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樵：我曾经是红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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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是红卫兵（一）造反有理



一位博友的赠言：




        看完你的连载很感概，你没愧对自己的良心，用事实回放了那一段现在年轻人所不知的事实。但愿这种事情再也不会发生这种日子再也不会再现。














         我曾经是红卫兵（一）造反有理









       安徽省的定远县曾是新四军的根据地，当地人民为抗日战争做出过极大的贡献与牺牲，每十户原居民至少有一家挂着烈士牌。毛泽东折腾“大跃进”，这个小小的贫困县竟被饿死了几十万人，很多村子甚至死绝。安徽省委书记李葆华利用这里大量的无人区创办了十八岗农垦学校，我那时是这个学校石塘湖分校的中技班学生，我的同学们都来自淮南市、合肥市、芜湖市、无为县、亳县等等地方。




       石塘湖的周边，原有十几个自然村几千口人，大饥馑过去以后，总共只剩下六十口人，最后并成一个村，叫“良园村”。1966年夏，我们在“良园村”和农民搞“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突然大家接到通知，叫立即返校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返校以后首先是“学习”《人民日报》、《安徽日报》上面登载的毛主席畅游长江三十一华里。接下来是学习《我的一张大字报》，以及接二连三的“最高指示”：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您们的。你们年轻人朝气蓬勃，就象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简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没有人知道“伟大领袖”的葫芦里究竟装了什么药。









        石塘湖位于荒野之中，几乎与世隔绝，同学们无法知道外界的消息。9月初，一个芜湖籍的外号叫“老鼠嘴”的同学探亲返校后，带来了 8月27日合肥工业大学的红卫兵向安徽省委造反、砸掉了省政府的消息。接着，造反的消息越来越多，回城探听消息的人也越来越多。从总校到各分校，大家还开始了串联。再接下来，学生中的造反组织如同雨后春笋般地成立起来。有的叫“卫东彪”司令部，有的叫“红色恐怖大军”，有的叫“血战到底兵团”，我参加的组织叫“八二七革命造反兵团”，给自己起了一个战斗的名字，叫：烈焰。就这样，我的胳膊上有了一箍红袖章，上面印着“红卫兵”三个字。司令告诉我，这字，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写的。




       一开始的时候是“扫四旧”（下节详述），扫罢“四旧”，大家开始斗争老师。老师们互相暗中揭发检举：某某家庭是地主，某某父亲是反革命，某某人曾经被打过右派……同学们循着这样的揭发检举，把老师中的“牛、鬼、蛇、神”一个个揪出来，给他们挂牌子、狠狠批斗。




        学校有个医务室，只有一个校医，文质彬彬、慈眉善目，平时大家都喜欢他。有人说他曾经与小姨子搞“腐化”，红卫兵们便准备整他。他得到消息，就在准备批斗他的前一天，吃了一瓶安眠药，并喝了半瓶医用酒精，死了。




        斗够了这些人，大家开始寻找 “现行反革命”，没有“现行反革命”大家就制造出来。学校政工组组长是个老兵油子出身，自认为根子正、底子红，牛B烘烘，盛气凌人，动辄“老子打过上甘岭”、“我枪毙你！” 平时满口脏话，“他妈的”成天挂在嘴上。大家努力回忆，有一天他曾经说：“毛主席他妈的身体就是好！”由此，他被定性为：“恶毒谩骂、攻击伟大领袖，罪大恶极，应该肃清流毒，再扭送公检法，判处死刑。”




        政工组组长也是在准备批斗他的前一天得到消息，他没有安眠药吃，只好选择了“畏罪潜逃”



我曾经是红卫兵(二)：抄  家









        秋天，我们到朱湾镇“扫四旧”。那是一个明、清时期形成的古典的乡村小镇，文化氛围厚重，且在抗日战争中小有名气。我们打着“毛泽东思想光芒万丈”的旗帜到了那里，把那里的东西扫荡一空，旧书、古董、古物，能烧的烧掉，能砸的砸毁，连旧屋的飞檐、门口的石狮子、铺路的古碑都给彻底的拆毁、砸碎。一个老人面对十分辛苦的我们慨然叹谓：“你们红卫兵真厉害，连日本鬼子没有破坏的东西都被你们给捣毁了！”




        就像八国联军进北京有人带路一样，镇上也有热心人给我们带路，告诉我们谁家有宣传迷信的《封神演义》，谁家有蟒龙蟠柱的八仙桌，谁家有皇帝赐给的牌匾，谁家有刺绣龙凤图案的被面子。这，在当时就属于“封、资、修”的东西，都是“四旧”，都是绝对应该夷灭的。最后，我们被两、三个“带路党”引导到镇子边缘一个地主家。一个40来岁的“带路党”说，这家地主是“恶霸大地主”，根子特别硬，“土改”、“镇反”的时候都有人保护他，因此没有吃过亏。




        红卫兵与“带路党”把老地主家的男男女女全部弄到一个菜地的粪窖旁边看管起来，不分成年、幼年一律叫跪在地上。其中一个小女孩，只有六、七岁，跪在地上一面惊恐地哭，一面尿着裤子，一个15岁的女同学觉得好玩，一面掩口偷笑一面照屁股踢了她一脚。然后，大家抄了老地主的家。所有的墙壁都被敲打过——搜寻可能存在的“变天账”，所有的宅基地面都用铁钎子捅探过——搜寻可能藏匿的浮财，即元宝、珍珠一类。结果是什么异常都没有发现。最后，一口储放在柴火房里的棺材被打开，大家发现棺材底部有28个铜钱和一枚银元摆在那里。




        28个铜钱都是明朝、清朝的天圆地方钱，平时谁家都有，女同学的毽子就是这玩意做的。铜钱的问题不值得追究，可以追究的是那枚银元，因为银元上的头像是孙中山！




        我们的领队是文化教员张某，大家都叫她“张老师”，是个22岁的当地女人，“红色家庭出身”，上过师范，此时臂戴“红色教工”袖章，颐指气使，表现很张扬。但是我们之中有一个无为籍的男同学比她更加嚣张，总是每个行动冲在前面，砸东西、打人总是最先下手，而且下手特别重、特别狠。这个人18岁，姓徐，外号叫“癞大牯子”。“癞大牯子”是皖南方言，“癞蛤蟆”的意思。




       “癞蛤蟆”掂着孙中山的头像说：“这就是地主阶级妄图变天的铁证！孙中山是他们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反动派的老祖宗、总代表，他竟敢在棺材里收藏着这个银元，除了希望孙中山活回来，希望变天，还有别的解释吗？！”




        接下来就是搜寻“老地主”。所谓的“老地主”，其实是一个80多岁的老人，白白胖胖，满头银发，一身黑布衣衫，裤脚口打着绑腿，脚穿黑色布鞋、白色布袜，打扮得很精悍。见红卫兵闯进他家的客堂，老人这才慌忙提着藤杖从厢房里迎出，颤颤巍巍地连声说：“恕老朽失礼、老朽失礼。”




      “癞蛤蟆”冲老人喝问道：“你就是老地主吗？”




        老人没有直接回答“癞大牯子”的喝问，只是一手柱住藤杖，一手指指中堂，对“癞蛤蟆”说：“革命小将先别动怒，请看看……”




        中堂供着当前时兴的“毛泽东思想大课堂”，即“红宝书”、毛的标准照、毛的石膏像，有几行描金大楷：敬祝我们伟大的……伟大的……伟大的……伟大的……最最敬爱的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再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身体健康！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癞蛤蟆”一声冷笑，开口就骂：“狗地主、王八蛋，毛泽东思想大课堂’都是革命群众搞的，你一个地主分子有什么资格搞？！”




         老人谦卑地弯腰再三，又指指“大课堂”旁边，对刚刚挤上前的张老师说：“这位是老师吧，请您看看……”




        “大课堂”旁边，有两块“光荣烈属”的匾额，还有一张奖状一样的旧纸，小字、印章都已模糊，但是中间的字迹还很清楚，写的是“开明绅士”。




        老人说：“我是地主成分不错，但是我家也是烈属。我的大儿子是新四军的连长，民国31年牺牲的，二儿子牺牲在朝鲜，也是连长，他们都是共产党员。陈毅元帅到我家来过，这张“开明绅士”荣誉状就是他亲笔写的。”




         张老师走上前去辨认荣誉状上的小字、印章，“癞蛤蟆”却在一旁解下了自己腰间的苏联军用皮带，攥在手里，用皮带戟指着老人咆哮道：“狗地主，陈毅是反毛主席的跳梁小丑、反革命野心家，已经打倒了，拿他当稻草救不了你的狗命！我现在审问你：为什么在棺材里放28个‘封资修’的铜钱，为什么放一个印有孙中山狗头的银元？”




         老人依然谦卑地弯腰再三，低眉顺眼地说：“28个铜钱是垫棺材底的，28宿，老辈人都是这样做的。那块银元是噙口钱，留我死了以后搁在嘴里，到阎王殿的时候孝敬阎王的——这都是解放前封建脑筋，我60大寿的时候备下的。”




         “癞蛤蟆”用皮带抵一抵老人的鼻子，一边冷笑一边骂：“×你妈，什么阎王不阎王？纯粹‘封资修’的那一套！你妈个×的，解放前你就‘60大寿’了，那你现在多大年纪？我们贫下中农活到50岁的都很少，你他妈地怎么能活这么大？你这个老不死的杂种！”




        老人被这种漫无理由、伤天害理的羞辱激红了面颊，据理抗争道：“我活到这么大是我祖上积的德，我自己修的德！我说你这个红卫兵，你怎么能这样对待一个80多岁的老年人？过去活到80岁皇上还要请去喝酒呢，何况我也是共产党的功臣？当年抗日战争时期，我给新四军送猪送羊，送粮食，送柴火，送去我的亲生儿子……”




        “去你妈个×！”“癞蛤蟆”一脚踹倒老人，抡开皮带就打，一面骂着“×你妈，你个狗地主剥削穷人，还敢这么猖狂？！”




          张老师可能出于一时内心不忍，本能的伸出胳膊阻挡了一下“癞蛤蟆”。老人乘势爬了起来，双手柱着藤杖，把身体靠在墙上,全身剧烈地颤抖着，对天悲鸣道：“九九归一、九九归一，苍天啊，我今年整整九九八十一岁，是不是要收我走了？你要是有灵，就快一点吧！”




        老人昏花的老眼里充满了泪光，但是却在烁动着如火的怒意。“癞蛤蟆”被老人的眼神所激怒，跳起来兜头一皮带打了下去，一边打一边恶骂，接着又打了第二皮带，第三皮带……紫色的血从老人的银发间、眼眶边渗出。很多人紧张得握紧了拳头，木然地围观着，但是没有上前劝阻“癞蛤蟆”。不知道抽了多少皮带，老人的身子才倏然一软，昏死在地。




         张老师推了一下“癞蛤蟆”的胳膊肘，对他说：“好了，别打了，现在大家接着扫‘四旧’吧，看能不能搜出‘变天账’。”




       “癞蛤蟆”在老人的腿上踢了一脚，依然吼叫道：“不行，必须叫他把‘变天账’交出来！不交，活活打死！把他家所有的孝子贤孙都打死，斩草除根，一个不留，这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的！”




         同学中有个17岁的女同学，亳县人，因为有狐臭，平时被大家叫作“臭鸭蛋”，此时突然冲过去抓住老地主的头发，一边摇撼一边大叫：“日你妈的×，老地主，快把‘变天账’交出来，不要装死！”




         有人喊出了口号，叫大家向“癞蛤蟆”、 “臭鸭蛋”学习，于是，更多的同学冲上前去，参与殴打、折磨老人……老人始终没有动静，最后，鲜血从老人的鼻孔、嘴里喷涌而出，他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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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是红卫兵(三)：天赋与天贼









        在农校，有个同年级的同学，亳州人，19岁，名叫窦麦国。 这个人身高不过 1米5，螃蟹脸，长相特别像电影〈平原游击队〉里的松井队长，尤其眼睛最神似。此人非常地歹毒，他平时不敢与大个子的同学交往，却专挑矮个子、年龄小的同学欺负。与人“闹着玩”，专捡最痛的穴位下手，一拳下去，叫你痛苦好大一阵子。我也吃过他的亏，不过我从小练武，懂得门道，当时就报复了他，他因此耿耿于怀。




        在还没有“造反”的时候，有一天他抓了一些泥鳅，杀的时候，泥鳅的头被他割下来，丢在地上依然张嘴挣扎。我看了，心有不忍，脱口说了一句：“你是刽子手！”




        当即他便检举了我，晚上政工老师就在年级里召开了“帮助会”，我被罚站在100多位同学中央，接受“帮助”，即是批斗。他大跳大叫地说，他家从他爷爷起就是讨饭的，几辈子“无产阶级”，被我“恶毒攻击、诬蔑”为“刽子手”，非常愤怒，呼吁大家一起与我展开“你死我活的斗争”。所幸的是，他平时得罪多多、声名狼藉，而我却是一个从来不会伤害同学的人。因此批斗会很少有人发言，主持批斗会的政工老师只好叫我以后说话注意一点，未作任何结论，便不了了之。




