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叛徒大特务大黑手赵健民的反革命罪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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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叛徒大特务大黑手赵健民的反革命罪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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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倒赵健民联合作战部
《红宣兵》第四十二期

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目录

第一部分：赵健民是一个证据确凿的大叛徒
（一）向敌人供出自己的党员身份
（二）出卖党员，出卖组织
（三）自首投敌

第二部分：赵健民是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干将
（一）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上的“要员”
（二）一贯追随刘、邓，疯狂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三）妄图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实现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

第三部分：赵健民是破坏我省文化大革命的大黑手
（一）拉一派，打一派，千方百计破坏革命的大联合
（二）大搞反革命武装夺权，血腥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派
（三）把斗争矛头指向人民放军，煽动大抓“军内一小撮”，严重破坏部队稳定，妄图毁我长城
（四）网罗坏人，拼凑黑班子，打击迫害革命干部，破坏革命的三结合

第四部分：赵健民是执行美蒋特务计划的大特务

不结束语


　　千钧霹雳开新宇，万里东风扫残云。
　　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凯歌声中，全省军民和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经过了一年多的浴血奋战，终于把破坏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叛徒、大特务、大黑手、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干将赵健民揪到人民的审判桌上来了!云贵高原春雷动，山川林木齐欢腾!这是我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伟大胜利!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
　　赵健民这个三十年代从敌人的狗洞里爬出来的大叛徒，在中国赫鲁晓夫的包庇和亲自栽培下，不仅没有受到历史的惩罚，反而青云直上，窃取了党政要职。三十多年来，这个投降了国民党的赵健民，怀着对党中央、对毛主席的刻骨仇恨，采取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法，一直干着反革命的罪恶勾当。在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赵健民都是死心塌地地追随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充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急先锋。
　　在这次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赵健民出自其反革命的阶级本能，和阎红彦狼狈为奸，顽固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疯狂镇压革命群众运动。“阎王殿”被砸烂以后，他以百倍的仇恨，赤膊上阵，与美蒋特务密切配合，招降纳叛，组织反革命阴谋集团，耍尽一切阴谋手段，欺骗、蒙蔽、操纵了某个革命群众组织，疯狂地、不顾一切地把反革命矛头指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指向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妄图毁我长城，消灭无产阶级革命派，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以达到其搞乱祖国边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重建“阎王殿”的反革命目的。
　　赵健民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云南两千多万人民、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犯下了滔天罪行!
　　现在，毛泽东思想的春风已经吹到云南，彻底清算赵健民反革命罪行的时刻来到了!要夺取云南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就必须彻底批判赵健民的反革命罪行；打倒刘、邓、陶、李、阎，打倒赵健民，就是云南当前运动的大方向!就是当前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强音!让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组织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进一步剥开赵健民及其黑主子刘、邓、陶、李、阎的画皮，揭露他们的罪恶，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他批深批透，批倒批臭，肃清其流毒，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坏人干坏事总是藏不住的。赵健民在进行反革命活动时尽管狡猾地乔装打扮，但是在他一系列的表演中，不能不使革命人民闻到一些气味，抓到一些蛛丝马迹，不能不促使革命人民去思考、去调查。从去年五月以来，我们就陆续作过一些揭发批判，今年一月我们整理了一份材料向中央报告，现在把这个报告作些删节修改，公诸于世，为全省革命人民彻底揭露批判赵健民的反革命罪行提供一点线索。


　　第一部分：赵健民是一个证据确凿的大叛徒
　　伟大领袖毛主席极其英明地指出：“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自己跳出来，是大好事。”赵健民就是此次运动中自己跳出来的一个混在党内三十多年的老叛徒。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赵健民在山东济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经姚仲明介绍，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之后趁组织混乱之机，未经任何人批准，未办任何转党手续，即混入党内，并自行组成济南临时市委、山东临时省委，自任“书记”，到处招摇撞骗。一九三六年初刘少奇窃据北方局书记时，派其心腹干将、老叛徒黎玉与赵健民接上关系，对赵极为赏识，即封赵为山东省工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黎玉任省工委书记)。一九三六年九月，赵健民在济南小清河被捕，先后被关押在伪山东省政府捕共队、国民党第三路军指挥部军法处和伪山东省高等法院看守所。在关押期间，被审讯过六次，案情是“共产党的首要分子”，特务队“呈请”伪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枪毙赵健民；但赵健民竟得到韩复榘的刀下留情，转到法院只判了五年徒刑，而实际上又只关押了一年零一个月就释放出狱。对于这其中的一系列重大政治问题，赵健民从未向组织老实交待，反而竭力吹嘘他在狱中如何坚强斗争，并于一九六一年公开发表了《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七年山东党组织部份历史情况简要回忆》，无耻地为自己涂脂抹粉，并与其叛徒集团有关人员“统一口径”，掩盖其叛徒罪行。在文化大革命中，为了查清赵健民的这一重大政治历史问题，“八•二三”红卫兵小将和中共云南省委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总部从去年五月起，即多方进行调查。仅就我们调查到的材料完全证实，赵健民是一个供出党员身份、出卖组织和叛党投敌的大叛徒。
　　（一）向敌人供出自己的党员身份
　　一九六七年六月，省委机关联合总部向赵健民追问其被捕问题。在严词追问下，赵健民吞吞吐吐地说：“在审讯过程中，我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在这里，赵健民回避了是在什么情况下承认的这一重要情节。据查，赵健民被捕时，身份并未暴露，而受刑后即供出自己的党员身份。当时山东省工委秘书长景晓村说过：“赵健民被捕时身份未暴露”；一九三七年敌执法队长王子冕对山东省工委派往狱中看望赵健民的武思平也说过：“赵健民先不承认自己是党员，后来怎么样就不知道了。”去年姚仲明向我国驻印尼使馆战斗队交待问题时供认：“赵健民被捕受刑以后，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
　　（二）出卖党员，出卖组织
　　我们从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到了有关赵健民的部份敌伪档案，其中有一九三七年一月三十一日伪南京《最高法院检察署检察官意见书》，该件原文是：“查被告赵健民于民国廿三年夏为刘家典介绍加入共产党青年团，担负宣传工作，至廿五年九月为同党刘胜玉招赴莱芜县宣传，后复至周宝祥处报告莱芜县共产情形，又以该处被抄情况电告被告王福昌，遂被特务队捕获。此种事实，在侦察中已据，自承不讳。”这个材料说明：赵健民向敌人供出了济南乡村师范党支部委员刘家典和他自己在党内活动的情况，供出了莱芜县委书记刘胜玉和“被刘胜玉招赴莱芜宣传”这一党内机密，供出了发给寿张乡村师范党支部书记王福昌的电报和电报暗语，出卖了周宝祥和王福昌；这个材料还说明：赵健民对他供出的上述情况是“自承不讳”。这《意见书》是国民党伪南京最高法院检察署根据伪山东省高等法院报送的案情和赵健民的答辩书(即审讯记录)以及赵健民的上诉书、上诉状而提出的，这是赵健民出卖党员、出卖组织的铁证。
　　我们从别方面调查到的大量材料，也证实了《意见书》中所列各项情节。
　　关于供出刘家典的问题：赵健民在向我们交待时也不得不承认说，在审讯过程中，他供出“入党介绍人是刘家典”。
　　关于供出刘胜玉和“为刘胜玉招赴莱芜县宣传”的问题：赵健民交待说：“第四次审讯，主要是问到过莱芜没有?我说到过，其他就没有说什么。”这显然是不合情理的。敌人既然主要是问到莱芜的问题，会不追问是如何到莱芜的和到莱芜干什么等实质问题吗?在这里，赵健民又隐瞒了他已“自承不讳”的“为同党刘胜玉招赴莱芜县”和“招赴莱芜县宣传”等要害情节。在党处于秘密活动的情况下，知道党内这一机密的只可能是当事人刘胜玉和赵健民，而刘胜玉当时并未被捕或投敌，因此，供出党内这一机密的只能是赵健民。赵健民之流为了欺骗群众，说什么刘胜玉是叛徒刘伯戈、周茂森出卖的，“刘胜玉招赴莱芜县宣传”是刘、周供出的。但据刘家典和与赵健民同狱的尚立斋证实，刘伯戈、周茂森早在一九三四年十月就已叛党投敌，而《意见书》中写的招赴莱芜是在一九三六年九月。两年前就已投敌的刘伯戈、周茂森，是不会知道后来党内的这一机密的。由于赵健民供出了党内这一机密，刘胜玉便遭到了敌人的追捕。
　　关于供出电报暗语和出卖周宝祥、王福昌的问题：一九五九年三月，我济南市公安局审讯当时逮捕王福昌同志的李建业时，问李：“寿张那个(指王福昌)为什么逮的?”李供：“宋鸣时(特务队长)叫我去捕的，说是前边有个案子与他有关，从那个案子中出来的线索。”是什么线索呢?在赵健民一九六一年写的《回忆》中说：“小章同志也被捕了。因章士劳同志是自寿张乡师调来的，需要马上通知该校党支部书记王福昌同志，我遂于小记事本上起草了‘寿张民主饭店王福昌，祥病无大妨，特电知’，经黎玉同志看后发出。”又据当时赵健民、王福昌的辩护律师贾潜说：“关于王福昌的部份，记得好像因为一个电报被捕的，电报的内容有‘祥病无大妨’字样”。上述旁证材料证实，王福昌就是因为“祥病无大妨”这个电报被捕的。
　　电报的暗语内容是赵健民供出的。贾潜说：“当时济南市赶面巷一个秘密机关被破坏，有一个党员周宝祥未被捕，因而有‘祥病无大妨’那个电报”；伪《检察官意见书》中前面关于赵健民部份曾提到：“以该处(指周宝祥处)被抄情况电告王福昌”，后面关于王福昌部份又说：“该被告王福昌，既由赵健民以同党周宝祥处之机关部被抄情况拍电向其报告，则该被告……”。敌人为什么知道“祥病无大妨”的“祥”是周宝祥?为什么知道“祥病无大妨”的暗语是“周宝祥处之机关部被抄”?知道此暗语的，只有黎玉、王福昌和赵健民。当时黎玉未被捕或投敌，至今未查到是他供出的任何线索；至于王福昌，据贾潜说：“对于‘祥病无大妨’那个电报，当时王福昌的借口是他有一个哥哥叫王福祥，在济南病了，给王福祥打的电报”，王福昌也未向敌人暴露此电报的任何真情。很明显，供出此电报暗语的，就是赵健民。由于赵健民供出了电报暗语，也就向敌人供出了周宝祥处是党的机关这一机密，并出卖了周宝祥和王福昌。
