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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孟强伟，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博士生，论文见《当代中国研究》、《中国史研究》。本文原刊于《二十一世纪》2017年12月号，发表时有修改。
*在本文写作和修改的过程中，清华大学历史系刘北成、秦晖教授，哲学系黄裕生、唐少杰教授，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黄文治博士，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博士生崔志军，国防科技大学哲学硕士刘维龙等师友曾提供重要建议，感谢之至。
摘要：1957年夏开始的反右派斗争甫一结束，被划定的右派分子即开始接受劳动教育和改造。从1959年起，全国开始对改造表现好的右派分子进行摘帽，湖北省Y县也在1959至1964年间分五批摘掉部分右派分子的帽子。本文通过勾勒该地右派改造与摘帽的历史过程，发现摘帽政策随形势而变的特点：在国家经济形势较为困难的1959至1961年，摘帽政策逐年宽松，1962年后随着经济状况的好转和阶级斗争形势的严峻，摘帽政策由松转紧。在此过程中，基层当局实际上将摘帽作为政治工具来使用，其松紧全凭形势而定；右派分子则一直把‘向党靠拢’作为自己改造的政治信条。当局和右派分子对摘帽的认知充满歧异：前者明显将其工具化，甚至工具本身即是目的；后者则将其作为最终目标，即使可能或多或少意识到了自己的工具化困境。这一类似‘愿者上钩’的操作承接反右派斗争的‘阳谋’思路，其策略模式或可成为理解当代中国政治运动的基本切入点。
关键词：反右派；右派摘帽；政治工具；认知歧异；阳谋
一、前言
1957年夏以后，反右派斗争逐渐从高层向下延烧。至1958年初，不少县份开始推进这一运动，并对划定的右派分子予以不同形式的惩处。关于反右派斗争，谈家水认为已有的研究成果多侧重于整风与反右的关系、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原因，以及对这场斗争的历史评价及理论思考。[1]事实上，迄今为止的研究所涉及的问题远不止这些。
关于反右派斗争在全国的缘起及进程的研究，当首推丁抒的《阳谋》。该书全景式展现反右运动的进程，对运动中的诸多细节有生动记述，同时对右派分子总数问题提出新见解，并介绍了运动后右派分子的悲惨处境。[2]另外还有朱正的《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和于风政的《改造：1949-1957年的知识分子》。朱著从1956年国内外形势入手，梳理了肃反以及工商、教育等领域的反右历程，并从党外述及党内的斗争。[3]于著则细致考察了知识分子这一群体在‘旧邦新命’之际与新当局的冲突，以及随后经历的一系列思想改造和批判事件，尤其是「胡风事件」的来龙去脉。[4]钟延麟通过分析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央书记处在整风和反右派斗争中的作用，揭示了高层在政策转向时曲折反复的考虑。[5]此外，沈志华的《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1956-1957年的中国》对反右派斗争之前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及作为反右序曲的‘开门整风’作了全面介绍[6]；陈永发的《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则对整个反右派斗争的过程有一轮廓式的描画[7]。这些研究搭建了理解反右派斗争的宏观视域。
目前学界关注较多的领域是基层反右派斗争。廖显辉对1950年代中后期广东省韶关地区的整风和反右作了一个简单勾勒，并述及该地同时开展的反地方主义问题。[8]曹树基、李楠以河南省桐柏县档案为基础，就基层反右派斗争中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问题进行了量化分析。[9]曹树基又以该县档案为基本史料，对右派分子明知‘引蛇出洞’的危险却仍要做赴汤蹈火的出洞之‘蛇’作了较为细致的心理探究，认为毛泽东所谓的‘阳谋’具有深厚的群体心理基础。[10]程曦敏对四川省江津县直属机关划定右派分子过程的动态考察，揭示出中央政策和基层执行之间的弹性空间对确定右派数量的影响。[11]李若建则从社会学的角度提炼出‘庶民右派’和‘进步的陷阱’的概念，以反右派斗争为底本解读彼时中国社会流动模式及各阶层人员期望之间的张力。[12]
至于右派的改造问题，倪春纳通过梳理1958年上半年开展的知识分子‘向党交心’运动的前因后果，分析了‘交心’与补划右派之间可能的承续关系，这有助于我们想象右派分子改造尤其是思想改造的社会背景[13]。杨显惠所著《夹边沟记事》虽是纪实文学，但却接近一手史料，能够从口述层面丰富我们对右派改造的感性认识。[14]傅华伶对劳教制度在当代中国演变历史的整理，尤其是它在反右派斗争前后的变动，为理解右派分子在基层的生存境遇提供了政策层面的支撑。[15]
然而，上述的研究成果或着眼于对反右派斗争过程的梳理，或侧重于右派在基层改造的经历，鲜有深入考察右派的‘解放’——摘帽问题。笔者在湖北省Z市档案馆发现的一批档案，恰好对此有较为完整的记录。通过整理这批档案，笔者试图勾勒出Y县[16]右派改造与摘帽的历史过程，藉此梳理右派摘帽随政治形势和政策需要所发生的变迁，并对基层当局和右派分子在摘帽问题上认知的歧异作深入探讨。
透过这个变迁，不仅可以窥见1959年以后右派分子的沉浮命运，还能够探寻到当时政治策略的工具化面相，即政治的工具化操作高于政治目的，甚至工具本身就是目的，二者常常难以区分。这种‘工具即一切’的思维，使得人为制造‘敌人’常常难以避免。因而，只要此类政治剧目还在上演，卷入这一时期政治运动的群体（包括右派分子在内），无论是党政精英、知识分子还是普罗大众，都难免‘出洞’的命运。此种策略模式，或可成为理解当代中国政治运动的基本思路。
二、右派摘帽的‘三条标准’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1958年1月，中共湖北省Y县委开始发动整风运动，随即转入反右派斗争。到当年7月运动结束时，该县共有342人被划为右派分子。[17]在全国反右派斗争大体结束后，毛泽东于1959年8月24日致信刘少奇，提出给右派分子摘帽子的问题，建议每年摘10%左右。尔后，毛以中共中央主席的名义正式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对于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宣布实行特赦是适宜的’。[18]这些建议，可以视作右派摘帽工作启动的重要背景。几乎同时，中央就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帽子问题作出指示，确定了右派分子摘帽必备的三个条件（‘三条标准’）：一是真正认识错误，口服心服，确实悔改；二是在言论、行动上积极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拥护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是在工作和劳动中表现好，或者在工作和劳动中有一定的贡献。[19]这三条的重要性，以第一条为最，即摘帽者必须真心悔改并积极向党靠拢，换言之，思想的转变比工作和劳动中的表现更重要。[20]
因此，在摘帽之前，基层当局首先根据右派分子的改造表现对其进行排队分类。1963年以前，湖北许多地区对右派分子分三类进行排队；1963年以后，由于已经进行了四批摘帽工作，余下的右派分子中，‘难以改造或改造比较困难的数字比原来相对增加’，‘仍按原来三类排队，已感不能充分说明情况’，因此湖北省委改造右派分子工作领导小组决定统一按四类进行排队。[21]而Y县，则至迟在1962年就已经按四类进行排队。
