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小金：关于红八月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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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还年轻记忆非常清晰的年代，我独自录了几十盘文革亲历的录音带。20年前，我请学生帮我将这些录音带的内容录入电脑，但一直没有时间将其整理。
去年有一个电子刊物约稿写文革“破四旧”，我找出其中“红八月”的一篇，打算整理交稿。也是因为被其他事情冲掉，没有来得及整出来交差。
看过不少红八月的官方记录与民间回忆录，觉得其中不少亲历者的记忆已经被官式文革史观不同程度污染了，包括许多批判文革的人。想起一位大哲的话，谁控制了记忆谁就控制了历史。
今年是文革50周年，大家都在强调反思文革，但我以为，没有真相就没有反思，更没有和解与前进。
今年打算陆陆续续整理我的文革回忆录。与我有共同经历的人，请挑剔其中史实的错误和不准确之处，并告诉我。先此致谢！
先整理关于1966年红八月的一组，陆续发在这儿。

关于红八月的记忆-1


（1990年代录音初稿，2016年1月21日定稿）

1966年的8月，发生了一系列大事。其中最重要的应该是上旬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和毛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然后是8.18毛接见红卫兵和随后兴起的红卫兵“破四旧”运动。文革学上有个名词“红八月”，大概就是指的上述几件事情。一般说来，更主要的是指红卫兵的“破四旧”运动。由于这个运动伴随着严重的暴力，也有不少人称之为血八月。
关于红八月，已经有多如牛毛的文革研究和回忆录从不同角度和立场谈及。我现在要谈谈我自己所经历的66年8月。
我当时是江西吉安一中66届高三毕业生，正留校参加文革运动。吉安是一座小城市，而吉安一中则是当地最好的重点中学。因此，这篇回忆所涉及的情况，与北京有共同点，也有个性的一面。考虑到外地总是比北京慢一拍，所以，我把相关时间延迟到9月初。
近30年之后我来回忆66年八月的亲历，关键词并不是革命造反和红卫兵，也不是炮打司令部和走资派，涌上我大脑的是另外两个关键词：血统论和人权。当时在我的周围，占统治地位的思维、旗号和弥漫全社会的幽灵，实际上是血统论，而我所遭遇或参与的事情，一方面是革命旗号下的政治歧视和政治迫害的喧嚣，另一方面是极其文雅温和或者说是羞羞答答地反政治歧视和迫害，用今天的话语来说，实质上是剥夺人权和争基本人权的一系列事件。


1、8月2日我给中央写信:不能因响应号召的善意言论治罪


红八月我做的第一件重要事情是给中央写申诉信。
8月2日，我偷偷地给中共中央办公厅写了一封信。在8月上旬的某天，偷偷地丢在大街上的邮筒里。
用今天的话来说，这叫上访，或曰信访。信的内容不是告状或揭发，而只是为自己辩诬。这是一个18岁的中学生完全不懂政治时的幼稚应对。这封信是否从吉安城寄出，是否能到达北京有关方面人手中，我至今没有任何相关信息。按照我后来的知识，通常情况下，这封信不会有任何有价值的后续命运。由于接下来的形势发展超出意料，并且解决了全国无数像我这样情况和疑惑的人的问题，我也很快将此事抛在脑后。
事情要从43天前，即6月19日说起。
6月18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中学生给中央的信和中央决定，改革高考招生制度，推迟半年招生，学生留校参加文化革命。当天下午较晚时我们接到通知，运动明天开始转入校内。
6月19日是星期天。全校都没有放假。大概从这天开始，至少有2年，我们再也没有星期天的概念。每一天都在“革命”之中。
一大早，我被全校第一张“民间”大字报点名，只有18岁的高三学生的我，被批判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是一张由我隔壁班高三1班多数学生签名的大字报。整张大字报所攻击我的唯一罪状，是我在主持近期一次已经流产的文艺演出活动时安排的主要角色均是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这张大字报背后的气味我闻得一清二楚。
早饭后，由学校党支部布置的两名党员贴出了代表官方的第一张大字报，将我的数学老师北京大学毕业的项正清打成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在官方指令和红色高压之下，全校师生纷纷贴出批判或声讨项正清的大字报。
然而，当天晚上，群众中自发出现了贴学校一把手党支部书记刘明昌的大字报，并且迅即燎原。这种情况在全国其实是普遍现象，形势其一，其二是干群矛盾和更深刻的社会矛盾潜藏其中。但当时我真没有想到，全校师生中蕴藏着这么强烈地反刘书记的情绪。有一点对比很有意义：校长陈庆麟49年前中正大学毕业，出身不好，家庭社会关系复杂，但却极少有针对他的大字报。这说明，群众运动固然有自发的一面，但也并非全无理性。