　　尤其不能容忍的是，赵健民出卖了王福昌后，还向敌人供出了王福昌的详细地址和王在党内联系的代名。在我公安机关审讯李建业的笔录中，李供认：“民国廿五年秋天，宋鸣时说，‘队上没有人，你再出去一趟，到寿张东门外中学(即寿张乡师)去捕一个学生，捕的方法，你到学校南屋里，你喊老田，谁回头就捕谁’……我到了学校南边一个教室里，我在学校后边，我喊老田，有一个学生回头，我说：出来，我和你说句话。他出来就抓起来了。”敌人为什么知道王福昌的地址和王在党内联系的代名是老田?当时，赵健民任山东工委组织部长，了解王福昌的代名，而王福昌又是他供出的，因此，供出王的代名和地址的只能是赵健民。由于赵健民向敌人供出了王福昌的地址和代名，致使敌人顺利地逮捕了王福昌。
　　更严重的是，由于赵健民的叛变，致使王福昌同志，被敌人杀害在狱中。王福昌的妻子王冯氏反映说：“福昌被捕以后，就押到济南去了。第二年古历五月廿六日被韩复榘枪毙了。以后赵健民怕我们听了难过，告诉俺家说，福昌病死在监狱了。”
　 （三）自首投敌
　　一九三六年，刘少奇派大叛徒黎玉到山东任山东省工委书记，大肆宣扬刘少奇的活命哲学、叛徒哲学。赵健民被捕后，立即写信给黎玉，并一直接受着黎玉的黑指示。据山东省工委宣传部长林浩反映，当时黎玉曾下达黑指示说：“狱中人可以发表宣言，拥护韩主席，拥护国民党政府，拥护蒋介石。”狱中与赵健民同住一屋的尚立斋也证实说：“当时在狱中曾听到狱外有可以进行假自首，争取出狱为党工作的指示，为此，我们曾进行了多次讨论。”当时，山东省韩复榘伪政府也大力执行“反省自首”政策，就在韩复榘亲自审问赵健民那一次，先审问了牟平县一个二十多岁的人，韩听了案情后说：“叫他写个宣言自首”，这个人就下来了。紧接着是审问赵健民。审讯时韩复榘同样提出要赵健民反省自首。赵健民被审讯后曾对与他在狱中住同一屋的尚立斋说：“韩复榘亲自审问，几乎被枪决了(按：韩复榘审赵时，军法官袁道田向韩介绍案情说：“赵健民是共产党的首要分子，宋鸣时队长呈请主席枪毙他。”)韩复榘说：“什么共产党不共产党，都是些青年学生，血气方刚，听不得几句刺激话，就胡闹，去反省反省就行了。”赵健民反省自首没有呢?据他一九六一年写的《回忆》中说，他当时写信告诉黎玉：“我已被捕，罪名是参加共产党，我按实说参加是过去的事了，早就断关系了”；在他交待问题时曾流露，在审讯时他说过：“一九三三年组织破坏以后，就脱离共产党没有活动”；另据姚仲明也说：“据他(指赵健民)说，他承认自己原来干过共产党，现在不于了。”仅就赵健民本人上述含糊其辞的交待中，已不难看出，赵健民已向敌人竭力表白，他已经与党脱离关系，洗手不干了。另外，赵健民曾入过反省院。据与赵健民同狱的于献廷揭发：“三七年的秋天，我见到莱芜第一批被捕的刘德轩，他说：赵健民后来转到反省院和他押在一起。”当时进入反省院的人，基本上都向敌人进行过反省自首。且赵健民在他过去写的一次自传中也曾明确供认，他是“自首出来”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赵健民为了掩盖他叛变出狱的罪行，编造说是日本人来了，国民党逃跑时才把他释放出狱的。按他这说法，他应该是最后一批出狱的人了。但刘家典证明说，赵健民是较早出狱的人。赵自己过去也曾说过，他出狱时狱中还有不少人。另据张经武说：“我于一九三七年七月到山东去，作为红军代表与韩复榘谈判，他向韩提出过，应该无条件释放所有政治犯。……后来在十一月、十二月释放了两批，而赵健民是十月出狱的。这就说明，赵健民并不是最后一批(国民党逃跑时)出狱的人；还说明，赵健民的出狱，与张经武无关。据查实，赵健民是在向敌人自首之后，由他叔父土匪头子赵发荣托韩复榘手下的特务从中说情提前释放的。当时鲁西工委负责人徐运北说：“赵健民被捕后，他叔父的朋友刘跃廷是韩复渠手下的特务队长，他叔父是通过刘跃廷的关系取保出来的。”
　　尤为恶劣的是，赵健民被释放后，非常忠实地履行他的不干共产党的诺言，一出狱，就与党脱离关系，直接投匪去了。据黎玉说：“赵健民从狱中放出来，我未见到他，他就直接回家去了。”景晓村证实说：“他(指赵健民)出狱时，原省委留他在省委工作，但他要求回家看一看，就让他回去了。”赵健民脱党回家乡鲁西后，就投靠其匪首三叔赵发荣，在赵发荣的土匪武装里任少校参谋，当土匪的狗头军师。据早期赵健民的警卫员王毅和与赵健民一同工作多年的李大中都说：“赵健民出狱后，就到他三叔土匪武装里当少校参谋，后当营长。”并说这期间赵健民“肯定没有党的关系，以后不知是怎么解决党的关系的”。据查，一九三七年十月赵健民参加土匪武装任少校参谋后，一九三八年下牛年，伪山东省第六专区专员范筑先把赵健民所在的土匪武装收编为十支队，赵健民又担任营长。三九年范筑先部队溃散，部分部队由八路军收编，赵健民所在的十支队整编为冀南新八旅，赵健民便趁此机会重新钻入党内。上述材料说明，赵健民出狱后，便脱党投敌了。wengewang.org
　　赵健民不仅出卖同志、供出党的联络地点和秘密机关，而且还自首出狱、脱党投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大叛徒。


第二部分：赵健民是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干将
　　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由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独立王国。”
赵健民这个早在一九三六年就投降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叛徒，之所以能披着“老革命”、“模范党员”的色彩斑斓的外衣，长期隐藏在党内到处招摇撞骗，是因为在他的黑主子刘少奇“招降纳叛”政策的庇护下，成了刘、邓地下独立王国——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一员黑干将。这个大叛徒、老反革命不仅长期逍遥法外，并且一直得到刘少奇、邓小平的赏识、重用，青云直上，飞黄腾达，窃踞了中央候补委员、省委书记处书记等要职。三十多年来，这个大叛徒、老反革命，秉承其黑主子刘、邓的旨意，竭力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贯疯狂地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刘、邓篡党、篡军、篡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立下了“汗马功劳。”
　  （一）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上的“要员”
　　三十年代，赵健民便是刘、邓的死党。三十多年来，这个大叛徒、老反革命一直被刘、邓资产阶级黑司令部包庇、重用。
　　一九三六年四月，刘少奇任北方局书记，日本帝国主义日益加剧了对我国的侵略，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投靠日本帝国主义，更变本加厉地实行反共反人民的政策。但是，中国共产党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高举起抗日救国的大旗，粉碎了蒋介石卖国集团的投降主义，掀起了全国抗日救国的高潮。可是，窃踞当时北方局书记的刘少奇，却背着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出卖党和民族的利益，适应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的需要，也为了他培植个人势力，纠集党羽，安插亲信，实行篡党的需要，大肆贩卖叛徒哲学，策动一些人叛党。他向当时在国民党监狱中的人下达了“可以履行反共自首手续”的黑指示，并派遣叛徒到处招降纳叛，网罗党羽。大叛徒黎玉就是一九三六年被刘少奇派到山东组织省工委的。黎与赵健民一接上头，就对赵极为赏识和重用。从此，赵健民便在刘少奇的麾下，抱住刘少奇的大腿，由一个支部书记，一跃而为省工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成为老叛徒黎玉的得力助手，刘少奇的宠儿。
　　一九四一年，刘少奇从延安到华中，路过山东，又向当时冀鲁豫地区的负责人张霖之(刘少奇的白区工作骨干、大叛徒、原煤炭部部长)专门了解他的“老部下”赵健民的情况。当得知赵健民才当个营长时，刘即大为不满，认为“使用不当”。于是，就对赵健民大力“栽培”，把他调到太行党校学习。学习结束后，即将赵健民破格提拔，由营长一跃而为鲁西军分区副司令员。“七大”时，刘少奇又大力“表扬”赵健民说：“这样一个好同志，还不提到省里去?”在刘少奇一手扶植下，次年赵健民竟当上了冀鲁豫军区副政委，一九四八年又加官进爵，当了冀鲁豫军区司令员。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惺惺惜惺惺，叛徒爱叛徒。结党营私，互相包庇，这是叛徒们的“常情”。全国解放后，刘少奇通过大叛徒安子文控制下的旧中央组织部，进行了一系列包庇、重用叛徒，扩充个人势力，阴谋篡党的罪恶勾当。他们把大批叛徒网罗在自己的周围，结成死党，委以要职。赵健民这个刘、邓黑线的人物，叛徒“同盟”中的“要员”，自然毫无例外地得到重用，步步高升，一九五三年即成了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高级干部”，窃踞了中央铁道部副部长的要职。一九五五年，原山东分局书记向明的问题被揭发，刘、邓认为：“山东问题很大，要有个地方干部去。”赵健民得知后，便向其主子来了个“毛遂自荐”，邓小平也夸奖“赵健民老实”，于是赵健民便被安插到山东任省委书记处第三书记兼省长。一九五六年“八大”时，刘，邓背着毛主席，抛出了所谓“叛徒也能当选中央委员”的反革命谬论，通过旧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大叛徒乔明甫等把他们的“要员”赵健民硬塞进中央委员会，窃踞了中央候补委员的地位。但是，“他们既要反革命，就不可能将其真相隐蔽得十分彻底。”一九五八年山东整风补课时，赵健民被批判斗争，划为地方主义、分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了他的省委书记处书记和省长的职务，下放到济南钢铁厂任副厂长。在这次对大叛徒赵健民的批判斗争中，仅只碰了一下他的皮毛，并没有触及到赵健民这个老反革命的要害问题。可是，赵健民极端仇恨，到处喊冤叫屈，伺机翻案。一九六二年，刘、邓大刮“平反”翻案妖风，借“甄别”、“平反”之名，指使旧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张启龙亲到山东，为赵健民翻案，重新把这个大叛徒、老反革命保护起来，使他官复原职。难怪邓小平赞扬说：“山东平反搞得好!”
　　一九六三年初，为了复辟资本主义的需要，刘、邓又把赵健民安插到西南战略要地——云南，任省委书记处书记，坐了第三把“交椅”成了刘、邓在云南的代理人阎红彦的反革命得力助手。赵健民曾多次“自承不讳”地说：“来云南后，在阎红彦同志的领导下，心情是舒畅的。”“我与阎红彦同志关系处理得很好，在安排工作时，对我是重用的，他要我抓全省的工业战线。”同年五月，刘少奇路过昆明，阎红彦、于一川不在家，赵健民即率领原省委书记处成员，去向刘少奇“汇报”，接着赵健民又单独率领全家去震庄谒见他的黑主子，并进行密谋，和苏修头目赫鲁晓夫相呼应，向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献策，要开党代表大会，妄图实行全面篡党。
　　以上事实，充分说明了赵健民三十年来就是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上的一名“要员”。

　　（二）一贯追随刘、邓，疯狂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毛主席教导我们：“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
　　大叛徒赵健民出于他的反革命的阶级本性，对毛主席、对毛泽东思想、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怀着刻骨的阶级仇恨，特别是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每个关键时刻，他死心塌地追随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疯狂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干尽坏事。wengewang.org

　　在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封建统治阶级的大孝子赵健民，顽固地站在地富立场上，抗拒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运动。他利用职权，包庇其富农母亲，逃避贫下中农对她的监督改造，甚至进行阶级报复和反攻倒算。山东开展土地改革运动时，当地农会根据土改法令，将赵健民富农家庭的两间瓦房分给贫农程××，但赵健民仗势欺压群众，长期纵容他母亲反攻倒算霸占了这两间房子。一九五三年，贫农程××为了维护自己的翻身果实，向县法院控告富农分子赵健民的母亲的反攻倒算的罪行。赵健民不但不支持贫农的合理要求，反而继续坚持地富立场，不把房子退出，只是寄给贫农程××一百一十元，草草了事。农业合作化高潮来到以后，他还纵容其富农母亲坚持单干，抗拒社会主义改造，千方百计维护富农经济。他母亲在他的支持下，曾狂妄地叫嚣：“我就是不跟你们在一起种地!”据他在山东时的秘书王和臣揭发：“到一九五八年春天，全省普遍都实现了农业合作化，而且是高级社，但赵健民家庭仍然不入社，还雇人。当时在群众中影响很坏。”不仅如此，他还悍然把他的富农母亲接到机关来供养，从山东到云南，一直住洋房，吃小灶，继续过着剥削阶级的寄生生活，逃避群众的监督改造。云南省委机关革命群众根据中央指示对此多次提出意见，但阎红彦极力压制，加以包庇。文化大革命中，这个富农分子病死，赵健民怀着对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深仇大恨，竟然诬蔑说，他母亲“是被逼死的!”是因为革命小将给他戴高帽子之后，“活活气死的!”
