内战，在那时，很多人都看不明白，或者是国民党杀死共产党；或者是共产党杀死国民党。他的有些学生成了国民党，而有些学生被共产党发动起来，参军了，斗争了，革命了。所以，在姜雨石看来最直接的就是他一部分学生杀死另一部分学生。他这个做老师的，很难说服其中的任何一方。反过来，他又成了共产党斗争的对象。一打仗，学生少了，你说这学校能办下去么？
任：听我父亲说，那时姜雨石对形势的判断是共产党能得天下，告诉大家八路军是得罪不起的。他说那时王国强就到处宣扬姜校长的这个言论，他记得很清楚。
姜：虽然姜雨石不反对共产党，但他家庭的经济条件，政治地位，都决定了他必然是共产党的斗争对象，更何况姜廷相——他这个堂兄，是国民党朝阳县公安局局长——人称“姜小胡”的——与共产党做对呢？所以，他也同姜家其他人同道跑到锦州，当时姜家的人们称作“跑反”，解放后，这个词就不敢用了，都用“逃跑”了。在锦州，整个姜家人都过得很苦。这时，他在药王庙教过几天书。
任：尹湛纳希在跑小豪时，落脚点也是锦州药王庙，而且死在那里。历史竟有如此惊人的相似。姜雨石在锦州的诗《九九消寒图》《行路难》都表现了他那时流亡的孤苦，“惟有孤穷难着色，满窗霜雪映寒灯”“行路之人堪断肠”的诗句，就是那时孤苦的写照。
席：“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任：姜雨石是什么时间从锦州回来的？回来之后他生活怎么样？
姜：仗打完后，他就从锦州回来了。回来之后，他就没有再教书，共产党也不可能让他再教书。那时的姜家早已是人去楼空，物是人非了。姜廷相，也就是姜小胡已经被农民会枪毙，那些逃跑的的人死的死，逃的逃，参加共产党的参加共产党。那些回来的人，也回不到自己的房子里，那些房产也被农民会分掉了。姜雨石我们两家原来就挨着，这回，都搬到南河套水坑边上搭窝棚居住了，后来才正式建房。姜雨石家里孩子多，吃饭对于他家来说，都是困难的，但是成分不好，所以只能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好在姜雨石是个读书人，脑瓜灵便，他开始养蜂了。他的蜂养得很好，他大儿子姜守中也跟着养，技术也不错，都是跟他学的。姜守中有点瘸，那是大风暴时被人打折了腿，而又没有及时救治，所以落下了残疾。后来，姜雨石进监狱，他家就靠守中这门手艺养活了。
任：姜雨石是什么时候进的监狱？他进监狱这段历史，所有的材料上都没写，是什么原因？
姜：姜雨石是1951年被抓的，应该是镇反运动。他先接到通知，到村上去开会，去的一共十一人，都是地主、富农，然后是群众大会，那次会我也参加了。这十一人在台上挨批斗，最后一个干部拿着喇叭宣布，把反革命分子姜雨石抓起来，于是就上来五七个大小伙子，把他五花大绑押走了。后来姜雨石被判二十年有期徒刑。另外那十人都没有被抓，都是陪绑。
席：他被抓，材料上没有写，也应该是我上面说的原因，认为这是他不光彩的一面。甚至他办学一事，都被压低，把他说成村塾先生了。
任：为什么只抓姜雨石一人，而不是其他人呢？
姜：这里的因素有很多，一是姜雨石的成分是地主，二是姜雨石的身份是校长，也许还有名额的问题，也许巴图营只需要一个反革命分子。姜雨石是校长，属于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清高与酸性，使他受到一部分村民，特别是那些奸猾村民的反感。因为作为教师，他总站在道德的高度指责人、批评人，就有些人见而畏之，和他接触的少，对他的理解也少，这样，把他当成敌人的就多。所以，他就成了那时农民会的眼中钉。而姜家另一个比较有名的人物“姜百航”——一个医生，就没有遭到太大的冲击，因为在民众的眼中，医生是救人的职业，不会是反动的，而教师则不然，虽然教师也是救人的职业，是拯救人的灵魂的职业，但其言迂阔而不用，其行孤高而不群，人们不能从他那里直接获益，反而成了他批评、指责的对象，所以人们认为他的反动是大有可能的。