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党史：第七章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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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
一、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到军事管制
经过五年的经济调整和三年的艰苦奋斗，昆明人民终于摆脱了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阴影，完成了调整经济的任务。1965年全市经济形势全面好转，城乡市场繁荣，人民收入增加，生活明显改善，健康状况良好，人心思定。正当各族人民迎接第三个五年计划，谋求经济更大发展的时候，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发生了。昆明广大干部、群众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展开了长达十年的抗争。
文化领域的革命大批判与红卫兵运动的兴起
“文化大革命”是从文化领域的批判开始的，由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扩大到矛头指向党的领导层的政治运动。1965年11月，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发表后，成为引发“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1966年2月，省、市学术界连续举行4次讨论会，邀请文艺团体、大学和中学教师参加。4月，省委决定成立以高治国(省委常委、书记处书记)为组长的省文化革命9人小组，市委书记处书记黎韦为小组成员。为贯彻中共中央批转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称《二月提纲》)，省委宣传部根据省委领导的指示，起草了《关于学术讨论的一些情况和意见》(后被称为云南的《四月提纲》)。《意见》提出：当前云南学术界的问题大量是认识问题，可以采取批判吴晗提高自己，提高自己批判吴晗的方法，达到在学术界划清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界限，并提出“不要在我们这里硬找小吴晗”等意见。中共昆明市委根据两个《提纲》的精神，把运动置于党委的领导下，限制在学术讨论范围内进行。不久，在全国性的对《二月提纲》的指责批判中，省委立即收回了省委宣传部下发的《四月提纲》。接着，省委针对目前斗争形势指出：“对吴晗的《海瑞罢官》、田汉的《谢瑶环》、翦伯赞的史学观点的批判，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已拉开序幕，要在党的领导下组织左派进行斗争，把正在进行的‘四清’运动与文化革命结合起来。”根据省委指示，市委成立“文化革命小组”，动员机关干部、文教界人士，要像“反右斗争”那样进行声势浩大的革命大批判。以一中、八中、女中和文化团体为试点，全市要有领导地学习、开展批判，有计划地联系实际揭发问题。5月11日，《云南日报》刊载工农兵批判邓拓《燕山夜话》的文章。文章指出，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记》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同月26日，省委讨论《云南日报》的问题，认为以该报总编辑李孟北为主要撰稿人的副刊专栏《滇云漫谈》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的，李孟北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应在报纸上公开批判。此后《云南日报》发表批判文章，称《滇云漫谈》是“邓拓反革命集团开设在云南的‘三家村’分店”，从而在全省掀起了大批判高潮。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以及欢呼这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播发后，很快搅乱了昆明的一些学校，出现了批判学校校长、教师的大字报和揪斗所谓“黑帮”的浪潮。昆明的红卫兵运动迅速兴起。
1966年6月3日，市委传达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通知》(即5·16通知)，同时传达了会议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中央领导的揭发批判材料，给他们加上反党集团的罪名以及停止他们的领导职务的决定，全市干部极为震惊。市委常委联系昆明实际，检讨了对文化革命认识有片面性，工作中阶级斗争观点不明确、不坚定，领导成员世界观改造不够等问题。由于《5·16通知》是从批判《二月提纲》入手的，这就必然牵连到云南的《四月提纲》，授意起草提纲的省委常委、书记处书记高治国因而受到批判，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被撤销一切职务。参加起草、审定《提纲》的宣传部有关领导也被定为“反党集团”成员。省委对高治国的错误处理，产生了连锁反应，昆明市在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中，在市委县级以上干部会议上，揭发批判了分管文教工作的市委常委、副市长郝健，市委委员、电线厂厂长王维采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与此同时，全市文教系统，县以上党政机关和正在进行“四清”运动的单位都开展了文化大革命运动，昆明地区有46所中学派驻了工作组。工作组发动教职员工和学生张贴大字报，揪斗所谓的“三反分子”、“牛鬼蛇神”、“黑帮人物”。8月5日，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省委发出通知，要求派到各大、中学校去的工作组一律撤出，并承认省委原派工作组的决定是错误的。昆明市委立即向学校教职工和学生传达中央和省委的指示，帮助工作组迅速撤离学校。
随着群众性大批判的开展，为加强对运动的领导，市委调整了文化革命小组，市委书记处书记郭少川任组长。各县区也相继成立了文化革命小组。在首都揪斗学校领导干部和挖黑帮行动的影响下，全市也广泛地开展了揭批“三反言行”、“挖黑帮”、批斗“三反分子”的活动。’7月30日，市委讨论贯彻《中央转发毛泽东给林彪同志的信》，即五七指示，试图把各行各业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决定结合战备，将部分机关、学校向县区搬迁，建立副食品生产基地，工厂与公社挂钩，学校增加学工学农时间，要求迅速制定详细规划并加以贯彻。按照市委的部署，各单位相继建立了副食品基地，国营工业企业分工与公社挂钩支援农业机械化。这些工作均因运动造成市委瘫痪而中止。
1966年8月，中共八届第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和毛泽东在会上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向全国公开宣布。8月19日，昆明10万群众举行盛大集会，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代表省委在大会上讲话，支持革命群众敢于造反的精神。至此，红卫兵运动在昆明风起云涌。8月18日至31日，昆明地区红卫兵第一批443人出发到北京串联。8月28日，第一批北京南下红卫兵23人来昆串联。市委、市政府立即抽调干部，组织红卫兵接待站，管吃管住，联系交通运输。到10月底止，共接待南下来昆串联的红卫兵5000多人，经昆明外出串联的红卫兵、教职工4万余人。
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煽动下，昆明市大、中学校红卫兵冲向文化教育界、冲向党政机关、冲向社会。他们打着“造反有理”的大旗，率先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昆明中等学校的学生受反动的“血统论”的影响，普遍自发地划分“红五类”和“黑五类”，一些学生被打为“黑仔子”，不准串联，不准唱革命歌曲，限制人身自由。昆明地区的红卫兵冲向社会始自《人民日报》报道首都红卫兵猛烈横扫“四旧”的消息和“好得很”的社论发表后。首先是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习俗、旧习惯)，随后发展到打、砸、抢。对学校校长、教师肆意揪斗，许多教职工被打成“黑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被戴高帽、挂黑牌、抄家、关押、游街等侮辱和迫害。学校行政领导、党团组织陷于瘫痪，校内秩序大乱，被迫停课。在破“四旧”中，全市有430条街巷和数以千计的老字号、商店被强行改名，96家茶馆、117户私人诊所被查封，一些传统名牌产品和民族特需用品被指责为“封、资、修”货色，勒令停止生产、销售。合法的宗教活动、民族习俗也被视为“封、资、修”，被强行扫除，全市有1749户被非法揪斗、抄家，其中包括被保护住在昆明的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市委、市政府为爱护青年学生、防止坏人趁机抢劫，命令所有抄家物资必须上缴国库，由市财政局设立专库代为保管。当时，昆明市的名胜古迹也成为红卫兵破坏的重点目标。破“四旧”不仅严重破坏了昆明历史文化名城的文物古迹，而且破坏了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破坏了民主法制，也影响了青少年身心的健康成长。
8月23日，省委召开工作会议，昆明林学院、昆明工学院、昆明冶金学校一千多名学生戴着红卫兵袖套，抬着“炮轰省委，火烧市委”的大幅标语上街游行，到省委、市委贴大字报，并要求“上北京，见毛主席”。阎红彦代表省委就学生提出的问题讲了话，表示坚决支持红卫兵的革命行动，欢迎他们对省委提出批评意见。市委书记赵增益也作了类似表态。当晚，云南大学和昆八中另一部分学生认为任何反对和冲击党委机关的做法都是错误的，要同这种破坏行为作坚决斗争，提出了保卫省委、市委的口号。此后昆明校园和街头出现了围绕炮轰还是保卫省委、市委两种对立观点的大字报和激烈辩论，长达两月之久。
为了控制昆明的局势，根据省委的指示，市委研究采取几项措施，把握运动的领导权。认真组织干部群众学习“十六条”，统一思想认识；组织昆明“红卫兵总部”，在党的领导下开展文化大革命；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四大”。9月，由昆明地区大专院校部分学生和半工半读学校学生组成的“昆明地区院校红卫兵总部”成立，举行庆祝宣誓大会，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任总辅导员，昆明军区副政委和政治部副主任担任副辅导员，阎红彦到会讲话。因红卫兵总部有亲省委、市委的倾向，被“造反派”称为“保皇总部”，致使许多学生退出，多数成为逍遥派，不久即被迫停止活动。
这一期间，一些机关干部和人民群众对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红卫兵搞乱社会的作法不满，在一些地方出现干部自发与学生辩论的情况。9月9日，住晋宁县的半工半读化工学校学生组成宣传队，前往昆阳镇趁赶街天向群众宣传《十六条》，昆阳“四清”工作队队员(市、县机关抽调的干部)对学生的有些观点和宣传内容十分反感，与宣传队开展了辩论，农村干部、学毛著积极分子也参加到辩论中来，辩论发展到2000多人，将学生包围10多个小时。事件发生后，省委极为重视，要求市委进行调查，严肃处理。9月15日，省委宣布撤销朱作欣昆明市委书记处书记、昆明市农村“四清”工作总团长、党委书记的职务，其他干部也分别受到处分或作了检讨。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昆明出现造反组织
10月9日至28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阎红彦与省委常委、昆明市委第一书记赵增益参加会议。会议的主题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会后，昆明地区组成“新云南毛泽东主义炮兵团”和“井冈山八·二三战斗兵团”，这两个群众组织成为以后昆明地区造反派主力。省、市党政机关、团体和企事业单位纷纷成立各种名目的“战斗队”，起来造本单位党政组织的反，并与学生造反组织挂钩。参加造反的人数日益增多，掀起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干部、包括基层的一些班组长以及前一段派往学校的工作组长和组员，都被冲击，被揪斗。11月，在省委召开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期间，“井冈山八·二三战斗兵团”、“毛泽东主义炮兵团”与南下红卫兵等造反组织在检阅台两次召开“向以阎红彦为首的云南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大会”，阎红彦代表省委到会检查了所谓“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参加三级干部会议的地、市、县委书记到会接受教育。自11月开始，类似的批判大会达10多次，大批领导干部被揪斗，市、县级党政机关工作普遍陷于瘫痪。为了不让生产停顿，保证市场供应，维护治安稳定，市、县区领导干部坚守岗位，白天被批斗、游街，不能正常上班，他们就晚上上班。市委机关因造反组织日夜揪斗领导干部，市委书记、常委只好转入地下继续领导全市的工作。
10月初，中央转发军委关于军队院校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原有的由党委领导运动的决定。接着在江青、林彪的操纵下，否定了全国工业交通系统座谈会提出的“工业企业运动由党委统一领导，不停产闹革命”的正确意见，以中央名义下发了在工业交通系统和农村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昆明市工交部门的领导干部纷纷受到冲击、揪斗，大批工人离开生产岗位闹革命，生产被迫停止。农村虽然受波及时间不长，但也受到一定影响。当时，在“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下，造反狂潮扩展到工厂、农村和街道，市委已无力稳定全市的大局，昆明的形势日趋混乱。由于造反组织成分复杂，一些心怀不满和别有用心的人，在揪斗领导干部中，除进行人格侮辱外，还残酷地殴打、迫害；在批判反动路线中，一些“战斗队”借口领导搞了他们的黑材料，抢走机关档案；有的强迫领导写检查，为他们过去受的处分翻案；为追究所谓的“黑材料”，不少领导干部被打、被罚跪。为防止档案被破坏，市级领导机关档案被转移到军区保存，未转移的部门如市公安局都发生过抢档案事件。
阎红彦被迫以死抗争，昆明形势混乱
1967年1月，北京部分造反派在天安门召开“彻底打倒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1月2日，昆明地区“八·二三战斗兵团”、“毛泽东主义炮兵团”等一百多个造反组织联合组成“昆明地区无产阶级革命大联合指挥部(简称“大联委”)”。1月4日，“大联委”在检阅台召开“彻底揭发批判云南省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勒令省委主要负责人到会作“检查”，并接受“批判”。省委书记处为避免群众发生冲突(当时，多数群众不同意批判党委)，劝说他们不要召开这样的大会，如果坚持召开，省委领导将不参加。可是造反派不听劝告，组织5000人以寻找阎红彦为由，进驻昆明军区大院。连续两日，军区司令员秦基伟、省长周兴出面做工作，要造反群众撤离军区，但劝说无效。1月6日，省委书记赵健民在省委书记处办公楼接见造反派代表，断然拒绝造反派提出的无理要求，造反派当即拉赵健民游街示众。1月7日，7万多人走上街头游行，反对冲击军事机关。1月7日夜，陈伯达、江青和阎红彦通话，以势压阎红彦，指责他和省委害怕群众，不敢到群众中去。阎严辞拒绝陈的无理指责，并质问陈伯达“文化大革命这样搞，谁高兴”？1月8日凌晨，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治委员阎红彦以牺牲自己的生命，抗议林彪、江青的祸国殃民罪行和对干部的迫害。临死前，阎红彦给妻子留下的遗书说：“我是陈伯达、江青逼死的……。”阎红彦的死，使昆明混乱的局面更加恶化。