我参与给地委写信请求派工作组


就在这种形势下，发生了一件事情，可以说，它是文革十年我的基本倾向和立场最早的引信。
第二天即20日，一吃过早饭，我所在的高三（2）班团支部宣传委员HQZ起草给地委的一封信，我坐在他旁边帮忙。他执笔，我口述，共同完成了这封信。这封信很短，只有几句话。最主要的一句是，“一中党支部书记刘明昌同志已经无法领导运动，请求地委派出工作组到一中来”。除了极少数人，班上绝大多数同学都签名了。
64年9月读高二时，我起草了一封给学校教务处的信，挽留大家高度认同的数学老师XZQ，全班多数人签名。因此被政治课教师GMY打成所谓“请愿”事件，政治高压持续了2年。想不到，伤疤没好疼已忘，又一次“请愿”事件发生了。特别具有意义的是，就在昨天，我们当年挽留的数学老师，已经被党支部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揪出来了。
半个多月之前，公开发表的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批校党委书记、校长陆平的大字报，就像57年的右派文章“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在吉安一中引起了两种相反的苗头或反响。
受此启发或挑动，民间的大字报将怀疑的目标指向一中的“陆平”，即党组织的一把手；而官方的党组织和受他们直接影响和领导的势力则将打击的矛头指向了北大毕业的年轻教师，他们称之为“陆平的得意门生”。
师生起来批评党支部，党支部领导批判“黑帮”教师，这是文革转入校内时的两股潮流。今天怎么看？难道因为毛支持过前者，今天就可以简单地绝对否定它吗？后者是刘少奇主导的，今天就能因此而完全肯定它吗？
而后来的文革历史反复重演这一幕。在文革大旗之下，有两股力量。一股力量，他们抓住的官方口号是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一方面主要把矛头对着知识分子，同时在阶级斗争的口号下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而另外一股势力，则把斗争矛头主要对着当权派，他们高喊的官方口号是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两股力量表面上都打毛的旗帜，有时候也合流，但其间的分野、博弈和争斗是贯穿始终的。即使文革后，这种类似的局面也一再复制。一派紧抓所谓四项基本原则，另一派则更多抓住改革开放这另一“基本点”，互相争斗。

风向逆转


我们给地委的信交上去不过几个小时，风向就逆转了。它不是自然地逆转的，它是被一股强大的力量扭转的。
20日下午，时任吉安地委文革办公室副主任、地区文教局副局长姜文元到一中作报告。他说“刘明昌同志不象北大的陆平，南大的匡亚明[size=; font-size: 10.5pt,10.5pt][1]那样”，“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刘明昌还是一个好同志，一中的党支部是能够领导运动的。”

（67年9月根据66年6月日记所记）
报告会后回到教室，班上立即开小组会讨论，人人都意识到出事了，纷纷表态认错。
我所在这一组，有参与签名信的人抢先发言，说要对学校党支部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这是借用了当时报纸上提的“四个无限”，但报纸说的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四无限”。我听他这么一说，实在忍不住了，当场就说，按照我的理解，对毛泽东思想才能说无限热爱、无限崇拜、无限信任，别的什么人什么思想都应该放在毛泽东思想面前来鉴别和判断。既然要放在毛泽东思想面前来鉴别，怎么能对它说“无限”？对方没有反驳我，但再次重申他的观点。小组有左派，但当场也没人发言反驳我。显然，人人心里明白，上午发出的签名信闯下大祸了，所有人都在紧张地应对。我的心情很坏，但是说不出认错的话，当然也不敢坚持说写信没错。
小组会一开完，参与签名信的2个人立即写题为“坚决维护党支部权威”的大字报，他俩出身不好，但长年克己复礼且敏感性高。众人纷纷签名。我默默走开，我自己不会写这种大字报，也知道别人不会愿意让我签名。
我心里根本没有转过弯来。晚饭后，我和1班的PXC谈起来，我觉得这个空气很不对头，难道这就是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方法吗？我想绝不是。我在日记里写道：“我们不羡慕那些保皇派，我们也绝不学那些保皇派。”[size=; font-size: 10.5pt,10.5pt][2]那时候好象已经有“保皇派”这个字眼，与后来的保守派那个词汇意义有些微不同。我还写了一段话：“借口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阻止群众起来揭发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这是十足的机会主义，十足的右倾。这绝不是毛主席、党中央规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正确路线。”[size=; font-size: 10.5pt,10.5pt][3]这就是我在毛的文革思维影响下对姜文元的报告及其影响的反应。文革前，姜文元这个级别的干部给我们做个报告，我们只可能洗耳恭听，绝不可能有丝毫怀疑。就在不久前，我在一中第一次听他作文革报告，讲到北京市委第一把手有一段时间没有出来了之类[size=; font-size: 10.5pt,10.5pt][4]。我听了佩服得五体投地。可是才过了不到一个月，我就对大官们有如此不恭敬的念头，不得不承认，文革对于破除我们这一代的权威观念影响极大。



应该说，当风暴突然袭来，姜局长与我们这些小人物都举措失当。6年后我认识了这位老干部并对他有了更好的印象，但在当天的日记里,我把这位地委文革办公室副主任称为“牧师”。在当年的革命意识形态中，牧师是个贬义词。过了几十年，我才明白，我当年的思维完全是喝了狼奶所致，这个词用得太不准确了，太“抬高”他了。[size=; font-size: 10.5pt,10.5pt][5]。
从20日下午开始，一种白色恐怖或称红色恐怖就开始了。几个月之后，我们按新的意识形态把这称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简称“资反路线”）统治的一段时期。
我们班上的几名没有在给地委信上签名的左派们组成了一个新的领导核心，他们追查写了党支部大字报的人，追查在请愿信上签了名的人。并且以此为依据，在我们班划分了左、中、右。多数人悔之不迭，而且反戈一击。类似的一幕早就在高二小整风运动中演出过，我并不陌生，也不稀奇。
我后来知道，别的学校也都发生类似的情况。或者说，全国都是如此。显然，这不是基层党组织的布置，而是来自更高的领导机构甚至中央的精神。对于学生们的“右派”言行，一会儿解释是阶级敌人的破坏，本性使然，一会又说是因为毛有崇高威望，大家是响应号召；我觉得最深层的原因，是人民之中对当权阶层的不满，有实际的社会矛盾在那儿起作用。而对于上级领导将学生一巴掌打翻，一会儿说是反干扰抓游鱼，一会儿说是资反路线。我现在的评价是，娃娃们幼稚无知上当受骗，权贵们政治迫害无视人权。