        大造反开始，“八二七革命造反兵团”的“司令”也是19岁，平时很喜欢我，第一时间就让我参加他的组织，并且委托我参与初期组建工作。15岁的我，一个迷你型的红卫兵，一下子就红了起来。




        窦麦国谁都看不起，当然绝对不会参加别人的组织。他自己成立了一个“天翻地覆革命造反兵团”，因为以往人际关系处于0点，始终没有发展到一个成员。当是时也，造反派头目都必须有一些异乎常人的举动，或是批斗某个牛、鬼、蛇、神、黑帮、走资派，或是贴大字报。窦麦国一个“光竿司令”，当然没有能力主持召开批斗会，于是他贴出了一张大字报。




        大字报的原意是说，几千年出了一个伟大的领袖毛泽东，毛泽东从诞生的时候起就懂得革命道理，十几岁就敢造自己亲生父亲的反；毛泽东是革命之神，上天降生毛泽东，就是要他来领导中国的革命，乃至全世界的革命的。文章的题目本来是〈毛泽东的革命天赋〉，却不料却被窦麦国写成了〈毛泽东的革命天贼〉。




        天老爷，竟然有人敢说“红太阳”是“天生的贼”！问题发现之后，红卫兵们哗然起来，火爆起来，当即组成了“窦麦国现行反革命专案组”。




        这一天窦麦国贴了他的〈毛泽东的革命天贼〉以后，便到野地的泥塘里抓泥鳅去了，我和几个同龄的同学跑着玩儿，发现了他。他一见到我们开口就骂：“你几个狗J巴日的小孩蛋子，看你爷爷逮了多少啦！”




        我们之中有女同学，他竟是全然不顾。其他同学怵他，不敢言声，唯独我还了嘴：“你才是狗J巴日的呢，全校的红卫兵都在逮你呢，你这个狗J巴日的现行反革命！”




       他做出即将猛扑状，凶神恶煞地吼叫道：“你是不是现在就想死？！”




       我说：“什么叫‘革命天贼’？你侮辱伟大领袖，罪该万死！”




        一个女同学插嘴道：“你的大字报的题目是〈毛泽东的革命天贼〉，大家都在逮你呢！”




        窦麦国愣怔了几秒钟，泥鳅也顾不得拿了，象一只被狗追赶的兔子疯狂地向学校跑去。然而，一切都为时已晚。他跑到学校，赶紧撕掉了自己的那张大字报，“窦麦国现行反革命专案组”的同学也赶到了，抓获了他，把他捆了起来。




        晚上，大家点亮了马灯，召开了“现场批斗会”，勒令窦麦国老老实实交代“罪行”。窦麦国哝唧着说：“俺是社会青年走后门招来的，没上过中学，不认识多少字。这大字报是从定远县城里抄来的，谁知道天赋和天贼不一样……”




        轮到我发言的时候，我说：“这家伙本来就是反革命，大家看他的名字：窦麦国，都出卖祖国的意思！”




         有人吼道：“×他妈，只有他个B养的卖国！！！”




        有人冲过去，对窦麦国拳打脚踢，转瞬间，窦麦国的螃蟹脸青了、紫了、肿了、变形了、出血了。窦麦国大哭：“俺出世的时候，俺爸做卖锅的生意，因此给俺起了一个‘买锅’的名字，意思是叫人家都买俺家的锅。后来上学报名，老师嫌俺的名字土，他给俺改的……”




        说这些鸟用没有，我们给他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天天斗他、揍他，收拾够了，送给了定远县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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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是红卫兵(四)：我的女同学“知了”








      我们班里有个淮北籍的女同学，因为她的性情过分地奔放、开朗，总是尖着嗓子不停地大声说话、大声笑、大声叫，同学们便给她起了一个带有嘲讽意味的外号——“知了”。她长得不是太漂亮，大眼睛、大嘴巴，脸型偏长。她的身体非常棒，一米六几的高挑身段，结结实实的肢体。她经常和学校里的男孩子掰手腕，而且经常能赢。她的乳房离格地丰满，但是她从来不束胸，夏天又喜欢穿紧身的白衬衫，走起路来连跑带颠的时候，她的整个胸部几乎在飞舞，引得某些男教师和大龄的男同学傻了眼地看。


         “知了”和另一个淮北籍姓郎的大龄男同学不共戴天。姓郎的脑袋尖窄，加之为人不善，“知了”就给了他一个“尖头狼”的外号。“尖头狼”也经常在同学里面宣讲“知了”风骚而且“差心眼”的故事。实际上“知了”人格透明，为人正直、热烈，待人热情、诚恳，平时喜欢帮助年龄较小的同学，但是往往男同学优先，长相好看一些的男同学更优先。





      第一次与她接触，记得是我坐在寝室门口的土台上看《金陵春梦》，她先是凑在我身后弯下腰来看，后来把两个胳臂架在我的肩膀看。再后来，她干脆搂住了我看。她的柔软而富有弹性的乳房紧贴在我的后背上，我甚至可以感觉她的心在有力地跳动。我有些不自在，晃动着脊背对她嘟哝道：“你……这样好难为情。”


      “知了”照头拍了我一巴掌，说：“什么难为情？你一个小屁孩！你是我的小弟，我是你的大姐，搂搂你怎么了呀？”


      大造反之前，那个外号叫“老鼠嘴”的同学总是欺负我。


      有一次星期天，我在校外的野水塘抓了一些鱼，“知了”看见，高兴得手舞足蹈、嘎嘎大笑，忙碌着帮我把鱼儿打理干净。我和她找来柴火，把洗脸盆架到砖头上，然后燃火煮鱼。鱼熟的时候，“知了”到食堂借勺子去了，“老鼠嘴”过来，用筷子夹起几条大鱼只管吃。我说了他几句，他竟然暴怒起来，踢翻了煮鱼的盆。我那时已经是一个小亡命徒，当然不会饶过他，扑上去就是拳打脚踢。


      正当我舍命地与“老鼠嘴”血战的时候，“知了”赶到了。“知了”看到灰烬中倒扣过来的鱼盆，激愤地尖叫着，甩起手中的铜勺，照准“老鼠嘴”的脸给了一下。这一下，竟把“老鼠嘴”的上下四颗门牙全打掉了，顿时满面流红。事情闹的太大了，班主任当天就为“知了”开了“帮助会”，我当然是陪斗者。从这以后，同学们改称“老鼠嘴”为“豁嘴老鼠”





      时下正在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学习《毛选》，学校组织了宣传队，我们班由“知了”主导，出了一个“忆苦思甜”的“活报剧”的节目。剧情的内容是应着“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的歌声，展现地主及狗腿子是怎样欺凌、摧残“贫下中农”的情景。“知了”在剧情里演挨打的贫苦老妈妈，我在剧情里演用皮鞭抽打贫苦老妈妈的地主狗腿子。


      节目被选中了，那天我们到附近村镇巡演。演出前，“知了”亲自帮我化装，先给我打了一个白底，然后点上了大麻子，她左端详右端详，自己恶作剧地笑得蹲到了地上。演出时，我由于紧张慌乱，有一鞭子真的抽到她的身上。她可能很疼，轻声骂了一句：“该死的！”


      步行返回学校的的时候，在长满蒿草的原野小路上，“知了”因为“腿疼”（后来她告诉我，其实是来“例假”。笑：我一直弄不懂什么叫“例假”，也不敢问，直到后来结婚的时候才从自己的妻子那里搞明白）拉在大家后面，叫我等下来陪着她。她埋怨我真的抽了她一鞭子，我向她道了歉，要把鞭子递向她，请她随便抽我几下。“知了”却突然冲动起来，紧紧搂住我，把我的脸淹没在她深深的乳沟里，然后捧起我的脸，电光石火般地地亲了一口，嘴里嚷嚷道：“你这个小冤家，早生几年该有多好！”


      “知了”告诉我，她的父母都是一家工厂的老工人，她上面有五个哥哥，只有她一个是女孩。“知了”还说，她在家里很受哥哥们宠爱，因此她特别喜欢男孩子，更希望有个比她小一点的男孩子，但是她的母亲年纪大了，不能再生孩子了。她说，她就是喜欢我，早已把我当成了亲弟弟。她知道“尖头狼”对她的无耻诽谤。她告诉我：“尖头狼”是个坏蛋，是个流氓，一直对她不怀好意，并且对她动过手，被她照裤裆狠狠踢了一脚，趴了十几天。





      不知不觉，“文革”袭来。





      学校搭建了一个很大的席棚，平时让大家在里面吃饭，有时也在里面开会、搞学习活动。席棚里照例贴了一张毛泽东的画像。有一天起了暴风雨，席棚垮塌下来。当时大家都在寝室排戏，“尖头狼”突然一边往外跑一边大叫：“赶快去抢救毛主席像！”


      很多人都跟了去，“知了”却拦下了一些人，说：“毛主席像也是纸张印刷的，下这么大的雨，又塌了棚子，肯定已经烂了，抢救出来又有什么用呢？”


      “知了”说过这样的话第三天就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那一天，学校召开了全校大会。“知了”被五花大绑押上台， 指头粗的麻绳在她丰满的胸脯上打成一个“×”花，勒的很深很深。“尖头狼”、“老鼠嘴”等人抓住她的头发，把她压得跪在地上，给她戴上了黑牌子，和一米多高的“牛鬼蛇神”的帽子，然后轮番揭发她、批判她。


       开过批斗大会，学校腾出一间空房做了临时监狱，“知了”被关了进去。接下来进入了“大串联”阶段，大家纷纷自组串联队到北京串联。我也参加了一个串联队，就在我们准备离校的时候，“知了”出事了。


      当时校园人少，“知了”的牢房已经没人看守。一天夜半，“尖头狼”摸了进去，用木棍打昏了“知了”，用绳子反捆了她的双手。她不久就清醒过来，发现“尖头狼”正在她身上折腾，她一口咬下了“尖头狼”的一片嘴唇，并踹了他一脚，“尖头狼”抓起自己的衣服跑掉了。“知了”挣扎到女寝室门口，依然被反绑着双手，赤裸着下身并流着血。女寝室里此时只有一两个年龄稍小的女生，见状只管惊恐地哭嚎。我们男寝室里的人以为是女寝室进了狼，大家赶紧抄起一些农具跑过去，一看“知了”的光景，知道她遇上了不测。


      我们给“知了”解了绳索，然后退出门外，由两个女同学给她弄热水擦洗身体、穿上衣服。“知了”把我叫进去，她半躺在床上，脸上的表情出奇地安详，没有哭过的痕迹，只说她很饿，能不能弄点吃的来。其他一些在校的老师和同学也闻讯赶来，其中有给食堂帮厨的，很快就弄来了吃的东西。“知了”吃完东西，把刚才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大家。大家群情激愤，在一位男老师的带领下，立即组成十几个人的抓捕队，并马上开始了行动。但是为时已晚，有一个农工老师说，半个小时前，“尖头狼”开着学校仅有的一台手扶拖拉机跑掉了。





      次日上午，我们的串联队要出发了。听那两个女同学说，昨夜男同学走了以后，“知了”在被窝里放声痛哭，哭了很久。此时，“知了”红肿着眼睛过来送我，要我离开大家几步，她要和我单独说话。


      我说：“您不要太伤心。我串联结束以后要回老家看望奶奶，就不再回校了。”


      “知了”说：“小弟是个好人，真的还想搂楼你、亲亲你，可是我现在成了一个肮脏的女人，不敢把小弟也带脏了，我不配沾你了。”


      我无言。


        “知了”又说：“姑奶奶我18年的贞节就这样被毁掉了，我不怕见不得人，可是以后我怎么嫁人？谁还会娶一个被畜生玷污过的女人？我这一辈子完了。我也不会呆在这里，我马上就回淮北，我要找到‘尖头狼’，杀掉他全家，亲手割掉他的骚根给狗吃！”


      我依然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只是看到“知了”凄苦地笑了笑，对我扬扬手。最后说：“走吧。以后要记住我，记住大姐以前的样子。”


      1967年，十八岗农垦学校宣布解体，夏天的时候全国各地进入全面武斗阶段。我到学校去办理户口迁移手续，遇上了“老鼠嘴”。“老鼠嘴”已经镶了金牙，他正在那里滔滔不绝地向别人宣讲他所听到的“知了”的最新消息：


      “知了”回家以后就参加了当地的造反派组织，并成了武斗组织的大头领。她腰挎双抢，威风凛凛，身边成天跟着十几个长相英俊、身体魁梧的男保镖——都是她的情人。“知了”抓住了“尖头狼”，把他吊起来，用驳壳枪打他的下身，直到一梭子子弹打光，打得稀巴烂。处死“尖头狼”以后没过几天，“知了”遇上了刺客，一枪打中了她的心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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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是红卫兵（五）：1966年的奇遇





