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振荣：“文革二次发动论”之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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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不是要参与刘自立和王年一关于“文革二次发动”的争论，但是 这样的争论引起了我对此问题的兴趣，使我意识到在如此重大的问题 上，应该有自己一个明确的态度。
    就学术意义讲，“文革二次发动论”首先要弄清楚的是：“文革”是什么？或者什么是“文革”？不确定这一点，而争论，那就没有什么 意义了。

     关于“文革”是什么的问题，《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 1982）》的作者们告诉我们：


    　　“到目前为止，文化大革命一直被当作一个简便的标签用来描述从1966开始的这一时期，但还没有对它本身的含义作进一步探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

    我赞成上述作者们的话，不是因为他们都是享誉世界的历史学家，而是他们所说之“文革”问题很富有远见性，在过去了20年后，他们所说的上述情况没有多少改变，中国人对于“文革”的认识还没有走出 “看标签”的阶段。

    如上述作者们所言，如果中国人给“1966年”到1982年“这一时期” 中的事件贴了一个“文化大革命”的“标签”，那么认识“标签”下的东西到底都有些什么内容？其中的内容有没有相互冲突的？就是我 们研究的基点。本着这样的思路，我在此前发表的有关1966年中国大 事变的论文中说，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事实上存在着至少三个版本的 “文革”：

    １、毛泽东的“革命版”“文革”； ２、刘国凯等人所主张的“民主版”“文革”； ３、王玉琴所主张的“害人版”“文革”。

    弄清楚了上面的各个版本的“文革”后，然后我们再分析“文革二次 发动论”就可以知道它所指的是那一个“版本”的“文革”。

    我的见解是：“版本一”是“绝版”“文革”。《现代汉语词典》对 “绝版”一词的解释是：“书籍毁版不再印行”。“绝版”“文革” 的意思是说，毛泽东的死亡实际意味着“革命版”“文革”的“毁 版”，因此，我们把“文革”当成毛的“书籍”，它就“不再印行” 了。看不到这一点，认为中国还可以出第二毛泽东，他可以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那是很幼稚的。

    毛泽东虽然作为一个正儿八经的现代人，但他却是一个古典式的传统 “革命家”。所以，在他死后，这样的人就在中国就“绝迹”了。原因是，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已经进入“后革命时期”，而这个时期是 不可能产生出“前革命时代”的人物的。41年前毛泽东的“革命版” “文革”其所以发生超越中国的影响，形成了如美国《六十年代》一书的作者弗．詹姆逊所说的“60年代……是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插遍 全世界的时代”，一部分原因也在于毛“革命家”的特殊经历，和他以现代政治运动方式寻求着对“传统革命”的特殊超越。而这样的特殊经历和特殊运动是寓于20世纪中国革命的特殊历史环境之中的，不是一个无条件就可以产生出的东西。就此而言，如果有人说中国会出 “第二个毛泽东”那无异是痴人说梦。

    在20世纪世界上那些当权的共产党革命家中，毛是特殊的一个，他对共产党“革命”的思考和“探索”超越出了共产党的利益圈子，是唯一的一个人把共产党当权派在“理论”上作为“社会主义革命时期” 的“革命对象”的人，因此，他的思想已经不是“党”的，是“个 人”的，而“文化大革命”从1966年6月初就已经开始由“党”的运 动向毛泽东“个人”运动转化……，到8月初，转化完成。

    作为毛泽东“个人”运动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在运动过程中它表现为一个排斥共产党领导的过程，这和66人民运动要求政治解放而全面打倒共产党当权派的过程恰恰是一致的。因此，谈论“文革二次发 动论”的人，如果连“文革”“发动”时期的这一点都弄不清楚，那不是太糊涂了吗？在毛泽东死亡之后，中国共产党那么多的实权派、 当权派人物哪一个敢这样的谈论问题呢？1966年之后，毛泽东反复谈 论的问题是：“官僚主义横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统治中国”、 “人民受压”、“小官不满”，“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对反动 派造反有理”，“凡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资产阶级就 在共产党内”等等……，试看一看，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都谈什 么呢？这三位人物都已经把自己的屁股放到了毛所坐过的交椅上，但 是，谁不封杀毛的上述话语呢？

