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蒋南翔与钱伟长的办学路线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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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蒋南翔与钱伟长的办学路线之争（上）
2017-07-02 聊聊八卦
今年是 1957 年反右派运动六十周年。清华园中，围绕着反右派斗争展开的最大风波，可能是蒋南翔校长与钱伟长教授间的办学路线之争。今天回顾这场争论，其所谓“右派”的政治意义确有牵强附会之嫌，但对清华大学在此后的发展却有着巨大影响。这场争论中讨论的几个核心问题，直到今天仍有意义，值得回顾。

新清华与旧清华
1949 年，清华园迎来了解放，梅贻琦校长与胡适一同南下，留下了临时主持校务的校务会议（冯友兰任临时主席，后改校务委员会，叶企孙任主任委员），旧清华从形式上画上了句号。但旧清华的人事、制度、教学和科研体系仍在，新清华此时并未真正诞生。经过了 1952 年的院系调整，蒋南翔回到阔别十七年的清华园，执掌校长大权，校报《新清华》也在次年创刊。
不过，直到 1957 年之前，“新清华”到底应该如何建设，还没有找到一条稳定发展的道路。而 1957 年爆发的蒋、钱之争，恰好为这个问题提供了答案。到了四年之后，1961 年入学的学生就已经发现，新清华的教育路线已经在蒋、钱之争中孵育出来了：
在清华园里，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麻省理工学院的西方建筑，也不是水木清华的楼台水榭，而是清华大学的反右展览，在那里我看到了校长蒋南翔和副校长钱伟长的决战——共产党和右派分子的决战。
这是给刚入校新生的第一课，无疑是告诉我们在清华园里存在着激烈的阶级斗争，唯有跟蒋校长走，跟共产党走，才是唯一正确的出路。同时，我看到了蒋校长的许多照片：中等身材，圆胖脸，眯缝眼，带着金丝眼镜。就是他，在反右斗争中，把留美导弹专家钱伟长等一批右派批驳得体无完肤，落荒而逃；也就是他，既是清华大学校长、高等教育部长、中共中央委员，更是中国教育界最高权威。（孟起，“一九六六年我在文革中监管蒋南翔”，炎黄春秋，2003，7）
其实无论蒋南翔还是钱伟长，都是旧清华培养出来的。他们都是江南同乡，蒋南翔是宜兴人，钱伟长是无锡人，钱伟长比蒋南翔大一岁，也早一年进入清华（1931 年），一个读历史系转到物理系，一个读中文系。在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中，蒋南翔是策划者之一，钱伟长是积极参加的民族先锋队队员。
不过后来，他们的人生之路发生了重大不同。蒋南翔奔赴延安，投身革命；钱伟长留学美国，归来任教。1952 年，蒋南翔随着院系调整来到清华任校长，而钱伟长没有调离清华，而是出任了教务长，几年后更是成为排名第二的副校长，二人在清华开始了新的合作。不过，蒋、钱关系此时却开始有了微妙的变化，并在此后的岁月中扩大为分歧与裂痕。
在蒋南翔看来，钱伟长代表的旧清华教授们“一百零八将”（当时清华教授和副教授数目一度为 108 人）虽然有专业技术水平，但毕竟秉承着旧清华的教育理念，与建设社会主义大学的目标尚有距离，需要党委对其进行教育引导。而钱伟长心中对清华院系调整分割理工一直耿耿于怀，对学习苏联的工程师教育体系也有自己的想法，更不满于党委插手到学术和人事关系中，这都与蒋南翔治校的方针相互矛盾。并且，蒋、钱二人都不是单打独斗，蒋的背后站着整个党政机器，钱的身边有旧清华留下的师生。

