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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篇四十多年前的日记，它记载了文革期间，七名大学青年教师的一小段特殊经历。如今，七人中的二人已经故去。从中可看出，当年满怀理想主义的我（们）是多么天幼稚。
然而，我自己非常看重此生的那一小段
，它使我的性格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那一代知识分子，经历了各种政治运动及“下放锻炼”，有人被磨去了所有的棱角而世故；也有人练就了各种本领变得十分皮实……
日记中的楷体字部分是现在的加注。
长征日记
前 言
那是1966年，“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年，我在北京机械学院当助教的第四个年头。我们7名青年教师（分别属于机床教研室和机制工艺教研室），在那特殊的年代，利用那一个特殊的机会，有了一段特殊的经历。当时这几人的年龄在26～28岁之间。
那年春天，学院里的学生首先起来“造反”，作为教师的我们，依据反右运动的经验，觉得造反学生的言论和“右派言论”无甚差别，于是，在运动之初，全体教师几乎都当了“保皇派”。后来，在“中央”的逐步引导下，运动经历了“停课闹革命”、“派工作组”、“赶走工作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阶段，天真幼稚的我们终于也都投身于“造反”和“革命”了。
66年的夏秋之际，“红卫兵大串联”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北京的高校都成了接待站，员工早已停止了教学工作，几乎都忙于接待全国各地进京的大串联师生。
突然之间，没有了具体的“组织”和“领导”，我还真有点不适应这毫无管束的生活。大部分学生和少数出身“红五类”的教师跑去各地“扇风点火”，留在校内的我们则参加接待串联红卫兵的工作。我曾去大食堂帮厨，有一件任务留下的印象最深，当时学校大食堂用剩饭剩菜喂养了几口硕大的肥猪，大师傅让我们帮着抓猪，捆猪，抬上卡车，押运到京郊的东坝屠宰场，亲眼目睹了流水作业杀猪的全过程，最后每头猪成了两大片肉，分别过磅，净重皆达7～8百斤，我们再随卡车把猪肉运回学校食堂。
九月末，首批外出串联的师生已有回到学校的，听他们讲述串联的经历很受刺激，年轻而尚未成家的我们，不甘心窝在校内沉于每日碌碌的接待杂务，便聚集策划一同外出串联，由此才引出以下日记所记录的“长征”的经历。
四十年过去了，今年5月间，嘉成从上海出差来陕西，我们一同去了一趟汉中元坝。那里地处大巴山北麓，是北京机院“五七干校”的所在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我们曾经艰苦奋斗过的地方。我们共同回忆那一段十分艰辛的生活，都认为，正因为那之前不久有过“两千五百里长征”的历练，才使我们觉得“干校”的困苦并不太难熬。这段回忆又促使我翻找出纸面已有些泛黄的“长征”日记，将它录入电脑。
——华容 2006年8月 于西安
时间：1966年11月1日~1967年2月21日
队长：施JC（S）
队员：钱ZX（Q），于YH（Y），桂KN（G），洪SQ（H），
高WL（B——外号“包子”），张华容（我）。
1966年11月1日 星期二
昨晚就把背包打好了，早晨5：30起床，6：00天还不亮就出发去北京站。这几天中央首长可能要接见外地来京串联的师生（毛主席第六次接见红卫兵），所以离京的人较少，火车上不太挤。我们立即登上一列往南开的列车，在郑州转车也比较顺利。
我们给自己的小队起名为“长征战斗队”，预定的目标是：先乘火车去成都，然后从成都徒步行军至昆明。这条路线是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的一小段，约为其行程的十分之一，从大渡河上泸定的铁索桥，经过凉山彝族地区，最后到金沙江的绞车渡（有的地图上标为“皎平渡”）。行进方向却和红军相反，但在我们的想象中，这是红军长征中最精彩的一段。
出发前，自己动手刻蜡版油印空白介绍信并装订成册，出具介绍信的单位是所谓的“北京机械学院长征战斗队总部”，为此，在每页上还煞有介事地加盖了“总部”的红印章，当然这印章也是自制的，是肖YH）见了说：“喂，私刻公章可是犯法的哟！”老肖的回答却不乏幽默：“法定公章是圆形的，我们这‘总部’大印是方形的，和古代官印差不多，于现今却不违法。”
1966年11月2日星期三
下午2：00火车抵达西安。Y等因为没提前下车去华山一游而后悔得要命，嘴上不停地埋怨我们几个不同意在华山下车的人。
西安市，你好！离别你十八年了【抗战胜利后，我们全家随父亲的军械库，乘福特十轮卡车，从遵义出发，途经重庆、广元、勉县等，翻越秦岭到宝鸡，又换乘火车抵达西安，在西安居住两年，我小学二、三年级就是在西安小南门里的“两湖小学”上的】，如今这里已面貌非同往昔。全国各地师生革命大串联，街上熙熙攘攘好不热闹，乘公共汽车十分困难。西安火车站的总接待站安排我们住在西北石油学院，地点离城内较远，在大南门外。
下了公共汽车，还得步行几百米才到石油学院，我们各自背上自己的背包往前走。我的背包是一床棉被和一条薄棉毯，包裹着几件换洗的内衣。洗漱用具、日记本、备用的干粮等装在一个军绿色的书包里，这书包就浮阁在背包顶端，书包带从头顶套下，耷拉在胸前。另外每人都斜挎一个从校武装部借来的军用水壶。各人的负重大约不满30斤。行走的路程刚过半，只听得B的气喘声逐渐加粗，再往他的后背一瞧，原本应为长方形的背包，不知何时已缩成一个圆球，背带抻得老长，球形的背包吊在屁股的下方，随着步伐的节奏不停地敲打着大腿，那模样真是狼狈不堪。