    我的结论是：在毛的“接班人”中，中国共产党内连半个想要“接” 毛的“革命班”的人都没有了，“革命”的“脉气”在华国锋下台时 就已经“断”了，“接班人”们所“接”的都是毛的“权力”的 “班”，并且在“接”的过程中都“卸载”了毛的“革命”内容，把 毛变成一个赤裸裸的权力“标签”。事实上，毛却是一个在权力的奴 役中无望而又固执地“探索”着如何“解放”“无产阶级”、如何进 行“无产阶级革命”的人。

    1966年的毛，把中国共产党1949～1966年“17年”专政的历史批之为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专政史”，这样的行为就是他──这个中国专制 的代表人物──其所以和人民政治解放运动“挂”上了“钩”的最主 要原因。人民解放运动需要“理论”，毛泽东的运动需要“人民”， 于是，就达成了1966年毛泽东“个人”和“人民”的一笔政治交易， 至于如何评价此次交易，不在本文议论之中，本文只是强调没有毛泽 东在共产党之外、并且“踢开”共产党现有组织而去直接寻求人民的 支持就不会有毛的“革命版”的“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仅就这 一点而言，现在哪个共产党的当权派敢舍过共产党去直接寻找人民的支持而搞政治运动呢？1989年的赵紫阳，虽然那样的得人心，但他也 不敢直接寻找人民的支持啊！

    现在的中国当权派非但不敢在共产党外去寻求人民运动，恰恰相反， 他们对于共产党之外可能存在和可能发生的任何人民运动、民间运动 都采取坚决“镇压”的措施，这也是毛泽东“革命版”“文革”“绝 版”的主要原因。就是说，共产党“毁”了毛的“版”。

    议论至此，我的结论是：中国其所以不会有毛泽东“革命版”的“文 化大革命”的发生，有两点值得注意：没有了想“革命”的毛泽东； 也没有了相信毛泽东“革命可以成功”的与中国人口数字基本等同的 人民，因此，我假设即使在今天产生毛泽东，他也会因为找不到如 “文革”时期的支持者而干死，更不用说，光有一个毛泽东还不济 事，还得有一个象林彪那样的“亲密战友”，有一位象江青那样“革 命内助”，有一个可以在混乱中施行管理的周恩来总理啊！以上这些 人物都奏齐了，你才可以想象毛的“文革二次发动”的问题。

    我又认为，如果说“文革”这样的“标签”曾经“贴”在了1966年出 现的如下的事件上：人民合法地“炮打”共产党政府，人民合法地结 成政治社团，并且在人民自治社团内部所发生的观点冲突和观点斗争形成了政治上的人维护各自观点的合法权力，使铁板一块的一元政治分化成为二元、多元政治，那么，这样的“文革”一定要要发生“第二次”，则是“天意”中的事情，任何人都阻挡不了。

    在有压迫的地方，就存在着造反、存在着要求解放的斗争。在专制的 社会中，就必然会存在着走向自由和民主的运动。别说在目前中国这 个专制的社会中“文革二次发动”具有必然性，就是在一个正常的民 主和自由的社会中，也还是存在着使民主深入发展所需要的人民政治 运动。这样运动在外观上和“文革”相似，也许不完全是一种意外的 现象。

    我的看法是这样，中国人没有必要害怕中国会发生第二次毛泽东“革 命版”的“文革”。道理非常简单：1966年中国人民没有民主和自由 的“正面观念”，因此，导致人民政治解放运动发生的主要原因是中 国人民普遍立足于中国革命历史的“正面教育”之中，所以，当运动 的民主和自由性质附在一个“我”字上而全面地激活了民主革命过程 中一直被压抑着的人的“自我”之时，民主和自由的意义就从人的 “生命”中给“流淌”出来了。如果说毛对“流淌”做了“疏导”性 质的工作的话，那么，对毛的“工作”的“宗教化”的看法在没有最 后地被解除时人们就视运动为毛泽东个人的。可见，在这里，是对问 题认识的错觉左右了人们，而不是问题原本就是如此。

