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帆：我们需要头上的灿烂星空吗?!（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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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帆：我们需要头上的灿烂星空吗?!（随笔）
钟山文学双月刊／2004年第3期／总第15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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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中国当代历史上历时最长、波及面最广的重大事件，文革理应受到人们持久的关注与研究。事隔廿多年之后，作为文革的亲历者，丁帆先生站在今天的时代高度，用理性的历史的眼光来探究文革中的种种现象，自然也便特别值得人们的关注和重视。
　　如同作者已经出版的几本随笔集一样，这里发表的“文革记事两则”分别对“文攻武卫”和“血统论”作了深刻尖锐的反思与剖析，既有思想力度，又显示作者的才情与笔力。深刻中见出沉稳，锋芒里不乏机智，且文字浑厚老辣，逻辑绵密流畅，尽显学者散文的风采。
                                             ——《钟山》原执行主编 徐兆淮


    作者简介：丁帆，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学术著作和思想随笔多种。

假如没有上帝，我什么都可以做。
　　　　　　　　　--陀思妥耶夫斯基

"文攻武卫"

　　回眸文化大革命中人与人之间互相残杀屠戮的历史，我们就不能不哀叹我们的头上没有一片康德所描绘的道德文明的"灿烂的星空"了。
　　给博士生开设"文革文学选题讨论课程"时，我已经充分考虑到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都出生于70年代，对"文革"没有什么感性的认识，可能会对那场"革命"有模糊的认知，尽管如此，出乎意料的是，我没有想到会有相当一批博士生对那场过去还不算太久的"大革命"怀有深深的眷恋和崇敬之情。在我们这些尚未垂垂老矣的人群中，似乎"文革"就是昨日之事，其痛感尚未消失，怎么就会为"为了忘却的纪念"而进行纷争呢？！
　　不错，在这个没有人文激情的物质化时代里，年轻一代满怀一腔热血，渴望有一场能够宣泄情感的"革命"来冲击一下这个"死水微澜"的物质文明世界，此情此意不难理解。然而，他们却不知道，像"文革"这样的"革命"是需要用千千万万的人头作代价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倒是赞同朱学勤先生对两种"革命"模式的价值取向--在法国式的"暴力革命"与英美式的"渐进革命"中，"和平演变"的价值取向似乎更有其人性化特征，而这个口号自五十年代被"美帝国主义"的预言家杜勒斯提出后，几十年来一直被冠以"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反革命高帽，无人敢问津。但是，历史却一次又一次讽刺性地证明了它的可行性。
　　我们需要告诉下一代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以一个怎样的血腥场面证明了它的反人性的本质！如果这样的"革命"也能成为人类文化进步的一种模式，那么，像希特勒、斯大林式的屠戮与专制也完全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无论西方的现代、后现代文化理论对"文革"的解析是如何的高深与玄妙，但它决不可以对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和中国人民带来的历史性灾难熟视无睹！它是人类历史上人性倒退道德沦丧的"革命"文化标本。
　　那就让我们来看看当时美其名曰"文攻武卫"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武斗吧！
　　我这里所说的"文攻武卫"是特指1967年初一直延续到1968年底的全国性的大规模的两派"武斗"。1967年7月20日全国有五个大军区发生了冲击军队的事件，武斗开始升级，已经发展到去军队抢枪抢炮了。7月22日江青在接见河南代表团时就明确提出了"文攻武卫"的口号，进一步为全国性的大规模武斗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也为人性恶的能量得以最大值地释放提供了思想的温床。
