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浪湖老寒：湖州安吉县文革杂忆文章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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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印象：几亿人打了鸡血

文革，全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始于1966年5月，终于1976年10月。这一场为时十年的政治运动，由于为害甚烈，史称“十年浩劫”。

文革爆发那年，我正在上小学四年级的下学期，属于“童眼看文革”。以后的岁月里，学校好像再也没有正儿八经地上课读书，学工学农学军等活动替代了正常的教学内容。一个浑浑噩噩的少年，到文革结束时，已是青年了，但还没有找到一份正式固定的工作。回想那个年代，记忆里还是有着零零碎碎的不完整的片段。

我的印象中，文革刚开始时，人们都是非常兴奋的。我们的那个小县城，骤然变热闹了，甚至是“沸腾”的。那时还没有电视，无处不在的广播喇叭和电影新闻简报总是说全国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还斩钉截铁地唱“就是好！就是好来就是好！”人们好像遇到了激情燃烧的岁月，为这辈子还能赶上亲身参加一次革命的机会而不遗余力地释放自己的能量。

小县城只有一条不拐弯的窄窄的老街，从上街头剧院（老百姓叫戏馆）到下街头运动场，当中的百货公司门口是政治中心了，地位相当于天安门广场。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都在这里集中。百货公司临街的玻璃橱窗全部被厚厚的大字报覆盖，足有尺把厚。不同观点的造反派声嘶力竭吵架一样的大辩论也在这里展开。牛鬼蛇神游街游到这里都要停顿下来批斗一番后继续再游。小县城涌动着不安分的潮流，人们都像被打了鸡血一样有着莫名其妙的亢奋。
      
        有一件县城里很轰动的事情是：县二中的石同学要代表全县红卫兵上北京接受伟大领袖的接见——那是何等的荣耀！北京，神圣的地方，不像今天，说到北京你就想到雾霾。那时说到北京，就联想到红太阳徐徐升起的庄严景象。小县城里，去过北京的人寥寥可数，除非你有亲戚在北京并且家里经济条件很好。课文里倒是有一篇《库尔班大叔见到了毛主席》，读时还为库尔班大叔的执着和虔诚而感动。库尔班大叔的故乡也就是毛主席诗词里的“万方乐奏有于阗”里的于阗，今叫和田。

红司令从8月18日起8次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青年师生1300多万人，在全国点起了文革的烈火。一个几亿人的国家由此进入疯癫状态。

抗日战争爆发时，全国动员，守土有责，学生首当其冲，踊跃参军，十万青年十万兵，一寸山河一寸血。——那是为了抵御外敌不当亡国奴。好像历史重现了，千万学生红卫兵，几亿人民打鸡血。——说是为了防止国内资本主义复辟,不让人民吃两遍苦受两茬罪。

在天安门城楼上，一个叫宋彬彬的中学女生，为红司令戴上红卫兵袖章时，红司令问了她的名字后说“要武嘛”。她立即改名为宋要武。从此神州大地上掀起了改名浪潮。后来我代课时，班上有一对兄妹叫“忠东”和“卫青”（当然不是崇拜西汉的大司马大将军），估计就是那时的产物。想必文革结束后还要改回去的。

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五年级“红五类班”。那一年学校把我和一些同学从原来的501班编到了505班，原因是501班要由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军人、革命干部等家庭的子女，即红色接班人组成，其他不纯成分一律被打入了另册。这件事大概持续了一个学期又恢复了原状，因为随着运动发展，阶级成分又发生了新的变化，有许多革命干部变成了走资派，子女也由红转黑，成了狗崽子。只是贫下中农依然坚守着贫穷没有改变。——这件事让我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不公正。

我小时候读书是很用功的,也很遵守纪律。上一年级时第一批戴上了红领巾，辅导员告诉我们：红领巾是少先队员的标志。它是红旗的一角，是用烈士的鲜血染成的。对此一直深信不疑。后来，听说有的小学给戴红领巾之前的孩子先戴绿领巾，不免有点困惑：这跟孩子怎么说呢？难道说这绿领巾是烈士的胆汁染成？

从上学开始，我的成绩报告单评语都有一条“课堂上不敢大胆发言”的缺点，由于天生胆小，性格懦弱，这个缺点，一直没有得到有效改正。文革开始以后，这个缺点演变成了“不能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在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的年代，斗争性不强的评语是致命的，就像泡桐木用来雕刻一样的不适用。因此，从上一年级开始年年蝉联的“三好学生”是评不上了。而且“三好学生”的名称也改成了“优秀红小兵”。

现在说起文革，我的女儿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但历史上的的确确发生了这样的事。女儿问：那时的人难道都疯了吗？我语塞。是啊，特殊的时代造就了疯子。没疯的人肯定是有的，但是不敢发出声音来。也有发出声音的人，如遇罗克、如张志新，他们为发出的声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一个人因为正常思维，居然就有生命之虞——这是社会疯了。巴金老人生前提出建一座文革博物馆，这个建议应该是有价值的。

十年浩劫，祸及全国，起因竟是最高领袖怀疑自己卧榻之侧睡着一个中国的赫鲁晓夫。——历史，有时真的是不可理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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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印象：街头宣传队

文革中有一道特殊的风景线，那就是街头的宣传队。有一阵子学校“停课闹革命”，在家无所事事，锣鼓响脚底痒，看街头演出便成了打发时间的一个好去处。

最早见到的是街头宣传《十六条》。演唱是街道组织的，几个妇女站在长凳上清唱：“一唱十六条，十呀么十六条，十六条来定得好，定呀么定得好……”说真的，那些街道里的阿姨唱得没腔没调，一点乐感都没有，实在是“呕哑嘲哳难为听”。还好，没过多久，宣传十六条的任务就算完成了。街头宣传阵地由学生占领。

在县城里，中心小学宣传队是上街演出频率最高的，多时一天好几场。有一位姓汪的老师拉得一手好手风琴，一人就可担当全队伴奏，凡演出必定到场，伴奏非他莫属。现在回想起来，汪老师人生音乐生涯最辉煌的一段，当属那时带领宣传队的时期。

县城老街很窄，宣传队沿街一演出，人们一围观，街道就堵住了，骑自行车那是过不去了，要下车推行并不断吆喝才能迂回通过。好在那时整条街上也见不到一辆汽车。

后来，在离中桥头我家不远处的小菜场临街面，用毛竹搭起了一个舞台，是专门用于宣传演出的。宣传队节目都是短平快的，对口词、三句半、天津快板、小合唱、表演唱。领唱的也有，独唱就很少见了，大概是避免个人主义名利思想吧。那时连歌曲都署“集体创作”“集体作词作曲”的。有一个表现红军长征的节目，难得有一个女高音深情地领唱一句“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很好听的，马上很浑厚的合唱就跟上去了。表演的节目曲调变化不大，内容却随时更新，以适应运动发展需要。印象很深的是对口词，先从左右各蹦出一个人来，这个说“四海翻腾云水怒”，那个对“五洲震荡风雷激”，总是一人一句。说到最后结束时，两人一起说“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还配上一个把敌人踩在脚下的夸张的动作。