    最后，我得再谈一下王玉琴博士所建立的“害人版”“文革”。在此 前写作的有关文章中，我曾经说到，我并不刻意反对王博士对“文革研究”所作的工作，非但不反对，我把自己写作于1986年《对一个伟大时代的回忆与理解──我经历过的1966年政治运动》书稿中所记录 的我在1966年目睹的“害人”事件可以当成“素材”提供给她。因 此，对于王博士的努力从来都没有非议过。但是，这一切不足以说明 “文革”的“害人版本”可以单独地存在。我认为“害人”的运动事 实上是66人民大政治解放运动发生的“前奏”，是赤裸裸的“害人” 运动（那时叫“人人上楼，个个洗手、洗澡”）把“七亿中国人民” 被迫到了不反抗、不斗争就不能存活的地步（这在理论上减轻了毛的 “发动”价值）。因此，它是“解放版”“文革”中的最先的一页， 缺乏可以单独构成一个“版本”所需要的条件和要素。因此，看不见 “文革”时期的人的普遍“解放”一事，而只盯住运动初期人受到 “迫害”的那“一时刻”，并且依据这“一时刻”中的事件为1966年 政治运动定性，就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

    在“文革”发生的那个年代，“17年”来一贯的共产党教育和政治灌 输在人民当中形成了这样的一种观念，即社会上存在着一批阻碍社会 前进和社会发展的“人群”，只要把这些人的问题解决了，社会就会 前进，就会发展。这些人群在1966年前后是被称为“地、富、反、 坏、右”的“五类分子”。其实，他们是社会上可怜的人或无辜的人。因此，我们把此情形看成是导致1966年“害人”的运动发生的 “社会土壤”就切合实际。可是，在此种“土壤”已经“风化、消 失”后，我们还谈论它之上的事物的“重生”，就是不识时务的人。

    作为一个研究问题的人，你就不难发现上述现象其实结束于1966年的人民大造反全面展开之际。那时，虽然大多数人都没有一种理论上的宣布，认为“革命”不应该“整”这些没钱没势的、已经被打入“十八层地狱”的人（这些人已经变成了中国社会说的“过街老鼠”了， 见了人躲避犹恐不及，何谈“危害社会”），但是，运动“深入发 展”的要求是反对一大批手里握着生杀大权的第六类人：共产党内的当权派。这些人才是“压迫人民”、“剥削人民”、“骑在人民头上 作威作福”的人。他们和“五类分子”的“小老鼠”比较起来，就是 “大老虎”，而“文化大革命”是一个“打老虎”而“不打老鼠”的运动。诸位：这样的事情就造成了我在《66运动研究提纲》中所说的 1966年中国人民的“五大发现”之一：共产党当权派──这些一直伪装得很巧妙的“老革命”也是“坏人”。

    关于这一点，我在参与《独立评论》“文革40周年”讨论时，以我个 人在“文革初期”的经历写作了《打老鼠”与“打老虎”──回忆 “文革”中的一句口号》（2006年11月30日）一文，回答了上述问 题。如果说发生在我身上的变化是我一个人的，那就没有价值的了， 恰恰它是发生在我们那一代造反的学生们身上的“共同变化现象”。 因此，作为一代人，我们摆脱“害人”的运动的方式是表现在当时叫 得很响亮的一句口号中：“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把斗争的矛头 紧紧指向共产党内的当权派！”运动发展到派性分化的阶段后，激烈 的派性斗争使双方都把“对方”作为“斗争的对象”，谁还有功夫去 过问“五类分子”呢？就当时的情况讲，这叫“不放过”也得“放 过”。