一般而言，四类右派中一类分子‘已经低头认罪，确实悔改，并且在工作、学习和劳动中表现较好’；二类分子‘表示愿意悔改，但内心不完全服，表现时好时坏’；三类分子‘基本不服或完全不服，表现不好’；四类分子则是‘完全没有认罪，继续坚持反动立场’。[22]故而，每批的摘帽人员一般是从一类分子中挑选，并且摘帽人数一般少于一类分子数。
据此标准，1959至1964年间，Y县委在对右派分子进行改造的同时，分五批（1959、1960、1961、1962、1964年）开展了摘帽工作。理论上说，能够摘帽的右派份子，都要符合中央的‘三条标准’。不过，事实常常并非如此。即使有‘三条标准’，也不能避免不同阶层在摘帽时有着不平等的待遇。表1是1960年Y县右派分子按照‘留用’和‘分散在社会上’分类时的摘帽情况。‘留用’指的是戴上右派分子帽子以后仍留在原单位，‘分散在社会上’指的是戴帽后被送出接受劳动教育和改造。
表1 1960年Y县右派分子第二批摘帽情况统计 单位：百分比
类 别
留用
分散在社会上
右派分子
比例
37.80
62.20
摘帽人数占摘帽总数比例
61.30
38.70
一类
分子
比例
36.26
18.33
摘帽人数占一类分子数比例
57.58
43.64
数据源：Y县委审右办公室：<关于右派分子摘帽子的工作总结报告>（1960年12月31日），Z市档案馆，18-4-2，页1。
据此可见，留用右派虽然比例小于分散在社会上的右派，但整体的摘帽比例、一类分子及其摘帽比例都远高于后者，看起来这两者没有被一视同仁地对待。但如果就此怀疑县委在摘帽时没有严格遵照中央的‘三条标准’，似乎不确，因为有单位可留的右派分子当然比分散在社会上的易于管束、改造，其思想和劳动状况也更易把握，符不符合‘三条标准’清楚可查，这反倒说明县委更可能是严格遵照了中央指示的。不过，就档案所见，县委在谈及摘帽工作时多次提及‘附加条件’的问题，即要克服摘帽时在‘三条标准’外另加条件的现象。[23]如此三令五申，反而令人怀疑‘附加条件’的现象已然存在。然而，无论这个‘附加条件’是县委授意甚至指导而出，还是下层在执行过程中的‘自主创造’，如果站在县委的角度考虑，为谨慎从事，在县里直接控制的留用右派里多摘一些帽子，县委自身至少可以洗脱另设‘附加条件’的嫌疑——因为留用右派整体表现较好，无需‘附加条件’。
除去上述因素不论，可以预料，Y县整体的摘帽工作仍是较为严格地遵照了中央的‘三条标准’的。县委也承认，中央对右派分子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即使在改造右派的过程中出了问题，也是具体工作中的问题。[24]基于这一前提，笔者于表2就五批摘帽中每批的摘帽人数及比例、一类分子及其摘帽比例作一统计。
表2 1959至1964年Y县右派分子摘帽情况统计
年份
1959
1960
1961
1962
1964
批次
一
二
三
四
五
右派人数
442
395
332
213
112
摘帽
人数
46
62
141
52
3
比例(%)
10.40
15.70
42.50
24.41
2.68
一类分子
比例(%)
18.60
25.10
－
26.80
8.04
摘帽比例(%)
55.91
62.55
－
91.08
33.33
数据源：Y县委改造右派分子工作领导小组：<关于一九六一年全县右派分子帽子工作的总结报告>（1962年1月4日），Z市档案馆，18-4-2，页6；Y县委改造右派分子工作领导小组：<关于第四批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情况报告>（1962年12月19日），Z市档案馆，18-4-2，页15；县改造右派分子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第五批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总结报告>（1964年4月15日），Z市档案馆，18-4-1，页11；Y县委审右办公室：<关于右派分子摘帽子的工作总结报告>（1960年12月31日），Z市档案馆，18-4-2，页1。
说明：每批摘帽时的右派人数由当年的摘帽人数和摘帽比例推算得出；每一批右派和摘帽右派分子人数，均是该批摘帽时的数据；不同档案中，1962年摘帽时右派分子总数略有差异，本表采用的数据出自档案18-4-2，页15。
虽然1961年的部分资料付诸阙如，但通过表2仍可发现，五年间摘帽情况的变化十分明显。以1962年为拐点，摘帽比例大幅下降。而1964年一类分子及其摘帽比例相较于之前批次，更是出现雪崩式下降。1962年似乎是摘帽工作的转捩之年。
的确，就是在这一年，Y县明确提出，‘在去年全国改造右派工作会议后，有些地区片面理解为是对右派分子放宽了，没有认识到……摘右派帽子是一种阶级斗争的策略。有的同志还认为他们劳动几年了，改造得差不多了，以致单纯追求摘帽子的数字，降低了摘帽子的三条标准’，今年‘可摘可不摘的一律不摘’[25]。这段话大体可以视作该县右派摘帽工作整体趋紧的一个信号。到1963年，省委改造右派分子工作领导小组就此发出更为明确的指示，‘对右派分子中表现很坏，……如果属于屡教不改，继续顽抗的……［要］予以劳动教养。送劳教的比例应控制在现有右派分子的1%左右，一般不超过1%’，并且明确了这一年改造右派工作的特点是‘有戴（戴的要准，要稳），有摘（摘的要好）’。[26]随后，Y地委给1964年的摘帽工作定下基调，‘今年摘帽子的工作，要本着从严掌握的精神（当然是与过去相比而言），而从严掌握该摘的还是要摘’。[27]‘从严掌握’成为1964年右派摘帽工作的基本原则，县委在摘帽的同时对表现不好的右派分子加重处分、对‘旧病复发’的摘帽右派重戴帽子即是一个重要体现。1964年摘帽时，初步摸底该年可摘帽9人，但只收到5人的摘帽材料，最终仅摘了3人的帽子。此外，还加重处分13人，重戴帽子1人。[28]不得不说，到第五批摘帽时，摘帽工作纵然真的做到了‘摘得好’，也已表现为‘从严’，加重处分和重戴帽子等惩处的比例也较大。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
湖北省委改造右派分子工作办公室1963年关于右派分子改造表现变化的判断，给予我们重要提示：‘在60年以前，他们大都不敢轻举妄动，而60年以后，则较为嚣张，其中尤以战备前后为最甚，在他们看来我们党由于59年以后连续几年的特大灾害，国内暂时出现的经济困难是无法解脱的。……今天当国内外形势大好，不利于他们时，他们就又缩首敛翼，隐蔽起来。’[29]基层县委有个类似的说法，但更为形象：‘他们总的动向是：随着国内外整个阶级斗争形势的起伏发展而起伏发展，他们的活动是看风使舵。象［像］喝开水一样，太热了（汤［烫］口）就不喝，不太热（稍凉）就慢慢的喝、凉了就大口喝。’[30]暂不论右派分子是否真的如此行动，如果我们不是从理解右派分子表现、而是执政者政策需要的角度，这些判断就会给我们解读摘帽政策的变化提供关键线索。客观地说，紧随反右而来的摘帽工作，虽然不是彼时基层党委的中心任务，但要配合中心任务来进行。摘帽的由松转紧，不能不联系到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和经济形势，以及由此带来的阶级斗争之弦的紧绷。
三、县委政策：应声起舞
在探究县委摘帽政策宽紧变化的原因之前，须对摘帽的程序有一大致了解。
