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代宁：从“进城赶考”到发动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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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主席的秘书，前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在他发表的《反思录》中有一节提到“使毛泽东经常睡不着觉的一个问题”。

王力说：“毛泽东早就发现了，从中央到基层党支部，很多都是独立王国。你不摸他，一点事都没有，还照常是模范，照常当劳动英雄，照常是人大代表，只要你去摸一下，几乎都有问题。很多是公、侯、伯、子、男的封建统治，使共产党脱离群众，究竟怎么办？这是使毛泽东经常睡不着觉的问题，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毛主席为摸清第一手资料，把他的警卫连战士全部下放到基层，让他们回到农村、工厂去，不暴漏自己的身份，不定期地向他提供基层情况，要求必须事实求是地把那里的实际情况带回来，决不允许弄虚作假。结果得出的结论是：好多红旗单位，一摸几乎都有问题，土皇帝很多，他们都有天然的经济特权，超经济的政治特权。土皇帝的一句话就是法，他一句话就能捉人，反对他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这样下去共产党就要被人民打倒了。

毛泽东多次说：“这到底该怎么办？整党，不行；教育，不行；整风，不行；三反五反，人也杀了，大老虎也枪毙了，也撤了职，什么办法都用了，还是不行。于是才搞“四清”，大动干戈，还是不行。我什么办法都用了，最后没有办法了，就来一个自下而上的运动，把党放在一边，让群众来揭露共产党的黑暗面，因此就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唯有让人民监督政府，人人负起责来，才能跳出历史兴亡周期律。”

2013年12月24日，前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在 “共识网”发表了《亲聆毛主席讲五七指示——敬以此文纪念毛主席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一文。

戚本禹在《亲聆毛主席讲五七指示——敬以此文纪念毛主席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一文中写道：

“我在中南海工作那么多年，参加过的会议无数，却很少听到有哪个领导能象主席那样不断地思考如何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刘少奇平时很少讲共产主义，大跃进时，他倒是讲共产主义了，可一讲就是什么男女分营，消灭家庭等等。但后来却阻碍合作化和人民公社运动，鼓吹"三自一包"，所以毛主席说他言不及义。总理虽然不怎么多讲共产主义，但我觉得他倒是一个坚信并且身体力行的共产主义者。陈伯达可能是受毛主席的影响，他倒时常讲共产主义，但身体力行的是个人享受，不太关心人民群众。陶铸有时也讲共产主义理想，而且能把具体问题提到理想的高度来讲，在中央办公厅归陶铸领导的时候，我和他接触比较多，他经常跟我闲谈，谈书、谈理想。态度也是真诚的。但他对文化大革命，却是抽象的拥护，具体的反对，对一些贪污腐败、镇压群众的干部，极力保护。其他的中央领导，还有省委书记当中，讲理想的就更少了，一讲就是具体工作。地方上的大员，像李井泉、魏文伯，我和他们都有接触，却从来没听他们讲什么共产主义理想。也许是没有碰到适当的机会。”

毛泽东当年高度评价戚本禹的《评“李秀成自述”——并同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先生商榷》一文，并因此而将这位年轻人视为难得的人才破格提拔为随后成立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排名在后来的四人帮成员姚文元之前。

略知文革前后历史的人都知道，戚本禹受到举国关注的第一篇理论文章是其于1963年在《历史研究》第四期发表的《评“李秀成自述”——并同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先生商榷》一文。该文认为“李秀成自述”不是什么一个农民革命英雄之“坚定的革命立场”的表现，而是一个革命变节者的自白书。

李自成是谁？中国历史上一名非常有名的农民领袖，一位“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甘苦”，礼贤下士又敢作敢为的壮士。从陕西出兵山西，不到两个月便打到北京，没三天工夫便把北京城拿下了。其勇气之强、魄力之大、气势之恢弘，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叱咤风云，实现了改朝换代的农民领袖，在打进北京城个把月时间就退出了北京，失败了，而且是彻底地失败了。

事实上，在共产党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其参加人员也是鱼龙混杂，各式各样的人都有；为了实现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时代的潮流裹挟着泥沙向前奔流。但是党内的许多人员并没有达到圣贤水平，他们的自私自利、愚蠢蛮干，经常毁坏人民的事业、败坏党的形象，是新时代李自成式为谋私利而起义的干部。

这种自私的干部并非出身于当时被压制的“地富反坏右”，即黑五类，而是被视为共产党中坚力量的贫苦农民和工人。有不少人还是参加过抗战和解放战争，甚至是参加过长征的干部。而这种人在执政党内拉帮结派，联手欺压劳动群众。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所发生的种种人祸，造成大量农民死亡，而有关负责人竟然敢于欺上压下，恶劣如河南信阳事件，主要负责人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在犯下严重罪行后竟然还被上面保护起来，同级调任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

毛泽东当年高度评价戚本禹的《评“李秀成自述”——并同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先生商榷》一文，并因此而将这位年轻人视为难得的人才破格提拔为随后成立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排名在后来的四人帮成员姚文元之前。在二十年前的1944年，毛泽东同志在看了郭沫若在“闯王”李自成进城三百年之际写的《甲申三百年祭》后，在《学习和时局》这篇讲演中说：“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1949年3月全国解放前夕，当中共中央机关要从西柏坡迁入北京时，毛泽东又兴奋地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赶考嘛。”然后又说，“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后，时任国家主席是刘少奇、中共中央总书记是邓小平，他俩主管和主持国家和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是国家一线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书记是彭真，国防部长兼公安部长罗瑞卿，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国务院副总理陆定一兼任中宣部长、文化部长，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社社长吴冷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

