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鹏池：“史识”比“史料与史实”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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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认为史实（等同于“真相”）最重要，写史的目的就是揭露历史的“真相”。

史实（真相）重要不重要呢？当然是重要的，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比较起来，至少有一样东西比史实（真相）更重要，那就是“史识”。

如果不具有一定程度的史识，你连什么是“真相”都不知道。“假相”放在你面前，你不能去辨识；“真相”摆在你面前，你不能接受。

我知道在大到研究中国文革，小到研究清华文革，笔者与某些人存在着明显的分歧。不仅包括当年的对立派，也包括当年的同一派，尤其还包括当年的一些朋友与战友。老实说，有些分歧已经大得失去了正常讨论的基础。

这种分歧首先就由于对“史识”与“史料与史实”位置摆不正。

有些人正是从“史实最重要”的观念出发，很顺理成章地主张我们这一代人最后的责任就是将我们经历的事写下来。这种主张只承担了“记忆”与“书写记忆”的责任，很自然地放弃了反思与批判的责任。

但也有很多人认识到“史识比史实更重要”，认识到上述主张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这一代人不仅要将我们的故事讲出来，而且要用正确的观念诠释给后人听。所谓“捍卫记忆”、“拒绝遗忘”不仅仅是“记忆”本身，而且包括“记忆”所昭示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所以，在我们学校一些朋友组织出版《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时，他们将书名确定为《历史拒绝遗忘》，我就表示了不同的建议，我拟的标题是《青青子衿——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扉页上配上“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他们将全书的主旨放在“记忆”上，我则将主旨放在“反思”上，而且要强烈地表达出清华学子对真理的永不停止的追求精神。

最后的结果采用了《历史拒绝遗忘》这个标题，也算是可以的，因为文集本身也是以“记忆”为主，反思的内容并不多。

一、历史作品创作的三过程

史学作品，包括历史文学作品的创作，一般都要经历三过程：1、收集史料；2、梳理史料，择取史料中有价值的信息成为初步的史实；3、以史识诠释作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1、收集史料

史料是指据以研究历史、讨论历史、编纂史书、写作历史作品所需要的资料。

史料的分类：从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分类方法。

一般分为：文献史料、实物史料、口传史料。

史料有第一手与第二手之分，或称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史料也有官方与民间之分，有官方记录与民间记忆之分。这样的分类方法昭示了史料的来源。

史料的来源固然非常重要，但最重要的是真假之分。

一旦鉴别了史料的真假，就决定了史料的取舍。但是，大部分的史料都是真中有假、假中有真。真史料不一定全真，假史料也不一定全假。世上有完全假的“假史料”，却没有完全真的“真史料”。所以，一般都不宜对“史料”贸然定真假，而应以可靠度或可信度来评定。

史料本身的概念就决定了它必然是浩瀚无比，鱼龙混杂，良莠不齐。

如何判别其史料的真假？如何评估史料的可靠度与可信度？最重要的是如何从不同的史料中提取有价值的真信息？就取决于“史识”。

任何一个写作者的史识都不是从零开始，其高下优劣可从作品中立见分晓；任何写作者的史识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都是通过读书（学识积累）、行路（常识积累）、写作中的反复思考不断进步的。

别人的作品，无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权威的或是无名的，对于写作者本身而言，对于写作者笔下的作品而言，全都是史料。

史料是构建作品的基础材料，但决不是作品。

史料就好比是砖石，即使是真砖真石，如何运用也取决于“史识”。

砖石既可用于建筑峨冠博带的殿堂，也可以建筑风光旖旎的园林，但也可以建筑茅舍与猪圈；还可能构建殆害无穷的豆腐渣工程及“烂尾楼”等。

2、在史料研究基础上形成的初步史实

史实是由大量史料经过研究，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达到一定程度的真实性的资料。既然“史实”的形成需要这样一个加工的过程与研究的结果，那就不可能具有绝对性。既然“史实”没有绝对性，就一定有角度性与层次性。