　　从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到大跃进时期，赵健民对社会主义制度极为仇恨，千方百计地进行资本主义复辟活动，紧紧追随刘少奇竭力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毛主席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重要文献中指出：“目前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经到来，全国也即将到来。”可是，赵健民却反其道而行之，公开叫嚷：“合作化搞快了，搞糟了。”反对合作化运动，反对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讲到农业合作化运动时说：“这是大海的怒涛，一切妖魔鬼怪都被冲走了。社会上各种人物的嘴脸，被区别得清清楚楚。”从农业合作化伟大运动中，不是把赵健民的反动嘴脸“区别得清清楚楚”了吗?他这时正在狂热地搞他的所谓“丧葬礼俗”的“改革”，忙于和“死人”、“棺材”打交道。他在山东时的秘书王和臣揭发：“赵健民来山东不久，自一九五五年冬以来，对农业合作化关心不够，而积极地搞丧葬礼俗的改革。……赵于一九五六年二月七日亲自签发了一个‘特急电报’，请示中央要开展此项工作。中央没有答复。赵又于三月二十一日亲自写了一个‘加急电报’催促中央答复。中央回了一个电话，不同意搞。”赵健民自己也吹嘘：“山东地区，在一九五六年初农业合作化后，就着手改革丧葬礼俗的问题，进行了一些调查研究工作。曾组织工作组到聊城、临沂、莱阳、惠明、济宁等专区，选择了平原、山区、沿湖和城市郊区，作了十八个乡、镇的典型调查；同时召集了省级有关部门、史学专家、文史馆员及参事等人员的座谈会，对丧葬礼俗的情况和问题进行了几次研究。”赵健民为了宣扬“孔孟之道”，妄图腐蚀群众，对修曲阜孔庙，修泰山，也不遗余力鼓吹提倡，到北京开全国人代会，还以此为提案专门向大会提出，并且亲自批款修泰山。一九五八年，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全国人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各条战线都出现了莲蓬勃勃的大跃进局面。这时的赵健民竟公开抛出《改革丧葬礼俗》一文发表于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七日《人民日报》，这株大毒草，一开头便胡说什么“改革丧葬礼俗，尤其在生产大跃进的今天，更感到迫不及待”，提出了所帮“改棺深埋，墓而不坟”的具体方案，而且根本抽掉阶级内容大肆鼓吹：“我们是主张孝道的”。赵健民的这一套货色，根本不是什么改革，而是打着“改革”的幌子，偷运封建丑习。他干这一系列勾当的险恶用心，就是企图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到研究死人和“古人”的问题上去，并散布封建主义的遗毒，复活“孔家店”这具政治僵尸，毒害人们的灵魂，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的：“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个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这次会议上对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批判，是对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一个沉重打击。赵健民对此极为仇视，赵健民参加庐山会议回来后，在向济南钢铁厂党委传达庐山会议精神时，不讲庐山会议的伟大意义，而是别有用心地大肆散布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诬蔑毛wengewang.org　主席的极其反动的言论，恶毒攻击毛主席，妄图为彭德怀翻案(揭发材料已报中央)。为此，济南钢铁厂党委曾专门开会对他进行批评，但他还顽固对抗，拒不检查。
　　一九六零年到一九六二年我国遇到了暂时的经济困难，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掀起了反共、反华、反人民的逆流，国内的阶级敌人也向党向社会主义进行了猖狂的进攻。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老爷们认为复辟资本主义的时机已到，于是就在他们的黑帅刘少奇的指挥下，倾巢出动，煽阴风，点鬼火，大反三面红旗，恶毒攻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无产阶级司令部。赵健民更是抓住一切机会疯狂攻击三红旗。据原在济南钢铁厂工作的辛光宇揭发：赵健民公开多次在会议上散布‘济南钢铁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不易解冻’。其实，济钢当时仅是一年多时间的大跃进产物，他这种论调，实质是对总路线、大跃进有抵触的。他这种论调为后来贯彻‘八字’方针造成严重的恶果，退缩下马。还揭发说：“赵健民向济钢党委传达陈云报告(按：即刘少奇抛出的财经五人小组报告)时，他说：‘这个报告可解决问题了’。……在会议上，他联系实际，列举若干所谓‘事实’如：树木、猪、牲口等繁殖生长，反复说明农村经济，必须八、九年才能恢复，甚至更多一些时同。”原济钢党委书记兼厂长赵克明揭发：“有一次在中层干部会上，他讲到：他犯错误以后，省委叫他到范县去，表面上看到青年妇女扭秧歌、唱歌，很欢乐，但走到家里揭开蒸笼一看，都只是有点小地瓜皮。”在一九六二年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抛出了大反三面红旗的黑报告，胡说什么“目前财政经济的困难是很严重的”，“我们的经济临近了崩溃的边缘”，还恶毒攻击毛主席所领导的对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是“错误的过火的斗争”。赵健民立即在山东组织的一次三百人参加的会上狂叫：“我完全拥护少奇同志的报告。”并疯狂攻击三面红旗说：“这几年搞大跃进，虽然有成绩，但付出的代价不少，饿肚子，生水肿病，死人，老百姓有意见，干部也有意见。生产力破坏很大，一下子恢复不起来。这些问题并不是没有发现，而是发现了不敢讲。谁敢说呀!说了就给你扣什么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我在这个问题上，是有深刻教训的!”又说：“这几年党内生活不民主”，“这几年害了疯狂病”，“极左，极右”等等。这里他不仅恶毒攻击三面红旗，而且发泄了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的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刻骨仇恨。赵健民疯狂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功绩”，深得刘少奇、邓小平的赞许，真不愧是一名得力的黑干将，没有辜负黑主子的栽培。赵健民对这次七千人大会万分推崇，直到去年三月还公然向康生同志提出要采取“七千人大会的形式”妄图借此再次疯狂向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进攻。正当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大刮翻案风、单干风、大搞资本主义复辟活动的时候，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及时召开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战斗号召，全国革命人民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打退了资本主义势力的猖狂进攻。但是，刘少奇、邓小平及其追随者们仍然贼心不死，千方百计对抗和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指示。赵健民早在一九五七年就积极贩卖刘少奇“阶级斗争熄灭论”的黑货，他在山东厅局长整风会议上说：“由于客观形势的变化，敌我矛盾已经退出历史舞台，变成次要的，人民内部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在一次公安、检察联席会议又说：“现在农村情况也好，城市情况也好，都有了变化，谁战胜谁的问题已经解决。”调到云南后，他又积极贯彻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阎红彦炮制的“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黑纲领，竭力反对和取消阶级斗争。毛主席在杭州会议上严厉批评了旧云南省委“不以阶阶级争为纲”的反动谬论以后，他明目张胆地公开反对并“指示”《云南日报》“不要宣传阶级斗争”，“不要宣传地、富、反、坏、右的破坏活动，也不要宣传我们对地、富、反、坏、右的反击”。他说“要总结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的教训，报纸上报导阶级斗争就会伤很多人。一登报震动就会大，就会形成压力，就不得了。”公然反对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教导。妄图麻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阶级警惕，极力为阶级敌人向无产阶级专政进攻鸣锣开道。一九六三年、一九六四年，赵健民主管全省文教工作。当时，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文艺工作、教育工作和卫生工作做了一系列极其重要的指示，严肃批判了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在文教卫生工作方面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并提出了严厉的政治警告。但赵健民仍然竭力秉承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旨意，顽固地对抗毛主席的伟大指示。在文艺工作方面，毛主席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的批示中，尖锐地指出：“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而赵健民却在昆明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针锋相对地叫嚣：“历史材料也可以写”，“从元代梁王直到李定国、吴三桂，斗争都很尖锐，可以写戏”。还说：”护国起义也可以改编。”甚至要人编写卢汉起义的戏。在教育工作方面，毛主席在一九六四年春节所作极为重要的指示，赵健民根本不组织贯彻，只准在大学党总支、系主任一级和专县教育科长中，敷衍了事地“传达”了一下。相反，对刘少奇兜售的“两种教育制度”的修正主义黑货，赵健民却奉为圣旨，在刘少奇到昆明兜售他的黑货前两个月，赵健民就叫人专门编了一本“关于两种教育制度”广为散发。刘少奇在昆明作了黑报告后，赵健民马上指令报刊、电台大肆吹捧，并专门设立了“第二教育厅”，“第二教育局”到处试点，总结经验。在卫生工作方面，毛主席严厉批评了“城市老爷卫生部”，指示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要放到农村去。赵健民对毛主席的指示仍然拒不执行；却遵照刘少奇对他的黑指示，要在昆明修建一所专为少数人服务的高级医院，并亲自提方案、选地址，十分卖力。
　　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以后，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老爷们，对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十分仇视，大泼冷水，污蔑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是“筒单化”、“庸俗化”、“形式主义”。赵健民来云南四年多，从没有抓过一次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工作，并疯狂反对别人学习毛主席著作。一九六四年，全省宣传部长会议上，有些地方介绍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经验，谈到有些干部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六年如一日，八年如一日，赵健民就大加反对，他说：“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可以机动”，恶毒攻击“注意不要把弓拉得太紧”，“不能只强调学习，把时间挤掉了”。同年，原省委开办“高干读书班”，由赵健民负责领导。在他指导下制定的第一期学习内容，根本没有一篇毛主席著作。在他的动员报告中，根本不讲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却讲什么：“这次学习一要搞好学习，二要练好身体”，要干部“想一想，养一养”，把读书班办成“修养班”，进行“修身养性”。一九六六年三月，全国工交会议期间，林彪同志对工业交通战线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做了十分重要的指示，赵健民更恨之入骨，在他传达全国工交会议情况的报告中，对林彪同志的重要指示根本不提，极力对抗。
　　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赵健民也是百般反对。一九六五年底，伟大领袖毛主席告诫全党：“对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另外散布一套折衷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同时，毛主席还亲自批发了林彪同志提出的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可是，赵健民却根本不传达和贯彻，反而贩卖邓小平、薄一波的黑货，再三强调：“突出政治，必须落实到生产上。”他竭力反对用毛泽东思想办企业。毛主席早在一九六三年就提出了“工业学大庆”的伟大号召。但他却积极贩卖薄一波泡制的苏修黑货的翻版齐齐哈尔机车厂的所帮“经验”。一九六六年，他公开对抗毛主席的号召，追随薄一波提出的“要有自己的大庆”以“树立自己的样板，推广大庆经验”为名，树立了两个“大庆式”企业，极积推销刘少奇“两种劳动制度”的黑货。他秉承刘、邓、薄的旨意，学习资本主义国家那一套，在工交企业中大办托拉斯，大搞国家那一套，在工交企业中大办托拉斯，大搞资本主义的协作，大搞分厂，把完整的工厂拆得七零八落，把社会主义企业引向邪路，使国民经济受到很大损失。