蒋南翔、刘仙洲等人参观学生作品
大鸣大放
1956 年 11 月，高等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了高等工业学校修订教学计划座谈会，会后各校着手修订自己的计划，钱伟长在会上也讲了话。会后，当时民盟中央控制的《光明日报》在 1957 年 1 月发表了钱伟长的讲话整理稿《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问题》。钱伟长在其中提到的要点包括：
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是工程师的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但高等工业学校必须给学生打下一定的理论知识基础，训练学生在一定范围内获取新知识的能力，为将来成为一个工程师做好准备。
坚决贯彻“学少一点，学好一点”的原则，把学习时数大大削减，加强基础课的教学，削减和合并专业课，取消专门化设置……从各方面来为培养和锻炼学生独立工作能力创造条件。
必须下定决心加强基础课……基础课是一切科学的基础，基础打结实了，可以“举一反三”……应当合并(基础)课程类型，应当让最有经验的教师来教基础课。
不难看出，钱伟长这篇讲话是从教学改革角度对新清华的工程师教育体系进行了一些批评，读来基本上属于技术性问题。但《新清华》1 月 23 日转发此稿时，却增加了两条编者按，一是“这篇谈话，是钱伟长同志作为个人意见提出的;发表之前也未经他本人审阅，所以还不能精确地表达他的见解” ，二是“钱伟长同志提出了一些高等工业教育的根本问题：如对过去教学改革的估计”，同时配发了《机械制造系教研组主任座谈的意见》一文，将钱伟长对工程教育的批评上纲上线到攻击学习苏联的教育总路线，引起校内的关注。
事实上，钱伟长的这些想法虽然都是技术细节，但也不可能没有思想深处的动机，尤其是他对学习苏联的工程师教育体系，确实有自己的看法。清华在院系调整之后，一度减少到只有土木、电机等六个纯工科院系。虽然此后恢复了一些工程物理、自动控制等理工结合的系，但培养人才的基本方针仍是以锻造工程人才为主，学习专门工程学校的办学方针。这与钱伟长本人的“理工合校”思想相矛盾，他作为加州理工的高才生，对苏式教育体系的科层化和工具化也有不满。因此批判他的言行，也不能完全是为无稽之谈。
不过，随后中央展开的整风运动，反倒使钱伟长占据了话语权。整风运动前期，中央号召基层群众和民主人士对党委作风展开批评，大鸣大放。钱伟长是民盟中有名的科学家，又是愿意发言的知识分子，颇受重视。5 月中宣部长陆定一来校与党委座谈时，还特意问起蒋南翔发展钱伟长入党之事，蒋南翔为之颇为窘迫，还向陆定一解释了自己和钱伟长之间的分歧。
在此背景之下，钱伟长继续发声，5 月 17 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记者采写他的文章《钱伟长语重心长谈矛盾》，副标题则更加惊人：“我是老清华了，但这些年来，当家作主的味道越来越稀薄了”。这篇报道中，钱伟长对新清华数年来的教育路线各方面进行了批评。有人将蒋南翔之前治校时各种报告中的表述与钱伟长此文的观点逐条摘出分析：
蒋南翔：“清华大学是从英美资产阶级式的旧大学改造发展起来的，在学校的各项工作中日益增强和贯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领导，这是胜利完成教学改革的最重要的保证。
“怎样来加强党在整个学校中的领导作用呢……学校中不应再有党和行政相互分离的两个领导中心，而须建立全校统一的领导核心。
“现在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期，在教育改革的战线上存在着剧烈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低估和削弱高等学校中党的领导作用，是极端有害的。”
钱伟长：“我是老清华了，一向是敢说敢做的，但是这些年来，当家作主的味道越来越稀薄了。许多事情很想插手，但是做不了主，因为有另外一条线(指党的工作)总是比你走得快。
“我只参加了两头工作：事情还未作出决定前提意见，决定以后就保证执行。姑且称它为‘进口’和‘出口’。究竟问题是怎样讨论的、布置的和决定的，这些关键性的问题就茫然无知了。
“每当开会决定学校里的一个重大问题时，总是由党内负责干部介绍一下情况，问题分析得很全面，谁也不会投反对票。就这样顺利通过了。”

蒋南翔：“对现在的教师来说，马列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他们还未建立……不能完全按照他们的面貌来教育学生。一方面离不开他们，这要团结;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按照他们的面貌来进行教育，这要斗争。放弃了斗争，即离开了党的路线。这是领导问题。
“对于老教授我们要团结他们，向他们学习业务，但政治上我们要帮助他们、领导他们，这也是他们最大的利益，也是我们的责任，否则，说明我们党性不强。
“对张子高、施嘉炀这些老教授，请他们参加校务委员会，在毕业典礼上请他们上台，讲讲话，他们觉得对他们很尊重，对稳定情绪有一定作用。”
钱伟长：“在高等学校究竟应该依靠谁?应该主要依靠老教授。
“学术、教学上的重要问题应该由老教授来领导，老教授在某门专业上应该站在权威的地位，助教升讲师、讲师升教授也给老教授以绝对的决定性权利。
“校务委员会实际是形式主义的东西，并没有发挥党外人士的作用。”