      1966年9月底，全国各地开始了步行“大串联”，农垦学校里的“红卫兵”也组织了一支步行串联队，15岁的我也在其中，算是最小的“造反派”。大家背着背包，打着红旗，捧着“红宝书”，就这么一路高唱着“红军不怕远征难”和“语录歌”、“造反歌”上路了。第一天搞了“强行军”，走了60里路。傍晚，串联队进入一个名叫“王家小圩”的村庄。本来是投宿的，草草地吃了一点干粮，喝了一些井水以后，队长他们却要“每过一个地方必须关心那里的运动情况，要宣传毛泽东思想，要宣传文化大革命”，然后找村里的“造反派”交流“革命经验”去了。


      我年龄太小，经受不了长途跋涉的苦，就在临时接待站——生产队的社屋里睡倒了。脚板象火烧，而且钻心的疼，心里一想家，禁不住光想哭泣。刚才那位为“串联队”打井水的老年人走了进来，给我送来一木盆热水。


      “小红卫兵……”老年人小心翼翼地招呼着我，脸上布满了怜惜的表情，憨厚地微笑着，对我说，“用热水洗洗脚，可以解乏的。”


       他大约有七十多岁，但是身体很结实，并无老态龙钟的样子。因此我对他说：“谢谢您，老爷爷。”


       老年人突然就象有人约他作贼似的，慌忙向外面张望了一番，哈下腰，凑近我的耳朵，悄声说：“可不要谢我，‘革命群众’罚我来侍候你们的，这是我应该做的。也千万不要叫我‘老爷爷’，我是坏蛋！”


       我当时十分惊讶：“您……你怎么会是坏蛋呢？”


       老年人说：“因为我爸爸是坏蛋。”


      “你爸爸？你还有爸爸？” 我更加惊讶了。


      老年人还是憨厚地微笑着，对我说：“我家老爷子叫王吟章，今年整整一百岁了——这边方圆几十里的人没有人叫他的名字，都叫他‘老不死的’、‘老坏蛋’！满清的时候当过管带，袁世凯的时候当过军阀。老蒋的时候，因为不愿意打红军，又做了和尚。我排行老五——总是快嘴爱说话，人家都叫我‘傻五’，前面四个哥哥都死了——如果不死，我大哥该有八十岁了。人家说，他们都是被老爷子熬死的，嘿嘿，还没把我熬死哩。‘革命群众’说老爷子镇压过义和团，双手沾满人民的鲜血，当然是大坏蛋。我享过老爷子的福，所以是小坏蛋——七十一岁的小坏蛋，嘿嘿嘿！”


      这种时候，中国人的寿命普遍低。特别是“三年自然灾害”以后，贫困的乡村间五十五岁以上的老人已几乎一扫而光。七十岁的老人非常罕见，听一个七十一岁的老人说他的父亲，我的好奇心一下被勾了起来，三两下便洗好了脚——脚也不感到疼了，换上干净鞋拉上傻五要去看看。





      傻五的家住在村子的最西边。一所小院，有三间一字摆开的青砖做基础的土坯房。院子里，一侧放着两只水缸，还有一些练功用的东西，有一副石担(即现在所谓“举重器”，用石盘做的)、一大一小两个石锁。另一侧是羊圈，养着几只奶羊。傻五说，就是奶羊救了他和老爷子的命，“闹歉年”的时候，缺了粮食，他们就喝羊奶。


      是时残阳将没，只见土坯房的门框上白纸黑字地帖着这样一幅对联：屠杀义和团坏事做尽，假冒念经人老而不死！横批是：王吟章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傻五见我注意那些字，便嘿嘿地赔笑道：“前清的时候，这义和团叫做‘拳匪’，这咱儿说是‘革命’的了。”


      说着话已经进入堂屋，‘老不死的’王吟章正在那里打坐，见到我进来，脸上微微一笑，算是打了招呼。他是一个容貌威严，微胖而白净面皮的人，须发极短，显然剃过不久，天灵盖上的戒疤十分明显。从仪容上看，他根本不像百岁的老人，看上去比傻五大不了多少。


       我虔诚而恭敬地问候道：“老人家，您好。”


       端然正坐、双目微闭的老人猛然露出惊讶的目光，随即双手合十，稽首道：“阿弥陀佛！”


       傻五说：“呵呵，快二十年了，我家老爷子第一次听到有人称呼他‘老人家’，对他说‘你好’。”


       在客厅的正堂上，我没有看到时下家家都要张贴的MZD的标准像，倒是看见了一块匾额，上面写着：“红军的朋友，永葆平安！”落款是“朱德——中华民国二十三年” 。


      傻五指着那些字介绍说：“这是朱总司令朱德亲笔写的字，送给我家老爷子的。民国二十三年我们的队伍在江西打仗，参加‘剿共’，我那时也在军中给老爷子当马弁，亲眼看到‘朱毛队伍’被打散了。朱德的队伍从我们驻防的地方过，我家老爷子与他见面，表示愿意网开一面放了他们。朱总司令感激不尽。老爷子对他说：‘天不灭朱毛，朱毛何必由我灭之？老朽知道天机，不消二十年，天下必属朱毛，不知到了那个时候，将军能不能也网开一面饶了我的子孙？’ 朱总司令发誓说：‘忘恩负义，天诛地灭！’当即写了这九个大字！ 那时老爷子都快70岁了，早就不想干了。此后，老爷子便辞了军职，出家修行做了和尚。‘解放’后庙被扒掉了，只好在家修行。”


      朱德赠匾的旁边有个解放军军官像，镶着黑边。傻五又说：“这是我的大儿子，以前是国军的一个团长，‘起义’到这边来了，在朝鲜阵亡了。”


      由于自家父亲也是类似情况，我对国家的优抚政策知道一点，便说：“原来你们家是烈属，应该受到保护的呀！”


      王吟章冷冷一笑：“后生所言最是，但是谁来实行保护？”


      傻五说：“老爷子说过的：‘灾星既现，在劫难逃’，这一回我们都在劫！”


      王吟章向傻五丢了一瞥，对我说：“我家五儿贫嘴，后生请勿见笑。”


      我急忙摇头说：“不要紧、不要紧的。”


      王吟章又说：“自前清庚子年起，吾中华有百年变乱，而后方是太平盛世。后生美仪善目，风华正茂，以后必有无量寿福。五儿不便多说，后生也不便多听。我家不可久待，请后生善自珍重，回社屋安歇去吧。”


      恰在这时，我的一个“战友”找来了，说是队长说了，“晚汇报”的时间到了，叫我赶快回去。





   


       后话：


       1981年的时候，有一次我自带汽车到蚌埠出差给公家办事。办事的地点离那个村子还有三、四十公里，心里想起这一对传奇父子，忍不住还想过去看看，于是一拧方向盘就去了。


       到了“王家小圩”，村子似乎收缩了许多，所住的村民大多都不认识。最西边的王家小院、土坯房则不见了踪迹，变成了一片菜地。打听王家父子的事，年青人都说不知道。最后，总算找到了一个以前见过的中年人，从他那里了解了一些王家父子的情况。


      原来，我们的“串联队”走后，没有多久，朱德在中央受到攻击和批判，被骂做“老混蛋”的消息向全国弥漫传开。当地的造反派受到鼓舞，打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旗号抄了王吟章的家，把朱德赠给的牌匾当面砸烂，又烧成了灰。第二天，造反派们要拉百岁老人去游街、批斗，傻五自愿替代。造反派们不依，拉扯、殴打王吟章。王吟章打坐不动，身硬如铁，有人试试鼻息，才发现他已经死了。


      村中有的群众看不下去，央求造反派先把人埋了再说。造反派们终于网开一面，同意傻五先办丧事，而后接受游街、批斗。傻五用两只水缸把父亲的遗体扣在里面，掩埋了以后在坟前叩头，一头扎到地上，也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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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是红卫兵（六）：大串联，我在北京








     步行串联没有坚持一个星期就失败了，因为女同学们总会有人“腿疼”，实在是走不动，大家只好又返回了农校。11月上旬末，我们再次北上，不过这一次是到蚌埠坐火车。于是乎臂戴“八二七革命造反兵团”的袖章，兜里仅揣着一元钱的我，跟着学校的串联队伍来到京浦线最大的铁路交通枢纽——蚌埠火车站。


     时下正值串联高峰，成千上万名红卫兵在这里汇集成汹涌的人潮，我夹在其中，脚不沾地身不由己地随着人潮涌动，涌入站台，涌向天桥。这天桥是日军侵华时的旧物，木质结构，且已发朽。人上多了就摇摇晃晃，吱吱作响，偏偏那头的门又是琐住的，上去的人走不掉，这边的人还打着号子拼命往上涌，片刻工夫，桥上的人挤的爆满有人开始尖叫、嚎哭。当时我刚刚踩上这边的阶梯，猛见得那头的门轰然断裂，有数百人从断裂处翻滚坠落下去，形成一道人的瀑布，带着惨烈的哀号，桥下顿时堆起了一座人山。人潮停止了涌动，人们被自己制造的惨象吓呆了……


     这就是“文革”期间由于红卫兵大串联造成的全国最大的火车站惨案，现场摔死、压死十二人（多是豆蔻年华的少女，）重伤百人以上。有关方面紧急调来了红卫兵专列，十一月十三日，我们总算幸运地搭上了进京的火车。车厢里拥挤不堪，人们连挪脚的空隙都没有，行李架上也爬满了人，连厕所都被占据了。沉重的机车长啸三声。表示了对死难者的哀叹，而后艰难地启动起来。





     车轮在钢铁轨道的接口上上叩击出一声声钝响，灰色的城市缓缓后移，土墙草顶的农舍和一片荒凉的田野渐次映入人们的眼帘。在我们这节车厢里，一个大龄男子讲述了他参加抢救伤者的故事，有人或真或假地为之抽泣，但这表象的哀伤气氛只是短暂地浮现。眨眼功夫，年轻人的世界就活跃起来，有的人谈起他们造反的壮举，有的人则对着窗外大唱“锦绣河山美如画……”


     每节车厢有一个解放军战士管理，车上供应的面包八分钱可买一块，开水分文不取，生活没有多大问题，所以大家一路过得还算开心。由于车上的厕所无法使用，通往车门的过道也被过多的人堵死。在济南停车的时候一位年轻的女教师憋的实在受不了，就由她的学生们帮助从车窗爬出，到站台去找厕所。回来时刚到窗下，不巧火车突然启动，她急得跳起来大叫，学生们伸着手招呼她快点，她却不知所措，只顾张嘴大哭。火车行进的速度逐渐加快，最终把她丢在了那儿。一个头戴军帽的小子把脑袋伸出车窗欣赏女教师的不幸，一股风把他的军帽掀落下去，刮到路基上。


     “啊呀！啊呀呀！这是我哥刚从部队带回来的，正牌的军帽呀！”他痛心万分地捂头大叫，又探出手去无济于事地向空中乱抓着，车厢里为他爆发出一阵幸灾乐祸的哄笑。





     严重超载，并且一路上多次遭人拦截的专列直到十五日凌晨才到达永定门车站。迎接人们的是北京凛冽的寒气和几个冷漠傲岸的接待员，他们抱怨说，北京城里早已人满为患，国家应该下命令停止串联了。我们由当地的“联络员”引领着到了“工人体育馆”，在工人体育馆周折了一天，我和其他三百多人终于被安排到了顺义县的马家营。大卡车把我们送到目的地以后，一些军人对我们宣布实行军事化管理，给大家编了班，而后又组成排、连、营，从排长到营长皆由他们担任。


     我们住宿在老乡家里，在临时办起的食堂吃饭，一切都是免费的。每天，大家主要的事情就是按照军人的指令参加军事训练和入城接受检阅的演习，训练时军人们特别厉害，动不动就踢人屁股（当然，女性例外。年龄大约45岁的营长与两个连长都是个色鬼，眼神总是瞄准20岁上下的女红卫兵）。


     天气一天比一天冷，池塘全被冻住，老乡的孩子成群地在冰地上打陀螺。长江以南来的红卫兵大多吃不消这样的气温，几个广州来的大学生最可怜，每次早操他们总是抖作一团，嘴里咯咯咯地打着响牙，大家戏称他们是“电报员”。马家营的老乡颇为勤劳，每日清晨，他们把马车赶到路上，汇成长长的一串车队，然后打出响鞭向城里进发（去拆北京的城墙）。每当此时，节奏明快的马蹄声、清脆悦耳的马铃声就组合成一片美妙动人的交响，每当这声音伴随着车队渐渐远去的时候，我们之中总会有人意气风发地唱上一通“马儿哎，你慢些走，慢些走……”藉此宣泄心中的感动。