摘帽之前首先要进行摸底，方法一般是所谓‘四结合’：领导排队与群众鉴定相结合、右派分子自我检查与互助揭发相结合、大会宣传与个别访问相结合、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以此为基础，右派分子所在单位向上级呈报综合材料，材料必须做到‘四有’：右派分子本人的思想劳动改造总结、群众的鉴定证明材料、单位的综合报告、当地党委的意见。随后县里整理材料，采取的是‘三看一研究’的方法。所谓‘三看’，即看悔改表现是否突出，事实是否实际；看档案，了解家庭出身、社会关系是否复杂；看结论，了解整风鸣放时‘犯错’情节是否严重。然后实行「一研究」，即由县委改右办研究后提出初步意见，报县委审右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审查批准的右派材料，由改右办加以整理供县委决策。最后宣布处理决定，总结工作。一般要召开三种会议：首先召开党团员积极分子会；随后群众大会（右派分子参加）公开宣布处理，按县委批准的摘帽决定书对表现好的右派分子摘帽，对表现坏的进行揭发批判斗争，或依法从严处理；最后召开右派分子会，让已摘帽的右派分子现身说法，谈改造经过，改造不够好的右派分子就加强改造表态，未摘帽的右派分子分别制定改造规划。[31]
就此看来，整个摘帽程序是相当缜密的，领导、群众（含积极分子）、右派分子三方参加，信息的收集和回馈衔接有序。右派分子的表现尽在组织的掌握之中，这为县委的摘帽决策提供了扎实的现实基础。不过，所有环节皆由组织上把控，也就便利了它按照形势的需要而放宽或收紧相关尺度。这一宽一紧之间，对于县委而言只是尺度的拿捏问题，也许并不违背政策的整体精神，但对右派分子的前途命运却会产生至为重大的影响。
牵动政策宽紧变化的重要背景，是当时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1959至1961年，全国许多地方出现饿死人的现象。在Y，文化大革命后的官方叙述虽然没有明确给出这一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的数字，却也承认了因为连续三年的大旱灾，粮食、棉花、油料均有较大幅度的减产。[32]不过，对这一时期的饥馑情形，部分右派分子的言论可以左证。
如1960年粮食配给标准太低，群众不满意，一类右派分子罗经伍说：‘把田种好，多收粮食，生活就会改善的。’[33]群众觉悟程度反倒不如一类右派，还需后者开导思想，不免令人起疑。这个表现较好的右派分子的言论，某种程度上从反面透露了当时粮食形势的紧张，而有的右派分子则是更为直接地道出实情。如王志高，在‘经济困难时，借机攻击党’，直接对群众说：“入他妈的，几颗粮食吃不饱，现在只有把米串起来吃，再从肚里拉出来”，并“造谣”说：‘今年每天吃四两都吃不饱，明年每天只有二两米，这要饿死人的’。[34]右派分子李结新常对老师讲，‘粮食不够吃，增加一点就可以不搞劳动。’[35]摘帽右派杨学炳，群众反映他从摘帽的第二天起就阳奉阴违。他说：‘大米运锡兰，中国饿死人。’[36]这些闲谈间的说法十分形象，亦大体符合当时实情，较为可信。
县里1962年下半年到石岭农场这个右派分子和摘帽右派较为集中的单位调查，报告特别强调‘整个经济形势日趋好转’对摘帽右派有很大鼓舞[37]。这个报告认定经济形势‘日趋好转’，算是透露了一点实情。
通过对1959至1961年经济形势的简单把握，我们可对表2所示的前三批摘帽的形势宽松作一解读。
1956年中国大体完成对农业的集体化改造，统购统销和粮食‘三定’（定产、定购、定销）成为人民公社建立的最初也是最基本的动因。这个政策并未因所谓三年困难时期的到来而放宽，农民的粮食负担一直较重。在基层反右派斗争中被划定的右派分子之所以获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议论农村的粮食问题[38]。之后虽然仍有表现较坏的右派分子‘妄议’中央的粮食政策，但多数摘帽者却不再对此置喙，而且，他们此前被划右派时的涉粮言论也不再被深究。[39]不过，通过与1962年以后摘帽情况的对比，不妨推论，经济形势的恶化恰恰可能是促成政治政策宽松的一个催化剂：因为监控改造右派分子已然退居执政者中心任务之后，解放右派至少可以缓解政府支撑复杂危局时的左支右绌、顾此失彼。
而吊诡的是，经济形势好转之际，政治情势反而趋于紧张。1962年秋，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召开，阶级斗争的调子骤然拉高。全会公报指出：
自从一九六一年九中全会以来，特别是今年以来，全党贯彻执行对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加强农业生产战线，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尽管有过去几年连续遭到的严重自然灾害以及自己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国民经济的情况，去年比前年好一些，今年比去年又要好一些。[40]
这个判断，成为政治政策转变的经济前提。中央继而认为：
没有改造好的地主分子、富农分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以及残余的反革命分子……幸灾乐祸，并且妄图乘机活动……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41]
这一系列论断成为右派摘帽工作转向的重要风向标。如前文所述，自此开始，省地县三级党委均发出了紧跟中央的指示，摘帽工作整体上趋于严厉。相应地，摘帽工作的准备阶段——排队分类，也就有了明显转变。表3所列是1961至1962年该Y县仙女区十七名右派分子的排队情况。
表3 1961至1962年Y县仙女区右派分子排队情况统计
类别
一类分子
二类分子
三类分子
四类分子
数量及比例(%)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年
份
1961
2
11.80
8
47.00
7
41.20
0
0.00
1962
8
47.00
6
35.30
2
11.80
1
5.90
数据源：Y县委改造右派分子工作领导小组：<关于第四批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情况报告>，页16。
1961至1962年，一类分子比例有大幅上升，二类尤其是三类分子比例有较大幅度下降，而且还出现了新的分类——四类分子。县委对此的解释是，‘去年［1961年］摘帽子的比例较大，改造好的在去年摘了，今年是“矮子”中间拔“长子”。……当时我们在掌握上将可摘可不摘而摘了又没有坏处的也摘了一批，因此去年摘帽子后剩下的右派分子大部分是二、三类和少数的四类’。仙女区的情况则说明‘现在改造好的大部分在去年都是二类和三类，也就是说他们改造好或基本上改造好的时间还很短’。[42]这个判断与省委改右办随后的说法大体一致，‘右派中部分人的问题比前两年更严重，三、四类的比例越来越大。经过几年来的摘帽子，右派中的尖子被拔掉了，剩下来的这部分人，其中花岗岩脑袋多了，一遇机会就暴露了阶级本质’。[43]
县委和省委所言固然非虚，然而前三批摘帽中，每一批摘帽后递补上来的一类分子当然也是之前的二类甚至三类分子，何以前三批能持续加大摘帽比例，而自1962年开始就‘矮子’太多必须‘从严掌握’了？实际上，这种‘从严掌握’几乎成了‘停止摘帽’。如表2所示，1964年全县尚有右派一百多人，却只摘掉了三个右派分子的帽子。而且，假如部分右派分子达到了摘帽条件，如县委所言是各单位管理教育的成果[44]，那么此时达到摘帽条件的人数和比例均大幅减少，难道是各单位工作突然出了问题？也许这些都是原因，却并非主要原因。因为县委同时认为，1961年‘将可摘可不摘的人摘了一批（是正确的），而今年［1962年］这种人就不应该摘掉（也是正确的）’。[45]这等于说，宽紧选择虽然悬殊，但都是形势和政策的需要；而只要是需要的，就是正确的。1962年以前的一再宽松和此后的一再从严，都是这一‘因需要而正确’的思路的体现。
继八届十中全会而起的城市‘五反’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将这一思路引向深入，对右派的改造逐渐和这两个运动结合起来[46]。尤其是农村社教运动进一步加强了对右派分子的教育管理，有的社教工作组甚至直接了解和整理右派分子的材料[47]。作为社教运动第一批点的百里洲区，1964年对其所管的35名右派分子的改造表现有过详细记录。它把对右派分子的‘斗争类型’，细分为‘大斗’、‘小斗’和‘未斗’，其中被斗的有10人。[48]社教运动和对右派分子的改造相互配合，相互促进，整个基层形成了对右派分子‘帮助’、‘挽救’的热烈氛围。不过，在右派分子看来，这却并非好的兆头，如右派分子王学金就对别人说：‘这一次社会主义教育我们这些人又要遭殃，又难搞（意思又要挨整）。’[49]另一名右派分子胡光昌说：‘一听说这次运动比土改时声势还大，我就没劲了，以为又要在我们头上开钻……我准备去坐牢’。[50]可见，看似热烈的改造右派氛围却是以震慑为底色，最终迫使右派分子不敢不接受‘从严’的结果——劳动无休无止，摘帽遥不可期。
