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宝华记忆：回忆“大四清”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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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5/12/27 17:02:29    来源：章丘市委    已被阅读 159 次


大四清运动始于1964年10月至1966年5月，是当时中央在全国部署的一项防止资本主义复避，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心重点工作。大四清运动前我在县委办公室做秘书工作，从1964年秋我参加了大四清运动的全过程，随同县委书记蹲点并做秘书工作，所以中央、省委和四清工作团部的文件都能见到，是四清运动全过程的知情人，距今已经50年了。每想起来，总感记忆犹新。现根据记忆把这段极为重要的历史资料贡献出来。
四清运动的由来
1962年8月中央召开了八届十中全会，原本议题是在三年困难刚刚渡过后，如何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问题，在进行了几天后，毛主席在会议中期突然作了阶级、形势、矛盾的讲话，指出：“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走到邪路上去。”毛主席的讲话立刻成了学习讨论的中心。此事，被后人称为中共八大确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重点的转移。此后阶级斗争的理论在不断加温、提升，逐步成了全党工作的总纲。在这样的情况下，河北省保定地区提出了除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外，基层干部（生产大队、生产队）也存在着严重的贪污、多占的问题，并试行在生产大队、生产队开展清帐、清财、清粮、清库的四清工作，得到了中央的肯定，并印发了他们的材料。随即中央于1963年发出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决定指出中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阶级斗争情况，列举了阶级斗争的九大表现，并指出“这一场斗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是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文件末尾毛主席还亲自写了一段极其生动而又发人深醒的语言：“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起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的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毛主席在一次谈话中又惊人的指出“全国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可见毛主席当时对形势的看法是相当严竣的。毛主席的这些严厉的指示，凭借着毛主席的崇高威望，理所当然的在全党产生了震撼性的反应，引起了省地县委的极度的重视。在这样形势下，运动一搞就过头，就成了一种趋势的必然。当时，章丘县委分别在绣惠公社耿家大队和枣园公社南皋埠大队，进行了社教试点，（我参加了南皋埠大队的试点）并提出“现在是干部心不正，群众心不齐，四类份子就心不死”，以此来论证这次运动对教育干部的重要性。并把清帐、清财、清粮、清库作为社教的一个重要内容，帮助干部洗澡放包袱，加上发动贫下中农忆苦思甜，揭露四类分子（指地、富、反、坏份子），妄想变天复辟的种种破坏活动，以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阶级觉悟，在面上开展起来。当时被称为小四清。
以后关于这个问题逐步升温，少奇同志在一次讲话中讲道，现在听不到真实情况，领导干部必须亲自蹲点调查研究。于是他一方面到湖南老家的一个生产大队蹲点，一方面安排河北省委书记林铁和夫人王光美同志在河北省桃源大队进行试点，并将桃源经验以中央文件形式转发全国，以此来推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的深入开展。当时各省都按照中央新的指示精神，重新部署，集中优势兵力，计划一批一批的进行推进，每期半年左右，用3—5年的时间在全国搞完。内容也由过去的小四清变为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清理阶级队伍的广义的大四清运动，一场全党重视的政治运动就这样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四清运动的做法