     受训期间，我们参观了附近的东郊机场，进城游览了天安门广场、颐和园，还去清华大学看了转抄的聂元梓的大字报。这时她已向“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开了火，但是刘少奇、邓小平尚未倒下，所以在她文章旁边，也有人贴出了与之意见对立的东西。大字报铺满了清华园。很多人带着干粮和水壶在那里长时间抄录。运动正当如火如荼，北京城里到处是造反派的旗帜和红卫兵的临时营盘，遍地垃圾粪便、污秽狼籍。所有的墙上都贴满了大字报和标语，有的地方嫌墙壁不够，还用芦席搭成一道道临时墙壁，专门用来扩大张贴。


     到处还会碰上散传单，作演讲的人，一个个激昂慷慨，甚至捶胸顿足，声泪俱下，所言之事无非是某某“走资派”如何不听M主席的话。XX部的一位部长级高官刚刚遭受不测之死。有一份贴在电线杆上的印刷品刊出了他肝脑涂地的照片。更多的印刷品“揭露”他的死因，一方说他“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死有余辜”，一方说他是忠于M主席的好干部，被坏人暗杀了。





     十一月二十五日凌晨，紧急集合在几分钟后完毕，大家列队在马家营的马路上。营长宣布：“今天上午，伟大领袖毛主席将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红卫兵大军！”


     “M主席万岁！”满天寒星的夜空回荡起阵阵欢呼，吓的四周树上的乌鸦一片“呱呱”惊噪。营长又强调了一条纪律：除了吃的和M主席像章，其他任何金属制品与硬物都不准携带，连钢笔也算在内（在力行阶级斗争的年代，认为这种东西也可能是伪装的手枪或炸弹）。排长对每个男子进行了搜身，没人对这种不信任表示反感，多是主动合作地接受检查。


     此后，大家急行军走到东直门内，等到天亮，又被军用卡车送到东长安街，在那里列队等候着。这时，与长安街相通的路口、巷口全部封锁，民警站在那里阻挡着行人。仍然不断有红卫兵的队伍开过去，排长告诉我们：这是到天安门广场等着接受检阅的，共有一百万人！他对几个近视眼说，待会儿走到天安门前，请注意站在主席像上方的就是毛主席本人。





     十一点后，安装在四面八方建筑物体上的无数个超级高音喇叭骤然传出沉雷滚动般的《东方红》乐曲，一个嘹亮、铿锵而又极端尖锐的语音亢奋地向人们宣告着什么。虽然听不清楚，但是所有的人都绷直了脊骨，队伍自动进入立正姿态。   


      随即，阅兵仪式开始了，我们十二个人列成纵队，相挽着胳膊一致地跨着大步向西走去。大家半举着红色的《M主席语录》不停挥动，一遍连一遍地齐声高喊着“M主席——万岁！” “M主席——万岁！” “M主席——万岁！”


     赭红色的天安门城墙让人感觉着沉重，远远望去，城楼上站满了身穿草绿色军装的人，一个挨挤着一个，只有城楼中心部位显得比较宽绰。一个脸膛宽大、肥胖伟岸的人独自站在那里，他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策划者、红卫兵们朝思慕盼的毛泽东 ，他满面红光地俯瞰着下方的人海，轻飘飘地挥了几下手，就惹得人们声嘶力竭地狂吼“万岁！”有的人甚至涕泪交流，几乎瘫倒下去。


     在毛泽东的左侧两米外，有一个身穿毛领军衣、头戴绒军帽、全身包裹严实的人，脸型消瘦，身材稍显单薄，他就是此时正在掌握国家的枪杆子，后来却成了第二个韦昌辉的林彪副主席。


     在毛泽东右侧，有一个人沉静庄重地和许多人站在一起，眼好的人说他就是周恩来。这个时候，人们并不知道就是他主持了红卫兵的进京接待工作，到目前天安门的接见活动已进行了八次，总数为一千万之众！


     接受检阅的队列在军人的控制下很快地走过了金水桥，准许停下来的时候已到达西长安街。


     领袖的身影早已远离视角，红卫兵们如梦方醒，有的唏嘘感慨，有的擦抹脸上的涕泪，有的则忘情地喊叫：我见到M主席啦！回头望去，天安门下仍是人海茫茫一片沸腾，一阵阵“万岁”的声浪依然排山倒海。有些人还想挤回去凑凑热闹，却被营长严令喝止。此后，我们有组织地撤离了长安街大道。


     回到马家营的第二天，营长对大家说：M主席接见过了，你们该回家了，要把主席的战略思想和首都的革命形势带到全国各地去，好好推动运动的发展。然后，一网兜馒头和一张车票就把大家打发了。


      我们在北京车站侯了四天才搭上回去的火车，回到蚌埠已进入了十二月份。这时，这里的造反派打死了人，有人在大街上抬尸游行，闹得一塌糊涂。在红卫兵接待站门口，我们看到一份国务院的通知，说是由于天冷，中央决定暂停串联，待到明年春天再考虑恢复这一意义深远的革命活动。据此，接待站也贴出了关门告示。此刻的我，北京的馒头已经吃完，兜里的钱只剩下两个一分硬币，不回家再没有别的办法，于是我只好爬上了淮南线的煤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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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是红卫兵（七）：乡村批斗会

我曾经是红卫兵（七）：乡村批斗会 1966年12月，北京串联结束以后，我去老家看望奶奶。这是颍上县的一个小集镇，叫龚集街（现在是颍上县谢桥区龚集乡），算是一个生产大队的建制，1000多口人。此地向来文化落后，教育缺乏，以群众刁顽，民心险恶，道德败坏，风气恶劣闻名乡里。男人们在一起聊天，讲的都是杀人、劫财、一夜暴富的故事，或者是谁玩了谁家的女人。土著有姜、高、李三姓，“解放”前经常发动大规模械斗，每一次都死伤惨重。早在“土改”、“镇反”的时候，这里的地主、小官吏以及稍显富有的家庭已经灭门，连“地主子女”、“反革命家属”都没有剩下，杀的最彻底、最干净，剩下来的都是清一色的“贫下中农”。然而，时下这里也在如火如荼地“斗黑帮”。 当地的造反派绞尽脑汁找出了几个对象： 一是：已经70多岁的小脚老妇人，50年前年她的当了国民党军官、一直南征北战的丈夫姜子贵无暇返乡照顾她，宣布把她休掉，以便让她重新嫁人。可是她一直执着地孤身一人，苦捱光阴，可以说是龚集第一可怜人。当年“土改工作队”都没有为难她，没有把她划为“反革命家属”。这一次，造反派们硬把她弄了一个“潜伏特务”，理由是据说姜子贵现在“躲在”台湾。造反派们认为：她和姜子贵当初的“离婚”可能是一个骗局，以便让她更深地潜伏下来，她一直不肯改嫁，就是铁证，说明她心里有个不一般的念头、指望。这次斗争她，要她交代这些年怎么与台湾联系，电台藏在哪里，她当初在哪个国民党特务机关受过训。有人甚至拿报纸给她看，叫她念。老妇人说从来不识字，造反派们说她在装蒜，在欺骗“革命群众”。 二是：屠夫焦廷贵，他在“大跃进”的时候宰杀了买来的一头黄牛，由此而被判了3年徒刑。他家是数代小镇平民，靠的是杀牛卖肉为生。他因为被杀牛的事判刑，不是因为他“犯法”，而是因为毛时代滥施酷刑，这样的事情过去了也就过去了，一般正常的人不会再把他当作坏人。然而，现在的造反派却要尽可能地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人民群众中挤出、榨出“阶级敌人”来，于是就把焦廷贵也算上了一个。 三是：供销社的营业员“王眼镜”。“王眼镜”30多岁，高度近视，以眼镜终年不离鼻梁而得名。复旦大学物理系毕业，本来是一个科学研究部门的研究人员，“反右”的时候被打成“右派”。他被打成右派仅只是因为高学历，他们单位分配右派名额，按资格、学历他在最前列，大家只好请他吃了一顿饭，让他来做右派。因为没有任何一点点具体的“罪名”，只好保留党籍“下放”他，叫他来龚集供销社当“副社长”。供销社本来三个人，后来只剩下了他一个，过了一阵子，他便是副社长兼营业员。 这里的造反派没有到过大城市，却有无师自通的本事。批斗会那一天，他们的手段和北京的造反派几乎一样水平。他们把人五花大绑，头上戴高帽，脖子挂黑牌，脸上抹了黑，头发用剪子胡乱糟蹋一下。小脚老妇人的牌子是“美蒋潜伏特务”，焦廷贵的牌子是“仇恨社会主义的坏分子”，“王眼镜”的牌子是“反党、反毛泽东思想、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 批判会在龚集西头前一天打起的土台子上举行，声讨、发言、批斗。发言人慷慨激扬，恨不得愤怒得立马死过去，就像与这三个人有着杀爹之仇、夺子之恨，辱妻之怨似的。 那个可怜的老妇人，开始是跪在地上，后来是瘫在地上，几个造反派硬托着她，一面侧了脸去，因为老人大小便早已失禁。焦廷贵跪在地上，老老实实，一动不动。事后他对别人说，这样的罪，他在“蹲劳改”的时候就受过，不稀罕。“王眼镜”不跪，说：我是共产党员，马克思都没有叫共产党员跪下的规定；“你们说我有什么罪，只管揭发、批判，够枪毙就枪毙我，反正不跪！” “王眼镜”平时谨言慎行，一般不与任何街坊搭讪。几个捣鼓批斗会的造反派说不出一和二来，只好大喊口号以解尴尬： “打倒‘王眼镜’！” “打倒右派分子！” “誓死捍卫毛主席！” “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伟大领袖教导我们说，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 “王眼镜”噗嗤一下笑了，造反派们问他笑什么，“王眼镜”说：“在俺这龚集，大家都是毛主席的好群众，根本就没有人反对毛主席，你要誓死捍卫毛主席，搁我，我就不会在这里干咋呼，我就跑到北京去，到那里‘誓死捍卫’，斗刘少奇去，那才光棍呢！” “光棍”是地方土语，意为“勇武”、有面子。台下的群众炸了窝地哄笑起来，本来，但凡开“批斗会”的地方，百分之九十九的群众都是来赶热闹、看稀奇的，谁想把哪一个人活活整死呢？然而，老妇人实在撑不下去了，她开始大哭嚎啕，造反派烦了，把她拖到一边去。不料，龚集西头的那口井离她太近，她一窜身扎了进去。于是乎，远亲近邻纷纷上前，忙着救老妇人。乱了个一塌糊涂，本来预定接下来游街示众的，只好取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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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是红卫兵（八）：看管老右派











      收入微薄的奶奶养活不起我，返回淮南，家中又没有我的口粮，于是我又回到了农校。


      此时农校里的教职员工已经跑光，一些红卫兵们抓了地委书记罗毅，这是一个又矮又胖的家伙，四十来岁，我们都叫他“罗胖子”。大家不仅绞尽脑汁折磨他，还每天把羊屎蛋子混在山芋干里煮，让他吃，不许挑出来扔掉，罗胖子有时哭着哀求大家：“不能吃的东西就不要让我吃了嘛！”我们这些“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小孩蛋子却对他说：“我们红军当年‘爬雪山、过草地’的时候连这个还吃不上呢！”


      想着法子折磨罗胖子是大龄红卫兵的事，我们三四个年龄最小的红卫兵没有参加的份，而是被指派负责监督、管制一个“右派分子”，日夜陪着他，叫他写《交代材料》。 这个“右派分子”将近三十岁，肤色特别白皙，面目清秀，眉宇间洋溢着机智聪明、刚强不屈的个人品性。他伶牙俐齿，能说会道，操一口地地道道的定远方言，常常喜欢说一些俏皮话，引大家发笑。他是本校的文化教员，平时对学生很是和蔼，我们都很敬重他，此时谁也没有把他当作“阶级敌人”，依然像以前那样叫他“白老师”。大家吃、住都在同一间宿舍里。


     此际各级政府机关已经瘫痪，农校生活资金随之无人提供，食堂缺油无盐，每天只能供给一些山芋干加米煮的饭。我们吃不饱，缺乏营养，一个个面黄肌瘦，全身乏力，最后还是“白老师”想出了办法。


     白天，我们带上棍子、小铲子，由“白老师”带着出去溜达，见到干涸的水塘，便在塘底掘开冰冻和泥巴找泥鳅、黑鱼，然后回来烤熟了吃。晚上，大家偎缩在各自的被窝里，听“白老师”讲《白蛇传》、《七侠五义》、《五女兴唐传》、《西游记》、《水浒传》等等故事。有时他也给我们讲些子黄色小笑话，都是乡村民间流传的男女性爱方面的猥琐之事。


       “白老师”自己先打招呼：“这个笑话是很下流的噢，我是老师，不能跟你们学生讲这些的！”