四、右派改造：向党靠拢
从笔者所见的史料，难以确知在摘帽中右派分子究竟有没有从所谓‘阳谋’的角度意识到自己的困境。不过，绝大多数右派分子在改造中真诚交心，努力向党靠拢以求早日摘帽，则是无大疑问的。易言之，无论有没有意识到自己不过是工具化政策的一个‘需要’，他们唯一能做的都是尽可能在思想和言行方面符合‘三条标准’。
如前所述，‘三条标准’尤其强调‘政治表现’，即思想上的悔罪和对党的拥护，工作和劳动表现倒还在其次（当然，表现太差也不行）。在对‘三条标准’的把握上，县委认为，‘对确实悔改的审查要具体分析、研究，不可光看一时一事的表现，要全面分析；不要光看劳动表现，重要的是要看政治表现’。[51]有的地区仅凭‘一时一事’的表现好就把个别右派的帽子摘了，后来此人‘表现很坏’，基层认为这是个教训。[52]既然不能只看‘一时一事’的表现，那必然要求右派份子从灵魂深处来一场‘革命’。为此，右派分子在改造时反复对己进行诛心，希望能够深挖思想深处‘不够革命’的杂念。劳身与诛心，构成了右派改造的主要内容，常常是通过日常行为表现出来的：
第一，劳身：多干活，干重活。右派分子罗经伍参加劳动，群众看他年纪大，就叫他做轻点的活，而他要求做重活，并说：‘我是改造的，请不要原谅我。’[53]经历了一场反右浩劫，罗已经体味到自己新身份的沉重，这种律己甚严的表现，道出了他内心深深的‘不敢’。又如右派分子陈红谷，自1962年以来，别人都不愿干的累活脏活，他都愿意干。他同时管四条水牛、一头驴，还有若干猪羊，牵进牵出饲养，有时一直忙到深夜，并无任何怨言。[54]再如右派分子、小学教师覃明炳，总是‘抽空辅导落后学生，特别是贫、下中农子女的辅导，……原受过记大过处分的学生吴光炎（贫农），现在成了全校标兵，当了班长。在生产劳动中表现也较好，不偷懒，……[覃]在六三年种小麦时，全身湿透，……样样肯干，群众对其改造评议较好。’[55]
第二，诛心：悔罪过去，赞美今天。1958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发起知识分子‘向党交心’运动。在Y县，右派分子和工商业者是交心运动的重点对象。[56]而对于右派分子来说，交心乃至诛心，并不止于这一场运动，而是贯穿整个改造的始终。
如摘帽右派彭先锋说：‘我是犯了罪的人，通过一段时间劳动改造，认识了我自己的罪恶，决心痛改前非，党和人民群众宽大了我，给我摘了帽子把我从新又拉到人民的怀抱来了，希望今后对我严加监督，使我更好的从新做人。’[57]右派分子王梦樵在对右派分子进行集训的小组会上含泪说道：‘党这样耐心的教育我们，我是铁打的心肠，也应该熔［融］化了。’[58]善溪窑公社小学右派教师黄玉经常说：‘我只有通过政治学习，来不断的改造自己，使自己从新做人。’黄一直坚持按照自己定的计划，每季节向校长和公社党委交一次思想检查及工作总结。[59]这些言行也许真的反映了此时右派分子内心的渴望，‘从新做人’、‘回到人民的怀抱’是他们的核心要求。
又如右派分子□（未能从档案中辨识此字，下同）琴伯说：‘五七年……反党反人民，攻击统购统销把农民搞苦了，大办水利建设是费力不讨好……铁的事实教育了我，要不是实行统购统销，国家掌握粮食，这几年的大灾荒人民生活是过不去的，同时，实行“双统”并非农民就无吃的了，这几年生活这样苦，农民家里还是有结余粮食，我自己就是一例，每年过年（春节）时我家□还存有几十、百把斤粮食。’[60]除了对自己过去的‘错误言论’表示明确悔改，还不惜夸大当时的所谓成就以掩盖已然陷入困境的时局。这些话极有可能不是对实情的描述，而只是交心检查一贯的叙述‘格式’。
除了以上两点，右派家属的‘督促’则是他们改造中温暖的压力。如右派分子陈少安原来是个‘老三类’（总是在对右派分子表现的排队中，被定为三类分子），‘在春节时回家去过年，老婆问他摘帽没有，他说没有，在腊月卅日还督促他走路60多里赶回农场，教育他好好改造自己’。[61]想必陈也会觉得妻子果然比他这个三类份子的思想觉悟要高。又如董市镇杨尚裿自从被划为右派后，妻子李明凤不让他睡觉，岳母见他就骂；1961年摘帽以后，岳母不骂了，他生产更起劲了。[62]既然杨可以摘掉帽子，说明他自己对改造是有较强的主动性的，但家人还是冷眼以对。这里虽不免有‘划清界限’的嫌疑，却也在客观上起到了‘督促’的作用，能够进一步坚定杨深入改造的决心。
然而，这些努力都未必能奏效，反有不少被基层视作右派改造过程中的个人‘偏向’：‘偏重于体力劳动，以为多出一把力，多挑几担土就是改造好了。……想凭几个早晨和几件事情作为改造好的条件。……自认为有才华，即使改造不够，也应迁就一下。……认为改造得好不好，在于领导和群众一说。……把摘帽子的唯一希望，寄托于形势的好转和每年的国庆节。’‘他们的这些打算，都叫做“此路不通”。改造得好不好的根本尺度是三条标准，最重要的是第一条，不是凭几担土，几个早晨或“有板眼”［就］能解决问题的’。[63]事实上，右派分子当然不只是依靠所谓‘偏向’以求摘帽，但是，摘帽愈来愈明显的工具化倾向使得任何不合上级需要的努力都成了‘偏向’。
1964年社教运动在农村铺开以后，摘帽政策不断收紧，右派分子常常感到担心、忧虑甚至愤懑。湖北省有的地区谈到，在右派集训中‘已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地区，有严重破坏活动而被斗争的右派情绪非常抵触；未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地区的右派，较普遍的对政策不摸底，有害怕情绪’。有的右派对其他右派说，‘我同群众支部关系好，就是社会主义教育来了，给我打一棍，说我劳动工分多了要搞我一手’。有的在会上承认社教时被斗的材料，会下却说，‘我被斗争是干部请我的客，我杀猪还了礼，说我是拉拢干部’，又说‘话有几说，字有几别，要得梨园直，拉死一头牛……虽然被斗争，但我心情虚［舒］畅，只一条，希望毛主席寿长’。[64]这些话，有被反复诛心后的习惯性害怕、对政策趋紧的不安，还有对‘怎么做都是错’的无奈和愤懑。经年累月的劳动改造和交心，又看不到摘帽的前景，还使得许多右派分子产生深深的绝望。如Y县右派分子张大干，有人问他还想不想摘掉帽子再教书去？他说：‘爹爹呀！我死都不想这一条路了。’[65]
五、摘帽之后：还是右派？
右派分子从努力表现以求摘帽到最终摘掉帽子，殊为不易。右派摘帽程序复杂，常常有意外和反复。1962年县里对百里洲区右派分子进行排队，其中一类份子五人，批准摘帽四人，另一人没有摘帽的原因是当年春天他翻过案，否定了大部分‘罪恶言行’，县委没有批准他摘帽子。[66]由此可见，案是不能翻的，因为这涉及到反右派斗争的必要性和正确性。也说明即使是一类分子，内心到底也是‘意难平’，未必真的‘心服口服’，而有此想法，在组织上看来，又恰恰说明他还需要继续接受改造。再如，1959年第一批摘帽时，有六名右派分子被县委批准摘帽而所在单位没有宣布，其原因有：一、领导擅自改变决定，如□矿支部在接到摘掉王裕仲右派帽子的决定后，认为王在评审后表现自满，而没有向群众宣布，同时也不向县里请示；二、有的单位接到决定后一直放着没有宣布，如董市镇商店经理接到摘掉杨云修的右派帽子的通知后，长期放在屉子里没有宣布，直到群众评审认为杨表现好，要求给其摘掉帽子，该经理才向群众宣布；三、有的将县委批准结论丢失了，一直找不到下落，如姚店区即是如此。[67]其实后面两种情况完全可以归入第一类，即上面的摘帽决定被下面改变，区别只在于是否‘擅自’改变。这些改变涉及的原因固然多种，甚至荒唐，却都说明最基层的单位也可以决定右派分子的命运——摘不摘帽，他们也有一票‘否决权’。