蒋南翔：“今后清华要解决师资的困难，必须正确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团结改造清华原有教师，一是有计划地大胆放手地培养新的师资。
“年轻助教和讲师，论资历不如老教授，但我们打破旧规支持他们，让他们当系秘书，实际上起助理系主任、副系主任的作用，行政上开会也找系秘书一起来。有时先告诉他们领导上的方针、意图，有意识给他们以便利条件，使他们更好地负起责任。”
钱伟长：“我不赞成蒋校长的说法：‘要注意使大家各得其所，要注意发挥老教授的作用，也要注意培养青年教师’……这话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很全面，实质上这个全面是为片面服务的……如果把老教授同青年教授搁在同等地位上，即是不尊重老教授的‘老把戏’。”
蒋南翔：“我们对学校中的教师和工作人员，一概采取团结和尊重的态度……但是必须说明，关于全校教师和工作人员的团结，我们认为必须适当地建立在马列主义的思想基础上，并不是无原则的一团和气。”
钱伟长：“清华总是对教授持怀疑态度……清华大多数系和教研组主任没有真正地当家作主，最多，也是陷在事物工作中。
“往事，似乎是值得留恋的……现在呢，大家‘板板六十四’绷起面孔来办公事。特别是师徒关系不融洽……你要在学术上帮助他，他却抱着怀疑、批判的态度来学习，甚至还要斗争你。”
蒋南翔：“清华大学的中心工作，是进一步深入教育改革和学习苏联经验，来实现为国家培养工程师及高等工业学校师资任务。这就要求清华党的组织，不仅在一般政治性的活动中发挥作用，而且必须在经常的教学工作中发挥作用。”
钱伟长：“我还是要谈我的看法。我反对大学毕业生就是工程师的提法，大学学习不过是打个基础，真正的学习是从生产实际中开始的。” （王铁藩，“关于办学理念的清华旧案”，粤海风，2007 年第 1 期，24）
在上述文章中，钱伟长系统性地对新清华党领导教育的路线、对待旧清华教师态度、对待学术问题的态度、学校的中心任务等问题进行了批评，引起了清华校内的大讨论，也在高等教育界引起轩然大波。一场龙虎争斗，在清华园中正徐徐拉开，我们下篇继续。