      我们都是将要进入青春期的半大男孩子，性的好奇已经朦胧产生，他这样一说，就更加勾起了我们的兴趣，大家一起纠缠他、央求他，要他非讲不可，还亦真亦假地威胁他：不然就开你的“批斗会”，或者把你交给年龄大的红卫兵！


      在每一个人都保证绝对不向外人提起之后，“白老师”才开始讲。讲完了，他居然叫我们掀开被窝，站起来给他看看各人的小鸡鸡有没有“过敏”，有没有“反应”。谁要是缩在被窝里不肯出来，那就一定是“过敏”了，有“反应”了，于是乎大家便一起跟着“白老师”哄闹嘲笑这个人，说这人是个“骚狗子”。


       “白老师”那里也有一些旧书，其中有几册《金陵春梦》，书中把蒋介石写的乱七八糟、一塌糊涂。我觉得热闹，很爱看。“白老师”私下里告诉我：“这类东西叫‘诽谤文学’，内容是绝不可信的。这个作者如果身在台湾，他肯定会大骂共产党，肯定会把毛主席也糟蹋成这个样子。”


     有一天，一个同学问他：“老师，您这么好，怎么会被打成‘右派’的？什么叫‘右派’？”


     这时，“白老师”的脸上让人不易觉察地掠过一丝痛苦，以无奈的神态苦笑着说：“我这个人运气太‘好’。我的父亲以前是个说大鼓书的，拼命挣钱培养我，叫我长大要有出息。从六、七岁开始，我就‘头悬梁，锥刺股’地读书、读书、读书，挨过父亲多少鼓锤子，挨过老师多少戒尺都不记得了。好不容易读到师范毕业，分配到县中学，刚到那里就赶上了‘打右派’！操他妈的八代祖宗，‘打右派’竟然是按任务摊派的！上面给我们学校分摊了三个右派任务，必须完成。学校没办法，只好按学历最高的往下撸，第一个是副校长，第二个是个老教师，第三个是我……”





     此时到了隆冬季节，“走资派”罗毅被县里的造反派抢走“巡回批斗”去了，本校的红卫兵无猴可耍，加之缺食，走的走、散的散，大约还有20多人留在学校里。因为嫌冷，留校的人又大多都是呆在各自的宿舍里，因此校园里显得空荡荡的，就象一个无人区。原来全校只有一个水井，平时用水十分紧张。后来为了解决这个困难问题，各宿舍门前都挖了一个土井，大都是四到五米深。这一年发生了冬旱，宿舍门前的土井都干涸了。有一天夜里下了大雪，早晨我们出门撒尿，发现雪地上有很多野兽的足迹，“白老师”告诉我们：这些足迹都是野狼留下来的。


      “白老师”站在雪地上沉吟着，忽然目光闪闪地对我们问道：“同学们，想不想搞一条狼来吃吃？”


     我们几个人炸了窝似的欢腾起来。捱到下午以后，按照“白老师”的吩咐，我们找来了一些棍子、秫秸、破芦席，并到饲养组偷了一只小猪来。“白老师”把那只小猪栓上一根绳子，轻轻地吊到我们宿舍门口的土井里，然后把棍子、秫秸排列在井口，盖上破芦席，再撒上一些雪。


     冬天日短，干完这一切天色已晚。我们去食堂打了饭，回到宿舍里一边吃一边向外偷看。外面有点月光，加上雪色相映，一切都可看得分明。“白老师”制止道：千万不可偷看，狼是非常狡猾的，知道有人偷看就不会来了。那小猪还没有满月，当然不习惯突然离开老母猪，而且又是把它一个丢在寒冷的土井里，连冻带饿，你看它只管嚎叫，一会儿也不肯歇停。然而，野狼却始终没有出现。大家等啊等啊，一直到迷迷糊糊地进入了梦乡。


      “同学们，快起来，打狼了！”我们突然听到“白老师”的呼喊。


     大家睁开眼睛，原来天色已经大亮，房门大开，“白老师”早已站在门外了。陷阱那里有了一个大洞，洞口下不断传出扑通扑通的声音。我们提着裤子跑了过去，凑到洞口往下一瞧，果然有一只硕大的灰狼蹲在底下，目暴凶光，在极端仇恨地瞪着我们。它突然窜身一跃，差一点就够着了我们，我和几个同学不由惊倒在地。“白老师”慌忙把我们一个一个拉开，说：“我的亲娘呀，你们谁个要是被它拽到井里，顷刻之间就会被它撕个稀烂，可要小心！”


      “白老师”手里握着一把铁锄头，每当野狼跃起，他就照准了它的脑袋猛砸一下，直到野狼结结实实地挨到了一下，就再也不往上窜了。此后，我们搬来很多土坯（每块土坯将近20斤重），由老师把土坯举过头顶，狠狠地砸向野狼，直到它再无响动。然后，老师用一根长竹竿绑了铁钩，钩定了野狼，我们同心协力，终于把它弄出了土井……





      “白老师”亲自用一把银柄的小刀剥了野狼的皮。他说，解放前，他们家里曾经救护、照应过一个新四军的团长，这把刀就是那位团长临走时送给他父亲的。他还说，这条狼已经很老了，“跃进年”大量饿死人的时候，它肯定吃过不少死人，这种狼的肉最香，火力最大，最补人。


      “白老师”把狼肉下成一块一块的，最后留下了一条狼腿。


     这天晚上，我们吃到了真正的野味，但是每人吃的却很少很少。原来，狼肉借食堂的锅炖煮，奇特的香气引来了所有在校的男男女女，没等炖熟，就被他们你一块他一块地抢吃起来。“白老师”惹不起任何人，自是不敢说话。眼见着一大锅狼肉就要完结，我们几个只好找来棍棒守着那口锅，哭着骂着，叫嚷着要拼命，最终总算保下了一点点，连一个饭盒都没能盛满。


     第二天，“白老师”向我们请了假。他说，他的父亲是个文联干部，现在正在家里遭受“批斗”。他的父亲身体非常不好，恐怕撑不过去，他要把这条狼腿送回家，给父亲补补身体。


      “白老师”走了，从此再也没有回来,后来我又回到了淮南。农校在1967年宣布解散，于是以后我又上山下乡，又招工返城，一恍惚过去了十几年。先前我在淮南读书，曾有个名叫尹忠心的同学，在15岁的时候，因撕毁毛泽东画像拿到公厕当手纸，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判刑20年。1982年，这个同学获释提前出狱。我们在一起喝酒，他谈到一个狱友的情况：


     此人自称是定远县某所学校的老师，是个“右派”。他回家探亲，正遇上他的父亲被造反派们给打死了。他手持尖刀找那个造反派头头算账，因此被捕，以“右派份子”原来的罪名，又加上“现行反革命”、“杀人未遂”罪，被判处“无期徒刑”。1976年纪念周总理事件发生之后，上级给劳改农场下达了杀几个人的指标，此人即遭枪毙。新加的罪名是：在牢房里用俄语哼《国际歌》，在思想上勾结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暗中无比仇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临刑时，他真的大唱起《国际歌》，竟被狱警用刺刀挖掉了舌头，满身是血，惨不忍睹。最后，此人身中七枪而毙命，头颅都被打碎了。


      我无法知道此人是不是我们的“白老师”。冥冥中，我感觉肯定是他。又是30多年过去了，只要与旧友提起农校，我的脑海里就会反映出当年猎狼的情景，反映出“白老师”的音容笑貌，以及一个无辜的人被残酷虐杀的惨烈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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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是红卫兵（完结篇）：青春在血与火中湮灭

1967年春节以后，农校宣布解体，我只好迁了户口回到淮南。母校一个叫王辉的同学知道我曾是著名造反组织的骨干成员，便来找我参加他们的“红司洪流造反兵团”，与他们一起活动。所谓活动，不外乎写写大字报，散发一些传单，或是斗斗老师里面的“牛鬼蛇神”、“走资派”而已。


      此际，由毛泽东认可的上海夺权与“上海公社”正在形成极为恶劣的影响，全国各地大、中城市乃至偏僻县城都在兴起“夺权”狂潮。在淮南市，工人、农民、商业服务人员都成立了自己的造反组织，“红工兵”、“红农兵”、“红商兵”等等应运而生，连照相的、剃头的、摆小摊的都有了“司令部”、“战斗队”。千百人一级的造反派组织更是纷纷鼎立，较大的有“红总”、“红司”、“红工兵”、“贫下中农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市贫司”）等等、等等。


      这便是全民大造反的最高阶段，为“文化大革命”领头军的红卫兵在其中悄然失色。








        “夺权”就是摘桃子，“桃子”该谁吃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造反派组织开始因此而争执、对抗，渐而从相互攻击、辱骂到大打出手。毛泽东的那个妖妇抛出了“文攻武卫，针锋相对”的懿旨以后，很快，棍棒用上了，大刀长矛用上了。突然有一天，对立的双方手里有了冲锋枪、重机枪、小钢炮。


      是年入夏，淮南的造反组织分化出“支持派”、“炮轰派”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系武斗专业队伍。最厉害的武斗队伍是由矿工组成，其次是当地农民，最为著名的武斗组织有“淮南市贫下中农造反司令部”、“十四兵团”、“115司令部”、“猴子兵”、“飞虎队”等等。机关、学校、工人俱乐部、工人食堂、影剧院、街市要道口尽被武斗组织占据，拉上铁丝网，筑上沙包，架上机关枪，放上武装岗哨。





      大家开始杀人。有一天我和几个同学在一家食堂吃饭，淮南煤矿机械厂“猴子兵”司令张殿生也在那里，被敌对一方认出，几个家伙进了大厅就开枪，子弹从我耳边飞过，打得张某血肉飞溅。


        “党的生日”那天，我父亲到土坝子去探望一位老友，下午没有回来，我去找他，一个30多岁的外地男子赶来与我同行。路过瓷器厂门口，竟被一个素不相识的武斗人员一枪打死了外地男子，然后死命地追赶我，发誓要用刀把我活活劈掉。这家伙瘦得像剥了皮的猴子，幸亏他突然摔倒，被我夺了枪和刀。我没有杀他，但是我再也不能回家，只好参加了门邻孙哥的“飞虎队”。


        “飞虎队”是“支持派”一个装备精良的、拔尖的专业武斗组织。7月14日，我随孙哥参加了毕家岗的武斗，这一仗，打死了五、六个人。第二天，我又随孙哥参加了新庄孜的武斗。这次武斗用上了冲锋枪、机关枪、手榴弹、迫击炮。仅电影院一处，就一炮打死了十几个人。这次武斗是淮南市最为惨烈的一场，总计打死了20多人。所幸的是，我始终没有亲自杀人，孙哥也没有杀人。


      整个武斗的季节，淮南市发生了“火烧猴子兵”、“血战九龙岗”、“火烧高皇寺”、“炮击八公山影剧院”等等大型武斗，伤者众多，死者惨烈。除“火烧高皇寺”之外，其他武斗我都去了。我没有杀人的欲望，只是手拄长枪充个数，站的远远的看热闹，看年龄稍大一些的同伙们怎样地冲锋陷阵，怎样地杀掉对方，或是怎样地被“敌方”打死。





      是年秋天，刘少奇及其“叛徒集团”全面崩盘，“文革”基本目的已完全达到，毛泽东对造反派的态度开始由晴变阴，新的诡计及时形成。骤然间，北京的清华、北大著名红卫兵领袖遭到毛泽东的冷遇，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相继被隔离审查。大家得到消息，面面相觑，“革命热情”一落千丈。又接着“最新指示”下来了：“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由工人阶级领导。”走狗、文字太监姚文元发表了《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文章。“工人阶级”哗啦一下站到了社会的前端，“革命的中坚力量”完全变更，“红卫兵小将”再也不是他妈的“时代的骄子”了。


      毛泽东又说：“工人宣传队要有步骤、有计划地到大、中、小学去，到上层建筑各个领域中去，到一切还没有搞好斗、批、改的单位去。”于是到了1968年，“工宣队”上来了，给他们保驾的还有280多万“三支两军”、手持钢枪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以及几千万手持一米五大木棒的“群众专政队员”。在如此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力量”面前，学生娃子吓破了狗胆。于是乎，大家缴枪了、投降了。没有“血债”的回家去老实呆着，有“血债”的逮起来等候处置。那些当初“以革命的名义”打死了人、杀了人，负有“血债”的哥们儿，最后都象李玉和那样被砸上脚镣手镣，被游街示众，被押赴刑场，饮弹毙命，肝脑涂地……





      不幸幸甚，我的手上不曾粘有任何人的鲜血，加之年幼，因此没有受到追究。当时，家里的生活极端困难，我的姐夫给我找到一份工作，我便到谢三矿下井挖煤去了。


      我的红卫兵的生涯就此结束。


      接下来，“伟大领袖”又把我们这一代人降级为“教育对象”，而且是被“工人阶级”领导着接受教育。成全了“文化大革命”这个欺世阴谋、惊天阴谋的红卫兵们，终于极端愚蠢地、可耻地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狼狈地退出了中国的历史舞台。再接下来，已经自冠以“全世界革命人民的红太阳”的毛泽东大手又一挥，便把我们拨拉到“广阔天地”里去了，这一次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我们无路可逃。