　　赵健民对他主管的城市四清运动，也竭力进行破坏。前一段，极力推行刘少奇的形“左”实右的反动路线，并把齐齐哈尔机车厂的所谓“经验”，列为“四清”运动的重要内容。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二十三条》下达后，赵健民更疯狂对抗，他把运动的性质篡改为“先进和落后的矛盾”，把搞好运动的六条标准篡改为“把生产搞上去”，他绝口不提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公然反对发动群众揭阶级斗争盖子，说什么“要分析一下，是否形成了盖子，如果没有形成盖子，就不存在揭阶级斗争盖子的问题”。在他亲自蹲点的安宁钢铁厂，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去“大搞文明生产，大搞文明生活”，极力推销苏修黑货。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同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一次大决战。在这个关键时刻，赵健民看到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将要全线崩溃，自己也快要受到历史的审判，于是就拼命挣扎，疯狂反扑。他赤膊上阵，疯狂地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顽固地推行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血腥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派。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他根据反革命修正主义头目彭真的《二月提纲》，与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高治国炮制的《四月提纲》相配合，抛出了工交系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五月提纲》(即《认真贯彻省委关于“迅速加强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指示的意见》)，公开同中央五月十六日的《通知》精神相对抗，根本不提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强调“这次运动主要是揭牛鬼蛇神，有什么揭什么”，“重点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对企业的俱乐部、小报、墙报、编演的剧本、业余文工队，等等，要进行一次大检查”，“加强对工交系统中等技术学校、技工学校和科研等单位的领导。……对这些单位的教学方针、教学计划、教学作风等进行一次系统检查”，把斗争矛头指向群众，转移了斗争大方向。革命群众起来造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反，他就加以镇压。他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任重“大抓右派”的反革命方案亲自送给工交系统的几个负责干部看，暗示他们“抓右派”，一个多月的时间，仅省级工交厅、局机关等十八个单位，就有八百多群众被打成“反革命”。赵健民竟然恶毒地污蔑毛主席说：“一九五七年右派进攻，三个月就反击了。现在毛主席也知道我们这些干部的处境，但他老人家还稳坐钓鱼船。”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开过以后，他参加会议回来，与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阎红彦，孙雨亭狼狈为奸，扣压了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封锁毛主席的声音，还亲自对工交系统的负责干部说：刘、邓的问题“要保密”，死保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昆明地区的革命小将提出了“炮轰省委”的革命口号，他就竭力为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在云南的代理人阎红彦涂脂抹粉，吹嘘什么：“以红彦同志为首的云南省委是坚决贯彻党中央指示的，是正确的”，“红彦同志跟中央、跟毛主席是跟得紧的”，等等，欺骗群众，妄图把昆明地区刚刚燃烧起来的革命烈火扑灭下去。他的欺骗阴谋破产后，就大搞白色恐怖，用法西斯手段镇压革命群众。九月份，一批南下同学到汽车技工学校进行革命串联，他就指使人对这些南下同学进行围攻和斗争，制造了闻名的“九.九”事件。他死心塌地紧跟刘、邓死保阎红彦等一小撮走资派。在一次省委书记处会议上，他边哭边说：“打倒修正主义头子阎红彦，我想不通!”一九六七年一月五日．昆明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因阎红彦拒不出席批判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在进驻昆明军区以后，到省委书记处揪阎红彦，赵健民“自告奋勇”出来保驾，因他顽固对抗革命群众，态度极为蛮横，激起众怒，革命群众就拉他戴高帽子游街。从此，他对无产阶级革命派更加恨之入骨，写了《控诉黄兆琪、桂尤喜对我进行残酷武斗真相》的所谓“控诉书”，恶毒攻击革命小将，扬言“要揭露敌人”，还叫嚣：“如果检讨得好，可免于追究法律责任否则不能原谅!”一月八日，阎红彦叛党自杀，赵健民悲痛欲绝的哭诉说：“红彦呀!红彦呀!你怎么选择了这条道路?”并且恶狠狠地狂叫：“阎红彦是一个意志薄弱者，我只能让人压碎，不能让人压扁；我宁可个人作牺牲品，也要和他们(即革命造反派)斗争到底!”一月十二日，周总理对旧省委作了六点指示，要他们彻底转变立场，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赵健民站在反革命的立场上，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极为仇视，继续疯狂地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二月份，他公然恶毒地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中央文革，说：“全国出了这么多问题，是不是毛主席都知道，还是中央文革自己搞的?”“全国搞成这个样子，中央文革是不是主席思想?”三月份，他在北京当着康生同志的画疯狂攻击说：“文化大革命对干部的打击面太宽了，从中央到支部书记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化大革命理论脱离实际，中央说的是一套，群众贯彻的是一套；要搞四大民主是不是这样的民主?是不是用党代会，七千人大会的形式达到这个目的?”受到康生同志的严厉批评后，赵更怀恨在心。直到六月份，他还猖狂攻击说：“如果意见都不准提，中国党是什么党?我要求开中央全会，要和康生辩论。”他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凶相更加暴露无遗了。
　　（三）妄图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实现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揭开了两个司令部斗争的盖子，吹响了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的进军号；在十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揭开了批判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序幕。毛主席教导我们：“凡属将要灭亡的反动势力，总是要向革命势力进行最后挣扎的。”赵健民这个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干将，与刘邓相依为命，怀着对毛主席、党中央的刻骨的阶级仇恨，赤膊上阵，拼命死保刘少奇，妄图为刘少奇翻案，重整旗鼓，卷土重来，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一九六六年十月三十一日下午，北京“西城区纠察队”来昆的一伙人，行凶打伤首都“三司”南下串连同学。次日上午，赵健民就把“西纠”几个打人凶手邀请到省经委会议室密谈。一见面他就“赞扬”这伙打人凶手，“敢于坚持真理”，称赞他们“干得好!”“西纠”头头说：“他们三司就是要炮打司令部，要把刘少奇拉下马，一到昆明，又想搞省委，我们坚决反对。希望省委的态度要硬一点”。赵健民立即毫不含糊地表示：“我同意你们的意见。”赵健民死保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立场是多么的“坚定”啊!
　　更露骨的是，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上午，赵健民亲自到昆明地区的保守组织“无产者联合司令部”出谋划策，有人报告说：“今晚大联合指挥部(革命造反派)又要在检阅台开大会，除斗争黑林铺事件那七个人(打人凶手)以外，还可能揪斗‘无产者联合司令部’那个喊‘刘少奇万岁’反革命口号的人”。有人献策说，是否可以把那个喊反动口号的人主动送公安机关借拘留之名，行保护之实。赵健民一听就喜形于色，立即同意说：“好嘛!送公安机关更安全些，我可以先给公安厅打个招呼。”赵健民对喊反动口号的反革命分子如此“关怀备至”，采取两面派的手法来保存他们的“实力”，妄图为刘少奇翻案的祸心，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联系到一九六三年赵健民向刘少奇献策的罪行，更足以发人深省。一九六三年赵健民的黑主子刘少奇从越南回国过昆明，赵健民单独谒见与刘修策划于密室，妄想乘国内外帝、修、反疯狂反华之机，召开“九大”，采用合法手续，把刘少奇、邓小平、彭、罗、陆、杨等包括赵健民自己在内的一大堆叛徒、特务这伙乌龟王八蛋选进我们党里来，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以实现他们篡党、篡军、篡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但是由于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预见，这一伙叛徒、特务的阴谋未能得逞。在这次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这一大堆叛徒特务一个个地被揪出来了!赵健民这个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干将，也被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春城革命人民揪到了审判桌前!赵健民和他黑主子们的反革命计划被彻底粉碎了，他们的黄粱美梦，终成泡影。


　　第三部分：赵健民是破坏我省文化大革命的大黑手
　　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反革命的拼死同革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持他们的政权。”
　　阎红彦畏罪叛党自杀以后，赵健民为了重建“阎王殿”，实现其反革命夺权的政治野心，怀着对毛主席、对党中央、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刻骨阶级仇恨，一年多来，与军内某些别有用心、不怀好意的人串通一气，采取反革命的两面手法，执行着美蒋特务机关的计划，对我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了一系列阴谋破坏活动。他煽动和利用极“左”思潮，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破坏部队稳定；他灌输和利用派性，从拉一派、打一派，发展到武装一派、镇压一派，制造大规模武斗，妄图乘机搞乱祖国边疆；他网罗坏人，拼凑一个反革命阴谋集团，千方百计地打击迫害革命干部，破坏革命的“三结合”；他顽固不化，拼死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一）拉一派，打一派，千方百计破坏革命的大联合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毛主席还说：“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昆明八•二三无产阶级革命派和毛泽东主义炮兵团，是中央早就肯定了的两大革命组织。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洪流中，两大派曾经并肩作战，携手前进，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猛攻。在痛打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捣毁“阎王殿”的战斗中，建立了亲密的战斗友谊，写下了联合作战的篇章。
　　可是，赵健民出自其反革命本能，怀着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刻骨仇恨，总是在斗争深入的关键时刻，、利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派性，把黑手伸进革命派内部，制造分裂，破坏团结，挑起内战，使昆明地区两大派长期处于势不两立的状态，破坏了革命的大联合，严重地干扰了斗争的大方向。wengewang.org
　　去年初阎红彦死后，昆明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斗争中逐步形成了联合的局面。当他们正在向已被打乱阵脚的旧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派继续冲杀的关键时刻，一小撮走资派却利用造反派内部出现的某些分歧，利用“造反派内部必须大乱”等错误口号，煽阴风，点鬼火，大肆挑拨破坏，致使昆明地区的革命造反派分裂成为两大派。赵健民这个反革命老手，认为有机可乘，便从“装死躺下”，改为“以攻为守”，开始了拉一派、打一派、分裂革命队伍的罪恶活动。他不厌其烦地、无原则地吹捧和拉拢“新云南”，挑拨两大派的关系，加深两大派的矛盾。二月份中央做促进两大派联合的工作时，赵健民却在北京数次单独找“新云南”代表密谈。有一次还把高仰义(南下造反兵团负责人)和“新云南”的夏××等人，拉到铁道部某负责人家里开秘密会议。
　　去年五月以后，昆明地区两大派矛盾激化时，赵健民竟公开拉一派，打一派。五月二十八日，赵健民利用省级机关农水“红炮兵”引用敌台广播的一份传单的错误，煽动炮团的一些人员说：“八•二三那个传单，他们错了，你们就狠狠抓住，干他个十天嘛!”在他的煽动下，发生了抓打农水“红炮兵”和“归口服务站”工作人员的严重事件，昆明街头一度出现了围攻八•二三的高潮。六月十五日，云大炮团代表找赵健民，提出要在两派对立情绪非常严重的情况下把队伍拉到检阅台和八•二三谈判的三点声明。对于这样一个扩大分歧的做法，赵健民竟表示：“好啊!好啊!你们提的这个问题，姿态很高，八•二三也不好拒绝，等到你们那天开会，我一定去参加!”
