帅好：如何成为历史真相的传播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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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成为历史真相的传播者（上）
——2017年4月24日微信公益讲座
文/帅好

谢谢张耀杰老师，谢谢群里的朋友们！也谢谢同步多群转播的朋友们！
今天晚上的话题将围绕五个方面来讲：
第一个问题就是饥荒故事怎么会从西南一个角落传遍了华语世界；
第二个是怎样发现的这个故事；
第三个是都调查了谁，使用了什么样的资料；
第四个是方法论上的特征是什么；
第五个是本研究和历史实证主义的差异在哪里。

一
从研究到公开发表用了将近十年，这是什么样的研究环境？
这篇文章最早发到网上是2007年的3月份，但是，由于此前一场车祸及其后续治疗等等，当时工作生活都极度不稳定，在山西、北京、贵州之间来往，除了更新博客，很长时间没有上网浏览论坛，一直到五个月之后，也就是2007年8月份，上网才突然发现这篇文章传遍了网络。（参见《饥饿的茅台往事，像风一样掠过世界》）
大家可以看到搜狐网、中国网都转发了当时的第一版，他们给我署名是“黑眼睛”。为什么署名“黑眼睛”呢？因为我博客上有个栏目叫黑眼睛，另外，“山西发展导报——现代晋城”当时给我开有专栏叫“土儿的黑眼睛”，所以我就用了“黑眼睛”，当时转载也都用了“黑眼睛”这样的字样。
如今，这个文章已经过了整整十年，但是每年依然在网上重复传播，无论是微博、微信，还是华人世界的网站、论坛，我就想把这个问题与大家分享一下，哪里有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出。
从2007年3月到2007年8月，我自己知道是隔了五个月的时间，因为当时的网络确实没有现在方便，电脑又是很笨重，而且，由于这个版本不好，虽然传播的很多，但版本结构差的很远，传播的效果恐怕也不是太好。
但这篇文章在第一轮的传播中，有一个编辑看到了。在中国报业中非常重要的编辑，虽然我自己也是编辑，但无论是智慧、能力，还是知识结构都与他相差太远。这个编辑是就南方周末“往事”栏目的编辑，他当时应该是这个版块编辑的组长，现在应该是部领导了。他在中国知识界或历史学界、学术界人脉广泛，作为报界编辑，是一流的，他的名字就叫刘小磊。当时他发现了这篇文章之后，就找到我，要求我给他发文章的原稿。
说起“大饥荒茅台酒”这篇文章的原稿，就要说起我当时的一部书稿。这部书稿叫《西南叙事——民间生活史的另一种读法》。当时广西师范大学已经和我签了合同，允许出版，而且清样都打出来了，我也把清样签了，就等着出版了。可是最终这部书稿没有出版。没有出的原因就是他们审了若干次之后还有禁区。大概是04年或05年签的合同，我等了两年没有消息，就放弃了。然后，这部书稿又转到国内其他出版社，也同样出不了。“茅台酒”这篇文章就是这部书稿其中一章里面的一小节。很短，当时只有四千多字。
这部书稿，试图展示贵州省从1948年到1976年的重要的政治事件或者运动。就是这样一部书稿，没有一个地方是虚构的，完全实证性的研究。有点接近于杨继绳先生写的《墓*碑》的风格。书稿以贵州省为例，从剿匪征粮开始，也即土改前奏，到文革结束。当这个书稿出来之后，其中的一小节放到网上后，刘小磊就发现了。
刘小磊发现，是2008年的事情。之后他就指导我做一些符合南方周末所要的这种体裁、形式，大概指导改了三稿。当然也删去很多报纸完全不能发表的内容。
修改了三稿之后，刘小磊拿到南方周末，但是经历了大概一年半左右，上了三次会议，可能更多，但是都通不过，南方周末发不出来。
左为《炎黄春秋》2010年第1期封底，右为《财富生活》2009年3月号
