割资本主义尾巴

白海鸥

                          割资本主义尾巴

——《折腾岁月小记》之二十二

        在政治挂帅的文革期间，每天下班后都要进行1——2小时的政治学习或开各种批判会，将大家搞得非常烦，但谁又不敢说个“不”字，正像人们常说的“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此时尤显突出。这天快下班时，车间的通知就下来了：今天的会很重要，谁也不能请假。
        大家来到会场一看顿觉气氛非同以往，因为军代表老胡来了，而且会议的主持人改为厂部“保卫组”的鲁科长。
        鲁科长，人长得精明干瘦个头不高，但嗓门高亢尖亮：“今天向大家宣布，经调查核实，我们车间木瓦工段有五人，在高福海的带领下，自1968年6月15日——1968年8月15日先后利用工余时间，私自到高头为一家企业承包砌筑烟囱工程，共得现金1000元，这种地下黑包工的行为，是在挖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墙角，是资本主义思想在我们工人阶级中的腐蚀表现……”
        他说完后由军代表老胡讲：“自文化大革命开始的那年，1966年8月12日，毛主席就正式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大寨经验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加强、巩固集体所有制，限制、拒绝私有制，这是一条适应各行各业的普遍原则，他们不仅把自留地、社员的家庭副业，这些‘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还进一步 ‘批判集体经济内部的资本主义’，所以大家才能一心一意的扑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上，但是没想到在作为领导阶级的产业工人中，也长出了‘资本主义尾巴’，这是当前阶级斗争的一个新动向……”
        紧接着就是高福海等人的检查和大家的发言，这个会足足开了三个多小时，一共折腾了一周时间。到后来没啥可说的，人们就围绕农村搞的“割资本主义尾巴”问题开成了通气会，这个说他奶奶家的农村，对家禽实行限养，提出“鸡头、鸭头、不准超过人头”否则就是搞资本主义；那个说她的老家更邪乎， 在抽水沟坝边上种了几棵大白菜，说“菜长得越大，私心就越大”，吓的他们立即把白菜连根拔下来，送到队里去了；还有的说他大爷扎了几把笤帚到市里买，东西被没收人还挨了揍；还有什么取消了农村的集市贸易，搞“社会主义大集”等又新鲜、又怪异的事，从中我似乎对“割尾巴”的来龙去脉搞清楚了。最后厂部决定给予高福海党内警告处分；并勒令他们六人限期全部退款。
        但在这个“全部退款”上出现了难度，因为他们挣得的钱拿出一半捐给了马师傅，为了给他的十岁儿子去北京治疗脑瘤，钱已花光，马师傅无力退款。为此大家议论纷纷，有的说他们这样做是发扬工人阶级的互助精神，不应全算“资本主义尾巴”只能算半条吧，退500元合理；有的说有困难可以向领导申请困难补助，也不能冒这个风险。最后逼得马师傅借债还款，车间再从帮困角度，分几次为他申办了救济款再还债。
        第二年的夏季，车间接到修复厂锅炉房烟囱开裂的任务，由于烟囱裂纹在逐年扩大，不但影响安全更因透气抽力不足，严重影响到这个高寒地区，半年靠采暖才能生存的人们。
在研究这个任务时犯了难，因为我们车间技术组，四个人中的主抓土建的李工和组长宋工全被“专政”在牛棚里，只有我这个搞机械和搞电的刘工了，而刘工又因一半肺切除，身体不佳无力再承担额外的任务，所以只好赶鸭子上架，由我来承担这方面的技术工作。
        开始我认为找个专业工程部门来承接，自己只是做作验工方面的收尾，没成想联系了几个工程段，人家都说现在太忙无力承接，回来后向车间汇报，车间要求厂部从他们的角度出面联系最好，但被新上任的革委会郑主任否决，他说：“你们车间大有人才，去年不是还搞黑包工给别人建烟囱吗，现在修自家的烟囱就干不啦?”对这个外行能领导内行的权势人物，你与他说那是建的十米小烟囱，而我们厂要修的是35米的高烟囱，他一定会用 “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最高指示”堵住你的嘴。
        车间为此又召开了专业会议，瓦工们说：“不是我们不干，而是没有条件干。”提出脚手架不足、又没有架子工；安全防护用具没有、人员不足……总之一句话——困难大大的，大大的有困难。
        在这个会上高福海一句话不说，只是在那儿闷闷地抽着旱烟，若不是在缕缕烟隙间，能隐约看到他的身影，还真不知这个会场有他的存在。