         





    【附】新浪网友王广清赠与老樵的诗：


   





                              我们曾经年轻，


                              那不是罪过；


                              是每个人成长所必须有的历程。





                              我们曾经幼稚，


                              那不是罪过；


                              是每个人成熟必须踏过的桥梁。



                              我们不再年轻，


                              也不再幼稚和盲从；


                               因为我们找到了成熟的路径。



                              我们能够成熟，


                              而且获得了成功；


                              是没有包袱羁绊的轻松促成。



                              我们又有了自豪，


                              脚步也很轻盈，


                              原来是思想有了自己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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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淮南


      1967年春节以后，农校的红卫兵把所有管理、供养我们的机构都砸烂了，把所有管理、供养我们的负责人都打倒了或是吓跑了，于是农校彻底断粮，最终宣布解体，我只好与大家一样迁了户口回家。回到淮南，有一个叫王辉的同学知道我曾是著名造反组织的骨干成员，便来找我参加他们的“红司洪流造反兵团”，与他们一起活动。所谓活动，不外乎写写大字报，散发一些传单而已，或是斗斗以前“有历史问题”的老师以及社会上“牛鬼蛇神”、“走资派”们。

      我家所在的地方是淮南市西部一个商业区，叫“小街孜”。巷子里一共住了13家，都是小市民，手艺人，或在饭店、商店、合作社门市部、理发店工作。有一大半户主、主妇超过了40岁，大家都是“旧社会”过来的人，所以“文革”这个时候大都被打成了“牛、鬼、蛇、神”，被挂上了黑牌子，戴上了高帽子、白袖章，被拉去游街示众，反复“批斗”，被罚到淮河大堤上“劳动改造”。
其中有两个“地主”，一个姓魏，一个姓童。

       “批斗”会上，40来岁的魏地主挨了很多打，然后“造反派”令他交代他是如何像黄世仁、南霸天、刘文彩那样欺压、残害广大贫下中农的。魏地主哭成一个肉坨坨，他说：他从小8岁跟家里的老长工一起放牛，15岁跟父亲学着犁田耙地，没享过一天福，没过一天“地主”的“剥削”日子，一辈子别说欺压、迫害过什么人，就连牛都没有打过——他父亲严禁家人或长工鞭打耕牛，说耕牛对人有恩。他家有120亩地，父亲死，弟兄四人平均分了30亩。三个哥哥都在外面，委托他帮助打理田亩。“解放”以后，土改工作队把120亩土地都算在他一个人身上，结果他被打成了“地主分子”。
魏地主是淮南本地人，他说的情况很多人都知道。

      童地主是山东人，已经81岁，老人身体特别好，因此照样挨了打。童地主交待：他家里原来有40亩土地，算是祖产老坟地，出租给一个表亲耕作，每年由表亲自愿，送来两、三千斤五谷杂粮，留作全家饮食，算是交租。他从12岁就在城里跟父亲赶马车，长大以后自己开了马车店。三、五年攒了积蓄，就回家买地，让表亲的儿子们继续租种，到临近“解放”的时候，他总计买了100多亩地。打淮海战役，他把自己经营了50多年的马车队连车带骡马全部捐给了“解放军”，得了“开明绅士”的嘉奖，然后回家准备自己种地安度晚年。土改的时候，他把所有“剥削”所得的土地、房产都缴公了，只带了12块大洋到淮南来做小生意糊口。
       “造反派”同样要他交待如何像黄世仁、南霸天、刘文彩那样欺压、残害广大贫下中农的，童地主像背家谱似地背出了很多名字，说：这些人都曾经是他家的佣工，现在都在淮南地区当工人或者做其他手艺行当，如果他们有一个人说我欺压、残害过任何一个穷人，我情愿担当千刀万剐之刑！
一个十八九岁、外号叫“老驴脸”的“造反派”大骂老人胡说八道、欺骗群众，说“地主还有好东西？简直是笑话！”夺了老人的手杖，对老人劈头盖脸一顿狠打，喝令老人“老实交代”。老人因久经阳光暴晒而紫黑发红的面容爆裂多处，一时血流如注，白胡子被染成了红胡子，围观的群众不可自制地露出了恻隐的表情，“批斗”会主持人也觉得这般血淋淋的场面难以继续，只好叫被抓来陪斗的老人的孙子们把老人弄去包扎一下再说。
       “老驴脸”并不算完，冲着老人的背影喊道：“不老实交代，下一次给你灌辣椒水、上老虎凳！”接着，他又和其他几个年轻人背起了《最高指示》：“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还唱起了《语录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
       此后，在我们的巷子里，大家再也没有见到童地主和他的裹小脚的“地主婆”。一个多月以后，老人的一个孙子来处理老人的房产和家具，大家问他情况，他告诉我们：爷爷性格刚烈，吃老鼠药死了，60多岁的奶奶哭的两眼流血，七天七夜没吃一口饭，没喝一口水，也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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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里逃生


      1967年1月，由毛Z东认可，江青、张春桥等人操作而成的“上海夺权”事件发生，“上海公社”宣告成立。此一事件造成了极端恶劣的影响，全国各地大、中城市乃至偏僻县城蜂拥而起，兴起了“夺权”狂潮。在淮南市，工人、农民、商业服务人员都成立了自己的造反组织，“红工兵”、“红农兵”、“红商兵”等等应运而生，连剃头的、修脚的、摆小摊的都有了“司令部”、“战斗队”。百人千人一级的造反派组织更是纷纷鼎立，较大的有“红总”、“红司”、“红工兵”、“贫下中农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市贫司”）等等、等等。
      这便是全民大造反的最高阶段，为“文化大革命”领头军的红卫兵在其中黯然失色。

      “夺权”就是摘桃子，“桃子”该谁吃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造反派组织开始因此而争执、对抗，渐而从相互攻击、辱骂到大打出手。妖妇江青抛出了“文攻武卫，针锋相对”的懿旨以后，很快，棍棒用上了，大刀长矛用上了。突然有一天，对立的双方手里有了冲锋枪、重机枪、小钢炮、“解放”牌军用卡车。
      是年入夏，淮南的造反组织分化出“支持派”、“炮轰派”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系武斗专业队伍。最厉害的武斗队伍是由矿工组成，其次是当地农民，最为著名的武斗组织有“淮南市贫下中农造反司令部”、“十四兵团”、“115司令部”、“猴子兵”、“飞虎队”等等。机关、学校、工人俱乐部、工人食堂、影剧院、街市要道口尽被武斗组织占据，拉上铁丝网，筑上沙包，架上机关枪，放上武装岗哨。
      大家开始随意杀人。有一天我和几个同学在一家食堂吃饭，淮南煤矿机械厂“猴子兵”司令张殿生也在那里，被敌对一方认出，几个家伙进了大厅就开枪，子弹从我耳边飞过，打得张某血肉飞溅。
      整个武斗的季节，淮南市发生了“火烧猴子兵”、“血战九龙岗”、“火烧高皇寺”、“炮击八公山影剧院”等等大型武斗，伤者众多，死者惨烈。除“火烧高皇寺”之外，其他武斗我都去了。我没有杀人的欲望，只是手拄长枪充个数，站的远远的看热闹，看年龄稍大一些的同伙们怎样地冲锋陷阵，怎样地杀掉对方，或是怎样地被“敌方”打死。

       这一年我虚岁16岁。 “党的生日”那天，父亲的一位老友病了。此人姓栾，住在一个叫“土坝孜”的地方，较我父年长一点，平时我叫他“栾大爷”。栾大爷为人憨厚忠诚，与我父交情笃深。听说他有点不适，父亲就匆匆忙忙赶去看他。
      父亲是上午八、九点钟走的，下午六点以后还没有回来。母亲对我说：“马上天快黑了，你爸还没有回来，你去栾大爷家看看怎么回事。”此际，淮南的武斗正在如火如荼，重要工业“十矿三厂”的生产全部瘫痪。很多人把家里的门窗钉死或用砖头砌起来，然后全家人逃到乡下去。市面上更是百业俱废，店铺家家关门。过去热闹繁华的的大街如今冷冷清清，用淮南话说，“撂棍都打不着人”，只有一些小孩子在玩耍。我们家住在谢家集街上（现在的西城大市场），到土坝子大约六、七华里，其间只有一条马路。这时候，公交车早就停工了，家里的自行车被父亲骑去了，我只好徒步。
       刚刚出街，一个30多岁的男子大步地赶了过来，对我说，他是苏北来的，到北矿来找哥哥的，他家里的老母亲病重了，过来请哥哥回家看望——现在邮电局都被“红卫兵”砸了，连个发电报的地方都没有。 他说，他没有来过淮南，不知道北矿在哪里，请我告诉他。北矿指的是新庄孜煤矿，在土坝子西北方向二三里处。我对他说，到北矿还有将近十里路，我正巧也是朝那个方向走的。于是，我们成了同路。一路上，苏北男子说他是个农村教师，对全中国，乃至淮南的形势惊诧不已，总是说太可怕了，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世道。他说，他小时候记得很清楚，就是日本鬼子进中国，都没有闹到这种程度。他还说，十八年了，都是M主席的江山，M主席的天下，怎么会闹到这种地步，跟兵荒马乱一个样！

      朗朗乾坤，市区的马路却像刚刚遭过悍匪劫掠似地一片萧条，没有任何车辆行驶，也几乎看不见别的走路人。我们走经淮南煤矿机械厂门口的时候，只见那里被人截断了马路，在路面上用沙包垒起了的武斗工事，拉了铁丝网，埋了地雷，还有几个持枪站岗的武斗人员在那里晃悠。但是其中一个是我同学的哥哥，我们认识，打了一个招呼就放行了。再走一段，到了瓷器厂门口。这里也被人截断了马路，在路面上用沙包垒起了的武斗工事，拉了铁丝网，但是没有看见武斗人员。苏北来的男子见此际无人，说了一句“这时没有人，俺们还不凑机会赶快跑过去！”急忙扯住我跑了起来。
      不料，一个武斗人员正在沙包后面藏着，我们刚跑过去不到五米远，他突然冒了出来，喊了一声“给我站住！”便把枪口对准了我们。我俩只好站住了，正在转过身来的时候，枪声响了，苏北男子的头颅应声爆裂开来，血液、脑浆溅了我一脸、一身，也溅到了我的嘴里；咸咸的，腥腥的，那滋味让人恶心。近在眼前的开枪人有20 来岁，是一个瘦得像剥皮猴似的家伙，却有着一双鬣狗一般凶残的眼睛。他平端着手中的长枪，退掉弹壳，又压上一颗子弹，一面骂着：“妈的×，我叫你们跑，你怎么不跑了？”
       我木立着，脑海里一片泛白，心里象被人插了一根竹棍，撑得没办法喘气。眼看着被打碎了头颅的苏北男子的身体在地上抽搐、伸直、静止，眼看着剥皮猴把子弹推上膛，把黑洞洞的枪口指向了我。我突然连自己都感到意外地大喊道：“你凭什么随便杀人？！”
       剥皮猴垂下枪口，龇开满嘴的黄牙，拍拍枪托，对我狞笑道：“凭什么随便杀人？凭老子的这支三八大盖，想杀谁就杀谁！老子现在就是要崩掉你，谁来咬老子的J 巴？”说着话，又把枪口指向了我。
       我觉得心颤欲裂，身如置冰，整个脸部都麻木了。剥皮猴突然又狞笑了起来：“你狗日的胆子怪大哩，前天我在山跟前打死那孩子，还没开枪，连屎带尿一起下了。哈哈哈！老子当时也是装的达姆弹，给那小子砂罐打的稀八烂！”这时，有一个背着短枪的武斗人员蹬着自行车从瓷器厂大门里面出来，驻了车在那里看热闹。趁剥皮猴扭头看他，我对此人哭叫道：“大叔，救救我！”那人显然也是一个没有人性的狗杂种，只是笑眯眯地看着，没说一个字。
       “老J 巴能救你，去你妈的吧！”剥皮猴一边嘴里骂着，一边把枪口指向我的眉心。