后来，招商银行旗下有本杂志叫《财富生活》，其中有个编辑叫顾策，他通过刘小磊拿到我的电话，要了刘小磊指导和修改之后的稿子。顾策与我也是完全不认识的，他仅是在网上看到那样一个初稿。当然，修改稿是没有上过网的。顾策拿走这篇文章后，就在这家内刊上发了（上图右）。这篇文章算是发出来了，因为是内刊，国内媒体，不敢转发。这就是整个新闻媒体的状态。后来，顾策发了这个文章不久又返回了南方周末。事实上是南方周末的这两个人物，一个是刘小磊，一个是顾策，真正推动了这项独立研究的公开。
当他们发出来之后，我在博客上还没有转发，因为这个时候，我本人所在的媒体是贵州省委下面的《当代贵州》杂志社。我们的社长，包括前任社长，在《法制生活报》的，都不同意发，因为毕竟是在贵州地盘上。
接下来，这篇文章又遇到了第三个编辑杨继绳老师。2009我父亲生病住院，在贵州和山西之间我跑了两三趟，这年10月9日贵州前粮食厅长王民三通过我的同事找我，我从山西返回后，给王民三老人打电话才知道，他是帮杨继绳老师找我，王老说找得很急，给了我《炎*黄*春*秋》杨老师的电话。后来，我用编辑部的电话与杨老做了联系，杨老师大意为要在明年（2010年）使用这个稿子。
我在微信公益讲座中，说是共*识*网的创刊编辑杨传银去《炎*黄*春*秋》，杨继绳可能通过杨传银或刘小磊，找到我的联系方式。现在看来这个记忆有误。杨传银与杨继绳谈论过关于我的文章，应该是《领导者》杂志发表“中国爱尔兰画家反饥荒行为研究”之后。时间是2012年5月左右，而不是饥荒年代的茅台酒这篇文章。原谅这个讲座，我仅备有一页提纲，没有讲稿，才会出现上述失误。
2009年10月，我把这篇经过多次修改后的文章给了杨继绳老师，杨老师又进行新的编辑，并加了一个评述性的结尾。从刘小磊到杨继绳又过了两年，这个文章在不断地在加工、深化。杨继绳拿到文章后，于2010年的1月份在《炎*黄*春*秋》上发表，这篇文章终于体面的在国内公开出版物上发表了。1月15号《文汇读书周报》当即全文转发，这个转发的消息，是贵州日报前总编辑刘学洙打电话告诉我的。也在这个月，我辞职离开贵州。
2010年10月出版的《共识文集——国史庚寅论》
杨传银是共*识*网的创刊编辑，非常厉害，非常有眼力。他2010年夏天编一本《共*识*文*集》（历史卷）。其中，从事新闻媒体的人选了两名。一个是柴静，一个是我。我这篇就是茅台酒。茅台酒的全文就是从杨传银这里首次发出来的。但是，依然是不认识的。到此，帮助这篇文章向外不断传递的编辑们，我都是不认识的。大约2010年10月杨传银编辑的书出版了。
推动这篇文章发表，从南方周末编辑，到内刊，再到公开出版物《炎*黄*春*秋》，到书籍，从这篇文章开始调研到正式发表，时间实在太漫长了。当2010年1月份正式发表后，我却觉得从事独立研究实在是太压抑了——竟然用了将近十年时间。《炎*黄*春*秋》发表之后，每年网站会大量转载，各种各样的版本都有了，和一开始编辑的版本不一样了。这就是这篇文章怎么从偏僻的仁怀传播到网络世界的过程。其中，编辑的推动能力是无法忽视的，真的感谢这些编辑，言论自由需要出版自由的支撑，有胆识的编辑不仅为言论自由，而且也为其他学术研究默默构筑通道。
二
线索尽管来源于上访，其实被掩埋的真相更易激活人类良知
大家可以看看第一部分的图片，大概了解一下我调查的地方在哪个位置。
这个故事是在中国的西南高原上的贵州，而这个故事的具体发生地，在贵州的仁怀，和它相邻的是四川，那边是生产郎酒的，这边是生产茅台酒的，我打一个圈，大家看应该是在那个位置。
第二张图也打了三个大圈，分别是前往仁怀调研的实际地理位置，仁怀的形状象月牙，南北长，东西短。文章抽样调查的位置，北部是大坝镇，中部是水塘和城关镇，南部是茅坝镇。城关镇他们也叫中枢。
按官方说法，茅台酒是通过赎买、没收和接管等方式，把三个民间的酒坊合并之后组成的。这是当时的原始厂房，现在还保留的。第一张图片是王茅的，第三张是赖茅的，中间的华茅的，是华之鸿家的，上面是石荣霄家的，下面是赖永初家的，就叫赖茅。现在这三个房子，华茅的房子变化比较大，就是中间的房子变化大。那么，赎买、没收和接管在历史中的真实含义与文字描述相距多远？
我们现在大概知道地理位置，知道茅台酒研究是怎么一步一步在言论控制下发表出来的，知道三个民间的烧酒坊构成的，我再讲一下是怎么发现的。
