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伯萍：周总理深夜同我谈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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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１９６２年１２月１日上午，周总理找粮食部副部长、党组书记陈国栋和副部长、党组副书记杨少桥研究粮食调拨计划，谈好后嘱咐国栋同志叫我（作者时任粮食部党组成员、政策研究室主任）于夜间１时把计划表送到他办公室。

　　当我按时把表送到总理办公室时，总理问我：“你核算了吗？”我说：“我已核算了三次，到您这里不敢含糊啊。”总理把数字核对了一遍，又把表格的说明从文字到标点审改了一下。

　　看完后，总理叫我坐到他的身旁，然后打开抽屉拿出两张照片给我看：第一张是总理穿着女式戏装的照片。总理说，他年轻时喜欢京剧，时常参加一些演出，在这些演出中，他经常扮演旦角。照片上，总理的旦角扮相是很秀丽的。第二张照片上，总理坐在一张太师椅上，邓大姐站在后面，搂抱着总理的双肩，两人显得潇洒而亲热。总理亲切地对我说，邓大姐年轻时也很漂亮！

　　总理说，他没有子女，邓大姐曾经怀过两次孕，第一次怀孕是在邓大姐２１岁时，总理正率领东征军出发，邓大姐在广州协助何香凝女士开展广东妇女运动。当时广东的革命运动正在蓬勃发展，广东妇女运动需要邓大姐全力以赴，打开局面。为了革命事业，邓大姐自己偷偷打了胎。为了这件事，总理还向邓大姐发过脾气，说邓大姐不该把生孩子和革命工作完全对立起来，孩子不是个人的私有财产，是属于国家、属于社会的，随随便便扼杀是完全错误的，因此而糟蹋了身体，更是不负责任的态度。身体是革命的资本，不只属于自己；必要时可以随时准备为革命流血牺牲，可是决不允许随随便便糟蹋自己的身体。总理还说，邓大姐打算怎么处理，也该来信和他商量，自作主张是太轻率了。邓大姐从未见总理发这么大的火，知道自己错了，表示一定改正。总理还说，他与邓大姐一生琴瑟和谐，只吵过这一次。邓大姐第二次怀孕由于难产，孩子没能保住。此后再未生育。

　　接着，总理深情地对我说，他的生母和继母都非常好，可惜她们都死得太早，自己未能尽孝，一直感到非常遗憾。总理还说，他虽然无子女，但侄儿侄女中，有几个现住在北京，都勤奋工作，在他有暇时便来探视，他们都未因是他的亲属而傲视别人，他感到很欣慰。然后，总理说他今夜已没多少急需办的事了，叫我也详细地讲讲我的家庭情况。以前总理同我虽然有过上百次交谈，但从来都是只谈公务，不讲家事。今天有时间与我聊聊家常，叫我尽量讲详细些。

　　二

　　总理说，你叫伯萍，伯是老大，萍不像是正名，正名是什么？我说，我原名本厚，本是辈分，厚是厚道。１９４０年秋，我从皖东北调到苏北淮海区后，改用现名，表示从此离开安徽省，将像无根的浮萍一样四海为家了，所以改名伯萍。总理表示理解，又叫我讲讲我父母的情况。

　　我先向总理介绍了我的母亲。她叫吴元玲，１８９３年出生于合肥东乡六家畈。外祖父做过道州知州，懂中医，他因我母亲聪明好学，善解人意，因此对她特别钟爱，传授了不少知识。我的父亲名孝植，年轻时曾随祖父在南京读完高中，因高度近视，未上大学。后来吸鸦片，嗜酒，赌钱，田产被卖掉一半（约５００亩）。他的长处是对人宽厚，才思敏捷，不嫖娼，不纳妾，家中大小事都由我母亲作主。

　　母亲结婚十年后才生了我，取名本厚，次年生了本淳，以后又生了本禹（妹）、本孥。我九岁以前，和弟妹们都在合肥西乡的烧麦岗附近的康湾圩长大，圩子的自然环境很美，大门很气派，有四根门楣，上有“簪缨门第”四个大字，大门口有两个大石鼓，两边有一副长联：山之高，水之清，清高门第；书也读，田也耕，耕读人家。