在此，不由得回想起北京出发之前两天的事，大家在一起练习捆扎背包，因为我打的背包比较规范，让我作示范。但B脖子一梗，不服气地说：“都参加过军训，打背包谁不会呀！？”扭头就走，硬是不看。
晚饭后，全队开会探讨今后的行动路线。原定计划是从成都徒步行军到昆明，看来困难很大，时间耗费也不少，好几个人都主张放弃这条路线。 临睡前，在大家劝说之下，B终于同意让我教他打背包。
（待续）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82387-562589.html
《长征日记》（2）
这是一篇四十多年前的日记，它记载了文革期间，七名大学青年教师的一小段特殊经历。如今，七人中的二人已经故去。从中可看出，当年满怀理想主义的我（们）是多么天真幼稚。
然而，我自己非常看重此生的那一小段
，它使我的性格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那一代知识分子，经历了各种政治运动及“下放锻炼”，有人被磨去了所有的棱角而世故；也有人练就了各种本领变得十分皮实……
日记中的楷体字部分是现在的加注。
1966年11月3日 星期四 早饭后，首先去西安公路学院登记下一段行程的火车票。到那里一看，队排得老长，车票控制得很严，必须等到半个月之后才有票。从公路学院出来，又赶到火车站。只见签票处前，人山人海地挤成一团，想搞到火车票已是毫无希望。看来，要想迅速离开西安，还非得采取点儿特殊策略不可呢！ 下午去西安交通大学看大字报。 一大早从南郊到城北，下午又转到东郊，这一天跑的路可真不少哇！不是不想坐车，全国革命大串联，坐车都不要钱，实在是人多车少，等半天不见来一辆车，就是车来了，也挤不上去。 晚饭后练唱革命歌曲，学习文化大革命的有关文件。 睡前，补写北京出发以来这几天的日记。 1966年11月4日 星期五 一早到慈恩寺大雁塔，观光这座唐代的建筑物。它的外貌也有变化，解放后它成了国家第一批重点保护文物，人民政府将它里外修缮一新。碑林也是我们非常向往的古迹（我们大学毕业后，即被分配到北京机械学院当教师，为了课堂板书有点模样，都各自下功夫练习书法，S和Q练隶书，我则练习颜体楷书。碑林里集中陈列有大量的历朝著名的碑刻），但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碑林已停止开放，听说仅仅允许外宾参观，我们想进去没门儿，真——真遗憾！
西安大雁塔（左起：H，Q，B，G，Ｓ，我，Ｙ）
中午到西北工业大学看大字报。这个学校和西安交大一样，似乎是造反派占多数。
下午我和G去长途汽车站购买前往临潼的汽车票。全国大串联，长途汽车不免费，好在我们出发前每人都携带了两个月的工资，一百多元钱。比起那些在全国奔跑的大、中学生来，我们几个真算得上财大气粗！G担任小队的会计，负责我们的公共开支。
我们昨晚已策划好：明天乘长途汽车去临潼。因为临潼是西安的前一小站，估计那里外来串联的学生很少，可以免票登火车。而且，我们瞄准了北京开往成都的列车，车到西安必定下车的人很多，那时必能抢占到空出来的座位。 回来时途经中共西北局，进去转了一圈。西北局院子里贴满了大字报，看来，这里的运动矛头直指西北局刘澜涛和陕西省委，“斗、批、改”运动已漫延到整个社会上，高校内的斗争倒显得位居其后。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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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日记》（3）
这是一篇四十多年前的日记，它记载了文革期间，七名大学青年教师的一小段特殊经历。如今，七人中的二人已经故去。从中可看出，当年满怀理想主义的我（们）是多么天真幼稚。
然而，我自己非常看重此生的那一小段，它使我的性格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那一代知识分子，经历了各种政治运动及“下放锻炼”，有人被磨去了所有的棱角而世故；也有人练就了各种本领变得十分皮实……
日记中的楷体字部分是现在的加注。
1966年11月5日 星期六
早晨来到火车站前的长途汽车站，正等车时，下雨了。幸好没去坝桥上车，那非得挨浇不可！
午前到达临潼，住在华清中学。
下午去骊山下的华清池温泉洗澡。
晚上，与华清中学“临委会”的同志座谈该校的运动情况。一听他们的叙说就明白，这一派属于“保”字号。明天还得同另一派“筹委会”谈谈。
1966年11月6日 星期日
今天是休息日，清晨，全体直奔骊山而去。山下有唐代杨贵妃沐浴的温泉，又是“西安事变”的遗址。我们从“捉蒋亭”侧面的石窟钻了上去，中午登到山顶烽火台，再从西面的小道溜下山。
晚上，华清中学的“临”“筹”两派开辩论会，我们列席旁听。会后我和几个“筹委会”的同学交谈，互相介绍自己学校运动的概况。我着重讲我们出京之前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经过。看来，他们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没有什么理解。