我大概2000年到的贵州，当时是从山西的一家中级法院去的贵州。到了贵州之后就自然而然的想到法制报去求职。
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刚到贵州时的样子。比较年轻气盛，因为觉得自己曾经在法院工作过，掌握有一定的法学知识，所在的媒体还是法制报，就自认为有法律保护，只要按照法律的原则去做事，就不会有危险。而我现在想一想，我所经历过的事情，其实有若干次都可以被人构陷掉，可是，当时年轻气盛，体会不到这些个危险。不过要不是年轻，也不会有这些系列研究了。
当时怎么发现的呢？在法制报这几年一直做深度报道，和上访打交道比较多，每周大致有两个案例需要调查，这样导致我在贵州呆的这些年，一共到过68个县，应该是占到了五分之四，贵州有80多个县吧。其中有一次，仁怀一个老人来上访，是一个房产案。我在仁怀，偶然看到县志。在翻阅县志过程中，发现饥荒年代竟然生产那么多的茅台酒——为什么对统计数字感兴趣，因为我在大学学的就是经济计划专业。毕业本来是在当地计划委员会的，现在叫发改委，在这个部门工作了好多年。数字是专业训练和工作实践的一部分，当时就觉得饥荒年代怎么还生产这么多奢侈品。第一感觉是这样。
在研究过程中，通过大量的历史文献，从1948年-1976年，一场一场的运动，才知道土改是怎么回事，是消灭什么阶层的人；反右是怎么回事；四清运动是怎样的；文革是怎么回事等等。因为我们从小学到大学所学的历史，基本是谎言构成的，包括大陆的近代史。
三
分散在现实各地与历史深处的各个阶层的访问，非常缓慢且熬人
下面讲第三个内容，都调查了谁，使用了什么资料。
大家先看一下图片。这一系列反映了构成茅台酒三支中间的一支。这三支通过不同的渠道我都接触过，华茅后代由于被组织统战时间早也比较成功，人员存活率高；赖茅原创者赖永初因担任过民国贵州银行职务，在之后的政治运动中被收监判刑，但后来侥幸生存下来。
其中，接触最深的是王茅。王茅故事最为悲惨。由于他们是地方地主家庭，上边背景支撑，当时被枪毙的枪毙，被边缘化的边缘化，对后代生存境遇的影响也非常大。照片有很多，先举这一组。
第一张照片是石荣霄的墓，石荣霄是王家的人，但是他小时候就给出去了，他后来有了本事，酿酒成功之后有了钱，就把自己赎回来了。他们叫“归宗耀祖”，就是要回到王姓的家族来。他的墓碑也是王姓打的头。
迄今为止，除了他的家人，外人中我是唯一一个拜祭过王茅创始人坟墓的人。我觉得要做历史研究，必须要纯粹，而且要争取找到一些事物最初的原点。这个坟墓是我和他的家人找了很久才找到，这是国内在公开媒体上首次看到的一张石荣霄坟墓的照片。巴拿马获奖的时候，石荣霄应该已经去世了。坟墓上的时间可以印证这个。
第二张照片，右边穿蓝色衣服的是王家的后代，这是石荣霄之后的王茅的一个大掌柜王少璋的孙子，我一下想不起他叫什么。第三张是典当契约。当时因为饥饿，1962年仁怀饥荒也很严重，大家在文章中可以看到。就是穿蓝色衣服的他的妈妈把这个房子给当掉了，后来好像也没有赎回。这是当时在他家拍的。他们之前因为饥荒或茅台酒问题没接受过媒体采访。
这间房子在仁怀城，我当时看到过，差不多临街，或者离街上也不是太远。一间房子十五块钱人民币就可以把它卖掉，而当时级别最低的干部工资也不止十五元人民币。这是62年元月份，因为饥饿，没有办法，把这个房子当了。他的后代一直保存着这张可以见证时代罪恶的一张当契。被当契掩埋的悲苦，真是难以表述出来。
最上面那张照片，左数第二个坐着的老太太，拿着大烟袋锅敲着地下，头转向右边在讲话的，是王茅第三代传人王泽生的管家夫人。管家是雇佣人，他不姓王，他的夫人还活着。看上去衣衫褴褛，图片里所有的人都是衣衫褴褛，而且她就在乡下住着。这个地方是水塘，具体村子名想不起来。但看她的言谈举止，一定是那个时代见过世面的女人。因为经常在乡下去做调查，所以我对乡下各种人群的特征很注意观察。
我采访民国时期的经理阶层时，明显能感觉到他们的素养、想法、他们的胸怀，不是我们这个时代同阶层人所能比附的。别看他们在乡下。因为他们承担和经历过时代的责任与苦难。而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从上到下是不承担社会责任的，而他们是承担者。