批斗北大毕业的数学教师


姜文元的报告轻而易举地把矛头指向刘明昌书记的大字报潮流压下去了。从此，党支部就绝对地掌握了运动的领导权。接下来的20多天，几乎每天都开全校性的批判项正清大会。
此时，报纸的口号并不是打倒走资派而是打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反党、反社会主义和黑帮三个关键词，与49年后政治运动的对象用词是一脉相承的，而与几个月后开始的文革群众运动用词完全不是一个路数。江西省的全省批判对象，是谷霁光和石凌鹤，分别是江西大学历史学教授和作家、江西文化局长。80年代我才知道，谷霁光是我的厦大校友，也是我的师母的学长和朋友，与我的硕士导师一家都很熟悉。而吉安地区的揪斗对象则是一中的数学教师XZQ和专区采茶剧团的编剧萧孟俊，巧得很，这两人我都很熟。XZQ是我高中3年的数学老师，且相互之间曾经都有欣赏。萧孟俊是我小学班主任的丈夫，也是我的邻居。刘少奇主持的运动，无论是“四清”还是文革初期，无论是斗争对象还是斗争方法，都是传统的共产党阶级斗争的一贯套路。如果限于此，多数干部和当权派都会积极支持和参与。这一点，今天看来当然也是错的，但往往被官式文革史所忽略。
XZQ是我们高三1、2两个班的数学老师。他被批判者称为北大“陆平的得意门生”。陆平是原北大党委书记兼校长，被聂元梓七人的第一张大字报点名揪了出来，党报上称为陆平黑帮。仅仅因为X是北大毕业的，就扣上了陆平黑帮的得意门生的帽子，这种逻辑非常低级而又具有中国特色，但在很长一段时间相当流行（其实我们很容易明白，假如他真是陆平的得意门生，就不会到一中来了。但革命高潮中是没有人会这样想的）。
从高二小整风开始，我们班就有人在某种阶级斗争思维的腐蚀下在某些势力的组织或支持下盯上了X老师，收集了不少所谓材料；在全校性的大字报狂潮中也揭发了不少所谓材料；而构成他核心罪状的，则是他的一位在部队工作的堂兄提供的两封私信。信中XZQ引用了《红楼梦》的两首词来表达自己的某些见解或某种心情。在文明社会中正常不过的两封私信，就这样被当做了定罪的依据，而若干年来报纸上鼓吹的一套套荒诞理论和逻辑，不仅俘虏了十几岁的少年，那时也俘虏了多数成年人。我记得批判稿多次引用比如，什么“衰草枯杨……蛛丝儿结满雕梁”，“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之类，指责项正清借《红楼梦》里的黑话污蔑新社会啦，影射要推翻党的领导，诸如此类。





（当年一中党支部油印的批判材料影印件。转自一纪录片）
当时，XZQ才27 岁，北大刚毕业不久调到一中来，教了我们三年。对于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这样一种铺天盖地的、毁灭性的打击和批判，我可以想见他应该是非常的难以忍受，而且没有思想准备。后来我问过他，问他当时的心情，问他当时的感觉。他告诉我他的一个念头，一个非常强烈的念头就是想死，想自杀。但是没有机会，自杀的可能的方式都给堵住了。比如说，电灯所有的插头接口都给封死了，他想押出去开批判会的路上一头撞墙，一头朝汽车底下冲什么的，这些都试过，一点机会都没有。防止自杀，是历次政治运动的一个传统。作为批判者来说，倒不是可怜被批判者，而是觉得不要让他没有受到批判，流毒没有肃清就死了，没有达到所谓革命目的。是这样一种观念。黑帮死了，并不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夭折了，而是批判对象没有了，损失在这里。
批斗XZQ对我压力很大，因为众所周知，我是X的得意门生，在那些人的逻辑里我就成了陆平黑帮门生的门生了。
全校大会发言人的选择，体现了一个组织所谓左派队伍的标准。凡是能选上在批判XZQ的大会上发言的人，都是党支部所器重和依靠的左派，极个别的也许是可以挽救的“本质好”的人。这些人的名字许多我现在都还记得。那时的中学生，绝大多数都会觉得这是一个表现自己阶级立场坚定的最重要机会。所以，我对于那些人并无什么不可理解不原谅之处。时间会改变一切。这其中没有一个人后来成为我的私敌，其中不少人在文革中就已经成为我的朋友。但批斗XZQ这一段时间，我内心的压抑、委屈和反叛情绪是我一生中最严重的时期。
我自始至终没资格发言。不仅如此，我还经常被影射或几乎被点名。尤其是，我所在的班毫无疑问是重点的重点，发言人数比率也是全校最高。他们在谈到整个高二2班、高三2班“阶级斗争”历史的时候，讲到XZQ的罪状时，很多时候都会直接涉及到我。不过，在我的记忆中，好像大会上并没有明确点我的名字（6月19日大字报是唯一公开点我名字的大字报。）。估计可能有某种政策规定，或者发言稿的审查过程中有某种限制。
有人反戈一击，我连这机会也没有。我不认为按照毛主席和中央的政策，XZQ应该是文革的打击对象。我认为第一是刘明昌，第二是原来的政治教员郭美意之类才应该是批判对象。幸亏当时的运动领导小组不打算来挽救我，没有让我出来反戈一击。如果他们当时找我谈话，如果他们认为我还有挽救余地，我会怎么办？我真敢于说出真心话吗？我想我不敢。我只能陷入灵魂的分裂之中。我不可能假揭发，但我很可能会尽力按照当时的潮流去揭发一些别人并不满意的小事情，而不可能公然对抗。这是因为我此时并没有认识到这样做根本上是错误的。
后来看过王任重接听刘少奇的一个电话记录，刘少奇是按照57年反右运动的思维来领导文革的。北京的大中学校打“右派”、“反革命”学生的比率大大超过57年，江西的运动也大致如此。这是后来学生造反的直接原因之一（另一个就是血统论），也是刘少奇悲剧中他自己的责任之一。
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是当时影响最大的一篇文革文献。这篇社论的起草人其实是贯彻了刘少奇的文革指导思想，成为此后二个月批判以著名知识分子为主的揪黑帮运动即新反右运动的号角，也是血统论红卫兵思潮来源之一。但因陈伯达审定过，又成为文革后给陈伯达定罪的主要罪证之一。
按毛当时的指导思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是文革的两个主要对象，而前者是重点。但从实际的情况看，这两者往往是对立的。文革初，往往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反动权威”，后来，批“资反路线”时又反过来。
刘少奇后来说，他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而我们却是小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这是我在文革中最困惑的一段时期。后来的三查或清理阶级队伍时期，我的处境更艰难，但因困惑程度不如此时严重，所以也不感觉难受程度超过此时。

