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龙潭：参加陕西宜君农村“社教”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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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陕西宜君农村“社教”的经历
西电4641 陈龙潭　　
   
  毛泽东在1964年夏天的一篇谈话提出“阶级斗争是主课”观点，要求在校大学生分期分批到农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那时我们大学生的脑子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点根深蒂固。我算是热血青年，决心当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摩拳擦掌准备到农村去接受革命锻炼。这也是我们人生中第一次到社会上开展工作，是接触社会和认识社会的好机会，我对此充满兴奋和期待。
  我们学校二千多师生于1966年3月到陕西黄陵县，陕西省延安地区第三期社教工作团在那里集训。黄陵也是社教工作总团驻地，负责黄陵和宜君两个县的社教工作，总团团长赵谭冰，时任延安地委第三书记。我们学院戴院长担任总团副团长。
  集训时，主要学习文件，例如“前十条”，“后十条”，“二十三条”等等，也听地委领导和英模的报告。我们会上会下最喜欢听参加过第一和第二期社教的干部介绍经验。那些文件我们在学校里早就反复学习过，我对一些具体的政策界限，例如农村阶级成分划分规定，就格外关注。每个队员发一本社教文件汇编手册，其中有严格的工作队员纪律条例，可以随时查阅。我思想深处感到不安的是，“二十三条”里明确否定了“后十条”的某些内容，而且王光美的“桃园经验”也被公开否定了，我们不知道背后的风浪有多大？
  我们班被编在宜君县哭泉公社工作队，队长是安塞县县委书记，姓刘，我们的班主任担任副队长。队员由安塞县干部和我们学校教员学员，以及省公安总队干部（数量少）混合组成，进驻农村生产大队和小队的各个工作组组长和小组长都是安塞县干部。
  虽然“二十三条”里规定不搞“人海战术”，但是在两个不上十万人口的县投入五千多外来干部，无须讳言，依然属于“人海战术”.
  我们的社教工作队设法庭，拥有县级公安机关的权力。法庭庭长姓杜，北京政法学院毕业，原为安塞县法院副院长。集训时他和我们一个组学习，我听过他的一些“高论”，即执法时如何贯彻阶级路线，不是法律面前讲平等，而要看阶级出身谈量刑轻重。
  在一个大组学习的安塞县干部李锦文担任过县检察院副检察长，我第一次听人讲检察院的工作范围，知道检察院与公安局的分工区别，增长了知识。
  现在可以说，当年的社教运动就是后来“文化大革命”的预演。从《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前十条”)开始，中央把它作为指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在党内传达。“前十条”对农村形势作了“左”的估计，认为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正在对党猖狂进攻，要求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把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文件传达毛泽东的话说，如果不抓阶级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四清”就是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1965年初公布的“二十三条”，更明确提出四清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
  我们集训学习的四清工作方法，前提是认为农村百分之七十以上基层干部有“四不清”问题，起码也曾“多吃多占”过集体经济；所以要依靠贫下中农，象当年土改一样，摸底排队，扎根串联，重新组织农村阶级队伍。此外，还有“民主革命补课”问题，深挖土改时漏划的地主富农。