然而，即使摘了帽子，也不代表他们得到真正的解脱，新的考验会接踵而至。摘帽对右派来说，仅仅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笔者之所以未将摘了帽子的右派分子称为‘群众’，而是称其为‘摘帽右派’，乃是因为‘摘帽右派’是当局对这些人摘帽以后身份的认定，确实反映了他们在摘帽以后的真实处境。
事实上，在基层当局看来，那种认为右派分子摘了帽子就是改造好了，进而放松对他们的思想工作，甚至不管不教的想法和做法都是错误的。因为，‘实践证明，尽管他们摘了右派分子帽子，如不加强对他们的思想改造，他们还有走“回头路”的可能，这对其中的某些人员来说是由于阶级本质决定了的’。[68]换言之，在基层当局看来，如果放松了对摘帽右派的管教，那他们极有可能‘旧病复发’。
不过，至少在政策表面，县委并不同意将摘帽右派完全等同于右派。如白洋张店公社刘新成，摘了帽子以后仍被当成右派分子看待，县委改右办认为这是不对的[69]。问题在于，这样看待如果不对，如何看待才是对的？不将摘了帽子的右派当右派看待，那就当‘摘帽右派’看待？如果摘帽右派仍然不是‘纯正’的「群众」，那他们就和右派一样，还是被划在‘敌对阵营’里，所不同的只是‘敌对’的程度有异。笔者猜测，按照县委对摘帽右派的实际定位，刘新成的处境应该不是个例。
摘帽右派之所以不完全同于右派，他们的整体表现较好是一个原因：不仅一类分子的比例大大提高了，而且多数情况下不再有四类分子。从表4所示的1962年右派和摘帽右派的排队情况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点。
表4 1962年Y县右派和摘帽右派排队情况统计 单位：百分比
类别
一类分子
二类分子
三类分子
四类分子
右派
7.90
29.30
36.60
26.20
摘帽右派
32.70
58.20
9.10
0.00
数据源：县委改造右派分子工作办公室：<关于现有右派分子和已摘帽子人员情况的综合报告>（1962年1月16日），Z市档案馆，18-4-2，页28、30。
说明：档案中部分数据有误，已整体对小数点后数字作了微幅调整。
虽然仍对摘帽右派进行排队，但他们的表现还是优于未摘帽右派这一点，就说明了县委把右派分子能够摘帽作为自己的成绩来看，并非没有根据。不过，右派都已摘帽，还要对其进行排队这一做法本身却略显荒谬。既然已经摘帽，那么其表现就应该是符合中央的‘三条标准’的；既已符合标准，就应该被视作「群众」——人民内部了。若已是人民内部，又何须排队？难道，要对全国人民的表现都排队？
实际上，之所以还要对摘帽右派进行排队，的确是因为摘帽右派还不算‘纯正’的「群众」。例如，1964年百里洲区的《已摘右派花名册》即是将摘帽右派与右派分子一道，和‘四类分子’（地富反坏）并列在一起的。这个名册不仅记录摘帽右派历年来的劳动思想表现，还对其进行排队分类，并拟定了新的处理意见。[70]正如监利县摘帽右派公本森说的：‘我这一生是不行了，虽然帽子摘了，但污点仍然存在，是个历史右派，党不会相信。’[71]应该说，摘帽右派对自己的处境很有自知之明。
当然，对摘帽右派来说，不管当局如何看待，对自己的改造还是要继续，要好好表现。不过，这种‘好好表现’里，有主动进取，也有被动为之。主动进取的如摘帽右派覃先凤，1961年种麦子,他一人‘夜晚耕了一亩多田，一有时间就搞生产劳动’，并说‘劳动习惯了，有空不搞就不舒服’。[72]被动为之的摘帽右派份子却说：‘不摘帽子是劳动，摘掉帽子几年的也还是在劳动，还有什么前途，劳动一辈子算了。’这恐怕不是义愤之词，而是道出了自己的真实处境。而且，即使摘了帽子，也还要和右派分子一样参加学习，以便更好地改造[73]。
摘帽右派不仅要继续劳动改造，他们的生活处境也未必有很大变化。如中央虽规定右派分子在未摘掉帽子以前，不宜享受退休规定的待遇；摘掉帽子以后，如果符合退休条件的，可作退休处理。[74]但同时又指示，‘国家薪给人员中的右派分子摘掉右派帽子以后……现在分配的工作职务，一般要低于他们受处分以前所担任的职务，并且不要让他们担任机要部门、要害部门的工作’，‘所有摘掉右派帽子的人，不经过相当长时期的考验，一律不得提拔使用’。落实到Y县，政策进一步收紧：‘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以后应该依据其目前所从事的工作和一般应低于其划右派分子以前的实际工资级别的原则，确定适当的工资级别，以进一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75]不过，‘适当’却‘待遇从低’的原则并没有调动摘帽右派的积极性，闹翻案的倒有不少。省委改右领导小组认为，‘写信到中央，省委和有关部门进行翻案活动的［右派分子和摘帽右派］全省虽有500人，但他们是带头翻案的，至于在背后散布流言蜚语进行翻案活动，或有翻案思想的人那就更多了’，以至于造成了一股‘翻案“黑风”’[76]，如武汉市右派黎杏英[77]以及解除劳教摘了帽子并已安排工作的欧杨诚都曾要求翻案[78]。这些摘帽右派不可能忘记摘帽的不易，大概也都清楚翻案的可能后果，但他们却冒着极大的风险这么做，又是为何？除了的确感到冤屈以外，实际生活状况没有真正改变，恐怕未尝不是原因。
六、愿者上钩：被抛弃与再‘接纳’
纵观Y县整个摘帽过程，大致可以确定基层当局和右派分子之间存在认知上的歧异。对同一个政治行为，他们的把握是很不一致的。
或许摘帽这一政治行为的最初倾向还比较模糊，但是愈往后当局就愈加明显地将摘帽当作工具来使用。作为摘帽对象的右派分子不再是政策的目的，而只是工具——服务于更高的因形势而造成的‘正确的需要’的工具。而右派分子自始至终将向党交心和靠拢，以便摘掉帽子作为自己的终极目的。即使连摘掉帽子的右派都已或深或浅地感觉到了摘帽的工具化倾向，绝大多数右派分子依然不改初衷，在体制允许和鼓励的范围内寻求解脱，而非另觅他途。这样一种认知上的歧异，对于涉事的双方而言，一直如草蛇灰线般地贯穿其中，当局未曾明言，右派分子至多也不过是腹诽而已。
造成如此歧异的重要原因是双方在信息获得上的不对称。作为主动一方的基层当局是充分掌握了上级摘帽政策的变化、右派分子的排队状况等相关信息的。作为摘帽对象的右派分子却对此知之甚少甚至毫无所悉，而他们本应该对其中的某些方面有所了解。信息掌握的不对称，给人以当局‘弄人于股掌’和右派分子‘盲目地努力’的印象，这好像一个‘愿者上钩’的游戏。当然这不等于说，如果双方掌握了对等的信息，当局就会改变策略，右派分子就能有更多选择；也许只能徒增‘钓鱼’游戏的残酷性而已。
这种类似‘钓鱼’的操作，绝非县委自作主张，亦不止是来自省委、地委的指示，这从前引的毛泽东写给刘少奇的信中已有伏笔。毛在提出给右派分子摘帽的建议时，同时提出，‘摘去帽子后，旧病复发，再次、三次……右倾，也不要紧，给他再（戴）上右派帽子就是了。’[79]毛的这一看似轻松的伏笔，即是‘钓鱼’游戏的精神内核，到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后这一精神更为明显，并在基层当局的操作中迅速得到贯彻。
从实际的执行来看，摘帽不再成为执政者考虑的终极目的，而成为满足不同形势的策略需要。或可以说，‘鱼’已非执政者的首要期待，‘钓鱼’本身就是一切。要不要摘帽是右派自己的事，而执政者却会一直‘钓’下去，‘钓’多‘钓’少，完全根据‘正确的需要’而定。这样一个摘帽的过程，虽不好说有阴谋的成分，却带有浓重的阳谋色彩。易言之，当局未必不知道右派份子一直在‘向党靠拢’，甚而已经做到尽可能的‘靠拢’，却仍把‘靠拢’作为对右派劳身和诛心的根本理由。而右派分子，即使因为形势的不断严峻，已经多多少少感到了这个「阳谋」，依旧对自己反复诛心，不能也不敢对‘向党靠拢’有什么迟疑，依然‘自愿’这样做。‘向党靠拢’是当局和右派分子在摘帽问题上的基本共识。遗憾的是，在「阳谋」之下，‘向党靠拢’——获得党的认可、回到人民的队伍——却仅仅成了工具。
而且，纵然摘了帽子，也不意味着他们已经解脱和回到人民内部，因为即便被摘帽者自以为解脱，但游戏还在继续，被摘帽者终究难有见天之日，这从摘帽右派的生存状况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摘帽右派的确如他们自己所言，并未真正被党所信任。而被党信任，再次回到人民的怀抱，又是右派分子最核心的政治要求，他们为此在摘帽之前认真表现，在摘帽后依然努力。然而，摘帽后的现实处境使他们中的部分人逐渐清醒。