　　"文革"前期的红卫兵（主要是那些保守派的黑字兵，绝大多数是高干子女）利用手中至高无上的特权，肆意殴打那些"黑七类"，以及他们的"狗崽子"们，名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些血淋淋的事件作为个案被历史的底片所放大后，将人们对"文革"的憎恨集中在这些红卫兵作恶的历史时段上，殊不知，对于那些没有经过"文革"的年轻一代来说，它掩盖的却是那些更大规模的血腥屠杀历史--"文攻武卫"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最为惨烈的互相屠杀的战役与战争！而这场战争的荒唐性就表现在械斗的双方均都是打着"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旗号。这一血淋淋的情景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伤痕文学"中表现得很充分，最典型的是那篇叫《枫》的小说，可惜人们都淡忘了。墨写的文字是掩盖不了血写的历史的，我无意去回护早期红卫兵毫无人性的残忍暴行，从感性上来说，那时我也是在受害的"狗崽子"之列，而在声讨他们恶行的同时，我们更应该看清在这之后所发生的那场"文攻武卫"战争的本质，否则我们对"文革"的认识就会停留在肤浅的认知上。
　　近来读了一些国内外出版的关于文化大革命新的史料研究著作，其中罗列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案例，论证了"文革"期间的最为残酷的大屠杀是在1967年底到1968年各级"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由当时的国家专政机器实行的直接性杀戮。就此结论我没有直接的历史感性认识，因为，即使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人，也不可能了解这些被掩盖在各个局部地区中秘密进行的屠杀活动，因为那时的媒体只有一种声音，一种神谕，历史的真实往往处于一种被遮盖和被扭曲的状态之中，在许多史料被封存的情况下，我只能就我看到的当时的情景和能读到的一些史料来发表我的见解，即便是这些浮出历史地表的局部事实真相的披露，也足以使生活在今天的人们震惊了。
　　1967年是中国大地上掀起武斗之风的"红色恐怖"的革命时代。我清楚地记得，南京的江苏饭店率先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一·三事件"。其实，那次所谓的"赤字军"和"黄字军"之间的武斗，其规模以及武器的级别与死伤的程度，比起后来有些地区真枪真炮的"战役"来说，可谓小巫见大巫了。就全国而言，武斗最为激烈，级别最高的是当时的四川省，重庆则是重灾区（那时重庆只是四川的一个省辖市而已）。
　　1998年去重庆开中国当代文学学术讨论会，大家自发地逾墙去偷窥尚不开放的"红卫兵墓群"，那可能是当今国内仅存的一座保留得比较完好的武斗"牺牲烈士"公墓。据说，这种公墓在重庆原有很多，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后的种种政治的和非政治的原因，都夷为平地了，或建成了高楼大厦，或成为公园花坛……而进入这个公墓的参观者都是带着各种各样的心境介入那段历史的，但是，有一个共识是不言而喻的，那就是在墓地的大门旁写着的一行歪斜着的墨字：历史在这里沉思！那年我回来后立即用此作题，在《随笔》上写了一篇散文。
　　是的，倘若历史忘记了这些，就意味着我们对人性的遗忘和背叛！
　　仅仅以当时重庆市的武斗历史为例，就足以骇人听闻了。近读陈晓文的《重庆红卫兵墓地素描》一文，可谓以那血淋淋的数据证实了武斗的残酷性。"此地在1967年夏至1968年夏一年左右的时间的武斗，见于官方记载的就有31次，动用枪、炮、坦克、炮船等军械兵器计24次，645人死亡。"我们不可能将《重庆武斗大事记》一一列举出来，单挑出几条就见凶险之一斑了。
　　1967年5月重庆的武斗才开始升级，5月23日重庆的"八一五派"与"反到底派"在石油学校展开武斗，双方动用的也还只是钢钎、铁棍和匕首。而到了7月8日"文攻武卫"时就进入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阶段："两派武斗组织在红岩柴油机械厂发生了冲突，打死9人，抓走近200人。武斗中首次使用枪弹。--此次事件被称作'打响重庆武斗第一枪'。"当然，仅死9人，对于文革期间千千万万个为"为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烈士"而言，实乃区区小数。毛主席他老人家教导我们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当这种奋斗如果成为一种大规模的战争的时候，"烈士"鲜血为罪恶历史所付出的代价，足令人在毛骨悚然中获得对它的深刻反思！