    在运动消解阶段上，当造反派头目事实上变成了继当权派之后的“第 七类”分子时，中国社会上的所有人（“七亿人民”）好象是在 “坏”的基础上实现了一种至今很难被人解读出来的“平等”──这就是我要研究的问题。共产党当权派害“五类分子”，结果使自己变 成了“六类分子”，“造反派”“害”（这个“害”字是带引号的） 当权派，又使他们变成了“七类分子”……，看样子，我们大家都不是好人──这就是66运动中，已经到了我们民族之“唇”，但没有被 我们民族之“口”说了从来的话。在《对一个伟大时代的回忆于理 解》中，我所说的：“社会是污浊的，人性是邪恶的”的话，就是这个意思。

    66运动消解后，中国人民已经对于“害人”的运动做出了下意识的反省，“害人害自己”的教训，使我们民族开始祛除“革命”中一直就存在着的“害人”因素，而这样的事情也恰恰是“害人”的行为在已经走到了极端的时间上发生的。看不到这一点而说“文革”的人，不 就是喊口号吗？

    我的观点是：在66运动之后，中国人民已经摆脱了共产党“害人”哲 学的情况迫使66运动之后“复辟”了的中国共产党也没有办法可以沿 着“害人”的道路继续走下去。所以，他们在上一个世纪80年代初的 给“五类分子”“摘帽子”的行为证明了他们不得不改弦更张，把自己的“专政”行为调整到适合人类现代文明的最低水平之上。就出现 了如波兰思想家米奇尼克说的情况：

    　　“如果人民不让当权者的统治变得艰难，当权者就不让人民生活变得艰难。因此政府不再过于野蛮地干涉公民的私生活和职业生活，而公民不干预为党的核心阶层所保留的地带”（引《通往公 　　民社会》）。

    就上述的事情，我们若是认为中国共产党还会设计一个象1966年的 “害人版”“文革”是没有任何根据的。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那么多的共产党反对派：异议人士、公共知识分子、新毛派、新左派、民运 人士、维权人士、法轮功信众等等，共产党能够用一个类似于1966年的方式给“一扫而光”吗？1999年，江泽民对于法轮功的“打击”使 人联想起了“害人版”的“文革”，但是，迫害行动只是警察参与， 而没有人民的支持。结果呢？共产党统治者们失败了，而不是成功 了！法轮功信众不但越来越多，而且从国内发展到了国外，造成对共 产党政治统治的巨大威胁。对比地分析问题：1966年，共产党只用了 三个月的时间，就把社会上的“五类分子”“一扫而光”，而打击法轮功的运动已经化去了八年的时间，却使法轮功信众已经发展到了上亿人数──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即使今天的共产党搞“害人版”的 文化大革命，也是适得其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上述的现象足可以说明：在没有人民“参与”的情况下，就不可能出现共产党或毛泽东的“文革”。如果说中国历史毕竟也已经前进了41 年的话，那么，中国普通人已经走出了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害人”时 期，就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研读这种“事实”，民主运动和民主政治所需要的对人民的基本相信就可以被确立起来，不明白这一点， 以为人民永远是“啊Ｑ”、永远是“罪犯”，一万年以后也不会有民主！

    至于说到1966年“人民版”“民主”“文革”会不会来二次？我在《独立评论》2006年7月4日发表的《89民运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吗？》一文中作了说明，有兴趣的读者不妨一阅。在这一篇文章中， 我反复说明这样的一个意思：在不民主的社会中，“民主版”的“人 民运动”一定要发生，任何人都压不住！单就现象看，今天压住了， 明天却压不住；明天压住了，后天又压不住！时间越靠后，运动的激烈性就越增大。因此，一个比66运动声势更强、规模更大、参与的人更多的中国民主运动可能正处在空前的酝酿之中，这样的情形是可以提前预测的！

    （2007-12-27）

https://www.peacehall.com/news/g ... /200712290949.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