  通过学习文件，我第一次知道“反革命”是怎样定义的，知道了历史反革命的划分方法。还有一点，即关于“反革命社会基础”的定义，“六种人”概念。不过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把主要亲属被“关，管，杀”的子女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广义对象，太严了吧？后来文革中初期公布“公安六条”中，规定这六种人都不许参加“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串联）。
  我认识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反修防修的主要措施。要保证社会主义的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一是要搞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培养，二是要持续不断的进行社会主义教育。那时在我的脑子里，虽然没有“离经叛道”的念头，但是对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共产风”和“浮夸风”是有印象的。我买过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单行本），到1962年自然灾害期间偶尔翻阅，发现决议里有很多脱离实际的东西，例如主张把全国耕地减少三分之二，空闲地种植花草；而且有些规定，如实行部分供给制、举办公共食堂、乡村居民点、推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等超越了当时的客观条件，那些政策到1962年已经公开废止。所以我对中央集体通过的决议也缺乏一般人的迷信和盲从，总想弄清楚一项政策的根由和所能达到的效果。这种认真思考态度可能导致信仰崩溃，对个人的前程无疑是十分危险的。
  全国都已经搞过“面上社教”，现在要搞的是“点上社教”，预计陕西搞完第三期后，就有三分之一地区完成“点上社教”了。但是城市里的“点上社教”刚刚开始。我如此计算，等到一省全部完成社教任务，还要七年之久。如此循环往复，经过社教整顿的基层政权平均“蜕变”周期会比十年更长吗？1966年7月初，我们班的一个同学到上期社教的洛川县外调，他与村子里的几个贫下中农座谈，都说经过社教后，村子里欣欣向荣的气氛维持了一段时间，但是慢慢又恢复了老样子。于是，我们对社教的伟大意义，能否从根本上解决农村中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的前景，产生了疑问。
  还有个问题，我曾经与同学私下讨论过。阶级斗争贯穿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整个历史时期，可能需要经过5-10代人时间（当时“九评”中提法）。可是，作为农村中专政对象，老一代地主富农，正在逐渐年老死去；如果将来连地富的子女也年老死了，那农村的专政对象在哪里？如何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如果象一份文件说的，有人建议划分“新地主”，“新富农”，“新资产阶级”；寻找新的“阶级斗争活靶子”，可行吗？
  当时有一句描述和平演变顺口溜：“穷则思变，变则富，富则修”。1965年夏天我们参加去延安的政治野营活动。在延安听行署交际处处长的报告，他说东欧国家人来延安参观说，革命成功后要搞建设，要过幸福生活。他反驳回答：还要继续革命。（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继续革命”这个词）。如何使革命思想代代相传呢？我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对于我可以做到“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但是对于以后几代人，没有深刻感受新旧对比的人，革命传统教育还那么有效吗？涉及一个悖论：因为一穷二白所以要闹革命，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那么解放生产力又是为什么？一般群众生活水平提高后，还会舍生忘死干革命吗？还有解放全世界的雄心壮志吗？
  黄陵集训结束后，4月中旬我们开赴各自工作地点。哭泉工作队成员分乘二辆汽车，到哭泉下车。提前几天派出的先遣队员在公社等候，步行把我们领到工作村子。
  社教那年宜君县归延安专区管辖，现在则归铜川市管辖。那时全县人口6万，县城仅二千多居民，是我所见过的规模最小的县城。