演出服装除了扮演少数民族外，都是白衬衫、蓝裤子，或是绿军装、束皮带，基本就是“标配”。

宣传队曾有一个小女孩，父亲是南方海滨城市一家报社有名的记者，文革开始受迫害跳楼死了，孤苦的小女孩投亲靠友由伯父收养到了小县城。因来自大城市，进过少年宫学过舞蹈，尤其是新疆舞跳得特别好，学校吸收她参加了宣传队，让她教舞蹈。后来大家都会跳了，就把她打发出去了。理由不外是宣传队员要由政治觉悟高的人组成，家庭政治条件不好的人不能参加。这很有点过河拆桥的不厚道。

县二中的宣传队当时最活跃。演出开场时，必定有一个演员擎着一面旗帜绕场挥舞一番。那面旗很特别，竖着挂在一根杆子上，就像动画片《孙悟空大闹天空》里花果山上“齐天大圣”的那面旗。估计寓意是学习孙悟空的造反精神吧。伟大领袖不也常说自己身上有一股“猴气”么？宣传队有一个反映军民鱼水情的节目，叫《洗衣舞》，当时是很难得的优雅抒情又温柔的舞蹈，很受小资情调女生的青睐。而当家节目是《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整个节目展示的是骏马奔腾，形象粗狂豪放，极具动感，往往成为演出的高潮，很能调动起观众的狂热。所以前一阵子风靡世界的那个长得企鹅一样的韩国鸟叔江南STYLE跳的骑马舞，五、六十岁的人一看，吔，不就是那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的舞蹈么？这鸟叔还没有红卫兵跳得好呢。可联合国秘书长都放下架子虚心地学他的跳舞动作，看来潘基文如果不是见识短，那就是乡情长——还不因为都是高丽老乡思密达！

文革中最典型的有特色的要算忠字舞了。这是一种狂热地表示对领袖忠诚的一种集体舞蹈。伴唱、伴奏的歌曲常用的有《敬爱的毛主席》、《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在北京的金山上》、《大海航行靠舵手》、《满怀豪情迎九大》等。
　　
据考证：忠字舞的舞蹈语汇是从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里衍生出来并进行了简化，主要动作有：双手高举，表示对红太阳的信仰；斜出弓步，表示永远紧跟伟大领袖。跳舞时常常一手拿着《毛主席语录》，一手紧紧握拳，全身心充满着朝圣的庄严感，情绪激越，筋骨抽搐。舞者不分男女老少，不分白天黑夜，在街头、公园、车间、田间、码头、……随处可见跳“忠字舞”的人群。

忠字舞是一个时代的象征，已成历史。现在谁想看那只有到朝鲜去，估计那里会有类似的东西。对那岁月特别怀念的人，是否还可考虑移民到朝鲜去呢？

这几天，电视钱江频道连续播出因小区居民在广场跳健身舞影响他人休息而引发矛盾的社会新闻，连调解邻里纠纷著称的“老娘舅”都调解不好。一些家有考生的居民，一着急一激动甚至还打起了“110”。这边为健康着想要锻炼要跳舞，那边为前途着想要学习要安静，公理婆理都有理，两头难煞居委会。

那时候，跳“忠字舞”可没人敢抗议，一顶反对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大帽子扔过来，上纲上线，吃不了？哼！你就兜着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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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印象：悲情红卫兵

说起文革，话题就显得沉重。当年的红卫兵似乎心态都很复杂，对那段历史，或吞吞吐吐，王顾左右；或选字择句，言辞闪烁；或迷茫，陷入深思；或怅然，一声叹息。总之，大都不愿提起往事。也许，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不便坦诚。此中，心态各异：有的是不堪回首，有的是良心责备，有的羞于出口。就像一个酗酒者发了一场酒疯，丑态百出，醒了之后觉得难堪，不愿有人再提这件事。前些日子陈毅之子陈小鲁向当年被伤害的老师道歉，就有人嫌他多事。其实，当这场运动的风暴铺天盖地袭来的时候，许多人既是被害者，也是有意无意的加害者。但趋利避害的本能使然让人往往回避了作为后者的当年的行为。

——那是一场真正的噩梦，一段人的灵魂扭曲变形的历史，太多泯灭人性的丑陋之事发生在那个时候。

我们那个县城，据杭州不足百里，省城发生的事情，马上就会在县里有所反应。政治的这根神经很敏感，翁森鹤、张永生这些叱咤一时风云人物的名字一度在这个小县城里也是如雷贯耳的。

文革开始，红卫兵运动肆虐神州。发动“文化大革命”，就要有人“冲锋陷阵”。在中央文革小组的号召下，全国出现“大串联”运动。外地来京者是来接受毛主席接见的师生，取“文革造反经”，从北京去外地者大多是去各地煽风点火帮助“破四旧”的。

红卫兵造反是手执尚方宝剑的。我记得他们唱得最响亮的一首劫夫作曲的语录歌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歌声铿锵有力。就像海啸一样，红卫兵所向披靡，所到之处摧枯拉朽，扫荡一切被认为封资修的东西，他们任意对认定的运动对象“炮轰”、“火烧”、“揪斗”、“游街”，肆无忌惮，无人可以阻挡——潘多拉之匣被打开了。

记得经常有红卫兵战士在百货公司楼上散发传单，传单纷纷扬扬落下来的场景，很像在电影里看到过的地下党撒传单的镜头。抢传单是男孩子们喜欢的活动。有一次我抢到一张油印的传单，上面赫然印着：“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我还不能完全理解传单的意思，只是觉得：县城里现在是红卫兵大哥哥大姐姐们说了算，天下已是红卫兵的天下了。

“文革旗手”江青提出了要搞“红海洋”，因此，我们的县城，沿街店铺的门楣、柱子、排门板都漆成了大红色，像一只只涂了胭脂的张开的血盆大嘴，看上去十分地狰狞恐怖。

还有文革中的红旗。红卫兵大串联时，行进在路上的长征队都扛着大旗；游行时，红旗是一条绵延的长龙；集会时，更是成了红旗的海洋。从古到今，各种组织和集团都重视旗帜，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两阵对垒需要旗帜，革命造反需要旗帜，意识形态需要旗帜。“旗鼓相当”、“旗开得胜”、“摇旗呐喊”、“旌旗招展”等成语沿用至今，可见旗帜的重要。

在红司令的麾下，林林总总的造反组织竖起了旗帜，挥舞着旗帜——“县联总”、县一中的“红色造反兵团”；县二中的“红卫兵团”、“韶山兵团”、“延安兵团”；县三中的“山鹰兵团”、“井冈山兵团”；县林校的名称很特别，叫“火种野战军”。不知道是什么寓意，大概山林里便于点火野战？管它山林防火呢！还有各行各业甚至街道里弄，一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战斗队，挥舞着让人眼花缭乱的各种旗帜，不得不让人想起“拉大旗作虎皮”的话来。     