不仅是那时，就是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也一直是如此，所以教师受到冲击的就多。另外，在1945年，日本战败之前，关里来了一个姓刘的人，是共产党，是姜丕中的一个战友，来这里做地下工作，那时，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而是以教书先生的身份出现在民众中，特别是他经常游走于姜家诸门，为人画画，为人题字。有人就把刘的字和画拿给姜雨石看。姜雨石说刘的字只比屎壳郎爬的好一点，“我用脚都比他写的强”。这话传到刘的耳朵里，刘很是愤恨，所以，对姜雨石很敌对。至于镇反，姜雨石被抓，刘的看法起没起到作用，就不得而知了。但他的这种清高与酸性的性格肯定不会给他带来好的影响。
任：姜是哪一年出狱的？他得没得到减刑？
姜：姜雨石是1971年出狱的，服刑二十年，他是在保定某监狱服刑的，入狱时43岁，出狱时63岁。这二十年的监狱生活对姜雨石来说，也许是好事儿。监狱生活让他躲过许多当时社会的政治斗争，成了他的避难所。否则，以他的那种文人的孤傲的性格，肯定会在不断的斗争中被折腾得死去活来。即使不死，也会身心俱疲，变得人不人、鬼不鬼。他进了监狱，他的那些所谓的“罪过”，就都由他的家人来承担，以至于家里的人一个都没得好。他回来的时候，他的四儿子庶中已死，这个代价是多么惨痛啊！姜雨石我们两家住在一起，都是大风暴时被撵出来的。他家里人，在文革中受的罪，我是一清二楚。姜雨石蹲监狱时，只有他老伴儿带几个孩子过，他老伴儿叫董兴春，就成了我们这的最著名的地主婆，经常挨批斗，受了不少苦。他家成分不好，孩子们到结婚年龄也没人给媳妇。老大守中，瘸，开始养蜂，后来生产队了，就跟着社员干活，孤独终老。二儿子汉中还算有机会，解放初还有一段时间允许地主富农的后代参加考试，汉中考了一个中专，分配到锦州石油六厂，后来到廊坊管道局工作，算是幸运的。三儿子揆中在本地待不住，文革期间就下黑龙江了，去了望奎。老四庶中跳水坑子的情形我还记得清清楚楚。那也就是清明的时候，地刚开化，社员都到队上出工，挑水种地，或者是浇果树。天刚抹黑的时候，老四就挑着水桶回家来了，从我家门口经过，到他家那院子。我就听见“哐”的一声，他把扁担、水桶扔到当院里，就发疯地往外跑，跑到西边的大水坑就跳进去了。等我们追过去的时候，人已经没影了。那水坑深啊，又是初春时节，水凉啊，谁敢下去捞啊？一众人就在沿上傻愣愣地瞅着，谁也没办法。后来，别人都走了，只有我们几个姓姜的，拢堆火，在水边看着。直到天亮，队上才有人来，用很长很长的绳子，中间拴上石头，扔进水里，两边用人拉着，从一头往另一头兜，这样兜了好几次，用了两个多小时，才把尸首拖上来，衣服都被带光了。
任：姜雨石知不知道他四儿子没了这件事？有没有什么反应？
姜：他应该在监狱就知道这件事。那时，他和家里是通信的，即使不通信，大队、公社也把这事通报给监狱了。或许，这就是他没有得到减刑的原因。他回来之后，对此事毫无反应，好像没有发生过这件事，甚至压根就没有这个儿子。
席：大概他也不敢有所反应。因为在1971年，政治气氛还很紧张，一个刚从监狱出来的人，就哭天喊地哭他那淹死的儿子，那就是表示对社会的不满。这对于姜雨石来说应该是很危险的，所以，他只能选择沉默，选择隐忍，心里不管有多大的苦也不能说。读了那么多书，又蹲过二十年监狱，这一点他是明白的。

任：姜雨石回家后做什么了？是不是还养蜂养果了？
姜：没有，姜雨石回来后地主的帽子并没有摘，他只能跟社员一起劳动，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什么脏活累活都给他干，一样干活，给他记的工分就少，被人歧视。
席：对，应该是成分歧视，这种事文革中多了。