酝酿给中央写信


7 月19 日，学校暂停一段运动，全校师生下乡去劳动2周，参加农忙时节的“双抢”[size=; font-size: 10.5pt,10.5pt][6]。因为当时“红色恐怖”非常严重，大家当然干活都非常卖力，
下乡前几天，7 月14号，我在同学XC家里看了一份《华东通讯》，那是一份华东局的党内刊物。有几篇文章谈到大学中的一些学生贴党委的大字报，以及党委和工作组对学生的不同处置，表现出某种保护学生的态度。而文章中的大学生我感觉好象比我们更激进。这份刊物给了我一种鼓舞，似乎一中师生给刘书记贴大字报和我们给地委写信并没有错。
批判XZQ固然给我造成压力，但由于最近两年我的空前谨慎，基本上没有什么把柄落在谁的手上。想来想去，最危险的一件事情还是6月19日我参与给地委的信。高二时，我仅仅起草了一份给学校教务处挽留数学教师的信，就被政治课教师打成“请愿事件”挨整。而这次给地委写信得罪了学校党支部一把手，后果可想而知。班里已经有舆论，说下一步整学生，这个新的请愿事件就是第一号罪状。有位左派就在我面前说，“下一阶段学生里面也要打几个右派。”
在乡下，有一次LZQ直接问我：“你觉得这次运动会不会在学生里面抓右派？”大概他是考虑过这个问题，他可能自己也有一点点担心，因为他甚至问我学生划右派会有什么比率。一个人一旦成为右派，一辈子都不得翻身，这是我们前半生的耳闻目睹。而他比我更容易想起57年的历史，因为他的哥哥就是学生右派。我虽然是写信的主要参与者，但我没有认真想过学生中划右派这个问题。LZQ的提问让我当时就有所震动，当天晚上就开始认真思考。
66年的夏天，当我再次面临类似57年的右派指责和境遇时，我一方面坚持认为我与57年右派有根本不同：57年右派反党，而我热爱党热爱毛主席；另一方面也闪过这样的念头：57年是否有少数冤死鬼？我是否会成为这样的冤死鬼？LZQ问话表明他从哥哥的经历中更多体会到右派的冤屈。
非常奇怪和幸运，我当时那么有信心。我认为我绝对不可能象57 年右派那种下场，我当时确实是这么想的。后来回忆，我当时要没有这信心，真不知道能不能挺得过来。但实际上我的信心仅仅因为我的幼稚，也因为我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的无比信任。
我认为，文革运动中衡量是非的标准，是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而不能是别的什么标准。群众贴刘明昌大字报，是响应党中央号召。并没有发现哪张大字报有诬告的行为。而我们给地委写信，是抱着对上级党委的高度信任，表明对党的忠诚。那封信对于刘明昌书记不仅没有任何诬告，连一般的揭发也没有。这能错到哪儿去？即使有错，最多也是好心办坏事。
我觉得自己身上是有很多缺点，也不能说是没有错，但是我觉得他们要整我的所谓的缺点，恰恰不是缺点，而是我最宝贵的地方，就是坚持真理，坚持毛泽东思想，他们想要把我们压下去。我相信这次把我们给地委写信的行为定成是（没有公开地定）是反党的右派性质的，我想是绝不能成立的，一定要翻的。
我那时当然不知道，57年的右派们正是因为给党提善意意见而被治罪。而我们与他们后来命运的不同，仅仅因为刘少奇在66年坚持了57年反右的思路，而毛泽东这一次却一时有了改变。这一切，我当时一点都不知道。
我比较来比较去，刘明昌和陆平是一个模式。
给上级党委写信反映下级党组织的问题，是表明对党的信任。对下级党组织不能用无限信任无限崇拜。这些是我当时的基本逻辑。如果说，这级党组织不解决问题，我就向中央告状。
因此，在乡下，我当时就想，我不能就这么等着，我得给党中央写信。
我一定要把这里的我认为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东西，压制和打击革命学生的事情告诉党中央毛主席。
大学推迟半年招生，说明党中央和毛主席对运动的部署安排至少在半年以上。据此分析，文革的高潮还没有到来。我还有扭转被动的机会。
那天晚上我一直都没有睡，我在日记里写了一句话：“走也要走到北京去告状。”
随后几天，我好几次想找签名信的主要作者HQZ交换意见，但他总是回避我。他显然害怕，而且后悔，不愿与我有任何形式的交往。既然他避着我，那我就想，只有我一个人干了。他出身好，自然有事就是我顶罪。他的态度还让我明白，这事情我不能和任何人商量。我得秘密干。
在乡下，我一直在考虑，怎么摆脱被动和困难的局面。
整个学校尤其是高三（２）班充满着白色恐怖，我的心情无比压抑。我决不能相信也决不能容忍一中的文化革命就照这样发展下去。
那时候，毛已经成为我心中的神。我盼望毛会了解底下的情况，我相信他会纠正这种情况。
从乡下回来当天，就看到学校办公大楼中间贴了两份一中毕业的在南昌的大学生写的大字报，都是联名的，都是对着刘明昌的。显然，当这两张大字报转来的时候，有关方面没有敢扣下，而是照原样张贴出来。我完全不知道其中真相，但感到了鼓舞。我判断，肯定南昌大学生有我们不知道的上级精神。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大大超过了我们。
8月2日，我写了一封上诉信，2页纸。寄给中共中央办公厅人民来信工作部。我不知道是否有这个部门。之所以这么写，是因为我15岁的时候，就给中国青年报写过信，后来收到署名中青报群众工作部的回信。
我为自己辩论的时候，所有的理由都是从中共中央文件、党报社论和毛的著作中寻找。所有的合法性和非法性判定标准都在这里。
今天来看，其实就是我们的基本人权被非法剥夺，而我们的反抗就是争基本人权。但当时，我完全没有考虑言论自由的宪法权利，更不会援引联合国人权宣言。所有人类文明这方面的结晶，在我这儿都是空白。
66年我18岁，那样地天真幼稚，但也有一股劲，不屈不挠的，坚信自己对。这一点我今天回忆起来还是觉得非常宝贵的。否则，怎么能挺得过那非常十年。