1月12日至14日，周恩来总理受中央委托，就昆明发生造反派冲击军区问题，在北京接见李成芳(省委书记处书记、昆明军区政委)、郭超(省委书记处书记)等人，听取他们的汇报。12日下午，周恩来总理电告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省长周兴，要他们转告省委、省人委、昆明军区、云南省军区，改变立场，站到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坚决支持和拥护毛主席和党中央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有力打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坚决支持昆明市和云南省厂矿、农村、学校、机关中的革命造反派，教育那些受蒙蔽的保守派，促进他们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联合起来，向资产阶级和他们的代理人进行全面进攻，要真正相信群众，放手发动群众闹革命，而不是挑动群众斗群众。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给“昆明造反派”发来“支持电”，呼吁造反派离开军区大院。这一电文宣传后，当晚造反派全部撤离军区。
造反派冲击军区，给省委书记戴高帽游街的严重事件，致使许多干部离开工作岗位，使党政机关逐渐瘫痪，市委、市政府领导已处于孤立无助的地位，社会混乱局面日益加深。
从全面夺权到军事管制
1967年1月6日，上海市的造反派组织夺取上海市的党政财文大权，被称为“一月革命风暴”。1月16日，云南日报、云南广播电台被昆明造反派大联合指挥部和本单位造反派组织夺了权，控制了全省的舆论工具。当天复刊的《云南日报》全文刊载新华社消息，称“一月风暴”好得很，号召“学习上海造反组织经验，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此时，昆明地区造反派内部已产生分歧，以“毛泽东主义炮兵团”为主的62个造反组织，不愿听命于大联合指挥部的指挥，另成立新云南革命造反派大联合联络站。以后经过不断分化组合，正式形成云南两大派组织，一派以“大联委”为主，成立“八·二三战斗兵团”，简称“八派”，一派以“新云南”为主，成立“毛泽东主义炮兵团”，简称“炮派”。26日“新云南”所属造反组织，抢先夺了省人委所属各厅局及中共云南省委的权。当晚，“大联委”在检阅台召开“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指责“新云南”夺省人委的权是假夺权。会后，“大联委”所属造反派冲击省委机关，再次宣称夺中共云南省委的权。昆明市委、市人委也于当晚被两派造反组织冲击，逼迫市委、市人委交出机关印章，宣布夺权。次日呈贡县造反派也夺了县委、县人委的权。《云南日报》发表了《让农民运动的风暴来得更猛烈些吧》的评论，宣称呈贡县是全省第一个被夺权的县，为全省树立了活的榜样。至此夺权之风遍及昆明地区，市属各企事业单位、农村公社、生产大队都被当地造反派夺了权。一些坏人或心怀不满者，乘机行凶报复，被打伤打残的领导干部，不计其数。大多数党员和干部凭着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忠诚，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市委第一书记赵增益被造反组织打伤，被拖到批斗会上，只能躺在地上，但他仍尽力保护基层干部。他在工厂的批斗会上说：“你们厂领导布置的这些工作，都是市委决定的，应该由我来负责。”但动乱的局面愈演愈烈。
2月初，中共中央电召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周兴、赵健民、郭超、薛韬等赴京研究云南对策，两派也分别选派代表参加。在会上，中央提出：由军队代表、干部代表、群众代表组成各级“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要求造反派实行“大联合”。当时，由于夺权一轰而起，干部已被打倒，“三结合”十分困难，两派群众组织围绕夺权，尖锐对立，势同仇敌，而云南又是抗美援越前线。周恩来总理为迅速稳定边疆局势，提出了“军管”这一正确的决策。可是陈伯达、康生等别有用心地强调：“三结合的权力机构，必须是革命的，不能搞折衷主义，不能合二而一，搞大杂烩，更不能搞复辟的三结合。”这就为两派重开武斗埋下祸根。2月末，春耕在即，中共中央发出“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要求全力以赴，搞好春耕生产。周恩来召集各大军区领导干部会议，部署春耕生产。昆明市按照省军区的部署，以人民武装部为主，原市委分管农业的副书记参加，组成“昆明市农业生产领导小组”，各县区也建立农业生产领导小组，社、队由贫下中农代表、社队干部、武装民兵干部组成生产领导班子，全市召开5万多农民的誓师大会，掀起春耕生产高潮。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命令，云南省军区首先对昆明市公安局、邮电局实行军事接管。同年3月，成立昆明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对昆明市公安局、人民检察院、中级法院实行军事接管。3月19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简称“三支两军”)。3月31日，中央批准，云南省军事管制委员会由15人组成，全省实行军管。与此同时，根据党中央决定，云南省军区奉命对昆明市实行“三支两军”，由武装部牵头成立“昆明市支左委员会”，主任谷自珍，副主任苟明先、张一飞，下设6个工作机构，对重点部门、企事业单位派驻军代表。昆明市所属县区，建立以当地人民武装部为领导的生产领导小组，实行军事管制，代行政府部分职权，维持社会治安，组织指挥生产，调解两派纠纷，禁止城乡串联，并采取种种措施保障人民基本生活。在党政机关陷于瘫痪的情况下，中央决定全省实行军管是必要的，对稳定形势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三支两军”和军管在总体上只能是执行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方针，在支左问题上，不可避免地陷入“支派”的错误中，军队中的一些人、特别是领导干部卷入到派性中去，很难避免在工作中出现错误和偏差。
在云南军管之前，两派赴京代表回到昆明传达周恩来总理两派大联合的指示，成立了“昆明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服务站”。但两派之间分歧已深，大联合服务站只是应付中央的虚设。4月，在两派联合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双方相互指责，相互攻击，矛盾公开化。1967年4月26日，
“炮派”召开“打倒刘、邓、陶，万炮再轰省、市委，血战到底誓师大会”，庆祝夺权三周月，会后游行。“八派”头目带领大队人员冲击会场，几万人的武斗场面在东风广场和东风路展开，混乱中许多人被打伤。“四·二六”大会后，一些群众对“八派”“唯我独革，唯我独左”的行为产生反感，特别是大批被“八派”无理批判斗争的干部，纷纷倾向“炮派”，重新组织团队投向“炮派”的单位日益增多，而“八派”头目认为这是不能容忍的分裂活动，对新成立的“炮派”团队进行指责和冲击，导致武斗事件的发生。5月28日、29日，昆明机床厂持“炮派”观点的职工成立“五一兵团”，与该厂“一·八兵团”发生冲突，继而扩大为包括军区、机关、学校、干部、战士、地方两大派参与的万人大规模武斗。军管会平息这场武斗后，5月30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就昆明两大派发生武斗，引起军区机关、部队干部战士思想动荡，致电昆明军区党委，要求军区机关、部队干部战士不要介入地方武斗，并规定：昆明军区“文化大革命”暂缓进行。6月23日，党中央、中央文革委托谢富治、王力、余力金、李再含来昆明解决云南问题，传达毛泽东“云南的问题要就地解决，要依靠云南的革命派和人民解放军自己解决”的批示。但是谢富治等人没能促进两派联合，也无法扭转云南的局面。
7月9日，《云南日报》登载经中央文革批准的《打倒阎红彦，砸烂阎王殿》的社论，公开点名批判省委书记阎红彦，昆明大批判的火力在万炮重轰省委、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派”，“斩断党内最大走资派伸向云南的黑手”的口号下，层层上挂下联，罗织罪名，揪斗各级党政干部。中共中央《关于“抓叛徒”问题的通知》下达后，又有一批人被打成“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7月22日，江青肯定河南造反派提出的“文攻武卫”口号，使昆明以“左”派自居的两派气焰更加嚣张，武斗进入白热化，由棍棒发展到枪炮厮杀。两派在昆明城区和郊区由抢占制高点，发展到以消灭对立派为目的的“拔钉子”、“夺据点”、抢占地盘，形成“八管区”和“炮管区”。1967年8月初至年底，昆明发生了十多次大规模武斗。持续一年的严重武斗，造成上千人死亡，伤者不计其数。全市停工、停产、停业、停课，局部地区还造成断水、断电、断粮，并发生阻击旅客列车，阻断交通，迫使对外广播中断，甚至抢劫援越抗美物资。12月份，在武斗与打砸抢达到疯狂程度时，群众仍不得不在枪声中排长队等候买粮，而仓库存粮已全部告罄，仅有少量未加工的麦粒供应市民。在社会极度混乱中，市区出现多股武装抢匪，白日黑夜四出抢劫，群众告状无门，联防又无武器，老弱妇女只能敲面盆报警，深夜呐喊哭叫之声此起彼伏。此时，全市人民对造反派的恶行无不切齿痛恨，对“文化大革命”也逐渐产生怀疑和厌恶，干部群众纷纷退出造反派组织，出现了众多的“逍遥派”。
鉴于昆明地区武斗日益严重，周恩来于12月6日电示昆明军区转告两派群众组织，坚决执行“九五”命令，不准抢劫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不准抢档案，不准武斗。12月18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通知驻滇军队领导干部赴京开会，解决云南驻军支左中出现的问题。周恩来指出“群众的派性影响军队，军队的派性又反过来影响群众”，批评军队有意把枪发给造反派，要求“稳定部队，立即制止武斗”。参加会议的领导干部三次致电昆明军区，要求坚决贯彻周总理的指示。在军管会主持下，两派签署了停火交枪协议。

http://ds.km.gov.cn/c/2011-07-14/47538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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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革命委员会的建立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中央在京举办学习班，成立革命委员会
1968年1月8日，中央决定在北京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云南班”，解决云南问题。通知两派代表(包括各派支持的干部)、军队支左人员共800多人参加。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增加到1980人。学习班的主要任务是制止武斗，停火交枪，恢复全省正常秩序，促进两派大联合，酝酿成立省、市革命委员会。与此同时，昆明军区在北京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昆明班”，有三千多名团以上军队干部参加。2月13日，在中央的督促和帮助下，两派赴京代表正式签署了《关于停火交枪、制止武斗协议》和《关于恢复交通运输和保障邮电畅通协议》。2月21日，云南省军管会、两派群众组织组成停火交枪监督小组，恢复交通、邮电，并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昆明市进行巡逻。截至3月4日中央规定的限期，昆明两派共交出枪17890支，各种火炮210门，子弹980多万发，炮弹7000发，以及炸药、爆破物等。2月26日，两派代表在北京达成《关于实现大联合协议》，并成立联合审干小组。次日两派在京代表发出“公开信”，要求尽快实现全省各地区、各部门的归口大联合，力争在3月份召开工代会、红代会，建立云南省、昆明市革命委员会。此后又签署了《抓革命、促生产，打击反革命经济主义的协议》，要求调整、健全和建立生产班子，加强生产领导工作，动员进驻外单位的群众组织和群众，迅速返回原工作单位。职工要坚守工作岗位，遵守劳动纪律，业余闹革命。早已对派性斗争产生厌恶和反感情绪的群众，积极响应归口联合的号召，昆明铁路局、云南日报、市人民银行的两派群众首先达成联合协议，宣布与两派脱勾，不再受两大派的左右。全市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纷纷达成联合协议。但是，由于两派积怨太深，一时尚不能消除派性和对立情绪，特别是一些派头和骨干分子，仍在积极活动，叫嚷“造反有功，掌权有份”。停火交枪协议达成后，仍有反复和摩擦，交枪留一手，交枪又抢枪，停火重开战的情况时有发生。掌握在两派手中和流散社会的枪支，多达10万余支，经过再三动员、检查，收回大部，但仍有不少流散在社会上，成为昆明治安的一大隐患。
1968年8月10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准昆明军区党委《关于建立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报告》。8月13日，云南省、昆明市革命委员会同时成立。段思英任昆明市革委会主任，骈引丁、郭新、肖持久、刘殷农、尹家仙(女)、苏本忠、傅国英(女)为副主任(后4人为群众代表)。昆明各县(区)、各单位的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实现昆明地区的“一片红”。革委会集党、政大权于一身，实行党政合一、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8月17日，昆明市革命委员会举行首次全体委员会，讨论部署当前工作任务，强调革委会最重要最根本的任务是突出政治，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推向新高潮，搞好人的思想革命化，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同时，狠抓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搞好斗、批、改。会议作出《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昆明建成为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的决定。市革委第二次全会，贯彻毛泽东“关于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指示”，组织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配合解放军，帮助开展学校斗批改。11月，集中市委、市人委机关干部举办“学习班”，开展机关斗、批、改，批判市级机关领导干部及部委办局领导干部的所谓“三反言行”，在大批判的基础上，清理阶级队伍。昆明市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和斗、批、改运动在全市的开展，标志着昆明的“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2月24日，动员组织全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26日，昆明部队和省、市革委会举行向毛泽东献忠心大会，歌颂毛泽东领导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丰功伟绩，誓将云南省的两条路线斗争进行到底。这些紧张进行的工作，旨在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使昆明实现“大治”。可是，革委会成立后，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和严重派性的干扰，不可能实现“大治”。