　　我们一天天长大，堂兄弟中有人染上了胡闹、抽烟、耍钱等恶习。母亲认为在这样的环境下不可能成才，决定把我和本淳送到合肥东乡六家畈去上洋学堂。

　　六家畈离康湾圩有百里之遥。我九岁、本淳八岁，母亲雇一顶小轿把我们送到六家畈中间门杨姨奶奶家。母亲的妯娌们都劝她：孩子太小，这么远怎能放心？不如过几年再说。母亲感谢她们的好意，但不改初衷。

　　到了腊月二十三左右，杨姨奶奶就雇一顶小轿把我们送回康湾圩过年。那时雨雪载途，有时积雪厚过一米，走路要防跌倒雪窝里，一般都要在途中饭店歇一宿；回家过了年初五，母亲就又雇一顶小轿把我们送到六家畈。

　　我上四年级时，正值“九一八”事变发生，全校热血沸腾，宣传抗日，不做亡国奴。下乡宣传，嗓子都喊哑了，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政治活动。我上五年级时，母亲说服父亲从康湾圩搬到合肥城里，我转学到五年制的六中实小，进五年级。本淳到城西上第二完全小学。父亲４０岁时病死。我们随母亲回乡安葬父亲后，迁居老周公祠西南角一座小院落。

　　暑期中，我和本淳都考取了六中初一，一律寄宿。一学期每人要交学费１２０块银元，书籍、文具等自备。这对仅靠约５００亩田租收入的家庭来说，是相当困难的。母亲举债卖田，保证了我们的上学费用。母亲常于假日带领我们去包公祠，嘱我们长大后要像包公那样铁面无私，反对一切贪官污吏；母亲还教我们读《古文观止》，并讲孟母三迁和岳飞精忠报国等故事，对我们教育很大。

　　抗战爆发后，我和本淳赴安徽立煌县流波疃第一临时中学继续读书，我进高二，本淳高一。后因日机两次轰炸，死了很多人，学校迁往贵州。本淳回家向母亲告别，母亲嘱咐他继续学习，并叫他转告我，“坚决抗战，不要顾家”。我遵从母命，就地参加了革命，直到解放战争胜利，才与母亲、本淳等重新团聚。我的妹妹本禹、小弟本孥都在家乡初中读书，因传染病相继病故。

　　解放战争胜利后，我在无锡任苏南行署财委委员和苏南粮食局长，母亲闻讯由本淳陪同前来看我。我和妻子向明见到母亲后，本淳即回南京工作，母亲留下来与我们共同生活。

　　１９５０年初，我调上海任华东粮食局局长，母亲与我们同赴上海。

　　１９５２年秋，中央粮食部成立，我调任办公厅主任，党组成员。先住在中南海附近的观音堂，后又迁往现在住的报国寺。向明转学至北京大学附设的工农速成中学高中部，平时住校，星期日回家。孩子们都由上海来北京。

　　总理听了我的介绍后说：“你的母亲真了不起！老人家现在身体好吗？跟谁一起过？”我说，家母身体健康，现在还在为我操持家务。

　　三

　　总理接着又叫我谈谈爱人、孩子，以及爱人与母亲的关系。

　　我向总理介绍道：我爱人原名朱玲，参加革命后改为朱向明，意为向着光明。她的老家江苏省涟水县是革命根据地，她出生在一个革命家庭。她父亲是大革命时入党的老党员，大革命失败后就回家务农了。向明的二姑是当地名人，她家是当地地下党组织的活动场所。在这样的氛围下，向明逐渐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加上她原本就有的对受欺压妇女的同情心，因而，在１９３９年，当地组建八路军时，年仅１４岁的她就毫不犹豫地参军，当了宣传队员。从此，离开了家乡，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

　　后来，她所在的部队奉命挺进盐阜区，她因腿部生疮，不能随军行动，又回到了二姑身边。当时我在涟水县任淮海行署财政处巡视员兼涟水税务局长。当时涟水县税检局正缺一名管理现金的出纳员，要求二姑推荐一个忠诚可靠而又能干的人，向明二姑推荐了她，立即被接受。

　　在１９４０年初的新年联欢会上，向明唱了一首歌，我开始注意到她。在工作中，我们逐渐发生了感情，很快就结了婚。我们婚后和睦相处，从未闹过矛盾。基本没有分开过，仅有过两次短暂的分离。一次是在１９４６年解放战争初期，向明带着长子、长女和出生不满一个月的次子随机关撤退到山东烟台地区的荣城县。第二次是解放初，向明在苏州学习。此后，我们一直在一起。