当时省委进行了多次的研究和认真的部署，决定以地区为单位统一抽调力量组成工作队，进驻一个县作为试点，从中摸索经验。泰安地委（当时章丘归泰安地区）决定从全区抽调三分之一的干部进驻泰安市（县），由地委书记亲自出征，在泰安市、公社、生产大队同时展开。县级组成工作队团部，公社级叫工作队大队部，生产大队叫工作组。从1964年9月底开始以县为单位进行工作队员学习集训，学习毛主席有关著作、中央文件，集中地解决：一是对四清运动重要性的认识问题；二是对阶级斗争形势特别是对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形势的认识问题；三是依靠谁、团结谁、反对谁的问题；四是艰苦奋斗的作风问题。于10月下旬入村。我们工作组40多人随县委负责同志进驻泰安市省庄公社桑疃大队。首先以公社为单位召开了有全体大小队干部、公社干部、工作队员和贫下中农代表参加的5000多人的动员大会，然后从清经济入手，依靠最穷的贫下中农，扎根串连，调查研究，听从意见，发现问题，再成立查账小组、清财清物小组，发现帐物、帐财不符或有漏洞者，即让干部及时交代问题。这样呼呼隆隆的搞了两个月，省委突然作出决定，嫌力量不集中搞不彻底，决定全省工作队集中搞三个县，即曲阜、海阳、齐河县，我们泰安地区的工作队调往海阳县。省委建立省委社教海阳县工作团，由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王众音任团长，副部长王立波任副团长。我们大部队1000多人于1964年12月30日晚上集体乘火车（连同个人行李）彻夜奔赴海阳，按照事先编好的小组，在车厢里又重点的进行了反右倾的思想教育，不时地传来省地委领导同志的指示。反复的讨论“四清运动是一场革命”，“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做文章，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以解决对四不清形势的再认识和对四不清干部能不能恨起来是个阶级觉悟、阶级立场问题。天明到达海阳县，进驻盘石公社后又进行了三天的集训，然后与烟台地区干部混合编制，我们一组人进驻桃源生产大队，每个生产小队就有脱产干部3—5人，真可谓大兵团作战。那时四清工作团天天印发简报，通报某些工作组的具体做法，例如清经济的具体案例，什么攻坚战，攻心战，哪把钥匙开哪把锁，突破一点四面开花，知情人劝导，大会造声势、小组交代问题，如何查账、取证等等，哪里搞出多少问题（钱、粮），还有查抄四不清干部的家庭财产，如有几双尼绒袜，几个新暖瓶，几件新被衣等，进行展览。已达到工作组之间相互启发借鉴的作用。这些都显然带有违背实事求是原则的极左的做法，但是在那种大潮中，谁又有什么办法呢？受害的当然是基层干部，有的在遇到不公正待遇后竞走向了绝路，最后团部在大会总结时透露，海阳全县有120多名干部非正常的离开了人世。



正在这个时候，刘少奇同志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就运动的性质问题和某些重大政策问题作了新的规定，下发了中央文件即十八条，刚要传达又被收回，原来文件上报毛主席时，毛主席很不满意，于是中央工作会议重新集合，毛主席讲了话，形成了新的中央文件即二十三条，批评了刘少奇同志提出的运动的性质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和党内外矛盾的交叉的说法，明确指出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批评了各地存在的人海战术。阴历年前，传达了中央工作会议和二十三条，使过火的运动降了温。这时团部简报通报了杨得志司令员在他点上的讲话，指出四清运动不光要搞几个钱，重要的是清思想，是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武装人，要大力推动学习毛主席著作。从这时开始转向了实事求是的材料落实工作，原来搞出的干部经济问题，大部分都据实推翻了。事实也表明，那时广大基层干部是廉洁奉公的，所谓的问题，不少是家庭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占队里几十斤粮食、几十斤瓜干，再就是就着花生米、炒个豆腐喝个穷酒，严重的贪污、盗窃极其少见。
在此基础上，工作队在帮助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同时，帮助生产大队、生产队建班子，建立新的党支部，选出生产队长、会计、保管，从县到生产队都建立了贫下中农协会组织。到1965年6月工作队从海阳撤回。