有位老师成立了就他一个人的“灭资兴无指挥部”。印象中这个老师头发黄黄的长得有点像外国人，但不久就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罪证是曾在校刊上发表过的一首诗，其中有一句“天狼星发出了淡黄色的光芒”。有称懂天文地理的造反派说，诗发表的时间，正值这“天狼星”在台湾的上空，你凝望它的光芒隐喻着什么？莫不是内心期盼老蒋反共大陆？可怜出师未捷身先死，他还没来得及指挥灭资兴无，自己已先被关入牛棚。

文革开始不久，县公安局的局长和教导员因不堪忍受迫害相继自杀了。中街上的工人俱乐部，原来是我们最喜欢去玩的地方，后来有个隔离审查的人死在里面，我们就不敢进去玩了。我读书的中心小学里一个老师喝药自杀了，听说是因家庭出身不好而受到批斗。记得老师姓钱，好像是教高年级算术课的。很惨，尸体停在那里，我胆子小没敢去看。有个同学的父母，在一场批斗会后的深夜双双自缢了，留下同学三姐弟，老大才14岁。受批斗仅仅因为他们是旧公职人员。

县二中的红卫兵充当了破“四旧”运动的急先锋，他们来到千年古刹灵峰寺，这座始建于五代梁开平元年（907）的寺院顿时遭到空前劫难，院内木石雕刻被凿毁，古训匾额被砸碎，大雄宝殿上的释迦牟尼佛像被推倒捣毁，数百尊大小佛像被焚毁。

不久，这支红卫兵队伍又来到了孝丰附近的鹤鹿溪村，在国民党高级将领胡宗南的祖坟前，他们试图用铁棍撬开其父墓葬未成。康山煤矿的工人造反派帮助运来雷管、炸药，炸开了坟墓，胡宗南父亲的墓被捣毁，棺材被装上卡车，一路敲砸一路游街，运至县城运动场，浇上汽油焚烧。可谓刨坟掘尸，挫骨扬灰！

在县第三中学，一名姓许的校长被红卫兵推进粪池里。……

在革命的名义下，人性之中丑恶的那一部分，释放得淋漓尽致。

当时县里最大的造反组织“县联总”还编了一张叫《万山红》的报纸，一度成为当时全县的主要宣传喉舌。县革命委员会成立的那一年，《万山红》报专门编发了社论，题目叫《竹海千里展红旗》。《万山红》的创刊日是67年9月9日，时间有点巧合，九年后的这一天，文革的发动者离世。

风起云涌的红卫兵运动持续到1968年底。这年12月，毛泽东为“天下大乱达到大治”，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巨手一挥，号召“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至此，这批在红司令麾下冲杀了两年多的红卫兵战士，从革命造反运动转而进入了上山下乡运动。史称“老三届”（1966、1967、1968年初中和高中生）的学生，除了参军以外，全部到农村插队落户（包括生产建设兵团），接受再教育去了。据史料记载：整个文革中全国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这个数字里,包含了我的哥哥和姐姐。

有个成语叫“卸磨杀驴”，用来比喻红卫兵运动的结局，应是最贴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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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印象: 老师打起了派仗

文革真是领袖手里的一根魔杖。运动一开始，我所敬畏的、崇拜的、亲近的、疏远的老师们都一改往日一贯矜持的、温文尔雅的面容，仿佛是在一夜间，突然变得亢奋偏激而陌生了。他们分成了两派，旗号分别是“东方红”和“红岩”，建制都是“兵团”。他们比任何时候都要紧张忙碌，除了上课，还要与对立的另一派随时展开较量，相比之下，革命成了头等大事——显然，老师没有心思管我们了。

“东方红”兵团年长的老师多，家庭出身个人历史复杂；“红岩”兵团则年轻老师多，政治条件相对优越。我所尊敬和崇拜的老师好像大多是“东方红”的，而友好而亲近的老师却在“红岩”。没多久，高年级学生也投入了“战斗”，分别成立了支持“东方红”的“井冈山”兵团和支持“红岩”的“旭日东升”兵团。两边的师生分成了两条战壕，都要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战斗。

我读书是县城的中心小学，属全县规模最大的小学。一千好几百学生，划片就近上学，包括周边的农村。那时“择校”这个词还没发明出来，更不存在赞助费一说。学校女老师居多，教体育课、图画课是为数不多的男老师。校长和教导主任无疑是我最敬畏的。开学典礼上，校长、教导主任讲话，就站在操场前约课桌高低的一个台上，而且是“裸喉”——当时还不用扩音喇叭。下面认真聆听，还真是鸦雀无声。后来在教学楼下面的楼梯间里建了个小小广播站，喇叭接到每个教室，主要是用于播放音乐做眼保健操的。而楼上那六、七个平方大小的楼梯间就是校长的“官邸”了。校长讲话是很有气度的，抑扬顿挫很是吸引人。看电影时也见过革命者演讲的情景，但往往刚说到要紧处就被军警宪兵抓走了，我觉得都没有我们校长讲得精彩。运动一开始，校长就“靠边站”了，那些个兵团谁高兴都可以批斗他。

有次我们在球场玩篮球，已是走资派的校长走过，调皮的男生没大没小地称呼往日威严的校长为“老顾”，而“老顾”居然回之以笑容，还接过篮球来了个漂亮的上篮“三大步”。

我上小学一年级时教室还是一排草房，二年级是简陋的瓦房了，但仍是泥地。有个上海人郭老师禁止我们随地吐痰，一定要吐在纸上团起来扔进废纸篓里。她的文明改革开始我们都很不习惯，这要是运动中，那说不定要被当做资产阶级思想来批判了。

那时心目中最崇拜的是教图画课的叶呈基老师。曾经参加过他举办的课外兴趣小组，他教我们怎样剪纸。按理说他应该在美术领域展现才华的，不知为什么只是在小学里教图画课，整天教一群孩子涂涂画画，估计又和政治有关。图画和美术是大有区别的，美术的外延要大了去了，唱歌和音乐也不一样，一般人发声的器官叫作“喉咙”，一旦跟音乐艺术一沾边，那就能称作“嗓子”了。不管怎么样，叶老师布置的大批判专栏在县城里绝对是首屈一指的。十年前叶老师去世，据媒体介绍，叶老师还是中国剪纸学会理事、浙江省剪纸学会副会长。——当年的课外兴趣小组，是大师手把手教我们呢。

唱歌课的内容基本上是语录歌了，都是四二拍子进行曲，虽不好听但很容易学。但有一首“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却很难学，曲调像黄梅戏，我总是学不会。那年，年轻的女老师们还排演了一个叫《山区女民兵》的节目，经常在操场排练，阵容英姿飒爽，引来学生围观。好像后来还参加了嘉兴地区举办的文艺调演的汇报演出呢。民兵队长是我的班主任郑老师演的，在我心目中，她就是明星了。
                                