不过，‘帽子’问题依然头等重要。摘帽右派与右派之间的不同，主要在于形式上没有了‘帽子’。纵然在实际的政治和生活处境上，有没有‘帽子’并不会造成太大差异，但对摘帽之后人生可能会发生变化的美好想象，依然会成为牵动右派分子和摘帽右派敏感神经的那根弦。对于右派分子来说，他们依旧会向党靠拢，往摘帽的方向努力；对于摘帽右派中的大多数来说，纵然对摘帽后的处境有再多怨言，他们依然十分珍视已经到手的政治认定——哪怕这个认定很大程度上是空头的，哪怕他们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困境——而较少口出恶言，更不会贸然背党。
‘帽子’问题的背后，折射出1949年以后三十年间政治运动的‘标签化暴力’取向：在政治斗争中因为需要而寻找甚至制造‘敌人’。革命胜利后，人民从整体上获得解放，革命本身的行为范式也就需要一个根本的转型，否则，革命很可能走向对自身的否定——由本该已经结束的‘解放’人民到‘不断解放’人民，实际也就是不断找寻敌人。
事实上，在人民内部寻找、锁定‘问题’人物，是当代中国历次政治运动基本的操作程序。在如此的操作中，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被抛弃者，这符合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所说的‘生命政治’[80]的特征。‘问题’人物在被抛入人民的敌对阵营之前，是‘自己人’，在新秩序的统治之内。随后他们被抛入‘敌人’阵营，却仍未脱新秩序的规范。换言之，他们是以被抛弃的方式而被重新‘接纳’的。只不过，再一次被‘接纳’的时候，他们早已被视作人民的异类，获得的是另类的政治身份。也可以说，他们是以被另类‘接纳’的方式被抛弃的。「抛弃」与‘接纳’，这两个看似完全对立的语词，在新秩序里被十分顺利地衔接，成为同一状态的‘对立性’叙述。在此意义上，右派和摘帽右派的不同仅仅在于，二者分别是第二次和第三次被‘接纳’时（第一次被‘接纳’时的身份是‘人民’）‘问题’人物所获得的另类身份。因此，从同在另类阵营而仅有另类程度的差别而言，完全可以把摘帽右派也归入到右派里去，统称他们为「右派」。
‘右派’这一污名化的定位，之所以典型地体现了这一被抛弃和再‘接纳’的过程，还与其可以长期操控人的命运有莫大关联。反右派斗争以后，一直到最为‘改天换地’的文革时期，‘右派’都在人民之外，却又在秩序之内。在文革初期只有极少数右派分子能真正参与运动，而到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开始以后的一系列清查中，这一名号更是成为被打击的重要理由。像一度在县城最大造反组织‘工学总部’中较有影响的郑亚英（右派），县革委会委员、仙女区革委会副主任晏开来（其兄为右派），县革委会常委、问安区革委会副主任李传科（被定为中右），县革委会委员李志伟（反右时还是学生，被作为重点批斗对象，因政策保护才未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皆有这种遭遇。[81]更为明显的一例是1974年6月发生的下乡知青李某因纠纷被村民打死的案件。在该案中，作为首犯的生产队长吴某起先被县委建议判处无期徒刑，后以‘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为理由改为有期徒刑十年，其他涉案人员亦均获得减刑甚至免予刑事处分；而对作为主犯同时也是右派的姜某却一直维持死刑、立即执行的决定。[82]
这些被抛弃于‘人民’之外的人，的确是‘新秩序’所必需的‘基础’。事实上，长久保持‘人民’这一抽象群体的固定，却让这一群体的具体组成持续变动，是抛弃与‘接纳’能够持续对流的基本要求，亦是当代中国政治运动的基本取径。‘人民’不再是永不变更的群体，个人也就随时有被抛弃之虞。通过这样一种动态却残酷的不断清理，‘人民’不只是作为被抛弃者的‘少数’，而且是那些仍在‘多数’里的人们的唯一图腾，从而长久地保持其震慑力和向心力。惟其如此，那些被抛弃的‘问题’人物的‘自新’之路，才有了明确的政治指向。只是，这一过程承载了太多此类人物的悲剧人生。遗憾的是，个体的悲剧，却往往是‘人民’这一群体得以存在的底色。
注释
[1]谈家水：<反右派斗争研究述评>，《党史研究与教学》，2008年第2期，页73-81。
[2]丁抒：《阳谋：反右派运动始末》，修订本（香港：开放出版社，2007）。
[3]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
[4]于风政：《改造：1949-1957年的知识分子》（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
[5]参见钟延麟：<邓小平在1957年中共整风、‘反右派’中之角色>，《中国大陆研究》，第50卷第4期（2007年12月），页87-116；Yen-lin Chung, “The Witch-Hunting Vanguard: The Central Secretariat’s Rolesand Activities in the Anti-Rightist Campaign” , The China Quarterly, no.206(June 2011):391-411。
[6]沈志华：《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1956—1957年的中国》（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
[7]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下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
[8]廖显辉：<五十年代中后期韶关地区‘整风反右’始末>，《传承》，2012年第4期，页10-13。
[9]曹树基、李楠：<划分‘右’派：以桐柏县档案为基础的研究>，《学术界》，2010年第1期，页180-94。
[10]曹树基：<阳谋：基层政区中的整风与反右——以桐柏县为中心>，国内未刊稿。
[11]程曦敏：<四川省江津县直属机关反右派斗争的‘收’‘放’变迁>，《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4期，页89-98。
[12]李若建：<庶民右派：基层反右运动的社会学解读>，《开放时代》，2008年第4期，页48-70；<进步的陷阱：基层反右运动的社会学解读>，《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页158-65。
[13]倪春纳：<交心运动与反右运动辨析>，《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页55-59。
[14]杨显惠：《夹边沟记事》（广州：花城出版社，2008）。魏简(SebastianVeg)对此书作了深入解读，认为其对了解右派改造和教育的历史具有实证性、历史性和伦理学的意义。参见Sebastian Veg, “Testimony, History andEthics: From the Memory of Jiabiangou Prison Camp to a Reappraisal of theAnti-Rightist Movement in Present-Day China”,The China Quarterly , no.218 (June 2014):514-39。
[15]FuHualing, “Re-education through Labour inHistorical Perspective”,The China Quarterly, no.184 (December 2005):811-30.