1957：蒋南翔与钱伟长的办学路线之争（下）

龙争虎斗
放言无忌的钱伟长没有敏锐的政治嗅觉，城府深重的蒋南翔也没有想到形势转变的如此之快。就在钱伟长的采访文章见诸《人民日报》的两天前（5 月 15 日），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为“引蛇出洞”的反右斗争定下基调：
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他们以为中间派是他们的人，不会跟共产党走了，其实是做梦。中间派中有一些人是动摇的，是可左可右的，现在在右派猖狂进攻的声势下，不想说话，他们要等一下。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党内党外的右派都不懂辩证法：物极必反。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
不过，毛泽东的文章并没有立即发表，党内只有极少数高级干部读到了这篇文字，蒋南翔当时也不清楚。因此在 5 月 17 日的清华党委扩大会议上，蒋南翔还要求党员干部，“要准备（接受）狂风暴雨来洗刷一下，对领导的要求要严格一些。”身处党外的钱伟长就更加没有意识到风暴的来临了。
在大鸣大放的气氛中，钱伟长进一步把自己的主张推向前台，也把自己与蒋南翔的矛盾彻底挑明，结果为后来受批判埋下了几条伏笔。据电子系常迥教授回忆：
6 月 1 日晚上十二点，我听到钱伟长家小孩在门口吵吵闹闹，我爱人以为钱家出了什么事，赶快出去看，只见钱带着小孩去贴大字报。钱伟长见我们门还开着，就跑了进来，像疯了似的，大骂一阵：“今天一晚大字报贴了满墙（指第一次质问钱伟长和章伯钧的关系的大字报），问题很清楚，就是要打我，反正抓不着我的小辫子。这件事我要去告诉周总理，不是我滚蛋，就是蒋南翔滚蛋。我向周总理辞职，允许我辞职，就算啦，不允许我辞职，就得说个明白”。他还说：“走，一定要离清华，到科学院去。做研究工作比教学好，你也走！孟昭英反正已经去科学院，让马世雄也走。我们还有许多人要走，看蒋南翔怎么交代。”（在“反教条”旗帜的掩护下贩卖资本主义私货  钱伟长是章罗联盟在科学界的掮客，人民日报，1957 年 7 月 14 日）
不仅如此，钱伟长还鼓动学生发起大签名，推动理工合校的工作。据当时本科生、工程物理系四年级赵葆初说：
在 6 月 1 日晚上，我们班二十多位同学去访他（钱伟长），他有声有色地向我们吹嘘了解放前的学生质量多么高，说什么三、四年级写出像样的论文根本算不了什么，又吹嘘老学风。接着有人提到说科学馆前面在搞理工合校签名，钱问“有多少人签名了？”我们说六百多人了。钱说“六百多人太少了，六千多人还差不多，让高教部看看群众的意见” 。而且他再三强调要斗争，经过斗争总会胜利的。
有人问，钱先生为什么不出来讲话呢？他说，我出面不方便，你们去搞好，高教部已经承认这是一个教条主义的错误。钱伟长当时还提出了几个方案：北大理学院并到清华来，或者北大理学院并到清华，其它和人大合并叫北京大学，把北京大学的牌子挂到人大去，把人民大学这个教条主义的名字就干脆不要了。钱伟长还说，就是不能和北大并，至少要唱对台戏才好，只要清华搞起理学院来，很多名教授都会来的，有的在美国的中国教授只要清华搞就一定会来的。

在钱伟长煽动以后，第二天上午工程物理系八班一个规模浩大的理工合校工作组成立了，设正副组长五人，下设同学、教授、宣传、后勤等工作小组，人力不足，联合了物九，光靠同学还不行，要教师帮助，决定在全校大搞，到每个班上去组织签名，而且多方面进行准备工作。例如访问系主任、名教授，组织论坛及教授报告会，写出大量大字报，印签名纸……等等。一出来，就要声势浩大，全校震动。
……当时最关键最重要的问题，是要请全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和华罗庚来讲话，因为钱伟长是非常清楚地知道，钱学森和华罗庚的话是同学们听得进的。只要他们说理工合校好，大家签名就会很踊跃。这个任务由钱伟长亲自负责，华罗庚当时刚从医院里开完刀，身体不适于作报告。钱伟长说，这是小病，可以讲，还是要去请。后来大概没请到。对钱学森，钱伟长知道他不愿讲理工合校这个问题，当时就决定表面上去请钱学森来做技术科学的报告，实际上在会上叫人递条子逼着他回答这个问题。（出处同上一条）
坐实钱伟长“右派”罪名的最主要证据是他出席了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章伯钧召集的“六教授会议”（六教授是指：费孝通、曾昭抡、钱伟长、黄药眠、吴景超和陶大镛），由于会议在 6 月 6 日举行，史称“六六六”会议。会议的缘起是 5 日钱伟长、曾昭抡、费孝通、胡愈之找到章伯钧，讨论了整风运动中的学生和社会局势，钱伟长说了一句要紧的话：“现在是放，还是收？清华大学党委已不能维持了，如果继续放我们不管，要收我们就来收。”这句话后来被作为“右派”有夺权图谋的证据之一，“六六六”会议也因此被定性为“章罗联盟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的顶点”。
被动挨打的蒋南翔直到五月底才意识到中央“引蛇出洞”的谋略，还被毛泽东批评为“放得不够”（意指清华大鸣大放和引蛇出洞还没做好），彭真更批评蒋南翔是“舍不得你那些徒子徒孙”。到了 6 月 7 日，中央已经决定第二天发布社论《这是为什么》，正式对右派分子展开反击，蒋南翔也下定决心，开始了反击。时任清华党委常委、宣传部长的郭道晖回忆道：
6 月 7 日，即反右前一天，蒋南翔校长找我到他家里谈话，其他 5 位副书记也在座，他们是党委领导核心。把我一个人找去，是因为第二天《人民日报》要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拉开声势浩大的反右大潮。他们要求校刊立即紧跟，争取主动，转入对“右派”的反击。蒋南翔说：“这次鸣放，是一场阶级斗争。”说钱伟长等人的“理工合校”、“教授治校”等主张，意在夺取党对教育的领导权，物理系何成钧教授说“毛主席的太阳没照到清华园”，这些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新清华》应该开始反击。（郭道晖，“从我的经历看反右”，炎黄春秋，2009，5）
风向一变，钱伟长的学生运动顿时偃旗息鼓。清华园中迅速展开针对钱伟长的大批判，将他作为清华右派的代表，《人民日报》也专门为批判钱伟长连发五篇报道。师生纷纷上台，揭发钱伟长的反党思想，连带着批判他的错误教育路线是要向党夺权，甚至翻出他当年的种种个人言论进行攻击。不过，真正针对新旧清华教育路线之争的讨论，倒已经屈居末位了。副校长张维在 7 月 27 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文章《钱伟长夸耀“老清华”的用意是什么？》，算是为新旧清华之争画上句号：
钱伟长先生在 5 月 31 日学生自由论坛上对学生说：“老清华并不完全是照抄英美的一套，而是结合了中国的实际的。”让我们看看老清华是否照抄英美的一套和结合了什么中国实际。