[1] 时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被报纸公开点名打到。


[2]这是66年6月20日的日记，转摘自67年秋天写的回忆录。66年日记在77年已经被烧掉，67年的回忆录保留至今。几十年后引用这一段时，起初有点疑惑，觉得保皇派这个词好像是几个月之后才流行的。经查，1966年6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资产阶级保皇派？》，方确信这个词汇在6月20日确实在我的日记中出现过。


[3] 来源同上。正确路线这个词，不可能是我自己用的，一定是当时有某种公开党报文章使用过。但我现在一时还没查到。


[4] 后来判断，此时他听了党内传达，已经知道彭真垮台了。


[5] 一个多月前，当郭沫若说他的几百万字作品都应该烧掉的讲话登在报上之后，我也将自己的好多个日记本处理掉了。但那是因为觉得其中内容有不符合思想革命化的内容，并不是害怕记日记。事实上，我在文革十年中一直断断续续记日记，我的十几个文革日记本和笔记本是在华国锋的文革中被我父亲烧掉的。我为此痛苦得若干天不说话，我父亲说，保住命重要还是保住你那些日记本重要？


[6]就是抢季节收割成熟的早稻和插晚稻的秧苗。每年此时我们都下乡参加劳动


https://weibo.com/p/23041848c6c51f0102wnk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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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红八月的记忆-2
8月6日我们5人给班核心小组写信:以是否给党支部写大字报在学生中划左中右是错误的

