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橦：我的化肥厂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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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七十年代，国内掀起一个“小化肥”风潮。当时我正在河北省阜城县城中学教书。    75年岁末，人们在物资奇缺，枯燥乏味中辞旧迎新，传来了省里文件，县县要办小化肥厂。县委又来了“头等大事”，成立个化肥会战指挥部，我和太太榜上有名。    我们70年从北大毕业后分配到这里，插队一年半后，学物理的去铁厂，学技术物理的去农技所，学无线电的去电机厂。都是几十人的小作坊。没有“化”字沾边的厂子，我们学化学的只好当孩子王，还只能教语文、教数学。现在好了，名归实至，混入工业界。   虽然年产只有三千吨合成氨，对这个县可是高精尖，巨无霸。指挥部由一个县委常委挂帅，相关的计委，工业局，物资局，电力局等部门出局长或副局长。从公社和县单位调了三十多个干部，可谓精兵强将云集会聚，各路人马济济一堂。   学”化”字的大学生也几乎一网打尽，有十来个。  别看学的化学，又在农村呆了多年，化肥我还没见过，更没用过。合成氨能做氮肥，也是第一次听说。但我知道，生产它用到三个最简单的化学反应，煤和水生成一氧化碳和氢气一氧化碳氧化成二氧化碳，氢和氮气生成氨。小儿科的很，学过化学的初中生不知道都得打屁股。  除此以外，都是些生产流程，设备结构，工艺管理的事，属于化学工程，我们没学过，是门外汉。  省里提供全套安装图纸，其它全靠地方白手起家自力更生，空手套白狼，做无米之炊。  最难的是50万元的资金。会战人员都是借调，工资由原单位发，施工安装的民工由大队记工分，可材料设备仪器都不是白来的，上面一个子儿不给。拿到现在，也就是豪宅的一个厕所或者中国大妈的几根项链钱，可五十年前，我们的工资才42块半，局长大人们也不过五十多，而且十几年零增长。50万是老鼻子了，一分钱还难倒英雄汉呢。        衡水地区在河北省十个地区最穷，阜城又是衡水十个县之最，一望无银啊。不过，难也不难，县里有法宝：摊派，集资，三下五除二一分，坐等收钱。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财务组，骨头里也要榨出油，谁也别想耍滑头，每天去催账。        十多个专用大型设备由省里定点生产供应，其它所有材料物资都靠自寻门路，无中生有。那个年头，连买火柴白糖都凭本凭票，钢材是国家控制，粥少僧多，我们简直是虎口拔牙。        县里有点存货，都划拉来也是杯水车薪。啃这块骨头的是”业务组”，撒出去人到周边各地，削尖脑袋钻营，各显神通，叫”跑业务”。我们在办公室等捷报，谁搞到了几吨钢管、谁弄来了几块钢板都是欢天喜地，如获至宝。阜城人落脚在外地又管点事的也不少，列入名单，或去信，或登门造访，要他们做贡献。这个县名人歌唱家于淑珍、京剧大师荀慧生，当然是不敢动脑筋的。        厂址选在离县城70里地的崔家庙，公路北侧。基建组先行，开始大兴土木。转年初，天寒地冻，白花花的盐碱地突然热闹了起来，机器轰鸣，打了四口大井，接着运来木头，卸下红砖，一排排一片片，每天车水马龙，很快盖起了仓库和办公室，崭新耀眼。砖房在阜城是稀罕物只有县政府几个少数单位才配。在满眼的土坯房中，化肥厂的档次可见不一般。        最重要的部门是安装组，主要由我们一批书呆子组成，管所有跟技术有关的事，物资局王局长任组长。        五金厂张厂长、机床厂陈厂长是副组长，属于两边跑。我也算一个，相当技术总监。从省安装队请来一个人，老谢，当顾问。        