　　去年六月底，谢副总理来到昆明，传达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云南问题就地解决”的伟大方针，使昆明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出现了新的局面，两大派的矛盾有所缓和，掀起了大揭发大批判的高潮。无产阶级革命派召开了一系列干部会议，集中火力进一步全面地揭开旧云南省委的阶级斗争盖子。就在革命烈火即将烧到赵健民头上的关键时刻，他又进一步加紧了拉一派、打一派的阴谋活动，疯狂进行垂死挣扎。
　　七月二十九日，赵健民在翠湖宾馆一百号召开的一次干部串连会上，抛出了一个臭名昭著的“七•二九”讲话。在这个“讲话”中，赵健民除用尽一切恶毒的语言，疯狂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放肆诬蔑八•二三无产阶级革命派之外，还特别阴险地煽动到会干部说：“站在两大派之中，首先是参加毛泽东主义炮兵团这边”，“站在革命的行列中，首先是站在毛泽东主义炮兵团的行列中，首先要团结在毛泽东主义炮兵团的行列中”。还攻击中央说：“‘支左不支派’，我就从来没有听过这种讲法，左派也是派嘛!”充分暴露了赵健民拉一派、打一派，公开进行分裂活动的阴谋。
　　去年八月八日，中央批转了昆明军区党委《关于解决云南问题的意见》。这个文件中明确提出：“站出来的干部，对两大派不能只偏一方，要积极作两大派的团结工作，促进以左派为核心的革命大联合。”赵健民却公然对抗中央“八•八”批示，继续采取反革命的两面手法，煽阴风，点鬼火，加剧两大派的矛盾。一方面，他假惺惺地打起了“造反”的旗号，声称要站出来“革命”；但另一方面，他却狂热地利用各种机会和一切场合，大肆进行自我吹嘘，自封为“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大叛徒林亮等则紧紧跟上，为赵健民的“登台”涂脂抹粉，大造舆论，欺骗群众，说什么“只有赵健民说的话才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周总理任命赵健民为云南省革委会主任”，甚至伪造最高指示，招摇撞骗，说什么：“毛主席三次叫赵健民站出来”等等。昆明街头的大批判专栏一时贴满了许多令人作呕的吹捧赵健民的文章，什么《赵健民同志二三事》、《李广文等谈赵健民》等，把赵吹为“焦裕禄式的好书记”，“山东地下党的组织家之一”，“是中央都公认的好干部”。经过这一系列活动之后，终于欺骗炮兵团派于八月十四日郑重其事地通过了一个《坚决支持革命干部赵健民同志的决议》。八月二十一日又在检阅台召开大会，当众宣布赵健民为“炮兵团战士”，并给他戴上了袖章。赵健民利令智昏，得意忘形，当即发表声明说：“同志们对我的信任，使我十分感动。今后无论遇到任何风浪险阻，我也要跟红炮手们革命到底，誓把李、周资产阶级司令部彻底摧毁。”从此，这个大叛徒、大野心家披上了造反派的外衣，混进了革命造反派的队伍，由幕后走到幕前，钻进了炮派的领导班子，窃取了炮派的领导大权，实际上成了炮派的总指挥。八月二十一日他亲自策划和操纵炮派武装强占了新华山，抢夺大批枪支弹药，挑起了大规模武斗，制造一桩桩的流血事件，严重地破坏了我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人民生命财产和国家生产建设遭到了巨大损失。
　　中央“九•五”命令下达后，八•二三和炮兵团于九月十日达成了停火交枪的协议。这时，赵健民又跳了出来，千方百计破坏停火交枪协议的实现，继续挑拨两派的关系。他一再别有用心地煽动炮兵团的同志说：“炮兵团和八•二三不能联合”，“是两个司令部的决战”，使协议无法彻底实现。
　　九月下旬，中央反复强调按系统、按部门实行革命大联合，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积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在昆明地区出现了一个革命大联合的热潮。但是，赵健民之流深知革命派大联合之时，就是他们彻底完蛋之日，在九月二十三日向炮兵团负责人交待：“大联合要有斗争，要保持组织上、政治上的独立”。因此，许多单位已实现的革命大联合，不久就被破坏了。以后，在其破坏下，两派又重新搞起更大规模的武斗，而且武斗范围遍及全省各地。
　　（二）大搞反革命武装夺权，血腥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派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
　　去年八月以来，赵健民利令智昏，以为时机已到，慌忙赤膊上阵，上串下跳，疯狂叫嚷“我也要豁出来干了”，公开对抗中央“八•八”批示。武装一派，消灭一派，大搞反革命武装夺权，血腥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派，竭力破坏我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密谋策划武装强占新华山，公开提出“武装保卫昆明”的反动口号，妄图消灭无产阶级革命派，实现他夺权的个人野心。
　　占领新华山，赵健民是蓄谋已久的。据炮兵团中一些同志揭发，早在一九六七年八月五日，中上层干部联络站负责人佟树钱(按：即佟文群，系昆明医学院医疗系办公室副主任，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国民党招兵处中尉连长)，在云南饭店二号楼召开的一次会上就说；“必须强占新华山，还必须强占园通山”，并且说：“准备将赵健民、林亮、周超接到连云巷高干招待所去住，在那里设立三线指挥部，以便新华山、园通山、呈贡飞机场统一指挥”。以后，炮兵团讨论占领新华山问题时，赵健民就到会参加研究。赵璋同志的揭发中说：“云南大学指挥部几次开会，就有人反复提出，新华山应赶快占，……某老头子是很希望这样做的，还说五华山是兵家必争之地，谁占了五华山，谁就得了昆明。”
　　八月十九日，赵健民和××师政委参加了炮兵团在云南大学召开的一次秘密会议，对武装占领新华山的问题作了详尽的研究。八月二十一日夜，炮兵团中的某些组织武装占领新华山，成立了“驻新华山指挥部”，迫使军管会生产指挥部的工作陷于瘫痪。http://w　ww.wengewang.org/
　　强占新华山之前，赵健民是炮兵团的核心常委，三线指挥；强占新华山之后，就成了炮兵团的总指挥。
　　八月二十二日赵健民上新华山后，亲自委派李清群担任了新华山指挥部政委。当晚，赵又对炮兵团负责人明确表示：“我上新华山行动本身就意味着和炮兵团同志同存共亡，我坚决支持你们革命小将这一革命行动。”八月二十三日，赵布置炮团常委李国栋起草了《关于进驻并占领新华山的严正声明》。
　　八月廿四日，赵健民和×副司令员、×××政委一起参加了炮兵团的常委会，并在会上讲了话。赵健民煽动说：“我很担心你们，你们太老实了，搞不住八•二三，怎么你们老是处于挨打被动呢?”他命令炮兵团：“把五一兵团调到云大来，302最好叫他们搬到民族学院这边来，302要把莲花池这条路和铁道卡住，不能失守，确是要干的话，李成芳早就落网了。”最后他还特别强说：“要做好打的准备(转移老人小孩)”，“做好群众工作，搞好生活”。并嘱咐：“以后由方向东、杨凯、冯庆波你们可以多找找我们，找×政委也行，×副司令员也行。”当天深夜，他又把李国栋从新华山叫到翠湖宾馆，亲自口授了《立即行动起来武装保卫昆明的紧急动员令》。这个动员令是赵健民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反革命宣言书。他大骂八•二三“干了许多三反勾当，已经沦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叛徒”，和八•二三“本质上就是两个司令部的搏斗”，恶毒地诬蔑八•二三“代表着腐朽的、反动的资产阶级没落势力”，“是一些亡命歹徒，是一些政客、工贼、扒手、投机商……”，“八•二三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提出“要武装起来，武装保卫昆明，把阶级敌人坚决、彻底、全部、干净地消灭……。”真是凶相毕露，杀气腾腾!
