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七月：关于《嚎歌》的调查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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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嚎歌》

——调查札记——

周七月

一九六六年，进入初夏以后气温已经不再是大家关心的问题了。因为革命的温度天天高涨，一天比一天炽烈。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称：
“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正在占世界人口１／４的社会主义中国兴起。
　　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斗号召下，亿万工农兵群众、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打碎了多少年来剥削阶级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精神枷锁，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
在“造反有理”，“怀疑一切”，“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与人斗，其乐无穷！”等口号的激励下，在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和中央领导各种讲话的支持下，无论大中小学校，都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七月到八月之间，运动已经从“触及灵魂”向“触及皮肉”发展。
大家纷纷去“北大”和“清华”等革命先行的学校“取经”。
我去过北京大学，只见那里席子搭建的大字报墙连绵不断，各色彩纸写就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地上是五彩斑斓的碎纸，空中广播着各种革命通报和战斗歌曲；各系都有批斗台，不但本校学生在打老师，外校去看大字报的学生也可以顺便打打北大的老师出气，老师打老师更是比比皆是；这边高帽游街，那边挂牌批斗，歌曲口号此起彼伏，皮带声一片；人们涌来涌去地赶场看批斗……北京大学完全没有了最高学府的宁静，更像中古贩卖奴隶的大集市和游乐场。
到八月初，打人现象已经进入各个学校。师大女附中打死副校长卞仲耘，就发生在八月五日。
特别是北京市召开群众大会，公开逮捕杀死红卫兵的几个“小流氓”之后，长期受阶级斗争教育，发誓要当革命接班人，日夜都盼着革命的孩子们还不兴奋疯了？！
地、富、反、坏、右；封、资、修；军、警、宪、特；黑帮、黑线、走狗、小爬虫、保皇派，牛鬼蛇神，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帽子和皮带齐飞，火焰和血流同色！
北京大大小小的胡同里都跪着挨打的人，堆堆大火，缕缕浓烟烧着各种封资修的玩意，抄家不息，斗争会不停，大批的人被轰出北京……革命群众和红卫兵轮着皮带，横晃着穿行在大街小巷中。
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招开各种群众大会为红卫兵们叫好。我后来被死刑时遇到的周存厚先生就是当时江青亲自点名，说是躲了十几年的大土匪，被红卫兵小将从墙缝中揪出来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之一，云云。

由于思想无禁忌，这一个时期的文艺创作也异常活跃，应该说是一个群众创作和专业创作相结合的高潮。
当时的主流是以李劫夫的创作为代表的大量的毛主席语录歌。李劫夫甚至将林彪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都谱成了歌曲，我在监狱里都学唱过，很长的歌。
还有许多用民歌改编的“革命”歌曲，其中我觉得最好听的是用藏族曲调填词的《远飞的大雁》。
还有一类歌曲更具有时代特征，比如：
“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也被称为《红卫兵战歌》，这是当时的北大附中红卫兵吴少华创作的，流行颇广；
“老子英雄而好汉……”，据说作者是北京四中的刘辉宣写的；
……
这些歌曲都是为革命群众创作的。
但当时还有一首非常特殊的歌曲，是为敌人创作的，那就是：“我是牛鬼蛇神……”
当时这首歌广泛流行，黑帮分子都必须要唱。我在外校看大字报时，见到过“黑帮分子”们集体排队唱这个歌，边唱边舞，唱到“我有罪，我有罪”时，做的动作是比划自己扇自己耳光的动作，所以我印象很深。

前几年我的一位朋友曾经问过我，听说《嚎歌》是你父亲写的，是不是？
我当时很难回答，因为我父母亲文革前期就已经进了设在社会主义学院内的学习班隔离学习。随后被送进朝内大街老文化部灰楼西侧的火神庙（俗称“大庙”）内的牛棚。我很久没有见到他，不了解他当时的情况。
我问我父亲。我父亲说当时有外来的造反派拿着这首歌找在文化部大庙牛棚看押他们的文化部造反派，要黑帮们唱这个歌。因为黑帮中只有他懂音乐，所以让他教唱。这个事是有的，但曲子肯定不是他写的。