       “吧嗒！！！”剥皮猴扣响了扳机，但是子弹没有炸响。这时，那个背短枪的狗杂种呵呵大笑起来：“你他妈的，卡壳了吧？‘炸子儿’都是老子弹，臭的多！”然后，这背着短枪的杂种最后又说了一句“这孩子命真大！”就蹬车远去了。
剥皮猴拉开枪膛往外退子弹。子弹卡得很死，他退不出来，嘴里烦躁地咒骂着。
       厂门对面三十米外是防空洞，那里有人一直在看，突然冲我喊道：“那孩子，你还不快跑！”
       剥皮猴立即停止了退子弹，从屁股后面摸出一把一尺长短的日本军用刺刀来，翻出沙包，一手提枪，一手握刀向我扑来。我从惊恐中回过神来，不假思索，本能地转身狼奔而去。猛跑了一截，只觉得两腿发软、力不能支，回头一瞥，却见剥皮猴已经与我拉开了一点距离，于是信心大增，顿感恢复了体力。剥皮猴一边穷追不舍，一边恶毒地咒骂着，那意思，他今天不能用枪打死我，也一定要用刺刀捅死我。
       我只能继续飞跑。前面的路是一段陡下坡，一根跨路的电话线搭拉下来，这是一根铁丝，离路面有二尺多高，我一纵身跃了过去。剥皮猴离我大概有五、六步远，也紧跟着像我一样跃了一下。不料，他跃起的高度不够，铁丝绊着了他的脚尖，他一个狗吃屎的姿势狠狠地扑倒在地，手中的枪和刺刀都甩飞出去，直落到他和我之间的柏油路面上。他摔得太重了，痛叫着挣扎站起，欲去拣回武器。我突然感觉到：这机会绝然不能留给他！于是我迅速地转回身，飞跨数步，先于对方一指之差把枪和刀都抢到了手里。
       剥皮猴抢了空，威胁、叫骂着，伸出鬼爪子一样的瘦手扑向我。我一声狂吼，奋臂把刺刀在空中甩出一个圆弧，对他的一只手狠狠劈去。刀锋直透他的中指与食指之间，几乎把他的手掌分成了两瓣。他鬼一样地惨嚎着，抱住污血飞溅的伤手，转身逃去。我激愤地大骂着，想再劈他几刀，追了几步，忽而想起瓷器厂那边万一有人赶过来救援他怎么办？于是赶紧回身向土坝子跑去。拐弯的时候，路边有一坐水泥桥，我把那支破枪在桥墩上摔弯以后扔到了桥下的臭泥里。
       这时，天就要黑下来了，我不敢走马路，提着刀钻进居民区，七绕八拐之后才走进了栾大爷家，推开门，一头扎到在地，失去了知觉。父亲把一杯烈酒倒进我的嘴里，将我呛醒。原来，栾大爷已经无恙，我的父亲正在与他摆开晚上的酒桌。看到我一身血迹、脑浆的情景，老人们都吓了一跳。我丢下刺刀，扑倒父亲怀里失声痛哭，把刚才的情况诉说了一遍。栾妈妈心疼地把我楼在怀里，一个劲地“乖呀、儿呀”地叫，抚慰着我。栾大爷说：“都怪我生了病，惹得兄弟过来看望我，要不然侄儿不会有今天一灾。侄儿今天要是出了事，我就别活了。”
       父亲两眼噙泪，摇摇头，把泪滴甩下，摸摸我的头，揪住我的头发狠命地摇了又摇，说：“儿啊，你真是命大！”

       这天夜里，我绕道谢三矿，又经谢一矿将父亲送回家以后，自己去三王公社找了朋友孙哥。孙哥是我家的近邻，二十多岁，是“支持派”一个专业武斗组织的小头头。孙哥听了我的诉说，同意我住在他们那里避难，并同意一定为我报仇。只是遗憾地说，那支枪留住就好了，不然，我就可以成为他们之中的正式成员了。
       7月14日，我随孙哥的队伍参加了毕家岗的武斗，这一仗，打死了五、六个人。第二天，我又随孙哥的队伍参加了新庄孜的武斗。这次武斗用上了冲锋枪、机关枪、手榴弹、迫击炮，仅电影院一处，就一炮打死了十几个人。这次武斗是淮南市最为惨烈的一场，总计打死了20多人。我没有杀人，孙哥也没有杀人，我们只是远远地看着那些“够种”的家伙手端冲锋枪不断地向对方扫射，看着有人被枪弹打得血肉横飞。
       此战之后，孙哥私下跟我说：大家彼此之间素不相识、无冤无仇，谁家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没有必要非把对方弄死不可，所以，每次武斗他都不杀人。这使我想起了瓷器厂门口遭遇的一切。我、那位苏北的男子，与那个剥皮猴何冤何仇，他为什么这样做？仇恨之火又在我的心里升腾而起。
       7月16日这一天，我曾带着孙哥他们到瓷器厂。瓷器厂门前空空如也，武斗工事、铁丝网都没有了。自然，我的仇人剥皮猴也没有了踪迹。
       大约又过了一年多，我才意外地与他“重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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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军”事件




      1966年秋冬之际，淮南市一些退伍军人成立了所谓的“红卫军”，由由田家庵的鞋匠张家祥自充“总司令”。据说张家祥打过仗，因伤残退伍，但不知什么原因没有得到应有的待遇（社会上的传说是，他临阵退缩，被连长开枪打伤，幸存下来以后，被逐出部队，不享受退伍军人待遇），退伍后在淮南市东部做鞋匠，给人补鞋子。
       “红卫军”起迅速扩展到全省，接着扩展到全国，成为全国退伍军人专一、统一的造反组织，起名叫“23省红卫军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还把年逾花甲的安徽省民政厅副厅长于得水拉了进来。于得水是个“老革命”，1931年参加农民协会，1935年参加中共胶东特委发动的胶东农民武装暴动，抗日战争时期当过团长。解放战争时期当过军分区司令员、省军区副司令员，一个典型《历史的天空》中的“姜大牙”式的英雄人物。
       1967年初，“中央文革”突然宣布“红卫军”为“反动组织”，张家祥、于得水等人以“现行反革命”罪被逮捕。身有严重伤残的于得水被游街示众，被“批斗”，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受到8次提审和逼供。强迫他承认自己有“篡党篡政”的图谋，强迫他招认要“建立大别山反革命根据地”的所谓罪行。1967年2月26日，于得水死于狱中。整死于得水人说他是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死有余辜。他们向死者家属封锁消息，向社会封锁消息，把于得水埋葬在合肥小蜀山劳改犯墓地。在社会上，一些造反派组织不知其人已死，继续用大字报攻击、诬蔑、谩骂于得水，继续叫嚣要抓于得水游街示众、开批斗会。后来得到了消息，10月27日上午，100多名“造反派”跑到于得水的坟墓上，蹦跳叫骂，随后用石头砸烂墓护，撬开棺木，浇上汽油，点火焚尸。

       1967年春夏之际，全国各地进入全面武斗时期，张家祥得以脱身，重新建立造反组织，并与祁胖子等人拉起武斗队伍。祁胖子也是退伍军人。退伍后在谢家集区与一些战友筹办了“光荣饭店”，他自己当经理，生意做的很好。当是时，人人参加“组织”，人人革命造反，年轻气盛的祁胖子不可能站在局外。
       张家祥的组织成了专业武斗队伍，多次寻找对立的一派打仗，在淮南市极有名气。小伙子打赌，往往会说，“谁要是不凭良心，叫他出门碰上张家祥！”后来，张家祥疯狂到甚过土匪，火烧高皇寺，杀害无辜农民，震惊整个淮南地区，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1967年10月17日，中央文革小组发出造反派必须大联合的通告，接着就命令武斗组织缴枪。祁胖子没有把问题看的有多么严重。有一天他站在光荣饭店门口，抱着冲锋枪往天上开火，打光一梭子再换一梭子，直到把所有子弹全部打光，然后把空枪王肩上一撂，对着看热闹的熟人们说：“走喽，俺们缴枪去了——缴枪不杀！”张家祥是个老奸巨猾的家伙，他自知罪孽深重，不会有好下场，所以不肯缴枪。不肯缴枪就来硬的，由解放军、武装民兵组织抓捕队前去抓他。张家祥的队伍都是当地的工人、市民，乌合之众，一看形势不妙，大家都走散了或是投降了。晾得张家祥孑然一身，束手就擒。
       很快传出祁胖子也在逮捕之列的消息。初冬的一天晚上，他跑到了我的邻居宋某的家里，他们以前是酒肉朋友。祁胖子也认识我，知道我曾在孙哥的“飞虎队”干过，把我找过去给了两块钱，叫我帮他买酒。喝酒的时候，祁胖子哭了，哭的很伤心。他说他也杀了人，身上背了两条人命债，这回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没有可逃的地方，非挨枪毙不可了。他说，他一个堂堂的退伍军人，堂堂的饭店经理，吃香的喝辣的，哪个地方不快活？尻他妈的“文化大革命”，硬是被这个运动给害了。可惜老婆那么年轻，孩子那么小……
      宋某的老婆是个“积极分子”，不露声色出去报了案，“临时公检法”的人赶过来，把醉的不省人事的祁胖子捆起来逮走了。
      1968年的“劳动节”前夕，淮南市枪毙了一批“罪大恶极”的造反派“坏头头”，其中就有张家祥和祁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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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阶级队伍”


        如果说1966年是自上而下舆论煽动，由北大、清华等首都高校领头全面制造混乱、破坏全部社会秩序和一切基础建设的年份。那么，1967年就是全国夺权年。这一年，由上海的小瘪三王洪文等人领头，造反派们在相同的旗帜下，在共同的领袖指导下，打倒了所有的“走资派”，捣毁了所有的党、政机关，砸烂了所有的企、事业单位。大战之后要瓜分“胜利果实”，接着，在“桃子该谁摘”的问题上，造反组织之间产生了分歧，开始争吵、争执。“文化大革命”实际操作者的妖妇江青一个“文攻武卫，针锋相对”的懿旨出笼后，造反派们立即乱成了一锅粥，纷纷占据点、修碉堡、筑工事，明火执仗，彼此机枪、小炮地大打特打起来，于是，这一年又变成了全国武斗年。当然，如此长期的混乱下去共和国是承受不住的。于是手握乾坤、口含天宪的“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操纵者又来了一个《最高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厉害冲突。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这个指示一旦发表，当时就有“作曲家”为之谱了曲，一时间唱遍大江南北，响彻北自漠河南至海南岛，东自延边西至伊犁。但是唱归唱，各方造反派们都以为自己是正统，是M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的忠实执行者，没有人自觉亮出“我们都是一个战线的战友”的姿态，没有人以“大家都是M主席的红卫兵”而原谅对方，武斗依然继续进行。
       这个时候，我们“敬爱的林副主席”起了作用，他号召军队以所向披靡的强大武力强迫造反派们停止战斗，并收缴他们的武器，而后由“军代表”强制实现大联合。“G”、“P”两派握手、拥抱的宣传画贴上了街头，誓决生死、不共戴天的敌对双方终于又成了“同一战壕的战友”。“大联合”以后，MZD发布了“革命委员会好”的《最高指示》。于是，省、市、县、区、人民公社以及企、事业单位彻底推翻、抛开了“解放”初期党所建立的所有的政府机关，开始成立“革命委员会”。所有的“革命委员会”都由军代表主持，个别反刘运动中“转弯子”转的快、转的好的老干部被“结合”，表现突出的造反派头头由此也开始参政。然而，造反派们为数太多，当然不能全部参政。于是，神武、睿智、英明的领袖MZD又给他们分派了一个新的任务：清理阶级队伍。