有一阵学校停课闹革命，但总务会计依然忠于职守，学费书费还是要收的。记得这位总务会计的名字叫景明，谐音就是精明，恰如其分。全校这么多的学生，她凭着交费收据居然差不多对得上号还叫得出大名来。听说现在有点老年痴呆的症状了，这不应该啊，这么管用的大脑怎么也会出问题呢？

老师毕竟是君子，两派斗争基本保持在动口的层面，动手的事件只发生过一次：那是在辩论之余，一位女体育老师被另外的女老师按住把头发剪了几刀。这位老师对遭受的侮辱表示强烈抗议：“你们凭什么剪我头发？”那边回答说：“就是剪了！下次有机会还要剪！”唉！革命不需要理由，而且这革命的程度还停留在家庭妇女吵架的水平上。——其实，小学本不是名利场，老师们也没有什么过不去的矛盾，只不过被袭卷而来的狂潮裹挟，身不由己造成的有些失态罢了。

没多久，学校复课闹革命了。但是教室里课堂上已是另一番景象，老师依然是老师，学生已不像学生了。老师上课简直是受难，没有了规矩的学生，在课堂上闹起了革命，对象当然是老师了。记得有个父亲是县里革命干部的男生在课堂里捣乱，语文老师过去制止，这男生朝着老师挥舞了一下课凳，老师脸上登时淌出了血，眼睛里也淌出了泪，但强压着怒火——想必他心里一定也在淌血。

老师们的派仗持续的时间不长，随着形势休了战，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

现在这些老师都是古稀以上老人了，有的已经作古。如果回忆文革初期的派仗，想必心里会想：咳，这莫名其妙的两派斗争，还不如小孩子过家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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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印象：填表格

文革期间，有一件痛苦的事，就是填表格。学校里发下表格，红五类的同学当场填好当场上交。而我只能把表格一卷，贼一样地拿回家——全家也就笼罩在愁云惨雾之中。

怎么填？一般栏目没有问题，大名尽可写上，没有曾用名；民族是汉族；出生年月按母亲记忆的填上，估计是农历，那时也没有公历对照表，但这不碍事；籍贯虽不能填湖南韶山，宁波慈溪应没问题，反正不是奉化，和蒋家沾不上。——难就难在“家庭出身”一栏。填什么？工人、贫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都不是。新发来的户口本上写着的家庭成份是“商”，父亲记忆中过去的本子是“小商”。少了一个字，却上了一个阶级。把户口本拿去派出所问过，回答又冷又硬：“不会弄错的”！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毛泽东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我逐字逐句看过一遍。文中没有提到小商，但提到了小贩，归类归在半无产阶级。习惯上小商小贩是一个概念，由此推断小商也应属半无产阶级。“商”则高了一档,再上去是“工商”,那是资本家的档次了。

填什么呢？填高了吧，靠近剥削阶级，打入另册，这辈子也就没什么前途了；填低了吧，伪造家庭成份，隐瞒家庭出身，性质就是混进革命队伍的坏人。入团、入党、参军、升学、工作，那一样都要政治审查，而且要查到祖父那一辈，叫作“查三代”。经得起查吗？

还有父母的政治历史如有问题也要在表上写清楚。父亲年轻时加入过三青团，他清楚记得，这是他这一辈子唯一有过组织关系的政治团体。

另有一栏叫主要社会关系。叔伯都是中农成分，这没问题。外公在我出生那年就病故了，土改时划的是地主成分，因此两个舅舅和姨妈就是地主子女了，得如实填上。“关系是否密切”，则填“一般”了。但外婆是天底下最亲切最善良最慈祥的老人，与阶级教育中“地主婆”的形象无论如何也是扯不上一丝一毫的。

这表格对人生的影响首先在我二哥的身上体现出来了。68年冬季征兵，二哥踊跃报了名。经过体检、初审，接兵部队军官也来家里见面谈话，基本上已定兵16名，二哥也在其中，他的人生理想眼看就要实现。然而最后发布光荣榜时，却没有他的名字。二哥去人武部询问，被告知因家庭原因政审复审未通过。

新兵出发了，在喧天的锣鼓声中,汽车到达马家渡后换乘轮船，由水路前往湖州集中。就在轮船离开码头行至邵埠时，二哥突然从岸边跳入江中向轮船奋力游去——那可是寒冬腊月啊！游到船舷边被新兵们七手八脚拉上船，二哥坚决要去当兵。接兵部队首长深为感动，愿意接收他入伍。滞留在嘉兴地区军分区好几天，终因县人武部的执意不通融而未能成行。

这件事，母亲在伤心之余觉得很丢人。而我很钦佩二哥的壮举。他很勇敢，他向不公表示了抗争。那年他才十八岁。

随着文革运动的发展，打击还在继续。有个政审人员告诉我哥说，你父亲还是国民党员，这是他偶然从公安局的敌伪档案里看到的。这事非同小可！我们问父亲，父亲摇摇头，陷入痛苦回忆之中，目光呆滞，精神几近崩溃。后来才知道，1947年，国民党搞过一次“党团合并”，无须本人履行手续。

母亲曾悄悄对我说过父亲的事：新四军北上那年，父亲曾随征当了挑夫。由于有文化，官兵们都对他很好。但好景不长，到了江苏打了一仗，很惨烈，部队打散了，历尽磨难得以活命，辗转到家时已是不成人样。我在心里埋怨父亲，为什么不再去找找队伍呢？虽说只是个挑夫，这有什么关系呢，临时工不也有转正的吗？也许混得好，弄个师长旅长干干，再不济当个营长连长也是好的呀，这意志也太不坚定了。县里那个叫邱正基的老红军爬雪山过草地不都熬过来了吗，到我们学校来作报告讲长征故事，听得我们都稀里哗啦掉眼泪。县委里还有个干部，49年9月在解放区正念着初中呢，大军南下，他放下书包跟着就来了，现在机关大院里像模像样当着干部，多有眼力哪。

母亲说，我们这种平头百姓人家，那年月哪有什么政治上的判断选择，又没有高人指点。当时不管谁当政，总是要做一些公共社会的事情的，热心上进的年轻人，叫到谁就是谁啦。

仔细想想，就凭“党团合并”这件事，那还不成了早就潜伏卧底在革命队伍里的国民党特务啊，说不定还认定你是蒋经国直属的呢。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你那能躲得过去？不死也得脱层皮啊！红黑两道都沾上边了，怎能说得清。

父亲从来没有对我们提起过这件事。后来我想，不说是对的，说出来不当心讨一顶“逃兵”的帽子戴戴，那是自讨苦吃。阶级斗争是残酷的，参加革命是开弓没有回头箭的，即便你早先在嘉兴南湖那条船上参加过“一大”也是一样的。

