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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观“一二、一九绝食”
这次绝食，大概算新疆文革中的第一次绝食，我亲眼所见，而且弟弟还参加了进去，饿了好几天，值得一记。
新疆文革基本分两大块，地方和兵团。在地方，主要以新疆第一把手王恩茂划线，打倒王的算造反派，保王的是保守派。而在兵团，我就闹不大清他们造反派主要打谁。但因为石河子两大学院（农学院和医学院）中有许多我们的中学同学，他们都是造反派，我们也就同情他们这一派。
刚才上网查了查，才知道兵团当年文革的派系，简单概括，就是以张仲瀚为代表的兵团元老，和丁盛、裴周玉等新贵间的矛盾斗争。造反派要打倒丁、裴，而保守派则要打倒张。
到了1966年12月，兵团造反派忽然在乌鲁木齐贴了许多大字报，好像大有与丁、裴“血战到底”的架势，具体写了些什么，我看不大懂兵团的派系和事件，只记得一副对联印象特别深——“阴谋家耍阴谋阴谋破产，造反者学造饭造反有理”。原来学生造反，而食堂的大师傅则支持校领导（我们学校也是这样），大师傅宣布罢工，不给学生做饭，学生只好自己做饭，于是出现了这样一副有趣的对联。
我以为这副妙联一定是出自我的同学，兵团农学院的罗昌宏的手笔，因为他在中学就已经是文学爱好者，开始写小说了，是我的偶像。后来见到他一问，才知不是他所为，可知兵团学生中也是人才济济。
到了12月19日，兵团学生忽然宣布集体绝食，都住进了乌鲁木齐昆仑宾馆，也就是俗称的“八楼”。后来西部歌者刀郎有一首歌唱道：
2002年的第一场雪,比以往时候来的更晚一些。
停靠在八楼的二路汽车,带走了最后一片飘落的黄叶……
歌中的“八楼”就是绝食的这个宾馆。有些内地来新疆的旅游者，因仰慕刀郎的歌，还专门跑到“八楼”站看看“二路汽车”，我觉得很可笑，因为那实在是一个最普通不过的公交车站，一点儿风采都没有。
停靠在八楼的二路汽车,带走了最后一片飘落的黄叶……
不过当年这个宾馆可是全新疆的最高建筑，文革前只有省级领导开会才能住在里面，所以八楼就成了省级领导的象征。
文革开始后，有一次我们新大学生要找王恩茂质问一件什么事，居然追到了“八楼”——当然不可能找得到，我们干脆在八楼餐厅的椅子上坐着睡了一夜，这是我生来第一次“住进”高级宾馆，感觉自己一下子成了贵宾。第二天早上宾馆给我们吃了一顿对领导来说最简单的早餐：稀饭、咸菜、面包，但对于贫穷的我们来说，已经是一生中最美味的早餐，那咸菜一定是北京六必居的，跟串连时吃过的咸菜完全一样，好吃极了。
12月19日这天，兵团学生进驻“八楼”，既不是去吃面包咸菜，也不是“学造饭”，而是专门在那里表演“不吃饭”，就是要给自治区的大领导们看看。
也许有人奇怪，文革中各地的静坐绝食，大都发生在广场，乌鲁木齐为什么非得在高级宾馆里呢？原来那时已进入冬季，宾馆有暖气，起码不至于冻死。
在文革前，经常可以从报上看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人们示威游行，静坐抗议，但好像还没有发展到绝食的地步。绝食这事儿我们只在中国的革命烈士传记中见到过，比如白公馆、渣滓洞中的共产党员，动不动就绝食，狱方抬出香喷喷的大米饭红烧肉，摆在那儿诱惑，却永远不起作用。现在文革也居然发展到绝食了，感觉新鲜好玩，好像我们也进入了革命历史。
兵团学生的绝食，引发了地方学生的支援，于是许多乌鲁木齐的学生也参加了进去，就连在乌鲁木齐参加文革的我的弟弟，也加入了绝食行列。可能有些学生并不真痛恨谁，只是想体验一把没玩过的游戏。
弟弟生得白白胖胖，三年大饥荒他也没我饿得厉害，我饿得黄瘦时，他依然白胖，怪不得敢去绝食，有的是脂肪储备。大饥荒对我来说是生命中最可怕的梦魇，那时经常饿得半夜睡不着，痛苦万分（见我的博文《饿汉饥》）。现在好容易不那么饿了，我可不愿意傻呼呼参加什么绝食，自己找罪受。