姜：养蜂栽果那是不可能的，这些都是他刚从锦州返回来时做的事，虽然那时他的大部分土地被没收了，但是他们家还是有自己的口粮田的，还是可以种菜栽果的，但是到了合作化、人民公社，个人没有土地了，都是生产队的，他还能养蜂栽果吗？养蜂是资本主义尾巴，必须割除，果也不可能让他栽，生产队看果园这种轻巧的活，也轮不到他。
任：从他的那首《果园春饮》的诗来看，那种气势、那种心态，绝不可能是文革时的作品。他的诗是这样的：“且喜村沽甘且旨，幕天席地采无极。桃花侍宴身旁立，山作屏风树作旗。”
其诗是宏阔的，其气势是豪迈的，应该是他的早年作品。
姜：应该是这样的。

任：听说他回到乡里之后，为乡人作过画。我曾询问过付丽——付佩玺先生的女儿的女儿，付先生是原巴图营中学校长。我问她父亲对姜雨石的了解。得到的答复是，付先生对姜也了解的不多，因为他不是本地人。但是，他向姜雨石求过画，姜雨石给画了。并且说，那时候物质贫乏，姜雨石的画是画在很硬的图画纸之上的。那两幅画现在还留存着，在他的小女儿处，他的小女儿在湖南。
姜：付佩玺的那两幅画我知道：一幅是《荷花图》，一幅是《双鸭图》。这两幅画是付佩玺通过我向姜雨石求的，画完后是我给付佩玺送过去的。画纸确实是图画纸，但在那个时候已经是很难得了。时间应该是1978年左右。
任：付还说他给四队的孙树国画过四条屏，应该有此事吧？
姜：这样的事应该有的，孙树国的父亲孙英州是姜雨石的学生，他应该知道姜雨石的画画的功力，让儿子向他求画，那是完全有可能的，而且，孙树国这个人就很喜欢美术，他现在在北票。我记得姜雨石给任宝昌——原来医院的那个——画过，画的是《秋虫白菜》，在我印象中，那是他最好的一幅作品。现在任宝昌去厦门了，不知道那幅画还有没有。

席：姜雨石是1978年去黑龙江的，这一年，他虚岁该71了，人已到了暮年，按“叶落归根”的常理，他是不应该走的，从当时的历史背景上来说，政治氛围已经出现了松动，最起码高考已经恢复，他的“背井离乡”到底出于什么考量？他在黑龙江的情形如何？
姜：应该说1978年政治已经好转，我就是那一年当上民办老师的，后来转了正。但是，对于姜雨石来说，并不尽然，他的地主的帽子还戴着，言行还是有所限制的。在生产队出工，还是受歧视的，所以他选择了离开，因为他的三儿子姜揆中在那里，那里几乎都是成分不好的迁去的，所以人与人之间的歧视就少，相对还比较自由，“自由”应该是他最主要的选择。再说，我们当地政策也开始放松了，让他走了。否则，他走不了。
任：为了自由，他的抉择应该说是勇敢的。
席：任何勇敢都是有代价的。
姜：姜雨石去黑龙江，是偷着走的，走的时候和谁都没告诉。他头天晚上来到我们这院，跟我们打了声招呼，说明天出趟门，去哪儿也没说，第二天，他家就锁上了门，一个人都没有了。后来才来信给我，让我们给他照看一下他的家。其实他的家也没有什么了。
席：他离家去了黑龙江望奎，你去过那里吗？
姜：去过。望奎属于绥化，冬天比咱这儿可冷多了，姜雨石年龄大，有点受不了，想家，我就到那里去看他。坐火车到绥化下车，要走一天的路才能到他家。我现在腿脚不好，就是那年走旱路走的，落下毛病。
席：你知道他家的具体地点吗？
姜：现在具体地点都忘了，记得那有前会、中会、后会，到底是哪儿就不很清楚了。
任：到了黑龙江，姜雨石的创作到了一个新阶段，您能不能说一说他在这阶段创作的情况？
姜：姜雨石晚年在黑龙江的创作的量应该是很大的。主要分两个方面，一个是美术创作，一个是诗歌创作。美术是他的专业，画画对于他来说是轻车熟路，1979年他的地主的帽子已经摘了，他画的题材都是花草鸟虫，政治倾向不明显，所以他乐此不疲。中国画最大特点就是画上题诗，所以他也进行大量的诗歌创作，应该说，他的大多画上都是题有诗的，因此也带动了他的诗歌创作。他的画参加了黑龙江省美展，他成了黑龙江美协会员，这对他更是一个激励。大约在1984年朝阳县志办去人访问了他，作为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自己重新被人重视，他一定感慨万千，创作热情高涨，应该是不可置疑的。八十年代回来，别人问他在黑龙江做点什么，他回答说，给报纸写写稿，赚点稿费。看样子很是自足。但他绝不是那样容易自我满足的人，他1990年回来，到虎掌沟找遗失的东西和去北京，都看出他有更大追求，希望藉白石弟子的名望来扩大他的影响，可惜这个被时代抛弃近半个世纪老人，还有谁记住他的过往呢？这时间，他在鞍山他女儿那里、廊坊他儿子那里都进行了创作，数量都应该很大。1990年，他在我这儿也画了几幅画，现在被我儿姜浩收着，姜浩是学美术的，他很看重这幅画。
