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华：我的“四清” 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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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8月毛泽东与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读书的侄子毛远新谈话时指出：“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阶级斗争也不知道，怎么能算毕业生呢？”随后高教部提出：“要把阶级斗争锻炼作为一门主课”。


    为了让我们进一步上好阶级斗争这门主课，1965年秋季开学后，我们和省内其他院校的大三以上的学生一起参加了四清运动或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场运动由“清工分，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变成“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清经济”，最后演化成从中央领导的最高层毛泽东和刘少奇到人民公社的生产队的一场残酷的“阶级斗争”，直接引发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我们随着《安徽日报》社和其他省直单位的干部开赴合肥市的辖县长丰县的双墩公社。我们是一个社教总分团，党委书记是省委宣传部长的夫人、《安徽日报》副总编邹XX。社教总团在寿县，党委书记是当时的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秘书长任质斌。


    我们到达公社所在地双墩集后，先学习了中共中央对运动的指导性文件《二十三条》。然后，我和另外两个同学一起被分到石涧大队。我们这个大队的组长是《安徽日报》社的一位副刊编辑王XX，组员有报社的另外两个记者、工学院的一位校医、省供销社的一位干部等。最后，我被分到该大队最偏远的白土岗村和周牌坊村。我于是背起行李住进了社教阵地白土岗村，开始了我的四清工作。


    白土岗本来是个大村，经过“三年自然灾害”，只剩下二十来户人家。破破烂烂的几处草房座落在一片黄土岗上，连一棵拳头粗的树都看不到。


    当时农村已建立了贫下中农协会，队长被挂起来了，大事由贫协主席决定。社教要依靠贫下中农，所以我住在该村贫协主席老王家里。老王是个苦命人，老婆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被饿死，光棍一个带着七、八岁的儿子“伢子”。我来了，他们爷儿两个挤在一张床上，让给我一张用绳子攀的小软床。饭是在各家轮着吃，叫“吃派饭”。


    进村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访贫问苦，扎根串联。我一边与社员一起干活，一边注意了解村里情况。社员们待我很热情，不管年老年少都叫我“老李哥”，也愿意把了解的情况给我讲。在访贫问苦时，令我尴尬的是，这里的贫下中农向我讲述的都是1959——1961年间所受的“苦”：村里饿死了多少人，某某因父母兄弟饿死而成为孤儿，某某因孩子全部饿死而变成鳏寡孤独，某某家全家人都被饿死，绝了门……。他们没有向我控诉地主富农如何剥削压迫他们的血泪史，倒是一概向我检举大饥荒时代干部如何多吃多占，如何强迫命令打骂社员，甚至逼死人的事情。那时，我们常常要开忆苦思甜会，请一些苦大仇深的老贫农忆旧社会之苦思新社会之甜，以激发贫下中农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情感。这些老贫农讲着讲着却总是自然地讲到三年困难时期所受的苦，公共食堂如何克扣他们的口粮，如何忍饥挨饿，家里饿死了几口人，等等。每逢此时，我赶紧提醒他们要讲解放前、旧社会的苦，而他们则说：“我说的全是实际情况，那时候（“三年困难时期”）比解放前苦得多了！老李哥，你没挨过饿吧？”


    我的眼泪往肚子里流。


    那时候我老是闹病，天天睡不着覚，拉肚子，有一阵又发起了疟疾。高烧使我全身发软，挪不动脚步，连续几天吃不下饭，实在没力气干活。白天老王看我这样下去不行，就给我打了四个水煮蛋，碗里又撒了点红糖。我吃了，按照高于市场的价格立刻付了钱：市场上4分钱一个鸡蛋，我照5分算，一撮红糖算一毛钱，共计付了两毛六分钱。老王知道工作队的纪律，把钱收了。正巧这时候合肥一中的学生来队里支援秋收秋种，我就让队长安排他们的吃住与劳动，没有细致过问。


    大约半个月后的一个上午，我到大队部汇报工作，一眼看见总分团书记邹XX在和组长王XX谈着什么事情，旁边还坐着一男一女两个生人。王组长看见我，便说： “正好小李来了，”然后指着我对邹XX说：“这就是小李。”