曾祖父早年从“上八府”种棉花的宁波慈溪来到富庶的“下三府”，开个中药店度时光。这爿店传到父亲手里已经有些起色，但仍是租房营业，始终没有自己的店面。直到今天说到这事，90岁的老母亲依然还会埋怨父亲缺乏远见。而我在想，父亲那时要么索性把店开大，弄个大资本家当当，如今还参政议政呢。譬如那谁？叫荣毅仁吧。

而现在，不三不四，不腥不臭，介于剥削阶级和非剥削阶级之间，弄得连填个表格都纠结。要知道，我出生的1956年，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公私合营，我家这爿叫做“九成堂”的药店，才折算成1000元资本金。还不够现在一顿饭钱哪。

然而，历史是没法假设的。那只牛皮纸的袋袋，由若干表格组成，长不过一尺，重不到一斤。某年某月某次运动，不小心被人放进轻飘飘的一张16K纸，下个什么结论，要比如来佛压住孙悟空的五指山上那张“嗡嘛呢叭咪吽”六字揭帖的法道还凶，你这一辈子休想动弹。它牵着你的鼻子，拽着你的灵魂，折磨你的精神，主宰你的命运，压着你不得翻身——这个纸袋，可以让你生活在恐惧和心灵的动荡不安之中。

再看现在荧屏上播的电视剧——共产党、国民党、日本人、八路军、新四军、国军、汉奸汪伪军、军统、中统、七十六号、租界巡警青红帮、土匪地痞一贯道、和尚道士小尼姑、烟鬼妓女交际花，夹杂在一起，交织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三教九流，五迷三道，就算你血压不高，看了也没法不头晕！我是哪怕天天坐着一集不落，直到播完也理不出个头绪来。不知道导演自己有没有弄明白？

大千世界，混沌社会，这是表格能填得清的吗？活生生的人在你面前，你不看他的现实表现，却一定想从那个散着霉味的档案袋里找出个敌人来，这又是何苦呢？

文革初期，最流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据说江青还加了横批“基本如此”。挑战这个观点的遇罗克被下了狱杀了头。后来主张“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称作“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算给出身不好的人一条出路，其实歧视照旧，封建遗风根深蒂固。　

人人生而平等——一个再浅显明白不过的道理，要实现它，竟然如此之难。

现在依然还有表格，不过“家庭出身”一栏好像是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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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印象：喊口号

文革头几年，大会特别多，参加大会是生活的常态。县里的大会堂、镇里的剧场，下街头的运动场都是开大会的地方。广场上的大会，都是使用高音喇叭。开大会就必定要喊口号，就像开晚会一定有唱歌、开宴会一定要上酒水、开追悼会一定要致悼词一样。口号不仅要喊，而且还是大会的高潮。批判大会要喊，表示同仇敌忾;庆祝大会也要喊,表示心潮澎湃。可别小看这大会喊口号，今天有资格参加大会喊口号，说明你还是在95%的人民范畴，明天一不当心划到了5%，那就是被批斗的对象，是阶级敌人了。你就是在会场里享受挂牌子、戴高帽子、乘喷气式飞机的待遇了。随着一次次5%的累加，看看那一排排挂着牌子低着头挨斗的队伍不断壮大，你有时会闪过一丝寡不敌众的担忧来。

大会的形式大体是固定的。先是全体起立唱《东方红》，然后是敬祝伟大领袖万寿无疆！祝副统帅身体永远健康！重复三遍。接下来学习语录，主持人说翻到第几页第几段，喊“伟大领袖教导我们说”——下面就齐刷刷朗读这一段语录，一般要学习三条以上语录。完成这些程序，才进入大会内容。

大会内容基本上是批判会或是庆祝会，以批判会居多。发言的人都是念稿子的，尽管也就是翻来覆去老生常谈并没有什么新内容,但说错一句甚至一个字你也就完完了，所以没人敢脱稿。稿子念完接下去就是喊口号。发言的人领着喊一句，下面跟着喊一句。喊口号是很有点程式化的,要从上到下,从中央到地方。第一句必定是“打倒刘邓陶!”指头号走资派刘少奇，依次是二号邓小平，陶铸算是三号。第二句是本省的走资派,如浙江省那是“打倒江李曹！”还很押韵。分别是江华、李丰平和曹祥仁，后来改为“打倒江李二陈！”有两个同为姓陈的走资派获得并列第三。喊到县里是“打倒刘孟赖！”。记得这是县委书记、副书记和组织部长。这是县一级的大会。如果是系统召开的或是再低一级的，还要加上打倒本系统本单位的走资派。最后是喊一系列的“万岁”，喊到最后一句是“万万岁！”，也就是一亿岁。会议结束，全体再次起立，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然后才散会。

有个故事说是西南某省革委会主任，自作主张，在群众大会上，喊完“敬祝伟大领袖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和“敬祝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的祝福口号之后，结合本省实际，加上一句“敬祝省革委会主任张三同志身体比较健康！比较健康！比较健康！”。上行下效，下面以此类推，到了县里再加上一句“敬祝县革委主任李四同志身体勉强健康！勉强健康！勉强健康！”上万人齐声严肃而热情地高声祝福领导“勉强健康”。健康标准做到层层递减，也算是有自知之明。

大会上还有专司喊口号的人，通常是一男一女，坐在台的一侧，可露脸，也可不露脸。他们往往是起着调节会场气氛的作用。如批判会批到紧要处，发言人因激动梗咽而停顿，“打倒XXX”的口号声就不失时机地响起，起到不使冷场又推波助澜的作用；如批到走资派企图复辟资本主义，使人民“吃两遍苦，受两茬罪”时，口号就喊出“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 倒也很切题。有时会开得时间长了，会场有点沉闷，口号声一起，马上全场精神振奋。但那时的人都像打了鸡血一样的兴奋，开会打瞌睡的现象还真不多见。不像现在开那啥啥会，摄像机扫过去，一排排的都在昏昏欲睡，似乎做着那个什么梦,一点不注意自身形象，很是有负人民重托。

也有很特别的时候，台下突然有人冷不丁自发地喊出一句口号来，属于群情激愤情不自禁的那种类型。由于唐突，与会者反映不及，跟着一起喊就显得稀稀拉拉。不过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情况不多见，有抛头露面出风头之嫌，常会招来侧目。就像你用餐时正看着电视，节目中突然插播广告——“ 荣昌肛泰，专治痔疮”。让人顿时没了胃口。

这口号不是谁都能喊得的，要考虑声音条件，政治觉悟，家庭出身，阶级立场，家庭在运动中的状况，以及本人对运动的态度。一定是政治上靠得住的，绝不会辜负组织期望的人。

县印刷厂有个青年职工，在批判大会上发言喊口号，心不在焉，居然把关键的名字喊错了，这还了得，犯下弥天大罪，而且丧心病狂！当即被拉下来，挂上现行反革命的牌子进行现场批斗。人们都认定他是罪有应得，并不表示同情。