首先，老清华是分成文法理工几个院，每个院再分成几个系，再底下就没有什么专业了，更无所谓招生计划和教学计划。钱先生一班（物理系）入学时有十三人，毕业时只余下七人（同时毕业十人， 另三人是上班留下来的），淘汰率达46％。
老清华根本说不上什么培养目标，由于采用了学分制，学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自由选课，完全听任学生随便发展（工学院限制得比较严格些）。就拿钱先生经常夸耀的自己那一班同学来看，同班毕业的两个学物理的学生，甲和乙就是最好的例子。甲生在三四年级共选了：小说、文学、散曲、家庭问题、乡村社会学、地学通论等六门课。 乙生在四年级一年就念了：左传、变态心理学、家庭问题、中国乡村社会问题等四门课。这些课占他们每年所选课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请看这是什么样的物理系毕业生？从这两个学生学习课程表可以充分地看出来学生学习的盲目性，和教师对于学生之不负责任。请问这种无计划、无明确培养目标，歌颂自发性的教育制度，不是从美英资本主义国家抄来的是什么？难道是社会主义的吗？
其次，钱先生说，老清华是结合中国实际的。试问结合了什么实际？
老清华院系学生数量是盲目的，1935，1936，1937（代表抗战前 ）和1947（代表解放前）四年的统计是文法占48％。数学每年只毕业二三人。据庄前鼎先生的统计：在1930年前后，我国大学毕业生中， 文法科占41％，工科8—9％，理科7—8％。我们知道要使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理工人才的需要较多。招生计划是培养 人才最根本的东西。这种重文法、轻理工不正是符合帝国主义统治中 国的要求，不正是半殖民地的特点吗？这有什么值得自豪的呢？  

……那时的课本全是英文的美国书，连我们用的设计规范全是纽约城的设计规范和美国铁路桥梁规范。为了留美时得到美国大学承认我们毕业生与他们毕业生有同等学力，中国工科大学完全采用美国大学教本。先生上课也尽可能用英文讲授，学生们且以此自豪。考试答题和写报告无一不用英文。这充分反映了旧中国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教育。难道钱先生竟以这些为中国人民所引以为耻的反动教育算做是旧中国的教育特色，认为是值得向新中国的大学生加以称赞宣扬的？难道这就是“可尊敬的教育家和科学家”钱伟长先生向青年学生所进行的爱国主义教育和共产主义教育吗？