  宜君县哭泉公社就坐落在从铜川到延安的公路边，哭泉岭顶部。1965年夏天，我们野营时路过，曾经在镇里住宿一夜。这区内梁、峁、沟、壑纵横交错，构成了复杂神奇的地形地貌。平均海拔为1400米左右。哭泉岭上有眼清澈的山泉，就是远近闻名的哭泉，因秦时孟姜女传说而得名。域内自然环境优美，空气新鲜，气候湿润，无污染，小气候明显。社教时1966年5月底我才脱去棉衣，应是盛夏最为理想的休闲避暑之地。
  汤家塬生产队，距离哭泉公社（乡）10里左右，在山脊上的土路可以通行畜力车。村子里共21户，没有地主富农。该村平均每人约有10亩坡地，国家在山区征收农业税很低，百分之五左右，一年好收成就够吃几年的。家家都有许多存粮，生产队的集体存粮也够全村吃半年以上，远远胜于陕北榆林专区的农民吃粮水平。村子里没有电灯，有一部手摇电话机，与有线广播共用一根线，与大地形成传导回路；以闸刀开关切换，话筒听筒就是舌簧式喇叭。村办小学是最好的建筑物，从邻近公社请的一个教师，一年级到四年级在一间教室里，复式教学。
  哭泉镇和麻庄大队都没有流行地方病。汤家塬距离哭泉不算远，离麻庄大队才5里，却是严重的克山病区。妇女患慢性克山病比男性多，症状以心脏病变为主，吐黄水；老年男性也易得此病的，阳寿很有限。附近村子还有严重大骨节病（水源有问题），我看见邻村东场队和向洼队几个因病致残的儿童，只能终身在地上爬行，惨不忍睹。摸底时，我查询各家来汤家塬落户的历史，发现少有三代同堂的，在汤家塬没有持续生活四代的，急型克山病爆发很容易让一家人断子绝孙。那时医学上对大骨节病和克山病无有效防治方法，工作队员都知道，20岁以上的人到这样地区干半年多，危险性不大，咬咬牙可以坚持；但我们班仍然有一同学王世云（在淌泥河大队社教），1966年7月因克山病命丧哭泉，至今他的墓碑依然立在哭泉坡。
  年轻时我的胆量不小。汤家塬北山坡下是东西走向绵延十余里的深山沟，沟底有潺潺流水，两侧山坡森林茂密，看见有许多百年以上的柏树，到处鸟语花香。听村民讲，凡是搬到那沟里居住的人家，生活一段时间后就突然全家患怪病绝户。我没有害怕遭遇狼之类意外，曾手拿木棍单人下到沟底，看看过去人家居住的旧窑洞，看看水源是否怪异。
  解放前就在这里生活的只剩3户，其余农民是1955年到1965年期间迁居来的，外来户占主要成分。从陕南商洛地区逃荒来的多些，也有河南安徽来的。有些农民的政治面目不清，有当过国民党兵的；也有更复杂的，例如一个34岁姓李的河南藉农民，刚解放时在华东军政大学学习过，本来可以成为国家干部，怎么变成逃荒的农民？他始终没有说清楚个中原因，工作队派出的外调也没有成绩，直到社教运动结束还是个迷。有个商洛来的妇女，刚解放就参加了共产党，当过乡妇联主任。我问她为什么要抛弃党籍和工作携全家来这里？她诉说受欺负迫害，没有饭吃。我也没有更具体追问下去。讲点实际的，敢到克山病区落户的人，只为了眼前有饱饭吃，甚至不考虑老年健康，也不考虑后代延续。即使有“政治不清”的逃亡分子混杂，那也不会是“漏网大鱼”。
  汤家塬工作小组有三个队员，组长老白是安塞县公社级干部，清涧县人，解放前入党，文化不高。我们两人睡一个土炕，晚上常常聊天。我很喜欢听他讲安塞县干部里种种人和事；老李是安塞县水利局干部，北京林学院毕业。我资历最浅，分配我负责共青团，妇女，民兵等工作。财务查帐上，汤家塬曾经为大队部，老李负责查大队帐目；我负责查小队帐目。开会社员时，我宣讲文件，解释政策，读报纸，教大家唱歌。这是我第一次做社会工作，也是专门“整人”的工作。过去我和陌生人说话很腼点，现在则完全放开了。
  我在某些生活常识上很无知。例如有一天上午，我路过生产队副队长家，看见副队长老婆站在院子里。我问，有事吗？她说腿疼；我没有在意。二个小时后，一个妇女来报告，说这副队长老婆生孩子了，是死胎，人昏过去了。我赶紧给工作队打电话，要求工作队派医生来。经过一个小时，医生赶来了，被那妇女领去救人。后来医生说，人已经醒了，无大碍，留下些药。我跟老白讲这过程，老白说第一次见这婆娘就知道怀孕了；而我却傻乎乎的。
  村子里凡是1960年后当过基层干部的都被审查。先“赶鸭子上架”，逐个谈话，要求其交代问题；然后发动贫下中农揭发检举。工作队摸排重点，逐渐确定主要斗争对象。
  我们下乡前就作好吃苦的思想准备。下去后就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浑身长许多虱子，毫无怨言。吃饭由队里派饭，只能安排在贫下中农家里，每家一星期，每天交八角钱和一斤粮票。当地没有种植蔬菜的习惯，常摘取桦树叶子做腌菜，味道又苦又涩，我咬牙吃下去。我常逐户访贫问苦，学习当地方言，与农民拉家常。要问我们是否和贫下中农建立深厚的阶级感情？我没有，观察别的队员也不会有。首先工作队居高临下的地位，就不容易让农民贴心接近。其次工作队早晚要离开，一切工作都具有临时性质。客观存在的城乡差别也妨碍队员真正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