制造分裂，残害群众的“划线站队”
“划线站队”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及其追随者，利用“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和资产阶级派性，在云南炮制的一场浩劫。在这场浩劫中，受残害的干部群众之多，受害之深，后果之严重，在建国以后的历史上是空前的。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被迫自杀后，省委书记赵健民置个人生死于不顾，刚正直言，就“文化大革命”打击面太宽，许多革命老干部被批斗，运动中不坚持党的领导，搞大民主，理论脱离实际等问题，向康生提出自己的意见。赵健民反映的意见，竞成了所谓“二月逆流”的罪行。康生为置赵健民于死地，竞不顾历史事实，诬陷赵健民为变节叛党的叛徒，并加上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等罪名，被关押审查达8年之久。康生等人对赵健民的诬陷，实际上为云南“划线站队”定了调子。1968年8月10日，中央在成立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中，把阎红彦、赵健民定为“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云南的代理人”。这就是要以对阎红彦、赵健民的态度为标准，划分敌我。凡是同情、支持、赞成阎红彦、赵健民观点的组织和个人，就属“站错队”或者赵健民之流，也就成了“划线站队”批斗、打击的对象，反之就是中央文革支持的革命左派。
云南推行“划线站队”，始于1968年8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国防、冶金系统“抓革命、促生产”会议(简称“八·一五”会议)。云南有14个厂矿企业的军代表、领导干部、两派群众代表共330人组成代表团参加，省革委副主任、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鲁瑞林担任代表团团长，并为会议核心小组领导成员。会议期间，违背党对专案人员的规定条件，从所谓“正确派”中指定专案人员，对参会的对立派代表进行审查，给他们扣上“三反分子”、“大叛徒”、“反军乱军分子”、“反革命黑干将”等罪名，召开大小会议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八·一五”会议以人划线的做法在省革委七次全会上作为经验介绍后，“划线站队”即在全省展开。
昆明市革委会召开的全委会，从第二次到第十次都是与省革委全会联合召开的。1968年12月14日至20日，省、市革委第六次全会召开，会议提出揭开云南阶级斗争的盖子，继续深入对刘少奇、阎红彦、赵健民的大批判，从组织上把一切暗藏的阶级敌人挖出来，彻底摧毁他们的社会基础。这预示着“划线站队”的到来。1969年1月1日至15日，省、市革委召开第七次全委扩大会议。这是一次影响极其恶劣，后果极为严重的会议。会议围绕追查“赵健民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这一政治假案，批判所谓“阎红彦、赵健民之流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云南的“二月逆流”翻案邪风，以支持或反对赵健民层层划线，把炮派组织划为错误路线的代表。在七次全会上，再次宣传介绍“八·一五”会议“抓反革命”、“捅马蜂窝”等残害干部的所谓经验，使“划线站队”的斗争更加残暴，更加疯狂。在“划线站队”期间，昆明市党政机关干部被强迫集中在北郊的冶金工业学校办学习班。这个班的领导权为派性所控制，学习人员如同置身监狱，完全失去自由。1月18日，以迎接革委会委员回单位传达七次全会精神，参加斗批改为名，强迫参加“学习班”的200多名站错队干部戴高帽、挂黑牌跪地请罪迎接。接着学习班按照全会布置，以20个问题作为划线依据，凡是参加过炮派组织的“摧资兵团”、“干部联络站”的干部都被划到错误路线一边，确定为被清理的对象，包括以郑伯克(云南地下党省工委书记)为代表的“混进地下党的坏人”，以朱家璧(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副司令员)为代表的“边纵”里的“坏人”，以及有被国民党逮捕、关押过等历史问题的干部。在学习班1721名干部中，被列为审查对象的419人，占24.3％，被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等九种人的127人，占8.29％，其中部局长以上被列为重点和专政对象的124人，占这一级干部的75％。在被审查对象中，1人被逼死，近百人被打伤。1969年4月1日，市级机关五七干校在官渡区小哨畜牧场开学。市委、市人委机关干部1000余人集中到干校学习，主要学习任务是继续搞“划线站队”，开展“清理阶级队伍”和斗批改，以后又在于校举办深挖“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学习班。在派性的影响下，斗争对象都是“站错队”的干部，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市委第一书记赵增益被定为“变节分子”、“三反分子”，市委书记处书记朱作欣被定为“叛徒”，直至粉碎“四人帮”后才得到平反。在长达两年的“划线站队”中，全市受迫害的干部群众达41635人，其中被迫害致死的1486人，被打伤致残的9708人，涉及全市的冤假案758起10373人，形成错案1213起2075人。其中重大冤案有：赵健民国民党特务组计划政治假案，滇西挺进纵队政治假案，摧资兵团政治冤案等。
“划线站队”，分裂了党、分裂了军队、分裂了群众，给全省人民造成极大的伤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乃至很长的时期内，派性仇恨的对立，派性的明争暗斗以及拉帮结伙的现象，难以消除。同时“划线站队”中形成的材料，又成为后来“清队”、“深挖五-一六”、“一打三反”的依据，使“划线站队”的错误更加扩大。
贯彻“九大”精神，“斗、批、改”全面开展
1969年4月1日至24日，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研。“九大”以后，“斗、批、改”运动在全省、全市全面展开。按照毛泽东的设想，“斗、批、改”包括建立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等阶段。在实际工作中还包括“教育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内容。并明确指出，“这是各级革命委员会的中心任务”。结果，毛泽东试图通过“斗、批、改”达到“天下大治”的设想并未实现。事实上，随着“斗、批、改”运动的发展，党内和社会矛盾以及引发动乱的因素更加增多。
整党建党。1969年9月5日，中共昆明市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成立，负责对市革命委员会和所属部门实行党的领导。核心小组成员9人，组长兰亦农。党的核心小组成立后，根据党中央、省委指示，按照“九大”精神，以毛泽东提出的“五十字大纲”进行整党建党。在错误的指导思想下，历时两年的整党，又是“划线站队”在党内的重演。把“站错队”的党员、包括许多经过战争考验的老党员，当作“吐故”的对象，有的开除出党，有的以问题一时查不清“挂起来”，停止组织生活。而跟着林彪、江青造反起家的人，利用窃取的权力，把“路线觉悟高，造反精神强”，特别是把“头上长角、身上长刺”、派性思想严重的打砸抢分子，拉入党内，突击“纳新”。而突击“纳新”的人，也必然是突击提干的对象，入了党的帮派骨干分子，纷纷塞进了各级党委、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的领导班子。整党建党的结果，造成党组织的严重不纯。据1971年底统计，在整党中，全市受各种党纪处分的党员共527人，其中开除党籍301人；暂时挂起来继续审查的610人。突击“纳新”的党员344人，有指名入党的造反派头头和打砸抢分子。在17个县(区)、局的1043个支部中，重建支部后，组织不健全，不能开展活动的145个，占13.9％。整党建党后，两派的头头都进入党委内部，只要党委委员发表了触及帮派利益的意见，就有被围攻、绑架、殴打的危险，使党的委员会被帮派所把持，无法形成正确的决议。
扩大打击面的清理阶级队伍。所谓的“清理阶级队伍”，就是把所谓混进革命队伍里的九种人，即叛徒、特务、走资派、地主、富农、资本家、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清理出来，做到阶级阵线分明。在清查中，把历史上被捕、被俘、起义，经过党组织多次审查，早已作了正确结论的同志，又重新审查，把他们打为“自首变节”、“阶级异己”、“叛徒”、“特务”，甚至把云南地下党组织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简称“边纵”)也列为专案审查，对地下党员全面摸底排队，定为“右倾投降路线”、“叛徒集团”、“内奸”、“阶级异己分子”，把“边纵”部队说成是“招降纳叛”、“地霸土匪武装”，使大批原地下党员和“边纵”指战员遭受残酷批斗，有些人被残害致死。
教育革命，导致教学质量普遍下降。教育战线的斗、批、改，是围绕教育革命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一大批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领导干部被诬蔑为“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得力干将”，大批有造诣的老教师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被批判斗争、抄家，遭受人格侮辱和身体摧残。在改革“旧的教育制度”和“旧的教育方针、方法”中，1969年，昆明市革命委员会作出《关于将市属中、小学下放工厂、农村人民公社管理的决定》，全市31所普通中学，先下放了14所。要求学校突出政治，搞好“斗、批、改”，开展教育革命，全面落实对知识分子“给出路、再教育”的政策。市革委会提出“斗、批、改”的措施是：一方面让工人阶级占领学校这个上层建筑，组织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进驻学校，加强领导，改变“知识分子一统天下”的局面；另一方面按照省革委决定，“缩短学制”，中学4年(初、高中各2年)，小学5年，提出彻底批判“智育第一”，坚持政治建校，规定小学用70％的时间、中学用60％的时间学习社会主义文化课，其余时间学工、学农、学军、学政治。在昆明的大专院校，有的被撤销，有的被迁到专州。在战略疏散下放中，大专院校教职工也先后被疏散下放，以试办农场、分校、进行教育革命为名，在农村“战略疏散点”从事体力劳动。1971年，在昆的昆明工学院、昆明师范学院、昆明医学院、云南中医学院开始从工农兵中招生，采取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省级教育部门复审相结合的办法，废除“修正主义的考试制度”。来自全省各地18个民族，年龄20岁左右，有相当初中以上文化程度，有2年以上实践经验的1.92万名工农兵学员进入本省大专院校。由于大多数学员是保送入学，没有系统学习过中学课程，加上入学后政治活动多，上大学还要管大学，不少学生成绩较差，毕业后难以胜任专业工作的要求。省委虽然要求市中、小学校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普及小学五年教育、争取普及七年教育，但因学校“斗、批、改”后，中、小学学制不适当地缩短，教材不适当地精减，以及经常受政治运动的影响，停课、放假、参加劳动，学生上课时间减少，教师思想混乱。在知识分子政策不落实，毕业生上山下乡，以及“读书无用”，进大学靠走后门的影响下，学生学习质量普遍下降。由于大量学生留级，影响全市1万多名适龄儿童有7000人不能入学，同时，中、小学生增加过猛，造成教师队伍严重不足，在一些学校中出现了高中文化水平的教师教高中，初中文化水平的教师教初中的不正常现象，教学质量严重下降。
文化战线在“斗、批、改”中备受摧残。文化领域是“文化大革命”中受害最严重的战线，“斗、批、改”的实施，更使昆明的文化艺术雪上加霜。昆明市上演地方剧种的滇剧、花灯、评剧、曲剧、民族歌舞都被停演，只准上演革命“样板戏”。许多文艺工作者被诬为混进文艺队伍的“三反分子”、“黑线人物”、“牛鬼蛇神”，遭到残酷迫害。市属专业剧团全部下到市郊农村，一是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清理阶级队伍，搞斗批改；二是劳动锻炼；三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群众文化活动，仅限于唱革命历史歌曲、语录歌、跳忠字舞。昆明市最大的群众文化活动场所——昆明市工人文化宫，因被省革委选定为修建“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展览馆”和“毛泽东巨形塑像”的馆址，把包括露天剧场、电影院、溜冰场、美术馆、音乐馆、大礼堂等1.8万平方米建筑面积，3万平方米的绿化面积夷为平地。后因中央通知停建类似纪念建筑，工人文化宫成为游行集会的广场。
脱离实际的机关机构精简。“文化大革命”之前，市委、市人委共有57个部委办局职能部门，由于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工业、农业、商业、城建都设有下管企业的部委办局。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初期，实行党政合一的一元化领导体制。撤销了中共昆明市委、市人民委员会的所有机构，设办事组、政工组、生产指挥组、人民保卫组等四大组，各大组之下设若干二级组和办公室，直接管理基层单位。机构精简后，不能适应对全市工作的领导和事业的发展，于是成立了许多临时单位，如“斗批改组”、“一打三反办公室”等等。1969年6月，市革委再次进行机构改革，以改变市革委直接领导500多个基层单位的状况，决定采取横宽纵短的三级管理体制，在四大组的基础上，下设15个局、2行、1社。恢复重工、轻工、交通、手工业管理、邮电、城建、林业、劳动、民政、财政、粮食、税务、商业、工商、文化局，以及人民银行、建设银行、供销社等建制。学校仍归政工组学校组领导，卫生由生产指挥组领导。1972年后，由于重建中共昆明市委的工作机构，陆续撤销市革委的四大组，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共设34个工作机构，但仍有不少临时机构。
一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大学不招生，中学停课闹革命，工厂不招工，各行各业都处于停滞状态，城市高、初中学生既不能升学，也无业可就。1968年，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全国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高潮。1969年至1979年，昆明市先后组织了78570名知识青年下乡。按照昆明市知识青年下乡计划，全市66、67、68级初、高中学生，全部下乡接受再教育。由于动员工作有很大阻力，市革委发出《各单位做好知青下乡工作的通知》，要求机关、企事业单位做好知青家长说服工作，促成知青下乡，并采取强制手段，将已下乡和应下乡的知青粮食、户口转到下乡所在地。到1969年底，下乡知青共计33990人，占计划总数84.4％。其中到保山插队21247人，到边疆农场8166人，到省内农村3744人，到省外农村833人。对下乡知青的口粮标准、生活补助作出了具体规定，并派出领队人员，做到政治上有人抓，生产上有人教，生活上有人管。昆明知青下乡后，虽然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关爱，但由于政策不完善，措施不具体，许多困难问题得不到解决。1969年11月，昆明市赴保山知青检查团向市革委作了情况汇报，并提出改进意见。1970年后，市革委对知青工作加强了领导，针对存在的问题，配套落实了有关政策措施。对知青本人病残、家庭困难或有其他特殊原因的，经核准可以留昆。对私招乱雇知青的，一律清退，送往插队农村，不许拉关系，走后门。1971年后，省、市属企业获准分批在赴边疆插队知青中招工人，插队知青逐渐安定下来。1973年国务院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印发新华社云南分社写的《云南生产建设兵团4师18团摧残迫害知青的情况》，中央领导深为震惊，批示“非立即处理不可”。经省委和昆明军区党委查实，省高级法院和军事法庭批准，将摧残迫害知识青年的主犯判处极刑。1973年11月，昆明市委决定“我市知青，主要安排到安宁、晋宁、呈贡、富民、官渡、西山六个郊县(区)农村插队，要求系统包单位，单位包职工，职工包子女，农村包安置，学校协助，层层配合。1974年，规定知青定点集中建房，由市、单位、社队三级分摊，安置形式采取大集中、小分散。在有条件的社队，开办知青和社员共同参加的农场，生产大队或较大自然村建立20人左右，集中学习、生活、劳动和分配的知青点；在山区和散居生产队，建立5人以上知青户。病残、独子或仅剩一个未下乡知青可以留城，并召开全市知青下乡先代会，表彰下乡知青先进集体和个人。经过一系列的工作，1974至1979年昆明知青由到边疆插队，改为在郊县区农村集体落户，共46630人，派出带队干部2722人(次)，市拨安置费1497.8万元，盖知青房1819幢、38.7万平方米。由于管理辅导有专人，各级党委加强领导，知青上山下乡进展顺利。插队知青有3444人入团、33人入党，有368人选入社队领导班子，1882人分别担任农村教师、医生、农科员、会计员。“文化大革命”结束，知青中除极少数留在市属农场、农村安家外，99％的知青返城就学、就业、参军。强迫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仅使大批学习有成的青年中途辍学，耽误了一代人的成长，同时也造成各行业尤其是科技人才断层的严重后果，影响国家建设的正常发展。