这张照片，是在水塘中部的一个村子做调查的时候拍摄的。这些人讲述了饥饿年代的死亡和饥饿情景。其中，坐在我旁边的、左起第三人是一位老师。
这张图片上，那样的灯光，是早上在磨豆腐。那拎着豆腐的，是王泽生第三个儿子的独苗。王泽生第二个儿子是老师，1950年被枪毙后，第三个儿子也找上对象，后来就把他嫂子娶了，留下这个独苗。现在是磨豆腐的。大家可以想象我们的红二代、官二代，他们会做什么。他们的子孙，三代、四代可能都在发达国家。而缔造了大名鼎鼎的茅台酒的后人有的被枪毙了，有的是现在磨豆腐的。这就是剥夺者与被剥夺者之间遗留下来的问题。（当然，经过不懈的上访，王家部分后代在茅台酒厂某得一份工人的职业）
这张照片，坐在我对面的老人，是仁怀民国时期乡村里的文化人，茅台酒传人王泽生就是看他家里有文化，才让自己的二儿子娶上他的妹妹。但是，王泽生的二儿子如前所述被枪毙了。这里面还有很多故事，因为与饥荒关系不大，在这我就不多说了。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老人，你与他交流，能感觉到他身上的文化气息。
后面一张照片，是仁怀南部的茅坝的两们老人，他们的孙子娶了王茅的后人，是磨豆腐男人的女婿，就是这个关系。这两位老人没什么文化，但如实地讲述了在饥荒时期自己的几个孩子如何饿死的经历，详细的饥荒茅台酒文章中可以读到。
这是在大小井。为了梳理石荣霄与王家，溯根求源，一代代往上找，只有老人才有这个记忆，因为当时社会斗争把家谱烧的烧，焚的焚，搞得大家都找不到自己的祖宗了。我们才和王家的人一起共同寻找，一根线一根线的接上来。由于他们这一脉，茅台酒中的王茅是最惨，加之后代支脉多分散在各地，又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在上访诉求中，山头多意见分歧大，甚至导致他们互不来往。
因为调查饥荒，我到过仁怀的所有乡镇，而且每次去路途都很艰难。从贵阳到仁怀一共两百公里的路，但是当时需要6-8个小时的行程。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知道贵州十八盘的话，仁怀也有几大盘，就像盐津河上那样的，每次下乡都会看到、听到车翻人亡的事情。路之艰难与危险，平原地区的人不能想象，但是我不记得自己去了多少次。
这是民间这部分，除了抽样王茅的后代，我做了完整记录。同时我还抽样了茅台酒三个最老的酒师。有的酒师，在三家茅台酒私人烧坊都呆过。我是有完整的调查记录的。这是一个阶层。除了他们的家族阶层之外，还有农民阶层，酿酒工人阶层，还有一个阶层是官方阶层，我也找到了。
这组第一张，是贵州前省委书记、前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朱厚泽先生。第二张，是池必卿。他是七十年代末到贵州的，是省委书记，山西人。他的秘书姓高，后面有张照片桌上摆着一排文件的就是他的秘书。与饥荒茅台酒有关的，就是抽着烟的周林，他是仁怀人，从1951年到1963年主政贵州。下面那张是周林当时的机要秘书，而且他饥饿期间是在湄潭，贵州饿死人最多的一个县。
把三任省委书记的资料都要拿到看到，不仅这个事件，而是使整个西南叙事这部书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得到相关的求证，保证它的有效性。当然这个跨度很大，有的是文章发表的时候才找到的，有的是资料找到的比较早，但是要见人的。
大家注意这一张，有位老人坐在沙发上，我坐在旁边记录。这位老人叫王民三，离休前是贵州省粮食厅厅长。他1949年进贵州与田纪云同时进去的，并且都在贵州省田粮处工作。我能找到王老，经历还是比较曲折的。