        最后大家提的诸多条件都被郝连长（车间主任）一一否决，他说：“你们提的问题都不是问题，这些由我来解决，你们还说啥？”
        问的大家哑口无言，我暗自称道：姜，还是老的辣呀！
        正在这时高福海发言了：“我就提一个问题，维修三十五米高的烟囱属于超高建筑，在安全方面铁道部有明文规定，最少要给0.2个死亡指标，若竣工时达到零个指标，则将这0.2换算成奖金发给大家。请问这个问题能落实吗？”
        听完他的发言，郝连长愣住了片刻后喊道：“你怎么一张嘴就是钱？钱、钱！你不知这个‘钱’绑在资本主义尾巴上吗？怎么记吃不记打，不长记性，咱现在不提这个行不?算我求求你了。”说完他在大家的哄笑声中也大笑起来，最后他说：“你小子就能给我添麻烦，你知道去年我为了给老马办那困补的事，我他妈给上边磕了多少头?你提的问题我答复不了，这需要尾巴的头来定。”
        这时我才发现，最辣的老老姜原来在这里呀！不亏人家是从工程段调来的七级工匠。
        最后‘尾巴的头’几经研究决定，不可能兑现“零死亡指标”换算成奖金的问题，并说这是刘少奇的资产阶级物质刺激变态表现，要恨批。
        为了完成任务，我们的郝连长，又发挥他在厂内的人脉关系到处活动，最后以施工期间每天在食堂免费，为瓦工们提供一顿午餐的变通方式，解决了这个最难的奖金问题，其余问题也都陆续而解，最后就剩下个 “架子工”问题难住了，因为在建筑旺季架子工是找不到的，最后我想起在炉后砸铁“劳改”的李工，就找到他，他笑道：“这帮小子在欺负你们呢，这六个瓦工中有四个是架子工出身，车间钳工里也能找出几个。”
        回来后我高兴的向郝连长汇报，他气的大喊：“我得好好收拾这帮兔崽子，前天我问小黄，听说你过去扎过架子……话没说完，你猜他说啥？‘不行啊，这么高的烟囱它本身就摇晃呀，我不敢上。’”你说说这大烟囱能晃吗？气的我踹了他一脚”我劝道：“高建筑物允许在风载下晃动，在设计时就考虑到，只不是过几厘米而已，否则外力会集中在底部产生剪切力，现在人家就说是晕高不能上，你还能硬逼人家呀？我看你还是给点物质刺激吧。”他问：“我浑身解数都使光了，再也拿不出刺激了。” “目前施工条件已具备，是否将该工程一揽子承包给他们，不管那么细，至于再刺激的问题，可以将你说了算的‘待休证’按完成任务量奖励给大家，完工后让他们分批开铁路免票出去玩玩休息。”听到这连长稍作沉思：“好啊！你小子鬼点子不少呀！”说完照我屁股就是一大把掌。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话一点也不假，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这项艰巨的任务圆满竣工。35米高的大烟囱穿上了鲜艳的红袍，每隔两米束着一箍闪亮的铁腰带，内膛也进行了脱硫处理，和部分耐火砖更换，它如同一位亭亭玉立的少女在那儿遥看家乡。
        此事马上在我们路局的报纸见报，题目显赫——《割去资本主义尾巴，轻装上阵战云端》
        此事马上被确立为“学毛著先进集体单位”演讲稿随之送来。
        此事马上被厂革委会渲染为——“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敲锣打鼓到路局报喜。
        在那个“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的“穷过渡”年代，收入分配制度是极度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化，和生活资料占有的极端平均化。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 的“斗争哲学”理论甚嚣尘上，长期压抑和桎梏了人的潜能素质积极性的发挥。幼稚的认为公有化程度愈高，规模愈大，社会主义就愈成熟；公有制结构愈单一，就愈能保持社会主义的纯洁性；小生产是产生资本义和资产阶级的温床，最终应该取缔；连经济领域惯用的激励机制，和多劳多得的分配制度都被枪毙，所以那个社会几乎没有剩余财富，致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迟缓，百姓物质生活极其匮乏——这就是那个“理论”不可救药的致命之处。

                                                                                         2010.2.4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