解放以来，我所经历过的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都是整一些历史有问题、出身不好、或思想自由化的人，运动依靠的是各单位的政工干部和思想较左的积极分子，搞法无非是杀鸡戒猴，而我等小老百姓则属于被吓唬的“猴子”。这次文化大革命可大大不同于以往历次运动，经历了几个月以来运动的往复变化，我终于明白：这回运动的矛头直指“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各单位原来的政工干部和积极分子很自然地成为了“保皇派”，运动开始以来，他们就听从工作组的指示，查档案，收集单位内“头上有小辫子”的人的资料——即所谓的“黑材料”，以备运动一转向就照历次运动那样大抓“牛鬼蛇神”。我以为这就是《红旗》第十三期社论所说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Y、G等仍与“临”派座谈。我们对两派都表示：“只要你是造反派，我们就坚决支持。”——究竟谁是造反派呢？我们没说，不好说也不能说！
回到宿舍，S等已先睡下，大家决定明天上火车去成都。
1966年11月7日 星期一
早早地起床，收拾好行装，写了一些大字报和标语张贴在校园里，告别了华清中学师生，10：00出发去临潼火车站。
今天的693次列车晚点，等到下午3点车才来。即使在这个小站，我们也历经一番搏斗，才挤上了列车。这几天的火车可不同于离京那几天了，每一列都拥挤得达到饱和，而且都晚点。
在宝鸡站，列车换接上电气机车，从陇海线转入宝成线。除了要翻越秦岭的高峰，一路都行驶于群山峻岭之间，因此宝成线是目前全国唯一的电气铁路。
过秦岭时天早已黑了，只觉得火车在山间绕来绕去，出了山洞又进山洞。很遗憾是没有月亮的黑夜，看不见这一段特殊风景。偶尔见到远处有一串亮点在天边时明时暗地滑过，是另一列火车吗？
1966年11月8日 星期二
这一段车程十分艰苦。天亮到广元（1946年，我们家乘汽车出川，因洪水冲垮了桥梁，曾在此等候修桥一星期。这个解放前的小镇，如今已成了规模不小的城市，这也和“三线”建设有关吧？）， 列车里拥挤的程度空前，过道、洗漱间、甚至厕所里都站满了人，座位底下躺着人，行李架上也坐着人。车厢里根本无法穿行，要上厕所只能登上座椅靠背，手扶着行李架，一格一格地跨越过去，腿稍短的还得底下的人帮忙托举一下。为了去站台打开水或洗脸，上、下车只能爬车窗。列车越晚点走得越慢，晚上8点多终于到达成都，足足晚点了12小时。
成都接待站安排我们住在四川医学院，据说这里距市区较近。到了川医，住下，已经过半夜了。
还没睡下，就听见外边一阵喧闹声，原来是发生武斗并有人受伤。看来此处运动相当激烈，两派斗争尖锐！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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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日记》（4）
这是一篇四十多年前的日记，它记载了文革期间，七名大学青年教师的一小段特殊经历。如今，七人中的二人已经故去。从中可看出，当年满怀理想主义的我（们）是多么天真幼稚。然而，我自己非常看重此生的那一小段，它使我的性格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那一代知识分子，经历了各种政治运动及“下放锻炼”，有人被磨去了所有的棱角而世故；也有人练就了各种本领变得十分皮实…… 日记中的楷体字部分是现在的加注。
1966年11月9日 星期三 从西安到成都的火车把大家煎熬得精疲力尽。今天主要是休整，洗衣服，补睡眠。 阔别了二十五年的成都是我的诞生地，但我的记忆里却没留下她的任何印象。1940年，抗战期间，我出生于此，没多久我们一家就迁居重庆。 上午，S等去周HX（周HM的哥哥）家，那里是离京前设定的通讯联络点之一。经联系得知，机械零件教研室的几人已到成都多日，他们决定放弃在京拟定的从成都行军至昆明的计划。应JC尚未到成都。看来，横断山脉这条路线只有我们7人要去了。 晚饭后讨论小队的行动计划，决定明天访问四川军区，请求军区协助安排我们的行军方案。 S病倒了，高烧39℃，住进了川医的校医院。我也有些发烧，好在这里是医学院，看病比在家里还方便，挂号取药自然也是一律免费。 总之，我们得在成都好好休整一下，做好充分的准备，然后步行出发。1966年11月10日 星期四 我昨晚一夜高烧，今天浑身酸痛，只能躺着休息一整天。我们都染上了流行性感冒。下午，H和零件教研室的张K相继住院。 一同来到成都的8人中，仅剩G、Y两人没有躺倒。他们下午去四川军区访问，据军区同志说，我们原先拟定的西行路线，最适合行军去昆明，那一带正在修筑成昆铁路，三线建设十分繁忙，沿途并非想象的那么偏僻。真是一条好消息！1966年11月11日 星期五 我体力尚未恢复，上午仍休息并在川医校园溜达，看看大字报。 下午去人民广场，那里开大会让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作检查。 晚上，给ＪＭ写了一封信。1966年11月12日 星期六 上午大家聚在一起讨论川医的运动情况，都认为我们不能完全置身于这里的运动之外，当即转抄两份大字报“论平反”和“奴隶主义种种”，张贴出去。