　　从小规模的械斗到大规模的战役，使"文革"由"内部矛盾"转化为"内战"。仅从1967年的7月31日到8月6日的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单就一个荣昌县的两派武斗中，"参战共600至700人，使用机枪、步枪、手榴弹等武器，双方死亡78人。"而在重庆8月5日的望江机器厂的武斗中"以3艘改装炮船组成'舰队'，沿长江炮击东风造船厂、红港大楼、国营长江电工厂及沿江船只，打死24人，伤129人，打沉船只3艘，创12艘"。像这样的战役在四川愈来愈多，也愈演愈烈。
　　到了8月中旬，重庆"两派在嘉陵江机器厂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直接参战五、六百人，支援人员上万，动用各式枪炮及战车、坦克，双方死亡数十人"。此时的武斗已经达到了白热化的地步，动辄就是几千人的战斗，死亡上百人是件无所谓的事情了。其使用的武器已经从轻武器发展到了大炮坦克！"文革"时期，沿海一带的大兵工厂都内迁到了腹地的四川，就像当年蒋委员长迁都于此一样，原是逃逸战争之举，而所不同的是，这里在"文革"时期已经变成了一座中国武斗的火山，就连中共中央也无法控制局面了，因为人们已经杀红了眼！重庆地区成了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quot;首恶之区"！"1967年9月1日周恩来得知空压厂一夜打了1万多发炮弹，说：'在越南1万发炮弹能打下多少飞机！这是国家财产，我想了是很痛心的。'"尽管中央下了《9·5命令》，但是仍然没能停息大规模的武斗。直到一年后，两派在大规模的武斗中抢夺了大量的援越军用物资，给红色政权造成了严重的政权危机，才不得不将他们定为反革命组织加以取缔。
　　如果用今天理性的眼光来看待这场"文革"中的闹剧，我们可以轻易地去轻慢和否定其一切，简单得再也不能简单了。可是，倘若我们不能从中找出其人性疯狂的根源，那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希望的，一旦时机成熟，?quot;文革"这样的大革命还是会卷土重来的。我虽说不上"曾经沧海"，但也对世事略有认识。如果说在90年代我还对某些"后现代"理论倡导者鼓吹"文革"历史存在的合理性表示震惊的话，那么，进入21世纪后，我对一切鼓吹"文革"的现代性的理论已经毫不惊奇了。我们不能一味地责怪70年代以后出生的青年人不谙世事，不通人性，因为他们没有经历那种人性恶的切肤之痛，他们对"文革"历史几乎一无所知。由感性认知的匮乏而形成的理性的混乱，使他们认为在"一千个莎士比亚"都是合理存在的语境里，就可以随意地解读"文革"了。
　　在"文革文学研究专题"课程中，我有意识地引导讨论了各人眼中不同意义?quot;文革"图景。果不其然，其差异性就突显出来了！从不同的感性认知中，得出的是截然不同的结论。尤其是处在当下自身的生存境况里的人对"文革"所作出的不同解释，很能使人想起"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那句至理名言来。不用说由于时间而形成的代际造成了不同年龄的人对"文革"的不同理解与不同的价值观，就是不同的生存空间也会产生对"文革"理解的偏差与不同的价值判断。在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中由安阿伯密执安大学社会学教授马丁·金·怀特撰写的《人民共和国的城市生活》一章中，作者是这样说的："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过程众所周知，这里不再赘述。我们的目的旨在评论文革对人们的生活和感情造成的影响，这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是如此的复杂和多方面。不论这场运动是否如口号所言已'触动人们的灵魂'，很显然，在短短的一段时间内，各种各样全新的令人产生强烈情感的经历，成为市民们感觉的一部分--红卫兵在全国各地串联，揭露当权的领导人滥用职权和卑鄙的行为，中国共产党瘫痪了，抄家搜寻隐藏着的与毛主义纯洁性不一致的物件和标志，让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官员在愤怒的人们面前示众和丢脸，谴责17年来的许多文艺政策和作品，红卫兵投入到了夺权和派系斗争之中，在许多城市爆发了激烈的武斗，动用了机枪、迫击炮甚至坦克，军队干预了民间社会，老百姓的生活陷入空前的混乱之中。同以前的情况一样，人们对这种突如其来的事件的反应有明显的差异?quot;