一九六五年年初，有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五人在刘少奇、邓小平的授意下，成立了一个“文化革命五人领导小组”，领导了当时的文化界、教育界、演艺界，垄断了当时的所有报纸电台广播媒体舆论工具与宣传工作。这个“五人小组”起初并没有称为“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一直只称为是“五人领导小组”。因为该“五人领导小组”没有经过中共中央决定设立，也没经过中央委员讨论和毛泽东的同意，也没有其它文件和相关会议决定，所以具体成立日期党史上未有记载。

五人小组组长是当时的彭真（中共中央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副组长是陆定一（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长兼文化部长），成员有康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周扬（中宣部副部长），吴冷西（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社社长）。

一九六五年底，当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在人民日报发表，针对这篇文章所引起的文化界的大讨论。这个五人小组中的人被罗瑞卿（国防部长兼公安部长）、杨尚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取代了原来的周杨、吴冷西，起草了一篇《汇报提纲》，正式名称为《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这是第一次正式将这个“五人小组”称为“文化革命五人小组”。

1966年2月12日，这个《汇报提纲》未经中共中央、中常委、毛泽东、国务院等审批和同意，就以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名义，作为中共中央文件正式向全党、全军各级领导班子和全国人民下发了。这也是被外界称为的《二月提纲》。由此文化革命、文革领导小组等名称在全国上下家喻户晓。

由于这个中共中央文件《二月提纲》的下发，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事先都不知道，特别是许多中共中央中常委等高级领导都不知情的情况下，《二月提纲》制造了党内的极大混乱。

显然，文革前夕的毛泽东面临两难选择，要么顺从官僚阶层的利益扩展诉求，换取官僚阶层的拥护；要么顺从人民的利益诉求，得到人民的拥护。毛泽东的伟大就是他坚定地站在大多数人民一边，任何人反对都不行，因为他深知，不付出代价，这个党，这个国家以后将付出更为惨重的代价。

今天回顾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原因，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与共产党大多数开国领导人一样，毛泽东虽然也出身农民，但是，他在总结中国历史和国内外各个政党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在即将夺取全国政权的时候，党内存在的一些骄傲自满情绪，看到了这样发展下去的危险，及时地对全党发出警告，进行提醒，并提出了“两个务必”的精辟论断。如果我们认真阅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则不难发现毛泽东在建国后的所有文章中，绝大部分的篇幅都是用来教育干部，而在这种教育无法取得理想的成效时，毛泽东毅然以大民主的方式，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在文革后许多探讨毛泽东发动文革原因的专家学者们都采用一个说法：这是一场毛泽东与刘少奇争权夺利的政治斗争，因此而祸及人民。

当然，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刘少奇，共产党人的共同信念就是要夺权和保权，“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丧失政权就失去一切”，这在西方国家不同政见者之间的争权夺利并无二致，可以说是属于普世价值，无可厚非。

根据许多当年在毛泽东和刘少奇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翻阅今天已经解密的许多文件，我们都可以看到，如果说毛泽东是最后导致文革动乱的左倾的总后台的话，刘少奇在建国后的左倾言论，特别是在主持中央一线工作之后，则比毛泽东的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刘少奇的领导下，一些地方大员一直在干着打着革命的名义去欺上瞞下，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把戏，为自己向上爬开路。这些原来的农民革命者逐步演变成政客，最后在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的过程中将这种劣根性暴露无遗。

事实上，全国解放以后，毛泽东同志对党内外可能出现的骄傲自满、贪污腐化问题十分重视的，并及时对严重贪污腐化的刘青山、张子善进行了严惩，以教育全党、全国人民，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大跃进因极左造成严重的恶果后，毛泽东也曾经亲自出手处理了一些犯了严重错误，造成大量农民因饥饿而死亡的地方大员，其中有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广西省委第一书记陈漫远等，而这些干部随后又被刘少奇保护了下来，譬如吴芝圃就仅仅被调离河南省，到武汉去赴任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实际上不降反升。

1964年开始激化的中苏矛盾，使毛泽东看到了资本主义在苏联的复辟，就是先从干部队伍的变质开始的，自此毛泽东在与苏共中央展开公开论战的同时，发动了本意是清理干部队伍中的不良分子，企图以此来教育广大干部的四清运动。可惜，四清运动在一开始就被刘少奇以“桃园经验”变了质，将矛头指向基层社队干部，引致毛泽东最后以《二十三条》来纠偏，并决心与刘少奇彻底决裂。

毛泽东一直认为，在中共一党独大的体制下，高层的纯洁性是最重要的。他曾经说过：如果中央有十五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就有希望。而当他把当年的亲密战友刘少奇定性为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者，而这种修正主义已经在中高层干部队伍中蔓延，必须下猛药来整治时，所谓“自下而上清理阶级队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生就顺理成章。

1966年四月十六日至二十六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为后来发动的文革作准备。各大区的书记也去列席开会。会议讨论了彭真与文革领导小组的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一致决定撤消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划归中央政治局直接领导。随后党中央发出了《五一六通知》，将刘少奇、邓小平及其追随者定义为“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当权派，正式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号角，发动群众从下到上打倒走资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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