　　2、亲自制定“作战计划”，策划抢夺军用武器，直接指挥武装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
　　据李海燕、李清祥等人揭发：“炮兵团占了新华山以后，赵健民住在翠湖宾馆，有重兵把守，方向东、冯庆波、杨凯每天都要坐着小车去向赵健民请示。”“在八、九月份武斗中，炮兵团有关作战计划的制定，战术的决策，以及批条子发枪都是他直接干的”。红交兵团的头头林飞要组织手枪队，赵健民亲自批发条子，要新华山指挥部发给手枪三十支。
　　炮兵团占镇新华山以后发生的一系列抢枪事件，许多都是赵健民亲自参与研究决定的。八月二十四日，赵健民在云大武装部二楼秘密和公安厅的两个同志谈了取枪问题，不久，公安厅的枪枝弹药即全部被拿走。接着，在接见支边工人总负责人王守库时，赵说马上准备给炮派三千支枪，优先武装“前哨”、“援越抗美”等组织。八月二十五日，赵健民在云大武装部和焦云力、王守库等人研究了到小麦雨拿枪的问题，会上，赵健民说：“这次拿枪，政治责任由我来负”。当天傍晚，炮兵团就出动一百多辆卡车，到小麦雨武器仓库拉回了各种步、机枪四千一百九十八支，迫击炮一百二十门，火箭筒三十九个，子弹一百六十九万发，手榴弹四十多箱及大批手枪。紧接着在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日连续发生了××军火仓库，昆明军区后勤部××处等地大批武器被抢走的事件。
　　据李清祥揭发：赵健民不仅策划了搞枪，而且还向李清祥多次介绍沈阳两派打仗时使用炮的情况，并叫李清祥“把师范学院的四门炮组织到新华山去用”，由于这些炮已被部队卸去了瞄准器不能用，这个阴谋未能得逞。
　　赵健民在积极策划抢枪的同时，还阴谋策划了一整套在全省实现武装夺权消灭无产阶级革命派为目的的反革命战略部署和作战方案。他在炮兵团召开的几次会议中曾公开提出：“要组织骨干队伍，训练一些骨干队伍”，“把新华山变成一个屯兵场，但不能按兵不动，要主动出击”。赵健民亲自提出的战略计划是：“打通西线，占领海口，控制马街。海口巩固后，适当调集一部分力量，从新华山和安宁两头，同时出击马街，彻底控制马街。”“因为马街又有粮食，又有煤炭，可以解决供给问题”，“海口二百号信箱可以补充枪枝弹药”。八月二十八日，在云大理化大楼西面小屋二楼召开的炮兵团常委会上，赵健民对炮兵团武装袭击海口军事工厂，打死打伤八•二三“大联”战士五十二人的严重事件大加赞扬，说：“海口干得好!要消灭有生力量”。还说：“马街必须控制，海口必须占领，其余一些部队摇旗呐喊。”“中央四点指示(按：指中央文革八月廿六日的指示)应当坚决执行，但不要太天真了”，“现在不是武斗，而是打仗了，是一种战争了”等等。
　　在赵健民之流的策划和指挥下，昆明地区接连发生了一系列的武装袭击的严重事件。这些事件，都是按赵健民武装夺取政权的反革命战略计划进行的，其中许多重大袭击事件，是赵直接提出或参与具体研究部署指挥的。
　　例如，八月三十一日，物资局炮团进攻省博物馆，杀死和绑架了在该馆举办《阎红彦罪行展览》的数十名工作人员，在谈判桌上枪杀了谈判代表邓习书同志，破坏了阎红彦罪行展览。第二天，赵亲自到医学院慰问攻打博物馆的受伤人员，还到翠湖旁省物资局宿舍打气说：你们打得很好，很勇敢，干革命就会有牺牲，牺牲了几个同志，这是光荣的。”讲话后，他还视察了工事。http://www.weng　ewang.org/
　　又如，赵健民还曾多次提出，要把篆塘的“12•6”四团干掉，要打下昆明医学院附一院，他说：“打下附一院可以解决伤病员医疗问题，又可以与西郊连成一片。”并且要打通四十三医院的通道，把四十三医院作为战时医院。在赵的策划下，九月五日炮兵团武装攻占了附一院，九月六日袭击了“12•6”兵团第四团；十二月下旬，又大举进攻，占领了篆塘，实现了赵健民的计划。
　　在“九•五”命令下达后，九月七日还发生了震动全省的昆明电机厂事件，这也是赵健民一手部署指挥的。据《云南工总司》09部队和“11•25”工人战斗兵团的战友揭发：攻打电机厂之前，赵健民就“指示”说：“不要打无准备之战，打则必胜!”他命令林亮、侯良辅、李士行做这次行动的“参谋长”，亲临设于××旅社五楼的总指挥部进行具体布置。在制定作战计划的重要会议上，林、侯、李及炮派负责人沈昌雄等都参加了。计划规定《××兵团》任主攻、《××兵团》打掩护，《×××兵团》、《×××兵团》等为二梯队、三梯队。计划拟定后，林、侯、李一再表示：“要请示一下健民同志”，“请健民同志过过目”。赵健民看过计划后说：“我坚决同意和支持消灭在电机厂的八匪，我们兵力不足，可从××、××调来，枪支、机枪不足，可从××、××调来。不打则已，一打起来，就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歼灭之。”后来，赵健民又亲自到了指挥部，一再嘱咐：“要双方都仔细考虑，才能万无一失”。
　　据李清祥等揭发和我们调查，九月五日上午，赵健民和侯良辅、李士行等在原昆一钢铸造车间开会，专门研究决定了攻占电机厂的方案。九月七日，赵委派侯良辅指挥攻打。这次武装进攻，由×ד革联”和××ד联指”冒充人民解放军执勤部队，冲进厂门，用炸药炸毁该厂主楼，致使双方死亡七十余人。之后，《援抗》兵团负责人焦云力，还代表赵健民对所谓“作战有功人员”颁发了嘉奖令。
　　3、唆使炮兵团非法设立广播电台，大量泄漏党和国家机密。
　　在去年八月十九日炮派召开的常委会上，赵健民就叫嚷要“控制舆论界”，同时提出要“夺取广播电台和《云南日报》”。当时××不同意夺取广播电台和《云南日报》，认为“这样做政治上比较被动”。主张报纸的问题“可以把专县的印刷机拉上来，把自己的工人集中起来，自己办报”，而电台的问题，“由我们自己想办法，自己安装”。赵健民立即表示同意，并狂叫：“这样才有‘四大’，这样才有‘四大’!”八月廿四日晚，在云大武装部召开的炮派核心常委会上，赵健民又说：“八•二三中一小撮坏头头，在三反分子周兴的操纵下，剥夺了我红炮手的四大自由，设置广播电台就是为了更好地开展四大，我坚决支持你们的这一革命行动”。
　　在赵健民的唆使下，某些组织夺取和动用了战备电台，并请出原国民党空军昆明电台台长、特务分子××，在××等通讯专家的指导下，装置和私设了《红炮手广播电台》，于八月三十一日开始广播。
　　这个电台使用的频率是1380千周，系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原对境外蒋军广播用的频率，“川黔清晰可闻”，“越南十七度线处完全可以听得到”。电台播音主要内容是吹捧赵健民，攻击无产阶级革命派和昆明军区党委，宣扬武斗等歪曲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真实情况的消息，把大量国家、军事、经济、政治机密提供给国外阶级敌人。据不完全统计，电台在廿多天的时间内，点名攻击了两级军区八个领导干部和八•二三的三十多个革命群众组织，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九月廿三日，中央《关于取缔私设电台、广播电台、报话机的命令》下达后，这个电台才不得不于九月廿五日被迫停止播音，但是仍发表了一个“严正声明”，说什么非法设立电台是“无可非议的革命行动”，“只有牛鬼蛇神才反对它”，等等，把矛头直接指向中央。
　　4、煽动拉拢欺骗支边工人到昆明参加武斗，破坏国防建设。
　　赵健民为了组织他的“骨干队伍”，实现他武装夺权的罪恶计划，大搞“农村包围城市”的反革命勾当。早在去年初，就把他的黑手伸到了支边工人中。之后即以极其阴险、毒辣的手段，煽动大批支边工人，丢下国防建设工程，来昆明参加武斗。
　　据揭发，赵健民曾和林亮秘密商议，要把一万七千多支边工人全部调来昆明，准备安排在二十多个工厂里，作为他们实现武装夺权进行武斗的主要力量。为了拉拢支边工人，赵除了专门安排侯良辅、李士行具体抓支边工人的工作外，还通过他老婆做支边工人负责人焦云力的工作。赵健民对抗中央关于支边工人返回原籍的指示．他数次接见支边工人代表，利用反革命经济主义、封官许愿、地域观念等欺骗，煽动支边工人留在云南。九月十三日下午，他对《援越抗美》兵团说：“只要再顶三个月，形势就变化了，你们不要回去。据我所知，云南还缺少一万多名干部。”九月十四日，他在西站大旅社对部分支边工人说：“你们这几个团可以来昆明参加文化大革命，等运动结束后，给你们安排工作。”“云南省交通厅和一些厂矿还很缺人，同志们留下正好，是一批主要的骨干力量。”九月十八日，他又说：“只要中央承认我是左派，是站出来的革命干部，我可以给你们工作干”。此外，据省交通厅公路工程局的同志调查，赵健民之流每叫工役制工人打一个地方，就欺骗他们说：你们的工作就分配在这里了，但八•二三不准你们去上班，你们打进去，就留在那里工作。
　　在赵健民的煽动和欺骗下，大批支边工人来昆参加武斗，并强行进驻水泥厂、电线厂等单位，使这些工厂至今不能恢复生产。
　　中央明确指示：服役期满的支边工人“从那里来，回那里去”。但赵健民贼心不死，还一再进行活动，要把支边工人留下来。赵健民亲自对支边工人说：“我们一定想办法向中央反映情况。但是昆明军区还是要你们回去，你们能不能留下，决定于李成芳和八•二三，这两个绊脚石踢开，就不难找工作了。”赵健民溜到北京后，还到交通部去活动，并造谣说中央已同意支边工人留在云南了，叫当时在北京的支边工人负责人焦云力打电话回昆明说：“顾留滇工作的可以留下，愿回去的也可以走。”在赵健民授意之下，十一月初，炮兵团布置支边工人填写留滇志愿书，声称：先分配工作，再报中央，准备第一批分配五千人，分配在昆钢、电线厂、昆纺，并通知赶快到昆明报到，进一步煽动支边工人离开生产岗位到昆明来，使很多国防工程建设受到严重损失。
　　赵健民煽动支边工人到昆明和挑动部分农民进城进行武斗，是赵健民实现反革命武装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云南地区武斗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5、顽固地对抗中央九．五命令，破坏“停火、交枪协议”，重新挑起武斗
　　中央九．五命令下达后，在军管会帮助下，八•二三和炮兵团于九月六日就停火，交枪问题开始谈判。但赵健民公然拒不执行中央指示。九月七日，他亲自策划攻打了昆明电机厂；九月八日，他对医炮全体战士说：“工人是主力，学生要依靠工人，学生打仗就是不行”；九月九日，他又对医炮战士说：“中央九．五命令，我们应该坚决贯彻执行，但也不要太天真嘛!”还说：“目前炮派虽然有些失利，丢了些地方，但肯定会胜利的。”继续加剧两大派的矛盾，大肆制造武斗舆论。
　　赵健民出于他的反动阶级本能，他是下定决心要和无产阶级革命派为敌到底的。赵健民多次向侯良辅说：“老侯呀，事情已桎到这步了，要错就错到底了!”九月十日，两大派达成了停火交枪协议，可是，九月十一日，赵健民在新华山给炮兵团作形势报告时，竟然散布说：“炮兵团的同志要作最坏的打算，要准备打三个月”，并且提出：“我们的方针是谈谈打打，打打谈谈，在谈判桌上风格要高，在火线上枪杆子要握的紧”。在赵健民的煽动策划下，中央“九．五命令无法贯彻，两派第一次达成的停火、交枪协议遭到了破坏，大批枪枝弹药被隐藏下来，为第二次大规模武斗种下了祸根。
　　九月下旬，赵健民的反革命阴谋逐步被广大革命群众识破，炮兵团同志中许多知情人纷纷起来揭发赵健民八月下旬以来的大量罪行。赵健民见势不妙，便于十月二日冒充云南军区边防处长陈国强和××付司令员的老婆郭青伪装夫妇，乘飞机溜往北京，躲在京西宾馆，以便继续安安静静地对昆明局势进行“遥控”指挥。据炮兵团的一些同志揭发，赵每两天就来一次电话。十一月下旬，赵健民给炮兵团打电话说：“炮兵团要打持久战。”十一月二十九日晚，炮团开核心常委会议，林亮传达了赵健民的来电，大意是：中央正着手解决云南两级军区的问题，地方两派问题可能在春节以后就地解决，我认为应立即开始军事行动，将来就地解决时，为我炮派创造有利条件。会议按赵健民的意旨，详细讨论和决定了“军事行动”的计划。十二月十日凌晨二时，赵又通过交通部打电话给炮兵团一个负责人，打气说：“你们目前的斗争水平比过去提高了。×××同志的指示，你们要不折不扣的执行；希望你们勇敢斗争，加强内部团秸，特别要做支边工人的工作。”http://www.wengewang.org/