　　显然，作为一个没有亲历那个文化大革命语境的"局外人"，他们是永远不会理解"文革"真正的动因和它的本质内容的。且不说以上作者价值理念存在着巨大的可疑性，就其对当时基本状况的判断也是失当的。当时的专政机器瘫痪了吗？不，非但没有瘫痪，而是更集权化了！更封建化了！更加皇权化了！当然，更加匪夷所思的是，国外研究"文革"的一些学者居然把"文革"中的武斗说成是"黑社会"的打斗，这种曲解真是令人啼笑皆非，然而，我们的下一代学人就是靠这样的史料与思想资源来解读"文革"的，你说能不从中读出荒谬的"后现代"意味来吗？
　　其实，"文攻武卫"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的一个环链，作为毛泽东阶级斗争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发生与发展是有其必然性的。毛泽东在1967年初就发表了最高指示："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在这些阶级斗争中，中央要抓重点，一北京，二上海，三天津，四东北。""上海的革命学生起来了，革命工人起来了，革命机关干部起来了，上海的文化大革命就有希望了?quot;但是，这个革命并没有完全按照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设计和意愿向前滑行，这愈演愈烈的"文攻武卫"恐怕也是他老人家始料未及的，于是，在9月14日发表了又一最新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厉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同时对红卫兵也发出了警告："告诉小将，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这样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尽管最高指示在文革时?quot;一句顶一万句"，然而，这次就不那么灵光了，直到一年后不得不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将其镇压下去，否则这场"文攻武卫"的大规模战斗还不知道延续到何时呢？而毛主席最终的目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完成"一元化"的领导，将会大大地滞后。
　　时至今日，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最高指示还响彻在耳畔："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去年7月我在新加坡讲学期间，应《联合早报》之邀，作了一次关于"全球化语境下的当代中国文学"的学术报告。报告留了一些时间给人提问，我没料到的是，一些五六十岁的人提出的问题竟是怀念"文革"的价值命题，他们对中国大陆"文革"的怀念之情几近达到了疯狂的地步，想必是当时"革命输出"的精神果实罢。使我万分感慨的是，他们在享尽了现代社会赋予的物质文明时，渴望着有一场"革命"来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但是，倘若"革命"需要他们付出血的代价，他们还会这么高调吗？一如鲁迅先生所言，他们还不知道"革命是充满了污秽和血的"，一旦清楚这点，他们大概就不再叶公好龙了吧。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虽然过去近三十年了，但是，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土壤还存在吗？这可能就是我们须得向现实与未来进行叩问的思想命题！
　　眷恋的记忆绝对是有毒的！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不管中国的这场文化大革命被披上什么样的"后现代"理论的华丽外衣，也不管这场"革'革命'的命"有多少"现代性"的元素，我还是仍然永远不能认同它那血腥屠杀的本质！因为它突破了人性的道德底线！
　　还是康德所倡导的人性：一旦人类失去了"我们头上灿烂的星空"，失去了道德的法则，人性中的假丑恶就会像潘多拉的盒子一样被打开。
　　遥望中国两千多年的文明史，我们的灵魂始终是浸泡在斗争与厮杀的汁液之中，一个没有信仰而只有人造的神的民族是一个危机四伏的民族，只有道德伦理的星空，才能拯救人的灵魂脱离杀戮的苦海！
"血统论"