　　向明在北大工农速成中学高中部毕业后，因母亲年高体弱，未上大学，调到粮食部工作。并协助母亲料理家务，我母亲疼爱向明，向明对母亲也十分孝顺，婆媳关系亲密。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五个孩子，孩子们的生活及教育都由向明管理，不用我操心。向明对孩子们要求很严格，孩子们都很好，长子先路、长女晓蔚都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习，先路在中学时就入了党，小儿子和另外两个女儿都在北京重点中学师大一附中学习。每逢假日，全家团聚，大家都感到很幸福。

　　总理听到这里，对我说，你的家庭是一个幸福的家庭！

　　总理问我，刚才听你讲，你还有一个弟弟，他现在做什么工作，你再谈谈他的情况。

　　我说，我的弟弟名本淳，中学毕业后升入西南联大中文系，专攻古诗词，获得文学学士学位。毕业后曾在遵义师范学校、贵州省立高中教古典文学。抗战胜利后，先到南京谋职，受聘任南京市立一中语文教员。然后赴合肥西乡老家叩见母亲，并把老人家接到南京定居。不久，与西南联大的同学钱煦结婚。母亲主持婚礼，迁居南京。本淳夫妻都在同一学校任教，月薪各２００余元，生活优裕。母亲开始过上体面、安适的生活。

　　解放后，本淳、钱煦了解了我党情况，本淳又与我晤谈了几次，政治热情很高，组织上也很信任，派他参加了土改工作队。

　　在１９５７年整风反右期间，本淳自认为历史清白，赤胆忠心，敢于知无不言，提了三条意见：一是党的领导应该表现为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不一定表现为领导干部是党员；二是从总的情况看，“肃反”成绩是主要的，但具体地说不能一概照套，例如一中“肃反”，被抓的人后来都放了，并赔礼道歉，就不能说“成绩是主要的”；三是就毛主席对阳谷县养猪问题的批示提了意见。毛主席曾说，“阳谷是打虎英雄武松的故乡”。本淳说，实际上武松是清河人，毛主席一时疏忽，报社应动点脑筋提醒一下。１９５７年底因此事对他进行过批判，但未戴“右派”帽子。１９５８年春夏之交，把上述三条简化为“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肃反成绩不是主要的”，“说毛主席有错误”。１９５８年６月正式定为“右派”，本淳不服，不断申诉，１９６０年３月得到平反。

　　总理听到这里，站起来，让我喝点水，他也喝了口水，然后对我说，我们都姓周，你了解你的家史吗？

　　四

　　我说，少年时期，常听母亲讲家史。她说，我的祖先兄弟两人，原住江西省的瓦砾坝，以烧窑为业，我的祖先是老大，后来迁至安徽省合肥县的西乡，老二迁往江苏省淮安县。以后天下大乱，失掉联系。家谱的辈分一共２０个字：国有文方盛，家行孝本先，典章从法守，礼乐在心传。肥西周姓有九族，同姓不同宗，我们叫山周，老大迁到肥西后世代务农，兼开油坊榨油。国字辈、有字辈都住在油坊中。

　　盛字辈正当太平天国时期，地方兴办团练。老祖宗有六子，老大、老二本分务农，我的高祖盛华公行三，武艺特棒，在乡办团练。老四盛波、老五盛传跟着干。当时住在罗坝圩。一次，老四、老五带队伍去外地活动，盛华公独自留守，因麻痹大意，遭仇家偷袭遇害。老四、老五带队伍回来后报了仇。这支队伍后来成为淮军四大主力的盛军。（另三大主力为鼎“潘鼎新”、铭“刘铭传”、树“张树声”。）老四、老五都积功至提督（武官一品），盛波赐谥刚敏，盛传赐谥武壮。《清史稿》和《中兴将帅别传》里都有传，传里都特别提到盛华公的首创之功。周氏成为肥西望族后，特别奏请朝廷在合肥建专祠奉祀盛华公，称老周公祠。

　　我的曾祖名家宽，曾在他叔父盛波军中当基层军官，３０岁时病死，家政由曾祖母主持，在盛波的大力支持下，于肥西烧麦岗附近的康湾圩置田产，并筑了一个很大的土圩子，周长好几百米，挖有很深的壕沟。