但经过这几年的留意，我发现周巍峙为《嚎歌》谱曲这个“事实”确实值得怀疑。

确认周巍峙为《嚎歌》谱曲这个“事实”的唯一出处是何蜀署名鬼见愁的文章《“文革”中的革命歌曲》的长文中“两首特殊的流行歌曲”一节：
“文化大革命流行歌曲中最为荒唐的一首，大概要算专供“牛鬼蛇神”们唱的《嚎歌》。
　　因为没有经官方传媒公开发表，此歌在流传过程中便被作了随心所欲的修改，在各地有了不同的“版本”，歌名也有多种叫法，有的叫《认罪嚎歌》，有的叫《牛鬼蛇神队队歌》，也有的叫《牛鬼蛇神嚎丧歌》。这是“文化大革命”所煽动起来的人类劣根性登峰造极的“杰作”。即使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纳粹集中营里，法西斯匪徒们也只有过在留声机播放的古典音乐声中拷打折磨囚犯的恶行，还没有谁专门创作一首歌曲来折磨囚犯。这是中国音乐史上最耻辱的一笔。
　　著名剧作家曹禺在《已经忘却的日子》一文中，写到他上小学的小女儿小欢子唱《嚎歌》唱着玩的事：“‘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这个歌她觉得很有趣，孩子们都觉得很有趣，‘我有罪，我该死，我该死，我有罪……’小欢子高兴地反复唱。”小欢子的姐姐不让她唱，妈妈却说，让她唱吧，她不懂。后来曹禺被关进“牛棚”，被责令唱这首歌。曹禺写道：“我之所以会唱，还是受小欢子唱的时候熏陶的结果。”
　　著名演员新凤霞曾专门写过一篇《和溥仪一起唱“鬼嚎歌”》，写她被打成“牛鬼蛇神”后，她所在的“劳改队”有一天命令全体学唱《认罪嚎歌》。学唱中，原是清朝末代皇帝的溥仪和原是评剧演员的新凤霞两人怎么也唱不好，被罚出列练唱。“这一出来两个人唱更糟了。我个子低，皇帝个子高，可我声音高，皇帝声音低，这一高一低更不是味了。歌词只有几句：”我有罪呀！哎哟！我该死了！哎哟！该死，该死，真该死呀！我有罪呀！有罪，有罪，哎哟，唉唉哟哇！罪该万死了！……‘“最后是连看管人员都只好不让他们再唱下去了，说”这可真是鬼哭狼嚎了！
　　1967年1月，著名音乐家马思聪不堪“文化大革命”给予他的迫害，携家逃离中国大陆。4月，马思聪在美国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了题为《我为什么离开中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的公开讲话。在这篇讲话中他列举了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受到的令人发指的各种凌辱，其中就包括强迫唱《嚎歌》。在被关押批斗期间，“每天早上和晚上还要我们一起集体唱歌。这首歌叫《嚎歌》，歌词是这样的：”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有罪。／人民对我专政，／我要老老实实。／如果我不老实，／就把我砸烂砸碎！‘“马思聪的这篇讲话，被各国记者译成多种文字，经众多传媒发表，因此《嚎歌》的恶名也就随之传遍世界。这大概要算当时在国外”名气“最大的一首”文革“歌曲。
　　《嚎歌》的作者是谁？曾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陈荒煤在一篇回忆另一副部长齐燕铭的文章中有一个说法：“一九六六年我们一同被关在文化部旁边那个大庙里，不知从哪里送来了一首歌词，硬要周巍峙同志谱成曲子，并由他教唱。这个歌曲的全部，现在我已经记不清楚了。但我记得，其中重复了两句特别别扭的调子，就是：”我有罪，我们是牛鬼蛇神！我们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有罪……‘“
　　从陈荒煤的这个回忆可以得知，《嚎歌》的曲是由著名作曲家、《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曲作者周巍峙被迫谱写的（王友琴《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文中记载：“据北京第四中学的学生说，这首‘嚎歌’是北京第四中学的一个学生在1966年8月作的……”此说显然不如陈荒煤本人亲历更具权威性）。强迫一个老干部、作曲家谱写这样的歌曲，丑化和侮辱包括他自己在内的“牛鬼蛇神”，实在是一种残酷的精神惩罚和折磨。在这里真用得上一句“文革”流行语：“何其毒也”！
