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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潇枭  陈明:回忆丁玲艰难平反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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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3-19 23:04:3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陈明:回忆丁玲艰难平反路

周潇枭
《中国新闻周刊》2010年第8期

  1984年,中组部作出了《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认为“丁玲同志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陈明回忆说,看完通知,耄耋之年的丁玲说,现在我可以死了。
  
  丁玲(1904~1986)
  著名作家、社会活动家,曾因《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荣获斯大林文学奖。
  1928年,丁玲凭借《莎菲女士的日记》蜚声文坛,上世纪30年代初加入“左联”,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丁玲被秘密逮捕,被国民党特务软禁,这成了纠缠丁玲一生的政治阴影。
  其实丁玲并未改变政治信仰,她于1936年逃离南京,并辗转抵达陕北。延安特地为她举行了欢迎会,毛泽东誉之为“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丁玲曾担任苏区“中国文艺协会”主任、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等要职,还发表了有争议的《三八节有感》一文,针对延安存在的隐性歧视女性现象,提出了直率的批评。因为毛泽东的保护,丁玲才得以在延安“整风”中过关。
  建国后,丁玲曾任《文艺报》主编、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等职、1955年起丁玲屡遭厄运,先被定为反党集团主要成员,1957年又被定为右派:毛泽东亲自批判了诸如《三八节有感》等一批在延安时期受过批评的作品。
  1958年,丁玲被开除党籍,而后下放到北大荒劳改,“文革”期间又被关进秦城监狱达5年之久。
  1979年平反后,丁玲重返文坛、晚年又被人批判为“左”,丁玲曾说:“我不管它左还是右,我也不晓得什么叫左和右,我只晓得现在骂我左的人,都是当年打我右的人!”
  
  编者按:
  1942年,38岁的丁玲与25岁的陈明结为夫妇。
  2010年,陈明出版了由其口述的《我与丁玲五十年——陈明回忆录》,书中描述了他陪伴丁玲由“红”转“黑”、遭逢劫难,以及平反的过程,为这段起初“不相称”的爱情,呈上了一份刻骨铭心的纪念。
  如今,业已93岁的陈明在北京木樨地的公寓里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的专访。
  
  1975年5月,71岁的丁玲摆脱了牢狱生活,被送到山西农村劳动改造,见到了分别6年的丈夫陈明。她第一句话就说,“哎呀,这个地方好!” 陈明接道,“两个人在一块儿就好!”
  
  下放嶂头村
  
  如今已年逾九旬的陈明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说,“上面”当时没有给他们夫妻俩安排什么具体的工作,每个月还有200多块钱的生活费, “生活是绰绰有余”。
  初到嶂头村的丁玲夫妇,没打算长住。一年多后,两位老人看没有机会走,才在村里找了一处空置的老院子,修缮了一下,这才算在嶂头村有了属于自己的家。陈明还记得那是一所大宅院,“屋前是个很大的院子,种着几棵苹果树和核桃树。有五间屋,中间三间大屋,两间作为我们的活动室,用于平时吃饭、听广播、看电视或接待客人,另一间做卧室兼书房。”
  刚到嶂头村时,丁玲除了老毛病腰疼外,还有关节炎、糖尿病。陈明回忆说,从1967年后,他们就很少见面,丁玲“在‘文革’中吃了很多苦,年岁也大了,身体越发不好了”。劫后重逢,陈明最大的想法就是“一定要把她的身体搞好”。
  有一次,陈明听老乡说山药对治糖尿病有好处,就在院子里自己种。丁玲对养鸡有兴趣,陈明就用铁丝网在院子一角围了个鸡圈,养了十几只母鸡,这样鸡蛋也有了。随着生活条件的逐步改善,丁玲的健康状况也慢慢好起来。康复后的丁玲,首先想到的是继续中断了十几年的文学创作。
  陈明回忆说,当时丁玲还想写完她的长篇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这篇小说的前一部分1956年已经在《人民文学》发表了。要继续写作,首先得把原作找来。长治市有个图书馆,陈明就跑去找,没想到还真找到了那一期的《人民文学》,“我真是高兴,立刻就借回来了,想要把它抄下来,抄了之后丁玲再接着写,接着改。”他说。
  丁玲写作需要纸。嶂头村边上正好有个印刷厂,有很多印地图剩下的边角料。陈明就把这些纸攒起来,打眼,装订成本子。
  丁玲是名人。很多来嶂头村的人得知她在这里,都很好奇,要跑来看看。最后人实在太多了,弄得丁玲没办法写文章,陈明只好把她反锁在家里。
  