    “你就是小李？这两位同志就是来调查你的问题的，下午你带路吧！”邹书记咯咯地笑起来。那笑声里有一种幸灾乐祸的味道。


    我一头雾水：调查我的问题？我有什么问题？我老大不高兴，就说：“我先走了，让他们自己去吧。”我的口气里也流露出挑战和不满。


    究竟为了什么事、他们调查了谁，我一概不知，也没有打听，自信我没有问题。


    十来天后，我去工作组开会，迎面又看见那位邹大书记。


    “呵呵呵，小李来了，呵呵，这回算你的命好。”邹书记先开了口，“前一阵合肥一中的学生在你那个生产队劳动锻炼，你知道他们里面有谁吗？”


    “不知道，”我仍然不卑不亢。


    “任质斌的千金小姐！这位千金小姐回去后对任书记说，安大有个学生在白土岗搞社教，吃鸡蛋，喝红糖茶，还不干活。任书记听了大发雷霆，要我们查清你的问题，严肃处理。调查的结果是你确实在生病，鸡蛋、红糖又付了钱，所以嘛，算你走运。你要是不付钱的话，小李，那你可就要吃不了兜着走了。呵呵……”


    我一声不吭。没有感谢各位书记大人的菩萨胸怀。


    不久，我们大队的工作队员召开民主生活会，王组长带领全体队员对我进行了狂轰滥炸，说我工作不深入，没有挖出问题；自高自大，看不起领导……等等，等等。在我们社教期满返校时，王纯亨又利用做鉴定的机会又对我来了一场围攻，并在我的鉴定文字上做了手脚，装入了我的档案袋。


    参加这场社会主义教育没有挖出阶级敌人，我倒是先领略了一场人生教育。好在学校是了解我的。返校不久，我们年级的辅导员乌传衮老师安慰了我。


    幸亏我们较早地离开了社教阵地。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农村的社员也起来造反了，说社教工作队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很多社教队员没来得及撤离就遭到了批斗，也有的社教队员已经撤离又被揪回去批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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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8月毛泽东与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读书的侄子毛远新谈话时指出：“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阶级斗争也不知道，怎么能算毕业生呢？”随后高教部提出：“要把阶级斗争锻炼作为一门主课”。

    为了让我们进一步上好阶级斗争这门主课，1965年秋季开学后，我们和省内其他院校的大三以上的学生一起参加了四清运动或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场运动由“清工分，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变成“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清经济”，最后演化成从中央领导最高层到人民公社的生产队的一场自上而下的、全面的残酷的“阶级斗争”——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可以说“四清”是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或前奏。

    我们随着《安徽日报》社和其他省直单位的干部开赴合肥市的辖县长丰县的双墩公社。我们是一个社教总分团，党委书记是省委宣传部长欧远方的夫人《安徽日报》副总编邹XX。社教总团在寿县，党委书记是当时的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秘书长任质斌。

    我们到达公社所在地双墩集后，先学习了中共中央对运动的指导性文件《二十三条》。然后，我和另外两个同学一起被分到石涧大队。我们这个大队的组长是《安徽日报》社的一位副刊编辑王XX，组员有报社的另外两个记者、工学院的一位校医、省供销社的一位干部等。最后，我被派到该大队最偏远的白土岗村和周牌坊村。

    我于是背起行李住进了社教阵地白土岗村，开始了我的四清工作。

    白土岗本来是个大村，经过“三年自然灾害”，只剩下二十来户人家。破破烂烂的几处草房座落在一片土坡上，连一棵拳头粗的树都看不到，真是名副其实的“白土岗”。

    当时农村已建立了贫下中农协会，队长被挂起来了，大事由贫协主席决定。社教当然要依靠贫下中农，所以我住在该村贫协主席老王家里。老王是个苦命人，老婆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被饿死，光棍一个带着七、八岁的儿子“伢子”。我来了，他们爷儿两个挤在一张床上，让给我一张用绳子攀的小软床。饭是在各家轮着吃，叫“吃派饭”。

