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凯旋 王友琴：为承受历史的人而立传

yangharrylg

在共识网上看到王友琴的访谈，不禁想起十年前我们在芝加哥的聊天。王友琴和我是同届生，自从1979年考入北大，她就一直在收集文革中北京被打死的教师的史料。在她的住宅里，别无长物，书架上却堆满了采访记录的卷宗。十年过去了，她依然在做她的研究。在此次共识网的访谈中，她把自己的研究称为专题研究，并说“我希望这些专题研究能成为一些坚实的砖块或者石头，为写一部编年式通史打基础”。




最初知道她，是在网上看到她的《文革受难者纪念园》。通过一个个采访文革过来人，说服他们说出真相，并把它整理成史实，这是一个异常艰巨的工作。能默默坚持三十多年，更是令人感佩。她的这一研究的成果是《文革受难者》的出版，采访上千人，收录659个受难者的小传。余英时先生称其继承了中国史学的传统，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诚为谠言。




我觉得，她的这一研究甚至突破了传统史学的范围。迄今为止，由于思维与方法的限制，史书都只是记录重要人物，而汰除掉普通人。用法国作家加缪的话说，前者是“创造历史”的人，后者是“承受历史”的人。这样的历史是不完整的，人民在历史书中往往成了一个物态的存在。即如寥寥几部关于文革的历史书，也只是简化为大事记，或者那些国家领导的受难史，看不到普通人的遭遇。王友琴研究的意义就在于，她只是在为那些承受历史的普通人立传。




这得归于“口述历史”方法的出现，更得归于历史观念的改变。多年来，我们已习惯了人民创造历史的说法。然而，那些组成人民的普通人又何曾创造过历史？他们所能做的，只是被迫承受权力者创造的历史，并在史书记载的大事件中湮没无闻。创造历史构成了事件，承受历史构成了细节。




王友琴的研究就是将历史事件中的细节打捞出来，从而构成一种普通人的历史，这些个体实录与历史事件结合在一起，达到了很高的历史真实。




史的生命在求真。余英时先生曾指出，王友琴的研究采用了“文”（文字）与“献”（口述）两种史源，这使得她能交叉互证，力求真实、客观和平衡。




值得注意的是，她在对话中还提到，她会将史实放在网上，与网友互动，以尽量核实事实。“我的文章放在网上，会收到读者来信，他们通过电邮提供材料，订正错误。”




我认为，她在这里提出了一种治史的新方法，它与“文”与“献”结合，可称为三重证据法。网络的出现，给这种研究方法提供了可能。例如，我在网上就见过另外的目击者写卞仲耘之死，可与王友琴的调查互证。




更重要的是，这些实录并不是单纯的史料，王友琴采用《史记》的互见手法，以专门人物立传，又常在他传中提及该人物，使得群体的实录组成一个整体，成为有系统的历史著述。由于这不是官修史，而是个人撰写的史，她个人的思考贯穿其中，穿插背景，夹叙夹议，呈现出作史者的撰史宗旨，那就是普世的人道主义。在谈及纳粹反人道的行径时，阿伦特曾写道，这是“任何实用目的都无法予以解释的一种罪行”。这也正是王友琴的著述给我的最深刻印象。




这是一部血腥的实录，其中叙述了许多人的死。北师大附中卞仲耘校长是在学校操场上，被带钉的棍棒长时间当场打死。另一个副校长胡志涛被打成腰椎脊突骨折，终身需要穿着钢背心。居民左奶奶和马大娘是被绑在葡萄架上，施以带铜扣的军用皮带，然后又用沸水从头顶浇下去。孙启坤在家里被鞭子蘸着水打，皮肤被打得全变了颜色，还被用绳子一松一紧地勒脖子。李丛贞被棍棒皮带打死后，还被人用刀在他身上劈下一块肉，看是不是装死。吴兴华在酷暑烈日下，被逼喝下化工厂排出的污水，死于急性痢疾后，家人还得被迫同意解剖尸体，以证明他是拿自杀对抗运动。




他们都是普通人，却成为文革的最大牺牲者。




据王友琴说，在采访和写作过程中，她就常因看到人性的黑暗面而倍感压抑和低沉。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由于当下腐败成风，社会不公，许多人开始怀念文革。对于那些文革的获利者，或者那些只看观念不看事实的学者，跟他们讲道理、摆事实是无意义的。但许多青年人并不了解文革，他们认为文革就是追求社会平等，反对特权阶层。王友琴的研究可以让他们知道，这不是事实。




这些普通人受迫害的唯一理由，就是缘于他们的身份，这才是文革的实质。用阿伦特的话说，它“攻击人的差异，也就是说，攻击‘人的身份’特性，没有这种特性，‘人种’或‘人类’一类词便会毫无意义”。




正是由于此，王友琴的研究赢得许多人的钦佩，也遭到不少人的反对。所有这一切，都更显出她的研究的意义。






（责任编辑：杨光）



http://dajia.qq.com/blog/33482105142375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