我三十岁，年轻气盛，又受宠若惊，拿出拼命三郎劲头，一方面恶补化工知识，一方面努力熟悉化肥厂的枝枝节节。        我们的第一个任务是复制图纸，熟悉图纸，把省里那套图全部描在透明纸上，送到外面熏图，复制出的蓝图分给施工部门。接着核对进货，分门别类，确定用途。无缝钢管，有缝钢管，法兰，三通，阀门…过去不知何物，渐渐都眼见为实了。        厂房基建开始后，我们也是大拿，解读图纸，检查预埋件和预留孔，核对设备底座和管线支架，最后拍板验收。设备来一个装一个，从吊装定位到紧固测量，都亲临现场。        盖成了一排办公室后所有会战人员都搬到了工地，没有周末，日夜忙活。大学生中有女同胞的特殊照顾，住到对面的老乡家里。我和太太住的是中学同事父母家，三间房腾出一间，白天吃食堂，朝出夜归。        房东指望着我们能把二儿子办到化肥厂，很客气，不过最后没能遂愿。我们有一个煤油炉和简单的做饭家什。        隔三岔五，我烧几个当地人没听说过的菜，带上一瓶衡水老白干，与领导打成一片，走上层路线。        各个组的一般工作人员是公社抽来的农业粮干部，在大队记工分，公社给一、二十元补贴。他们地位就比较低，年龄和我相仿，带着农民的狡诈和小官僚的势力，个个成熟圆滑。        这些人基本都是两个娃的爹了，记得有一次县计划生育办弄了一辆卡车，专门来抓他们，拉到县里做绝育，把他们吓的个个屁滚尿流，四处躲藏，看着他们怕做”阉人”惶惶然的样子，我好笑又同情。    我们有两辆卡车，司机是退伍军人。只要厂里没活，就到山西大同拉煤，一去几天。煤是我们的主要原料，消耗巨大。靠这样风尘仆仆长途跋涉，是否划算，天晓得，反正不关我们的事。        有一次一个业务员从铁路上走后门搞了一个车皮，运的煤够我们的车倒腾好几天，立了大功。        车在那时很金贵，没有点地位的人甭想搭车兜风。有一次老谢和五金厂张厂长跟车，路上他们车刮倒一对五十多岁的老夫妻，受害人滚到了沟里。他们的伤其实不重，送到了县医院。没想到这是个碰磁的，赖着不走了，狮子大开口要钱，少了没门。        后来听说他们暗示，坐在驾驶座的是张厂长，没有本子。我方虽然统一口径死不认账，但是理也不壮。大家轮流看望送东西，又动员各种关系施加压力，竟遇到个软硬不吃的主。        如此”刁民”，倒也有些骨气，最后可能还是出了血，才摆平此事。        六月，我们第一台大型设备锅炉进货，是唐山来的。探路的人报告说，进入阜城后要进过一座桥，年久失修，载重量也不够，有可能撑不住，而重修工程太大，肯定没戏。        这么大的事我可拿不了主意，只好矛盾上交。领导成员开会讨论，左右为难。张厂长一拍胸脯，他领人去加几个桩子，就是它了。车来时他在那盯着。大家表态，如果出事，集体担责，挨刀大家挨。        那场面我很感动，对农村干部真要另眼看待，他们不光会吃香的喝辣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敢担当，能拍板，不认怂，是汉子。于是我说，舍命陪君子，我跟张厂长一块去。        后来在施工安装中，需要冒险担责的情况还相当多，设计规定的材料就是搞不到，唯有以次充好，以小顶大，光讲究循规蹈矩办不成事，遇到这种情况只能咬咬牙，我只好大主意自己拿。        怎么着合理地偷工减料，是我在建厂中最为难以拿捏得一件事，也是个大学问。事实上，后来开工不久，跑冒滴漏就不少，水来土掩兵来将挡呗。        那台锅炉平安地运来了，大家心里石头落地，弹冠相庆。司机师傅是个大胖子，很爽快，说着好听的唐山话，带来了好多唐山小陶瓷。我也有一件，是个鸟形状的小酒壶，一倒酒就有嘘嘘响声。        我们开庆功宴，热闹了一天，约好运第二台锅炉时带来更多好玩的东西。        师傅回去后，爆发了唐山大地震，不幸遇难。想起他的音容笑貌，大家不胜唏嘘。        