[16]本文考察的五批右派摘帽，在第四批（1962年）及以前的，均属于Y县范围；第五批（1964年）属于恢复后的Z县范围。1955年2月22日，国务院批准撤销Z县，全县整体并入Y县。1962年10月20日，国务院决定恢复Z县，Z县各级政权和县直各单位于1963年11月5日正式开始办公。本文无意对摘帽问题作精确的定量分析，仅为求得一定性的理解，因此，为行文便利，文中所涉地域皆统称‘Y县’。另外，今Z市为湖北省Y市下辖的县级市，即1963年恢复的Z县。参见湖北省Z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Z县志》（北京：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90），页15、17。
[17]《Z县志》，页16。
[18]<毛泽东关于分期分批为右派分子摘帽和赦免一批罪犯的建议>（1959年8月24日、9月14日），载宋永毅主编：《中国反右运动数据库（1957-）》光盘（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14）。
[19]<中央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1959年9月17日），载《中国反右运动数据库（1957-）》光盘。
[20]省委改造右派分子工作办公室：<关于组织右派分子集训情况的报告>（1964年4月20日），Z市档案馆，18-4-5，页22；县改造右派分子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第五批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总结报告>（1964年4月15日），Z市档案馆，18-4-1，页12。
[21]省委改造右派分子工作领导小组：<中共湖北省委改造右派分子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对右派分子和已摘帽人员的三项调查研究的通知>（1963年8月30日），Z市档案馆，18-4-3，页7。
[22]县委改造右派分子工作办公室：<仙女区和石岭干部农场对现有右派分子的改造情况报告>（1962年10月6日），Z市档案馆，18-4-2，页25；省委改造右派分子工作领导小组：<中共湖北省委改造右派分子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当前改造右派分子工作的意见>（1963年11月16日），Z市档案馆，18-4-3，页8。
[23] Y县委改造右派分子工作领导小组：<关于一九六一年全县摘右派分子帽子工作的总结报告>（1962年1月4日），Z市档案馆，18-4-2，页7；县改造右派分子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第五批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总结报告>，页13。
[24] Y县委改造右派分子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已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人员情况的调查报告>（1962年10月7日），Z市档案馆，18-4-2，页24。
[25]县委改造右派办公室：<李国普同志10月14日晚在电话会议上关于改造右派分子工作会议精神的传达报告>（1962年10月15日），Z市档案馆，18-4-2，页18、19。
[26]省委改造右派分子工作领导小组：<中共湖北省委改造右派分子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当前改造右派分子工作的意见>，页9-10。
[27]县改右办公室：<地委召开各县改造右派工作会议精神传达报告>（1964年1月24日），Z市档案馆，18-4-3，页24。
[28]县改造右派分子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现有右派分子和已摘帽人员情况的综合报告>（1964年1月10日），Z市档案馆，18-4-1，页9；县改造右派分子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第五批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总结报告>，页12。
[29]省委改造右派分子工作办公室：<关于当前右派分子和摘帽人员摸底排队情况的报告>（1963年11月20日），Z市档案馆，18-4-5，页2。
[30]省改右办：<在监利县对右派分子、摘帽人员和管理教育工作情况的调查报告>（1963年10月9日），Z市档案馆，18-4-5，页31。
[31] Y县委审右办公室：<关于右派分子摘帽子的工作总结报告>（1960年12月31日），Z市档案馆，18-4-2，页2。
[32]《Z县志》，页16-17。
[33]县委改造右派分子工作办公室：<关于现有右派分子和已摘帽子人员情况的综合报告>（1962年1月16日），Z市档案馆，18-4-2，页28。
[34]省改右办：<在监利县对右派分子、摘帽人员和管理教育工作情况的调查报告>（1963年10月9日），Z市档案馆，18-4-5，页30-31。
[35]县改造右派分子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第五批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总结报告>，页12。
[36]县改造右派分子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现有右派分子和已摘帽人员情况的综合报告>（1964年1月10日），页8。
[37] Y县委改造右派分子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已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人员情况的调查报告>，页23-24。
[38]参见曹树基：<阳谋：基层政区中的整风与反右>。
[39]从表面上看，农村粮食问题乃至整体的经济形势似乎并未成为基层右派摘帽时当局考虑的重点。然而，这并不妨碍以粮食为主的经济问题成为摘帽这个政治问题背后的一个‘影舞者’。
[40]<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的公报>（1962年9月27日），载宋永毅主编：《中国大跃进—大饥荒数据库（1958-1962）》光盘（美国：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13）。
[41]<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的公报>（1962年9月27日）。
[42] Y县委改造右派分子工作领导小组：<关于第四批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情况报告>（1962年12月19日），Z市档案馆，18-4-2，页16。
[43]省委改造右派分子工作办公室：<省委改造右派分子办公室关于汉川县、马口区、马口镇右派分子、摘帽人员情况和管理教育工作的调查报告>（1963年8月22日），Z市档案馆，18-4-5，页5。
[44]省改右办：<在监利县对右派分子、摘帽人员和管理教育工作情况的调查报告>，页32。
[45] Y县委改造右派分子工作领导小组：<关于第四批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情况报告>，页16。
[46]县改造右派分子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第五批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总结报告>，页12。