那时会多口号也长，但没人敢不严肃，更不敢说一句牢骚怪话。人人绷着阶级斗争那个筋，上纲上线，六亲不认，亲娘老子，照样随时告发，一顶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即刻戴上。那种民间互相监控的效率，比现在无处不在的摄像探头还要严密得多，高效得多，稍有不慎，就会陷入“无产阶级革命群众专政的汪洋大海”之中。

老百姓一旦愚昧到这个程度，管理起来就比较容易了。比如朝鲜，明明辘辘饥肠，却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最幸福的人，还誓死要用生命捍卫给自己带来幸福生活的伟大领袖。谁胆敢表示出对三胖子的丝毫不满，立马死到临头了。估计他们也有《公安六条》，甚至十二条。

粉碎四人帮之后，全国开展揭批查，组织控诉团，巡回控诉四人帮的罪行，各地都召开了控诉大会，这是会场里最后喊的一阵子口号。此后，喊口号这种形式基本从社会生活中消失了。

我们这些是被高音喇叭熏陶出来的,在口号声中长大的，肩负着解放全人类重任的一代人。这几年有了点余钱还有点空闲，赶赶新鲜去欧美什么的走走，在餐厅和商场里发出这点分贝其实已经相当克制了,老外凭什么说三道四地鄙视我们?难道要我们悄悄耳语,偷偷摸摸地说“我是卖木梳的”，“有桃木的吗？”……这种鬼鬼祟祟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发了，财大气粗，就是要扯着喉咙喊：“那个LV包,给我拿5个！付现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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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harrylg

文革印象：游行
游行, 是文革时经常性的一种活动。那时人们“政治生活中的大事”特别多，三天两头有点什么芝麻绿豆的事都要组织一番游行。老家县城虽小，游行却常常是盛大的。

游行队伍最前面的是红旗簇拥着的巨幅领袖画像，接着就是鼓号队，通常是一面大鼓四只小鼓，特别隆重的有八只甚至十六只小鼓的，那是最高规格的排场了。然后是小号。大鼓的鼓手是最威风了，往往由身材高大相貌英俊的小伙子担此重任，现在的标准是“帅哥”。敲小鼓的是整齐划一的女青年。大鼓敲出的声音节奏是：“穷穷穷——穷穷穷——”；小鼓的声音“的叭的叭”；小号吹出的调是“哒哒滴——”。连起来听是“穷得的叭的叭哒哒滴”—— 联想当时窘迫的物质生活还真是很形象。红旗队彩旗队也是必不可少的，还有擎着横幅的、扛着语录牌的、举着葵花图案的，挥舞红绸的、边走边跳的、连唱带喊的……。走在最后的是锣鼓镲钹组成的打击乐队，“听零乓浪”地落在队伍的末尾，显得有点凌乱，像是收容队。记得有一次还有一支吹口琴的队伍，一群青年人两只手捧着小小的口琴，姿势就像是吃苞米的样子。有人说，好像在偷吃冷饭头呢！

说来也许你不信，1968年下半年一次隆重的大游行是为了两只芒果——一个非洲小国总统带了两筐芒果送给毛主席，毛主席又把它转送给了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这一转送，转出了一个全国范围的“迎芒果”大游行活动。芒果被赋予了神圣的色彩，意义升华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全国人民的最大关怀，最大爱护，最大鼓舞，最大鞭策。全国各地都举行了隆重迎接芒果的活动——当然迎接的只是芒果的模型了。两只猪腰子般大小的塑料芒果装在玻璃罩子里，两旁持枪的战士庄严地守护着，芒果成了御赐的圣果。但江南一带少有人认识这种水果，浩浩荡荡忙了半天的游行人群里更无人知道这顶礼膜拜迎来的圣果是什么味道。——那个非洲总统如果知道家乡的两筐土特产居然搅动了八亿人的中国，不知心里会是感动还是迷茫？

我尝到芒果的滋味是在24年之后了。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大家一窝蜂地拥到南方去考察取经。在深圳，生平第一次吃到芒果，那是对方单位摆放在接待室里招待我们的。乍一吃，觉得味道还真不错，怪不得当年要游行。物以稀为贵，今天不一样了，我家小区门口有好几个水果摊卖芒果，时常被城管驱来赶去怪可怜的。现在水果品种多，人的嘴巴也刁钻，那些芒果常常卖得快烂了还卖不完，只能削价处理，真是小贩辛苦果也贱，这芒果也有生不逢时的。

那时，除了人手一册的语录本，毛主席还时不时地要发出最新指示。这一发表就要庆祝要游行，而且这事还常常发生在深更半夜，大概跟领袖昼息夜作的生活习惯有关系。印象比较深的一次，通知晚上迎接最新指示，大家准备好锣鼓家什在广播喇叭下等候。久等不来，正迷迷糊糊想睡觉，喇叭里突然响起“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于是敲锣打鼓，上街庆祝游行走一圈。我第一次学到的关于人体生理的知识，源于这条最新最高指示。

一次学校游行，分到抬语录牌，“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十个大字，两个人抬一个字，我抬的是的“命”字。游行从县人民大会堂出发，没走多远就下起了雨，雨水流下来，语录牌的红颜色染到了我唯一的“出客”穿的白衬衫上。游到运动场时，已冻得浑身发抖，回到家来生了一场病。抬这个“命”字，还真是差点要了我的命。

油画《毛主席去安源》发表，举行了“敬迎宝像”的游行。当时有个叫《燎原》的电影定为大毒草，罪名是为刘少奇树碑立传，影片中领导赣西煤矿工人运动的主角“雷焕觉”就是刘少奇的化身，而刘少奇已定性“工贼”。因此《毛主席去安源》的油画发表既是歌颂毛主席，又是批判刘少奇。政治意义非同一般，表明毛主席不仅是中国农民运动的领袖，也是中国工人运动的领袖。这是文革中影响最大的一幅画，也是世界上印数最多的一张油画，累计印数达到九亿多张，而当时全国人口是八亿多。

几十年之后这张“集体创作  刘春华执笔”的画引起了著作权的官司，很是纠葛。想想也是，常有国画名家大师相聚一堂，即兴挥毫泼墨吟诗题字共作一画相映成趣。但这油画比不得国画，集体创作好像是有点不便操作。也不知这官司最后是怎么断的。