这世上为什么有大量的“伪史”、“庸史”、“秽史”存在，就在于从事史学研究及史学作品创作的个人主体、或由几个人所组成的“研究所”或“研究组”，它们不仅有学问的高下优劣之分，还有人品的高下优劣之分，动机与目的纯与不纯之分。为历史而研究历史者，唯真是求；为当“帝师”或“幕僚”，或为豪门抬轿子、混饭吃的研究者必唯权势为趋；求财求名的研究者唯利是图，什么赚钱写什么，什么讨好写什么，什么显达写什么。尤其是当这些人聚在一起组成一个“公撰”班子时，常常以“颂圣”、“媚俗”、“趋利”占上风。

3、阐述对历史事件及历史人物的史识

史识是修史、写史的见识。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

①见解和观点

如何判断历史作品观点之正确，见识之高明？在于作品能不能表达出一般人没有想到、也没有表达过，但你能想到、你能表达，而且你的表达能为大众所接受。所谓“历史”就意味着过去，没有人能完整地重现过去。但好的历史作品能让绝大多数理性的读者感到历史就是你说这么一回事，而不可能是另外一回事。

②勇气

即秉笔直书、忠于史实的高尚品质和勇敢精神。

许多人都能赞成写史者一定有正确的观点，高明的见解，但往往忽视写史者必需具备表达的勇气。

“勇气”也是人品，而且是一种极为贵重的人品。

4、“史识”的前提

好的“史识”从何而来？必须具备三个前提：

①人品

人品要正。胸中要有浩然之气，不能猥琐，不能腻腻歪歪，不能左右逢源、八面玲珑。老实说，即使是风花雪月、幽默调侃也要有“度”；

②立场

立场唯一。我们过去讲了几十年的立场，无非是阶级立场、无产阶级立场、党的立场、民族的立场、国家的立场，而这些“立场”都是不断地在变化，本身就是不稳的，哪来的“站稳立场”。现在我们终于明白了，什么这个立场，那个立场，其实只有一个立场是永远正确的，那就是人的立场。始终站在人的立场看问题，这就是“站稳立场”。

历史表现的往往是成败，但却不能以成败论英雄；

“历史是胜利者写的”，这是一个错误的概念。历史是人心中的那杆秤写的。

③眼光

眼光不仅要远，还要高。写作者的眼光有远有近，有高有低，但只能是站在历史的长远看21世纪的中国；站在全球化的高度看地球村中的中国。

尤其是当今世界，由于通讯、交通的高度发展，互联网的不断普及与提高，全球化已成不可逆转的趋势，这一点才是决定一切的高度。

当今社会，大谈“民族复兴”成为时尚。“民族复兴”当然可以谈，也可以认为是国民的责任。但是究竟什么是“民族复兴”？必须赋予其正确的内涵。“民族复兴”并不是重温泱泱大国梦，并不是GDP已经第二了还要争第一，甚至也不是人均GDP争第一，而是迎头赶上世界的潮流。特别需要警惕的是狭隘的国家主义及民族主义的偏见。

人品、立场、眼光这三个前提条件都与个人修为有关。个人修为与读书、走路、思想方法相互联系的，水涨船高的关系。

永远不要去问“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之类的傻逼问题，人品、立场、眼光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同步提高的关系。变化寻常看不见，但水平是有高低的，只要努力，只要虚心，通过日积月累，史识可以由低水平向高水平发展。

二、史识在创作全过程中的重要性

史识贯穿于作品创作的全过程。

在对作品所引用的史料进行梳理与选择时，

1、凭什么在“真史料”中发现假信息？凭什么在“假史料”提取到有价值的真东西？

2、凭什么选择A而放弃B？凭什么发现C与D的相互矛盾？凭什么发现表面上相互矛盾的E与F也有兼容的成份？凭什么能将G与H合并同类项？凭的是敏锐、正确且准确的历史眼光。这就是史识。

史识低劣，史料必然失真；史料失真，断语必然无据；没有必要，何来充分？

诠释是最终要完成的工作。

诠释就是作者通过作品告诉读者应该赞美什么？中性什么？反对什么？拥抱真善美，鞭笞假丑恶。

诠释中的史识水平才是作品的社会、历史意义。

上世纪的著名历史学家说吴晗曾说：“今天需要掌握可靠的史料，运用新的观点写出人民所需要的历史。”吴晗的这句话其实是片面的。“需要掌握可靠的史料”任何时候都是对的，而所谓的“运用新的观点”，就是片面的观点。

