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会欣：对历史的重新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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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历史事件的描述和解释，需要历史学者在充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对各种资料进行细心的梳理，认真的研判，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近10年来，海内外学者的一些新的研究对於延安整风运动的内幕都不同程度地有所披露，但真正全面、系统研究延安整风的学术著作当属高华教授的这部新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
　　本书作者认为，毛泽东在整风中创造出的思想改造和审干、肃反两种手段，沉重地打击了党内存留的“五四”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和对苏俄盲目崇拜的气氛，不仅完成了党的全盘毛泽东化的基础工程，而且还建立起一整套烙有毛泽东鲜明个人印记的zhonggong新传统，这一系列概念与范式相沿成习，不仅成为每一个GCD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同时也改变了1949年以後生活在内地所有中国人的命运。
　　本书上篇“延安整风运动的起源”共五章，主要介绍毛泽东与原zhonggong中央领导人历史上的分歧和矛盾，以及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干预，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後逐步掌控了党权与军权，抗日战争爆发後毛泽东开始对国际派的代表人物王明进行迂回反击，对於整风运动加紧进行舆论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下篇“毛泽东与延安整风运动”共分为10章，这是本书的重点。作者不惜笔墨，参考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和当事人的回忆，将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作了深入透彻的剖析。
　　国共分裂後，毛泽东虽然首先在江西创建了农村根据地，开始走上了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并不高，甚至还经常受到当时的zhonggong中央以及来自共产国际的排挤和压制。毛泽东认为发动一场统一党内思想、树立自己绝对权威的运动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而开展延安整风运动正是毛泽东发动党内斗争策略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操练。
　　毛泽东是一个杰出的战略家，他清楚地知道，为了打击主要敌人，必须团结和依靠一部分人，利用他们作为贯彻执行自己意志的工具，同时也要在打击的对象中分化和瓦解另一部分人。
　　在毛泽东的眼中，以周恩来、彭德怀、陈毅为代表的所谓“经验主义份子”都曾在历史上反对过他，必须在运动中加以触及，目的是打下他们的傲气，树立自己的威信，但最终对他们还是要团结和利用的（特别是在统战和指挥军队方面）。毛泽东的打击对象十分明确，那就是以王明、博古、张闻天、王稼祥为首的“国际派”，但即使是在打击对象中也是有所区分的，譬如张闻天、王稼祥曾在遵义会议上站在毛的一边，因此在处理时情况就不完全一样。这也说明历史上的因素以及个人的好恶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始终占据著极高的比重。
　　延安整风运动的步骤是：先整国际派，利用“自由主义”打击教条主义；然後再利用部分投降的国际派以及军队中的高级干部整肃在党内具有“五四”传统，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知识分子（以王实味、丁玲为代表），最终树立起毛泽东在党内、军内无比崇高的地位。
　　随著整风的结束、“新人”的诞生，毛泽东终於在党内、军内确立了他至高无上的领袖地位，“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一首陕北民歌应运而生，响彻云霄。
　　作者认为，交替使用教化与强力方法锻造“新人”是毛泽东的一大发明。与斯大林的清党和肃反运动相比，审干与“抢救”运动在触及和改造人的灵魂方面，不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程度。凡是对中国当代历史稍有了解的读者看过此书大概都会有一个共同的感受，那就是建国後所发生的历次政治运动，其手法与延安整风完全是一个模式，所不同的只是後者规模日益扩大、手段日臻完善罢了。而延安整风运动所开创的填履历表、写自传、作鉴定、建立档案等一系列制度更是延续至今，成为党和国家管理干部、审查干部的重要方式。
　　本书从动笔到定稿前後历经9年，若加上收集资料，时间就更长了。本书篇幅巨大，考证精细，它不是时下坊间流行的那种纪实文学，而是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全书文字平实，融汇贯通，章节之间安排得十分紧密，虽然全书没有一句对话，但新意却散布在每一个章节之中，作者善於捕捉每个细节，字里行间都反映出当年的气氛，读者阅读此书会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这在当前出版的各类历史著作中也是不多见的，因而值得向所有关心中国历史和政治的读者推荐。
　　本文原载《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3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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