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贝：“文革”中位高权重的总理联络员

yangharrylg

文化大革命中担任国务院或者叫周恩来联络员曾经是无尚荣光的事，很多人因此被列为提拔对象。


笔者的部队有两位，一位是师副政委张化泉，另一位是团政委吴士雷。这两位都曾在国务院总理联络办公室工作过，是负责济南军区的联络员。之所以选调他们，很可能因为当时坦克二师虽然隶属于济南军区装甲兵，但装甲兵是兵种部队，由军委装甲兵司令部垂直指挥。相比之下，与济南军区所属部队隔一层皮，能够满足“中立”的条件。他们从总理联络员办公室撤出后，在拟议中进班子后选人中，一位拟任济南军区副政委，一位拟任济南军区后勤部副政委。后来由于文革结束，转身成了文革中的“跳高”人员，不仅结束了政治生命，而且长时期受到审查。事实上他们只是跑腿的，干着上情下达，下情上传的工作。后来虽然没有查出“罪行”，却从此没有再任用直到退休。


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的前期是刘少奇邓小平主政的，周恩来基本靠不上边。刘邓下台以后，中央应当是林彪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然而这个人懒散惯了，根本是出工不出力。逐渐中央日常工作转移到周恩来身上，林彪有时连中央召开会议都以身体原因推托，让夫人叶群代表出席。如此以来，中央日常工作，包括文化大革命工作的重担都压在了周恩来身上。


不了解情况的人都以为中央文革在文化大革命中权势吓人，其实这些秀才们只是制造点概念，喊几句政治口号，具体落实工作全在周恩来的掌控之中。可以说离开了周恩来，中央文革将一事无成。


周恩来靠什么了解和指导文化大革命呢？靠的是联络员。


联络员是居于两者之间进行沟通、传递信息、进行协调的人员。国务院在文革时有两个机构不容忽视，一个是1966年7月下旬成立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秘书厅文化革命联合接待室（简称中央联合接待室），另一个是1966年８月成立的总理联络员办公室。这两个在当时是正式机构。


中央联合接待室最初的负责人是李梦夫（国务院秘书厅副主任）、马永顺（国务院秘书厅信访处处长）等。中央联合接待室主要接待文革期间的来访信访工作，由国务院管理局负责提供经费、住房（十几个招待所）、车辆、医疗、饮食服务等后勤保障。至1966年年底12月初，为适应需要，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中央联合接待室改换成总参谋部派来的工作人员。王朋（总参军务部副部长）为主任，王真吾（总参三局政委）、戴伏兆、李樸群、崔醒农、葛明光、孙有政、申文杰、朱振中、朱光、王月质、苗鹏飞为副主任。下设办公室（主任刘文亭）、华东组（组长裴士珍）、华北组（组长陈国材）、中南组（组长王子章）、东北组（组长豆济平）、西南组（组长苏行）、西北组（组长林检）和北京组（组长丁明）。受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和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直接领导。这个接待机构并非是后来各级机关公关招待的接待处，而是接待以红卫兵和群众组织为主。既为他们来京提供保障，又解答和处理相关问题。此机构于1967年12月撤销。


1966年8月，周恩来为了做好红卫兵上访，处理文化大革命有关事务，决定成立“中央和国务院联合接待室”，选派各方面没有争议的人物担任联络员。周恩来点名1938年入伍的国防工委炮兵教导大队党委书记兼政委宋杲担任接待室主任。


当时规定，接待室由周恩来总理直接领导，向总理直接汇报工作。每天要有书面汇总报告，紧急情况可以使用红电话，具体事可以直接找秘书长周荣鑫或者副秘书长许明。


由于接待工作繁重，联合接待办公定既要接待各地红卫兵和群众组织请愿、上访上告、揭发“走资派”、送大字报和要求安排毛泽东接见的，又要处理红卫兵组织要求揪斗党政军高级领导人的事情。1966年9月，周恩来为了减轻中南海的压力，让办公室搬到人民文化宫办公，并任命宋杲为自己的联络员，配备了两个助手。宋杲成为周恩来第一个专职联络员。


1967年初，在周恩来的指示下，“中央和国务院联合接待室”撤销，转而成立总理联络员办公室。


国务院从各部委和军队抽调司局级和师以上干部二三十人做为联络员，按地方大区和北京市分编为：东北、华北、华东、华中、西北、西南和北京市七个组，对口开展工作。宋杲负责总协调并担任总理联络员办公室党支部书记。宋杲在劳动人民文化宫里的办公室撤销，全体工作人员编入总理联络员办公室。


总理联络员办公室的任务是：了解各地区和各部门的情况向总理汇报；传达周总理指示，指导文化大革命运动；了解各地情况，排解纠纷；协助总理处理解决紧急事件和督促检查问题；安排周总理的接见事宜等。


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童小鹏、二级部部长刘西尧、北京军区后勤部副参谋长王维汉、公安部办公室副主任孙宇亭等都担任过总理联络员。同时，从军队调集许多干部充当各地联络员。


后来人为了宣传周恩来，把总理联络员的主要工作放在保护老干部和民主人士上，忽视其在文化大革命进程及各个运动中的作用，这是偏面的。


事实上文化大革命中许多地方的支派支左、派性斗争、揪斗老干部、造反派的大规模行动等都有联络员的影子。他们既为文化大革命在中央的指挥棒下展开起了发动和宣传作用，又为群众运动起到煽风点火的作用，可以说既是放火者又是消防员。


就当时而言，总理联络员的位置很高，以至于1967年8月中央派出以民航总局政委刘锦平为首的调查组，到江苏南京、无锡、苏州等地调查和解决“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问题时，时任空军司令的吴法宪要求宋杲作为总理的特别代表同去。宋杲可以向中央代表团直接传达周恩来的指示，而当时的红卫兵小报以“周总理派特使赶赴南京”来宣传。


1969年各地革委会先后成立，军队以“三支两军”的形式介入各地政府，全国局势基本稳定下来。总理联络员办公室在1971年年初与吴庆彤（国务院秘书室主任）领导的秘书处合署办公，总理联络员办公室随之撤销，相关人员除个别仍留在秘书处工作外，大部分人员尤其是军队人员都回到原单位。


总理联络员在文化大革命中位高权重，他们反映的情况是周恩来决策的依据。他们的态度代表了周恩来的态度，对文化大革命具有指导性意义。


不排除总理联络员中有拉大树做虎皮之流，欺上瞒下，阳奉阴违。这些人依仗周恩来的势力，站在个人的立场上看待地方文革，看待群众组织，歪曲周恩来的指示。但是，周恩来显然非常信任这批人，许多全国发生的大事件周恩来都派出联络员参预指导处理。


文革之后，虽然中央没有明文定论总理联络员在文革中的作用，却对担任过联络员的人以“三种人”（即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进行审查，很多人因此被整肃。


总理联络员办公室，即使在文革之后许多人仍语焉不详。所有的回忆文章只是从保护老干部一方面讲起，这种政治语境下的偏面思考并不能代表总理联络员在文革中的作用。


从一方面讲为稳定国家秩序，保护老干部起了协理作用。从另一方面讲担当了“密探”和钦差大臣的双重职能，是文化大革命值得探讨和研究的一股力量。


如果把总理联络员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展现在面前，人们会惊奇的发现，文化大革命许多重大事件原来是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操控下进行的，四人帮只是一群敲边鼓的角色。


http://www.botanwang.com/node/12877