曾经一次游行是为毛主席的健康而庆祝。1966年毛主席以73岁高龄畅游长江，当时被认为是一个奇迹。1967年，一条具有爆炸性的新闻，通过大字报和传单的方式传遍全国——根据医学界最新研究成果：毛主席红光满面，神采奕奕，身体各器官无老化现象，可以活到150岁。消息传来，当天就变成了一个盛大节日，各派群众组织都争先恐后组织了隆重的庆祝游行。大家抬着毛主席畅游长江的大幅画像，举着“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的语录牌，高呼“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健康是全世界各国人民的最大幸福！”的口号。当时谁都深信不疑：老人家的健康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头等大事，还有世界上三分之二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被压迫、被剥削民族劳苦大众的幸福，还都指望着他呢。只是老人家并没能如专家研究成果里说的那样活到150岁，十年后的1976年，83岁的他走完了与人斗争的一生。

    以后，1968年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在二中大操场大会后举行了规模盛大的庆祝游行。及至1969年九大召开，那次庆祝游行活动的规模和隆重程度达到了空前的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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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印象：样板戏

文革时期，文化遭到彻底摧残，文艺舞台凋零，偌大个中国，舞台上只有几个样板戏，所谓“八亿人民八个戏”。就是这几个戏，还普及到了全国的角角落落。

人的表演欲大概与生俱来的。少数民族说生来有嘴就会唱歌，有脚就会跳舞。汉人呢，是否也有这天赋？估计也是有的。歌舞得好不好是另外一回事，但至少是有兴趣的。文革时期跳忠字舞，改革开放后跳交谊舞，再后来跳广场舞。这汉族人好像每一个历史时期也都没有消停过。可见得人还是天生就有表演欲望和潜能的，只是这种欲望没有碰到机遇，潜能没有得到发掘而已。

建国初期的事，我不知道，因为还没出生，但经常听得母亲老是用夸赞的口吻描述那时期社会上流行的秧歌舞腰鼓舞，说谁谁谁很出风头，谁谁谁腰鼓打得很好看。那时最时髦的女子是打腰鼓的女子，不仅代表着时尚和潮流，也代表革命和进步。

文革时期，“童眼无忌”，我倒是见证了这个时期整个文艺的荒芜和八个样板戏的普及。

那时比不得现在，有“梦想剧场”、“星光大道”、“非常6加1”什么的，有当演员梦想的人，只要自我感觉良好，不管成不成都可以去参加海选，尝试一番过把瘾，总有那么个平台。可文革头一年，老毕才7岁，刚上小学一年级，连小毕都称不上；李咏更是远远没出世呢。那时，揣着演艺梦想的人，参加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演出也算得上是一条“星光大道”了。

县城下街头，有个泥水匠叫来法，四十出头，论砌墙盖瓦的看家本领算是把好手，打个灶头火头旺得很，称得上是这一行里的佼佼者，凭着本事养家糊口绝无问题。可文革一来，来法有些不安分了，倒也不是别的，来法是厚道人，不会去造反，只是迷上了唱戏。这唱戏其实也只能算是他的业余爱好。再加上来法五短身材，如果扮演杨子荣、李玉和、郭建光这些正面人物显然不够“高大全”、“三突出”的要求。因人制宜，只能是扮演反面角色了。来法并不计较，有角色就行。他上学不多，文化不高，泥水匠这身手艺是师傅传授的，用到直角、垂线什么的知识也是靠的实践出真知。而文学、历史知识主要来自镇上茶馆里的说书。文革之前，四旧还未破除，茶馆里长年累月有人说书，《三国》、《水浒》、《七侠五义》的故事来法还是耳熟能详的。上街头剧场里隔三差五还上演着京剧越剧的古装戏。再说来法本来就是个悟性不错的人，一看两看潜移默化无师自通戏剧功底就比较扎实了。

来法演的是鸠山——《红灯记》里的日本宪兵队长。来法天生嗓子沙哑，倒有几分袁世海的意思。有一场戏是鸠山诱降李玉和，李玉和赴宴斗鸠山。演到要紧处，大概是演李玉和的威势太足，竟使得来法一紧张说错了词，错就错吧，胡诌一句也蒙过去了。可来法是老实人，不会搪塞，连连说“哦，勿是的勿是的！”剧本里哪有此台词？如此不严肃，若让人小报告打上去，叫江青知道了还得了，破坏革命样板戏，歪曲革命样板戏，就那罪名把你拎起来批斗一番是轻的，弄到牢里坐一阵也是符合条件的。

另一个演叛徒王连举的，有用枪自伤这个情节，恐慌中手哆嗦着下不去，拿着木头道具手枪的手不停地对着左胳臂转了一圈又一圈，不知为什么舞台里面总是没发出声音。他只好再转一圈，不料刚转到枪口朝上时，里面“啪”的一声响了，变成王连举朝天放了一枪。不知当过外科医生的鸠山队长怎么看。

京剧还可以自己演，不是来法也照样上了台么。但芭蕾舞《白毛女》、《红色娘子军》有谁会跳？还有《钢琴伴唱红灯记》，县城里谁见过钢琴了？哦，听说三中里有一架，仅有一位老师会弹。哪像现在，家家户户的，死活逼着独生子女学钢琴，弄得孩子见了钢琴跟仇人似的。因此高雅艺术只能看看样板戏的电影了。为了让更多的人看，电影往往在运动场里放。电影拷贝只有一部，好几个镇里都要放，利用时间差，大家轮流放，叫做“跑片”。先放的放完一盘赶紧用摩托车送到另一个放映点去。有时前一盘放完了，后一盘还没到，于是只好干等。那时买东西都要凭票，因此也没人利用这个时间插播商品广告。大冬天的，冻得索索发抖，只好在原地跺脚。直到现在，饭局里还常有人称赶场子应酬为“跑片”，说“对不起，我把这杯先干了，还要去跑个片”——典故就是出在那时的看电影。记得县里最神气的是35毫米电影队，相当于正规军。放露天电影的机器是16毫米，甚至是8毫米，只能算是游击队。

    银行里有个老朱，喜欢唱京剧。唱起《红灯记》里李玉和“临行喝妈一碗酒”那一声念白：“谢谢妈——！”那种专注，那种入戏，一招一式，比打算盘记账要出彩多了，放在银行里弄阿拉伯数字那简直是糟蹋人才。不知道小时候他爹妈为什么没送他去戏校学艺，要不然又是一个梅兰芳马连良什么的大师也未可知。

我母亲上班的服装厂里，厂长老周是绍兴人。那时开会要唱样板戏，大家起哄要他唱绍兴戏，老周裁缝出身，那里会唱戏？情势所逼不得不唱，硬着头皮唱一首语录歌充数，才唱第一句：“领导我们事业的哎心力量……”绍兴口音“核心”发音就是“哎心”，安吉人听来就是“馅心”的意思，顿时笑翻一片。不过老周是个忠厚的人，大家只是笑得流眼泪，没有人把他上纲上线，再说核心与馅心意思也差不多，只不过一个是坚果类，一个是包子饺子类。反正都是食品中间的部分。