　　在文革"红色恐怖"风潮中，最能触动人们灵魂，尤其是给那一代出身有"问题"的青少年心灵留下烙痕与恐惧的理论，恐怕就是"血统论"的影响了。它像一架无情的阶级斗争的分拣机器，在每一个人的脸盘上刺上了阶级身份的印记。近读莫励锋先生的回忆随笔《浮生琐忆》，被作者面对"文革"中所遭受"血统论"的苦难时的那份淡然而深深感动，读到动情处，不禁浮想联翩，由此而想起了"文革"中人间屠戮的最悲惨场景。
　　1966年7月29日，北航附中的一些干部子女打出了一副对联，上联是"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是"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并在北大、清华、人大等高校广为传播，引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辩论。虽然陈伯达与江青也主张把对联改成"父母革命儿接班"和"父母反动儿背叛"，但是，随着"革命"高潮的到来，封建的"血统论"仍然是占据了革命理论的中心位置，一时间，"鬼见愁"战斗队鹊起，诸如"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的标语漫天飞舞，而毛泽东"八·一八"接见红卫兵则更助长?quot;血统论"风潮的蔓延，同时也给以"血统论"登台和起家的红卫兵第一司令部司令谭力夫一个表演的舞台，他在毛泽东接见后的第三天就口若悬河地炮制了一篇著名的"血统论"演讲，这个演讲稿风靡北京，传遍全国，很快就成为划分"红五类"和"黑七类"的理论依据，"自来红万岁"成为革命特权阶层明目张胆炫耀身份的口号，"红五类"主宰了革命的特权，他们还剥夺了一切非"红五类"要求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权力。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希特勒在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那些与此雷同的"血统论"的精彩演讲；同时又真真切切地看见了赵老太爷不许阿Q革命的滑稽闹剧场景。
　　多少年后，当我们的下一代在诸如《阳光灿烂的日子》的影视剧中看到那些身穿黄军装的青少年时，怎么也不能理解这种着装的审美内涵，是不奇怪的。但是，王朔们把"文革"贵族的审美内容强加和传导给人们，尤其是青少年一代，却无人指出其精神吗啡的作用，这正是当下思想界的悲哀。我曾经在一家晚报的副刊上看到过一篇津津有味地回忆"文革"时期抢军帽的文章，没有痛感，只有深深的眷恋，读后，我感到一片凄凉与悲哀，想不到"文革"的硝烟散尽还没有多少年，忘却的阴影足以使一个民族的思想堕落。殊不知，那个时代用父辈的旧军装（不是绿色，而是泛白的土黄色）和宽牛皮带来武装自己，显然是标示自己革命贵族的身份，那种向往革命、向往特权的审美内容成为那个时代的时尚，哪怕即便是抢一顶黄军帽戴一戴，也是一种革命的象征，也可沾一沾革命贵族的光，祛一祛自己身上非革命的因素和反革命的晦气。可悲的是，如今它的真正悲剧性的历史内涵却被一些浅薄的文化消费者们给彻底篡改和扭曲了，我不知道这是历史的耻辱，还是文化的耻辱，抑或是人性的耻辱呢？！
　　谁也没有统计过那个时代给多少青少年的心灵世界带来过巨大的创痛，我们只是在许多"伤痕文学"作品中看到了心灵悲剧的惨烈，而这种心理创伤却是几代人都挥之不去的灵魂阴霾。回首历史，在那个满是阿Q式英雄的时代里，能够有清醒头脑的人并不少，但是，能够用带血的头颅去撞击那个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之门的英雄却只有一个人--遇罗克。
　　当我在八十年代初读到遇罗锦的《一个冬天的童话》时，我被那里面的悲情浪漫主义的氤氲与气质所深深感动，那时我还年轻，正处在思想的发育期，看了这部作品，才真正理解了"文革"时我们争做思想奴隶的悲哀。
　　其实，当1949年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就有一批坐了龙廷的新贵们开始了等级制的思想攀登，包括一系列的授衔，造就了新一轮培养贵族的土壤，那些自以为老子打下了江山就应该享受，就应该封妻荫子的思想到处漫溢，只不过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才发展到了极致。这一点连?quot;文革"后期的张春桥都看得清清楚楚，所以他主张铲除"资产阶级法权"，消灭"资产阶级的土围子"，尽管他的政治动机不一定是站在人性和人道主义的立场上，但是他也毕竟看到了"血统论"带来的后果。而当时二十四岁的遇罗克却是站在一个平民思想者的立场上，来思考一个与他思想负载和政治经验极不相称的巨大社会政治问题。