我们有两个资深业务员，当时也在唐山，被砸在了楼里，幸亏都爬出来了，死里逃生。这两个人长驻天津，住在东站旁边的东风旅馆，我去看过。        那个旅馆大都是各地的业务员，长期住户。好多人一间大屋子，堆满了做饭家伙，脏乱不堪。门外一排排煤油炉，像个大杂院，炊烟四散，收音机声此起彼伏。我才知道这些人的辛酸，这还不包括每天装孙子求爷爷告奶奶，打躬作揖呢。        地震后，大家都搬到院里的地震棚。我们也在村里庄稼地的深处，开一小片空地，架起一幅床，搭个帐篷。四周一片青纱帐，晚上听着蛐蛐的叫声和沙沙的风声，也挺浪漫，尽管有时风高月黑，打着手电都找不到自己的”家”了。        在那一住就是几个月，一直到天气冷了，才撤。        九月，毛离世。我们厂的几个头头正好在那个时候回县城时和另外一些头头喝酒，成了事件，一人弄个处分。其实这些当官的喝酒还不是常事，只是这回撞到了枪口，冤。我看他们也不知悔改，照样喝。        不过那时没人用公款，都是自掏腰包，最多由我这种冤大头买单。那年头都不关心政治，什么国家大事，小道消息，不在人们的话题。我只记得开过一次批判四人帮大会，大家非说我学问高，作个主题发言，强拉硬扯地把江青一伙说成“破坏我国化肥事业的罪魁祸首”。        地区也成立了一个化肥会战指挥部，时不时开个会，组织各县交流。冀县那个管技术的，叫“顾二熊”，也是教书匠出身，脱颖而出。他们县有钱，建厂进展快，老顾又有主意、有魄力，很快被领导看中，先是调到地区化肥会战指挥部，接着到工业局，后来到秦皇岛当副市长，最后官升至全国合作供销总社副主任、河北省副省长。        别说什么生不逢时，别说什么领导不公，我们当初都在同一个起跑线，命运给了同样的机会，有本事有能力就能上，你揽不来那格瓷器活是因为没那个金刚钻。        化肥厂的安装拖拖拉拉搞了两年多，拿到现在也许两个月就够了。其间，我几乎每天都扑在工地上，每个细节都要过目。十几个大设备怎么运转？上百个阀门都是管什么的？万米管线走的是上下水，还是什么气？多少压力？我都如数家珍。        有个机修车间，什么车工、钳工、管工、焊工的活，我都去碰碰，以我的地位，别人也不能不教我。        我太太任务比较简单，筹建一个中心化验室和变换、合成两个车间化验室，并带两个徒弟。那是精细活，厂里的明珠，土干部看了就眼晕，一窍不通，随她游哉悠哉。        进入78年，人们满怀希望期待，我的命运更是跌宕起伏，一波三折。        化肥厂投产在即。尽管县里砸锅卖铁，再也拿不出几万块钱，增加一个”碳化车间”了。有了那个车间，液体的合成氨转化成颗粒的碳铵，肥效会大幅提高。但这在设计中只是一个选项。氨在常温下是气体，靠高压变成液体，极易挥发。我从书本上知道，要深挖深埋才能保持在土里，施用并不方便。而且合成氨是碱性，衡水一带都是盐碱地，对土壤也不好。对这些疑问，我至今也没整明白。        第一批工人招来了，不是官二代就是硬后门。全体生产人员到衡水地区化肥厂培训一个月，每人还发了一身工作服。        正经的工作服都是劳动布做的，厚、结实、耐洗。我们的那身却是一种再生布，便宜货，粗糙得很，土气十足。这对我是进入工人阶级队伍的象征，不再是臭老九了，挺美。有一次回天津也穿着这身，别人叫我”老师傅”，我心里美滋滋。        到书店买书指着一本要拿来看看，狗眼看人低的小售货员眼皮也不抬，说：”这书要弄脏了我们可卖不出去了啊!”        我一拍台子:”少废话，书我买了!”        我们在衡水化肥厂跟那里的工人和技术人员摸爬滚打，请教切磋，享受着碌碌有为的快乐。三班倒别人上一个班，我要上一个半。锅炉、造气、脱硫、变换、压缩、铜洗、合成，各个车间轮流转，和工人一样操作，哪出了问题，就跟着人家技术员屁颠屁颠往那奔。        埋头拉车猛然看路时发觉我们安装组的大学生们正在胜利大逃亡。