造成市民离散之苦的疏散下放。在开展“斗、批、改”期间，1969年10月17日，林彪发布《关于加强备战，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11月4日，市革委召开市属各级革委会干部会议，讨论贯彻执行省革委《关于立即疏散昆明市人口的紧急通知》、《关于疏散下放昆明市人口和遣送“九种人”的通知》。根据省革委规定，疏散下放的对象为闲散人员、盲流人口、农村户口人员、农村有家可归的干部、职工家属，已调往专县和“五七”干校的干部和职工家属，私招乱雇人员，应走未走和倒流“知青”，未经批准外地在昆的办事处、列入搬迁下放计划的单位。遣送对象为在地、富、反、坏、右阶层中，属于敌我矛盾，未改造好的分子，实行群众专政、监督劳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按疏散下放人员对待。照此规定，一大批党政干部及其家属，被赶出昆明市，昆明地区的大专院校、部分工厂企业被列入疏散计划下放到专县。在执行中，采取强制的做法，甚至出现逼死人命事件。由于疏散下放人员按省规定的数字差距很大，只有重点抓“九种人”遣送，采取查户口的办法，查到一户遣送一户，全市共疏散下放、遣送人口28574人，使昆明人民饱受离散之苦，造成许多家庭悲剧和大量的后遗症。
中共昆明市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部署“批陈整风”
1971年6月13日至15日，在整党建党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昆明市委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出席代表943人。梁中玉受党的核心小组委托，作了题为《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的报告，肯定了昆明市“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对开展“批修整风”运动、深入搞好斗批改、加强党的建设、落实各项政策、加强经济工作作了部署。全委会和常委会的组成，仿照革委会实行“军、干、群”三结合，选出第三届市委委员60人(军队代表19人、干部代表20人、群众代表21人，上届委员仅7人)，市委常委17人，梁中玉任市委书记，张永康、郭少川、黎韦、郭兴任副书记，两派头目刘殷农等进入市委领导核心，担任常委。会议还通过了《关于认真开展批修整风，深入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的决定》。此后，各县区也都仿照市委的做法，让帮派分子进入党的领导核心，由此，帮派分子掌握了各级党委的部分权力，成为以后党内外不安定因素的根源。
市委恢复组建以后，根据中央和省委的部署，把“批陈整风”的重点，放在彻底揭发批判陈伯达一类骗子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罪行上，放在揭发批判他们形左实右的反革命两面手法上，要求各级领导，开门整风，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开展反对骄傲自满，提倡谦虚谨慎的自我教育运动。3月1日，市委组织市、县级单位党的核心小组成员100多人，参加省举办的“批陈整风学习班”，同时在市内扩大“批陈整风”的范围。在重点批修的基础上，市委开展整风，针对昆明市治安形势严峻，农村阶级斗争复杂，落实政策混淆两类矛盾，定案处理偏高，基层一些单位违反政策，搞逼供信等左的倾向，以及在对敌斗争中右的表现等实际。对市委领导思想上“骄”，工作上“散”，作风上“飘”等问题开展批评自我批评。市委领导班子的整风，对市委主要负责人主观主义，方法简单，听不进不同意见的错误有所触动。
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全市在批林整风中进行整顿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叶群等人叛国出逃，机毁人亡，标志着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根据中央的部署，云南省于9月下旬开始，先党内，后党外，从上到下逐级传达。10月28日，市委常委讨论了中共中央的《通知》，自30日起，逐级传达，历时半月，参加的干部、群众共66万多人次。“九·一三”事件激起全市人民极大的义愤，纷纷声讨林彪反革命集团谋害毛主席，企图发动政变，另立中央，叛国外逃的罪行。以后又结合《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斗争》材料之一至之三的传达学习，使广大干部群众系统了解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形成、发展及林彪抢班夺权阴谋和反革命武装政变的过程，以及党和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在批林整风，吸取林彪事件教训，肃清林彪流毒的同时，开展调查与林彪反革命集团有牵连的人和事。
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后，周恩来总理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排除江青一伙的干扰和破坏，坚定地推进“批林整风”，努力纠正“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极端做法，多次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在政策上协助毛泽东进行了部分调整，尤其是抓干部政策的落实。在经济工作上鼓励各级领导干部理直气壮地抓生产、抓业务，恢复被砸烂的各种规章制度，重申农村的分配工作要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并作出了《坚持统一计划，整顿财经纪律》的规定，对国民经济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起到指导的作用。全国各方面出现好的转机，昆明的情况也有了好转。1972年4月中旬，市委召开第四次全委扩大会议，学习贯彻中央有关“批林整风”和经济工作的指示，为纠正极左思潮造成的错误，市委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组织纪律性的决定》、《关于落实党的政策的决定》、《关于保证完成1972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定》等三个决定，着手一系列的整顿工作。
鉴于当时普遍存在的无政府主义、宗派主义和分散主义等情况，市委要求加强组织纪律教育，分清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纪律、社会主义规章制度与管卡压、严格党的纪律与惩办主义等的界限，重申党的纪律与民主集中制，建立各级监察机构，保证党的纪律贯彻执行。在落实党的政策中要求凡应该解放而未解放的干部，在6月底前解放出来，审查未作结论的，迅速作出结论，虽被解放而未被大胆使用的或使用不当的，进行调整。充分发挥技术人员和老工人的作用。要认真做好“清队”、“一打三反”复查定案工作，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要求各级党委正确处理政治与经济，政治与生产的关系。全面执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落实各项经济政策，特别是农村经济政策，加强计划观念，严格经济纪律，加强企业管理，提高产品质量，深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这次会议后，市委认真贯彻中央有关纠正“左”倾错误的指示，排除派性干扰，把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与批判极左思潮结合起来，与调整、整顿结合起来。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第一，落实干部政策。1972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原在地方支左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的军队干部，调回部队工作。这为落实干部政策创造了条件。昆明市委还确定，原市委、市人委副部长、局长，县(区)常委、副县(区)长以上只分配搞一般工作的，一律调整到相当原级别的职务，在市级机关五七干校的各级领导干部，被结合到各级领导班子，并担任主要领导职务。到1972年底，全市县(区)委常委以上干部，解放了的达96.2％，安排在领导岗位上的占解放数的96.6％。全市原有专业技术干部4532人，有4100人安排在专业岗位上工作；工厂企业2／3的班组长由老工人担任。10月，市委对全市疏散下放人员问题作出决定，属于未按政策办理，处理错的，应收回复职，处理偏严的给予纠正；老弱病残，生活不能自理的，准许回昆落户。这些措施极大地调动了干部群众的积极性。12月市委批转市民政局核心小组报告，对把归侨、侨眷的“海外关系”，不加区别地看作政治问题，以及歧视归侨、侨眷，不按党的侨务政策办事的现象，进行纠正，安定了归侨、侨眷，发挥了他们在生产中的积极作用。
第二，调整机构设置。为适应工作需要，市委对市级机关的机构进行全面调整、整顿。撤销市革委政工组，恢复市委组织部、宣传部，成立工交政治部和统战组。撤销市革委人保组，恢复市公安局、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市革委生产指挥组，建立计划委员会和建设委员会，充实工业组，增设财贸组、文卫组和农林办公室、劳动人事局。市革委所属各局，撤销局革委会，恢复局长、副局长，增设局党委会，局内撤销四大组，根据需要建立科室。恢复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体育运动委员会。市委成立市委纪律检查小组，加强纪律检查监督。恢复市委党校，加强党员、干部教育、培训。文化大革命前期被停止活动的人民团体，工会、团委、妇联、贫协等组织恢复活动，分别召开代表会议。各局管理的基层单位也进行了调整和整顿。
第三，落实农村经济政策。1971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重申人民公社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不要把正当家庭副业、多种经营当资本主义来批。根据中央指示，市委宣传贯彻农村政策。这些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坚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重新分配自留地和饲料地，归社员家庭使用，长期不变；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改变大寨式政治工分，恢复定额管理，提倡个人养猪，恢复农贸市场；坚持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尊重生产队自主权，实行粮食征购到队，一定五年不变；坚持干部参加集体劳动，不搞特殊化；坚持勤俭办社、民主办社方针，反对铺张浪费，强迫命令；坚持以粮为纲，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等。同时，全市商业也开始划清被极左思想搞乱的是非界限，如多种经营与“金钱挂帅”，正当经营与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合理奖励与物质刺激等，并在市区四周开辟4个集贸市场。
第四，清理退赔机关、部队、工厂无偿占用的学校、公共场所和私人房产。此外，市委还制定了《关于加强城市管理的若干规定》，以加强城市管理。
第五，重点整顿“老、大、难”单位。这一时期整顿的重点，主要是在派性干扰下，被一些打、砸、抢分子和派性掩护下的坏人窃据领导权的单位。
第六，在“批林整风”中，一方面进行基本路线教育，解决方向道路问题。一是狠抓对敌斗争，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和杀人、抢劫、强奸、盗窃及经济犯罪活动。二是揭发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刹住资本主义邪风，批判纠正农村自由经营、开自留地、乱伐森林，变相单干，分光吃光等。三是工矿、财贸企业，批判纠正资本主义经营思想和作风，以及铺张浪费，自由生产，以物易物，非法协作，开后门，破坏国家计划，化公为私，损公肥私，贪污挪用等。另一方面是市委常委整风、市级党政机关进行整顿。第一步是学习文件，大鸣大放，主要是对市委常委提意见，进行初步整改，建立规章制度，加强民主集中制；第二步是机关抽出1／3干部，深入基层，帮助开展基本路线教育，从基层看领导机关，特别是市委的方向道路问题；第三步，回过头来，进一步整顿机关，搞好常委整风，推动机关革命化。从自上而下提意见中，在政治上最大的问题是“划线站队”造成的分裂群众，派性掌权，派性掩护坏人，造成严重后果；在经济工作上，主要是市委前一段的瞎指挥，如以粮为纲的围海造田，以钢为纲的重建昆一钢，造成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损失。通过“批林整风”，市委围绕路线斗争的基本经验，对加强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培养接班人等问题深入展开了讨论，特别强调要总结必要的经验教训，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切实抓好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针对昆明市帮派活动猖獗，积极寻找靠山的实际，市委要求全党克服派性，增强党性加强团结，落实党的政策，调动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同时要把完成当前的生产建设任务作为大事来抓，把政治挂帅落实在促生产上，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带领群众努力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由于经济工作上“左”的错误有所纠正，整顿工作逐步展开，经济政策受到群众欢迎，1972年、1973年连续两年获得工、农业双丰收，粮食总产量和工业总产值均创历史最高水平。
1973年8月，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决定，调回部队的“三支两军”人员开始离开昆明。各级党政领导班子由“军干群”三结合，逐步转变为“老中青”三结合。省委对市委领导班子进行了较大调整，常委由17人组成。黎韦任市委书记。副书记6人，其中郭少川、肖持久、赵英、张琅基为干部代表；李天和、郭兴为军队代表。其余常委中有干部代表4人，群众代表3人，军队代表3人。由于干部代表人数增加，领导班子战斗力有了加强。