　　在赵健民的“遥控”指挥下，昆明地区的武斗再起，并迅速波及全省。去年十一月底以来，又发生了更大规模的抢枪和武装袭击事件。十二月十八日，炮兵团武装攻占了省勘察设计院；十二月十日，攻占东风商店；十二月下旬又占领了篆塘。根据赵健民原订“打通西线”的作战计划，紧接着，林亮等人调集了炮兵团战士，郊区农民和部分现役军人共一万二千多人，于十二月二十七日向昆明西郊黄土坡、黑林铺地区厂矿、学校“八•二三派发起了进攻，林亮、侯良辅、畅宏碧(公安厅付厅长)、赵培宪(省农垦局付局长)等人亲临732l工厂和劳改单位班庄采石场等处坐镇指挥，动用数百挺机枪、数十门大炮和“五号”、“八号”新式绝密武器，接连猛攻三天，于十二月二十九日，最后攻占了汽车修配厂，抓走在厂里支左的解放军干部战士和工人及其家属一千多人，一百多名护厂工人和家属倒在血泊中，两名驻厂的三十七师战士也惨遭屠杀。更为严重的是，为了实现“打通西线”的反动计划，在赵健民阴谋策动下，炮派工役制八团中的一部分人，组织了“滇西挺进纵队”，在滇西干尽了坏事。据昆明军区党委《关于处理昆明“炮兵团”派出“滇西挺进纵队问题》的文件中说：这些人于六八年元月二日由昆明出发，全副武装，沿滇缅公路西进。仅仅十八天时间，西进四百五十多公里，攻占了禄丰、一平浪、楚雄、南华、祥云、下关等重要城镇，严重破坏了重要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枪杀了省煤管局付总军事代表郭顺兴同志，抢夺了战略仓库枪炮数千件，弹药数十万发，冲击了国防枢纽部和军事机关，打伤解放军干部战士，并向当地驻军多次发出“通牒”。横冲直闯，到处抓人、杀人，打散了沿途八•二三派和其他革命群众组织，打死革命群众多人，仅有三万人口的下关市区就发现尸体二百余具，并打死抢救受伤群众的解放军战士和修华等二同志，搜山、清乡抓扣群众数千人，被抓的人遭到严刑烤打，有的甚至被公开枪毙。
　　这些触目惊心的事实，完全暴露了赵健民的反革命狰狞面目。证明他是一个十足的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大刽子手，是文化大革命中跳出来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是一个顽固不化的走资派，是全省人民的公敌。
　　（三）把斗争矛头指向人民放军，煽动大抓“军内一小撮”，严重破坏部队稳定，妄图毁我长城
　　毛主席教导我们：“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要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创造和领导的，是林副统帅亲自指挥的举世无双的人民军队，是保卫我国国防安全和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支柱。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党中央多次发出了“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不折不扣地执行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保持部队稳定，维护人民解放军的荣誉，协助人民解放军搞好“三支”“两军”等工作，是一切革命组织和革命群众的光荣任务。可是，赵健民之流为了和国内外阶级敌人互相配合，破坏部队稳定，动摇无产阶级专政，乘机搞乱祖国边疆，自去年解放军担负起“三支”“两军”任务和云南实行军管以后，即一再违抗中央指示，寻找种种借口，利用极“左”思潮，挑动某些群众组织，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一次又一次地掀起大揪“军内一小撮”的妖风，严重破坏了军管会的权威和部队稳定。
　　赵健民煽动的大揪“军内一小撮”的狂风恶浪，曾经出现了三次高潮：
　　第一次高潮是去年四至七月份，赵健民以“打倒李成劳”为幌子，千方百计为破坏军管制造舆论，对军管会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多方挑剔，四处煽动，把矛头指向军管会，转移斗争大方向。
　　去年四月五日，云南省军管会正式成立。四月十六日，赵健民和一些红卫兵小将谈话时就别有用心地提出：“省委内有一个宗派反党集团，在书记处会议上，秦基伟、李成芳是支持阎红彦的。”不久，昆明街头就出现了名为《集中火力向党、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猛烈开火》、《彻底摧毁反革命第二道防线》等一系列矛头直接指向人民解放军的《评论员》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们把昆明军区党委和军管会当作“反革命第二道防线”，疯狂叫嚷：“枪杆子呢?印把子呢?在我们手里吗?”又歇斯底里大喊大叫：“赵永夫们，李永夫们，你们的权我们夺定了，就是夺定了。”妄图用“枪杆子夺回印把子”，想把昆明军区党委和省军管会置于死地。而赵健民则翘起拇指称赞这些文章说：“写得很深刻，很有水平”，是“有道理的”。
　　四月廿日，江青同志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上，作了极重要的讲话，提出：“对军队，不管是谁，有意见完全可以写大字报、小字报，送给他本人，也可以向上级甚至中央反映。但是，绝不能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军队。”但是，五月廿八日，赵健民在对炮兵团的一些人谈话时，炮团的同志建议他站出来和张××、朱××等站在一起，揪云南的赵永夫，赵表示：“要揪，慢慢来，还是先揪党内走资派，党内的当权派，军内有两个，这是一致的。”
　　“五•二八”、“五•二九”，北较场发生了武斗事件。赵健民之流又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造谣惑众，挑拨部队和群众的关系，并煽动炮兵团近万人围困昆明军区达八天之久。五月三十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下达了四点重要指示，强调要在昆明军区党委领导下，保持机关、部队的稳定，很好地完成“三支”、“两军”，支援越南、保卫国防等一切任务。可是，赵健民之流却大肆造谣说“四点指示”是“毒草”，是“假的”，等等，公开攻击，拒不执行。同时，赵健民又于五月三十一日至六月三日，连续抛出三张大字报，根本不提保持部队稳定的问题，居心叵测地提出：“一个主要任务就是要打倒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派。”他解释说：“因原省委内是包括了党政军主要负责成员的，故我说鉴定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就是包括了鉴定原党、政、军主要领导成员是不是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继续把矛头对准解放军，阴谋煽动“揪军内一小撮”。他还对炮兵团的一些同志说：“炮兵团围困军区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竭力为炮兵团围困昆明军区添火加油。http://www.wengewang.org/
　　七月廿七日，有一部分革命干部找赵健民谈话，指出他五月三十一日以来的大字报和声明把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是错误的。而赵健民却说：“我仍然坚持我原来的看法”，并狡辩说：这是为了“避免出赵永夫，避免出陈再道”。七月廿九日他在翠湖宾馆一百号召开的所谓“干部串连会”上的讲话，更是明目张胆地攻击军管会，说什么“从四月军管以来，没有掌握大方向”，诬蔑军管会“背叛了无产阶级专政”，“大方向，大联合，支持干部出来亮相，制止武斗，军管会没有做。”等等。
　　第二次高潮是去年八、九月份。这一段，赵健民忠实追随王关反党集团，打着大揪“军内一小撮”的黑旗，不仅继续以“打倒李成芳”为名，在全省掀起了一阵更大的黑风恶浪，而且公然操纵某些组织，强行占领省军管会生产指挥部所在地新华山，公开地多次抢夺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实行反革命武装夺权，甚至在《红炮手广播电台》上，多次点名攻击诬蔑军队负责同志。九月五日，江青同志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做了极为重要的讲话，严肃指出抓“军内一小撮”这个口号是错误的，但赵健民仍一再对抗中央指示，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继续“揪军内一小撮”。九月九日下午，赵健民对昆明医学院炮兵团的战士说：“李是走了，但是在云南仍执行着没有李成芳的李成芳路线。”九月十一日他在新华山给炮兵团作“形势报告”时又说：“×××、××在军内是无权的，是受打击排斥的，调不动兵，军权是在鲁瑞林手里”，等等，挑拨离间，制造混乱，进一步把矛头指向鲁瑞林等昆明军区负责同志，为大肆揪斗这些负责同志制造反革命舆论。
　　第三次高潮是去年十一月下旬以来。这一段，赵健民虽然已往逃到北京，但却与某些不怀好意、别有用心的人紧密配合，以“肃清薄一波死党”为名，明目张胆地对抗中央《关于各级军区机关目前不搞“四大”和军以下部队坚持正面教育的通知》精神，再次掀起了一阵震动全省的、来势更猛、规模更大、持续时间更长的黑风，把揪“军内一小撮”，发展为“打击军内一大片”。
　　去年十一月廿二日，×××对部队作了一个讲话，提出云南省“要特别注意肃清薄一波的影响”，这一讲话传到昆明后，在军内军外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出现了许多直接违抗中央十一月十四日通知精神的作法。赵健民欣喜若狂，立即紧密配合，来电“遥控”。十二月十日凌晨，他从中央交通部打电话给炮兵团的同志说：“×××的指示，你们要不折不扣的执行，……希望你们勇敢的斗争。”在他煽动策划下，昆明部队内，从上到下，从昆明到边疆，发生了大批地揪斗和殴打各级军队颔导干部的情况。昆明军区的大多数领导同志，被诬为“薄一波的死党”，除××以外，均被斗争或抄家。昆明军区田副司令员被拳打脚踢；政治部主任雷起云被抓走数天；正在疗养的云南军区黎司令员，也被抓回打成重伤；云南军区李副司令员则被打得口吐鲜血、遍体鳞伤，严重地破坏了部队的稳定，致使军区领导干部无法工作，军区领导机关和军管会被迫处于瘫痪状态。
　　赵健民之流还大肆造谣惑众，公开攻击甚至谋杀人民解放军。他们把毛主席信任的十三军、十四军诬蔑为“黑线部队”，“薄一波的死党”，把××师说成是“叛变部队”，是“李成芳的御林军”，并狂妄叫嚣要与××、××师“血战到底”。在文山，某组织在其煽动下则公开提出：“上打十三军，下扫红卫兵”，“踏平井冈山，彻底瓦解7570”等反动口号，疯狂攻击和屠杀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7570部队的战士，甚至接连几天用炮火猛烈射击部队营房，打死打伤大批干部、战士。
　　全省许多地方，不断发生了冲击、砸毁和抢抄部队领导机关的严重事件。突出的如：十二月十八日，个旧某组织三千多人，在赵健民之流的操纵下，冲入××师师部，砸抄了包括作战、机要、保密、总机室等数十个办公室，抢走了枪支二千多件，子弹一百多万发，六零炮四门，炮弹二百多万发，汽油七吨半，现款一千四百多元，还有其他军用器材、公私财物无数，连全国闻名的战斗英雄、××师师长张英才同志的家都被抄了。这次震动全国的反革命事件中，一百零八名指战员负伤，其中重伤十二名，五名指战员被绑架。
　　揪斗军代表和谋杀解放军指战员的事件，也在各地不断发生。例如，十二月四日，个旧市的军代表被绑架到街上，摘下领章、帽徽，肆意加以侮辱；一月三日，省煤管局军事副总代表、某团副政委郭顺兴同志，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一平浪惨遭杀害。更为严重的是，继“滇西挺进纵队”抢夺战略仓库枪炮、冲击国防枢纽部和军事机关、打死打伤解放军战士多人的反革命事件后，一月三十日，又在鸡街、铅厂、雨过铺等地发生了有计划、有组织地伏击解放军执勤部队的反革命事件，打死7569部队营长胡玉新同志和战士杨远华等八人，打伤战士四十五人(其中廿七人重伤，生命垂危)，并强行扣押解放军干部、战士十五人，抬走伤员四人，打坏汽车七辆，抢走摩托车二辆、汽车三辆。
　　“蚍蜉撼树谈何易”，赵健民之流无论怎样用尽心机，一再掀起大揪“军内一小撮”的狂风恶浪，但在毛主席亲手缔造的钢铁长城面前，他们都一次再次地碰得头破血流，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四）网罗坏人，拼凑黑班子，打击迫害革命干部，破坏革命的三结合
　　毛主席教导我们：  “正确地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三结合，巩固革命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一定要解决好。”
　　赵健民为了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罪恶目的，从去年二月以后，就在干部问题上进行了一系列阴谋活动。