　　把人分成"红五类"与"黑七类"，这本是一件不容置疑的荒唐思维，是将"原罪"强加于清白人身的恶行，而它却在那?quot;红色恐怖"的年代里被视为最革命的时尚，可见革命的疯狂赐给奴隶们的是恐惧与臣服，而给奴才门带来的却是骄傲与霸气。"龙子"们开心之日，就是"狗崽子"们的难受之时，于是，"狗崽子"们中少数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就思考，就反抗。当然思考者有之，真正反抗者却是凤毛麟角，而遇罗克则是时代的勇者。其实，遇罗克的反"血统论"的哲学思想基点并不高明，其实只是一个常识问题，但是，只因为那个时代是一个没有反抗的时代，在一个无声的时代里，却有一个不同的声音发出，它就是弥足珍贵的。遇罗克认为："它的错误就在于：认为家庭影响超过了社会影响，看不到社会影响的决定性作用。说穿了，它只承认老子的影响，认为老子超过了一切。实践恰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影响，家庭影响服从社会影响。"这种最低限度的自由与人权的要求，在那个比封建主义时代还要残酷的阶级斗争的法西斯时期，当然会被作为大逆不道的思想而处置。
　　王学泰先生在《随笔》2003年第2期上发表的《读〈百年一遇〉》，遇罗克的弟弟遇罗文的新作《百年一遇》我还没有看见，但是从王学泰先生的文章中，已经充分嗅到了那个比大明帝国处置方孝孺时的"诛十族"的封建吏治还要残酷的气息。但是，我想强调的是，这"百年一遇"的"遇"字，显然是双关语，国家与民族的灾祸是"百年一遇"，而这"百年一遇"中受害者是成千上万的，决不止一个遇家，可能百家姓中的任何一家都有受难者，遇家与众不同的是，在千千万万的受难家庭之中，他们出了个不愿做奴隶的英雄。在那个满是革命英雄的时代里，能够在中国苍茫大地上出现一个反革命的英雄，也算是中国士林中的万幸罢。
　　王学泰先生也认为，遇罗克的《出身论》"并没有越出自五十年代以来舆论所允许的范围，文章的内容就是《百年一遇》中概括的那四条，其核心要说明的也正是'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这一条近代社会已经被普遍承认、不证自明的公?quot;。然而，为什么这个简单的"公理"会在那个时代招致如此的践踏？！每每到了问题的关键时刻，善良的人们总是把祸根归结于那些站在前台冲锋陷阵的"红卫兵小将"们，参与作恶的红卫兵固然可恶，但是，追溯造成这些罪恶的滥觞，我们需要更深的反思，并不是"青年人幼稚，缺少理论修养"以及"人性的弱点"，就可以轻轻了结的。
　　首先，我们要了解在当时的阶级斗争的大背景下，伟大领袖出于他的战略性的考虑，就是要将一大批"八旗子弟"推上"革命的火车头"，让他们充当文化大革命的打手，只有这样，方才能够使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越烧越旺，才能搅乱"资产阶级司令部"，即使那是个虚幻的假设敌，无产阶级司令部也要和风车作一次殊死的战斗。用毛主席的话来说：乱的是敌人。以天下大乱来达到天下大治！在至高无上的政治家眼里，不要说几个小小百姓的身家性命被视为草芥，即便是几万、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的牺牲又何足惜。为了"以革命的名义"的江山社稷，即使错杀成千上万为之建功立业的将校之头颅，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君不见，像谭力夫、谭厚兰、聂元梓、蒯大富那样红极一时的"红一司"、"红二司"、"红三司"的司令们，不等文化大革命结束，就一个个做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阶下囚和替罪羊，被推上了革命的"断头台"。因此，我们痛恨直接杀人的刽子手是浅薄的，我们还应该追溯制造悲剧的根源。革命的马前卒一旦沦为反革命的阶下囚，其巨大反差的角色变换可笑滑稽吗？不，一点都不！这就是历代帝王的统治术，现代五四运动的启蒙悲剧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高潮。然而，又是谁创造了这样一个滋养集权的温床与土壤呢？又是什么样的一只无形之手扼杀了人的个性基本权力呢？
　　在我们这个民族心理的版图上，是不存在真正的宗教意识的，我们没有上帝，而只有皇帝！那种来自灵魂深处的忏悔，不是成为人们赎罪的真诚意愿，而是作为一种对俗世更高索取的手段，我们的头上缺少一片灿烂的星空，所以我们不能得到道德的教化。因此，正如鲁迅一再痛心疾首指陈的可恶的国民劣根性，我们这个民族造就的是大量尊崇皇帝的奴隶，而极少有上帝的道德哺育下站立起来的人。如果我们多一些遇罗克、张志新那样的"人"，如果在"庐山会议"上，我们的上层官员们多几个像彭德怀那样的"人"，虽然他们也非完全觉悟的"人"，我们的民主与科学、自由与人权的精神就会有更多的成长机会。但是，历史没有给予我们那样的机遇。文化大革命中可谓十亿人民十亿奴(奴隶)，只有两种少数人：一种就是成为奴才的人（他们之中至今还有一些人没有得到灵魂的忏悔）；还有一种就是在人性废墟中站立起来的"人"，我们今天把他们称为英雄。
