骇浪魅影

白海鸥

骇 浪 魅 影

——《折腾岁月小记》之二十

顺子是我家邻居李哥的弟弟，1960年大饥荒时，他的父母在山东老家先后饿死，他就扑奔在大连工作的哥哥，并将学籍转入十二中读初一，由于城乡教育的差异，他的学习很吃力，为此他经常找我补习功课，一来二去我俩就熟悉起来，别看小伙子长得一副典型的农民敦厚憨实相，但人很聪颖睿智、博闻强记，而且作文写得挺好，但就是错别字多，所以我就送他一本《四角号码字典》并教他如何使用，从此他的语文水平提高很快，不到半年各科学习成绩居然在班级名列前茅，初三毕业时我本以为他能报考高中，但它却选择了当兵，用他的话说：“俺哥也不易，早出来也给他减轻负担。”
顺子当了海军，在青岛的舰上当了名轮机兵。我们经常通信，他进步很快并入了党，平日喜爱爬格子经常给报社写点稿。1965年顺子因伤提前复员，我们又相拥在滨城，但好景不长，他就分配到远洋运输公司，当了名遨游世界的海员，我已由铁道学院毕业，分配到黑龙江工作。我俩虽然一个工作在蓝色海洋的巨轮上，一个忙碌在北大荒的铁路线上，但友情丝毫未减，虽然我们不是拜把之交，但情孚意合，心照情交。
1966年春节见到他，那时他已是万吨巨轮上轮机部的一名“司舵”，年收入上万元，这对于我们每月只有几十元工资的人，可太具诱惑力了；还有那本更让人羡慕的《海员证》，这就是通行世界的特别护照，在政治待遇上属于三级外交人员。仅凭这本《海员证》，可以随便进出普通百姓难以涉足的华侨商店、友谊商场，买到物美价廉的奇货。这可能就是当时女孩子们，争先恐后愿意嫁给海员的一条很现实的理由吧。
这次相聚，我看到了他发表在几家全国性刊物上的散文，他说自己在世界各地的摄影及文章，是一般记者都难以办到的，所以就被聘为‘特约记者’，我由衷的为他的成绩感到吃惊和高兴，他告诉我，当年我送他的那本《四角号码字典》，至今还在用，虽然已买了新的但就是不习惯。这期间他跑得较多的航线是与我国友好的锡兰（斯里兰卡）、坦桑尼亚、赞比亚，等国。我们相约以后安他的休假时间，来确定我们相聚时间。
1967年9月文革已发生一年多了，期间我收到他多次从世界各地发来的信函，从信的内容上看他对文革的“肆虐”了解不如我们深；反之对文革的意义却比我们理解高。记得在1966年10月他这样写道：“我们安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向海外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文化大革命运动，重温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论断。坚信世界革命高潮即将到来，只有加速传播毛泽东思想，才能有力的配合世界性的人民战争……我们的船上备有十几种外文版的毛著和语录本，在所到港口散发，还有主席像章、图片；并在船上树立起巨大的毛主席画像、展出国内欣欣向荣的照片、放映宣传电影。”
1966年11月他在信中又写到：“我们到达意大利的热那亚港，当地政府害怕我们的宣传，限制我们船员上岸的数量，我们经电报请示国内，（当时没建交）决定与这些美帝国主义的走狗斗争到底，在政委、船长领导下拒绝卸货，开始他们还与我们硬抗，到第十天允许我们每天上岸海员不超三人，我们还是不答应，后来放宽到五人，我们仍不同意，一直到第25天，对方终于答应安国际惯例不限制了。在这期间我们用英语广播向码头工人、市民宣传毛泽东思想，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和一些反动派。’”这些内容让我惊愕—— “造反有理”都出口到人家老外那儿了。
1967年3月他发自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吉隆波港口的两封信中提到：“我们热情地接待了那些不惜冒风险到我们船上来的年轻人，并给他们放映了《决裂》、《春苗》等宣传“文革”成果的电影。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政府都把毛著和相关‘文革’材料（包括像章和邮票）列为禁物，违者罚款或入狱。据当地华侨说，凡拥有30本以上毛主席语录就可判刑入狱一年。当时我国在东南亚有很多华侨组织、友协和侨校，我们的使、领馆不断向这些组织提供毛著和“文革”资料，还有的建立了海外“红卫兵”组织。据一位我们常光顾的华侨饭店老板说，我们的使领馆还负责筛选左翼青年学生，送他们到中国培训，他的一个儿子现在还在中国。”看到这些我很诧异，难道这种强硬的“革命输出”方式与公开颠覆别国政府有区别吗？