　　凡是提及《嚎歌》的文章，大都没有完整记录下这首特殊歌曲的内容（王友琴《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文中记录的此歌词曲是由两个当年中学生在事隔三十余年后回忆出来的，不是原版）。《嚎歌》现存的最完整最权威的版本，见于邓小平题写书名的《李伯钊文集》。该书第三部分《日记摘抄》中有李伯钊在1966年8月13日至10月11日被“黑帮”专政队监督人员勒令写下的《“改造”日记》，其中，1966年8月18日所记内容就是《牛鬼蛇神嚎丧歌》，有歌词有曲谱，十分完整，还像一般发表的歌曲那样标明了节拍为2/4，演唱风格为“哭丧地”。歌词有两段：
　　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敌人/我有罪，我该死，我该死/人民应该把我砸烂砸碎，砸烂砸碎
　　我是牛鬼蛇神/要向人民低头认罪/我有罪，我改造，我改造/不老实交待死路一条，死路一条 ……
　　李伯钊是中共老党员，红军时期著名的文艺宣传干部。“文革”前担任全国人大代表、中央戏剧学院党委书记。其丈夫杨尚昆是“文革”初期最先被打倒的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成员之一。她受株连也被打成“黑帮”。《李伯钊文集》一书编者为这一则日记加注说明，这首歌是监督人员强迫“黑帮”专政队唱的，擅长唱歌的李伯钊却总是唱不好，监督人员罚她单独唱，仍唱不好，就强迫她抄在日记本里天天唱。
值得注意的是1966年8月18日这个日期。这天刚好是毛泽东第一次检阅红卫兵，红卫兵作为“新生事物”第一次公开在世人面前出现的日子。在此之前，尽管毛泽东在8月1日就写了支持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信，时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王任重于8月3日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看了这封尚未公开的信，但是当时正在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并未肯定红卫兵这种“史无前例”的群众组织形式，全会通过的“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十六条》也没有提到红卫兵，因此，当时在各学校中还很少有红卫兵一类群众组织公开出现，即使有也还未能掌权，连“造反”一词也还没有经官方传媒肯定而公开流行，尚未形成后来那种控制各单位局势的“造反派”，由《李伯钊文集》推断，《嚎歌》应在红卫兵等造反组织公开出现之前即已存在，那时各学校党委有的已靠边，有的还未完全靠边，“文革”运动先由上级党委派来的工作组（7月底、8月初陆续撤销），后由全体“革命师生”（在工作组或上级党委指导下）按照《十六条》的规定以所谓“巴黎公社”方式民主选举的“文革筹”一类机构进行管理，仍然接受上级党委的领导。那时的“黑帮”，一般都是经工作组或报经上级党委批准（或默认）的，“黑帮”专政队实际上是先在工作组后在“文革筹”控制下的（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的王任重就曾于1966年8月20日给武汉大学“校文革”有关建立红卫兵组织的指示中说到：红卫兵“成立后学校纠察队不要了，可以担任维持学校秩序、治安保卫、管理右派等工作。”所谓“管理右派”实即管理“黑帮专政队”）。这首《嚎歌》实际上应是“文革”初期左倾路线的产物。其“版权”似不应属于后起的群众性红卫兵、造反派。因此笔者未将其列入造反派歌曲一类。
　　类似于《嚎歌》这样的“歌曲”，有些地方还有新的“翻版”。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批准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铸成了中共党史上空前的大冤案。笔者当时在四川省内江市目睹过一个难以忘却的场面：造反派押解着浩浩荡荡的一大群“牛鬼蛇神”游街示众，多为中老年人，有白胡子老大爷，还有拄着拐棍颤巍巍地走在行列中的小脚老太太。押送者少，示众者多，倒像成了“牛鬼蛇神”的大示威。游街队伍最前面是一个“牛鬼”敲着一面破锣，后边一个“牛鬼”斜抱着一个竹扎纸糊如真人大小的刘少奇模拟人像，上书“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再后边是几个“牛鬼”抬着一口纸糊棺材，棺材上也写着同样的文字……整个队伍在造反派监视下边走边拖声唱着：“刘少奇，垮了台，儿子儿孙哭哀哀……”唱的是四川旧时民间死人后哭丧的调子。造反派此举无非是要表明“牛鬼蛇神”是刘少奇的“孝子贤孙”、“社会基础”。这大概要算《嚎歌》的一种“地方版本”吧。
　　……”