席：姜雨石应该到过廊坊，他诗集里有一首《石油行》，就是在廊坊写的。
任：姜雨石后期的创作，出现了“井喷”现象，这应该是他多年压抑的结果。半生的压抑，使他的思想和艺术才华无法展现，一旦解放，便喷涌而出，他有话要说，他有想法要表现，他要表达，“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庾信平生最萧瑟，老年诗赋动江关”，这都是杜甫对庾信的评价，说庾信晚年的创作精熟的笔法与荒凉的心境。其实杜甫又何尝不是如此，“漂泊西南天地间”，艰难的生活，让他更要说，而且要说得更好，所以，杜甫晚年的诗最让人称道。与庾信、杜甫两个人比，姜雨石晚年的创作也该有这个况味。他背井离乡、漂泊东北、流离京华，心中装着诸多的希望与失望，表达对于他来说应该是急切地，必须的。他的画我所见不多，但他的诗，倔强中带着驯服，驯服中透着不甘，不甘中有着失落，五味杂陈，苦涩难言。诗歌是一种表达的艺术，而表达是难的。黑格尔就有“美是难的”著名的观点，其中就有表达的困难的意思，把难表达的东西表达出来，那就是艺术，就是美。我们欣赏李商隐的诗歌，就会产生这种感受，姜雨石的诗歌也有这样的味儿。这也是我们苦苦追寻他的足迹、探寻他的心迹的原因。
席：你说姜雨石的诗歌有一种“驯服”或者说“驯顺”气，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任：姜雨石的驯服是有迹象的，我们都知道姜雨石，字润吾。然而有的资料上写的他的字为“润伍”，这个“伍”，不一定就是那个“吾”的笔误，有可能就是老先生有意而为之，或许，他认为这个“吾”太自我，不符合时代要求；而“伍”则表现了集体性、团结性，符合时代要求，所以他就以此“伍”代彼“吾”。这个改字的时间，或许发生在他那二十年监狱生活之中，而出狱后一直用之。其实，从我的判断上来看，“姜雨石”这个名字，也不是他自己原来的名字，他原来的名字应该是“姜润吾”，与其家族行辈排着，他们这辈，排的都是“吾”字。“雨石”这个名字应该是他跟从齐白石学习后才改的，并以“润吾”为字。姜雨石改字，就表明他心迹的某种变化，是他驯服的一种表现。姜雨石诗歌中的驯服主要表现在那些伪情绪，诸如：“一鸣天下晓，齐唱东方红。经济大发展，突飞猛进中。”这显然是一首意念为主的题画诗，带有很浓的政治色彩，很矫情，与艺术真谛相去甚远，与其经历本真相去甚远，大有不得已而为之之意。对比之下，他的另一首题画诗“一夜北风凉，清晨雪满窗。畏寒檐下雀，对日影双双”，则显得更真实，符合其人之本真。他这些伪情绪的出现，并不是完全受着某种威压才如此，而是一种惯性思维。这种思维之于他来说，就是变形，就是驯服的影子。试想，二十年的监狱生活，驯服已经成为他生命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就会不自觉地在他的诗歌中表现出来。如果我们从他的特殊经历来考察这种变形的诗，也能得到另一种审美收获。这正如我们观察那些树，其中顺直生长的，往往不会引起我们太多的注意，而那些扭曲的，夭矫的，则更能吸引人们的目光。因为这些树的生长、茂盛，代表着树木对抗外界力量不屈的生命。尽管残败，尽管扭曲，尽管枯槁，但立在大地上沧桑的枝干，让人望之而生敬意。对于姜雨石，我们完全可以用树作比，他是生长在辽西土地上的一株树，向高生长，向大生长，应该是他生命的本真，然而各种各样外部的力量遏制他的生长，使他艰于呼吸，艰于汲取，所以难于生长。然而生命的冲涌又时时冲击他，所以他才长成很扭曲的样子。但他的样子很具有典型性，很值得我们去审视。这样看，他诗与画中的“驯服”的曲笔也就不难理解了。