http://ds.km.gov.cn/c/2011-07-14/47538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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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帮派篡权的新动乱到粉碎“四人帮”的胜利“批林批孔”中帮派开始篡权活动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这次大会批判了林彪两面派的本质和严重罪行，但没有正确分析事件发生的原因和总结必要的教训，却强调“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这就使全局性的“左”倾错误继续下去。大会还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选入政治局，王洪文与康生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这就使他们得以在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窃取更大的权力。
在十大前后，毛泽东提出要把批判林彪同批判中国历史上的孔子和儒家、推崇法家联系起来，其用意在于借所谓历史上的法家坚持变革，儒家反对变革，来维护“文化大革命”。江青集团为了巩固和扩大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既得权势，转移目标，保护自己，企图在“批林批孔”中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周恩来、叶剑英老一辈革命家。江青公然宣称，“现在有很大的儒”，要批“现代的儒”，“四人帮”的写作班子在报刊上发表大量文章。含沙射影地以批判孔子的“克己复礼”、“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为名，对周恩来恢复“文化大革命”前某些正确政策措施，落实干部政策，安排老干部的工作进行攻击，大反所谓“复辟回潮”，树立“反潮流”典型。由于江青两次在召开驻北京部队及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大会上动员“批林批孔”，点名攻击中央、地方一批领导干部；以个人名义写信、送材料，煽动“点火放炮”、“夺权”，在她的煽动指挥下，各地造反派纷纷拉山头、打派战，揪斗老干部，批判党政领导和教育界、文化界的专家学者，掀起了新的动乱。使纠正极左思潮和整顿工作受到挫折。
1974年1月，中央转发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当时省、市委和广大干部群众并不了解“批孔”掩盖下的阴谋，有的耽心是不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又开始了。2月1日，市委部署在全市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强调“批林批孔”，首先要联系林彪反党集团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以“批林批孔”为动力，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广大群众在大批判中激发出来的积极性，及时组织到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中去。2月中旬，市委召开党员干部大会，传达中央1至6号文件精神。省委要求昆明市把“批林批孔”运动抓出成效，带动其他专州市。为此，市委把出席会议人员扩大到工矿企业，公社党委一级，共千余人，由市委直接培训，掀起声势浩大的“批林批孔”运动。
按照经毛泽东批准、党中央发出的通知，规定“批林批孔运动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不要成立战斗队一类群众组织，也不要搞跨行业、跨地区一类的串联”。这表明中央也不愿重新出现社会动乱。可是在“四人帮”利用“批林批孔”另搞一套的阴谋下，昆明市几个已钻入党政部门，身居高位的造反派头头，再次拉起山头，以适应“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需要。这时，以昆明为中心，跨地区、跨行业的山头有3个：即“齐向阳”、“反潮流”和“大批判组”。三个山头都是在原两派基础上，经过重新分化组合而成的，他们都积极争取党、政、军某些领导的支持。“齐向阳”还秘密建立了核心组织，成立了舆论宣传、收集、传递情报的文班子和打砸抢的武班子，并配备联络员与省、地、州、市一些部门中的同伙保持联系，形成与党委领导相对抗，与“四人帮”直接挂钩的帮派组织。各个山头的活动，主要围绕两方面：一是要求纠正“划线站队”错误与抵制纠正“划线站队”的斗争；二是争夺党政领导权。市委排除干扰，决定纠正“划线站队”的错误，由于夺权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这就使林彪事件后，经过艰苦努力争取到的稳定局势，再次遭到破坏。
昆明率先纠正“划线站队”错误
1974年1月7日至10日，昆明市委第八次全会、市革委第19次全会联合举行，部署全年工作任务。在这次会议上，市委书记黎韦以市委名义正式提出昆明市纠正“划线站队”错误的问题，并明确表示了市委的态度，指出“划线站队”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把斗争矛头指向一派群众，造成极大后遗症，破坏了全市干部和人民群众的亲密团结，必须坚决纠正。在此之前，市委常委已多次统一思想，并由主要领导干部在县区会议、干部会议和全委会议上阐述“划线站队”的错误及危害，表明市委的决心。对于市委提出纠正“划线站队”错误问题，总的反映很好。许多干部和群众代表说：“毛主席、党中央都表过态，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划线站队’的错误早该纠正了。”但也有少数人顾虑，纠正“划线站队”的错误，是否会影响“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甚至又引起混乱，追究个人责任。尽管有不同的意见，但会议上绝大多数人思想是统一的，赞成纠正“划线站队”的错误。
纠正“划线站队”错误是周恩来总理的指示。1972年7月，周恩来总理从上海飞抵昆明，看望在昆明温泉休养的越南总理范文同，其间周总理接见了周兴、王必成、陈康3人，向他们指出，云南有个“划线站队”问题，你们早解决比晚解决好。1973年8月，周兴赴京参加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周总理一见面就问“‘划线站队’你们纠正了没有”。并再次指示：“开了‘十大’了，要借这个东风，认真解决‘划线站队’错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锡联也对周兴说：“划线站队”，在军地干部群众中都压了一派，是谭甫仁搞的，你这次回去要解决，不然你们工作很被动。1973年8月底，周兴返昆后，两次找黎韦谈话，要他在昆明市带头纠正“划线站队”错误。黎韦接受任务后，提出具体工作方案，经周兴同意后，率先在昆明纠正“划线站队”的错误。
1973年10月至1974年2月，昆明逐步纠正“划线站队”错误，自上而下，做细致的思想工作，联系“划线站队”，批判林彪，分裂党、分裂军队、分裂群众的阴谋，由于纠正“划线站队”错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加之，一再强调，一切责任由当时的省、市委领导负责，不涉及追查个人责任问题，因此，在常委中统一思想认识，做两派头头的工作，都比较顺利。在市革委第19次全会上，把炮派常委在刑讯逼供下写的“认罪”材料从本人档案中清退还本人或销毁，把全会开成了团结的会议。
由于纠正“划线站队”错误只在昆明市进行，省里并没有统一行动，正当市委积极准备召开市、县、区机关、工厂、企业三级干部会议时，在“批林批孔”，批判“复辟回潮”中，帮派活动日益猖獗，这时帮派制造舆论，诬陷“纠正‘划线站队’是黎韦背着省委搞的”，使昆明纠正“划线站队”工作归于失败。
配合“四人帮”篡权活动，帮派疯狂反扑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帮派配合“四人帮”进行一系列的篡权活动，昆明出现新的动乱，“4·23”大会，帮派围攻市委书记。在江青等人借“批孔”之名批“周公”、“批宰相”，影射攻击周恩来总理的同时，昆明围绕纠正与反对纠正划线站队错误的斗争更加激烈。1974年4月23日，中共昆明市委召开批判揭发与林彪集团有牵连的人和事大会。当时根据省委、省革委的通知，林彪反革命集团安插在云南的“钉子”，是军内的几个领导干部(后查无实据已平反)。刘殷农等帮派头目，因痛恨市委书记黎韦积极着手纠正“划线站队”错误，密谋策划借“批林批孔”会议之机，将水搅浑，打倒黎韦，以达到阻挠纠正“划线站队”错误，趁势发动揪斗“复辟势力代表”的目的。会议开始不久，帮派骨干分子抢夺话筒，阻止各部门代表发言，控制了会场，刘殷农叫嚷：“要揭开市委的阶级斗争盖子。”攻击黎韦是“昆明市复辟回潮的总代表”。污蔑市委落实干部政策，恢复老干部的工作职务是“请隐士、举逸民”；进行机关体制调整，建立正常的工作秩序、工作制度是“复辟回潮”。诬陷黎韦与林彪反党集团有联系，是“上了林彪贼船的人”。接着帮派分子起哄，机关干部纷纷退出会场，顿时秩序大乱。会后，帮派在全市层层揪“复辟势力”，把落实了政策的老干部挂牌游街，赶出机关，称为“送还乡团”，各个山头还扣留、揪斗各级领导干部，使他们无法正常工作。市革委机关多次被各个山头进驻，他们殴打机关干部，扬言：“搞运动不乱不行，乱出了问题才好解决。”混进市委常委的刘殷农，还以山头的恶势力，要挟市委常委签名，向中央送“打倒黎韦”的报告，一些常委拒绝签名，但报告上竟有他们的名字。由于领导干部被批斗，工作、生产无人领导，全市再次造成停工停产，从二季度起，昆明地区生产全面下降。
炮制“海口经验”，阻挠纠正“划线站队”错误。：1974年5月27日，在“齐向阳”头目刘殷农等人策划下，以市委名义在海口西南仪器厂召开现场会，邀请各地州参加，推广批“三气”学习班的所谓“海口经验”。西南仪器厂是中央管的国防企业，党的关系在市委，是受“划线站队”严重摧残的单位。年初，受“划线站队”迫害的干部职工，得悉市委着手纠正“划线站队”错误，纷纷在厂内写大字报，要求落实政策。刘殷农打着市委工交政治部的旗号，以帮助干部职工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消除“三气”(怨气、泄气、不服气)为名，举办有厂党委委员、车间干部和职工代表参加的“学习班”，把干部职工提出落实政策的合理要求，定为“否定文化大革命”、“搞翻案复辟的典型”等罪名，进行批判、斗争、人身侮辱，强迫职工承认自己有“三气”，不能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不能正确对待群众和自己。并警告说：“三气”有可能发展为“三反”。在帮派的压力下，学习班的学员都写了承认有“三气”的检查。接着刘殷农又以市委工交政治部名义向市委谎报情况，骗取市委同意，召开了现场会。以后又通过《云南日报》报道了西南仪器厂的所谓经验，造成流毒全省的严重后果。
“六九报告”，帮派制造的罢市游行事件。1974年6月8日晚，昆明市第一商业局所属市药材公司“齐向阳”山头的造反组织，在近日楼闹市因张贴、覆盖对方大字报，与“反潮流”人员发生冲突，引起斗殴。刘殷农等借机扩大事态，歪曲事实真相，威逼市第一商业局核心小组向市委、省委、中央送“紧急报告”和“紧急电报”，夸大为有预谋的严重流血事件，要求严惩凶手。经市委派人调查，事件发生的经过和情节与“报告”的情况出入很大，故未作处理。刘殷农在常委会上威胁说：“如不严惩凶手，商业职工将采取罢市的手段。”逼迫市委表态。在不得已情况下，市委提出向省委写请示报告，(即“六九”报告)。由于报告内容仅是一方面反映的情况，不可能做到如实、公正，会后，市委另向省委作了电话汇报。但在报告打印过程中，帮派组织窃取了报告内容，用大字报捅向社会。并逼使商业局核心小组发出通知，组织所属各公司千余职工、汽车百余辆举行罢市游行，向省、市施加压力。在省委追查下，全市商店停业半日后恢复营业，在全省造成极坏影响。
帮派篡夺“工农读书班”领导权，为实现篡党夺权阴谋培训骨干。1974年6月以后，江青以讲授“儒法斗争”为名，掀起反对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黑风恶浪。一方面鼓吹儒法斗争一直继续到现在，要批“党内的大儒”、“现代的大儒”；一方面大肆吹捧“女皇”，甚至说“共产主义也要女皇”，为自己篡党夺权制造舆论。昆明市的帮派效法王洪文办“工农读书班”，以工农兵宣讲儒法斗争为名，向市委提出办工农干部读书班。经市委常委批准。刘殷农以常委身分窃取了读书班主任职务，安插一批帮派骨干，把持了领导权，把读书班办成了帮派篡党夺权的训练班。“读书班”从7月开始到10月底结束，共办了两期，学员绝大部分是帮派在各基层的成员。读书班的主要活动：一是灌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观点、“四人帮”的极左观点、同走资派作斗争要长期作战的观点；通过大抓昆明市的“复辟”势力，以巩固“文化大革命”成果的观点等。二是学习“四人帮”写作班子“梁效”、“唐晓文”的文章，批宰相，吹捧武则天、吕后，为“四人帮”篡党夺权造舆论。三是策划打倒市委书记黎韦，鼓动各基层制造事端冲击市委常委会，冲击县区委，干扰市委正常工作，破坏市委的领导，向省、市委施加压力。四是组织学员到基层宣讲“儒法斗争历史经验”，配合“四人帮”组阁夺权阴谋，煽风点火，制造揪“复辟势力”，“送还乡团”的舆论，收集“复辟势力”的材料和依据，搞乱基层，进而搞乱全市、全省。由于“四人帮”利用“批林批孔”另搞一套的图谋被毛泽东察觉，进行了多次批评，加之，10月4日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副总理，在周恩来病重住院情况下主持国务院工作，从而粉碎了“四人帮”的组阁梦想，使他们在各地的帮派不得不暂时有所收敛，昆明的评法批儒也只得草草收场。
贯彻省委第26号文件，开展全面整顿
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四届人大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重申在本世纪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给全国人民以巨大鼓舞。为开展四个现代化建设，昆明市委依据邓小平要全面整顿的指示，开展了全面整顿工作。
中央召集云南赴京汇报会议，解决云南问题。1975年1月6日，中共中央召集的云南赴京汇报会议，贯彻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团结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的战略部署。第一步是解决停止武斗，收缴武器，恢复社会秩序；第二步是学习文件，提高思想，增强团结，解决云南是非问题。23日，中央领导人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接见与会代表，指出：“全国的问题差不多都解决了，就是云南了，”“主要批准了一个通知(即《禁止抢夺武器的通知》)，主要是指云南、浙江两省说的，要无条件的、不折不扣的执行中央通知，”“武斗双方的武器都要收缴，指挥部、民兵团之类的机构都要解散，什么齐向阳、大批判、反潮流，通通撤了，坚决撤掉。”24日接见时又特别强调：“不管是那一派，打死人都要追查，”“再发生武斗抢枪的，要用军队围起来解决，煽动的头头要法办。”并强调要做好民族工作。当天，在京省委常委制定了《中共云南省委贯彻执行中央(关于禁止抢夺武器问题的通知)的决定》，并成立“云南收缴枪支执行小组”，各方都派代表回昆明监督落实交枪和制止武斗。几个山头的主要头头也联名向中央和云南省委递送了《削平山头的报告》。承认拉山头、搞串联违背了中央的规定，保证无条件撤销山头，所有人员一律回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在党委统一领导下搞好批林批孔。