　　我之所以几乎通篇地引用何蜀文章的这一节，一是想借何蜀的文章表明《嚎歌》对当时被审查和关押者的折磨；二是想从这一节文章文字本身来说明他列举的事不可能存在。
1.这篇文章确凿地纪录了李伯钊的日记是1966年8月18日写就的。这篇日记虽然是被“黑帮”专政队监督人员勒令下写的，但日期未必是错的。何蜀在自己的文章中据此得出的结论 “《嚎歌》应在红卫兵等造反组织公开出现之前即已存在”应该成立。
但“八一八”之前文化部“大庙”牛棚是否已经存在了呢？
据我父亲回忆，文化部在大庙中设牛棚是“八一八”以后几天的事。
2. 前文革期（以516通知为界），文化界（包括新闻口、作协口）的重要人物都在白石桥的社会主义学院集中学习，先是学习政策，改造思想，正式进入文革后就转为批判周扬黑线。这些人何时以黑帮份子的身份转回本单位受审查和挨斗？很难说，因为基本上是陆续被揪回批斗的，时间应该在“八一八”后。
因为“八一八”后，北京学生已经开始彼此串联，外地学生也开始来北京取经（看热闹），从团中央开始，每天几次拉胡耀邦等所谓黑帮出来示众。随后，当时各单位用黑帮示众逐渐成为常规项目。文化部的黑帮陆续从社会主义学院被揪回，就关押在朝内大街老文化部大楼西侧的火神庙中。他们被隔离审查，天天在文化部大楼前被示众，被批斗。
按李伯钊日记标明的时间，这时《嚎歌》应该已经流行开了。
3.一九六四年下半年借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毛泽东有关文艺界的“两个批示”，中央在文化部展开了所谓“整风”，这次整风在文革中又被称为“假整风”。
整风的结果就是一九六五年改组文化部，矛盾先生不再是部长，改由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兼任；齐燕铭不再任党组书记，改由从部队里调来的肖望东担任；三个副部长中齐燕铭调到山东济南，夏衍调到对外文委亚非所，陈荒煤调四川重庆。
齐燕铭和陈荒煤在文革初期是否回北京了？何时进的文化部大庙牛棚？我父亲的记忆力是有名的，但他也实在回忆不起来与他们同住过大庙牛棚。
如果他们是在“八一八”之后进的大庙牛棚，那么陈荒煤的回忆一定有误。
我一直没有找到何蜀引用的那篇陈荒煤的文章原文，但从何蜀的文章和文革初期的实际情况分析，即使陈荒煤这样说过，也一定是记错了，将被迫教《嚎歌》记忆成了被迫写《嚎歌》。
如果管理牛棚的文化部造反派逼文化部这些黑帮们（包括肖望东等整风后刚进来的领导）唱《嚎歌》，他们就必须学！我父亲这个黑帮群中唯一的作曲家记下谱后“教”其他黑帮唱，我看是有可能的，也符合当时的情境（请一定不要忘记当时的情境！）。后来以讹传讹，传为我父亲写作，也是顺理成章的逻辑。
但他毕竟是在一个小范围内被隔离，被关押的，而《嚎歌》曾经大规模地流行。推动这种超大规模的快速流行，只能是强势群体（比如造反派）才能做得到！