下午同川医教师的造反派座谈，介绍我们学校的教师运动以来思想转变，以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战果等。互相交谈十分热烈。 晚间讨论长征计划，决定等候应JC【他是机床教研室党支部书记】来成都，然后一同出发，步行经泸定（那里有大渡河铁索桥）去昆明。应来信说他大约26日才能到达，那么我们只能在本月底或12月初出发。因此，我们七人打算先去峨眉山一行，另外在此参加几天运动。 目前，成都地区运动的阻力相当大，这里的造反派还处于少数地位，斗争十分艰苦。1966年11月13日 星期日 今天，我们要参加成都造反派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行前抄写昨晚挑选好的两份大字报，抄写完已近中午，我们下午才到会场。只见会场一片混乱，大会还未开始。听说北京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的人来造反，指责大会主席团右倾，台上台下吵得一塌糊涂。 晚间，我和G又到人民广场听群众大辩论。辩论的人群左一堆，右一堆，听了之后感觉受益匪浅。辩论的一方是造反的学生，另一方是占大多数的工农兵群众。由此看来，本地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和两条路线斗争尚远未理解，再因前一段群众斗群众十分激烈，广大群众与造反学生之间的对立情绪仍未消除，有相当多的群众仍然认为左派学生的革命行动是“右派造反”，对待西南局等地方领导还在盲目地“保”，当然怎么说也不理解学生的造反行为。然而，党中央的“十六条”已然深入人心，辩论的气氛还相当不错。 我觉得仅靠这样的辩论，很难改变广大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解，加之北京地质学院的学生来此地对运动指手画脚，在枝节问题上大做文章，居然还“造了造反派主席团的反”，呼口号时称尚未觉悟的广大群众是“保皇派”。我十分反感这种不讲道理，一味唱高调的极左表现。他们大大地伤害了群众，其结果必然使自己更加脱离群众。由此，我领会到中央大力提倡步行串联的用心，就是要学生深入到基层，用工农大众的语言宣传革命造反的道理，同时向工农群众学习，脚踏实地闹革命。还是不能忘记毛主席的教导：革命就必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年轻的学生对这场文化大革命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领会得确实快，但若不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终将一事无成。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是学生首先起来造当权派的反。无论北京还是成都，阻力皆极大，若无中央文革和毛主席亲自的支持，造反的学生早就被镇压下去了。 1966年11月14日 星期一 上午去成都大学看大字报，没想到那里的大字报却少得可怜，仅半小时就看完了。出来后经过浣纱溪杜甫草堂，进去一游，拍了几张照片。我们带着一架上海制造的《海鸥》牌照相机，用120型黑白胶卷。这相机是应JC的，在北京出发时，他要比我们晚几天走，约好到成都会合，让我们把他的相机先带上。 下午，小队全体去四川军区咨询行军事项。一位参谋到接待室同我们座谈，他说西行去昆明的路线这个季节天气晴好少雨，很适合徒步行军，又告诉我们一些行军的知识和注意事项。我们在那里仔细查看了四川公路图，抄录下沿途各段的里程。 晚饭后看了一场电影《胜利在望》，这电影由几个小剧组合而成，很有革命气魄，看了很长革命志气。回来又途径人民广场，仍有许多人围着造反派学生辩论。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的一辆广播车从昨天起被一些人围困在此，直到现在仍未解围。地院《东方红》在昨天大会上的极左表现确实不对，他们又死不认错，这更增长本地群众与造反学生之间的对立情绪。据观察，我还怀疑有些机关干部模样的人在人群中起哄点邪火，扩大矛盾。 回到四川医学院，又见许多学生在讨论这两天发生的事。本地造反派大部分人的看法同我一致，而与北京来串连的部分学生有分歧。我和他们交谈，在广场和一些工人模样的群众交谈，都有一致的看法：北京来的造反者大方向虽然对，但做法形左实右，脱离群众。我对此毫不感到奇怪，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对各种造反也见识不少了！北京造反学生一直受中央文革的支持，青云直上，任何过火行为都被夸“好得很！”，还没遇到过挫折和教训。我想，这一课在外地串连中总会补上吧!? （待续）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82387-564152.html
《长征日记》（5）
这是一篇四十多年前的日记，它记载了文革期间，七名大学青年教师的一小段特殊经历。如今，七人中的二人已经故去。 从中可看出，当年满怀理想主义的我（们）是多么天真幼稚。然而，我自己非常看重此生的那一小段，它使我的性格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那一代知识分子，经历了各种政治运动及“下放锻炼”，有人被磨去了所有的棱角而世故；也有人练就了各种本领变得十分皮实…… 日记中的楷体字部分是现在的加注。