2008年杂志社要做一个三十年改革的专题，我策划了采访朱厚泽。同时，还想做一期王民三的，所以就选了在变革时期粮政是怎么进行的。实际上做起来是有难度的。首先，我不认识王老，也不知道他愿不愿意接受采访。当时找到这位老人的时候，前前后后差不多交往了一年，他开始怀疑我，但是他没有直接对我说。他通过省纪委的一个副书记、也是他的朋友，电话我们的杂志社去问，说这个记者一次次来，也不写文章，是为什么。我们社长也没和我说，这个事情差不多在我离开贵州时，社长才跟我说王民三老人曾经问过你。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现在想，当时王民三老人开始肯定害怕，一个年轻的记者，一趟趟来，来了什么事也不干，就是聊天，只聊粮食问题，他害怕，不知道是什么人。但是，我还是有一个借口，调查1978年代的粮政，实现粮政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因为我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变革时期的粮政，就是写的王民三。但这个文章我用了一年多的时间。然后，我们两人真的成了忘年交，而且是特别特别好的师友，他后来和我真是无话不说。他出版日记时说，这个日记能出版，第一感谢帅好，第二感谢贵州省前贵州日报社的总编辑刘学洙。
在研究贵州省粮食问题时，帮助王民三老人出版了他的这部中国饥荒以来，第一部由粮政官员记录下来的日记。帮他迅速的推出来，当然是节选，在他活着的时候能出版摘要部分已经很不容易了。所有细节我都清楚，因为我是主要的推动者、参与者。后来杨继绳直接要稿子，都是我去炎黄春秋送稿。王民三是贵州粮食史上非常清楚饥荒状态的一个有良知的公务员。当然与他所处的位置有关，他在饥荒期间当时是省粮食厅副厅长。
左为王民三手稿打印件
官方群体还有一部分，我们在下一讲中再说。
有了这些相关的资料后，我觉得使自己的调查就更可靠一点。除了民间群体和官方群体之外，还有一个群体，他们是无言的群体，就是各种史料的收集和整理。目前为止，我应该拥有贵州省全部县志。从2001年到贵州，大概用了差不多有16年的时间。当然，没有纸质的，就用照片存电子版。电子版分人口、农业、土改以及公检法等的，如果大家想查贵州任何一个县区58-62年的人口变化，这个是随时可以调出来的。因为要做一项真正的研究，必须有强大的基础积累。不是因为收藏把贵州省县志集齐，而是要研究问题。因为后续的其他研究还有很多。
另外，我和贵州省的“历史老人”，像陈福桐、王民三、庞思存、哑默、尹光中、刘学洙、袁伯康等，他们都是真正有文化的知识老人，后来都成了师友，他们给我提供了有效的资料来源和渠道，指点迷津，使你能够迅速找到你所想要的资料。人面对历史问题，无论熟悉还是陌生，其实都是面对茫茫大海。历史资料的收集是一个复杂熬人的巨大工程。有时候线索一次次在你眼前飘过，但是由于你不认识，没有判断，便失之交臂。
四
一些方法，既是探索也处于无奈。因为从事独立调查和研究，在大陆风险太大。
接下来我们讲这项研究用的是什么样的方法论。方法论上我觉得简明扼要的说，是用年鉴学派+政治哲学+田野调查+美学的综合平衡。我觉得这四方面构成一项比较有意思的研究。方法论除了这个特征之外，我觉得在写作上新闻的特征我也保留了一些，这完全是受刘小磊的引导。因为我本身也从事记者工作，有一种叙事的语言习惯。不能说是天赋。我的文章中很少用形容词，因为不敢，尤其在法院工作了五年，又在法制报，所以很谨慎的用形容词。我认为形容词容易把事实真相扭曲，或者引向歧义，所以我在表述的过程中很少用。
法院的经历对这个研究为什么有帮助呢。因为法院是实证主义的，这没办法，这是审判的最低选择，法律必须依靠依据。但在现实世界，有些依据是永远找不到的，但是事实是存在的。怎么办？法院必须放弃。必须做无罪判决。我们人类认知只能认识到这个程度。我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实证呢？因为法院的实证和历史研究中的实证的差别很大。
我们要回顾一下我在方法论上的特征，就是骨架是年鉴学派的，理念是政治哲学的，抽样调查+美学的平衡+新闻记者的叙述，虽然这篇文章都是数字，但大家还是能读下来的。