    进村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访贫问苦，扎根串联。我一边与社员同劳动，一边注意了解村里情况。社员们待我很热情，不管年老年少都叫我“老李哥”，也愿意把了解的情况给我讲。在访贫问苦时，令我尴尬的是，这里的贫下中农向我讲述的几乎全是1959——1961年间所受的“苦”：村里饿死了多少人，某某因父母兄弟饿死而成为孤儿，某某因孩子全部饿死而变成寡妇，某某家全家人都被饿死，绝户了……。他们没有向我控诉地主富农如何剥削压迫他们的血泪史，倒是一概向我检举大饥荒时代干部如何多吃多占，如何强迫命令打骂社员，甚至逼死人的事情。那时，我们常常要开忆苦思甜会，请一些苦大仇深的老贫农忆旧社会之苦思新社会之甜，以激发贫下中农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情感。这些老贫农讲着讲着却总是自然地讲到三年困难时期所受的苦，公共食堂如何克扣他们的口粮，如何饿着肚子干重活，家里饿死了几口人，等等。每逢此时，我赶紧提醒他们要讲解放前、旧社会的苦，而他们则说：“我说的全是实际情况，那时候（“三年困难时期”）比解放前苦得多了！老李哥，你没挨过饿吧？”

    我的眼泪往肚子里流。

    那时候我老是闹病，天天睡不着覚，拉肚子，有一阵又发起了疟疾。高烧使我全身发软，挪不动脚步，连续几天吃不下饭，就下不了地了。房东老王看我这样下去不行，就给我打了四个水煮蛋，碗里又撒了点红糖。我吃了，然后按照高于市场的价格立刻付了钱：市场上4分钱一个鸡蛋，我照5分算，一撮红糖算一毛钱，共计付了两毛六分钱。

    老王知道工作队的纪律，把钱收了。

    这时候合肥一中的学生来队里支援秋收秋种，我就让队长安排他们的吃住与劳动，没有具体过问。

    大约半个月后的一个上午，我到大队部汇报工作，一眼看见总分团书记邹XX在和组长王XX谈着什么事情，旁边还坐着一男一女两个生人。王组长看见我，便说： “正好小李来了，”然后指着我对邹XX说：“这就是小李。”

    “你就是小李？”然后指着身边的两个生人说，“这两位同志就是来调查你的问题的，下午你带路吧！”邹书记咯咯地笑起来。我听出那笑声里有一种幸灾乐祸的味道。

    我一头雾水：调查我的问题？我们搞四清是查干部的问题的，怎么调查到我头上来了？我有什么问题？我老大不高兴，就说：“我先走了，让他们自己去吧。”

    我的口气里流露出挑战和不满。

    究竟为了什么事、他们调查了谁，我一概不知，也没有打听，自信我没有问题。

    十来天后，我去工作组开会，迎面又看见那位邹大书记。

    “呵呵呵，小李来了，呵呵，这回算你的走运，”邹书记先开了口，“前一阵合肥一中的学生在你那个生产队劳动锻炼，你知道他们里面有谁吗？”

    “不知道，”我仍然不卑不亢。

    “任质斌的千金小姐！这位千金小姐回去后对任书记说，安徽大学有个学生在白土岗搞社教，吃鸡蛋，喝红糖茶，白天睡大觉，不干活。任书记听了大发雷霆，在全省社教总团大会上发了脾气，命令我们限期查清你的问题，严肃处理。我们调查的结果是你确实在生病，鸡蛋、红糖又付了钱，所以嘛，算你走运。你要是不付钱的话，小李，那你可就要吃不了兜着走了。呵呵……”

    我一声不吭，斜着眼瞪着那位胖女人，没有感谢各位书记大人的菩萨胸怀。

    不久，我们大队的工作队员召开民主生活会，王组长带领全体队员对我进行了狂轰滥炸，说我工作不深入，没有挖出问题；自高自大，看不起领导……等等，等等。在我们社教期满返校时，这位王组长又利用做鉴定的机会对我来了一场围攻，并在我的鉴定上做了文字手脚，装入了我的档案袋。

    参加这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没有挖出阶级敌人，我倒是先领略了一场人生教育。好在我们外语系的领导是了解我的。返校不久，我们年级的辅导员乌传衮老师安慰了我。

    幸亏我们较早地离开了社教阵地。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农村的社员也起来造反了，说社教工作队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很多社教队员没来得及撤离就遭到了批斗，也有的社教队员已经撤离又被揪回去批斗。

    至于省委书记处书记任质斌、省委宣传部长欧远方、欧的老婆邹XX也都成了大大小小的走资派，受到群众的批判和揪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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