为了帮助解决云南的安定团结问题，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1975年2月15日至4月19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云南省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省委常委，昆明军区党委部分常委，省军区、十一军、十四军的主要负责人。针对云南存在的不安定、不团结的因素；党的各项政策不落实；革命、生产上不去等问题，从端正省委领导班子思想、政治路线入手，围绕云南的路线是非问题、特别是克服资产阶级派性，纠正“划线站队”错误等问题，进行讨论，展开批评自我批评。省委第一书记周兴、常务书记陈康，分别就“划线站队”问题，派性问题，落实政策问题，民族工作问题，周兴与陈康之间的团结问题，进行自我批评。陈康还就“批林批孔”中，过分强调联系批谭甫仁、批“划线站队”，混淆两类矛盾，助长社会上派性发展的错误作了检查。4月12日，省委向党中央上报了《关于在北京举办云南班的请示报告》，提出“为了落实毛主席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排除资产阶级派性干扰，拟将各派、各山头的主要人物集中在北京举办学习班，约200人，时间一个半月。对于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确实不宜在原工作岗位工作的少数人，采取省内外调动工作的组织措施”。经中央批准，学习班于5月开始6月结束，黄兆其、李毅、方向东、刘殷农等联名向中央写了检查报告，承认在“批林批孔”中犯了严重错误。此后，党中央又组织他们到昔阳县大寨大队、内蒙古呼和浩特铁路局、开滦煤矿参观学习了两个多月。在此期间，昆明市整顿恢复了正常社会秩序，加强了党的领导。3月24日，昆明市委发出《关于认真学习贯彻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决定的通知》，认为《决定》除体制调整一项外，完全适合昆明市各系统、各单位，适用于各项工作，当前要认真检查贯彻执行“安定团结，抓革命，促生产”方针存在的问题，抓住削平山头，克服派性，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加强组织纪律性这一核心问题，首先整顿领导班子，克服“软、散、懒”现象，恢复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对闹派性的人进行教育，坚持不改的进行组织处理，不服从调动的停发工资。在市委对全市1975年工作安排中，特别强调了加强各民族大团结，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全面落实党的政策，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掀起社会主义建设新高潮，要求2／3的县(区)跨入学大寨先进行列，市属工业产值突破10亿，搞好社会治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5月24日，中央对省委、昆明军区领导班子作了重大调整，中共昆明市委第一书记黎韦调任省委副书记。6月16日省委对昆明市委领导班子进行调整。郭少川任第一书记，王仕超任书记，王捷三、肖持久、赵英(女)、张琅基、李书成任副书记。增补穆俊昌、王希三为常委。新组建的市委常委随即深入学习省委26号文件，联系昆明实际，开展批评自我批评，分清是非，总结经验教训，少数常委陷入山头派性活动，作了认真检查。6月21日，市委召开县委书记会议，县(区)和市级部委办领导约400人参加，历时10天。在学习中央文件、传达省委26号文件基础上，对“划线站队”以来，特别是“批林批孔”运动中发生的重要事件，如“四·二三”大会、“六九报告”、“工农干部读书班”、“冲击常委会议”、“常委签名‘打倒黎韦’向中央的报告”、“海口现场会议”等，经过讨论，澄清是非，接受教训，增强了与会干部的党性，消除资产阶级派性的影响。
贯彻省委26号文件，全市开展“一学、四批、五大讲”(即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批判资产阶级派性，大讲路线、大讲大局、大讲党性、大讲团结、大讲纪律)运动。首先传达学习省委地书会议精神，整顿各级党、政领导班子。从市委常委开始，联系昆明实际，发动到会干部对市委常委开展批评，摆资产阶级派性的表现，查资产阶级派性的危害，挖资产阶级派性的根源，端正市委的思想政治路线。为纯洁党的组织，自上而下采取三项措施：一是把在资产阶级派性掩护下混进领导班子中的极少数坏人清除出去，罪行严重的依法处理；二是对派性严重，又屡教不改的领导干部，根据情节轻重有的调离学习，有的撤销职务；三是对于少数胆小怕事，畏派如虎的“软班子”，在加强思想教育的同时，组织上作必要的调整和加强。在整顿班子基础上，全市开展揭露惩办派性掩护下的坏人坏事，教育挽救陷入派性的人，搞好安定团结，发展革命和生产大好形势的群众运动。鉴于昆明地区派性根深蒂固，出现派性掌权，“以派代党”的严重情况，且几个山头都有党、政、军某些领导干部的支持。为此，对于担任领导职务，而派性又闹得很凶的派头头，果断采取调离领导岗位，举办学习班，进行教育；对阴谋篡党夺权的帮派分子，下放农村代职锻炼；对少数混入群众组织利用派性伤害群众、盗窃国家资财，触犯刑律的坏人，由司法部门依法治罪。
8月中旬，市委召开落实政策座谈会。各县区、各企业和部委办局分管专案审查的负责人参加，讨论了《市委关于贯彻省委专案审查和复查工作，落实政策座谈会的意见》，全市开展落实政策工作，确定“文化大革命”以来，凡是组织批准进行审查的人员，要求实事求是地作出结论，属于一般错误的一概不作历史结论。主要复查四类案件，即定为敌我矛盾性质的案件；人民内部矛盾给予纪律处分的案件；本人有申诉和长期有争议的案件；受“划线站队”和资产阶级派性影响的案件。
昆明市财贸系统，是派性干扰的重点地区。在“批林批孔”中，几个山头都插了手，在派性掩护下，一些单位被篡夺了领导权，煽动罢市，与党委对抗；结帮营私，贪污、盗窃、私分紧俏商品等“资产风”也十分严重。在市委帮助下，整顿了领导班子，认真开展“一学、四批、五大讲”运动。放手发动群众，把学习、揭发、批判紧密结合起来，围歼和粉碎资产阶级派性，纠正了“划线站队”的错误；揭开阶级斗争盖子，惩处了帮派恶势力，狠狠打击了奸淫妇女、贪污盗窃国家资财的刑事犯罪分子；认真贯彻了党的政策，团结干部和群众的大多数。市财贸系统开展“学、批、讲”运动的经验，受到省委的肯定，批转全省参考。11月份以后，市委先后转发了《昆明钢铁厂王家滩矿纠正“划线站队”、落实政策的初步经验》、《关于纠正富民县“划线站队”捅“马蜂窝”的报告》；对马街“黑银行”假案、市粮食库“关仓停粮”等假案进行了平反。
12月，经过“学、批、讲”运动，纠正“划线站队”错误，全市政治形势基本稳定，生产建设在整顿中逐步走上正轨。经市委常委讨论，对拉山头、闹派性的人员作出处理决定。对小哨学习班人员，除7人回原单位工作，2个派的头目到农村挂职锻炼外，其余22人到农村参加基本路线教育，任工作队员。担任市委常委的派头刘殷农，经中央决定，到武定县平地公社挂职锻炼。在纠正“划线站队”的同时，对1966年5月16日以后发生的案件，责成公、检、法机关进行检查。对在押犯的处理，凡是证据不足、事实不清或只能处以轻刑的，可先放人听候处理，对长期调查无确凿证据的，应按查清的问题处理，对于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报请党委批准释放；经复查确定为错判的给予平反，定性不当、畸轻畸重的予以纠正，并规定要做好善后工作。
纠正“划线站队”错误，落实党的政策，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因受“文化大革命”左的理论和政策的影响，以及派性的干扰，无论是对错误的纠正和政策的落实都不能做到彻底，只是因为此举符合党心、民意，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全市开始出现安定团结的局面，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1975年成为“文化大革命”以来工农业生产最好的一年。在传达邓小平同志“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后，昆明郊县区一片沸腾，纷纷提出三年内普及大寨县，建成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农田90万亩。市委制定了实现农田基本建设、农机、化肥生产的规划方案，成立了农业机械化会战领导小组，组织工业企业为实现我市农业机械化贡献力量。全市组织1600多名干部，以及由文化、医务工作者参加的“农业学大寨、基本路线教育工作团”，由市委第一书记郭少川任团长，在全市农村掀起了农业学大寨的生产高潮。
反击右倾翻案风，全市出现大反复
1975年11月，毛泽东身患重病。此时，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全国各条战线正全力进行整顿，逐步地纠正“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左”倾错误。“四人帮”通过歪曲性、挑拨性的情况反映和诬告，动摇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任，决定停止邓小平的大部分工作。以后因邓小平转交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反映“四人帮”亲信人物思想、工作、作风上的严重问题，又给邓小平强加了偏袒支持刘冰，矛头指向毛泽东的罪名。为此，毛泽东决定发动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全国再次出现了动乱的局面。1976年2月5日，党中央通知，将《打招呼讲话要点》扩大传达到党外群众，在于部群众中引起极大的疑虑和混乱，这正适应了“四人帮”在云南帮派分子的需要，“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很快造成“文化大革命”中又一次大反复。
“四人帮”指责省委26号文件，是右倾翻案风的表现。在中央的打招呼会议云南小组会上，王洪文、张春桥指责云南省委26号文件执行了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右倾翻案风刮得很厉害。王洪文说：“反派性实质上是打击新生力量，否定‘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派性，一千年有，一万年有。”张春桥指责省委将一些造反派头头下放锻炼的做法是打击造反派的一根棍子，“是你们耍的鬼把戏”。质问：“为什么不让大家造反。”这些讲话，被“四人帮”在云南的亲信朱克家传给帮派头目黄兆其，成为云南帮派体系逼迫省委、市委转弯的一根棍子。由于昆明局势的稳定得来不易，市委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持慎重态度，深知“打招呼会议”传达后，必将带来新的动乱，后果难以预料。1月5日至7日，市委召开县书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部委办局核心小组成员，省属厂矿企业、基本路线教育工作团、队负责人共401人。会议议题是总结1975年工作，明确1976年任务，并继续进行领导整风，解决领导班子阶级斗争观念和山头派性问题。由于中央于1975年11月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会议出现较大思想混乱，纷纷议论，帮派反扑怎么办?虽然市委常委分头做工作，但收效甚微。
1月8日，周恩来总理因病逝世，全市各族人民悲痛欲绝，自发到东风广场举行各种悼念活动，表达对总理的敬爱之情和哀思。在群众举行悼念活动期间，“四人帮”发出种种禁令，横加阻挠，引起群众极大愤慨。市委认为群众悼念自己敬爱的总理，何罪之有?只要求做好维护秩序的工作。东风广场的一切悼念活动继续进行，维持秩序的公安民警也与群众一起悼念。此时，“四人帮”在云南的帮派体系黄兆其、刘殷农等已汇集昆明，由于有了“四人帮”的靠山，更加有恃无恐，在街头贴出攻击省委26号文件的大字报：《谁是刽子手》、《云南问题宣言》、《转嫁危机的新阴谋》等。攻击省委26号文件是“复辟纲领”，“整顿就是复辟”，“反派性就是走资派整造反派”。诬蔑邓小平是“复辟狂”、“扼杀新生力量的刽子手”，诬蔑省、市领导干部是“还乡团主要骨干”，叫嚷“夺权是当务之急”。在派帮内部还对省、市党政领导干部进行分析排队，制定了打谁、拉谁、靠谁的行动方针，妄图推翻省委26号文件，一举夺权。
帮派疯狂反扑，武力逼迫市委“转弯”。3月6日至28日.中共云南省委召开地、州、市委书记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的通知》和《转发华国锋在“打招呼会议”讲话的通知》。会议过程中，朱克家、黄兆其、刘殷农等带头发难，同时组织地、州、市的帮派势力，到会上揪斗省、地、州、市各级党委的领导干部，并串联、威胁参加会议的一些人签名致电中央，要求成立各方面代表组成的所谓“党的领导小组”，取代省委，篡夺党的领导权。中共云南省委主要负责人屈服于帮派的压力，在3月13日作了题为《我的揭发、批判和初步检查》，把邓小平对他来云南工作时所作的重要谈话，进行歪曲篡改，检查自己到云南执行了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他的发言，被帮派作为压各级党委“转弯”，承认执行修正主义路线错误的材料，造成极恶劣的后果，在全省刮起大反复的邪风，使贯彻省委26号文件初步取得的成果被全盘否定。
与此同时，在“四人帮”及其云南帮派的压力下，昆明市委被迫纠正“刮右倾翻案风”的错误，将派性严重，下放农村锻炼的帮派头目调回机关参加运动；根据中央、省委指示撤回农村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撤销基本路线教育办公室。由于省委主要负责人屈服于帮派压力，使市委不得不承认：“在贯彻省委26号文件中，受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在处理人的问题上犯了错误。”决定对撤职审查、免职、停职人员，分别情况给予解决，对涉及刑事犯罪问题，罪证确凿的，抓紧审理结案，主要事实和情节未查清的，先行释放，属于派性错误的人，解除审查，恢复名誉、恢复原来职务。3月31日，刘殷农回机关参加常委工作。自此，帮派人物气焰嚣张，凌驾于党委之上。
1976年4月，市委贯彻中共中央“反击右倾翻案风”文件和省委地书会议精神。以刘殷农为首的帮派组织，采取冲击省委地书会议的办法，里应外合，按照王洪文、张春桥定的调子，强迫市委承认贯彻省委26号文件，“刮了右倾翻案风”，“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在长达半月的常委会议上，帮派骨干强迫常委表态，谁表示异议，会后即被大字报围攻、绑架、残酷批斗。最后市委常委被迫违心地承认犯了“刮右倾翻案风”，否定批林批孔的大好形势；以反派性为纲，排斥新生力量；在反派性中，把部分干部打下去，作了错误处理；贯彻中央“打招呼会议”不及时等错误。5月29日，再次复议贯彻省委26号文件中所谓路线是非问题，翻市委1975年处理的几件大事的案，即否定市级机关对“四·二三”大会、“海口现场会”、“工农干部儒法斗争读书班”等的处理方法和态度。会后帮派以“刮风”受害者的姿态，四处煽风点火，大批“反派性”，重新燃起派性的烈焰，扩大帮派势力。此后，在帮派武力逼迫下，市委形成了所谓“转弯报告”，并经刘殷农篡改定稿。
5月省委召开“理论讨论会”，学习和讨论所谓“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问题。会议被帮派头目所把持，他们提出要把会议变成“批邓”和“揭发省委的战场”。点名要省委领导人到会检查。“四人帮”的亲信朱克家当面谩骂老干部是“还乡团执政，复辟派掌权”，使帮派更加嚣张，在全省掀起了层层揪“复辟派”，打“还乡团”的浪潮。
云南帮派组织在省委理论讨论会后，逼迫市委召开干部会议，作市委的“转弯报告”，为全省地市级领导干部“转弯”打开缺口，进而搞乱全省。6月14日至7月10日，市委召开党员干部会议，到会726人，市委第一书记代表市委作了“刮右倾翻案风的初步检查”。会议期间，帮派组织会内会外相互勾结，强迫市委成立三结合的会议领导班子，让帮派分子掌握会议领导权，并在会议上宣布市委机关部委中有“三个走资派”、“五个还乡团”。提出要采取组织措施，“刮上来的(指落实政策恢复工作的干部)要刮下去，刮下去的(指帮派骨干和头头)要刮上来”。会议中，帮派头目还赶写了“认真总结同走资派作斗争的经验”公开发表，鼓吹对“走资派”要采取暴力斗争，武力夺权。会外的帮派势力不分昼夜任意到会场揪斗参会干部，被点名批判、挂黑牌、罚站示众的各级领导干部达200多人，占参会人员的1／3。会后，全市各级党政机关、各系统的帮派组织，层层揪斗领导干部，把落实政策恢复职务的干部捆绑游街，称为“送还乡团”，大多数党政机关、工厂企业又出现瘫痪、半瘫痪状态。