观点虽然有“新旧”，但是“新旧”不等于“对错”。

史学是人类历史的学问，有很多观点不仅从亘古以来就具有，而且从亘古以来就是正确的，比如“以人为本”的老观点就只能继承，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与丰富，内容发展了，内涵丰富了，但“以人为本”的主旨仍然没有变。曾经批判“以人为本”的老观点产生了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新观点，这个新观点恰恰是错的。离开了普通人的命运与福祉，妄议成功与失败就都是错误的。

史识错误，作品是负能量；

史识正确，作品是正能量；

史识平庸，作品无价值，表面上是零能量，但也会起到搅局的不好作用。

故应该反复强调的是：“史识”比“史料与史实”更重要；

故应该反复强调的是：有条件、有基础的民间研究者应将反思的重点放在对“史实”的正确而准确的解读上；

故应该反复强调的是：当代人不仅有条件，而且最有条件对已知的“史实”作出正确而准确的解读。只有亲身经历才有淋漓尽致的体悟，再聪明、再睿智的隔代人也不可能达到那种程度。

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 ... 87%8D%E8%A6%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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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史识比史料与史实”更重要

——“通俗”（07）

胡鹏池：



一

我反复讲：史识比史料与史实更重要；

我反复讲：有条件有基础的民间研究者应将反思重点放在对“史实”的正确而准确的解读上；

我反复讲：当代人不仅有条件，而且最有条件对已知的“史实”作出正确而准确的解读。



尽管，当代人的解读总是各种各样的，不仅众说纷纭，而且千差万别，甚至南辕北辙、背道而驰，但总是会有一种正确或比较正确的解说逐渐能被大多数人所接受；大多数人也总是会选择他们认为正确与比较正确的观点接受的。

尽管，你的解读不一定是完全正确的，说理也不可能做到充分必要的，但你把你深思过并有信心的解读说出来，让读者的良知去辨别、去选择。

尽管，有些事是当代人做不了最终结论的，那是因为当代有权力的干预；当权力干预减弱、或衰竭之时，下一代人、下下代人能够做结论的时候，他们的结论仍然是根据上一代人形成的主流民意。



二

文天祥的“正气歌”谁没读过呢？其中有句：“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讲了两个原始的经典的史例。

例一、

公元前548年，齐崔杼弑君光，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杼杀之；其弟又书，崔杼又杀之；其次弟又书，崔杼又杀之；太史兄弟以书崔杼弑而死者三人矣，其次弟仍书，崔杼知正义之终不可磨灭，乃止不杀。

在这个例子中：

1、公元前548年，齐国的国王死了。

2、公元前548年，齐国的国王死了，他是被杀死的。

3、公元前548年，齐国的国王死了，他是被杀死的，杀死他的人叫崔杼。

前二条的“史实”是隐瞒了真相的“伪史实”，只有第三条是真史实，是良史，体现了史官的正确而准确的解读而记录下来的真的“史实”。



例二、

公元前607年，晋灵公欲杀赵盾，盾奔齐，其从子赵穿乃攻灵公于桃园弑之，赵盾犹未出境，闻之而返，亦不讨赵穿弑君之罪，太史董狐言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赵盾曰“非我也，穿也”董狐曰：“子为正卿，亡不出境，反不讨贼，非子弑君而何？”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

这一则史例中，“赵穿弑君”是史实；

表面上看“赵盾弑其君”并不是“史实”，

但史官董狐根据：第一、赵穿是赵盾的儿子；第二、其时之赵盾并未出境，返回朝中重新掌握政权后并没有治赵穿之罪。据这两点，尤其是第二点，判定“赵盾弑君”。赵盾虽然说：“不是我，是我的儿子”，但在董狐的论证下，也不得不认罪。



