霜叶：大卫·库普 一个在中国参加文革的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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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在中国参加文革的外国人　　
　　
1964年9月我从渭北黄土高坡的一个褶皱里走出来，跨进了西安外国语学院有着欧洲建筑风格的拱形大门。 　　
看惯了黄土高原的沟沟豁豁山山峁峁，外院的一切让我倍感新奇。最吸引眼球的是学院聘请的外籍教师，他们中有法国的、英国的、西班牙的……。我记得法国来的两位教师留着如同马克思、恩格斯般的大胡子，你无法辨别他们的年龄。可是一两个礼拜过后，当他们刮去了大胡子，穿上了中式对襟袄，露出了庐山真面目，原来他们也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大卫比其他外籍教师来外院要晚一点，大概是1965年。从英语系的同学们口中我断断续续听到了这个高个子、蓝眼珠、下巴向前突出的白种人的一些信息。他是名中学音乐教师，是澳大利亚共产党党员。当时在外院任教的外籍教师有十多位。其他专家都住在人民大厦，车接车送，一下课就走人，唯独他一人住在学院教研楼里。自个儿买了一辆自行车，整天骑着它出出进进。我常看见他和英语系的同学一块聊天，打羽毛球，玩扑克，脸上老是挂着笑容，一副活泼快乐的样子。　　
一次我和英语系的一位同学在校门口聊天，他拿着一本外语杂志走了过来。打过招呼后他们便聊了起来。我学的是俄语，不懂英语，但从表情上看出他们谈得很投机。大卫离开后，那位同学告诉我，他们在议论越南该不该和美国和谈。大卫说，和谈不是屈服，而是一种策略，毛主席当年还去重庆和蒋介石谈判呢。我不由得对这位外国老师肃然起敬。　　
1966年6月文革开始后，外籍教师都已回国，唯独大卫还留在学校。文化大革命把这个外国人也卷了进去，参与了派别斗争，写大字报，和英语系的同学辩论，什么“筹委会”“临委会”“井冈山”（当时外院的一个群众组织——作者注）的。他对当时的造反派组织临委会的做法很有看法，认为群众组织开出党员党籍，搞打、砸、抢、游街等一系列活动是受‘左’倾机会主义的影响，并受坏分子的操纵。他写了一篇题为《让我们治病救人》的大字报，提出，“要把那些存心要把我们引上背离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人清除出去，然后我们才能搞造反派、革命干部和解放军的三结合”的主张。　　
大字报一贴出，立即引起全校关注，很快地传遍了整个西安地区，传到了北京。也有人说，这是空穴来风，没有此事。那时兴批改大字报，有支持的，有反对的，各抒己见。有人将大字报上大卫·库普的署名改成“大卫·裤衩”。这侮辱性的举动使他很不高兴。对立派群众组织借题发挥，说临委会破坏国际团结。大卫又写出大字报，说他个人不代表澳国，对他有意见，不能算作破坏国际团结，不会影响中澳关系。他希望大家团结起来，搞好文革。一个外国人如此坦诚，让人敬佩。　　
他常一个人骑着自行车，走出西安到附近的铜川、兴平等地考察。当时有种说法叫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我脑海里曾冒出个想法，这个外国人是不是在搞特务工作，在收集情报？记得工宣队进驻外院时，他也参加了，还举起照相机为工宣队拍照。这事引起了工宣队的师傅们的怀疑。现在想来，他只是想把那他认为有意义的场面记录下来。　　
后来他去了北京，学校革委会成立时，他又从北京回来。他对造反派搞奢侈浪费看不惯，写大字报陈述自己的观点。我只记得他讽刺地说，“昔日的外语学院如今变成了西方的游乐园。”这话听起来不顺耳，但却击中个问题的要害，后来中央三令五申要求刹住这种铺张浪费风。　　
1968年10月，大卫离开了外院，听说去北京某英文杂志社工作。　　
1972年9月已经在陕北安边中学当了两年教师的我，在一份中央印发的《学习材料》中读到这样一段文字：“　1967年3月20日　，毛主席对澳大利亚推荐来中国的大卫·库普反映西安地区文化大革命的题为《让我们“治病救人”》的一张大字报的批示：‘这个外国人很能看出问题，分析得很不错。总理阅后，送文革小组一阅。’…… ”　　
看来过去关于大卫的传说不是空穴来风。这份材料就是最权威的证明。　　
如今，文革已经过去了40年。不知道大卫·库普是否还健在？如活着，也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如果他还能来中国，再来西安看看，不知会有多少感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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