帮派组织在揪斗干部的同时，进而强迫各级党政领导释放在押的刑事罪犯，攻击贯彻省委26号文件期间逮捕帮派中的刑事罪犯，是“给造反派脸上抹黑，给走资派脸上贴金”，是走资派“杀鸡儆猴”，叫嚣要打开监狱找左派。全市被迫释放已定案的刑事犯罪分子共32人。这些犯罪分子出狱后，成为帮派篡党夺权、迫害干部的打手和别动队，殴打办案人员，报复检举他们的群众。昆明市公安局交通队的帮派分子，在黄兆其、刘殷农的操纵下，诬陷交通队领导执行“修正主义路线”，刮了“右倾翻案风”，要求市公安局改组领导班子，妄图夺取领导权。提出“走资派不倒，红绿灯不亮”的口号，裹胁交通民警罢岗，揪斗交通大队政委，到市公安局无理取闹，造成全市7个月无人执勤的严重事件。8月中旬，中央公安部来电追查，帮派分子回答，“领导不转弯，群众不满意，责任在领导”。罢岗造成全市交通秩序混乱，仅交通岗周围就发生交通事故80余起，全市因车祸伤亡数百人，造成近百万元经济损失。
攻击周恩来总理的反革命事件。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逝世后，“四人帮”在云南的帮派组织进行了一系列阴谋活动，只是慑于周总理的崇高威望，不敢贸然行动。在他们知道昆明市的帮派小头目王永昆、夏良途策划打周时，便决定“先放个试探气球”，王永昆打对了，帮派就跟上，如打错了，反革命让他们去当。1976年5月18日凌晨，一张诬陷周总理的大字报贴上昆明街头。全市人民看到王永昆等8人的大字报，义愤填膺，强烈要求严惩反革命罪犯。省委召开紧急会议报公安部批准，于当天上午将王永昆等8名罪犯逮捕归案。王永昆等人被捕后，黄兆其、刘殷农为掩盖罪行，向“四人帮”打报告，并抛出《春城魔影——“五·一八”事件真相》的诬陷文章，陷害省委和昆明军区领导是这一案件的后台。直至粉碎“四人帮”后才真相大白。
“四人帮”倒行逆施，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抵制。对“批林批孔”中，把攻击矛头指向周恩来老一辈革命家，极为反感，对于昆明的帮派组织搞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翻纠正“划线站队”错误的案，责令各级领导干部“转弯”，更加愤慨。在组织批判邓小平的“三株大毒草”(即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根据全面整顿工作的要求，委托各有关部门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科学院汇报提纲》、《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总纲》)中，干部职工对这些文件赞不绝口，读了一遍又一遍，公开说：“要照这些文件去做，国家就大有希望了。”“这不是毒草，是救国的良方。”4月7日，在北京天安门事件后，云南重机厂工人、共产党员方策在厂区贴出“打倒林、江、张贼”、“人民思念周总理”等十二条大幅标语。4月8日，清明节后，昆明市一些单位的干部群众准备在东风广场，举行悼念周恩来总理逝世三周月活动一，在主要街道橱窗张贴周总理遗像、悼念诗词、挽联及谴责“四人帮”的小字报。帮派头目黄兆其等向“四人帮”密报。4月7日晚广播“天安门事件”被定为反革命性质，悼念活动被迫停止，许多街道橱窗仍挂出周总理遗像。7月25日，省委下发《中共云南省委常委会议纪要》，承认执行邓小平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刮了右倾翻案风，造成严重后果。这个文件被帮派称赞为好文件，而昆明市大多数单位拒不传达。由于干部群众抵制“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天安门悼念周总理的群众性活动遭到镇压，激起群众对“四人帮”的强烈怒火，社会上出现揭露“四人帮”的言论，传播江青等人的丑恶历史，形成对“四人帮”的抗议运动。为此，省委召开省直机关及昆明地区厂矿、企业学校党员干部大会，号召全党动员，群众动员，进一步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追查反革命谣言，镇压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把斗争不断引向深入。要求群众不信谣、不传谣，听到反革命谣言立即报告。此后又发出指示继续深入追查“政治谣言”，打击“反革命现行破坏动”。
“四人帮”及其在云南帮派体系的覆灭
1976年1月至9月，是中国人民最悲痛的日子，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三位党和国家的杰出领导人相继逝世，全国各族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此时，“四人帮”正全力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活动。在昆明的云南帮派头目也积极策应配合。1976年10月13日，在帮派头目的精心策划下，强迫市委在安宁温泉召开理论讨论会，为“四人帮”即将开始的夺权活动作舆论准备。会前，他们按照“四人帮”的要求作了周密安排，夺取了理论学习班的领导权。在开幕式上，帮派头目带头起哄，逼迫市委第一书记作理论联系实际的“刮风检查”，强迫各级领导干部到会接受批判。会议第一阶段讨论所谓“党内资产阶级问题”，包括“阶级关系的新变动”，“党内走资派的历史、思想根源和经济基础”，“走资派的路线特征和活动规律”，“如何与走资派作斗争”。第二阶段批判所谓的“三株大毒草”。第三阶段宣传“四人帮”反动纲领的各种材料如“同走资派十年斗争的总结”等，讨论篡党夺权计划。准备会议结束后，在全市掀起另一轮篡党夺权的高潮。正当帮派分子兴高采烈之时，传来了党中央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帮派头目慌做一团，会议仓皇收场。
与昆明理论讨论会同时，黄兆其、刘殷农及其同伙两次召开会议，进行秘密策划，确定“把活动转入内部”，利用已夺取的权力，抓紧“突击纳新、提干”，“调整充实领导班子”，有组织、有预谋地篡夺省、地、市各级各部门和厂矿企业的领导权。要“通过斗争把黄兆其斗进省委常委领导班子，把刘殷农斗进市委书记班子”。“上面有了样板，下面就照着干”，对帮派未控制的单位，采取“继续搞乱”的方针，“乱够乱透”，以达到胁迫党委就范的目的。
1976年10月6日，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代表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革命集团。消息传来，昆明一片欢腾，各族人民奔走相告，燃放鞭炮，举杯庆祝。16日，市委传达了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23日，云南省、昆明市、昆明军区50万军民举行盛大庆祝集会和游行，衷心拥护中央政治局的英明决策，以粉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胜利，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长达十年的灾难，愤怒声讨“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
“四人帮”扶植的以朱克家、黄兆其、刘殷农为头目的云南帮派体系，在得知“四人帮”被粉碎后，惶恐万状，如同末日到来。频繁串联，多次召集帮派头目的秘密会议，分析形势，拟定应变方针，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他们攻击粉碎“四人帮”是“右派政变，修正主义复辟”。提出“与其束手待毙，不如力求主动”。在“上海带头，全国响应”的幻想破灭后，又策划从军内物色“蔡锷式人物”，搞武装斗争，形成“云南发难，全国策应”的形势。图谋以楚雄等地为叛乱基地，控制省建筑公司、煤机厂、海口三五六厂等单位的民兵和武器弹药；绑架军区和省委领导干部，占领广播电台，发布“告全国人民书”，上山打游击，在城市搞地下游击队，袭击车辆住宅，搞乱昆明。在死党之间进行了分工，有的与军区内部帮派分子联系，妄图策反某领导出来充当蔡锷式人物；有的与省级机关和各地州同伙打招呼，准备迎接最严峻的考验。为武装叛乱做好思想、组织、物资的准备，有的派往内地观察动向。并准备组织第二套班子，长期隐蔽，保存力量，伺机行动，在阴谋即将暴露时，还订立攻守同盟，销毁转移罪证。由于中央、省委及时采取措施，控制了局势，将各地帮派头目及其死党分别隔离审查，使帮派武装叛乱的阴谋未能得逞。随着揭批“四人帮”斗争的深入，一方面通过学习，分清云南“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是大非问题；另一方面彻底揭发“四人帮”及其在云南的帮派体系篡党夺权的罪恶，使帮派头目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帮派体系土崩瓦解。至此，结束了十年动乱的历史，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云南、昆明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http://ds.km.gov.cn/c/2011-07-14/47538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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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内乱对国民经济的破坏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不仅使党和国家的工作、社会正常秩序遭到巨大破坏，同时也给国民经济造成严重的停滞和倒退。1966年是我国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之年，由于全市党的组织和政府指挥管理经济的系统陷于瘫痪，“三五”、“四五”国民经济计划无法执行。革命委员会建立后，一方面是受“左”倾错误的影响，建国以来一些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和规章制度，被斥为“修正主义”的管、卡、压，横遭践踏；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被废除；按劳分配、利润指标受到批判。由于以行政手段管理经济，造成计划管理混乱，生产不计成本、不讲核算，物耗升高，质量、效益下降，劳动纪律松弛。一方面是政治运动冲击一切，凡是形势较为稳定的年份，尽管全局性“左”的错误没有根本纠正，经济也能有一定的发展；一旦出现动乱，即使经济发展有了转机，也会再次遭到破坏。一方面是，主持全市工作的军代表，有的不熟悉经济规律，不熟悉地方工作，有的缺乏经济建设的业务知识、科技知识，往往在决策和指挥上出现程度不同的失误，造成不该发生的经济损失。
动乱骤起，经济急剧恶化
1966年下半年开始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由于主要集中在文教系统、党政机关进行，对工商企业和广大农村影响不大，市委尚能控制局势，生产指挥系统继续正常运转，加之有前五年的调整基础，市场物资充裕，人民生活稳定，生产建设事业仍正常进行。全年完成国内生产总值7.28亿元，比上年增长9.9％，工业总产值11.89亿元，增长22.3％，农业总产值2.33亿元，增长4.4％，粮食总产量50.04万吨，增长7.1％，地方财政收入1.31亿元，增长14.7％；社会商品零售总额4亿元，增长7.8％。7月，贵昆铁路全线通车正式交付运营，结束了云南与全国铁路隔绝的历史，但历经8年艰苦卓绝建成的经济大动脉竟不能充分发挥效益。1967年，“一月风暴”夺权斗争席卷全市，两派造反组织在夺权中分裂，武斗愈演愈烈，全市经济混乱，工厂停产，交通受阻，外地物资因道路被封锁，调运困难，市民生活必需品肉、菜、油、粮、布、肥皂等库存空虚，经常断档。第四季度，居民定量口粮和生活用煤开始供应紧张，由军区抽调45辆卡车，派出部队武装押运，从专县调运粮食以救燃眉之急。是年国民经济大幅度滑坡，国内生产总值5.57亿元，比上年下降23.5％，工业总产值8.52亿元，下降28.3％，农业总产值2.31亿元，下降0.6％，粮食总产量48.71万吨，下降2.7％，地方财政收入1.01亿元，下降23.1％。
1968年，连续两年频繁武斗和全面内乱，昆明地区经济形势更加严峻。农业生产由于批判“三自一包、工分挂帅”，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农村集市贸易，统统被砍，在分配上实行“政治工分”，吃大锅饭，造成劳动力涣散。与此同时“夺权”黑风刮到郊区农村，社队干部被揪斗，劳动管理混乱，生产下降、农民生活水平下降。这年粮食大减产，产量为46.21万吨，比1966年下降5.1％，只相当于1955年产量。工业总产值仅2.64亿元，下降69％，倒退到1954年水平。钢、铁、钢材、有色金属、棉纱、棉布等主要工业品只相当1952年至1955年产量，企业亏损面达70.9％。国内生产总值34.98亿元，下降37.2％，跌到“低谷”。地方财政收入仅0.30亿元，下降71％，为1952年以来的最低点。6月底昆明市除少量小麦、大豆外，基本无粮食库存，市粮食局几个月供应市民的口粮都是未加工的粒状小麦，群众苦不堪言。8月，省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粮食供应才有所缓解。
1969年，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后，逐步控制了动乱的局面，恢复了企业管理机构，建立了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整顿了劳动纪律。但由于“划线站队”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伤害了一大批干部群众，极大地挫伤了群体的生产积极性，虽然各项生产指标大大高于“低谷”的上年，但仍属于恢复性质，全年完成国内生产总值6.97亿元，增长99.1％。工业总产值11.42亿元，增长3.3倍(仍低于1966年)，农业总产值2.45亿元，增长8.4％，粮食战胜特大旱灾总产量为54.65万吨，增长18.3％。地方财政收入1.20亿元，增长3倍。
急于求成，盲目开展“以粮为纲”的跃进
1970年初，全国计划会议，拟定《1970年和第四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草案)》，当时国际局势紧张，强调“以战备为纲，促进国民经济的新飞跃”。云南是战略后方，昆明又是全省的工业基地，根据省革委的指示，1969年12月，昆明市拟订了《1970年工农业大跃进规划》，1970年4月，制定了《昆明市“四五”计划纲要》。市革委领导在动员贯彻执行《规划》和《纲要》时，反复强调：(1)昆明市是一个“五保户”，农业不过关，工业不配套，日用工业品不能自给。要甩掉“五保户”的帽子，必须实现工农业生产和国民经济的大跃进。(2)1970年市属工业总产值要达到4.2亿元，比1969年增长30％。主要措施是扩大手扶拖拉机厂、汽车厂，装配手扶拖垃机：1000台，汽车300辆，带动一批企业发展。(3)完成生产跃进计划，关键是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为此要加强工业基本建设，“以钢为纲”，组织钢铁等一系列“大会战”，实现工业翻身。(4)围绕工业大跃进，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和比、学、赶、帮、超劳动竞赛，提高路线斗争觉悟，发扬彻底革命精神，把大庆经验学到手。