席：其实不只是他的诗歌，他的美术作品也有这种现象。齐白石九十岁作的那幅的《祖国万岁》的画，能读出世纪老人生命的饱满，可姜雨石的有些画，我们可以读出他生命中的“拧巴”，这种拧巴的意味，主要来自于他生命的沧桑和苦难。如果我们不挖掘这个人的生命形式，他的画作就不可解读。其审美意义和社会影响就无法实现，一个洇灭于历史中的人物，他的一切都将会灰飞烟灭。

任：姜雨石的价值在于传承的意义，因为他是一名教师，是我们这个地方乡村现代教育的先驱之一，把他定位于一个教育家，是完全可以的。在那个时候办乡村教育，我们可想见其困难，1905年，中国的科举已经停止，像私塾那样把教育、学习当作博取功名的手段，已经成为过去。“读书无用”的思想肯定是弥漫当时的乡村，更何况在日本人威压下的满洲国呢？其实，姜雨石自己就是个例子，家里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培养出了一个读书京华的学生，却未给家里带来如大马场汪家汪棣昌、汪忠杰老少进士，自己家族的姜迺生进士那样的荣耀，甚至没有如孙家湾小房申沈家两代举人的荣光。在那时，教几个蒙童，是叫人瞧不起的。在这个时候办教育，他的目标也只能是启发民智了。在某种意义上，还有抵抗日本文化入侵的意义，他以中华文化占领教育阵地，就是对日本殖民文化的抵制。一个以“启发民智”为自己教育目标的人，还不应该是一位教育家吗？一个以传承中华文化为己任的人，还不该是一个民族教育家吗？这个教育家对我们这个地区的文化传承的意义还可以低估吗？只是生逢板荡，世不容人，时不假人，他的教育梦也就半途而废了。但他以教育恩泽乡里的仁德，是不会被抹杀的，于右任老先生的那句话“不信青史终成灰”，应该是对的。
席：“不信青史终成灰”，其实我们做的，就是抢救性挖掘工作，避免“青史成灰”，我们前面说了，由于各种政治的原因，记录姜雨石的所有材料，对姜雨石的人生记录都是不完全的，不全面的。对他的记录只在于画家、诗人上，而对他在当地教育的主要贡献都只片言只语，甚至有意压低，对他作满洲国秘书和解放后入狱则只字不提。以至于现在的人们对这个人都不以为意，甚至忽略了他的存在。现在知道姜雨石老先生的人逐渐少了，八十多岁的人很是寥寥，如若问起，多都摇头不知，即使略知一二，也都语焉不详。虽然，我们这个地区在享受着老先生教育的恩泽，老先生的教育之功却被忽略。我们觉得这是不该的。其实人生有种种死，但种种死各不相同，饿死、杀死、困死、闷死、顺死、安乐死、寿终正寝等等，其境况各不一样。姜雨石追求而死，不甘而死，使他的生命变得独特，特别是在我们这个小地方，则表现的更为突出。姜雨石的一生更重要的价值，在于他的不甘。其实，不甘也是一种精神。他的不甘是他的精神支柱，也是他虽经无数磨难，依然执着前行的动力。八十多岁，在那个年代应该是高寿了，更何况他受那么多苦难呢？他之所以高寿，是因为他觉得有许多未竟的事业，需要他来做。“不白活一回”，或者说“不白来这世上走一遭”，是他对自己生命的自信，他对自己学识的自信，他对自己艺术的自信。他对自己才能的自信，使得他千方百计通过一切可能的途径来展现自己的价值，被压抑使他痛楚，多碰壁使他不甘。他的心不死，如春草，一有阳光雨露，它就要返青，呈现生命的颜色。他这种矻矻不断的追求，正彰显了他生命的丰富性，为我们提供可资参照的生命对象，来反思自己。
                  
挹绿斋    2017/4/9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6e8570b0102y2xp.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