[47]省委改造右派分子工作办公室：<关于组织右派分子集训情况的报告>，页22。
[48]百里洲区委、区公所：<Z县百里洲区右派分子花名册>（1964年2月4日），Z市档案馆，71-1-117，页13-15。
[49]县改造右派分子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现有右派分子和已摘帽人员情况的综合报告>（1964年1月10日），页8。
[50]县改造右派分子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第五批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总结报告〉，页12。
[51]县委改造右派办公室：<李国普同志10月14日晚在电话会议上关于改造右派分子工作会议精神的传达报告>，页19。
[52] Y县委改造右派分子工作领导小组：<情况汇报>（1962年10月27日），Z市档案馆，18-4-2，页13。
[53]县委改造右派分子工作办公室：<关于现有右派分子和已摘帽子人员情况的综合报告>（1962年1月16日），页28。
[54]县改造右派分子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现有右派分子和已摘帽人员情况的综合报告>（1964年1月10日），页6。
[55]县委改造右派工作领导小组：<关于摘掉覃明炳右派份子帽子的决定>（1964年3月22日），Z市档案馆，18-4-4，页1。
[56]中共Y县委统战部：<江口镇在交心运动中对右派分子进行工作的情况>（1958年7月23日），Z市档案馆，5-1-10，页24-26；中共Y县委统战部：<关于董市镇工商界开展交心运动情况报告>（1958年5月29日），Z市档案馆，5-1-10，页27-32。
[57]县改造右派分子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现有右派分子和已摘帽人员情况的综合报告>（1964年1月10日），页8。
[58]省委改造右派分子工作办公室：<关于组织右派分子集训情况的报告>，页22。
[59]县改造右派分子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现有右派分子和已摘帽人员情况的综合报告>（1964年1月10日），页6。
[60]县委改造右派分子工作办公室：<仙女区和石岭干部农场对现有右派分子的改造情况报告>，页25。
[61]县委改造右派分子工作办公室：<仙女区和石岭干部农场对现有右派分子的改造情况报告>，页27。
[62] Y县委改造右派分子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已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人员情况的调查报告>，，页23。
[63]省委改造右派分子工作办公室：<关于组织右派分子集训情况的报告>，页21-22。
[64]省委改造右派分子工作办公室：<第五批摘右派帽子工作情况报告>（1964年3月20日），Z市档案馆，18-4-5，页18-19。
[65] Y县委改造右派分子工作领导小组：<关于第四批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情况报告>，页16。
[66] Y县委改造右派分子工作领导小组：<关于第四批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情况报告>，页15。
[67] Y县委审右办公室：<关于右派分子摘帽子的工作总结报告>，页4。
[68] Y县委改造右派分子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已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人员情况的调查报告>，页24。
[69]县委改造右派分子工作办公室：<关于现有右派分子和已摘帽子人员情况的综合报告>（1962年1月16日），页32。
[70]百里洲区委、区公所：<Z县百里洲区已摘右派花名册>（1964年2月4日），Z市档案馆：71-1-117，页11-12。
[71]省委改造右派分子工作办公室：<当前右派分子的动向>（1963年11月9日），Z市档案馆，18-4-5，页16。
[72]县委改造右派分子工作办公室：<关于现有右派分子和已摘帽子人员情况的综合报告>（1962年1月16日），页30-31。
[73] Y县委改造右派分子工作领导小组：<中共Y县委改造右派分子办公室关于前段休整学习情况和今后安排的意见>（1962年3月5日），Z市档案馆，18-4-2，页9。
[74]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办公室：<对右派分子生活待遇等问题处理的意见>（1961年9月15日），Z市档案馆，18-4-3，页3。
[75]<中央关于摘掉右派帽子的人员的工作分配和生活待遇的规定>（1959年11月2日），载《中国反右运动数据库（1957-）》光盘；Y县委改造右派分子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已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人员情况的调查报告>，页24。
[76]省委改造右派分子工作领导小组：<中共湖北省委改造右派分子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当前改造右派分子工作的意见>，页8。
[77]省委改造右派分子工作办公室：<当前右派分子的动向>，页16。
[78]省委改造右派分子工作办公室：<关于当前右派分子和已摘右派帽子人员动态的调查报告>（1963年11月20日），Z市档案馆，18-4-5，页12。
[79]<毛泽东关于分期分批为右派分子摘帽和赦免一批罪犯的建议>（1959年8月24日、9月14日）。
[80]阿甘本（GiorgioAgamben）着，吴冠军译：《神圣人：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页1-20。阿甘本的分析里，并没有确指共产体制，但后者却是在最典型地实践这一操作模式。另外，‘生命政治’之论，并非阿甘本首创，这个概念可以追溯到1920年代。学界广泛关注这一概念则是在1970年代后期，福柯（Michel Foucault）以‘生命权力’（bio-power）一词赋予其全新内涵之后。
[81]县革委会扩大会议办公室：<大会动态（第廿七期）>（1970年1月1日），Z市档案馆，23-3-3，页88；县革委会扩大会议办公室：<关于晏开来问题的初步揭发综合材料>（1970年1月14日），Z市档案馆，23-3-9，页69；县革委会扩大会议办公室：<关于李传科问题的初步揭发材料综合>（1970年1月21日），Z市档案馆，23-3-9，页93；县革委会扩大会议办公室：<关于对李志伟初步揭发的问题综合>（1970年1月11日），Z市档案馆，23-3-9，页129。
[82]中共Z县委：<关于聚众打死知识青年李长建一案的处理呈批报告>（1974年10月19日），Z市档案馆，2-1-546，页14；中共Z县委：<关于知识青年李长建被打死的再次报告>（1974年12月9日），Z市档案馆，2-1-546，页28。（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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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1 10:48: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