　　一方面，他千方百计网罗坏人，拼凑一个以他为首的反革命阴谋集团，作为实现资本主义复辟后的“领导班子”。这个集团中包括：阎、孙死党、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刘明辉、高治国、张曙光、王甸、侯良辅、张广居、阎罗、畅宏碧、李士行等；叛徒林亮、陈文祺、曾育生、张泽民、郑刚、黄可等；历次政治运动下台、长期对党不满的梁浩、王子贤、南静之、马孔智等；右派、历史反革命苏策划、林飞、佟文祥等。这些人都被赵健民封为“革命领导干部”，加以包庇保护，抗拒群众斗争；有些人还被赵健民安插到炮兵团派的领导班子中，掌握炮派各重要部门的领导大权。如：
　　原轻工厅厅长林亮，是这个反革命阴谋集团中的头面人物，早在1936年4月11日就在国民党“世界日报”上发表反共启事，发誓“绝不参加共产党及其它一切反动组织_”。这样一个大叛徒，与赵健民臭味相投，互相勾结，成为赵健民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副帅”，炮派副总指挥。｛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张曙光，这个阎、孙黑帮的心腹干将、阎、孙势力中的活跃人物，过去在阎红彦、孙雨亭的支持下，大反三面红旗，大肆叫嚷“大跃进办糟了，人民公社办早了”，大骂“大跃进是大要命”，甚至煽动农民要“追根求源”，把矛头直指伟大领袖毛主席。并影射说：“康熙皇帝还关心人民生活，你们连过去的皇帝都不如”。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个反动家伙又恶毒地攻击文化大革命是“搞宗派斗争”，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的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疯狂诬蔑“康生政治品质不好”、“江青搞个人崇拜”、“陈伯达企图向党伸手”，煽动干部给周总理写大字报，甚至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特殊”、“不了解情况”，等等。这样一个反动透顶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由于在“大揪军内一小撮”和搅乱领导干部阶级阵线的妖风恶浪中大打出手，深为赵健民所赏识，大力称赞说：“张副部长很精干，很有能力”，招纳自己麾下充当其反革命高级参谋。
　　红交兵负责人林飞，解放前任伪《中央日报》编辑和《民意日报》经理，解放初期，逃往缅甸，与蒋特、帝特机关B4、MAS、CAD等往来频繁，后潜回德宏，1953年又以刘少奇派往国外秘密工作人员的身份，逃窜瑞丽，妄图再次逃往国外，被我公安机关逮捕劳教。这样一个反革命分子，由于在去年八月以后武斗中屠杀无产阶级革命派有“功”，被赵健民大加重用，请上新华山充任总指挥。
　　原省委秘书长梁浩，这个历次运动下台干部势力中的代表人物，是于梁反党集团的副帅，复辟资本主义的急先锋，也为赵健民所看中，接去保护起来，成为“珍贵”的“宝贝”。
　　…………。
　　管中窥豹，略见一斑，在赵氏反革命阴谋集团中，诸如此类的人物比比皆是。这些乌龟王八蛋，被赵健民网罗之后，在赵健民的卵翼下，把黑手纷纷伸进炮派，控制和掌握了炮派的实权。总头目赵健民及其左右手林亮、侯良辅(原商业厅厅长，大叛徒薄一波、王鹤峰的死党、顽固不化的走资派)直接打入炮派决策机构——核心常委会，任核心常委，实际上充当了炮派的总指挥和副总指挥。为了全面掌握炮派实权，这个反革命阴谋集团中的骨干分子，还分别控制了炮派指挥部各部大权，由林亮掌管政治部，侯良辅掌管组织部，历史反革命分子佟文祥掌管干部部，原省物价委员会副主任、冯玉祥骑兵队长李铁亚掌管后勤部，阎、孙黑帮黑秀才、特嫌分子王甸和右派分子苏策掌管宣传和炮派《红炮手》报，此外，还由阎、孙黑帮黑参谋林建中等21人，组成参谋班子，为之出谋划策；由省参事室秘书、屡教不改的坏分子周超等四人粗成情报组，大肆造谣惑众，欺骗、煽动炮派广大战士。
　　这个反革命阴谋集团，在操纵炮派中的少数坏头头大揪“军内一小撮”、武装屠杀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反革命武装夺权的过程中，利令智昏地非法提出了一个69人的所谓革命委其会成员名单，在这个名单中，就包括了大叛徒赵健民、林亮、郑刚以及张曙光、南静之等这样一批坏蛋；赵健民之流甚至还秘密设计了一张“升官图”，预定由赵健民任省委第一书记，林亮任省长……，真是狂妄到了极点，同时也把他们这一小撮人的丑恶灵魂和反动嘴脸，刻画得清清楚楚，暴露得明明白白。
　　赵健民为了拉一批干部拥戴他上台，还到处封官许愿。他耍弄资产阶级政客的手法，对某些干部说：“站在炮团一边的，都安排了；不站在八•二三一边，也不站在炮团一边，住在家里的也安排了；就是站在八•二三一边的没有安排。”对于支持他的干部，他大许“三愿”：可以不再作检查，可以官复原职，并保证安全。去年十月，赵健民又公然违抗中央关于群众组织不得单独开办颔导干部学习班的指示精神，有意与省军管会举办的干部学习班唱对台戏，操纵炮兵团在翠湖宾馆、医学院等地举办领导干部学习班，把大批省市级机关和专县领导干部，甚至把相当一批证据确凿的叛徒、特务和顽固不化的走资派，都笼络起来，妄图利用这批干部为赵健民上台服务。
　　另一方面，赵健民对于不接受他拉拢的干部，对于揭发他的问题的干部，对于革命的干部，则千方百计加以打击迫害。如省委机关七十名处以上领导干部揭发批制了赵健民的一些问题，被他指使打成了“复辟团”“周兴的大小喽罗”，是什么“资产阶级司令部在行动”，等等。
　　对原省委书记处的成员，他一方面千方百计包庇阎红彦的死党。革命派一致要求打倒并经中央同意在报上点名的孙雨亭、刘明辉、高治国，说什么：“孙雨亭三反材料不落实”，“刘明辉只是生活作风问题”等等。去年九月十四日，他们还用一部无牌照的嘎斯车将孙雨亭接到云大去密谋策划，之后又相继把刘明辉、高治国接去长期保护起来。赵健民甚至还为阎红彦喊冤叫屈。当中央通知在《云南日报》上公开批判阎红彦之后，赵健民还说：“阎红彦不死成不了三反分子，可能是三结合对象”。而对书记处的其他成员，赵健民却全部把他们打成“黑帮”、“黑线”，说什么“××是贺龙、罗瑞卿的黑线人物”，××是“阎、孙、刘、郭反党宗派集团的成员”，等等，企图统统打倒。
由于赵健民实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反动政策，打击好人，拉拢坏人，千方百计搅乱阶级阵线，致使我省大批革命干部得不到解放，严重地影响了实现革命的三结合。


　　第四部分：赵健民是执行美蒋特务计划的大特务
赵健民早在一九三六年就投降了国民党，抗日战争时期，又与汉奸特务队有着不寻常的关系。三十多年来，他一直实行着国民党的反动计划。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又进一步执行了美蒋特务机关云南组的行动计划，内外呼应，里通外国，妄图乘机搞乱祖国边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实现资本主义复辟。大量事实表明，赵健民是一个和美蒋特务机关紧密配合行动的大特务。(具体材料从略)


　　不结束语
　　长期以来，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赵健民之所以如此疯狂大胆，有恃无恐，干尽反革命罪恶勾当，过去是由于他一直受到刘邓的庇护，文化大革命中则是与王、关反党集团，李广文和混入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内的王历波、王路宾反革命集团以及军内某些人的配合、支持分不开。
　　赵健民在解放前即长期与王力等在一起勾搭，关系极为密切。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王力曾积极支持赵健民“站出来”。去年六月底，王力来昆明时，单独找赵健民密谈。赵健民说：“昆明军区从上到下存在着一条黑线”。王力马上表示同意，并说：“主要责任在上面。”同时，王力对大揪“军内一小撮”的《评论员》文章也竭力加以支持，说：“在这样一个社会高潮下面，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产生了炮兵团的几评……，这是不足为奇的，这是合乎规律的。”他还大肆赞扬围困昆明军区的行动，说：“这次围坐军区门口，比过去高明了，还让交通，不冲大楼”。赵健民在王力的支持下，即以当然的“革命领导干部”自居，歪曲中央“八•八”批示，到处招摇撞骗，放肆地大干反革命勾当。
　　赵健民与李广文、王历波、王路宾等人的秘密勾结，也是异乎寻常的。据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机关《革命到底》和《捍卫红色新政权》两个战斗队揭露：王历波、王路宾“是用尽心思爬进省革委内部进行反革命罪恶活动的罪大恶极的反革命集团”。长期以来，他们“与反革命分子李广文秘密勾结，结成了一条反革命的黑线”，竭力包庇赵健民等人，干了大量坏事。去年七月二十六日，王路宾交代其亲信付××到北京向李广文秘密汇报的三个问题中，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赵健民问题。王路宾说：云南目前斗争严重，请李广文设法把赵调到北京保护起来。王路宾还专门要当时在济南的“云南的保赵派学生”写材料，由付到京面交李广文。七月二十九日，付××即在李广文宿舍密谈了关于赵健民等问题。同时，王历波、王路宾还利用职权，盗窃了赵健民等人的重要案卷材料，交给了为他们泡制反动传单的××学院，秘密进行了大量地拍照、抄录、复制，之后他们即泡制大量传单，到处广为散发，竭力为王路宾、李广文、赵健民等大制造舆论，吹嘘捧场。因此，在山东保赵之声一度甚嚣尘上，甚至还出现了“赵健民是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第一主任委员”，“赵健民是云南省军管会主要负责人”等造谣宣传。而李、王等人也曾在北京、山东的一些小报上多次吹捧赵健民，说赵是“受迫害的干部”，“毛主席司令部的人”等等。李广文还与王力秘密策划，把赵健民搞到北京保护起来，继续进行反革命罪恶活动。
　　毛主席教导我们：“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他们给人以假象，而将真象隐蔽着。但是他们既要反革命，就不可能将其真象隐蔽得十分彻底。”赵健民及其同伙，仗着王力等人的支持，凭借军事冒险和政治欺骗的伎俩，曾经得意忘形，疯狂一时，以为“大局已定”，胜利在握。但是，历史的辩证法是无情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不可抗拒的。曾几何时，在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照妖镜的照射下，他们终于现出了原形，一个一个地被党和人民踢出了历史的舞台，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如今，赵健民被揪出来了，赵健民反革命阴谋集团孤立了。但是，“一切反动势力在他们行将灭亡的时候，总是要进行垂死挣扎的。”赵健民之流仅仅是一只落水的恶狗，受伤的老虎，他还会伺机爬上岸来，进行疯狂的反扑；他所代表的反动势力，和他结成的反革命阴谋集团还未彻底揭露，他们一定还会采取各种形式，继续进行破坏和捣乱；赵健民反革命阴谋集团在昆明和全省各地所犯下的反革命罪行，还未全面充分地揭发；他的反革命两面派的思想和叛徒的思想，还远未彻底批判肃清……，因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阶级斗争观念，继续提高革命警惕性，发扬痛打落水狗的革命精神，对赵健民及其同伙，展开革命的大批判、大斗争，把他们彻底打倒，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赵健民干了大量反革命罪恶勾当，真是罄西双版纳之竹书罪无穷，决金沙江之水流恶难尽。上面这些材料，只是赵健民滔天罪行的一部分。他在全省各地所干的大量坏事，特别是那些更核心的内幕材料，还没有彻底揭露出来。因此，希望全省广大革命群众，特别是熟知内情的一些炮派负责同志，进一步加以揭露补充，把赵健民的反革命狰狞面目彻底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革命的同志们，让我们进一步认真地全面贯彻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以“斗私，批修”为纲，打倒派性，斩断黑手，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把毛泽东思想的春风吹遍全云南，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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