8月6日这个普通的日子成了我参与文革的又一条分界线，起因于这天上午听的一场录音报告。
早饭后，通知我们到吉安市京剧团剧场去开会。
这在白色恐怖（现在看来准确的说法是红色恐怖）的8月初是个非常意外的事情。
前几天我给中央写信之后，心里一直有点忐忑。我不肯定那封信能够寄出吉安，更不能肯定它会有我所期待的反响。地方领导擅权截留百姓的信件一类事情，我曾有所闻。我的言行被班里某些人监视或告密，则是我已经知道的事实。因此，我时时在注意班上几个左派的动向。那几天学校和班里的情况也与下乡前明显不同，没有开一次大会。这种暂时的表面上的宁静其实是有背后原因的，只是我完全不可能知道。
后来知道，8月1日开八届十一中全会，8月4日周恩来跑到清华大学公开给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的蒯大富平反，5日，毛泽东写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这些北京发生的惊天动地的大事情，我当时通通不知道。等待这些天边的惊雷声传到吉安来还须时日。但是，在前信息时代，还是有一种信息传播方式，在这一天将某种颠覆性的消息快速地传到了这个小城市。
京剧团在阳明路。去的时候还排着队，沿着赣江边走，但路上没有一点从前常有的议论。一直到进会场之前我心里还是忐忑不安，不知道去参加什么会。到那儿我坐在偏前的位置，看到主席台上什么布置都没有，猜测不是批斗大会，心才稍安。
一会儿有人出来说了几句话，宣布今天听中央首长的录音报告。
原来，7月29日，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康生、江青都作了讲话，最后毛泽东突然出现在舞台上，引起全场欢声雷动，掌声持续10分钟，一直到毛离开。有人回忆说：“掌声不停，毛主席没法讲话。”不过，据我的判断，毛这次肯定不会说一句话。邓小平的女儿后来写过关于这次大会的回忆。当时还没有平反的“反革命”学生蒯大富也参加了大会。
北京新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主持会议并在会上宣读了关于北京市委撤销文化大革命驻学校工作组的《决定》。整个会议录音讲话的中心和共同点，都是放手发动群众，不允许打击和压制群众。我印象比较深的是邓小平、周恩来和刘少奇的讲话。
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直接听中央首长的讲话。我听得非常仔细，生怕错过了任何一句话。刚过十几分钟我就明白了，中央精神与一中领导不一致，形势要变了，我得救了。
这是突如其来的事情。形势大变，前一天都无法预料。我心里连声大喊：“毛主席万岁！”
今天有一个词叫三个“自信”。我现在已经不认识什么有三个自信的人，但当年我自己还真有三个自信：1是非终能弄清，2善恶终有报应，3冤屈必申，罪责必究。 这三个自信，过了几十年后的今天，我反而没有了。如果那时没有，我能挺得过来吗？
这个报告会之后仅仅过了一个星期，我们就直接听到了中央首长的现场录音。那时候可没有电脑和网络，也没有电视，而且这些内容也不能在广播里广播。因此，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快速方式传达中央精神。我认为，这种直接让中央声音传达到所有师生，而不是通过逐级党组织传达的方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后来知道，这次会议的录音发到各省、市、自治区播放，是直接来自毛泽东的指示。而且，我还同时判断，显然这是中央通知要直接传达到每一个学生的，否则，决不可能让我们和那些党支部的依靠对象在同一时间获得来自最高层的指示精神。
共产党中央自己开会决定要搞文化大革命，然后发文件发社论号召学生起来贴大字报，等到学生起来贴了大字报，却将他们打成反革命。这算怎么回事情？按照我当时的水平和思想，绝不会怀疑中央领导人出尔反尔，但这种矛盾必然导致我怀疑基层领导人违反中央精神。实际上，对给党支部或者工作组写大字报的学生进行政治迫害，是未来的文革群众运动（在此之前并没有任何能够称得上文革群众运动的东西发生过）爆发的导火线，是未来造反派（此时也没有任何文革造反派组织产生）产生的直接原因。但是文革运动的这一常识，却被后来的官式文革史有意无意忽略了。
刘少奇说：“过去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中央同意的。现在看来工作组的方式已不适应于当前文化大革命形势的需要。”“至于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的成员也不晓得。”
刘少奇在那次会议上公开表示，自己和其他人都不知道怎么搞文化大革命，后来有人说是“对抗毛主席”。我更愿意理解为，他确实有点困惑，有些不理解，用刘少奇自己的话来说，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其实，从57年反右派和64年搞“四清”时他比毛更加积极甚至更左的表现，很容易理解他主持文革运动领导的模式。
今天还有些人认为刘少奇只是揣摩错了毛的意思，也有人说他只是上了毛的“圈套”，这两层意思，当初我看不出来，今天我还是看不出来。
几个月之后，我有机会看了这次录音讲话的文字材料，读文字材料时的运动形势和我的思想发展使得我彼时能读出这些讲话中的许多道道，但这些在8月初时我并不明白。
后来的造反派小头头（北大井冈山兵团东语系勤务员）、北大教授季羡林听了这次录音报告后的感受是：这是中国老百姓第一次听到国家主席作检查，吃惊不已。刘少奇在这个被称为‘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的检查中，承认自己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并宣布：中央决定撤出各单位的工作组。会后，大家才明白，工作组的错误其实跟张承先（时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北京大学工作组组长）没有多大关系，根子在上面。同时群众也隐隐约约地感到，这两个月来翻云覆雨的折腾，原来是最高领导层出现了裂痕。
