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瑜：为毛泽东主席七十寿辰祝寿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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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12月26日是毛主席的七十寿辰，常说：“人活七十古来稀”，那年年初，父亲就与同乡章世剑先生一起商议，想为毛主席祝寿。但是早在建国初期毛主席就规定了不允许给他祝寿，如何即不违反这一规定，又能表达他们为主席祝寿的心愿呢？再三商榷，决定发挥各自的特长，以诗词的形式自选格律写出他们的祝愿。商定好后又邀请叶恭绰、马一浮两位老先生参与此事，准备给主席一个意外的惊喜。　　

　　父亲在他的卧室兼书房中暝思苦想、废寝忘食，最终完成了一组十二首七律－－为“毛泽东主席七十大寿祝诗”。

　　我已记不清父亲何时动笔，唯一印象深刻的是他弃易择难，选用七律来书写情怀。从父亲早年出版的线装本“养复园诗集”可知，他最善写五言古诗，诗集中也有四言古诗和七言乐府诗，可就是没有七言律诗。记得父亲曾教我诵读杜甫的《秋兴八首》，那时他已经年八十周岁，他清楚流利的一口气背诵了八首七律，令我敬佩不已，而是否是受杜甫的影响，采用七言律诗的形式来写祝寿诗，如今已不得而知。

　　在他专心写祝寿诗的日子里，我每一天都会看到他逐字逐句的斟酌，反复推敲，吟诵和修改，当他反复吟诵时，我才得知诗原来是可以这样来吟唱的，我常常好奇的倾听，反复翻看他的诗稿。从五五年开始，每年夏天国管局都会安排我们全家去北戴河海滨。六三年夏去北戴河度假之前，父亲终于写完了祝毛主席七十寿辰的组诗，这绝对是父亲晚年的呕心沥血之作。

　　那年署假，我们家住在中海滩22号，假期间，父亲显得很轻松，天气好时就下海泡泡海水、晒晒太阳，还时常耐心的给我讲解每首祝寿诗的内容和涵意。很快，我不仅能熟练背诵这十二首祝寿诗，也深深的喜爱上了中国古典诗词格律。

　　八月底回北京后，父亲就开始用隶书体书写这十二首诗。看似容易的书写，对父亲来说却极为不易，因为1939年3月7日他曾在西安中过日本人的毒气弹，当时他被活埋在长安行营的地下防空指挥所中，虽得及时抢救捡回一条命，但终因大脑神精受损害，患上了“帕金森综合症”，拿筷子、拿笔，手都会颤抖。爹爹是一名军人，做事从容耐心有涵养，他以极大的毅力克服了手抖，成功的完成了书写，最后选出了他比较满意的三份。我对父亲的坚强、认真精神非常佩服。

　　父亲亲自选出书稿，交由秘书杨慎之送到北京荣宝斋装裱成三本册页，其中最好的一本的封面、封底，采用的是中国红金丝缠花云文图案绵缎面料，极为亮丽喜庆，另外两本则用的是普通的锦缎。每本册页都有章世剑先生亲笔书写并加盖印章的题“为毛泽东主席七十大寿祝诗”。父亲在诗后签署的日期是：一九六三年国庆日造，署名：程潜，并加盖了自己最中意的印章。那年他整八十一岁。

　　遥想当年，章老、叶老、马老，他们都是八十几岁的古稀老人，他们不仅国学造诣深厚，而且都“历世悠长阅世深”，如果不是毛泽东主席的人格魅力使他们由衷的折服，他们怎么可能用心良苦的来写诗写词为他祝寿。正如谚语所云：“鹰有时比鸡飞得低，可鸡永远不会飞得比鹰高。”

　　秘书杨慎之曾专门负责几位老先生寿礼之事，记得他曾经将这几份手稿送到照相馆拍过照。章老的词写在一幅长手卷上，无机会一阅，所以不知其内容。叶老是用柏黑体写的，题名为“乾元颂”。马老写的是什么已经完全没有印象。“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杨秘书被召回长沙，经他负责的祝寿诗、词等底片在浩劫后已荡然无存。之后听闻，毛主席病逝后，一批重要文物都被送往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成为了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物和时代的见证。

　　几位老先生的寿礼是在毛主席生日前送进中南海的。12月26日毛主席寿诞之日，他特意在自己家里摆了两桌家宴，除了亲人，只邀请了四位湖南同乡，其中有父亲，章士钊先生、叶若卓先生和毛主席的表兄王季范先生。那一天父亲带了程熙，章士钊先生带了章含之、王季范先生带了王海蓉参加寿宴。毛主席那一天十分高兴。饭后他提出要单独和父亲、章老拍照留念。

　　附：程潜书写的“毛泽东主席七十大寿祝诗”的副本照片以及和毛主席合影一张。

[size=font-size: 14pt,14pt]影一张。[size=; font-size: 14pt,14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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