1966年11月15日 星期二 一整天哪儿也没去。上午在宿舍给ＨＹ弟写了一封信，学习《毛著》。下午，我们小队全体讨论昨天的运动事件，我们之间的看法也有分歧！
周HX又来了一趟，与我们讨论他们厂内文革的事。看来，大家都一样，政治运动都经历了不少，从未遇上文化大革命这样令人摸不着头脑不知所措的！
1966年11月16日 星期三 一早全队开会，决定后天出发开始试验性的行军，为期10天，目标峨眉山。我和G、H受小队委派，探路和去市委请求步行串连的协助。在市内跑了一天，从市委领取了地图和一套路上散发的宣传品。买了几尺红绸布，做了一面路上打出的红旗。
成都这一带冬季多阴雨，我在街上买了一把塑料雨伞，因为脚上穿的布面胶鞋鞋底已磨穿，又买了一双回力牌篮球鞋，这鞋有一层很厚的海绵垫，肯定适合走长路穿，虽然价钱贵些（约10元），还是咬牙买下了。 晚上，拿出针线盒，为新买的雨伞缝制了一个布的伞套，以便把雨伞插在背包的侧面。
1966年11月17日 星期四
今天报纸头版的新闻是：周总理等中央首长接见步行进京串联的小将，周总理说：“毛主席支持革命小将们步行大串联，今冬试行，明春推广。” 想不到这个好消息却引发我们队里一场风波。好几个人都认为：看样子，春节前后中央就会停止火车载运串联的师生，因此要立即放弃步行去昆明的方案，改乘火车去重庆、广州等地。总之，他们想趁尚能坐火车的机会，多跑几个城市。最后，坚持执行原计划的只剩我和Y两人。
据分析，他们的想法有3点：①利用全国大串联的机会，来一次免费大旅行，尽量多游览几个大城市；②害怕西行路线太艰苦；③担心在外串联的时间过久。 而我们则强调：见了周总理讲话，更应该坚持步行串联。大家七嘴八舌争论了两个小时，意见不能统一。我和Y坚持己见，认为这分歧属原则性的，即使小队分裂也不能让步！当然，真理虽在我方，也还应该尽量争取说服对方。
说老实话，我之所以极力主张步行，还有私下的想法：从西安到成都的一段火车，坐得我害了怕，再也不愿意受那份罪啦！再说，跑大城市能见到什么新鲜？不外乎人多楼房多，哪有西去的高山大河自然美景吸引人！？ H本来很赞成西线长征的计划，但他患有高血压，担心翻越海拔3200米的二郎山会出问题，我替他出主意说，峨嵋山金顶也是海拔3千多米，去那里尝试一下，若无不适，西线长征就有把握了。
最终，S以队长身份总结：既然争论的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只好将分歧暂时搁置，去峨眉山的试验性行军的计划仍不改变。 我暗自想：虽然对方也知道自己的道理不硬气，但是经不住抱有①种想法的Q极力煽动，很可能造成小队分裂。去峨眉山可暂缓一下僵局，再说也要等应JC来成都时，才能做最后的决定，应JC是党支部书记，讲政治挂帅，想必会站在我们这一边。
1966年11月18日 星期五
早8时从川医步行出发，出成都的西南角，刚过“武侯祠”，见路边张贴着中央的通知，其上写明：从11月21日起全国停止坐车串联。这么说，再过两天，想坐车也坐不成啦！ 正行进着的小队立即停下来讨论，十分欣慰的是大部分人的意见立即统一起来。因为，反正中央通知一下，“乘车跑点”已无可能，只好回到“西行计划”来。最后仅剩G一人犯拧，觉得西行太艰难不现实，坚持要即刻回头乘火车去重庆。在大家耐心劝说下，G毕竟孤零零一人拗不过大伙，嘟嘟囔囔很不甘心地随大家向峨眉山进发。
我脚上穿着新买的回力球鞋，走起路来十分轻快，从北京带出来的另一双塑料底布鞋插在背包的背面，作为备用。我们一行7人排成一路纵队，我打头并举着红旗，大步流星地朝前走着。 中午到达双流县城，大家进了一个小饭馆。G等经验老道地与老板交涉“包伙”。毕竟这里物价低廉，7人共出2元钱任由饭馆安排食谱，结果这餐饭有荤有素还有汤，大家吃得非常满意。自从离京以来，我们都住各地的大、中学校，在食堂吃饭，每餐缴4两粮票1角多钱（许多四处大串联的中学生娃娃无钱无粮票，接待站只好让他们白吃后签字挂帐），尽吃熬青菜下饭，肚里太缺油水，因此觉得这一顿是开了荤了！
晚上寄宿于黄水河镇小学，老师和学生们非常热情地接待我们这些“北京来的红卫兵”。 晚饭前，H感觉身体不适有点发烧，我陪他到镇上诊所看病，大夫给他打了两针。
睡觉在小学的教室里，拼接课桌当床，打开背包铺盖，由于走累了，睡得很香。
1966年11月19日 星期六 早晨6点起床，吃过早饭，告别了黄水河小学的师生上路。今天是徒步行走的第二天，H病还没全好，上午走得不快，中午在新津县城打尖。
出成都后，一直走在公路干线上，沿途大卡车来往不绝，大部分是给川藏高原“三线”建设运送物资的，卡车的气动喇叭声音十分刺耳。这一路还见到许多卡车载着满车的人，听说这是去大邑县参观“地主庄园”的。路上也能遇见一队队步行的红卫兵，询问的结果，多是向延安和北京进发的。 新津过后，道路有些崎岖不平了，小队里有4~5人发现脚底开始打泡。天色尚早，首先是B开始无缘故地发脾气，路经一个村庄时，他卸下背包往地上一墩，死活不肯再往前走了。大家只好依着他提前结束今天的行程，离开公路进村，夜宿双河场小学。
我们跨进小学大门，小学生还没放学，大家坐在背包上稍事休息。小娃娃们下课出教室，立即把我们团团围住，恰似参观“大红卫兵展览会”。 晚饭是和小学教师们在一起吃的。因为是周末，饭后学校的员工们立即回家走空了。我们仍借一间教室作宿舍。早就听说长途步行后必须用热水烫脚，我和H来到到伙房，大锅大灶和我福建老家很相似，把水舀进锅，抓一把稻草塞进灶膛，点上火，不一会水就滚烫，赶紧叫大家来烫脚。一锅水不够，再烧一锅，不一会，我和H对瞅一眼十分可乐，两人都成了黑脸张飞。G先烫完脚，连忙张罗要顶替我们来烧火。