老实说，我当时完全没有季老先生这么高的觉悟。我不仅不知道此时刘少奇邓小平已经犯了“错误”，我也根本听不出后来某些人所回忆的刘少奇第一次“检讨”的检讨味道。我当时听到刘少奇说的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文化革命，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搞的话，我只是把它们当做刘同志伟大谦虚的话语，看做他认识到新形势下他也需要继续在革命中学习革命的这样的意思。无论是检讨，还是对抗，还是什么耍滑头，或者伟大抗争之类，我通通没有听出一丁点儿味。
不过，这几个小时的报告确实有太多内容，几个录音讲话从头听到尾，我就觉得它和我的思路是合拍的，和我内心的期盼是吻合的。文化革命不是一场新反右运动。我觉得整个会议的精神，就是反对压制学生贴大字报，反对根据对领导的态度来划分左中右，反对给贴大字报的学生戴上反革命，戴上右派的帽子。所有领导人的讲话精神，与姜文元报告的精神是对立的。
我的结论非常清晰：一中学生给领导贴大字报没错，给地委写信没错。相反，姜文元错了，刘明昌错了，班核心小组错了。
听完报告，没有再集合排队。我和同班同学WXP一起，从中山场那条路走回一中。一路上谈到学校和高三（2）班压制学生的种种表现。
他提出要写大字报，批判班上几名左派。我也有此意，但主张暂时不点名，先批判现象。
与我们有同样想法的自然不乏其人。这天，在大食堂吃过晚饭后，HQZ、OYTB、LAP、WXP和我，在回宿舍途中停下来议论。H是团支部宣传委员，OYTB父亲是党员，他们算是出身好的；L出身不好，但这两年一直听话紧跟，是副班长；W的父亲本人出身工人，但祖父是地主，这在当时混乱的政策理念之下也有问题，他是5人之中唯一的非共青团员。
经过交流，他们三个人和我俩想法不约而同，我不知道是否此前他们已经有了交流或打算。我们去了饭厅旁边的体育教研室那间屋子，有人提议起草大字报，我则建议给班核心小组写一封公开信，按照我们今天所听到的中央精神对照，批评他们在6月19日文革转到校内以后所存在的种种错误。
交流和讨论持续了较长时间，QZ开始起草，边起草边讨论。我和W都慢慢看出来，他们三个好象准备自成一体，只把我们当作参与意见的人，没打算让我们签名。
在吉安一中，至少在我们班，批判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做法，并不开始于文革。文革前夕，团中央树立了一个反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典型，河南的慕振奎。这个与我同一届的高中生，三年来一直与自己老师的所谓“白专”（意思是只重业务不重政治）思想斗争。当中国青年报以整个版的篇幅报道慕振奎与修正主义教育作斗争的事迹时，L拿着报纸对着我说，我们的事迹比他强多了。他指的正是他们与项正清或者还包括我在内的人进行的斗争。此时，可能，在他眼里，我是高二小整风和高三小整风的对象，又是正揪出的“黑帮”项正清的得意门生，而他们过去一直是左派，只是因为给地委写信才被划入“另册”。他们想与我们保持距离。
五十步笑百步，新“右”派看不起老“右”派，这正是中国49年后政治文化的传统。而且，在这种极左的政治运动的反复中，人们的谨慎甚至谨小慎微都是正常而普遍的。我心里坦然，但WXP受不了，一把拉我出去。
我们并没有回宿舍，而是在旁边大操场上散步，然后躺在草地上聊天。W心里很不平衡地数说L，在他看来，L的条件还不如自己（指家庭出身）。我理解他的心理，我说，要不我们自己写一封公开信或大字报。现在这个形势，谁都可以写。如果明天一下子有两张大字报出来，效果也很不错呢。
我的认识是，文化革命不应是一场新反右运动。它主要是为了解决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的问题。给党支部书记贴大字报和地委写信，是完全正确的，符合毛泽东思想，也符合党在文化革命中的路线和政策，也是我们应有的权利。
当我说权利的时候，我并没有人权这个概念。言论自由的权利本来是天赋的，但此时，在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同志心目中，在一中刘明昌书记的心目中，在我们班的左派中，不仅不允许有这个权利，连谈论这个权利也是不允许的。刘少奇的最著名的著作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书我在高二小整风中读了许多遍，并且尽力照着做。我不喜欢那本书，尤其不喜欢“做党的驯服工具”（原文在“驯服工具”之前还有“绝对”两个字）这样的教导。我那个年龄时其实对刘少奇和共产党都崇敬得不得了，一丁点怀疑也没有，我只是不喜欢驯服工具几个字的意思。那时候我完全不可能想得到，尊敬的刘主席后来会有那样悲惨的结局。他将成千上万的学生打成“反革命”的时候，他将这些学生的宪法权利随意剥夺的时候，其实已经给自己掘下了坟墓。到了他自己的宪法权利被随意剥夺的时候，他想起了宪法，他拿出宪法来保护自己，但是已经太迟了。这是后话。
后来，HQZ从里面出来，走到我俩面前。他说，他们三个人经过讨论商量，同意我和WXP在这封信上签名。我的感觉，似乎同意我们两个人参与签名，对于他们还需要很大的勇气，似乎还经过了一阵讨论或争论，可见当时那种极左的意识形态和红色恐怖深入人心的程度。我很宽容，不在意那些歧视或者狭隘心理，立即放弃自己写大字报的打算，和WXP回到体育教研室的屋子，把他们写的那封信讨论修改完。此时早已经过了午夜。
8月7日早饭后，在教室里，HQZ冷不丁地从座位上站起来说，我们几个给班核心小组写了一封信，我来念一下。