……最后再谈谈钱先生所夸耀的老清华的学生质量。
钱先生在向物八学生的谈话中特别提到，从前在老清华学生做毕业论文而现在学生能力很差，做不了论文。言外之意，解放后教学改革的结果，质量大大地降低了。让我们看看解放前学生做的是什么论文。以钱先生那年的物理系为例：所谓毕业论文只占四学分，约为一百八十小时工作。据钱先生同班王遵明先生（现机制系教授，兼副系主任）说：他自己当时毕业论文做的是无线电接收设备。一个题两个学生合作，而实际上主要是助教做，自己加以协助，另一学生则根本不大做。王先生毕业论文成绩是“S—”，钱先生的成绩是“N”。（ 按：当时评分，以E，S，N，I，F五级计，连计分数也用英文，可见 当时殖民地教育习气严重的程度。）这样的分量和这样做出来的毕业论文其质量可能有多高，大家是可以估计得出的。  

……因此，钱先生说老清华做毕业论文而不说明那时毕业论文实际是什么，并且就将那时工学院学生的质量与现在的加以比较，得出结论说现在学生不如从前好，不但不符合事实，而且混淆视听。钱先生自己不能说不知道这些事实，为什么又在青年学生的面前颠倒是非，其用心何在呢？  这不是一个科学家所应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何况钱先生自称是有几十年经验的老清华，又是教学改革以来教务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向学生做这样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宣传，究竟是什么目的，难道不是实际上否定教育改革的成绩，企图使今天的教育走回到旧中国教育的老路上去吗？
张维并不是旧清华人，1947 年才来到清华任教，却是钱伟长的力学同行，1957 年从土木工程系主任升任副校长。按他的观点，旧清华的自由选课、自由转系、英文教学既然已经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的体现，那毕业设计也自然好不到哪里去。新清华的教育路线，从此再也无人争论。

余韵与思考
钱伟长被打成右派之后，一度陷入困难的生活境地，但毛泽东的一句最高指示“钱伟长还可以当教授嘛”把他留在了清华园中。但不能授课的他只能在家中搞搞计算，或者帮助前来求教的工程部门解决实际问题，儿子钱元凯的上学问题也因自己的右派身份受到阻碍，本已在 1958 年取得华北地区高考第二名的好成绩，却被时任高教部部长的蒋南翔一句批示“大右派钱伟长之子不予录取”阻挡在清华门外。
文革开始，蒋南翔被打倒，钱伟长也陷入新的斗争风波中。不过钱的社会地位后来得以恢复，1972 年，周恩来亲自点名钱伟长参加科学家代表团出国考察，使得钱伟长在政治上得以解放。对比他的老对手蒋南翔，此时还在清华校办工厂接受劳动改造。文革结束之后，蒋南翔复出担任教育部长，钱伟长恢复了科学院学部委员身份，担任全国政协常委。
但由于种种阻挠，钱伟长右派的帽子始终在清华没有被摘掉。这其中不仅仅有当年参与批判钱伟长的学校领导因素，也有钱伟长在清华积累的个人恩怨。直到全国平反都已经结束的 1983 年 1 月，钱伟长才获得清华正式下发的改正书。对清华园已经不再留恋的钱伟长当即辞去教职，南下上海，开始了古稀之年的办学历程。之后的人生中，钱伟长顺风顺水，政治上先知先觉，再也没有犯过错误，在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高位荣寿而终。

蒋、钱之争业已落幕，今日清华的工程师教育体系固然主要是来自新清华的建设，却也已经悄悄沾染了旧清华的国际化、自由化习气，恢复的理科和文科从某种程度上也呼应了钱伟长当年的言论。到底谁才是历史的胜利者，恐怕并不容易定论。清华的人才培养目标，应当是塑造社会主义的螺丝钉、还是其它类型的人才，还需要我们在长期实践中回答。
蒋、钱之争的深层问题，是高等学校中党的领导地位。党的领导如何开展？党能领导什么？不能领导什么？哪些是党管的，哪些不是？没有党的地方，如何开展党的领导？有人说，党的领导太多，学校就成了党棍的天下；可也有人说，没有党的领导的学校，会成为学阀的天下。今天的清华，有没有学术与政治相互扞格之处？改革要如何进行？后来者不可不慎。
有人的地方就有争斗，对高等教育的路线、方针、目标存在认识不同，是正常的现象。但因此大搞党同伐异、甚至是政治迫害，就违背了教育规律，走上了邪路。我们并不能指望通过一两次改革或建设，就能够建成一所完美无缺的大学，但也不能因此放弃通向这种目标的努力。惟其如此，吾校之名才能真正无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