不只是《嚎歌》，那个时代让被审查者自我侮辱的形式还很多，比如勒令每天认罪；勒令挨斗者自己糊高帽子，自己往自己脸上涂墨汁，自觉按时去示众；排队等候揪斗那时已经是黑帮们的常事，他们甚至可以在上台之前还说笑，上台一脸严肃。很多被揪斗者可以做到挨斗后直接回办公室，摘下高帽，洗干净脸上的墨汁，就开始办公（受到了总理的表扬）……还有，就是让亲人斗自己的亲人，亲人打自己的亲人……真是被打得“落花流水”，真是被打得“威风扫地”呀！
那是一个没有尊严（挨斗者自己更不可能有尊严感）的时间和环境，包括老舍在内的许多人的自杀就是在那个阶段。
现在回忆起来，我也真不知道那是闹剧还是悲剧！


那么，到底《嚎歌》是谁创作的呢？有好几个版本的说法。
1.      音乐学院说。
有一位著名的指挥家的孩子当时在音乐学院学习，他曾经说过《嚎歌》是他谱的曲。因为他的说法没有诉诸文字，所以我也就不说名字了。
2.      北京四中说。
《嚎歌》是四中的人创作的，也有好几个版本。
A. 据北京四中的人（不止一个）说，“牛鬼蛇神歌”是高一学生刘辉宣作的，他还做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革命你就站过来，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那一个“歌”。这个人后来用笔名“礼平”发表过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是一个公认的多才多艺的人。
　　B. 当时任四中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委员的刘东回忆：
“说起嚎歌，我至今记忆犹新。
这是革命小将们的创造，让“牛鬼蛇神”们每天必须唱侮辱自己的歌曲。那歌词是：“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罪人，我有罪，我该死，人民应该把我砸烂砸碎！”小将们把歌词交给学校的音乐老师，强令他谱成曲子，并教给牛鬼蛇神们唱。编词、谱曲的过程我不了解。“八四”武斗后不久的一天，我刚踏入小食堂的门口，就听见了里面传出的像狼嚎一样的“我是牛鬼蛇神”的歌声。进去以后，看到的是，音乐教师一本正经地拿着一根小木棍，墙上挂着一张写有歌词的纸。下面“牛鬼蛇神”们正襟危坐，随着指挥，老师唱一句，他们学一句。老师不时提醒着“学生”，要带着认罪的感情去唱，吐字要清楚，音调要准确。我看着一张张学唱者的脸，有的脸色近乎麻木，而有的人居然还打着节拍，摇头晃脑，一副陶醉其中的神态。周围站满了幸灾乐祸的人群。我却怎么也乐不起来，内心充满了说不出的悲哀。我当然不能上前阻止，只能作壁上观。
学得最快的是学校的第二把手——刘副校长。他平时就擅长歌唱，文革前，经常在全校大会上为大家高歌一曲。老师没教几遍，他就会唱了。他自告奋勇为大家示范唱了一遍，那歌声抑扬顿挫，宏亮而有节奏感。我猜刘校长当时肯定是带着真诚的认罪心情去唱的。成绩最不好，而且始终未达标的是老校长杨滨，她大概天生就五音不全，唱来唱去总跑调儿，不太像是唱歌，倒像是老和尚念经。
从这一天开始，《我是牛鬼蛇神》这首歌就成了他们的“必修课”。任何一名红卫兵，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拦住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命令他们唱这首歌，借此取乐。没有任何人（包括我自己）对此举提出过异议，仿佛这是最合情合理的事。至今，有时我一闭上眼，面前就浮现出他们学唱这首歌时的神态，耳边就会响起那像哭一样的歌声。四中的历史应该记下这沉重的一幕。当抒发人们美好情感的音乐也变成政治斗争的手段时，这个世界还有真善美的藏身之地吗？我不知中国的聂耳、外国的贝多芬这些音乐大师们在天之灵在听到他们为其奋斗一生的音乐竟曾有过这种声音时，做何感想？！”
刘东也将《嚎歌》出现的时间界定在“八一八”之前。所以，王友琴在其文章《“嚎歌”与对文革的“选择性记忆”》中说：“ “嚎歌”很快就被作了出来。作者是北京第四中学的红卫兵。随着红卫兵组织在各学校全面兴起，随着暴力迫害全面升级，有拳头、棍棒和铜头皮带为其开道，“嚎歌”不但立刻流传于北京的大、中、小学，而且流传到全国。无数人被迫唱过这个“歌”。所有的不幸被指控为“牛鬼蛇神”的人，不但要忍受外来的暴力折磨和羞辱，而且要被迫自我诅咒，表示对惩罚的心甘情愿的接受。”是有充分根据的。

顺便说一句，何蜀关于“拿起笔做刀枪……”这个歌的作者的判断也有误。应该是吴少华，当时北大附中的学生，现中央电视台军事部的制片人。

我父亲说，文革刚刚结束时，他去过很多地方。《嚎歌》有许多不同的版本，有一位维吾尔族的朋友居然用维语给他唱过《嚎歌》，曲调却是陕北民歌风的。
唉，那个时代！


https://archive.fo/MDqi#selection-981.0-13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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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嚎歌》究竟是谁写的？

周七月

1966年春夏之交，红卫兵运动在北京大有风起云涌之势。除了口号、大字报、大标语、批判会、游街示众、大串联、红海洋等群众运动的各种形式外，有三首红歌是非常鼓舞人的！
《红卫兵战歌》：“拿起笔作刀枪……”
《鬼见愁》：“老子英雄儿好汉……”
《嚎歌》：“我是牛鬼蛇神……”

近几年我才知道有一个说法是，《嚎歌》是我父亲写的。
1966年，《嚎歌》唱遍大江南北，但我对曾经写过《志愿军战歌》的父亲写《嚎歌》的事一无所知。也没有听说过任何传闻。

我听说此事后问我父亲，我父亲说无此事。

但说他写《嚎歌》的是他的好朋友陈荒煤，而且是白纸黑字，公开出版物中有的。要否定这个说法，就不是简单的事了。

于是，我不得不开始在工作之余注意搜集相关的资料，了解相关的情况。
我的结论已经有了，就是下面将贴出的两篇文章。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204e990100v9f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