  工作队集训时涉及一个问题，就是培养对严重四不清干部的阶级恨意识。到贫困地区的农村四不清干部的家里看一下，那简陋的房屋或土窑洞，破烂的家具，饭菜可口程度，简直无法与大城市的普通工人家庭相比；更不敢与城市干部家庭相比。所以有些队员对四不清干部恨不起来，影响阶级斗争意志。工作队我们要求拿贪污分子的家庭状况和贫下中农比，找出不公平的差距，增加对鱼肉百姓行为的愤恨。
  为查账目，我先学习农村会计知识，死啃一本会计手册，并向老队员和会计虚心求教。因为我的数学基础好，所以很快达到合格会计水平。历年所有重要收支款项都与社员们公开回忆核对。农村记帐凭证不合乎规范，私人的“白条子”多，也有收入不上帐的，这样“内查外调”的工作量很大。但是那时的山区农村会计大都是小学文化，造假帐的本领不高明，一些漏洞容易被发现。我有时与小队会计谈话，讨论帐目表面平衡的疑点，质疑一些收支记录的真实合理性，使会计难以辩解。1966年5月底，小队会计出逃。我一边查帐，一边承担临时的会计记帐职责。
  对于顽固不交代问题的大队长，大队会计和小队会计，就组织贫下中农的斗争会。这样的斗争会比文革要文明些，至少没有动手打人的。最积极参与斗争的社员，就是几年来对基层干部心怀不满的或受压抑的。除了正面就事论事辩论，也有喊口号的，间或有辱骂的。通过斗争会仅仅是杀杀四不清干部的威风，没有当场交代重大问题的。
  1966年5月上旬，全国开始批判“三家村”，声讨邓拓、吴晗、廖沫沙。按照上级要求，我给村民们读报讲形势，加入文化大革命的内容。6月初从聂元梓的大字报启动，全国各个大学出现大字报热潮。大城市里的轰轰烈烈运动使工作队内部矛盾也上浮。我们这些大学生很看不惯某些安塞县干部的工作作风，喜欢吹牛拍马，浮夸和表面文章。7月中旬，工作队开始集中整顿，允许内部写大字报。学生队员很想提意见。面对社教团内部一场风暴，我写了几份表述个人意见大字报草稿。恰此时上级要求每个班派几个人回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我被选中，于是收拾行李回西安了。因为对社教运动已经失望，本人从内心也巴不得离开工作队，全国形势已经以文化大革命为中心，报刊和广播很少提社教了。
  后来听同学说，工作团内部的整顿演变反右运动。各个工作队奉旨大抓学生“右派”，情景凄惨。然后是本校学生们借助全国形势，8月8日文革“十六条”公布后奋起造反，在黄陵把总团团长拉出去“游街”。从此，延安地区来参加社教的干部也开始分化，各种对领导有积怨的干部站在了学生一边。我所在的哭泉工作队，改由学生担任文革领导小组组长。省公安总队（那时改称省军区独立师）的干部奉命不参加文化革命，撤离工作队。
  8月下旬，所有参加社教的学生一律撤离，回学校搞文化大革命。陕西省委和西北局受到造反学生的严重冲击，威信尽失，机关渐渐瘫痪。陕西省第三期社教在12月份匆匆结束，全国的社教运动也从此结束。随着文革的继续，已经搞过重点社教的地区，借助批判“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工作队（组）。那些挨过整的干部和群众起来造反，很多地方把所谓“社教成果”一扫而光。
  现在看来，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尝试从上而下解决两条道路斗争的，而文化大革命则尝试从下而上解决“反修防修”问题。但是，这两种试验都失败了。这种失败也就是社会主义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失败。经过10年文革动乱，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同志在根据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落后，如果再不搞改革开放，如果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国将会被西方发达国家拉下更远的距离，也体现不出社会主义对于人民群众生活改善应有的优越性。所以带动党中央立下改革开放的巨大决心，并且成功地付诸实践，才有了今天这样强大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群众的基本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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