这两则史例，充分地说明了“史识”重于“史料与史实”，没有正确而准确的“史识”，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史实”。

http://blog.sina.com.cn/s/blog_82c7dbe80101e9v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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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实”与“史识”结伴同行

——“通俗”（06）

胡鹏池：



一

有人强调“我们这一代人最后的责任”就是将自己知道的“真相”说出来，这个主意不错，对发动群众有好处，但提法是有问题的。“将自己知道的真相说出来”这确实是一种责任，也可以说是重要的责任，尤其是对那些知道一些真相的人而言，更是一种很重要的责任。但如果说成是“最后的责任”，则不仅是用 词不当的问题，也反映了指导思想上的偏差。

我更不同意什么“剥洋葱”，剥得眼睛流泪还要剥。

葛拉斯的“剥洋葱”说的是“回忆”：回忆就像洋葱，每剥掉一层，都会露出一些早已忘却的事情，层层剥离间泪湿衣襟。

“回忆”确有这样的过程，也有道理，也有意义。

但新版“剥洋葱”主要用于“煽动”与“忽悠”芸芸众生们“大家都来剥自己的洋葱”，目的是为了共同承担历史责任。他（她）们提问题的逻辑是这样的：

当大家在喊“毛主席万岁”时，你难道没有跟着喊吗？（舒云）

当清华两派武斗时，你在哪里呀？你为什么不能像我们工宣队那样，高举着“毛主席语录”去制止武斗啊？（727后，笔者班的工宣队队员，可能叫小李如此批评过笔者。）

某位老朋友决心去剥“清华文革这颗洋葱”，这本来是件极有意义的事，然而他也是剑走偏锋，搞着搞着就开始拷问群众：

“我们都是二十多岁的清华大学学生，是一些有责任能力的成年人，多少还算是知识分子。怎么说“受骗”就被人家骗了呢？难道就没有自己的原因吗？”

你不也是吗？

“如果我们每个中国人、每个知识分子都能担负起自己的公民责任，文化革命还会搞成这副模样吗？”

在我看来，这样的“剥洋葱”，其本质上与“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暴发革命”的提法没有什么区别，似乎是“九评学习”又来了。当然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对于绝大多数没有罪行的人做到反思、反省就可以了，上下求索是对的，拷问就是不必要的。



二

树上十只鸟，打死一只鸟，树上还有几只鸟？

这则著名的“脑筋急转弯”公案告诉你：“树上十只鸟”，还告诉你：“打死一只鸟”，这二者是不是事实？当然是。但这只是已知事实，不是求知事实。求知事实是树上还有几只鸟？

于是小学生告诉你：还有九只。他是根据10-1=9的数学计算得出的答案，他的逻辑没有问题。

小学生的父亲告诉小学生，树上一只鸟也没有了，因为响声惊动了其它的鸟，所以全都飞走了。父亲根据的是常识：用枪或弹弓射击是有响声的，响声会惊动其它的鸟，而鸟是会飞的。在这个问题里，不需要数学计算，却得出了一般正确的结果。

但是，如果用的是无声手枪呢？如果死鸟刚好卡在树叉上，没有产生落地的声音呢？如果十只鸟中又有几只是刚从蛋壳中钻出的小鸟，尚不具备飞行的能力呢？

当父亲告诉小学生答案的同时，就将一些不加限定的条件同时强加了。而这些条件是不是真实？则要打问号。



三

“史实”也是如此。“真相只有一个”的说法一向就是不可靠的。“史实”从来就不是孤单的，但往往都是伴随着“史识”的解读被公诸于世的。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了，全国人民都陷于万分悲痛之中。”这是不是“史实”？这不是史实。史实只有前半句，后半句则是说史者的史识对前半句史实的解读。

史实是当时的中国人具有各种各样的反应，大部分人确实是悲痛的，相当一部分在思考，中国怎么办？还有一部分在希冀：一个新的时代终于开始了！

真正的史实是“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了，一个新时代开始了！”

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无数。笔者所要得出的结论是：

“史实”从来不是独立的，往往都是与“史识”结伴而行，昭之于世的。所以 “说出史实、说出真相”是目的，但不是唯一的目的，更不是主要的目的与最后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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