老赵两口子，文革前就来到阜城中学，调到了新开工的沧州大化。单身汉小寇跑到了他姐姐所在的陕西。另一个单身小侯，竟然回了天津！还有两个从外厂借调来的，回了本厂，不久也走人了。我们同来的十几个北大学生除了我们俩早光了，后来结交的外校大学生也纷纷脚底抹油。        人去楼空，曲终人散，每天闹哄哄背后我们心中的空荡荡，悲切切，无以言状。        不能坐以待毙，兔子急了也会咬人，我们总算找到一个关系，搭到当时沧州地委组织部长，恰巧他又认识阜城县委书记宫培林。一封只有几十个字的毛笔信就把事情搞定了。        我关系所在的文教局不敢怠慢，立马放人。接受方早由我的小姨子联系好了，开封第三中学。不算理想，可毕竟也回城了。78年初一天，云开雾散，阳光灿烂，当我得知档案已经寄出时，大大舒了一口气，心里喊：解放了！        谁说煮熟的鸭子不会飞？我们的头儿张主任听说此事，急眼了，一封信反映到了地区，说“李橦是我们化肥厂唯一掌管全面技术的，他要走了，请地区再派一个人来”。管化肥会战的地委张副书记大怒，据说训斥了宫书记，“这个老九绝不能走！”        短短两个月，我的命运冰火两重天。那份档案又要了回来，竹篮打水一场空。        噩耗传来，真是天塌地陷，万念俱灰!        但是天无绝人之路。四月份，一个峰回路转，传来了北大招回炉班的消息，太是时候了！我们虽然经历一番周折，文教局总算同意报了名。事情很快，化肥厂没有我们的人事权，没插上手。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如果真调到了开封，初来乍到，保不定报名还不批准呢，命运就这样在夹缝中给了我们一线生机。        这时化肥厂已经正式投产，我一心二用，白天在车间巡回往返，解决实际问题。晚上在宿舍挑灯夜战，解决书本问题。        记得最惊心动魄的一次是煤气管道泄露，需要补焊。按常规应停产，先用空气置换，至少耽误两个班。冒险的办法是带气操作，里面压力大，火不会往里窜。        理论可行，但谁也没干过。我横下一条心，下死命令，现场陪同，总算解决了。把我紧张得一身冷汗，手脚冰凉，后怕啊。化肥厂真不是久留之地，摧残神经，得赶紧走人。        七月份到石家庄参加了考试，回来没几天，化肥厂正式挂牌。大学生只留下了两位女的，一个当厂长，一个当供销科科长。我和妻子储国蓓则按省里最新指示，稳定教师队伍，打道回府送还文教局。        我这个”顶梁柱”曾经呼风唤雨，一个猝不及防就被扫地出门了！想起文革时常听到的一句话：飞鸟尽，弓箭藏，狡兔死，走狗烹。        当时想不开，气急败坏，如丧考妣，甚至硬着头皮去找宫书记，但是木已成舟。后来还是明白了，我本来一心想走，干嘛还吃只碗里看着锅里呢。没有留我，实际给我走人开了方便之门，否则我考上了北大回炉，他们死不放，才是大麻烦。还是那句话：祸福相依啊。        我留在文教局当了小干事，主要是往下面跑、调研、写材料。多次途经崔家庙化肥厂，因为心里耿耿于怀，因此过而不入。看着锅炉，造气两个车间放出的浓烟滚滚升天，合成车间排出的废水流入河沟，甚至闻到两个液氨储罐放出刺鼻的臭味，也看着农民赶着马车拉着大桶，来装液氨，心里五味杂陈。        九月，我们双双被北大回炉班录取，跟阜城拜拜。我们到处告别，却没去化肥厂。那里有我的汗水和快乐，也有我的辛酸和遗憾。        七十年代，中国建了约1500个小化肥厂，沧海桑田，大浪淘沙，存活下来的不足五百个，象衡水地区的冀县，深州化肥厂，都更新换代成了大厂。其它大部分倒闭了，不在了，阜城化肥厂就转产成了染料厂。“小化肥”被埋入了中国历史的记忆，也埋入了我的历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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