1967年8月，他发自亭可马里的信函说：“我们的船被斯里兰卡政府拦截，搜出一箱毛主席像章，这个国家将毛主席像和毛著也列为禁运品。所以向我国政府提出交涉，我们的大使馆已说了这是斯里兰卡政府两年来与国际反华势力勾结的继续。”看完这封信我心里很纳闷，记得在1957年两国建交后，关系一直非常密切。在报道中还提到在抗美援朝时期，斯里兰卡政府就冲破联合国对中国的制裁，和我们签订了长期提供橡胶条约，从而打破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封锁。特别是班达拉奈克夫人执政后，继承了丈夫的遗志，积极参加“不结盟运动”，反对美国介入越南战争，反对美国在印度洋地区保持军事基地；同时她也反对苏联，谴责苏联入侵捷克。班达拉奈克夫人的所作所为，使我国政府将其视为理想的国际统战对象。怎么这样的朋友也不接受毛泽东思想？也敌视文革？后来才知道外交部在文革以前都是执行了刘、邓的“三和一少”路线（对帝、修、反和气一点，对世界革命少援助一点），这与毛主席的“三斗一多” (对帝、修、反要斗争，对世界革命多援助一点)的革命路线背道而驰，当然要对那些已建交的友好国家，重新调整革命的外交路线啦。
这年我因工作忙，没能在顺子回连休假时赶回去，但他告诉我一条好消息，经别人介绍他与一位姓崔的小学教师相爱了，并寄给我一张他们的合影照片，我在回信时幽默地说：“恭喜你，一颗鲜花终于插在了牛粪上。”
1968年7月，我接到顺子要休假的电报，我找了个出差机会急忙赶往大连，一晃快两年了，这次见到他真有些刮目相看，过去那种稚气荡然无存，方正的黝黑脸膛显得沉稳，下颌、唇上刚刮过发青的胡茬标志着一个男人的成熟，再配上那件大方格的蓝白相间的上衣，确实给人一种带有洋味的帅气。我问他：“什么时候把小崔带来让大哥看看？”他苦笑了一下“黄了。”“啊！你们相处不到一年，什么原因？”“实不相瞒，她不适合作海员的妻子，我嫂子上下班需要穿过劳动公园，多次看到她与一个小伙亲热的在一起，为慎重起见，嫂子又打听了她学校的老师，她的口碑不好，所以我断然与她分手，但她不同意，有次她打听到我在天津靠港，专程去了一趟，我只撂下一句话：找海员对象等于守活寡，寂寞将陪伴你大半生，我不愿意看到你为我而牺牲自己的快乐。”我同意他的观点并宽慰他：“你还年轻条件又好，不急。”
在往后的闲谈中他问得最多的是国内的文革情况，他说：“我有几位休假期满上船的师傅，他们私下里一致反映文革残忍、左的可怕，其中一位师傅说，离他家不远的湖南道县农村，1967年8月全大队将‘地富’分子及子女都已集中起来，共64名全部押到石头山水库尾端，由‘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宣布判处死刑，推下三口窖内。又将稻草浇上煤油点燃，投入窖里，熏后，掩土活埋，其中两个老者是在押解途中因行动迟缓，半路上就杀死；还有一位广西的师傅说，那儿的大屠杀从1967年秋开始，掀起向阶级敌人‘刮12级台风’一直杀到现在还没停，残忍至极竟用成批爆破、戳死、掷下矿井、推下山涧……而且是由部队参与下干的，这一切都是真的吗？”“湖南的我没听到，广西的在我去桂林出差时听到，据说是为了贯彻中央一个什么《七？布告》指示而开展的。类似这样的屠杀太多了，在北京眼皮底下的大兴县，1966年8月先后杀死了325名‘地、富’分子，其中有22户人家被杀绝；还有各地的武斗自相残杀数量更惊人，远的不说就拿咱胡同说……”“咱胡同的事，我哥都向我说了，他还说一次一首外国船只在大连港外停泊，我们的海关、检疫等工作人员上船检查和办手续，要求对方高呼‘毛主席万岁’，被对方拒绝。对方当着中国人的面，把一尊强送对方的毛主席像扔进大海，并且掉头转航，扬言要把中国人员挟持至南朝鲜，最后出动了海军，才把这艘船拦截在渤海湾里，救出中国人员……你说毛主席发动的这场文革究竟要干吗？”“说不好，刘少奇也打倒了，但看不出运动要结束的苗头，你是周游世界的人，见识比我们广，我倒想问你，我们常说的：‘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待我们去解放’，你看咱们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吗？”顺子苦笑着摇了摇头。