睡前有个小插曲，H瞪眼发火，不留情面地批评Q自顾自当甩手掌柜。原来H的性格是眼里揉不得沙子且嫉恶如仇，我对他顿生好感。
1966年11月20日 星期日 今天是休息日，小学里空无一人，当然伙房也不开早饭。我们空腹行走15里，赶到彭山县城的一个早点铺子吃的早饭。
这是徒步行军的第三天，成都军区的那位参谋同志曾说，如果走了3天脚底还不打泡，脚板就已经磨出来，再走下去也不会起泡了。我今天脚板虽痛，但没有起水泡，看来可以归入此类，真是十分值得庆幸。脚没打泡的原因可能有二：一是脚上的这双回力球鞋确实好，鞋底柔软合脚富有弹性；二是我走路步幅大，频率低，脚板磨的次数较少。 夜宿太河小学。进校只见师生们在做纸花，为明天的一个烈士追悼会用。我们当即加入，做了大约一小时结束。
这小学对我们的接待更是热情。晚饭后，和该校老师座谈，我们向他们大致了解本地的史地人情，介绍了首都和成都等地文化大革命的情形。 睡前，Y居然从哪位老师那里借来一册《解放军歌曲集》，里面有全套的“长征组歌”，真让我们喜出望外！当即决定连夜抄录，Y和H一直忙到深夜1点钟才完工。
1966年11月21日 星期一
吃过早饭，大师傅让我们稍等，他正烧开水以便给我们把行军水壶灌满。我趁这工夫帮他去挑水，因为在“四清”中有过充分的锻炼，不一会儿就把厨房的两个大水缸盛满，所以今早尚未出发已经浑身大汗。 今天是步行的第四天，腿上劲很足，但是脚板却疼痛难挨。四天以来，每天走的路程不算多，平均一天只不过26公里。这是按公路里程碑计算的，若按当地老乡的说法，每天大约走6~70里，不知为何相差如此之多。
今晚歇在思濛中学。脱掉鞋袜一看，脚底居然出了一个小水泡。 计划明天宿在夹江，必须加把劲走足31公里，后天用不了一天就能抵达峨嵋县城。
1966年11月22日 星期二
早晨7：30出发，赶30里到三洞吃早饭。 昨夜S闹肚子，这位仁兄因内急起来上厕所，不知怎地教室的门打不开了，慌忙中的他趿拉着草鞋踰窗而出。这话题成为大家一路的笑谈。S的脚癣犯了，在路上向老乡买了一双草鞋，歇下来时就穿草鞋让脚透气。
走过复兴之后，同路的老乡建议我们沿着新修的铁路插往夹江，比走公路更近些。但是，上了铁路才感到，为了贪近而弄巧成拙，路基两边堆放了许多作为道渣的石子，只能在铁路正中踩着枕木走，一步踩一根捣着小碎步很难受，踩两根一步嘛腿又稍嫌不够长，急得我们只好一溜小跑。好在今天已是步行第五天，大家体力都已练得很足，一路上把赶集的老乡们一帮帮地甩在后头。结果今天的90里路程（地图上标的里程只32公里）下午4点就完成了。 在夹江住接待站，原来是个旅店，条件相当好，厨房有烧好的热水，大家首先打热水烫脚。一歇下来，才感觉今天走得很累，早晨从思濛到三洞那一段尽是山路。
几天以来，沿途经过的是川都平原地区，这一带农业基础好，粮丰猪肥，一年四季都可种菜，气候很象江南的亚热带。路过村头常见一种名叫黄角树的大树，昨晚在思濛中学听一位老师说，它的学名叫“榕树”。我不太相信他说的，据我观察，这树之大和树干形状的确很象榕树，但树叶却比福州榕树大4~5倍，最大的差别是不见树上有下垂的气根。公路两旁种着大量的桉树。四川省农村电气化程度远不如华北平原地区，我们这几天途经的较大乡镇和公社都没有电灯。其实这里离大城市成都并不太远，想必等成昆铁路完工后将会有很大的改善？ 从地图上看，峨眉山就在西南方向约20公里处，明天再走半天便可到达。若从夹江向东南行30公里可到“乐山”（从前的地名为“嘉定”），是S的诞生地，但那不在我们行程计划之内，虽近在咫尺而不前往，我真替S深感遗憾！
1966年11月23日 星期三
昨晚盖夹江接待站的棉被（看着还算干净，就懒得解开自己的背包），那被子太厚，半夜出了一身大汗，可能因为这个，今天走路的气力大不如前几天，好在今天的计划路程短。中午1点进峨嵋县城，住在峨嵋一中。放下行李，大家想开荤，一同到街上一家较大的饭馆吃午饭。 这一次不是集体包伙，各自买自己爱吃的饭菜。一进门就看见玻璃橱里摆放着大块的熟牛肉，十分诱人，都先要了一盘切好的酱牛肉。B的动作最快，别人还没付完钱，他已把酱牛肉端到桌上，张嘴就一大口，只听他“啊！”地大叫一声，再一看他用手捂着嘴扒在桌旁，十分痛苦的样子，大家都莫名其妙。原来四川人爱吃麻辣，酱牛肉上撒了过多的花椒面儿，B捂着嘴嘟囔不清地说，嘴唇舌头都麻得不能动了，什么好饭菜也吃不下去啦，只得遗憾地先回住地。他买的饭菜只好让其他人分担代劳了，真是便宜了几位食量大的弟兄们。
下午休息。峨嵋一中非常热闹，来此串联的大小红卫兵足有数百人，显然都是冲着峨嵋山而来，有的还未上山，有的已登山归来。我们打算明早上山，背包等重物可以存放在接待站。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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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10 11:52:49
凉山 鱼海子
横渡金沙江 为我们驾船的老人就是当年曾为红军摆渡的张大爷。到南岸后，张大爷给我们讲述红军长征经过这里的故事。当时曾为红军摆渡的船工共三十几人，现在还活着的仅剩几人，年纪最老的还在为社里放牛，身体尚健壮留在渡口撑船的还有3人。去年十一月初，有两名中学生到此，冒冒失失地下水泅渡而溺水身亡。为此，上级派他们来这里，赶工制造了一艘新木船，专门摆渡大串联的师生。座谈后，他指着河滩里一块巨大的卵石，高约两米多，说刘伯承同志曾站在那巨石上指挥红军渡河。我们在渡船边和巨石上分别拍照留影。