  找胡耀邦申诉
  
  在嶂头村,丁玲为了了解外界的信息,订了《人民日报》和《山西日报》。陈明考虑到丁玲年纪大了,眼睛不好,文字的东西不能看得太多,又给她订了份《人民画报》。
  1976年,丁玲在报纸上得知毛泽东去世的消息,很悲哀。陈明说,她总还在想,要把《在严寒的日子里》这本书写出来,将来如果有一天能够见到毛主席,能把这本书给毛主席看,证明自己还是个好党员,还是党的儿女。
  身在农村的丁玲,了解的政治信息很少,无法准确判断中国未来的局势,但对自己的前途也不悲观。1978年春,当她得知中组部开始平反冤假错案后,就开始写申诉材料。陈明回忆说,材料写好后,丁玲首先想到了当时在中组部工作的胡耀邦,“因为过去和他接触过,比较熟悉,认为他这个人很正派,很公正”。
  为此,陈明还特意跑了一趟北京,怕材料邮寄不知会落到什么人手里,会使事情更加复杂化。陈明记得,1957年丁玲被打成右派以后,他和丁玲很苦闷,有一次就在马路上碰到胡耀邦了。胡耀邦一看到丁玲和陈明,不是那种不屑于、不想见你的表情,而是很愕然,很意外,还跟丁玲夫妇握了手。
  这次到了北京后,陈明不敢随便找人,打听到胡耀邦住处后,直接找到他家。但胡耀邦那天不在,没有见到人,陈明就把申诉材料留下了。过了几天,中组部一位同志约见陈明,告诉他。胡耀邦同志很忙,丁玲的材料收到了,他看了,他对丁玲向来关心,会好好处理的,你就放心吧。
  陈明回到嶂头村不久,公社党委书记就来通知丁玲,说是根据中共中央11号文件的规定和山西省委的指示,决定给她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村里还特意开了一个正式的会议,宣布这件事。丁玲在会上发了言,请求党“清理复查我这一生,特别是与我的政治生命有关的几个关键问题,并且作出相应的结论”。“她意思就是说,不是摘了帽子,我丁玲的问题就结束了,这只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开始。”陈明说。
  当时虽然“四人帮”垮台了,但是在丁玲平反这个问题上,还是有很大的阻力。一些文章在提到丁玲、冯雪峰时,仍沿袭旧说,说他们是右派反党集团。尤其是有一篇谈鲁迅《悼丁君》的文章说姚文元是丁玲的儿子。大队支书看了就来问丁玲,姚文元是你的儿子吗?丁玲说,姚文元如果真是我的儿子,我还能在你们村子里住着吗?人家是政治局的委员啊!
  “在这个时候,写这样的文章,就是制造舆论啊!就是说,丁玲你就别妄想平反了。有人不希望我们回北京。”陈明说,丁玲有点不服气,为什么都能回北京,偏偏我就不能回?于是就向中组部提出申请,说她身体不好,要回北京看病。
  那段日子,丁玲夫妇不停地给中组部 写信,给胡耀邦写信,给王震写信,但都没有回音。丁玲心情也受到些影响。那年中秋,村子里这家那家来请吃饭,她也不愿意去。几经努力,中组部终于同意了他们的请求,让丁玲回北京治病。
  1979年1月12日,历经坎坷的丁玲终于回到了北京。
  
  恢复名誉
  
  丁玲在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就给中国作协党组写出了《我的请求》,请求尽快恢复她中断了20多年的党籍。然而让她失望的是,她写给作协的信,远没有她投寄的小说和散文那么容易引起重视。
  丁玲平反的事,归中国作协“复查办公室”处理。陈明回忆说,他们告诉丁玲,你的事解决没有问题,只是对当年的几位领导人还要做点思想工作。每次他们来,丁玲都着急,催问复查结论怎么样了,他们总是说快了快了。
  几个月后,作协“复查办公室”送来了《关于丁玲同志右派问题的复查结论》,仍然认为丁玲1933年被国民党逮捕后在南京有变节行为。丁玲自然不能接受,提出保留意见。
  陈明猜测,大概就是因为丁玲对她的历史结论有意见,她恢复共产党员党籍的事也拖着,没有解决。
  此后不久,丁玲被增选为全国政协委员,还让她去参加政协的共产党员会议。那天,她走进会议室,第一句话就说,“我没跑错地方吧?”因为当时作协还没有恢复她的组织生活。会议召集人周而复说:“你没有走错,就在这儿开会。”那是丁玲回北京后第一次参加党员会,她很激动,还写了散文《“七一”有感》,说:“党啊,母亲!我回来了,今天,我参加了政协党员会。整整21年了,我日日夜夜盼望着这一天。”
  尽管恢复党籍问题暂时得不到解决,丁玲依然保持着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与向往。在一次接受访问时,她这样表示:“1958年我被开除了党籍,早已不是党员了,但我还是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我努力让自己照一个党员的样子去看问题,对待人和事,对待工作。”
  直到1984年,中组部才作出《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
  当天,丁玲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说,“我写文章已经60年了,可是,到今天我才第一次感到我的文字是不够用的,我从脑子里找不到最合适的字眼来准确地、充分地表达现在的感情。这种感情如风驰云涌。如果不讲,不叫,我就无法平定我这种深沉而又激荡的心情。”
  
  盖了面红旗
  
  1985年春,丁玲最后一次外出,她去了延安。延安是丁玲多年来十分思念向往的地方,自1945年离开后,她一直没有回去过。回到延安,她重访了毛主席曾住过的窑洞,还去了当年参加土改的桑于河。陈明说,丁玲一直有个想法,想要住到那里去,写完她的长篇《在严寒的日子里》,可惜未能如愿。
  从1985年开始,丁玲的身体情况越来越不好,住进了协和医院。1986年3月4日,丁玲走完了她82年的人生之路。
  丁玲去世时,关于她的生平介绍引发了争论,陈明提出,应该写上“丁玲是继鲁、郭、茅之后又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作家”,有人不同意。陈明又表示丁玲的治丧委员会不希望周扬参加,结果有人说不搞治丧委员会,陈明同意了。
  举行追悼会时,陈明向中组部提出,丁玲遗体要盖党旗,但没有被批准。陈明回忆,习仲勋说,丁玲同志的遗体盖党旗,是完全应该的,但是中央规定只能副总理以上才能盖,这样就不好办了。
  最后,黑龙江农场总局的几位同志,代表北大荒人给丁玲盖了面红旗,上面写上大字:“丁玲不死——北大荒人献”。陈明记得,当时由于一时找不到大的红旗,只好用两块红旗缝在一起,盖在丁玲的遗体上。
  陈明回忆,作协印了很多讣告,据说寄了,但是遗体告别仪式结束那天晚上,邓颖超的秘书来电话告诉陈明说,对不起,没有收到讣告,所以没能参加告别仪式,是看了电视新闻才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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