经过休整以后，工作队又于10月返回泰安搞了第二批，至1966年5月结束。第三批刚要进行，文革爆发。随着刘少奇同志被批判，桃园经验也遭到了批判，工作组又被说成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0月开始，我们工作组长除少数被章丘造反派揪住批判外，多数又被泰安农村的造反派揪回去检讨批判，大家集体住在公社餐厅的土地上，天天都有成群结队的造反派，喊着吼声震天的口号，来揪回本村去进行批斗。同志们都内心不服，有的同志坚持向上级请示，但这时省地县委领导同志整天被造反派“炮轰”、“油炸”、“揪斗”、“游街”、批判，领导机关已经大乱，向哪里去找党委呢？这时副统帅林彪有个讲话，说“群众运动有天然的合理性”，“既便群众骑在我们头上拉摊屎，换个社会主义也值得”，所以也只能老老实实忍之，有的受到了体罚，至阳历年返回章丘。至此四清运动走完了它的历史使命。
“三同”“四清”的工作、生活作风
在当时对外反修、对内防修的大背景下，中央一再强调干部要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要和群众同甘苦。1963年5月，浙江省委向中央工作会议报送了七个关于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材料，毛主席相当重视，批示指出：“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中央还指出，干部变质，懒字开始，懒、馋、占、贪、变这是一条腐化变质的规律。对此，中央先是印发了关于在党内不称职务的通知，上上下下一律称同志。同时作出了关于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决定。省里又作出了一二三的规定，即县级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年要达到一百天，公社级干部二百天，生产大队级干部三百天。印发了劳动手册，每次由生产队长盖章确认。为了保证四清运动的顺利进行，省委提出了要以四清的精神组建工作队，建立一支三同（即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四清的过硬的革命化的工作队，从省委做起，省、地、县、社各级一把手都要亲自参加四清运动，并抽调强有力的干部组成工作队。章丘半个县委的常委参加了工作队。在入村前，以县为单位进行了半个月的动员集训，并制定了工作队员守则，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艰苦奋斗的生活作风和群众纪律讲的清清楚楚，所有队员都不准搞特殊，不准饮酒，不准在群众家吃鸡鱼肉蛋。参加工作队的从省部级领导干部到办事员，从上将将军到少校军官一律称同志。地委以上的领导干部如泰安地委书记刘众前、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来山东蹲点的国家体委主任荣高棠、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克实等等领导同志都改姓化名，以普通工作队员的身份出现在群众中。吃住的农户都是按照“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的观点挑选的最穷的贫下中农，按照当时的规定每月12元的生活费和39斤粮票（那时月供粮票为27斤，参加工作队后再补助12斤）和一斤油票交给住户房东，随房东一块吃饭。在泰安的时候还能吃到玉米煎饼，到海阳后由于群众生活非常困难，在房东家睡的是土炕，靠白天砍柴，晚上烧炕取暖。天天吃的是蒸的地瓜干子，喝白开水，就的是蒸虾酱，由于天天劳动，饭量又大，吃饭时老担心一天1.3斤粮票吃超了，怕房东赔了本，所以天天吃不饱。每当房东过节、过生日或改善生活买来了点肉、蛋或鱼时，我们都害怕，就在街上代销店花半斤粮票买半斤饼干以当饭食。明水公社的一名工作队员就是因为在房东家吃了猪肉水饺，而受到了大会批判，开除了工作队，并给以留党察看处分。工作队在工作时间的安排上，每天早上政治学习或集体安排工作，上午随社员上山下坡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下午、晚上搞四清工作。这样搞了一个冬春，不少队员得了浮肿病，在这种情况下，杨得志司令员的点上率先提出来，为了打持久战，病号工作队员的生活可以自炊。并刊登在四清简报上，这才松动了一下，患浮肿病的同志参加到自炊的行列，其他队员有的就调整了吃住的房东，只要是根子正的贫下中农，不一定非找最穷的户。在那时工资极低的情况下，也积极学雷锋，为贫下中农捐衣、无偿的买药治病、办好事。我同县委第一书记张海涛住在一个房东，他见房东刘希环当饲养员穿的单薄，立即把刚买的一个秋裤给了房东，我当即把我刚做的一件学生兰棉大衣给房东当棉被盖在身上，他盖了两个月退给了我，但总是一个牛粪味去不了……。那时真可谓是坚定的政治方向，廉洁自律的奉公精神，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现在看，当时的做法虽然有些左，但那种与群众同甘共苦密切联系群众、一尘不染自觉遵守群众纪律和忘我的奋斗精神依然是可歌可泣的！（刘宝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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