我工作后，单位里有个基层领导，年轻时曾组过剧团演过戏，早先古装戏后来样板戏，对这一段演艺生涯他总是不能释怀，时常津津乐道回忆炫耀。知道底细的老姜却不以为然，说：“他这算是什么剧团么？真刀真枪毛竹爿，皇后妃子丫鬟扮”。唉，草台班子人手少，一身兼多职也是正常的嘛！

十年文革，腥风血雨。相比之下，还是这样板戏留下的不少笑话，给那时绷紧的阶级斗争的恐怖神经中稍稍带来一丝轻松。今天，在留恋文革的一些人群中，估计也不全都是执迷不悟的脑残人物，可能有个别的人，只是怀念曾经在台上唱样板戏的风光岁月。如果在今天，他们再年轻二十岁，估计也会去报名参加“梦想舞台”一类节目的。

来法不知是否还健在，如在的话当是耄耋老人了。

文革印象：样板戏
                   鸠山队长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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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印象：从像章扯开去

衣裳街河边的石牌坊下，有几个经营古旧书籍古钱币的摊位。那天看到摆放着不少文革中制作的毛主席像章，品种繁多，大小不一，最大的直径约有六公分。现在，这些像章与古钱币为邻，静静地躺在摊位上，成为一段历史的陈迹。而四十七、八年之前，这像章，是狂热的人们顶礼膜拜的圣物，人人都把它佩戴在胸前，表示自己对领袖的爱戴和忠诚。   

文革最初出现毛主席像章时，像章的大小相当于一分硬币的样子，显得比较庄重也很珍贵，但不是谁都弄得到像章的。县城里那家刻图章的修制社，土法上马制作像章和语录牌，以满足人们佩戴的需要。方法是把毛主席像和语录拍成小照片，用玻璃和铜皮夹住，按个别针，做成长方形的五、六公分长两公分宽的像章，虽然粗糙且不规范,当时却也很受欢迎。后来解放军总政治部统一颁发给指战员每人一套像章，让老百姓看了很是羡慕。

再后来不知道为什么，这像章是越做越多越做越大，直至大到像块柿饼。冬天还好，夏天挂在衬衫上衣服还会下垂。制作像章用的是铝材，以至于后来还有毛主席发话“还我飞机”的说法。

婶婶的一个弟弟，我随堂弟也称呼舅舅。当年参军，先是应征空军飞行员差了一点，后又应征海军水兵仍是差了一点。为了这两次同蓝天与大海失之交臂的遗憾，他把名字改为“云波”。最后是脚踏实地当了陆军，并作为工程兵部队被悄悄地派到了越南，帮助越南人民抗击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我非常崇拜他，可以说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我与他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他的文字水平很好，除了军事秘密之外能告诉我许多我从来不知道的东西。他还曾送给我一件自己做的纪念品——一架小飞机模型，这是用击落的美国军机残骸的铝材锉成的。我视为宝贝，珍藏了许多年。

有一阵他来信要我寄毛主席像章去，是当地的老百姓向他们要的。越南人民不仅热爱胡伯伯，也热爱毛伯伯。当时国内宣传毛主席是世界各国人民心中的红太阳。我为毛主席得到世界人民的热爱而自豪，想想与五几年中国人民热爱斯大林是一个道理（直到90年代到长春读书时，从火车站出来那条市中心的最大的街还叫斯大林大街）。我千方百计把像章收集起来装成一小袋寄去，那时部队通信是免费的，只须盖一个三角形的“免费军事邮件”的章就可以了。地址当然是代号，写上“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省16号信箱52分队”，他在越南就收得到了，前后寄了好几次。后来他来信说像章不用寄了，因为“苏修”故意作对，在那里设点收购像章，许多越南老百姓从中国军人这里讨了像章去就到苏联人那儿换钱，所以也分不清越南人民的热爱是真还是假。——但可想见八成是当作生财之道了。

1970年5月20日，毛泽东发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北京召开了50万人参加的支持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大会。毛泽东出席了大会，西哈努克亲王也应邀出席了大会。林彪操着浓重的湖北口音宣读了毛泽东的“5.20”声明，说道“……美帝国主义屠杀外国人，也屠杀本国的白人和黑人。尼克松的法西斯暴行，点燃了美国革命群众运动的熊熊烈火。……尼克松政府内外交困，国内一片混乱，在世界上非常孤立……”声明的最后一句是：“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学校里，上政治课的杨老师也给我们讲国际形势。他不会普通话，上课用的是家乡方言，听起来很吃力——“印度支那的越拿(南)、老抓（挝）、甲（柬）布(埔)扎（寨）沙（三）国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 ”特别是老挝，怎么念成老“抓”呢？查查字典才知道，这是个多音字。

那时全中国大地还唱响了一首嘹亮的战歌：“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历史规律不可抗拒……”

隔了一年，基辛格秘密访华。这国际关系，其实如同小孩子过家家一般。

那些年，西哈努克亲王在中国游遍各地名胜，每到一处还要组织群众欢迎。贫困的中国人民看到亲王养得白白胖胖的，尽管他笑容可掬，大伙儿心里还是有点想法——哪有在别人家做客一直不走的呢？其实他天生长就这副胖墩墩的可爱模样，并非在中国才营养过剩。况且，寄人篱下也是不得已的事。中国政府一面好吃好喝款待着代表柬王国的亲王，一面支持着不受柬埔寨人民欢迎的波尔布特独裁政权。

这外交最有意思，不管怎样总是成就，翻脸是成就，和好也是成就，反正总是有道理的。唱着“我们大家一起来，保卫古巴的革命……要古巴要古巴不要美国佬！”老百姓抽不到古巴雪茄烟，但吃到过一种很难吃的糖，叫“古巴糖”；唱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打败美国野心狼！”与朝鲜结成“用生命和鲜血凝成的友谊”，如今却相处得不尴不尬；与越南从“同志加兄弟”到自卫反击战“血染的风采”；还有与阿尔巴尼亚“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整个欧洲就剩下一盏靠中国不断添油才点亮的社会主义明灯，因为苏联和东欧国家早已是“卫星上天，红旗落地”；与苏联从“一边倒”的“老大哥”、“敬爱的父亲斯大林”到“九评”苏联修正主义，直到珍宝岛兵戎相见；与世界人民的头号敌人美帝国主义，当初挥挥手“别了，司徒雷登！”后来基辛格悄悄来访尼克松跨过太平洋打破坚冰重新握握手，成为文革中最大的外交成就。跟地球上一帮穷哥们混在一起是成就，能登堂入室与欧美发达国家并排坐坐喝咖啡跻身上流社会是成就。总之，不管怎么做，都是成就。

时至今日，虽然我们和美国晚上做的梦都相通了，但白天依然提防着人家渗透颠覆的阴谋，西方反华势力寄托的“和平演变”梦想等了一代又一代，还是没能实现。

嗨，从看到几个像章扯开去，扯远了。文革的事，说也说不完。“童眼看文革”，印象中那年月就是噩梦。为国家计，为民族计，为后代计，无论如何也不能“七八年再来一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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