金沙江绞车渡 接待站就设在江边的一排石窑洞里。晚上，我们几个长征队联合为船工和接待站的民工们演出，因参加 的人数相当多，联欢晚会直到深夜才结束。 江边的天气出奇的炎热，白天只穿两层单衣，夜里睡觉可以不盖被子。回想到在大渡河谷时寒风刺骨的情景，真有天壤之别。毛主席的《长征》诗有一句“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其中一“暖”一“寒”，难道就因为这？ 正值一年里最寒冷的元月份，金沙江边为何如此之热？为此我们也曾探讨并争论不休。我认为，这河谷是东西走向，南北皆为数千米高的山峰，阻挡了南北气流，北方的寒风吹不到此，南来的潮湿空气也难到达，南北山坡又像凹面镜把阳光的热量聚焦至谷底，便形成了这种干热的小气候。 1967年1月28日 星期六 今天的行程比较艰苦，离开江边后，一气爬山5个多小时，在“杉乐”午饭，晚间宿于“绞西”。 我们小队里，身体最瘦弱的是我和G，不料最适应走路的却也是我们两人，全队只我俩脚底没打过水泡。我虽然很能走，但一遇爬山登高，就气喘吁吁，体力不支。为此我的对策是“笨鸟先飞”，快要登山之前，我赶紧快走抢在众人之先，稍觉疲劳就停下暂歇，等别人快赶上来之前，我又提前启动了。1967年1月29日 星期日 今晚宿营于“撒营盘”。 这一带都是彝族聚居的地区，刚才还见十来个彝族男女，身上披“察尔瓦”（黑色的毯子），围成圆圈，蹲在院子里喝酒，只用一只大碗盛酒，每人喝一口后传给下一人。 白天在山路上曾遇见两个彝族汉字，每人都背着一个沉重的大酒篓子，他们是从四川过来云南买酒的，这一路尽是翻山越岭，还得渡河，路途的艰辛可想而知！1967年1月30日 星期一 夜宿“团街”。 今天一直在云南的群山之中转来转去，山间小道，层层绿阴，令人神清气爽。下午途中，由于我们脚步声的惊扰，树丛里突然飞出一只山鸡，大家一阵狂追，可惜没逮着。1967年1月31日 星期二 今天抵达禄劝县城，接待站的同志非常热情，首先送给每个长征队一封慰问信，然后通知要组织宣传演出，由于今晚县府大礼堂开批判大会，接待站同志要求我们在禄劝停留一天。不知他们怎样打听到我们在金沙江畔主持宣传演出的消息，从那时就开始关注我们的行踪，昨天他们与团街电话联系，终于得知我们今天到达禄劝。 然而，就在留不留这一天搞宣传的问题上，小队里又激烈争论起来，反对的又是Q和G。毕竟经过长征后，大家一考虑问题就强调突出政治，没有人再附和他们。一路上，我们小队主动搞宣传演出，效果自不必说，都觉得思想收获也不小，还团结和鼓舞了其他长征小队。从会理出来，北京钢院、成都地院、四川林学院及西昌师范等校的几个队积极地约我们结伴同行，并联合宣传演出。这次在禄劝，自然各队都推举我们来主持演出。我们队内的激烈争论，他们也都看在眼里。 总之，从北京出来以后，我们小队不断运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开展思想斗争，保证了长征的“路线和方向”！本来嘛，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形势下，这个小队是自愿方式组成的，谁也没有绝对的领导权威。1967年2月1日 星期三 早晨一起床，就开小队生活会，解决昨天暴露出来的思想问题。 然后，和其他几个队的代表一同讨论和安排今晚演出的准备工作，决定节目里要增加“造反夺权”和“为人民服务”两部分的内容。会后，分头去准备。Y负责协调各队，拟定节目单；成都地院同学立即编排“为人民服务”；Q写演出海报；S负责与接待站的联络；我和G刻印《抓革命促生产》等歌篇，以便晚会上散发。 下午，各队集中起来联合排练。 晚上，演出举行的非常成功，规模之大，节目之丰，都是长征以来之最。县礼堂里聚集的观众近千名，县广播站还把晚会现场转播到全县各地。最令人兴奋的是“大合唱”，我们联合十多个长征小队，合唱的队伍站满了整个舞台，H担任总指挥，排练次数不多，演出效果竟出奇地好。 北京钢院的X表演了一段快板，想不到还真有点专业水平。 晚会一共演出了两个多小时，结束时，大家已精疲力尽，但非常兴奋和愉快。在禄劝多停留一天，收获太大了！1967年2月2日 星期四 告别了禄劝，今天原计划的宿营地是“者北”。 但此地接待站规模较小，主要是天冷而被子太少，我们同行的长征队多，人数达5~60。于是，虽然已经下午5点，我们继续奔向15公里之外的富民县城，天黑以后才到达。1967年2月3日 星期五 昨天的超额行军，把在禄劝耽搁的一天又抢了回来，但人很疲劳。我和Y等希望能在富民休息一天，但其余几人却是抵昆心切，最终大家仍决定今天继续前进，向终点目标——昆明作最后冲击。 今天，最后又翻过一座山头，然后顺着平缓的山坡小路下行，终于来到西南春城昆明。原定的长征计划宣告结束，下一步如何行动还有待讨论。S和Y已表示，不再步行了。 我们住进昆明工学院，这里外来串联的师生多极，秩序很乱。一问，才知绝大多数是乘车串联来的，少数称自己买的车票，大多数坦言是想方设法挤上车的。令人吃惊的是，上海人特别多，其中许多穿戴讲究，拎着大包小包吃食的少爷小姐模样的年轻人，也分不清他们是否学生，也混在串联人群里，优哉游哉地全国大旅行。 安置完毕睡下，已经夜里11点多。1967年2月4日 星期六 上午洗澡，下午晚上看大字报以及各类宣传材料。 看来，昆明运动的开展很有问题，两大派之间吵来斗去，运动的大方向不明朗。不知什么原因，目前昆明市场上物资供应相当紧张。1967年2月5日 星期日 上午理发。下午，我和S去预定的联络点——昆明机床厂。