那天中文系同学夏老夫子约我去看看绝食现场，他是中文系高材生，有强烈的写作欲，总以“未坠青云之志”自诩，文革写大字报出小报正是他施展才华的好机会。他不会放过采访这件全市最轰动事件的好机会，而我只是为了陪老朋友转转，顺便看望弟弟。
我们进入八楼后，见满屋子傻瓜学生，在地毯上，沙发上躺了一地，奄奄一息，有气无力。当然，宾馆并非国民党监狱，并没有抬出喷香的大米饭和土豆烧牛肉来诱惑学生。我找到弟弟，饿了两三天，依然白胖，只是那微笑有点儿吃力。我奇怪如此厉害的饥饿怎么一点儿没消耗他的脂肪呢？
问他感觉怎么样？他勉强保持着微笑，用微弱的声音说：刚开始那天稍有点儿难受，这两天反倒不饿了，没什么感觉了。
奇怪！怎么越饿还越不饿了？难道解放前那些饿死的饥民都是这样幸福而平静地去世的吗？如果不饿了，他们还何必啃草根树皮？真是饱汉不知饿汉饥，我这个多年的饿汉反倒不大理解绝食是怎么个体验了。
又听说弟弟的同学张鉴文君饿昏过去了，是靠打点滴才救过来的。我这才知道，绝食这游戏，有人适合玩，比如白胖的弟弟，咋饿都没事儿，有人不适合，比如张同学，一饿就完蛋。张同学我见过，甚至比当时的我还瘦得多，简直就是皮包骨，一点儿脂肪储备都没有，焉能抗得住？
看弟弟没啥事儿，我也放心了，跟夏夫子回了学校，不知道老夏后来写没写《绝食斗争见闻》。
当时对方说，造反派的绝食是假的，其实偷偷躲在被子里吃饼干。我不能保证绝对没有这种“贼大鬼”，但我可以说，绝大多数同学还是真绝食，起码弟弟是真的，我了解他的性格，那时的他才刚刚二十出头，幼稚得很，对文革充满理想。我虽然因为怕饿没参加，但如果真参加，也绝对不会偷吃饼干，那时我们都天真得要命。不过——如果宾馆真抬上来一大桶香喷喷的大米饭和土豆烧牛肉，我不能保证饿昏了头的自己是否还能坚持得住。
大概又过了一两天，绝食抗议终于获得“胜利”，好像中央答应了造反者的要求，估计也就是中央宣布认可绝食事件，被抗议的领导们（忘了是丁、裴，还是王恩茂）做了个检讨。据网上说，这次事件中央指定由王恩茂将绝食代表送至北京。“一二·一九”事件最后是由周恩来接见绝食学生代表直接解决的。
刚才又听说一件更可笑的，现在的琴友泳友，当年二中一位女同学，也闹着要去绝食，母亲怕孩子饿坏，先美美垫了一顿香喷喷的大米饭和土豆烧牛肉，然后雄纠纠去绝食，不料刚绝了两小时，宣布胜利了，绝食结束了，当局赶紧给同学们端来饭，看别人狼吞虎咽，自己却撑得一点儿吃不下，这也算绝过食吗？这不是白白浪费家里的钱粮吗？
我又急忙去看望弟弟，才知道弟弟已经回了家。回家一看，躺在床上的弟弟说，一开始宾馆只给喝稀饭，不敢吃干的，大概怕撑死。喝了两顿才敢正式吃饭。那时挨着整的母亲正在家里忙活着，给弟弟补充营养。
我想象着宾馆里那香喷喷不限量的白米稀饭，看看弟弟，依然白胖，而且劲头儿也比绝食那天大了许多，说话也有了底气。经过一番绝食，似乎元气丝毫未损，真是奇迹。
待我们都年过半百之后，最终得了糖尿病的还是倒霉的我，而非绝过食的弟弟，说到底我的元气还是不如他。
顺便说一句，那位当年饿得昏过去的张同学，晚年胖大得简直换了一个人，而且也跟我一样得了糖尿病。如果我当年也参加，结果肯定也是一样地昏过去。
总结：这世界分两种人，一种适合绝食，一种不适合。以后如果再进行类似斗争，建议先用医学手段检测，让适合绝食的同志去绝食，一饿十天八天都没事儿，英特纳雄奈尔就一定会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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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0-7 16:59: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