1969年春，我弟弟出差到我那儿，告诉了我一条惊人的消息——顺子被批斗、开除党籍撵回原籍。起因是他的前女友小崔，向顺子公司寄去一份举报信，说他们在处朋友期间，顺子向她散布过反动言论：1、说歌颂毛主席的“大海航行靠舵手”歌词是胡说八道，大海航行只能靠船长。2、毛主席说“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他说自己亲眼见到的是，我们的敌人遍天下。3、污蔑我们的“欧洲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在大肆挥霍、浪费我们的援助物资，说那儿马路边的电线杆，都是用中国援助的优质钢管做的；援助的化肥，拖拉机被乱七八糟地扔在地里，任凭日晒雨淋。说我们是“打肿脸充胖子”将老百姓勒紧裤腰带省下的物资支援他们，就为了讨好世界上唯一的一个执政党支持文化大革命。
唉，真没想到，‘牛粪’竟让‘鲜花’出卖了。
一年后，顺子所在的那艘船在海难中沉没。起因是船靠港时，船员们要参加各种大批判活动，离港时大家都很疲惫，正常的海上工作秩序被打乱，航行中没能坚持严格的操作规程，加之当天晚上雾大，能见度极差，结果被一艘八万吨巨轮追尾撞翻，48个船员只生还12人。
九年后，顺子的案子得以平反，又回到原单位上班，那时他已三十三岁。
五年后，顺子用补发的工资下海经商，那时的他已三十八岁。
今天的顺子，已是“顺嘉船务代理有限公司” 的董事长。他撰写的专著《‘文革’——向世界输出革命》已基本告罄，文章以大量翔实的论据，阐述了那个历史时期极左思潮在国际舞台上的痴狂，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1966年8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肯定了‘世界革命高潮已经到来’的判断，于是用输出毛主义来推动世界革命高潮，就成为党的对外工作的主要任务。1967年5月1日，《人民日报》的庆祝国际劳动节社论标题，就是‘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该社论声称：毛泽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如同马克思创造科学社会主义、列宁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影响着世界的前途和命运’。当时‘文革’在东欧、西欧和北美、的影响非常有限──特别是苏联东欧国家对‘文革’意识形态的免疫力要强于西方国家的左派。‘文革’中输出的毛主义意识形态和中国的发展模式，全是以亚非拉国家为主要对象的，期间已达到不顾国际关系，肆无忌惮的强行输出，奢谈以亚洲、非洲、 拉丁美洲作为‘世界的农村’来包围欧洲、北美这些‘世界的城市’。表现出对外政策的革命狂热和极端功利主义……”
文章又说：“我们都曾被那个疯狂时代所劫持，兴庆的是大家生还。记得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的女儿也曾痴迷‘文革’，后来李光耀访华特意带她同行，她亲眼看见当时中国的封闭、落后、愚昧，于是改变了对中国的印象。女儿思想的转变过程使李光耀悟出一个道理：‘要让青年人放弃对毛式革命的浪漫幻想，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去中国，逗留得越久，放弃得就越彻底。’因此李氏回国后废除了‘禁止30岁以下新加坡公民到中国去访问’的禁令。”
今天的我们已从文革走过来，有责任阻止它的重演，那就是把“文革”的丑陋、肆虐、癫狂，记录下来留给后人，以史为鉴，警钟长鸣。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最后的责任——最后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