当时《炎黄春秋》发了之后，我才敢拿给我们的前法制报的社长王志忠先生看，他说你这个文章写得好，一个骂人的词没有，全部用数据说明事实，这样的话，任何人都拿你没办法。
另外，对证据的使用本身不便使用形容词。讲究实证，还有一个原因是，我在进法院的第一天，我写一篇报道给一个刑庭的庭长，写犯罪嫌疑人可能怎样。庭长说不行，法官想知道什么就能知道什么，而且在法院工作中要拿证据说话，不能用可能。
但是这番话，给了我两种认识，一个是法官是多么武断，居然认为法律事实就是现实事实或事件事实；第二堵塞或削弱了“某种事实可能存在”的机会。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司法的实证主义有时候是非常令人讨嫌的，比如说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事情，是没法用证据来证明的。我在以前讲座的时候，讲过这样的例子。普希金有一句诗，可能是奥涅金中的一句“再也没有被吻过的唇”，是说一个女孩只要被吻过了，她就不再拥有没被吻过的唇了。而事实上一个男孩或者一个女孩，可能和若干个人接过吻，无论你结婚与否，但是第三人并不知道。这些事情是无法证明的，但是它确实客观存在过。在吻过之后或者吻了若干个之后，他的心理变化和行为变化是完全不一样的。延伸到犯罪上也是如此。
那么在历史研究中，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处理。下面就把我的这个研究和大陆上经常用的实证主义上的差异用最快的时间讲完，因为现在已经超时了。
五
年鉴与实证的对比
年鉴学派大概是1929年围绕经济社会问题，由法国人创造的。
年鉴学派的第一个特点就是研究者占主导地位。大陆包括民国、清代大部分历史研究所奉行的是史料第一，法律上叫证据为王，新闻上叫内容为王，这是一以贯之的。
2005年采访笔记
第二个特征是注重提问，是带着问题进行研究的。而大陆历史研究主张研究者从属，以史料为王。在新闻上以内容为王，法院理论上也是证据为王，法官是居中裁判的。但年鉴学派历史研究就要以研究者为主导，而且以问题为主。而我们的实证主义是不讲究以问题为主的。
第三，年鉴学派讲究不单纯的描述，而我们的历史主义或实证主义讲究的是再现和描述。尤其是一些古典小说，古典油画，那都是主张再现。在历史研究中也是这样主张再现且是描述式的。年鉴学派不仅是描述式的。
第四，要求对历史知识和思维方式进行反思，这是年鉴学派的一个特点。历史实证主义就要求有实证，在历史知识上就以实证的发现，不断的实证发现为它的主要目标。这个文章发出来之后，不断受到不承认中国发生过大饥荒人的坚决批评质疑。在红歌会的网站上专门有一篇说我的文章是什么撒谎，当然他拿不出什么证据来，至多拿一些别的证据乱用，因为他毕竟没有做过大量的调研。《炎黄春秋》的前执行主编洪振快先生，还就我这篇文章中的粮食产量和茅台酒的产量，专门写了一篇文章答疑。迄今为止我也没见过洪振快。这篇文章后来在南方都市报发出来了，也是引起五毛的围攻。我还在微博上为他解围，说我就是作者，来找我吧。持红歌会立场的人以为茅台酒是五年窖藏期，所以说59年-61年的茅台酒用的料不是当年的，是五年前的料。但他们就没有想过59年到61年也有产量，这个酒是到后五年再去卖，是61年之后去卖的，只要生产，就使用了当年的粮食。现在贵州省的人口是三千五百万，仁怀的人口是五、六十万；当时59-61年仁怀的人口是二十五、六万，就是一半，大概是这样一个比例。
第五，研究主体对史料进行选择、分析和组织。允许有结构性的计划，就是以怎样的一个材料构成你所面对的问题与所要回答的问题。这是年鉴学派的一种方法。而我们历史实证派是以考证史料为主，就是这个史料是不是真的，在这方面用的功夫是比较大的。