昆明市的农业、工业大跃进，是以“围湖造田”和重建昆明一钢厂两大工程为突破口的。1969年下半年，省革委会主任谭甫仁决定在滇池进行大规模的“围湖造田”，大搞人造小平原，向湖泊要粮，实现农业大跃进，使农业产量五年翻一番。1969年12月28日，省、市革委会召开十万军民参加的“围海造田誓师大会”，提出“移山填湖，战天斗地，向滇池进军，向滇池要粮，实现农业大跃进”的口号。强调这是改天换地，为民谋利，造福子孙的大事，要求“当年围湖，当年受益”。誓师大会后，沿滇池的官渡、西山、呈贡、晋宁等县(区)，开始规模不同的围湖造田工程，共计缩减滇池水面3.5万余亩(外湖1.5万亩、草海2万亩)。昆明市的围湖造田选在官渡区福海乡濒临的滇池内湖“草海”，经过筑堤、排水、取石运土、造田等战役，筑成长3.5公里、底宽30米、高6米的大堤，抽排湖水数千万方，从西山10几个料场取土、采石数百万方，车拉船载，人挑马驮运到堤内，4月填土造田，5月进行栽插。围湖造田大会战历时8个月，投工2400多万个，市内工厂、企业、学校、部队、居民及官渡区农民10万多人上阵，调集运输汽车300余辆，木船300余艘，耗用原粮1680万公斤，除平调、单位摊销外，国家投资千余万元。内湖排水造田1.2万亩，实际成田6300亩，招收青年农民4000余名，开办“五七”农场，当年种稻5000亩，总产200万斤，仅够农场工人一年口粮。农场建成后年年亏损，从1971年至1982年被迫停办，几年间市财政弥补农场亏损共1075万元。而更严重的是破坏了昆明地区生态环境，减少滇池水资源，加速湖底老化过程。以“围湖造田”带动全市农业大跃进的计划，由于领导者决策失误，宣告失败。
“以钢为纲”，重建昆明一钢厂，是又一件违背经济规律造成损失的错误决策。市革委的领导人批评昆明是“五保户”，原因之一，就是昆明市一些工业原材料要依靠外地，因而急于要把昆明建设成“小而全”的工业体系，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钢铁生产。认为，只有“以钢为纲”，才能带动汽车、农机、轻工、化工、交通、基建等行业的全面跃进，于是重建昆一钢成为工业跃进的突破口。1970年10月，市革委设立“钢铁会战指挥部”，先后由市属各单位抽调1500名职工支援建设，并在郊区招收300名青年农民为正式职工，又从市“五七”干校选调200名干部参加管理和劳动。要求昆一钢当年建成，当年投产，当年产钢3万吨，钢材2万吨。在会战人员的日夜奋战和全市各行各业的支援下，会战8个月，建成拥有1.5吨容积的3座电炉和4座转炉的炼钢车间，有400毫米轧机及配套设备的轧钢车间，以及白云石、沙型、机修等辅助车间，职工达2700多人。1971年5月投产，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当年仅生产钢锭3132吨，再生铁3530吨，远未达到设计能力。昆一钢厂的决策失误，在于领导者不顾发展钢铁生产必须具备的条件，搞了“无米之炊”。在一无矿山、无矿石来源，二无充足能源，三无技术条件、设备落后的情况下，盲目上马。从1971年开始生产就连年亏损，成为昆明市的头号亏损大户，至1978年撤销昆一钢时，累计亏损达3500万元。与昆一钢同时建立的还有矽钢片厂，投资近百万，最后一片也未生产出来。昆明市工业的盲目上马，直接冲击了全省的计划，受到省革委的批评。
1970年是“三五”计划的最后一年，由于局势平稳，生产秩序正常，虽然某些决策失误，但工、农业生产仍取得较大幅度增长，国内生产总值8.76亿元，增长25.7％，农业总产值2.77亿元，增长13.4％，粮食总产量61.79万吨，增长13.1％，是历史高产年，工业总产值14.52亿元，增长27.2％。地方财政收入2.24亿元，增长86.7％。成昆铁路经过几年的努力，建成通车，昆明平板玻璃厂建成投产。
1970年国民经济取得的较大进展，掩盖了盲目建设带来的基建项目偏大、项目过多，积累率过高，工农业之间，重工业与轻工业之间比例失调等矛盾。1971年的经济建设，继续追求“四五”计划的高指标，提出粮食要从上年的6.1亿斤提高到8亿斤，钢铁大会战要求完成重建昆一钢任务，各县(区)上小铁炉，供给生铁原料，下达全市完成5万吨钢铁回收任务。并投资150万元修建公路开采富民县款庄煤矿，解决焦煤紧张问题(因未经调查和科学论证，开采后发现煤质不好，不能炼焦，被迫停产)。3月，市革委提出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解放军”运动。农业争取一、二年内粮食亩产800斤，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业要加强基础工业，发展原料工业，大搞综合利用，多快好省完成计划任务。此时，全市已出现蔬菜、肉食、禽蛋、卫生纸供应紧张，但仍没有引起重视，继续大办五小企业(小钢铁、小机械、小化肥、小煤窑、小水泥)，扩大工业基本建设，使85％的建设基金用于冶金、机械等重工业，不仅挤占了一轻、二轻工业和街道工业的建设投资，严重影响日用工业品的生产和供应，加剧了产业结构的失调，也影响了城市维护和支援农业的资金严重不足，市政设施“欠账”增多，农田水利建设资金缺口加大。1971年虽然力图实现跃进计划，建立星罗棋布的小而全工业体系，力争主要产品实现翻番。但因“四五”计划的高指标不切实际，加上政治运动的影响，尽管国民经济有较快发展，仍没有完成计划指标。这一年完成国内生产总值9.6亿元，增长9.7％，工业总产值15.8亿元，增长8.8％，农业总产值2.86亿元，增长3.1％，粮食总产量58.07万吨，下降6％，地方财政收入2.41亿元，增长7.5％。
进行国民经济调整，经济工作出现转机
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后，周恩来总理主持中央工作，国务院采取各种措施，在1972年至1973年，对国民经济进行初步整顿和调整。昆明市根据国务院指示，大力压缩基建规模，精简职工人数，加强对劳动工资管理，调整农、轻、重的比例关系，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的首位，并调整“四五”计划原定的过高经济指标。1972年国民经济计划，根据“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按农、轻、重的秩序，进行调整，做到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粮食计划由8亿斤调整为7亿斤，比上年增7000万斤，要求蔬菜、肉食自给。工业总产值计划7.3亿元，比上年增10％，重点抓钢铁，化肥、农机。3月，根据中央“不要围湖造田”的指示，市委决定，除内湖“围湖造田”工程基本竣工外，其余县、区围湖工程立即下马，造成的损失由市给予适当补偿。同时，贯彻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重申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改变大寨式政治工分，恢复定额管理，实行粮食征购到队，一定五年不变政策；提倡私人养猪，重新分配自留地、饲料地，恢复农贸市场，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针对全市60个公社中，山区、半山区公社43个，耕地面积占总耕地50％，但产量很低的实际，全市开展了农田基本建设的群众运动，发动群众向山区、半山区进军，大造大寨式梯地，坝区搞条田化试点；贯彻“蓄、小、群”水利建设方针，增加灌溉面积，改造低产田，做到“以土为主，水肥结合”，保证当年增产。并组织各行各业、尤其是工业大力加强对农业生产建设的支援，做好为农业服务的工作。
工业战线，通过传达全国和省计划会议的精神，强调“批林”要联系昆明经济战线的实际，反对林彪鼓吹的空头政治，反对“无政府主义”，加强统一计划，整顿企业管理，落实党对干部、工人、技术人员的政策。在整顿中，市委通过整风，纠正了市委领导的“主观主义”作风和错误决策，压缩了效益差的基本建设投资。在企业中恢复和健全了岗位责任制、考勤制度、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验制度。明确企业要抓产量、品种、质量、原材料、燃料、动力消耗、劳动生产率等七项指标。对“划线站队”后形成一派掌权，生产管理混乱的企业，首先解决班子问题，进行整顿。4月，市委第四次全委(扩大)会议召开，市委作出《关于保证完成一九七二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定》。要求按照中央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经济政策，特别是农村经济政策，加强计划观念，严格经济纪律，认真执行财经制度，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1972年，通过“批林整风”，一些极左政策和措施受到批判，城市、农村进一步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贯彻各种经济政策，大部分干部、技术人员得到解放、恢复工作，工厂企业中正常的生产秩序得到恢复，国民经济继续好转。从1970年到1972年，昆明市学习大庆石油大会战的经验，集中人力、物力、财力，组织各方协作，进行了钢铁、汽车、手扶拖拉机、农机、化肥、水泥、自行车、化工原料等生产、建设的会战，虽然其中有决策不当，效益不好或全无效益的，但三年建设，工业基建投资4.26亿元，新增固定资产2.51亿元，新建改建了手扶拖拉机厂、云南白药厂等一大批工厂，试制和批量生产了多种新产品。如光学仪器厂试制成功“动态光电显微镜”；昆明机床厂试制成功光电光波比长仪、大型双柱座标镗床；全市增加了化肥、农用钢材、水泥、手扶拖拉机等生产能力。1972年，全市工业企业1305个，比1968年增长68％。完成国内生产总值10.54亿元，工业总产值17.25亿元，增长9.2％，农业总产值3.21亿元，增长12.3％。粮食总产64.63万吨，增长11.3％。地方财政收入2.64亿元，增长9.8％。
1973年，省委调整加强了昆明市委领导班子，使更多的老干部回到领导工作岗位。市委在总结、检查前几年工作的基础上，提出“转变作风，扎扎实实地开展工业学大庆，特别要把工业支援农业的事情办好”。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继续组织机械、化工、建材、农机等工业会战，新建改建一批工厂，奠定了手扶拖拉机生产的基础，农用生产资料的生产有较大增长，为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创造了条件。这一年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到云南传授经验，向省、市干部群众5万多人作报告，并与省、市负责干部座谈。4月，市委向省委写出《向陈永贵学习，乘东风学大寨，大鼓革命干劲，迅速掀起春耕生产高潮的报告》。决心做好几件事：(1)抓紧“批林整风”，推动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深入开展；
(2)鼓足干劲，搞好春耕生产；(3)学习陈永贵，转变市委领导作风，深入群众，调查研究；(4)加强班子建设和党支部建设；(5)全党办农业，各行各业支援农业，大打大办农业总体仗。
市委制定的1973年的经济工作指标是：农业抓好农田水利、改土工作，粮食比上年增长8％，生猪增长14％，大牲畜增长4.8％，蔬菜增长8％，鱼、水果要大发展。工业要把化工原料、钢材、钢铸件搞上去，工业总产值比去年增长8％以上，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财贸工作要抓好粮、煤、菜、肉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商品购进、销售要求比去年增长8％和10％。财政收入增长5％以上。为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更广泛地动员群众，恢复了市计划委员会，逐步恢复了各委办局；召开市第八次工会代表大会，第七次妇女代表会议，发挥工人主力军作用，妇女半边天作用，促进生产快速发展。
1973年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经济运行情况最好的一年，连续四年的形势稳定，尤其是“九·一三”事件以后，周恩来总理领导全国进行纠正左倾错误的一系列措施，受到全市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经济形势逐年好转。1973年完成国内生产总值11.90亿元，增长12.9％。工业总产值19.44亿元，增长12.7％，农业总产值3.59亿元，增长11.8％，均是超计划完成。粮食总产量73.79万吨，增长14.2％，再创历史最高纪录。国民收入10.44亿元，增长10.9％，社会商品零售总额5。8亿元，平均每人购买力149.07元，增长0.9％，地方财政收入2.85亿元，增长7.9％。
政治动乱迭起，经济再度反复
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四人帮”及其在云南的帮派体系再次掀起动乱，在全市制造事端，鼓吹“打内战”、停工停产的行为是“反潮流”，叫嚷“不为错误路线生产”。不少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干部被打倒、打跑，无法领导和组织生产，一大批工厂企业停产，工业生产从二季度开始下降。这次大反复，使落实政策后恢复工作的领导干部再次被打倒，初步恢复的规章制度和正常工作秩序被打乱，经济情况再度恶化。全市国内生产总值10.37亿元，下降12.8％，工业总产值18.57亿元，下降4.5％，农业总产值2.81亿元，下降21.7％。粮食总产量49.69万吨，下降32.7％。地方财政收入2.92亿元，增长2.3％。
1975年，在全国各方面工作陷入严重混乱状态下，邓小平根据毛泽东“要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明确坚定地提出进行全面整顿的指导思想。云南省委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形成省委第26号文件。市委坚定地贯彻省委文件精神，提出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全市郊区三年内普及大寨县，坝区粮食上双纲，山区粮食上纲要(亩产800斤)，制定农田基本建设、农机、化肥生产规划方案，成立农业机械化领导小组。全市组成1600多名干部的“农业学大寨”工作团，由市委第一书记带队，以大批促大干，掀起大干社会主义高潮。农田水利制定了五年规划，从1975年冬开始，用三年时间，建成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农田90万亩，水利化程度达85％以上，山区、半山区平均每人一亩水浇地，坝区全部实现“条田化”。工业战线经过整顿，特别是学习贯彻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决定的通知和万里同志解决铁路问题经验之后，市委首先整顿班子，要求干部坚守工作岗位。经过几个月的整顿，全市经济形势迅速好转，产品、产量显著回升。全年完成国内生产总值11.80亿元，增长13.8％。工业总产值18.20亿元，下降2％，农业总产值3.60亿元，增长28.1％，粮食总产量75.51万吨，增长52％，再创历史最好水平。地方财政收入2.89亿元。
昆明市国民经济“三五”、“四五”计划总体情况
“三五”与“四五”计划(1966～1975年)时期，规划指标未能实现，但仍保持一定发展速度。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工业生产重产值，轻效益，重重工业，轻轻工业。农业生产重粮食、生猪，轻林、牧、副、渔。由于10年动乱，国家职工年均收入由1965年的578.1元减到1975年的571.3元，农村社员纯收入由66.4元减到53.2元，人民生活长期困难。但由于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对左倾错误的抗争，农业生产条件得到部分改善，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4.9％。工业新增的基建项目形成了一定的生产能力，工业总产值年平均递增6.47％(1980年不变价)，五小工业得到一定发展，钢铁，手扶拖拉机生产能力有所扩大，但经济效益差。科技事业总的是陷于停顿，但也有少数科技人员在逆境中坚持科研，试制成功了科技含量高的新产品。1976年初，发动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受到人民群众广泛的抵制，从周恩来总理逝世之日起，全国人民与“四人帮”的斗争呈现公开化的势态。云南“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在他们篡党夺权的最后肆虐中，再次把昆明市的社会秩序搞乱，造成的损失是：国内生产总值仅完成8.03亿元，比上年下降31.9％。工业总产值11.65亿元，下降36％，农业总产值3.30亿元，下降8.4％，粮食总产量64.18万吨，下降15％。地方财政收入1.92亿元，下降33.6％。而人口，由于“文化大革命”时期，无视计划生育，全市10年净增61万余人。

http://ds.km.gov.cn/c/2011-07-14/475386.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