　　祖父行成住东头，二叔祖行箴住西头，各成院落。中间几进高大瓦房曾祖母住，称大堂屋。祖父习武，二叔祖习文。祖父做过一任知县，任满在南京候补时病故。

　　我出生时祖父母都已过世，祖父有三个儿子，大伯孝楣，原来在保定清江武备学堂习武，与蒋介石同班。毕业前一年，家门口一位同学因跳马坑摔死，曾祖母担心长孙出事，找关系花银子把孙子赎回家。曾祖母去世后，按祖制，大伯父继承家业，住大堂屋，并分得田产的一半约２０００亩，二伯父和我父亲各分得田产约１０００亩。大伯父不出外谋事，一时兴起，开起牛行，完全依赖别人，家产慢慢赔光了。

　　二伯父孝椿，南京高等师范毕业，在我们家族中是第一个大学毕业生，但毕业后不务正业，迷上斗蟋蟀，家产都为此消耗了。二伯母生有一子一女，儿子叫本固，聪明能干，父母都非常溺爱。曾在合肥读六中实小，毕业后未继续升学。适逢国民党军教导总队招生，他被录取到南京当兵。抗战初期，南京沦陷，他跑回家。

　　五

　　总理与我一直亲切交谈，我觉得像在与一位朋友谈家常，亲切自然。直到值班秘书进来提醒总理，说还有几个重要文件等他审批，我立刻站起来，看看表，不知不觉已谈了近三个小时。

　　我对总理说，总理这么忙，我却占用了总理这么长的时间，实在是不好意思。总理说，这就不对了！除谈工作外，谈谈家事，你不是第一个。总理与他的办公厅主任、秘书、警卫员等都交谈过，有的还不止一次。但谈这么长时间却是第一次。总理还说，这样的交谈对互相增进了解很有好处，也是领导干部必须做的工作，对自己、对下属都有好处。希望我也要注意这点，经常与周围的人交谈。我说，我以前经常做一些家访，今后一定按照总理的指示去做。然后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其实总理和我都知道我们的亲属关系，只是都未挑明。一位知情的同志告诉我，总理的家谱也是２０个字，他只记得从总理祖父起五代的辈分是骏、贻、恩、秉、国。恩字辈与我父亲的孝字辈相当，总理比我父亲小五岁，应是我的堂叔。

　　总理与毛主席在长期革命生涯中，一直是相互支持，亲密合作的。但从１９５７年开始，毛主席急于求成，对总理实事求是的态度越来越不满意，多次严厉批评总理“右倾”。如果暴露了总理与我的亲属关系，我工作上出了差错，必将给总理增加麻烦。因此，我与少数几名亲友约定，闭口不谈此事，如有人问及，则坚决否认与总理有亲属关系。

　　１９７３年５月７日，我在驻希腊王国首任大使任上，因误赴同我国并无外交关系的以色列国庆招待会，发生了“雅典事件”，在外交界曾经轰动一时。在国务院召开的国务会议上，总理一反过去的和颜悦色，盛怒道：“美国出了‘水门事件’，中国也出了‘雅典事件’，‘雅典事件’主角姓周，真是周门不幸！”当时希腊副首相马卡雷左斯即将访华，按外交惯例，由使馆政务参赞申志伟陪同。“雅典事件”发生后，外交部直接用电话通知我立刻回国，调离外交部；申志伟同志留在大使馆主持工作。在马卡雷左斯访华过程中，总理明白了事情真相，约我长谈了一次。让我立即回雅典工作。

　　当时参加会议的李先念、方毅同志，会后分别问我与总理是何关系。我说只是工作关系，总理是江苏淮安人，我是安徽合肥人，相距遥远，仅在合肥西乡姓周的就有九族，同姓不同宗。他俩都问：“总理为何说‘周门不幸’呢？”我说：“大概是总理盛怒下的宣泄。”他们两位都是我的老上级，长期以来，我在工作上遇到疑难问题，总是向他们请教，他们问我情况，我也知无不言，从无保留，所以他们认可了我的解释。这是我一生中对他俩说的唯一假话。

　　１９７６年１月８日晨，周总理不幸病逝。我当时任驻阿尔及利亚大使。１月１９日，写了一首痛悼总理的七言绝句：曾经教诲萦回久，无限哀思遣却难。景仰高山勤六学，余生尽力效登攀。

　　我认为，总理大才大德，功业辉煌，献身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深得全国人民的尊敬；在国际上也享有盛誉。向总理学习，才是自己的终生任务，个人的亲属关系是微不足道的。
来源：《党史博览》    （责任编辑：刘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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