如果要简单地说，年鉴学派应该是这样的。年鉴学派的出发点就是先产生问题，面对现实社会发生的问题，再针对性地提出问题，通过研究要解决什么问题。所以说年鉴学派是非常面对现实的。从哲学角度讲，年鉴学派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讲究共时性，将不同时间内的事物放在一起思考，就是共时性。而实证主义讲究历时性，就是保持连续性。茅台酒这篇文章通过不断的被大家拿出来，就是因为读者在这篇文章中，找到了他想要知道的或想要思考的问题在哪里，它满足了不同阶层。当然根本原因是，通过饥荒成因后果所触及的问题却是现实的。
上述特点和差异我就简述到这里，等下讲的时候我们再讲别的问题。
这是离开贵州时的样子。
谢谢大家！有什么问题，任何与这个研究有关的问题都可以交流、指正、批评。谢谢诸位！
【回 答 提 问】
2003年的数据分析
1、帅好老师的画殇、大饥荒时期茅台酒我读了十几遍，推荐给身边的不少朋友，和墓碑不一样的是很少被质疑。可能是文章太鞭辟入里铁证如山了。今天听了讲座，才明白十年著一文的历程。请问帅好老师，您还有大饥荒相关的系列文章写作计划吗？
帅好：非常感谢你读了我这么多的文章，并推荐给朋友们。关于大饥荒相关的系列研究，一方面还有关于贵州的，一方面关于绘画的，还有更广泛的计划，大概可能五年之内会拿出来。而且大饥荒我是面对五个阶层，比如干部群体，农民群体，地富反坏右群体，知识分子群体，工人群体，分五个群体来研究的。你给我一个地址，寄给你一期刊有饥荒茅台酒文章的《炎黄春秋》杂志。非常感谢你这样好的读者。我们是以文会友，这是孔子论语中说的，但是这句话还有后半句，“以文会友，以友辅仁”，我们除了以文会友之外，你把文章推荐给大家，是在提醒大家去关注，用历史来激活今天，所以你也完成了孔子论语中所说的“以友辅仁”，非常感谢。
2、我有一个小问题，是有关那位粮食官员的：请他提供历史资料过程的一两个细节能不能再介绍一下？
帅好：我和王民三老人处了三年，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83或84岁了，他是前年去世的。在他家一次饭也没吃过，因为他年纪太大了，他一个人生活，还抚养一个生病的女儿，没见过他儿子。后来我离开贵州时，他知道我要离开，说我要送你一件东西，我说王老，我是个穷记者，没什么送你的，你还送我东西。他就拿出一瓶茅台酒要送我，这瓶酒已经放了很久了，因为他也不喝酒。我说王老我不敢拿，咱现在打开，一人喝一杯算了。我平时也不能喝酒。我们就打开，人一喝了一杯，这是交往中的一个细节。还有一次是去他家，随行的摄影师很厉害，是拿过美国摄影师执照的，拍了很多照片，因为杂志社要用。拍完之后，他送了我一罐茶叶，这个罐子我到现在还保存着。虽然工艺上不精致，但是做为一种怀念吧。另外他摘取日记的段落，每次都会先印出来几个月的日记让我看看，让刘学洙看一看，提提意见。主要是我着急的让他弄出来，因为弄出来我才能看到贵州饥荒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第一年是交朋友，第二年发表了文章，关系开始融洽，第三年才开始看到日记，但是他不准我拍照，不准我复制，后来慢慢熟悉后，我才用摄像机一页页录下来，没有拍，是录像。所以现在我是拥有日记的录制版本的。他摘要的文字很少。他在政府官员中是很少见的正直的人。我是2010年初辞职后离开贵阳的，但之后每年我都会回去一两次，每次回去都要见面。
编辑：河上花
帅好，独立批评家、历史学者、资深调查记者。中国523第三届当代艺术思想论坛“艺术史论奖”获奖者。著有《以酒为天：大饥荒中的茅台酒纪事》，一项华人历史学界未曾有过的研究。《画殇：中国、爱尔兰画家反饥荒公共行为比较》，一项华人美术界未曾研究过的项目。正在进行的华人艺术的独立研究有“极权主义艺术实证和理论研究”与“艺术新本体个案和理论研究”。其中，新本体理论实证个案研究已完成的有《旧物宣言：李向明艺术个案研究》，《图鉴与途径：以王永生为例》，《什么格调的作品可以进入历史：论胡杰的饥荒版画》、《朱雁光与首都纪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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