      1968年5、6月间，“群众专政队”宣告成立。大家基本上都是往日的造反分子，一律身着工装，头戴柳条帽，手持一根长约一米半的木棍。木棍中间漆成白色，两头漆成红色。白天，“专政队”扛着木棍在街上穿梭巡逻，见到“有问题”的人当即拿下、殴打、抓走，之后便是专门夜间抓人。“专政队员”用木棍砸门，用脚踹门。破门而入后，把要抓的对象几棍打倒，喝令跪好，同时喝令此人家中的老人、女人、小孩在一边不许哭叫，或是叫他们统统跪下。有忍不住哭叫的，当即殴打，无论老幼病残。而后，“专政队员”将被抓对象用麻绳紧紧捆绑，揪着头发，一路拖拽、殴打着扬长而去。
       那个时候，中国人看不到反映欧洲二战的记录片、电影片，因此没人知道“群众专政队”的组织形式与具体做法与当年希特勒的“冲锋队”如出一辙。“全世界人民最最敬爱的领袖”M主席以及他的老婆江青享有无上的特权，他们都可以随便看那些“内部电影”，想必一定是看到了“冲锋队”在德国建立法西斯政治时的特殊作用，受到启发，才如法炮制了中国毛式“冲锋队”。基于中国特色，名之曰：群众专政队。
      1968年7月1日，“伟大、光荣、正确”的党47岁的生日刚刚过罢，淮南市谢家集区“群众专政指挥部”突然采取了大规模行动。一夜之间，“专政队员”在街区里总共抓走了200多人，全部关在谢家集区工商联合会的会议室里。在被抓的人里面，首先是“走资派”，区委第二书记曹建华也在其中。其次是便是“黑五类”，即地主、富农成分的人；有国民党官员、军官等旧身份的人，我的父亲也在其中。还有被打过“右派”的知识分子，以及一部分“现行反革命”、在武斗中杀过人的打、砸、抢分子。
       叫人感到极端荒唐的是，被抓的人里面还有一种人被叫做“三开分子”。这种人成分、出身、个人历史都没有问题，只是因为有一技之长，在日本占领时期、国民党时期、共产党时期一直都受重用。因为江青说过这样的话：“为什么有的人在抗日战争时期吃得开，在国民党时期吃得开，在共产党时期还吃得开？”所以就确立增加了一个迫害名目：三开分子。
       所有被抓的人一律罚跪在水泥地上，不给吃，不给喝，禁止家人探视。“专政队员”提着木棍或握着皮带在他们中间溜达，看谁跪的不好，或是看谁不顺眼就狠狠殴打。每一个人都遭到毒打，有的人被毒打数次。当时我的父亲已经60整岁，但是还有比我父亲年纪更大的人。一个70来岁的老人倒毙了，“专政队员”说他装熊，殴打数下没有动静，发现真的死了，这才通知所在单位来人将尸体抬走。
       两天两夜以后，经过一番“甄别”，一部分人被宣布执行“群众专政”----这是最宽大的，允许所在单位领回去游街批斗。另一部分则升了级，押送到正式监狱，或集中到蔡家岗第一小学去了。很多人膝盖肿胀发紫，根本无法站立。抓捕仍在继续，整个街区十有三户、四户都被抓了人。土产商店的女工刘某因为说某某参加红卫兵接见，看到了M主席，是“瞎猫碰到了死老鼠”，立即以现行反革命重罪被抓；摆剃头摊的蒋某喝醉了酒，说解放军战士手中的冲锋枪不如烧火棍，不敢对他开枪，他家是八代老贫农，也以现行反革命罪名被抓。最后，连张家茶馆的张永乐（我的小学同学，17岁，犯过小偷的毛病（目前健在）、印染厂的傻子（18岁，坏脾气，总爱找人挑衅）都被抓了起来。
       从1968年夏天开始，谢家集街区成了异常热闹的世界。每天从早晨到晚上，总是一批又一批的人被五花大绑、游街示众，被戴着纸糊的高帽子、脖颈上挂着大牌子开批斗会，有的人还被画了大花脸。锁厂的一个批斗对象被指为保皇狗，游街的时候嘴里衔着稻草，肩上抗着一根大铁棍，意为“铁杆保皇狗”。修锁匠黄某被批斗，他的儿子不服，干脆拉过来一起批斗。说书的段立山为了保护儿子，竟让儿子在批斗会上痛骂自己，以显“划清界线”。
       谢家集第一小学六年级学生尹忠心（目前健在），上厕所用报纸擦屁股，因上面有领袖像，被判十五年徒刑。谢家集第二小学教师刘化文（目前健在），一时意气用事，推打了一个军代表，被判有期徒刑二十年。五味斋饭店的经理黄家其在闹派性的时候与人结了仇，逃跑避仇，抓回来被判无期徒刑。
       很多人自杀，藉此躲开难以承受的精神迫害和肉体摧残。但是死了也不能干净，还要被指责为“自绝于人民”、“抗拒改造”、“仇视无产阶级专政”。
       我家同院邻居张风林，40多岁，以前饭店小伙计出身，一向谨小慎微、胆小怕事，只因为说了一句“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这样的民间俗语，便被抓了起来。当天夜里，因为害怕遭受非人的折磨，他利用上厕所的机会，在蔡一小用铁丝上吊死了。此后，单位为他开了三天死后批判会，让他的老婆孩子到场代受批斗。
       残酷的批斗一直延续到年底，差不多每个人都经历了上百场。
       隆冬到来之际，所有的“专政对象”都被押送到淮河大堤上做苦役，在“专政队员”的监督下抬土垫堤，所谓“打坝子”。他们大多都是40多岁到60多岁的人，被强迫男女杂处，住在临时搭起的草棚子里，不脱外衣睡觉。这样的草棚子不遮风、不挡雨，任凭雪拥冰冻。没有人过问“专政对象”们吃饭喝水的事，全部由他们的家人一天往返几十里路给他们送饭送水。
       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批斗活动依然不会停顿。每天早上出工前，做完了“四个首先”以后，“专政对象”被排成列，专政队员喝令他们一个一个出来认罪、交待。每次首当其冲的自然是区委第二书记曹建华，随着专政队员的一声声喝令，这位四十多岁的昔日的女革命家，主动给自己戴上大牌子、高帽子，打开《红宝书》念上一些段子，然后交代自己的种种“罪行”，并一再指责、痛骂自己。有时候，赶上专政队员不高兴，叫她跪下交待，她必须当即跪下。接下来，便是其他的“牛、鬼、蛇、神”一个一个地“过关”。
       非人的凌辱与沉重的苦役摧毁了很多人，有人摔倒下去，再也没有爬得起来。人死了，专政队员通知死者亲属抬回尸体，并严厉规定不许在现场啼哭。
       1969年春夏之季，毛氏夫妇的“文化大革命”这个私家店铺开张了整整三年，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伟大胜利”。刘S奇，一个始终没有招架之力，却被称为“最危险的敌人”的可怜虫，连同他的一切势力都被彻底摧毁了。所有因为他而连带遭受冲击的人们，或被整死，或已自杀，一息尚存的一些人早已被折磨的奄奄一息、垂垂待毙。实际上，根本没有任何人再对M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构成任何一丁点儿“威胁”了，但是残酷的迫害仍然没有休止。
       被愚弄的人民群众热烈而近似疯狂地庆祝过“九大”胜利闭幕之后，所有在河堤上做苦役的“专政对象”都回到了所在单位。
       在单位里，他们被强迫着在胸口前别上一块白色的布标，上面用黑墨写着自己的身份、罪名，或者是戴上一个白袖章，上面同样写着自己的身份、罪名。“专政队”方面严令：无论是上班、回家、聚会亲友，必须这样时时刻刻佩戴着，绝对不许取下！！！
      这方法并非"伟大的领袖"和他的夫人新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希特勒对待德国和占领区的犹太人就曾经使用过。
       “专政对象”们每天要提前上班，把一切脏活做完。其他“革命群众”来齐以后，先做“四个首先”，即向主席像鞠躬、念“万寿无疆”、念“永远健康”、背诵《最高指示》，然后让“专政对象”挂上牌子，开批斗会。大家把“专政”对象痛斥、痛骂一阵子，再后才去各做各的工作。
       这样的日子，一直延续到了1970年的下半年。这个时候，战无不胜的MZD尚未与“亲密战友”、“九大”党章既定的接班人反目，依然沉浸在倒刘成功的欢悦中。一个内部文件下来，终于对所有的“专政对象”们开始了实际意义上的清理。当时，“工人MZD思想宣传队”是各单位的钦差大臣，由他们对“专政对象”进行审问、调查、核实、甄别。至本年年末，一部分人被宣布“解放”，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我的父亲也在其中。另一部分人则依然定性为“敌我矛盾”，仍须继续“改造”和接受批判。
       无论怎样，地狱的深化工作至此停止，总算不再向十九层以下延伸了。即便是定性为“敌我矛盾”的这些人，也被开恩从此摘下了白胸标、白袖章。“专政队”的作用逐渐被“工人MZD思想宣传队”抵消，再没有人召开批斗会，再没有人强迫别人戴上纸糊的高帽子、挂上大牌子游街示众。
       随着“九•一三”事件发生，“‘九大’是胜利的大会，是团结的大会”的欺骗宣传完全曝了光，丢了人、现了眼。我们时时刻刻都在英明着、伟大着的领袖毛z东可能感到了懊恼、羞愧、不好“向全国人民交代”，因此而中了风。由此，类似“清理阶级队伍”这样伟大的、“千秋万代”的事业再也没有人能够挑头领导了。所幸幸甚，这样的历史悲剧自此再也没有重演、再也不会重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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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结篇:一切都是过眼云烟


         1968年的秋天，刘S奇及其“叛徒集团”全面崩盘，“文革”基本目的完全达到，毛Z东对造反派的态度开始由晴变阴，新的诡计及时形成。骤然间，北京的清华、北大著名红卫兵领袖遭到毛泽东的冷遇，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相继以“反革命分子”的名义被隔离审查、逮捕。大家得到消息，面面相觑，“革命热情”一落千丈。又接着“最新指示”下来了：“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由工人阶级领导。”走狗、文字太监姚文元发表了《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文章。“工人阶级”哗啦一下站到了社会的前端，“革命的中坚力量”完全变更，“红卫兵小将”再也不是他妈的“时代的骄子”了。
      毛又说：“工人宣传队要有步骤、有计划地到大、中、小学去，到上层建筑各个领域中去，到一切还没有搞好斗、批、改的单位去。”于是到了1968年，“工宣队”上来了，给他们保驾的还有280多万“三支两军”、手持钢枪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以及几千万手持一米五大木棒的“群众专政队员”。在如此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力量”面前，学生娃子吓破了狗胆。于是乎，大家缴枪了、投降了。没有“血债”的回家去老实呆着，有“血债”的逮起来等候处置。

      不幸幸甚，我的手上不曾粘有任何人的鲜血，加之年幼，因此没有受到任何追究。当时，家里的生活极端困难，我的姐夫给我找到一份工作，我便到谢三矿下井挖煤去了。
我的红卫兵生涯就此结束。

      “红太阳”开始“清理阶级队伍”， 那些当初以“革命”的名义、“誓死保卫M主席”的名义打死了人、杀了人，负有“血债”的哥们儿，都被打成了“造反派坏头头”、“反革命破坏分子”，最后都象李玉和那样被砸上脚镣手镣，最后被五花大绑，插上高高的“斩标”——老百姓叫“亡命旗”，游街示众，押赴刑场，饮弹毙命，肝脑涂地……
      这一年“国庆节”将临的时候，一些“反革命破坏分子”要被执行死刑。那天正巧公休，与孙哥走在马路上溜达着玩儿，意欲“看看热闹”。孙哥早已缴了枪，曾被关押，经历了大半年的“审查”，因为确实没有血债，最终总算放了出来，又干起他的瓦工老本行。回想起1967年的情景，孙哥感触颇多。他说，仔细想想，老百姓跟着起哄参加“文化大革命”，其实屌的意思都没有，打完了、闹完了，黄鳝还是黄鳝，泥鳅还是泥鳅，当官的依然当官，老百姓还是是老百姓。有的人，因为造反的时候做的过头、负下血债，最终家破人亡，连自己的命都贴掉了。

      正说在这里，忽然见到游街示众的卡车队伍开了过来。卡车大约有二十多辆，每一辆都有三、五个挂了牌子的囚犯，由十几个全副武装的军人押着。前面几辆车上的囚犯显然都是要处决的，他们的牌子上都打了红×，而且脖子后面都插了一根高高的“斩牌”。在这些插了“斩牌”的人们中，我一扫眼就看见了曾经给我留下终身噩梦的剥皮猴。他猥琐成了一小把把，被两个士兵挟持着，二目无神怅然地看着前方。我没能看清他的牌子上的姓名，但是看清了他的罪由：反革命杀人犯！
       我对孙哥说：“孙哥你快看，去年7月1号，就是这个狗杂种！”
       孙哥说：“我被‘审查’的时候，在监狱里见过这个人。你砍的那一刀，后来发了炎，他被截肢了——你看，他的右小臂没有了。他是那个看守防空洞的老头检举的，他手上有好几条人命哩，先头就打死过一个十三、四岁的小男孩，是个讨饭的。枪毙他，活该！”
      我瞪大眼睛看着这个嗜血的畜生，希望他能够在我的眼睛里看到仇恨和鄙视。但是，他的魂魄似乎已被死亡的恐惧驱散，他一直呆滞木然，始终什么都没有看。卡车很快就开过去了。“好了，”孙哥说，“刑场就在瓷器厂防空洞那边，他们的生命只能用分秒计算了！”

       接下来，“伟大领袖”又把我们这些曾经拼死效命的“红卫兵”改称叫做“知识青年”，同时降级为“教育对象”，而且是被“工人阶级”领导着接受教育。成全了“文化大革命”这个欺世阴谋、惊天阴谋的一代人，终于愚蠢地、可耻地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狼狈地退出了中国的历史舞台。再接下来，已经自冠以“全世界革命人民的红太阳”的毛Z东大手又一挥，便把我们拨拉到“广阔天地”里去了，这一次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我们无路可逃。



【附】新浪网友王广清赠与老樵的诗：

我们曾经年轻，
那不是罪过；
是每个人成长所必须有的历程。
我们曾经幼稚，
那不是罪过；
是每个人成熟必须踏过的桥梁。
我们不再年轻，
也不再幼稚和盲从；
因为我们找到了成熟的路径。
我们能够成熟，
而且获得了成功；
是没有包袱羁绊的轻松促成。
我们又有了自豪，
脚步也很轻盈，
原来是思想有了自己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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