　　我还没有看到《百年一遇》这本书，但是，从王先生文章的一段对原文细节的描述中，我思考的是更为痛切的问题。文中描述：1966年8月下旬，在大兴县的马村，活埋一位老奶奶和她怀中抱着的孙子，当凶手往他们头上埋土时，孩子对奶奶说："奶奶，迷眼。"奶奶安慰他说："一会儿就不迷了。"我相信，每一个只要有良知的人读到这里都会潸然泪下的，但是，我是欲哭无泪，同时联想到的是在南京大屠杀中的那幅惨烈而悲哀的场面：成千上万的被解除了武装的中国军人被一小队日本兵押上了屠场，他们不懂得反抗，这是怎样的国民性呢？试想，一个民族的人民，面对强暴和屠杀，连一点反抗的意识都没有了，这个民族还有什么希望呢？！人对自己的出身是不可选择的，但是，中国人到了连自己的思想权力和判别能力都没有了的时候，那个时代必将是一个垂死的、行将灭亡的王朝。
　　1966年，那年我14岁，初中二年级，已经停课闹革命了。说实话，像我这样祖辈是资本家兼大地主，父辈又勉强算是"革命干部"的少年来说，也如惊弓之鸟一样，恐怕何时何地都会被当作"黑七类"的"狗崽子"揪出来，参加"红卫兵"那更是非分之想了，但是，我也和千万少年一样向?quot;革命"，向往加入"革命组织"，哪怕是"革命的外围组织"--比如那时有"红旗兵"那样的次一等的革命组织，也能标明自己是非"黑七类"的"狗崽子"，真是想当奴隶而不得啊！直到"文革"中期，红卫兵开始打派仗时，为了壮大各自的队伍，像抓壮丁一样，连"狗崽子"们也一网打尽，于是，"狗崽子"们才有了"革命"的权力，混进了"革命队伍"，去充当"武斗"的炮灰，有权力为"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献身"了。
　　遥想当年，"文革"初期，那时有多少青少年为了"革命"，与自己的家庭划清界线，将自己的父亲、母亲、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作为阶级敌人而攻击之，那个年代已经见惯了一些试图为表明自己和家庭彻底决裂的青少年带着红卫兵去抄自己家的壮举，今天看来这都已经成为了天方夜谭似的故事，在那个时代却是每天都在发生的人间惨剧。今天我们回忆文化大革命，不能仅仅停留在控诉层面上，也不能仅仅进行浅层次的反思，我们应该进行全民族的深刻忏悔。我以为，每一个?quot;文革"走过来的人，只有通过一个个个体的自我忏悔，才能形成民族的集体忏悔意识，因为作为"个体无意识"，它已经完全融入到了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之中去了，只可惜的是，我们民族的灵魂中是没有上帝的，因此也就没有忏悔的习惯。
　　最近，看到一些在六七十年代出生的青年在看"文革"时期的"八个样板戏"时，带着纯粹欣赏与玩味的心境，这使我非常震惊！且不说它们在艺术审美上（除了个别戏在形式和技术层面上有局部的创新外）的滞后，就是在内容的阐释上也充满了"阶级血统论"的毒汁，在"八个样板戏"的"三突出"创作原则中，你说哪一部戏不强调人物阶级出身的"根正苗红"！好人与坏人的最重要区分标准就是看他的出身，就像《杜鹃山》里那段著名的唱词所说的那样："温其久出身豪门，心底肮脏……"如今，在删除了惨烈的文化背景后，在这个休闲的消费文化时代的语境中，我们的青年们喝着咖啡奶茶，嚼着无糖口香糖，去轻松地欣赏那恍如隔世?quot;样板戏"，肯定是另一种心境了，因为距离产生了"美"！我们无权责怪他们，因为"文革"的血痕已经被空白的历史所淡忘！
　　由此，我想起了巴金在二十年前就力倡建立文化大革命纪念馆的深刻内涵。其实，我们如今对"文革"的遗忘，以及下一代对"文革"的无知，已经被巴金不幸言中。不要以为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完全没有"文革"孳生的土壤了，不要以为封建主义的幽灵已经不会在中国21世纪充满经济活力的商品时代游荡了，说不准我们哪天还得从遇罗克的逻辑起点去重新对"血统论"进行常识性的思考与批判。因为，在庶民只可使由之而不可使知之还没完全消失的时代，还会?quot;新贵族"的产生，所以，我们无权遗忘！
　　但愿"血统论"能够在中国这个古老的封建思想王国里永远地消亡，这样也可祭奠遇罗克这位在那个满是奴隶的时代里站立起来的"人"的亡灵！一个说出了自己真实思想的平民英雄！

　　                                           2004.2.3.改定

（责任编辑　徐兆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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