这封信说出了班上大多数人的心里话。信一念完，人们象火山爆发一般倾倒肚里的苦水。我没有想到这股情绪有那么强烈。我们班的多数人，本来就被压抑了两年，最近一个月更是严重，如今大家都似乎豁出去了。自发的群众运动脱离了学校的布置，开始了对前一段运动的某种清算。
结果比预料的阻力小很多，班核心小组的几人并没有多大的抗拒，他们甚至自动地交出了一些所谓“黑材料”。我想，我们班的左派主要是贫下中农的子弟，他们没有干部子弟那样的强硬。而且，我猜测，他们失去了直接的领导，失去了取得指示的途径。另外，昨天的录音报告肯定也震撼了他们，震撼了他们的领导。
追问的结果是：在6月20日之后，以XZG为首的四个人，成立一个领导核心。原来的班委、团支部被全部撇开了。可以说，他们4个人掌握了对我们高三（2）班30几个人的生杀大权。他们避开众人，秘密召开左派会议，研究分工监视，整理“黑材料”。
在一个属于工作笔记性质的小本子中，我看到了一个名单。我们班30多个人，只有他们少数几个人是左派。在“世界观基本形成、不可救药者”这一栏下，有十几个人的名字；而在“右”这一栏的好几个名字中，我看到了自己的名字。而且，我的名字上打了框框。这个框框当时很刺激我，因此印象非常深刻。所以后来我自己戏称是“打了框框的右派”。在人名上打上框框，此前只在人已经去世的情况下见过。我不知道，这个框框是在什么情况下划上去的。心里暗暗吃惊，要是按照他们这套搞下去，下一步运动我真的是够呛。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心里产生对毛的进一步崇拜心理，是多么自然啊。要不是毛主席解救，我们不就陷入灭顶之灾了吗？
在1966年的夏天，从思想光谱来说，我属于典型的毛左。大气候是形成我思想的重要因素之一。熟读“九评”和“毛选”四卷并被其完全俘虏的我，正在成为一个忠诚的毛主义者；我所在班级的小气候，则是形成我思想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从高二小整风以来，在这个具体班级所遭受的传统阶级斗争理念指导下（当然也包括政治教师等极个别人的卑劣人品）的政治歧视和政治迫害，是我转向毛泽东主义的强大力量。“迫害导致忠诚”和“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等概念我还完全不知晓，但它们所包含的某些心理特征和心理过程有可能我部分经历过。对立面所树立或寻找的阶级斗争靶子，右派和修正主义苗子，基本上有三个特征：1出身非红五类。如果出身工人贫下中农（本班并无所谓革干革军子弟），即使不听话也只是阶级觉悟不高的问题，本质是好的；2学习成绩好。这一条如果不具备，也没有成为修正主义苗子的资格；3不听基层单位某个负责人甚或某个极左小人物的话。我之所以不说是不听基层党组织或党的领导人的话，是因为像我这样被他们看做主要反对对象的学生，也不存在不听一中的一把手刘明昌的话的行为。我所反对的仅仅是政治课教师一个人，即使对于那个极左的校团委书记，我也没有过一句公开不满的话。
因此，不仅就我的真实思想来说，即使论公开的言行，我也不是中共意识形态中的右派。在66年的夏天，在真实思想和公开言行方面，我与对立面的区别，实际上不是左右的区分，而是57年以来的传统左派与文革新左派的区别。
7号8号两天，我们班就处在文革开始以来第一次脱离领导控制的讨论或辩论会当中。那是一种相对说来温和，在有些人看来甚至比较文质彬彬的交流，完全不具备后来文革高潮中辩论会的气氛。每个人只是坐在或站在自己的座位上发言。有人问询（我觉得用不上质询这个词），间或有人答复。
我当时觉得，应该追问这些划分左中右的名单具体是怎样产生的，汇报到哪一级，有没有留下文字材料，学校团委或文革运动领导机构（我后来知道有个针对项正清的攻坚组，是否还有其他更全面的领导机构不知道）有什么指示和安排，等等。
不过，稍微深一点的问题，没有人回答，也没有继续追问。我们班虽然最先挑破了黑幕，但由于谨慎和温良恭俭让，并没有穷追不舍，也就没有将相关同学关系弄到敌对和你死我活的程度。对于运动初期划分左中右的问题，清理所谓黑材料，后来是全国性的批判所谓“资反”路线的普遍内容。我们班，甚至整个一中，这一步始终没有走出来。一方面，接下来的形势还有许多反复，另外，没有穷追也有一点好处，同学之间的关系没有公开弄僵。几个月之后，一中的文革运动与社会上的运动纠缠一起并出现反复时，许多运动初期保党支部压制学生的人，包括许多干部子弟，都参加了一中井冈山兵团这个造反派组织。这在全国算是个例外。我觉得，原因之一正是一中的批判所谓资反路线这一文革阶段基本上缺失，没有造成公开的学生分裂局面。
我们班的贫下中农子弟（一共才几个人）以对我的态度分成两类。有一半是我的朋友，形势好时与我交往紧密，形势紧张时受我连累或与我不公开交往；另有一半与我交往极少，但并不与我敌对。至少，我感觉不到他们对我的敌意。以班核心小组的一号左派XZG来说，他在“高二小整风”中当上团支部书记，当时是党支部列入党员发展对象的全校少数几个学生之一。文革前与我私人交往不多，但他从不对我表示敌意，连“表演”也几乎见不到。有一个小例子：他公开学我的钢笔字，以至于经常有人说他的字很像我。文革之后，许多人引用鲁迅先生的诗句“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来消解人们在文革中结下的梁子。对于我与X来说，这种消解根本用不着等到十年文革结束。几个月之后，他就与我参加了同一个文革群众组织。而几十年后他告诉我，就是因为对我的信任，他才参加这个组织的。当然，如果不从道义而从利益角度说，XZG其实是受我连累了。我这里想说的是，之所以后来几十年，包括在文革中，他一直是我的朋友，并且在文革最艰难的那些岁月中我们都保持了温馨的友谊，这与66年8月的时候我们没有将同学关系弄僵弄破也是有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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