机床厂远在昆明郊区，公共汽车站前人群混乱，隔很长时间来一辆车，又很难挤得上去，好在我们已久经锻炼，几十里路毫不犹豫地拔腿就走。在昆明机床厂，见到老同学李RH和几位北机院毕业的学生王YD、任T等。 李RH大学时与我同班，湖南人，大块头，曾参加哈工大举重运动队。他学习成绩好，是我们年级里毕业成绩优秀的十人之一。他毕业后即被分配来昆明机床厂设计科，文化大革命初期上级派来工作组时，他被选为厂“核心组”的成员，群众一起来造反，他就“靠边站”了。 从机床厂拿回一大包信件及老郭邮寄来的文件。学校来信中，有一个特别令人吃惊的消息：原来都是北机院造反派的“铁血队”和“东方红”严重对立，斗争激化，“铁血队”竟被“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开除。1967年2月6日 星期一 上午全队开会讨论这几天的活动安排，结果如下： 1、打电报给北京的王CH，询问学院运动的详情。 2、去昆明机床厂与北机院毕业的同学们座谈，唐GL、任T等是该厂造反派的领导人。 3、去昆明火车站了解回京车票所需的手续。 讨论后，集体学习传单登载的《毛主席的几篇讲话》。 下午洗衣服，补写日记。 G从外面带回一些报纸，其中有文汇报的社论《始终把握斗争的大方向》。它提到，全国的运动已进入“夺权”阶段，造反派内部矛盾日益激化是个较普遍的现象，其根源出自造反派本身思想深处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因而表现出形形色色的小团体主义、风头主义等等。我以为，这种现象早在造反初期就可以看到，但也只有到夺权阶段才表现得普遍和尖锐起来。再联想到我们学院“铁血队”的过去和现在，他们早就坚持“血统论”等，现在被“三司”开除也就不是什么奇特或偶然的事了。 毛主席自传也教育我们，当一个革命者，最根本的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然，哪怕许多早先左得很的人，到后来却成为机会主义者或反革命分子。1967年2月7日 星期二 早起，和成都地院、西昌师范等同学一起，游滇池和西山，坐小船去，乘公共汽车回。西山龙门是在半山腰的石壁上，人工凿刻而成。 回到昆明市区后，在云南大学看到转抄的《中央通告（2月3日发）》，通知全国步行串联的师生迅速回本单位参加夺权斗争。于是我们当即决定：明后天就乘火车回返。半夜12点，趁夜深人稀，S和Q去火车站领取了9日上午的车票。那天正好是大年初一，估计火车上不至于太拥挤。1967年2月8日 星期三 一早去昆明机床厂，见到唐GL、任T以及几个北京机院串联来此的《东方红》的学生，同他们座谈有关机床厂和学院的运动的情况。 中午，任T陪同我们游览名胜“黑龙潭”。 回到昆明市内，在街上买些明天上火车吃的食品等。1967年2月9日 星期四 今天是农历大年初一，清早4：30起床，告别了春城昆明，乘坐开往武汉的快车。果然，今天乘火车的人特别少，很舒适。 大串联以来，火车的硬卧车厢全部改成坐席，原来只乘6人的隔间，现在增至8人或更多，人多时中铺也坐人。刚上车时人不多，免费的车票一律不对号，我们一上车就直奔硬卧车厢，占据了一个隔间，中铺上铺可以轮流睡觉。 总结我们离京以来的行动安排，处处与中央的指示巧合。中央宣告停止坐车串联，我们已开始步行长征；元旦社论号召串联师生要深入工农业一线，与工农相结合，我们在石棉矿参加劳动；我们的长征在2月3日结束，同一天，中央宣布停止串联，我们在昆明停留5天后，迅速开始返回的行程。 天黑后，火车上值勤的解放军同志组织我们在三、四个车厢里宣传演出，虽然这里不是偏僻的农村，我们的节目仍受到热烈的欢迎。晚8：30突然广播重要的社论，演出只好提前结束。 1967年2月10日 星期五 列车进入贵州省，气温骤降，车窗外飘起雪花，田野一片白茫茫。 整日在车上无事，我爬到中铺睡大觉。 这个隔间里又挤进来几个上海小孩，个个流里流气，不像学生倒像一伙小窃贼。本来，与他们话不投机，却也还相安无事，但还是发生了一个小插曲。 H在上铺整理物品，不小心掉下一顶帽子，底下的一个小瘪三拾起那帽子，顺手就往窗外一扔，眼看着H帽子飞到车窗外面，我们几个则目瞪口呆。H跳下来与那小子论理，回过神来的我们几个高声起哄：“揍他这小子！”这时，不知何时钻进对面上铺的一个中年人，突然伸出头来，不住地向我们道歉，又操上海话大声叱责那几个小孩，不一会儿，几个小瘪三连同那“爷叔”就从我们这隔间消失了身影。 看来，经过长征磨练的我们，个个皮肤黑不溜秋，中式棉袄不扣扣子敞着怀，粗旷的外表还挺唬人的。1967年2月11日 星期六 清晨3点多列车停靠桂林站，大家向往“甲天下”的山水，决定下车在桂林停留数日。1967年2月12~17日 我们在桂林停留5天，除了上街看大字报，多数时间游玩桂林山水和喀斯特岩洞。14日乘坐木船去“山水甲桂林”的阳朔，在书童山前划着小船拍照。15日乘公共汽车（大卡车）回桂林市区。 17日晚，乘62次列车继续去武汉的旅程。 自从离开昆明，这“长征小队”已结束它的历史使命，我们7人已不再作为一个“战斗的集体”而存在了。1967年2月19日 星期日 清晨，列车到达武汉，我们在武昌下车。 上午睡了一觉，下午去火车站察看继续乘车的行情，然后游览武汉长江大桥。1967年2月20日 星期一 今天去武汉大学、东湖、汉口等地转了一大圈。在我的印象中，全国几个大城市里，武汉市区之大和商业之繁华仅次于上海和天津。1967年2月21日 星期二 登上北行的列车，向北京！向北京！向北京！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